甘南州图书馆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甘南藏区在1953年春，顺利地进行了清剿国民党残余匪军的作战。经过30多次激烈战斗，共消灭国民党残余顽匪21股，歼灭匪特1853名，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1954年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种、禁贩、禁吸鸦片烟毒的运动，在3年内，基本上消除了种植、加工、贩卖和吸食毒品的恶劣风气。同时，州、县两级党政组织紧密配合解放军圆满处理了阿木去乎、晒银滩等地的流血集兵事件，妥善调解了许多起甘、青草山边界纠纷,维护了甘南藏区的社会稳定，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一、剿灭马良股匪
  解放初，在川、甘、青3省交界的广大藏区，盘踞着大小21股土匪。其中以国民党马步芳的团长马良和参事室少将高参马元祥为首的两股反革命武装，人数最多，危害最大。这伙匪帮在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和“国民政府游击委员会”的直接指挥下，纠集在“土改”、“镇反"中从内地逃亡来的恶霸地主、旧军官、兵痞、流氓等2000余人，公开进行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他们骚扰的范围是：东起今甘南州迭部县，南迄四川省西部的黄胜关、墨洼一带；西自甘南玛曲县的欧拉乡和青海省的河南县、同德县，北抵夏河县和临夏州的南部地区。以甘、川两省交界的郎木寺、包窝藏、迭部等地为中心，建立据点，扩充反革命势力。当时，甘南藏区处地偏远，地域辽阔，交通闭塞，政治经济落后。从1949年10月后，党虽然在夏河、临潭、卓尼3个县建立了县和部分区、乡政权，又于1952年6月由西北军政访问团帮助建立了中共洮源、欧拉工委。但由于解放前的土司制和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依然延续存在，党的工作就很难深入群众，也使甘南藏区仍旧维持着政治、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状况，广大藏族人民的生活贫困潦倒，苦不堪言。再加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各民族间相互歧视、仇杀，形成长期以来藏、回、汉民族间的许多纠纷和隔阂，这就为马良股匪在甘南进行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可趁之机。
  1950年，蒋介石与美国发动侵朝战争遥相呼应，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为在大西北的藏区建立反革命基地,发展反革命武装力量，于1951年2月委任马元祥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2路”司令,指挥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活动；任命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负责甘、川藏区的反革命武装活动。与此同时，曾窜扰在甘南碌曲县为匪的原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参议敏海峰，被盘踞于川西的国民党''川康甘青边区游击司令”傅秉勋，委任为“川甘青边区反共突击军直属第七纵队”司令。不久，傅又授以其参谋长刘华初以“川甘青边区反共突击军直属第九纵队”司令职务。这样，在甘、川、青藏区，直接受美蒋指挥和傅秉勋操纵的，以马元祥、马良为主要骨干的武装股匪初步形成。台湾当局为这帮匪徒先后7次空投各类物资，使得各股匪不断扩大。以马良为首的股匪发展很快，达到700余众，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甘、青、川地区的主要匪帮。马良为配合其主子反攻大陆，一是在广大藏区肆意造遥惑众，蛊惑人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和边仙桥股匪分别编印了《反共周刊》和《昆仑通讯》等，散发于藏区各部落及临夏、临潭等地。此外，还每日录抄台湾广播，编成“新闻简报”,分发给邻近各部落头人。二是煽动反革命暴乱,袭击基层人民政权。1952年5月，马良策动西仓、双岔9个部落头人，聚众2000余人,阻击解放军进兵川西，打伤解放军战士20余名，抢去机枪1挺，步枪2支。三是残酷屠杀我军政干部和无辜群众,疯狂抢劫国家和人民财产。1952年10月，马良股匪在夏河根隐山地带，惨杀博拉区政府秘书王维勤和县公安局股长刘兴德。是年12月，又在西仓至阿木去乎的公路上，阻劫军车，打死解放军战士5人,抢走全部军用物资。四是秘密组建反革命情报站，派遣特务多方搜集情报。1952年9月，台湾特务高尚俭等3人空降到马良股匪驻地后，当即成立情报小组，收集我党、政、军情报,呈报台湾。1952年秋,边仙桥在岷县、临潭组建反革命地下组织“反共复仇团”和“反俄抗共青年仁义救国军”,并向岷县、西固、武都、文县等地派遣39名特务，进行搜集情报等反革命活动。
  马良股匪的反革命暴乱活动，严重破坏了甘、青、川广大藏区的社会秩序，直接干扰了党在这里建立健全人民政权和实行民族自治，严重威胁着军政干部和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到广大藏区，使人民群众免遭匪徒的戮掠灾难。剿灭马良股匪势在必行,也是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1952年10月，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首长在成都共同商定了配合剿匪问题。决定由西南军区抽调5个团的兵力，协同西北军区部队作战。是年底，西北军区在兰州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并认真分析甘、青、川交界地区的匪情和岷情，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决定从西北军区抽调10个团的兵力，另加两个汽车连和5架飞机，作为剿匪的主力。1953年1月，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简称《剿指》）在甘南夏河县成立，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徐国珍任第一副司令员，高维嵩任第一副政委,朱声达任第二副司令员，朱侠夫任第二副政委,黄正清任第三副司令员，龚兴业任参谋长。第一线的剿匪指挥由徐国珍负责。同年3月，中共甘南藏区工委成立了甘南藏区剿匪委员会（简称《剿委》），黄正清任主任，王治国等10人任副主任，并吸收各族各界代表人士56人任委员。剿委即向各地发出《关于动员一切力量，完成剿匪任务》的指示。根据剿指的指示，提出坚决贯彻“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瓦解、开展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剿匪工作总方针，动员甘南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解放军剿匪。夏河、临潭、卓尼3个县组织动员了千余名民兵参战，抽派112名干部和积极分子随军当翻译。还筹集驮牛7669头，担架226副，加上临夏地区群众支援的担架队、筑路队、运输队等，有力地配合、支援了部队剿匪。
  针对甘南藏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地域等特点，剿委首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夏河召开甘南藏区各族各界联谊会，向民族宗教界人士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剿匪政策，共商剿匪大计，取得共识。争取他们靠拢政府，充分发挥剿匪中的重要作用，有数地孤立国民党残余股匪。其次，认真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剿匪方针，配合解放军各个剿灭股匪。剿委于1953年3月，在夏河成立了由135名干部和卫生、贸易、电影宣传、救护人员等组成的甘南藏区工作团，吸收21名有威望的喇嘛僧侣参加。工作团随军驻迁,认真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大力宣传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消除顾虑，安定人心。三是多次派遣在藏区影响较大的民族上层人士，深入区、乡、村和牧区帐圈，做宣传动员群众工作。接见各地的土官头人，向他们讲政策，并召开群众大会反复交代党的政策。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用模范行为影响教育群众。工作团成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剿匪纪律和群众纪律, 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剿指直属部队与33团，主动帮修色赤寺院出工达1.2万多个。骑1师用节约和缴获的物资，救济困难群众,给牧民发放饼干1580多公斤，衣物350余件。该师2团帮助老百姓耕地13.4公顷，打土块平整土地约220公顷。五是在约1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藏区，用飞机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剿匪政策，及时揭穿匪徒的谎言。六是发放救济粮款,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从1953年3月至7月底，党和政府为藏区群众发放救济粮款8万多元，压缩饼干846箱，并将缴获的物资，除军用品外全部发给了群众。同时，大力开展商业贸易和医疗卫生工作，等价交换商品额达9万元，给群众治病万余人次。通过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改变了群众对党和解放军的看法与误解，使过去那些窝匪、济匪，甚至参匪、助匪的头人和群众，转而给解放军和工作团通风报信，带路当向导。如解放军33团，由于接到匪首边仙桥的“可靠关系”陈立夫的报告后，才围歼、击毙了长期潜逃的匪徒，并生擒其副司令孙某。又如乔科麦马土官索洛还主动劝降了与匪徒关系甚密的唐克土官，向人民政府投诚。当时，甘南及邻县群众自发性的主动起来捕捉、消灭土匪467人。仅公安11团在3天之内，就收到群众的匪情报告达37份。
  1953年2月，甘、青剿匪指挥部在全面掌握匪情，做好各项剿匪准备工作的基础上，调集西北军区和青海果洛支队共10个团参加剿匪战斗。命令:公安11团和西北军区骑1团组成左路纵队，进剿、游剿盘踞在上迭和若尔盖一带的边仙桥、敏海峰两部股匪；西北军区骑2团和果洛支队组成右路纵队，跟踪追歼马元祥匪部；骑1师和11师32，33团组成中央纵队，向窜至四川唐克地区的马良、刘华初股匪合围。共有下述5次较大规模的剿匪激战。
  1.唐克战斗1953年3月29日，大规模清剿马良股匪的首次战斗，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唐克地区打响。骑1师师部命令1、3团立即投入战斗，向匪群发起攻击。马良亦组织匪众，凭借险要山势顽固抵抗。战至第2日早晨8时，2团由阿岭山地区向师部主力靠拢。这样骑1师全部投入战斗，向马良股匪发起了猛烈进攻。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攻势下，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股匪土崩瓦解，全线溃逃。此战役，共歼匪300多名，给马良股匪以致命的打击。
  2.追歼马虎山战斗唐克战斗后，马良匪部一纵队司令马虎山和七纵队司令敏成章，带领残匪200余人仓惶北逃。在企图逃往临潭县境内时，被解放军驻江岔的33团发现，立即组织3营和炮兵营及团直属部队约1000人的兵力，跟踪追击。在距江岔35公里的花儿干山追上逃匪，双方展开激战。此时，迅速赶来的团部侦察连，切断匪徒的逃路。在前后夹击下，将匪众击溃，打死打伤匪徒多人,并击毙了敏成章。其余百人，在马虎山率领下，拼命突围，于4月9日逃至临夏和政县罗家集附近，即时又被33团包围。马虎山乘隙逃出后，于当夜在临夏双城附近再次被33团追至，在临夏军分区和11师驻临部队及2700多名临夏民兵的配合下，将大部分匪徒歼灭。马虎山连夜带领残匪30余人逃到故乡莫尼沟，正当他惊魂未定，不知所措时，11师追击部队蜂涌而至。战斗中，马虎山当场被击毙，其余匪徒无一漏网。
  3.围歼边仙桥、敏海峰的战斗公安11团驻香常的2营，得到侦察员报告后，于4月8日晚向流窜在迭部县达拉沟的匪独立第七纵队司令敏海峰发起进攻，激战两小时，股匪逃往奔巴沟，1营1连经过4小时激战，毙匪15人，俘4人，残匪逃向阿米塘匪九纵队司令边仙桥处。11日,32团一营某排外出侦察时，发现敏主力160余人正在江浪克卡沟生火做饭,双方展开战斗。一营主力到达后，众匪不战自溃，仓惶散逃。在碌曲双岔附近敏海峰带亲信18人，与43名余匪分道扬镳
  ，余匪在匪补给处处长马全喜率领下，向西仓驻军投降。4月底，在临潭西道堂教主的说服下，敏海峰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降。
  4.歼灭马元祥股匪战斗5月4日，西北军区得悉马元祥已逃窜至积石山的跨日高地区，并有再窜逃河坝地区（即青海兴海县一带）的意图后，当即电告驻扎在郎木寺的剿指。剿指一方面将敌情转告给青海部队及骑2团，一方面即令骑1师3团西渡黄河，配合作战。骑2团在5月7日中午到达匪巢什藏寺后，立即包围了马元祥主力100多人，经4个小时的激战，打死匪首马元祥、马步祥等53人，俘虏空降特务、“西北联络专员”程毓杰及其下属64人。
  5.活捉匪首马良的战斗在唐克战斗后的1个多月中，一直未发现马良的踪迹。5月初，得知马潜伏在郎木寺东南的一个山林中，部队两次搜剿均扑空。18日清晨，骑1师1团经一夜急行军赶到热里部落，找到给马匪提供食物的群众劳保，经反复说服教育，交代政策，并许诺奖金1000块白洋后，劳保终于吐露了真情，并答应带路。解放军在劳保带领下，直捣马良匪窝，经过20分钟战斗，匪首马良、马硕卿当场被擒，同时俘匪5名，并击毙空投特务4名。
  1953年的剿匪斗争，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终于将主要股匪全部歼灭，共毙、俘、降土匪1853名。活捉匪首马良，击毙马元祥，逼降敏海峰。另外击毙、俘虏台湾空投特务16名，缴获电台19部，各类轻重武器近700支，弹药7万余发，骡马500多匹，大烟近50公斤和其他一大批军需物资。此后，经过两年多的政治争取和军事清剿，终于到1956年初，全部肃清六股残匪，取得了清剿川、甘、青三省交界地区国民党残匪斗争的辉煌胜利。初步稳定了甘南藏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二、调解甘、青边界草山纠纷
  甘南解放后，党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省与省、县与县、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草山边界纠纷，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为宗旨，本着实事求是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坚持“充分协商，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照顾双方群众的切身利益，参照历史沿革情况，公平合理地调解以夏河甘加与青海甲吾为代表的诸多边界草山纠纷，化干戈为玉帛，结束双方百余年来“打冤家”的械斗史，平息许多难以解决的边界争端，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它也是党关怀和体恤藏族人民，正确执行民族政策，脚踏实地的为人民着想，耐心做群众工作的成功范例。
  夏河县的甘加和同仁县的甲吾是山水相连、睦邻相亲的两个藏族部落。他们世世代代都以牧业为生，牛羊和草山牧场是其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牧民视牲畜、草山为命根子。大约从清朝乾隆年间起，双方为争夺长约15公里、宽2.5公里多的赛钦沟交界草山，展开武力争斗。此后，相互明抢暗盗牲畜，强力占有草场，械斗仇杀事件屡屡发生，连年不断。仅从清朝末年起至解放前的40多年中，大的械斗就发生过5次,双方群众死伤78人，损失牛羊达1万多头（匹、只）。解放前，甘、青两省的历届军阀政府,视藏族人民的生命如草芥，根本不想认真调处草山纠纷,却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利益，借处理纠纷、出面调解为名，行趁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占踞地盘、扩充势力范围之实。他们在解决草山纠纷中，或受贿于一方,偏袒不公;或明里解决，暗中挑拨；或买好双方，从中渔利；或纸上谈兵，不解决问题;或强令断处，含糊其辞，不明确划分界线，为后来争端再起时谋取私利盘算，致使本来能解决的纠纷不但未得到解决，反而促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械斗愈加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长期以来，两部落藏族人民的鲜血和冤魂,撒遍了赛饮河两岸的草原。一次次的械斗，严重威胁着两部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41年6月，双方为争夺草山牧场，引发了甲吾部落集兵1000余人，与甘加部落发生大规模的械斗，结果甲吾人打死甘加12人，赶走甘加的马、牛900多匹（头），羊1000多只。甘加人亦杀死甲吾1人,抢来牛300多头，羊2000多只。时值甘、青两省早已分治，甘加隶属甘肃省夏河县，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和县政府管辖。甲吾隶属青海省同仁县，为青海军阀马步芳管辖。事件发生后，事态继续扩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鉴于此情，时任夏河县县长王敬与同仁县县长李复泰,函电频繁往来，互相指控，各不相让，就是不愿亲临现场，协商解决。在无法调处的情况下，只好各自报请甘、青军阀谷正伦和马步芳出面调处。马步芳因1925年在其叔父马麟抢占拉卜楞寺教区时，曾受到藏族人民的反抗，与驱赶他们的拉卜楞藏兵发生过激战，他本人在甘加八角城附近兵败后险被擒获，而对甘加部落存有成见。因此，在调处此次纠纷中，马步芳趁机报复，不但不秉公处理，反而教唆甲吾部落寸步不让，并借故调集同仁县的2000余众，暗中还派遣其士兵数百人化装成藏民，杀气腾腾地直逼夏河县城，妄图再次抢占拉卜楞寺教区。一时间弄得拉卜楞地区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群众纷纷弃家出走，躲避、逃亡。由于马步芳的偏袒和纵容，局部地区的草山纠纷演变成大范围的武力冲突，致使甘加与甲吾两部落的争斗延年不息。双方的藏族群众也因连年不断的仇杀，怨恨越积越深。
  1950年7月初，甘加和甲吾两部落又为争夺上述草场，发生武装械斗。混战中，双方人畜均有损失。此后，双方积极备战,剑拔弩张，眼看一场更大规模人死畜亡的惨剧就要发生，面对这一严重事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一方面夏河和同仁两县立即派干部下去阻止双方再起冲突，另一方面两县紧急召开应对会议，讨论解决的办法。7月6日，青海省同仁县委书记畅志洲亲抵夏河县城，与夏河县工委书记张国权、县长黄祥紧急磋商，并电告甘、青两省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西北军政委员会立即派遣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和甘肃省政府秘书长陈成义，带领工作人员于7月16日赶赴夏河县城。范、陈到达后，亲临纠纷地点、视察，先稳住双方。同时发电、发信邀请同仁县委书记、甲吾部落头人道尔吉、夏河美武土官杨世杰和沙沟寺襄佐更登,5天之内来夏河共商解决办法。畅志洲等人如约而至,但甲吾头人道尔吉却未到来。据畅的分析，道尔吉可能由于对这次调解的原则不了解，怕来夏河后，会受到甘加代表的侮辱和报复，另外还怕在调解中受胁迫，因此避而不来。对此，经范部长和陈秘书长商定，于22日派畅志洲、齐应凯、襄佐更登3人去同仁县登门邀请。经过党和政府反复宣传政策和思想动员后，道尔吉于24日怀着忐忑不安的恐惧心理来到夏河。到达之后，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范明和陈成义等事先已做通了各界人士的工作，因而道尔吉在夏河期间，没有发生过一件使他感到受威胁或难堪的事情。在范明等人的召集下，两县的代表们充分协商有关事宜。甘加和甲吾的头人也背对背地交换有关解决纠纷的具体意见。7月25日，范、陈两位领导亲自陪送甲吾头人道尔吉至夏河桑科滩，分手时，向随同道尔吉的100多名甲吾群众讲了话。甲吾群众听后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到这样好的政府大员，不但没有把我们洪布（即头人）怎么样，还亲自送了回来”。夏河县的人民，通过甲吾头人亲来夏河一事，也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甲吾洪布是永远不会诚心来夏河的！"经过这次工作，给甘、青两省藏族人民以极大的教育，使他们颇有同感地认为：共产党确实是为藏族人民一心一意办实事的！由此，为下一步谈判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根据夏河商谈的结果确定：一是决定成立“甘加和甲吾草山纠纷调解委员会"（简称“调委会”），委托范、陈两位领导负责组织。调委会除聘请同仁，夏河两县领导和各族各界有关人士为成员外，当事双方各推选6位代表参加。二是调解会谈的地点定在夏河县甘加乡甘坪寺种畜场。三是7月27日各成员赴纠纷地点勘察地形，28日正式成立调委会，开始调解工作。7月25日，范明、陈成义向各调委发出聘书。为全面掌握情况，主持调解的负责同志，首先日夜召见两县各阶层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其次广泛搜集和查阅历次草山纠纷的原始材料，掌握、了解纠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过程，从而熟悉情况，增强调解这次草山纠纷的责任感和信心。1950年7月27日，调委们聚集在甘加种畜场，双方开始草山现状的勘察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期间，委员们还认真听取双方代表和群众的划界要求与意见，并向群众反复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讲明继续械斗拼杀带给双方的严重后果，暂时阻止了双方流血事件的发生，双方退出争执区域牧放牲畜，等待问题的解决。从7月28日调委会正式成立，至8月4日在8天的时间内，虽然调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双方积怨太深,意见分歧过大，短期内无法取得共识，经双方同意后，调委会决定延期调处。这次调解，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和表现出来的诚意，却深深地感动了甘、青藏区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感受到人民政府是与历代政府完全不同的，是为广大群众着想、为人民办好事的政府。这就为此后能解决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10月6日，中央西北局电令西北局统战部和甘肃、青海两省委,迅速处理甘加与甲吾草山纠纷问题。西北民委接电后，立刻与甘、青两省政府协商，重新组建了由西北民委和甘、青两省政府及夏河、同仁两县政府的代表共7人组成的“甘加、甲吾草山纠纷调解委员会”，由西北民委主任汪锋担任委员会主任，西北民委办公室主任张军、民族处副处长张杰任副主任,甘肃民委副主任范明、青海民委副主任扎西旺秀、夏河县副县长贾志朴、同仁县公安局长畅吉祥4人任委员。甘加部落选派了以头人贡木去乎为首的代表12名，甲吾部落也派出了以头人道尔吉为首的12名代表赴兰州参加谈判。10月20日，他们聚会于兰州西北民委，开始调解。调委会首先认真听取双方的申述，然后组织代表学习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回顾历史上双方闹纠纷、搞械斗给两地人民和生产所带来的灾难，并向代表们重申党和政府进行这次调解工作的原则立场和方式方法。强调指出：“团结、友爱”对藏族人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之后，通过多次协商讨论和个别交谈，在调委会的艰苦努力下，终于使双方深受感动，彻底明白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诚意及愿望。因而在互谅互让、团结友爱的气氛中，加快了谈判进程,双方意见渐趋一致。
  1950年12月4日，甘加、甲吾草山纠纷调解成功的签字仪式，在西北民委会议厅隆重举行。双方代表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庄重地在调解书上签字，按手印，并交换文本。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扎西旺秀，到会祝贺并讲了话。签字仪式后，与会首长和甘加、甲吾全体代表举杯庆贺，欢呼这充满藏族人民血和泪的百年草山纠纷，终于获得解决。甘加、甲吾代表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对藏族人民的无限关爱，一致表示要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服从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此后，经协商决定在1951年春季进行实地划界，并确定以西北民委办公室副主任董英为主任的划界委员会。1951年6月底，甘加、甲吾两部落实地划界工作结束。7月1日，调委会为保证两方遵守划界协定，公布了5条划界规定。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遂协同甘、青省委派遣工作组，率领电影队和医疗队前往划界区域, 慰问两个部落的群众，并参与划界事宜。至此，甘加与甲吾的草山边界纠纷，终于圆满解决。在这件事的影响下，甘南和川、青两省邻近部落及自治州内的草山边界纠纷，接连得到解决。到1953年底，甘南共调处州内外草山边界等纠纷达2700多件，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加强了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迅速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为建设繁荣、兴旺的新甘南，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大搞禁烟运动
  解放前，甘南藏区的白龙江流域和卓尼县的部分地区早就种植鸦片，并逐渐蔓延到夏河县的一些地方。
  当时,甘南偷种大烟的地区，均属地域偏僻的深山老林。那里交通闭塞，处地隐蔽，不易发觉，而且全是土地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的二阴山地。特别是白龙江中游的上、下迭和插岗、铁坝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具有亚热带林区的特征,最适宜于罂粟生长。加之当时流窜在川、甘、青3省交界藏区的大小20多股土匪，出于妄图颠复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需经费和自身吸食毒品的需要，一方面在其盘踞地区大肆种植、贩卖鸦片，筹集反革命活动资金。另一方面采用煽动、拉拢、诱骗、胁迫等手段，教唆部分藏族群众对抗政府的法令,大量私种大烟，为其贩卖鸦片提供更多的货源。因此，这些历来就鞭长莫及的交界地区，毒品种植就愈来愈泛滥成灾。
  临潭县旧城，历来是甘、青、川藏区商业贸易的通衢。这里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各族人民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夏河拉卜楞不但是 “安木多”藏区的佛教圣地，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中心, 也是各族人民进行商品交流的枢纽。解放初，临潭旧城和拉卜楞地区不仅已发展成了商业性的城镇，而且也是泡制、加工大烟的“地下工坊''和贩卖走私鸦片烟毒的“黑市”。这两地有专门从事毒品加工的个体专业户100多家，烟贩200多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产、供、销配套的态势。当时，私种大烟多集中在卓尼和夏河的藏区，往往由内地来的汉民进行指导，藏民种植经管。而贩卖、加工者多为回、汉民，吸毒者则绝大多数是汉民。这样，每年有成千上万公斤鸦片被商贾从这里贩往临夏、兰州、西安、川西等地，再由这些地方向全国幅射，毒害成千上万的人民。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口头上高喊“禁烟”, 但实际上是“明禁暗不禁”，许多军、政官员不但吸食毒品，而且暗中大做鸦片生意，牟取暴利，中饱私囊，致使种、制、贩、吸毒品的活动愈来愈猖獗，并逐渐趋于公开化。
  解放初，由于甘南种植大烟的全是藏族聚居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这些地方的区、乡、村基层政权正处于筹建过程，党的政策尚未深入人心，党的工作刚刚开展。因此,在开始禁烟时，群众抵触情绪很大，使禁烟工作很难展开。如卓尼达拉沟在1952年春天铲烟时，群众普遍不接受，不但公开咒骂干部，还扬言要把铲烟干部全杀死，有些人见干部来了就鸣枪恫吓。夏河县有些乡的种烟群众，还相互订立“攻守同盟”，不准任何人向干部透露种烟情况。有的村寨在匪特的操纵和煽惑下，集兵煨桑，歃
  血盟誓，武装抗拒铲烟。有的集体到区公署请愿，要求政府“批准种植大烟”。有的集体阻拦工作组干部进村，认为“种烟、卖烟天经地义，与政府无关！”并说:“干部和军队要干涉，就对抗打死公家的人，绝不赔命价!"等等。因此，使解放初人民政府的禁烟努力收效甚微。到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州）成立时，卓尼县的上下迭、插岗、铁坝和夏河县的清水、上下卡加、博拉等地，已成为广种大烟、盛产毒品的“金三角”。形成了以卓尼、夏河农区种生烟，临潭旧城和夏河县城加工、贩卖鸦片的“一条龙”式生产销售网络。全州有3个县、14个区、40个乡的450个自然村、1.1万多户、6万余人集中偷种大烟，以“种植大烟为生"。据统计，在解放初的4年中，甘南平均每年种大烟约2534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7%,年总产大烟达1.5万多公斤。大量种植鸦片的恶果是：不仅阻碍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成为制约本来就很落后的甘南经济、文化等事业发展的沉重桎梏。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禁烟形势，从1953年起，中共甘南工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坚决贯彻执行政务院和省委关于“禁烟、禁毒”的重要指示，作出了“甘南州关于全面禁种、禁贩、禁吸烟毒的决定”，提出“坚决禁种，慎重稳进，彻底根除”的禁烟工作方针，并在具体工作中采取“藏区重点抓禁种，民族杂居的县、镇突出抓禁制、禁贩和禁吸”的措施和方法。为早日实现全州禁毒的目标,全州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连续几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肃毒运动。曾先后派出30多支由500多名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深入各县种烟地区，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使之自觉起来铲烟。当时全州实行了五条得力有效的禁烟措施：
  一是坚决剿灭马良股匪，清除禁烟障碍。从1953年3月至7月，人民解放军在川、甘、青3省交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安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人心，消灭了甘南种、贩大烟的反革命政治基础，使禁烟工作减少了阻力。二是建立健全禁烟领导机构，派遣工作组深入基层，发动群众自觉铲烟、禁烟。州人民政府成立“甘南禁烟委员会”,由州长黄正清（藏）任主任，王治国、杨复兴（藏）、黄祥（藏）、吴子明（军）、阿才（藏）、小唐隆郭哇（藏）任副主任。委员由基层领导和统战人士30多人组成。禁烟委员会成立后，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机会，向各族各界人士大力宣传烟毒的危害，大讲禁烟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州、县都向种烟区派出工作组和由部队、干部、民兵组成的式装禁烟工作队,一边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自觉起来铲烟，一边打击匪特的破坏活动。同时，党和政府还发放了420万元的生产补助款，14.5万公斤救济粮，帮助和扶持农牧民“弃烟还农牧”，扭转过去“以种烟为生”的局面，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三是建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在禁烟中的重要作用，让他们到禁烟第一线去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召集各种类型的会议，说服动员群众和亲朋好友，自觉起来铲除烟苗。如自治区 （州）主席黄正清、副主席杨复兴、黃祥、拉卜楞寺阿莽仓活佛，卓尼县副县长杨景华，迭部尼傲总管杨告告等许多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都曾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亲自到各县种烟区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党的禁烟政策、禁烟的意义和好处，使藏族烟民转变了认识,禁烟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全州的铲烟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成果。四是建立缉私机构，严厉惩办加工、贩卖鸦片的首恶者。临潭县在群众性的禁烟运动开始后，成立了以公、检、法干部为主体的缉私队和缉查小组，在民兵的配合下，在全县区、乡、村的主要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并组织各村民兵四处盘查放哨，查禁走私毒品。1954年7月，该县重点检查了旧城、新城两地加工、贩卖鸦片的“黑窝点”，突击侦破了13起加工、贩卖烟毒的大案，惩处首要分子84人，其中判刑32人。通过缉私和惩处，及时教育了群众，沉重地打击了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五是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严格掌握和执行党的禁烟政策。根据甘南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制订了“汉民从严，藏民从宽；多种从严、少种从宽；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禁烟政策，并在具体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六是举办戒烟所，强制吸毒者彻底戒除烟瘾。甘南的藏族群众吸毒者甚少。为强制杂居区的烟民戒掉烟毒, 党和政府拨出专款,抽调专职人员开办戒烟所。特别是吸毒者最多的临潭县，对县城和农村吸毒成瘾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由县民政部门统一集中，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戒毒。在新城和旧城举办的两个戒烟所中，对2400多名严重吸毒者，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结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实行“边学习、边劳动、边戒烟、边安置就业”的办法，并配合一些强制性措施，使烟民们逐渐戒除烟瘾。各地党政领导始终把戒吸工作当作禁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亲自上门动员吸毒者入所，亲临戒烟所指导烟民、教育烟民戒除烟瘾。县委领导还亲自抓戒烟所专职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以热情的态度、艰辛和细微的工作帮助烟民早日戒毒。这样，经过3年多的努力，该县烟民基本上戒除毒瘾，恢复了健康。
  解放初，甘南藏区经过4年多的时间，大打了一场以“禁种、禁贩、禁吸”毒品为主的人民战争，基本上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植、加工、贩卖和吸食鸦片烟毒的恶劣现象。卓尼、夏河两县原来种大烟的区、乡、村，都由群众自觉地制订《禁烟公约》，互相监督执行。1955年，州政府颁布了《关于禁烟焚毒的暂行办法》,各县认真贯彻实施，在具体工作中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推进了戒毒工作的开展。到1956年底，全甘南累计铲除大烟达2.56万公顷，根除零星散种烟苗14万余株，共查获大烟1.2万多公斤，焚烧鸦片213公斤，上交海洛因15公斤，使2411名严重吸毒者戒除了烟瘾。这次禁烟运动的成功，较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甘南的农牧业生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与生活水平，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推动全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客观环境氛围。四、1952年阿木去乎集兵事件的圆满处理
  1952年，中共夏河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的具体帮助下，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建立统一战线，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坚决揭露、打击匪特的破坏活动，以“稳重、宽大”为原则，耐心说服教育受蒙骗的群众，实事求是地圆满调处了发生在该县第六区，即阿木去乎地区的两次武装集兵事件。及时避免了一场骚乱或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大大提高党在藏族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为促进甘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条件。
  阿木去乎位于夏河县西南部，总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从清朝起，阿木去乎即纳入夏河拉卜楞寺院管辖，拉寺委派的法台和吉哇、更察布（代表），完全掌握着该地的一切权力。从行政区划上来说，至解放后一直隶属于夏河县管辖。由于阿木去乎8大藏族部落, 在维护拉卜楞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主权和抗击青海军阀马麒入侵的斗争中，曾屡立战功，并付出了惨重代价。因此,阿木去乎在拉卜楞寺教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阿木去乎一带偏远藏区的影响极其微弱。解放初，在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统治体制的严格控制下，阿木去乎的广大藏族群众与党和人民政府没有直接联系，对党的各项氏族政策不甚了解，对党和政府怀有疑虑和戒备心理。历史上，外族入侵带给藏族人民的灾难，仍然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们的心灵。起初，中共夏河县工委曾几次派遣工作组，打算筹建该地的基层政权，都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作罢。之后，经过两年多对吉哇（头人）和更察布多方面、多渠道、艰苦细致地说服教育，并采用商品贸易、医疗队下乡、免费义诊等多种方式，赢得广大农牧民的支持，于1951年8月在阿木去乎地区建立了区公署，任命当地有影响的拉寺阿莽仓管家和吉哇（头人）尕藏慈成木为正、副区长。当时，县工委派遣的区委书记张光清、秘书李育栋和1名炊事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认真贯彻执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团结正、副区长和各部落头人，逐步打开党在阿木去乎的工作局面，并在群众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解放初流窜在川、甘、青3省交界藏区的，以马良和马元祥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匪特，纠集在“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从内地逃亡来的旧军官、兵痞、流氓、恶霸地主等共2000余人，妄图在甘南藏区建立反革命基地。他们大肆造谣惑众，招兵买马，网络匪徒，扩充反革命势力，妄图配合美蒋"反攻大陆”，颠覆和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1年初开始，马良唆使部下马德福与阿木去乎个别部落头人拉关系，经常派人到阿木去乎活动。他们以货郎、商贩的面孔出现，在群众中大肆造谣，说什么：“共产党在内地没收富人的土地，杀了很多有钱的人!'以后就要杀到你们的头上了！”等。马良股匪的第一纵队司令马虎山等潜伏在阿寺内，向当地头人和僧众造谣说：“现在北京、西安都被美国飞机炸平了，美国军队已临近西安”。“有美国和台湾的支持,共产党军队是根本打不过我们的！”“在甘南我们已经有上万名人员活动”等等，在他们千方百计地对藏区群众欺骗性的煽动、诱惑下，阿木去乎的部分群众参与了匪特指挥的活动。其中一些人拦路抢劫，袭击来往行人和客商。霎时，阿木去乎的社会治安陷于混乱状态，局势相当不稳定。
  1952年春，县工委派出以县政府生产科长齐某为组长的工作组到阿木去乎，一方面领导群众进行春耕生产，另一方面组织民兵积极宣传党的剿匪政策。与此同时,甘肃省军区直属独立营某连，奉上级指示，在征得有关民族上层人士的同意后，也配合县工作组进驻阿木去乎，侦察匪特的活动情况，为解决部队的部分给养而准备垦荒种植饲草料，为大规模的剿匪行动作准备。当时，在协商会上，工作组领导与区政府正、副区长在组建民兵和军队垦荒问题上发生分歧，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工作组负责人答应让解放军一个连进驻阿木去乎，并计划在阿寺旁边开荒。军队的到来，使本来就不甚了解人民军队宗旨、性质的寺院僧人及群众，产生了误解和对抗情绪。部分僧俗群众误以为历史上马麟军队焚烧阿木去乎寺院，残酷镇压藏区人民的历史悲剧又要重演。因而，他们抱着一种抗拒心态和与寺院“共存亡”的念头。恰在这时，马良股匪又乘隙而入，加紧进行煽惑和挑唆，说什么：“部队在寺院旁边开荒，就等于在你们眼里扎针！” 等等。于是，在匪特的煽动下，从4月1日至14日，阿木去乎每天都有500多名藏兵集结，他们骑马挎枪冲击区公署和军营，抗议示威，提出：“不要工作组！解放军不能开荒”。强烈要求撤走工作组和解放军部队，双方剑拔弩张，形成了武装对峙的局面。
  面对这一触即发的严峻局势。夏河县副县长齐应凯陪同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当时兼任中共甘南藏区临时工委书记）于4月14日赶到阿木去乎进行调解。他们紧急召见寺院和部落头人，召开会议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讲明政策，说明来意，反复协商，取得共识。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当即决定:一是民兵暂不组建；二是征粮问题由区公署呈请县政府研究决定；三是部队不开荒，全部撤离阿木去乎到加尕滩驻扎;四是县工作组仍要下乡开展工作，并由当地头人保障干部的安全;五是吉哇等人要继续任区长并进行工作。上述5条各头人和寺院基本同意。这样，第一次集兵事件暂时得到解决。
  1952年4月22日，根据徐国珍和夏河县（工）委的书面报告,省委对阿木去乎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认为军队撤到加尕滩的做法完全正确。同意报告中提出的：“首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大力宣传人民政府、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在工作中采取稳步缓进的方针，能做哪些工作,就做哪些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暂不强调征粮，力求早安民心争取头人，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县（工）委遵照省委指示，立即改变了工作方针，以抓农牧业生产为中心，搞好发动群众，争取团结部落头人和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对该区副区长等人的争取教育不及时，不细致，也不够策略，导致了个别头人对解放军是否撤出阿木去乎地区产生了怀疑。他们派人观察驻军的动向，不按约解散集结的藏兵，并加强各路口的巡逻哨，不准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随便出入住地。这样，区公署干部实际上被软禁，对外通讯联络中断，双方又一次陷入僵持局面。此时，马良匪特变本加厉地猖狂活动，他们纵马挎枪地公开来往于阿木去乎、下巴沟、西仓、吉仓和郎木寺等地。匪首马虎山等人还亲自到阿木去乎，暗中向个别头人赠送枪支弹药，出谋策划，并挑唆说：“绝不能解散集兵，要和西仓、博拉、麦武等地联系，造成更大声势，要把加尕滩的部队坚决赶走。区政府暫时不要赶，以免暴露了整个目的，它迟早是我们嘴上的一块肉！”他们还唆使阿木去乎的一些惯匪，从桑科军牧场抢掠军马55匹。此外，匪特们穿着藏民的服装，混迹于藏兵之中，偷袭、暗杀政府工作人员。在匪特的大肆煽惑下，西仓、麦西、吉仓、阿拉、下巴沟、博拉等地的部落也相继集兵,遥相呼应阿木去乎。这样，一场较大规模的骚乱,正在酝酿形成之中。
  面对日趋严重的形势，夏河县（工）委从4月份起，就曾委托拉卜楞寺议仓给阿寺写信进行劝解,但收效不大。5月20日，又派民族上层人士黄文源（黄正清之予），前往阿木去乎调解，也仍无进展。但黄经过10多天调查了解后，向县（工）委报告说:“阿木去乎事件，看来匪特已经插手，事件性质有转化的可能，要尽快剿匪”。此时，阿木去乎政府的工作人员，已处在几百名藏兵的持枪围困中，他们仍坚持对头人和群众进行耐心的劝解和说服教育，使有的头人和群众对集兵哄闹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不再听信匪特的煽动和造谣，主动赶来保护区公署的干部。6月22日，县（工）委派县公安局副局长卫德堂和县文教科长胡培棠（藏）前往阿木去乎进行劝解。他们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并反复讲明：“只要回家安心生产，概不追究”，“只要停止集兵闹事，政府不做任何处理”，使情况有所好转。24日，当卫、胡等人对阿寺谈到，为使甘南人民早日摆脱马良匪特侵扰,政府准备从夏河县城至郞木寺修筑公路，须经阿木去乎，在修路期间，军队要在阿木去乎驻扎和存粮时，当即遭到个别头人和僧侣的反对。他们不但重新集兵抗议，而且派人四处联络。至26日，远近各部落的藏兵集结在阿木去乎的已达1000余人。这次集结的队伍中，也有许多回、汉民，他们大都是趁机作乱的马良匪徒。面对再度扩大的集兵事件，马良曾得意忘形地扬言：“要给阿木去乎在人力、物力上予以大力支持！ ”7月10日，省委得悉此情后，来电明示:“目前不能办的事或者可以缓办的事，一定要推后处理，反对简单急躁情绪。”夏河县（工）委决定暂时停修公路，先调解集兵问题。
  1952年7月中旬，黄正清率领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到达夏河。黄在甘南藏区享有较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对整个局势起着一定的稳定作用。黄先以个人名义邀请阿木去乎代表到县城进行谈判。7月23日，阿地代表16人表示相信黄正清，愿与政府举行会谈。黃让他们回去与各方协商。7月25日，吉哇和更察布等15位头人来到县城，在座谈会上表示：他们集兵主要是对军队开荒和工作组个别负责人的做法不满。通过黄正清向他们诚恳解释和徐国珍司令员说明解放军的宗旨及在藏区修路的本意后，阿木去乎代表们当场表示并接受黄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听人民政府的话；二是不准阻挡军队修筑公路，并立即解散集结的藏兵；三是坚决与马良股匪划清界限。同时，代表们还要求访问团到阿木去乎和广大藏族群众见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做说服教育群众的工作。7月29日，黄正清团长、朱侠夫副团长和省军区徐国珍司令员率领访问团的医疗组、电影组等20多名干部，到达阿木去乎。当地藏族群众3000余人闻讯后，来到1.5公里外的地方列队欢迎访问团。群众情绪十分热烈和友好。访问团到达后，立即拜访了各部落头人、阿木去乎寺院和当地清真寺，并召开藏兵大会、第六区群众大会和头人座谈会，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黄还通过回顾历史，用对比的方法大讲共产党与马麒军阀的不同。并对部落头人进行个别谈心，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拉寺阿莽仓活佛还说:“今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有事应该报告政府,你们不应闹这样大的事啊！ ”在他们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下，阿木去乎头人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转变。在此基础上，访问团对阿木去乎头人和寺院提出的问题和意见，给予恰当、恳切的回答，取得阿木去乎各部落头人和寺院僧众的满意。同时,访问团还结合开展医疗、贸易、放映电影等工作,全面接触群众，广泛宣传各项政策，使群众了解祖国的巨大变化。从而也使广大藏族群众亲眼看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确实是给人民办事情的。群众满意地说:“…… 过去，马麒烧毁我们的寺院，杀害了我们7000多人。这次事件，党和人民政府宽大处理，我们真是感谢不尽。如果解放军真的开枪，那我们阿木去乎早就完了 ”。
  历时4个多月的阿木去乎集兵事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坚决采取宽大处理，和平解决”的方针指导下，经过访问团和县、区全体干部、民族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在8天的时间内得以签约解决。在其影响下，访问团又调解了自6月份以来，集兵闹事较为严重的西仓事件。这两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它不但教育争取了广大藏族群众，孤立和打击匪特,稳定社会秩序，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的统一战线队伍，为推动甘南藏区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经验，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五、晒银滩流血事件
  1956年夏，碌曲县曾连续发生了几起反对牧区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武装暴力事件。由于解放军与当地政府的密切配合，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和群众工作,积极实施政治争取和分化瓦解的策略,及时平息事端，稳住局势，制止了一场更大规模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
  碌曲县南面与四川省毗连，西面和青海省接壤。解放前，碌曲有双岔、西仓（拉仁关）、郎木寺3大部落。他们割据一方，封闭游牧，时战时和，并都崇信和受制于喇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解放初，由于马良股匪和一些兵痞惯匪在这一带盘踞流窜，烧杀劫掠，为非作歹，因而对党开辟工作和建立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和困难。1951年，党派出的工作组经过3次艰苦努力，才在双岔部落站住了脚。西仓和郎木寺到1952年至1953年工作组才得以进驻。1955年6月，虽正式成立了碌曲县人民委员会（即县政府），但基层区、乡、村政权普遍没有建立，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很少。因此，党在碌曲开展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
  1956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甘南藏区农业县的部分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这对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的影响、震动很大。特别是邻近农区的藏族牧民，亲眼看到农区互助合作化的好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有些人就萌发了建立牧业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念头。但绝大多数群众因党和政府对牧区、半农半牧区实行互助合作的意义、宗旨及方法步骤等，还没有正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因而存在着许多疑虑。由于当时甘南藏区尚未进行民主改革，解放后党在极力维护广大藏族贫苦牧民利益的同时, 对民族、宗教界人士采取了和平争取的方法，团结他们，改造和利用他们，并安排他们的职务，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的作用，提高他们为本民族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意识。因而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实行的是“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基于这一政策，很符合当时甘南藏区的客观实际，所以既能被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所认可，又能使广大群众所接受，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当农区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洪流冲击到牧区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尤其是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反应强烈，抵触情绪很大。他们感到如果牧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必将动摇封建统治基础，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四怕”：一怕“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会改变；二怕宗教信仰不自由；三怕实行互助合作化会失去牛羊、草山；四怕丧失部分封建特权和生产资料后，过不上优裕的生活。因此，一小部分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土官头人就出面坚决反对。也有一些人,他们虽然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比较满意，但面对即将来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变革，思想波动，情绪混乱而不安。加之工作组干部政策水平有限，特别是一些外来干部由于不懂藏话,政策宣传的深度受到限制。因而使各部落头人们轻信了国民党残余匪特的谗言、煽动和蒙骗，跟着顽固分子滋事生非，聚众闹事,抗拒在牧区实行互助合作。
  与此同时，四川西部藏区一些地方发生了式装抗拒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暴动事件。在其影响下,甘南藏区的部分地方反对互助合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省委于4月上旬召开牧区上层人士座谈会，充分酝酿协商如何稳定甘南时局的措施和办法。5月，州委组建了有民族宗教人士参加的200余人的工作总团，下设三个工作分团，分赴卓尼、夏河、碌曲、玛曲4个县开展工作。二分团在团长黄祥的带领下进驻碌曲县，当即召开全县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座谈会、部落头人会、群众大会和寺院僧侣会等达30多次。经过工作团的努力工作，碌曲部分头人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渐趋稳定。但是，时任碌曲县县长阿才（双岔头人）和副县长花木吉（西仓头人），自从州工作团进驻碌曲后，就行动消极，思想沉闷，大小会议请不来。这对能否稳定碌曲县的社会秩序作用很大。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些头人以“祭山神”为名，安排示威活动；有的故意扩大事态，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叫嚣：“什么互助组，社会主义？都是汉人干的！不能让汉人进驻藏区！”他们四处联络，密谋策划，企图攻打基层乡政府和各地军管，赶走工作组，强迫解散刚刚组建的一些牧业互助组。刹时，碌曲县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
  1956年6月初，西仓和拉仁关部落的各帐圈，以进行宗教活动为由，集中搬迁到晒银滩一带（以往没有这样集中过），个别心怀叵测的人借机大肆串连，煽风点火，寻衅事端。6月8日，甘、青交界的达参部落，突然围攻解放军驻守点的1个骑兵排，并驱赶工作组，抢劫贸易公司财物，绑架政府工作人员。6月9日，解放军某部运粮汽车队前往四川省若尔盖，途径晒银滩时，突然遭到这里集中的700多名持枪者的伏击，与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对峙、僵持了一昼夜，仍不后撤。当自治州副州长黄祥得知此情后，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带病从郎木寺紧急赶到晒银滩现场，经他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两部落头人和堵截的群众后，集结的牧民于11日撤退，放行了被阻的解放军运粮车队。这次流血冲突中，解放军牺牲5人, 伤5人。伏击者也有一定的伤亡。与此同时，夏河县的阿木去乎以吉哇头人为首，不但暗中指派11人参加晒银滩事件，而且在阿木去乎聚众集兵，呼应晒银滩，久而不散。
  鉴于这些冲突事件的不断发生，使甘南的社会局势日趋严重复杂。州党、政、军领导根据省委“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后盾” 的指示，为防止较大规模的骚乱事件发生，在发挥政治争取作用的同时，充分做好了军事上的战斗准备。从兰州临夏等地调集部分军队，集中在碌曲桥头和泵海滩一带。6月14日，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加夫由郎木寺到碌曲桥头，与迎接他的几路部队，对晒银滩形成合围圈，观察动静，伺机出击。当日中午，部队和持枪者发生武装冲突。激战中，部分群众从东面逃离晒银滩。战斗持续两小时后，到13时30分基本结束。这次激战共打死式装持枪者106名，俘虏10名，缴获步枪33支，子弹352发，战马9匹。黄祥副州长得知后，立即动员郎木寺几个有名望的和尚，身着只有进行大型宗教活动时才穿的黄袍袈裟，直奔晒银滩地区。但西仓部落和拉仁关部落的持枪者从晒银滩逃出来后，又在晒银滩东面的分水岭山顶集结，准备与解放军再次交战。黄祥首先让那几个宗教界人士出面，制止对方开枪射击，随后与这几个宗教界的人士，慢慢接近西仓、拉仁关的持枪者，并对两部落的头人进行耐心的说服劝解。同时提出六条谈判条件，即：一是缴械投降，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二是解散集兵；三是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四是维护交通；五是交出外来暗藏的反革命及首要分子；六是保障工作组的安全。经过再三争取后，两部落表示愿意和谈。6月22日，拉仁关部落由头人才巴郎杰带领本部落74名武装人员向人民政府缴枪，交出步枪98支，并声明今后再不动用式力同政府和解放军对抗。西仓部落本来准备于21日交出枪支,但由于青海达参部落个别上层人士的阻挠，未敢向政府缴械。当日，西仓部落的部分人骑马背枪逃到达参地区，与达参部落汇合在一起。6月23日，解放军向达参和西仓部落提出解散集兵与和平解决的要求，但两部落头人仍不理采解放军的忠告,个别上层人士还声明对集兵与事态的扩大表示无能为力，继续坚持集兵对峙。在此情况下，解放军于6月24日，在达参的巴河沟，与两部落再次发生武装交锋，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次冲突，解放军共击毙武装抗拒分子137人，伤72人，俘虏230人。由于武装持枪人员和普通群众混杂在一起，因而在战斗中也误伤了一些妇女、儿童，并打死两名活佛，损失了一批牛羊。这次战斗后，党和政府通过民族宗教中上层进步人士，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劝解教育工作，反复阐明党的政策，消除参与者的恐惧心理，安抚和医治受伤人员，抚恤死亡者家属。达参寺院的僧侣们经过宣传教育后，当即有150人自告奋勇，亲赴战斗地点，收拢和劝叫被打散的武装人员缴械投降。西仓新寺的40多个和尚还连夜赶赴土房一带，争取劝降外逃的武装人员，于29日收缴了281支长短枪支和900多发予弹。
  这场武装骚乱基本平息后，黄祥副州长积极配合解放军奔赴夏河县阿木去乎，在拉卜楞寺院代表的协助下，经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民族宗教上层的工作，终于劝说武装持枪者和一些群众停止了集兵闹事，向人民政府靠拢投诚。7月4日，在阿木去乎头人的带领下，共交出步枪702支，予弹3000余发,手枪4支。此后，夏河县南部的其他地方，如博拉、下巴沟、科才等部落也派人向政府声明，不再进行式装集兵,服从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至此,1956年发生在甘南部分地区的骚乱事件基本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