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甘南刚解放时，党的力量非常薄弱，尚未建立各级基层党组织。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党在相继建立各县（工）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甘南工委，担负起开辟甘南藏区工作的重任。在中央和西北军政访问团的帮助下，逐步组建部分县、区、乡的基层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一、组建中共甘南州委
  解放前，甘南没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地下党员也为数极少。1947年3月，曾是甘南农民起义的藏族领袖之一肋巴佛,在陇西找到中共陇右工委后，经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甘南籍的第一名藏族共产党员。但他于是年7月在赴延安学习的途中，遭车祸不幸遇难。1949年6月1日，中共陇右地下党会川支部派遣刘忠到临潭县东乡一带活动，发展陈克昌、马如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秋，中共陇右工委派地下党员钱平、常秋英来到夏河，发展拉卜楞保安副司令张子丰为中共预备党员，任务是通过张子丰做黄正清的争取教育工作，使夏河达到和平解放之目的。是年8月31日，早就在甘、青藏区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藏族进步青年吴振纲，会同几位藏族青年,代表美武土官杨世杰，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王震司令员亲自接见了吴振纲，同时举行了吴的入党宣誓仪式。但到该年11月30日，时任夏河县民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夏河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的吴振纲，在县城遭歹徒暗杀，时年仅32岁。
  甘南全境解放后，分属于临夏、岷县、武都地委管辖，还没建立统一的党组织。1952年2月，为加强和开辟甘南藏区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剿匪部队首长和地方工作干部为核心，组成中国共产党甘南藏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兼任书记，委员由徐国珍、高增汉、董宏杰、赵毓文、齐应凯5人组成，隶属省委领导。1952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徐国珍任书记，赵子康任副书记。委员由徐国珍、赵子康、董宏杰、赵毓文、齐应凯5人组成，隶属省委领导。同时将中共夏河、卓尼工委和临潭县委划归中共甘南藏区工委领导。此外，是年6月，西北军政委员会藏区访问团来甘南后，留下部分同志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洮源（碌曲）、欧拉（玛曲）工作委员会（县级），归属中共甘南藏区工委领导。中共甘南藏区临时工委除社会部外，未设立其他工作部门。1953年1月，中共甘南藏区工委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设立了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书记由朱侠夫担任。常委由朱侠夫、赵子康、赵毓文、董宏杰、王如东、曹学彦6人组成。委员有：徐国珍（军）、朱侠夫、赵子康、赵毓文、董宏杰、齐应凯、赵国声、王如东、曹学彦、方稹、马宗瀛11人。中共甘南藏区工委始设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4个工作部门。1953年10月1日，中共甘南藏区工委改为“中国共产党甘南工作委员会”,朱侠夫任书记，赵子康任副书记，王治国任第二副书记。常委由朱侠夫、赵子康、赵毓文、王如东、曹学彦、王治国、吴子明（军）7人组成。委员由朱侠夫、赵子康、赵毓文、董宏杰、齐应凯、赵国声、王如东、曹学彦、马宗瀛、王治国、吴子明（军）、冯永炳、冯学诚（军）、王超、杨培发、李宗义、马克（军）、李加夫（军）、冯宝俊19人组成。中共甘南工委的工作机构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生产合作部、财贸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6个部门，撤销了社会部。当时，中共甘南工委共下辖中共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西固（舟曲）6个县（工）委。到1953年底，全自治区共建党组3个、党（工）委11个,党支部33个；共有党员408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27人，妇女党员16人。1956年6月1日，中共甘南工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委员会",谢占儒任书记，董宏杰任第二副书记。常委由谢占儒、董宏杰、王如东、李加夫（军）、马宗瀛、香巴才仁（藏）、邢树义（藏）、马克（军）8人组成。同时中共甘南地委将所辖6个县（工）委全部改为县委。
  1957年元月1日，中共甘南地委又改称为“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同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合作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届委员会，设立了书记处。谢占儒任书记处第一书记，董宏杰、马宗瀛、香巴才仁、邢树义任书记处书记。常委由7人组成，委员由19人组成。至此，中共甘南州委共下辖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舟曲6个县委。全州共建党委22个，党组11个，总支34个，支部168个。共有党员4971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1453名，妇女党员662名。
  二、各县委的成立经过
  1949年9月11日，原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在垠县通电起义后，卓尼和平解放。10月上旬岷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共产党员杨培发等19名干部进驻卓尼。11月上旬，组成了中共卓尼机关支部，当时有党员9名。1950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卓尼工作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赵毓文任工委书记，委员由赵毓文、曹文蔚、郑绍云、霍学灏、程自强5人组成。始设县（工）委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3个工作部门。1954年6月省委调整中共卓尼工委领导班予，杨培发任工委书记，曹文蔚任副书记，常委由杨培发、曹文蔚、郑绍云、霍学灏、程自强5人组成，委员由9人组成。1956年6月2日中国共产党卓尼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卓尼县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卓尼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由17人组成，常委由7人组成。杨培发任县委书记，曹文蔚任县委副书记。县委增设文教部和工交部，改秘书处为秘书室，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
  1949年9月11日，原国民党临潭县长杜凌云随同杨复兴赴岷县通电起义后，9月13日中共岷县地委派郭曙华等21名干部到临潭县接管国民党旧政权。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后，中共临潭县委于9月27日正式成立，郭曙华任县委代理书记，范怀银任副书记，属中共岷县地委领导。1950年5月25日，省政府决定将临潭县划归临夏专署管辖。同年10月，高增汉任临潭县委书记,郭曙华、范怀银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10月1日划归甘南。1956年6月2日，中国共产党临潭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临潭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5人，常委5人。马宗瀛任县委书记, 范怀银、裴俊义任副书记。常委由马宗瀛、范怀银、袈俊义、卢映春、李怀正5人组成。这一时期，县委始设了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贸部、监委7个工作部门。
  1949年9月20日夏河县和平解放后，于9月23日经中共临夏地委批准，“中国共产党夏河县工作委员会”正式在拉卜楞成立，霍德义任县（工）委书记，张怀有、张月胜、刘光奇（军）、牙含章、霍德义、杜鹏程（军）、张成礼（军）7人任县（工）委委员。1950年10月18日夏河县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未进行选举。但县（工）委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张国权任县（工）委书记，齐应凯、刘学博任县（工）委副书记。1956年6月1日，中共夏河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拉卜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夏河县委员会，委员15人, 常委9人，郑毓秀任县委书记，刘学博、王占彪（藏）任县委副书记。从县（工）委成立至此，县委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监委、生产合作部、财贸部、工交部8个工作部门。
  1949年11月1日，国民党西固县长孙铁峰率领300多名县自卫队和警察起义后，根据解放军一野62军刘忠军长的指示,起义部队由西固县城撤至宕昌，与解放军会师。是年11月15日，中共西固县委在宕昌成立,石俊任书记。隶属中共武都地委领导。同年12月100，西固县正式解放。1950年6月，西固县委班子进行了调整，徐象龄任县委书记。1953年11月7日，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区工委派马学海等20余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达西固县城,协助西固县委筹建舟曲县的工作。1954年7月1日，西固县迁往宕昌后，留下原县城和数乡成立了舟曲县。于是中共舟曲县（工）委正式成立，马学海任县（工）委书记，常委由马学海、香巴才仁（藏）、陈生泰、白怀孝、杨作祥5人组成，隶属中共甘南藏区工委领导。1956年4月21日，经省委批准，舟曲县（工）委改为中共舟曲县委，香巴才仁担任书记，陈生泰任副书记，常委由香巴才仁、陈生泰、白怀孝、杨作祥、张晋旺5人组成。在这期间，舟曲县委始设了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生产合作部、财贸部、工交部、监委8个部门。
  1952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来甘南慰问，留下部分干部帮助建立了中共洮源工作委员会，杜岐任书记，委员由杜岐、马维清、谢怀玉、张耀、李珍5人组成。1953年6月改名为中共碌曲工作委员会。7月始建了碌曲第一个机关党支部，由杜岐兼任党支部书记，支委由12个人组成。1955年6月，碌曲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碌曲县委，李新民任县委副书记。其时，县委共组建了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贸部、文教部6个工作机构。
  1952年6月，中共欧拉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马负图任工委书记。1953年6月，改名为中共玛曲工作委员会，马负图任工委书记，黄建业（藏）任副书记，委员由马负图、黄建业、康廷芝、李俊禄、米秉义（军）5人组成。1956年6月，玛曲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玛曲县委员会，马负图任县委书记，黄建业、冯国栋任副书记，常委由马负图、黄建业、冯国栋、李俊禄、米秉义（军）5人组成。
  1962年元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划拨原卓尼县的上、下迭两个区12个乡建立迭部县，中共迭部县委正式成立。焦根海（军）兼任县委代理书记。同年9月州委任命王杰担任县委书记，王小垒、王仲成任县委副书记。常委由焦根海、王杰、王仲成、王小垒、刘德全5人组成。
  1996年6月，经全国人大、国务院批准，甘南州建立合作市。1997年8月22日州委研究决定，在召开第一次合作市党代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市委之前，成立中共合作市工作委员会，由赵永昌担任书记，阿布（藏）任副书记，委员由格尔措（女，藏）、房和平、党智 （藏）、敏占彪（回）、王当主（藏）5人组成。1997年10月7日，中共合作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甘南饭店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合作市第一届委员会，赵永昌任市委书记，阿布、党智、敏占彪、韩雪峰（藏）任副书记，常委由赵永昌、阿布、党智、敏占彪、韩雪峰、王当主，格尔措、房和平、孔引贤（军）9人组成。委员由21人组成。至此，中共甘南州委共下辖合作市委和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迭部、舟曲7个县委。
  三、开辟牧区工作
  甘南解放初，属于以牧为主的碌曲、玛曲一带，由于社会历史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尚未建政。党和政府的许多工作是通过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去进行的。再加上国民党残余匪特的骚扰破坏，造成了党开辟牧区工作的严重困难和障碍。
  解放前，碌曲境内共有西仓、双岔、郎木寺和华格尔四大藏族部落。双岔等部落曾属国民党临潭县辖区，但因交通等种种原因，国民党的行政管理名存实亡。1951年3月，临夏专署指令临潭县委派遣以县检察院检察长杜岐为组长的4人工作组，赴碌曲一带宣传党的政策，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联系，筹建政权机构。工作组到达碌曲双岔部落后，拜访土官阿才（藏），赠献哈达和礼品，递交临潭县委的介绍信，并交待政策，说明来意。土官的管家志华丹增（藏）接待并与工作组进行商谈，但在双方协商之际，突然百余名不明真相的藏族武装群众，受马良股匪的挑唆，包围了工作组，威逼杜岐等人撤出藏区。管家志华旦增也连连催促工作组迅速离开，不然会发生意外，他担当不起。为避免和普通群众发生冲突，杜岐决定工作组暂时撤离。当晩由志华旦增派人护送离开双岔，返至卓尼贡巴寺，休息两天后遂回临潭新城。同年6月，杜岐又奉县委指示同两位熟悉藏区情况的旧城商人，带领工作组一同前往碌曲。到双岔后交涉月余，部落方面始终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入境，协商谈判毫无进展，工作组没有办法，只好返回新城。
  1951年8月，根据上级安排,杜岐率5人工作组随解放军1个团进驻双岔罗措梁。双方约定时间进行谈判，政府方面以部队王团长和杜岐为主要代表，双岔土官以志华旦增、其肉俄加（藏）、单主其安（藏）为主要代表，虽经多次商谈，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但因过去这里的少数民族深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残害，终难释解其疑。谈判结果，只答应工作组上山进村，不准部队进村。20余名工作组干部进驻双岔大庄后，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宣传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受到群众的欢迎。工作组三进双岔，站住脚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潜伏在这一带的马良股匪，看到工作组进村后，与群众频繁接触，便暗中百般挑拨工作组和群众的关系，并在罗措沟解放军驻地的对面山上集结。一天，两百多名匪徒突然偷袭解放军驻地,使第一线执勤的哨兵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第二线因失去联系，多数战士遭匪伤害。众匪一时得逞后，在对面山坡上狂呼乱叫，纵马俯冲，企图袭击山下的政府工作人员驻地。驻扎在对面山梁上的解放军团部首长，立即指挥战士架起多挺机枪，集中火力，迎头痛击，封锁了匪群冲击的要道，被击倒的匪徒从半山坡一个个滚到沟底。部队发起冲锋，一阵猛打，把残匪一直追杀到罗措沟里面的深山老林中。当晚,恰逢省公安厅处长董宏杰在临潭下乡工作，闻讯后带领工作组和1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悄悄摸到群匪住地，进行侦察。第二天晚上，他带领大部队进行包围攻击，但因地形复杂，使部分匪徒漏网，逃至原始森林深处。
  1952年下半年，经过协商后，解放军独立团经阿木去乎至西仓，将随军的行政工作人员同从双岔工作组抽调的部分干部，组成西仓工作组，马文清任组长,开始在西仓一带开展工作。1953年初，临潭县委派张耀同志任组长，组成郎木寺工作组，在郎木寺一带进行工作。这样，经过3年多的努力，党和政府派遣的工作组才在碌曲县境内站住脚，全面开始建政等工作。至1956年6月正式成立了碌曲县政府。阿才任县长，张宗发、丹增桑盖（藏）、花木吉尔（藏）、拉毛吉（藏）、才巴郎吉（藏）任副县长。
  解放前，玛曲境内的大部分部落属夏河拉卜楞寺管辖。1952年6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的协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欧拉工作委员会和欧拉行政工作组（县级），马负图任工委书记兼行政工作组长，俄项（藏）任副组长。中共欧拉工委和欧拉行政工作组共11名干部，于1953年3月进入玛曲境内开展工作，同年6月，改中共欧拉工委为中国共产党玛曲工作委员会；改欧拉行政工作组为玛曲行政委员会，并组建了玛曲地区最高的基层党组织，即中共玛曲行政委员会党组，共有7名党员组成，由工委书记马负图担任党组书记。经过中共玛曲工委、行委两年多艰苦努力的工作，并经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于1955年6月12日正式建立了玛曲县，经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黄正明（藏）任县长，高立望、俄项任副县长。隶属甘南藏族自治州领导。此后，中共玛曲县委、县人委组成由党员干部带队的多个工作组，分赴卓格尼玛、乔科、齐哈玛、欧拉等部落，开展宣传政策和筹建基层政权等工作。截止1958年5月，经州委批准，建立卓格尼玛、乔科、才乃玛、齐哈玛、阿万仓、欧拉、藏科7个乡，成立乡人民委员会。致此,全州初步完成了牧区基层政权的初建任务。
  四、中央和西北军政访问团在甘南
  1950年10月和1952年7月，党中央两次派遣访问团和西北军政访问团一起，来到甘南藏区，给各族人民带来亲切的关怀和慰问，并留下部分访问团成员，帮助地方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禁除鸦片、镇压反革命和调解纠纷等工作。1950年8月，党中央组织以沈钧儒为团长，萨空了、马玉槐、彭斯克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北分团。访问团由医疗队、电影放映队、京剧团和行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组成。9月26日，访问团从北京出发抵达兰州。在兰作了短暂的休整后，10月14日从兰州出发，经岷县于15日到达甘南藏区。中央访问团的主要任务是：向藏区广大牧民群众转达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慰问和关怀；同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会面，并与他们互赠礼物和纪念品；召开座谈会，宣传党的《共同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对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征求意见；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和各族各界人士代表会，广泛宣传政策，深入座谈讨论建设甘南的大政方针。此外,让医疗队给各族群众免费治病，文艺队表演精彩的节目。10月25日，访问团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离开夏河返回兰州。1952年6月，为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普查和了解甘南的社情、民情，帮助地方解决一些重大纠纷,协助建立健全基层政权，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一支有百余人参加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从1952年7月15日至1953年1月5日，对甘南藏区的卓尼、临潭、夏河3个县和武都专区的武坪、洛大、坪垭3个区、乡，进行为期5个多月的慰问。共走访了25个区、乡、镇,51个大小部落,81座佛教寺院,29座清真寺。召开了174次有土官头人和寺院僧侣参加的各种群众大会及妇女座谈会，与会人数达3.3万多人（次）。访问期间，免费给各族群众看病8167人（次）；治疗牲畜疾病1372头（匹）；为群众放映电影107场（次），观众达12.3万多人（次）；向群众廉价出售价值两万多元的茶叶、布匹和生活用品；收购群众价值达5870元的各类土特产品。西北军政访问团在甘南藏区主要开展了下列几项工作：一是召开各种类型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和部落头人座谈会，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倡和号召各族人民自艺起来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实行真正的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院，不干涉僧侣们的宗教活动。明确宣布在藏族聚居的牧区和农业区不搞土改，在甘南藏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团结和争取了一批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始建了党的统一战线，为以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利用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反复宣传说明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播放电影纪录片，真实、生动地介绍新中国解放3年来的巨大变化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扩大政治影响,教育各族群众，并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了适当解释和答复，将有些问题呈报上级政府和转告当地政府解决。三是揭露匪特的破坏阴谋，教育广大群众与马良股匪划清界限。及时解决阿木去乎和西仓、双岔等地的集兵及一些重大纠纷事件。耐心向群众宣传“禁烟”的重要意义，解释党的禁烟政策，讲解大烟的危害，使许多人解除顾虑，主动铲除种植的大烟。四是协助中共甘南藏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了中共洮源、欧拉工作委员会（县级）和行政工作组。并在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协助召开甘南藏区各族各界联谊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黄正清（藏）任主任委员，朱侠夫、杨复兴、黄祥（藏）任副主任委员。联谊会的召开，为正式建立甘南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解放初甘南各县整党述略
  解放初的甘南藏区，境内虽有夏河、临潭、卓尼、西固4个县，但分属省辖和临夏、式都专署统理，各县（工）委和县政府领导机构不健全，区、乡政权处于筹建过程，多数是以工作组名义开展工作的。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区、乡、村支部或党委）。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党员为数极少。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奇缺。各级党政负责人大多是从内地汉族地区调来的，不少人缺乏民族工作的经验，因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能直接和各族群众见面。但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各县（工）委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广泛建立统一战线，认真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部落、草山纠纷，逐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清剿由美蒋直接指挥的马良股匪，坚决镇压各类反革命分子，积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从实践中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分期、分批地建立区、乡、村党政组织，为甘南藏族自治区（州）的成立创造条件。截止1953年月1日，甘南的党员由1949年10月初的39名增加到408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由1949年的2名增加到27名；区、乡、村党支部、党委（组）由1949年的零增加到37个；干部由1949年10月的400多人增加到1689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由1949年10月的17人增加到319人。
  解放后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后，有的党员淡忘了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淡薄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排场所腐蚀。因此，党中央发出一系列党建指示，着重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和对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次共产党员必具的八项条件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主要目的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具备党员条件的进行组织处理。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通过整党，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纯洁党的队伍，增强反腐蚀的能力，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困难和挑战。当时，在甘南4个县的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组织、思想、作风不纯的现象。有的县委领导因缺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而照搬照抄内地的一些做法，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由此对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曾一度造成困难。有些从老区来的干部以功臣自居，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有的党组织严重不纯，对解放前夕混进党内的国民党军、警、宪、兵痞和反动党团骨干未予清理。有的党员干部贪污腐化,染上了吸食鸦片和嫖娼赌博的恶习。还有的党员干部严重违犯党纪国法，贩卖枪支和毒品。有的侵犯人权，随意打骂群众，搞逼、供、信，在党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对此，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夏河、临潭、卓尼、西固4个县（工）委遵照党中央1950年5月21日发出的《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首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一次着重整顿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其次从1951年3月起，各县（工）委认真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对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全面整顿。在党员中进行“八项条件”教育，特别是关于革命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和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进行组织处理。这样，重点克服了4个县（工）委在一定程度上的组织与思想不纯现象。1952年2月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三反”的基础上，按照党员的标准条件，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有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撤换那些严重官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项工作的领导岗位上。这次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结束。甘南各县（工）委遵照中央的整党部署，紧密结合“三反”、“五反”等运动，分期分批地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首先，各县（工）委成立了整党委员会，作出整党计划和安排。各县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进行思想动员。第二是组织审查，重新登记，处理有问题的党员。第三是建立健全支部生活制度,发展新党员。经过这3个步骤的整党,4个县（工）委对全体党员和干部普遍进行了一次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进一步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952年参加甘南4个县（工）委整党的党员共有204名，结果清除出党的有32人，犯错误受党内处分的有14人。整党中，4个县（工）委共发展新党员60名。总结解放初甘南藏区4个县（工）委整党的经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和经验：
  第一，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反腐蚀的自觉性。在这次整党中，甘南4个县（工）委始终贯彻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原则，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的有关整党文件，结合每个党员的实际，对照党员标准，逐条衡量，开展“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的 “三查”活动。消除部分党员中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倾向。对不具备党员标准者，先进行耐心地帮助教育，使其逐渐符合党员标准。对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犯过重大错误又无法挽救者，则劝其退党，并安排适当工作，将其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进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开辟甘南藏区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第二，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在这次整党中，中共西固县委重点对“原西固地下党”进行了审查和处理。其结果在1952年10月23日《中共西固县委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明确写道: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在进行“三反”运动清党的基础上，从1952年10月2日至23日进行了20天的整党。“对原西固支部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按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中组部规定必须清除的'六种人，（主要是国民党军警宪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劝其自动取消候补资格，少部分人定为党的同情分子”。整党结束后，1954年2月4日《中共西固县委组织部关于4年来的工作检查报告》中称:全县共有党员49名，其中从老区来的干部27名，内有党员17名；西固地下党员32名。经过整党和“在32名地下党员中，将31人出党，保留1人（尚维周）。”嗣后：据尚维周在1969年11月9日写的材料称：“我虽于1952年转正,1955年肃反中开除（注：主要是组织上依据其在1949年8月前曾任国民党静宁县长、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历史问题），1957年审干时以入党手续不合格取消党员资格”。这样,经过解放初期的整党，中共西固县委对原“西固地下党”的32名党员全部清理出党，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第三，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初步培养发展了一批当地和少数民族党员。甘南4个县（工）委在这次整党中，普遍把加强党支部的建设放到重要位置，建立健全各党支部的学习生活制度。各级党组织在整顿过程中，采取聘请党外人士参加帮助整党的办法，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建立健全支部生活制度，并制定出每个支部的工作计划。此外，还特别注意吸收在“土改”、“三反”等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入党，注重发展少数民族和妇女党员。仅在1952年的整党中，4个县共吸收新党员60名。到1954年12月底时，甘南共发展新党员261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61名。
  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党对各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和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斗争，是比较适时的，也是比较顺利的。整党后，全体党员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以后的整党建党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六、党在甘南藏区建政的特征与经验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由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老区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在领导层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界爱国人士。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即人民民主政权。但在解放初，党为了开辟甘南藏区工作，在各级政权中既保持绝对的领导地位,又体现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更便于联系各族群众，广泛宣传政策，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一小撮国民党残余匪特，壮大统战队伍。因此，在州、县、乡、村的政权建设中，因地制宜地实行“三三制”的制度。即在政权机构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包括半脱产人员）和民族宗教人士各占1/30根据这个民主建政的指导思想，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快在甘南藏区打开了工作局面，站稳脚跟，赢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步建立健全了州、县、乡三级自治政权。到1956年底，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正副州长和下辖6个县的正副县长及110个乡（镇）的正副乡（镇）长中，共有426名三级领导干部。其中：共产党员干部130名，占总数的30%；非共产党员干部130名，占30%；土官头人和活佛、僧官166名，占40%。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三制”的政权结构模式。
  解放初，党为何要在甘南藏区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制度呢？首先是由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川、甘、青3省交界的偏远地带，是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1949年9月底时，甘南境内共有大小封建部落和旗制110多个，总计29.7万人，其中藏族占2/3。另有佛教寺院144个,清真寺40余个。共有活佛、喇嘛、尼姑约1.5万人，占总人口的4.7%。有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50多名，有中小土官、部落头人、活佛、阿訇、满拉等300多人。1949年10月甘南解放后，虽然摧毁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但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封建土司制度，以夏河拉卜楞寺院为主体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依然存在，各种封建割据的统治基础，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和动摇。大部分土官头人、活佛、僧官仍旧掌握着当地的政教大权，他们在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重大影响。宗教传统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藏传佛教在藏族群众的头脑里占有统治地位。再加上甘南处地偏远，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状况异常复杂，境内不但拥有畜牧业、农业、林业和农林牧纵横交错的多种经济形态，而且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生产技术相当原始，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就形成了甘南藏区多种社会政治力量和残余的封建势力，及经济形态交叉并存的特殊现象，也构成了甘南社会背景复杂、斗争异常激烈、工作任务非常艰巨的环境条件。也就是说,党在甘南进行基层政权建设工作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一些重大难题，不得不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特殊措施，来完成基层建政的迫切任务。
  解放初，党之所以在甘南藏区建立“三三制”的政权制度，也是由当时的一些主观和客观因素决定的。一是党的影响在各族人民群众中还很微弱，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广大农牧民群众中几乎是空白，党的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不能直接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见面。许多群众工作，都是通过土官头人、活彿、僧官去间接进行的。党群之间、干群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因此,各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政府抱着疑惑、观望的态度。二是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在整个甘南还没有建立一个乡、村党支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的党员极少。当地和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正处在起步阶段，一时还很难抽调较多的干部，奔赴开辟基层工作的第一线。三是县、区两级的党政负责人，基本上是从革命老区和汉族地区调来的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不懂藏语而了解不到当时的社情、民情，又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缺乏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因此，整个工作往往浮在上面，深入不下去。四是以马良为首的国民党残余匪特，流窜在甘、青、川3省交界的部分藏区，暗地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四处骚扰，大肆烧杀劫掠，极力阻挠和破坏党在甘南建立人民政权。这些都对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和设置了重大障碍。
  对此，党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依靠广大党员和各族群众，紧密围绕经济建设和各项中心工作,切实加强领导，结合甘南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自然等特征，认真实行“不分、不斗, 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积极配合开展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禁铲大烟等运动。向各县、乡、村派遣工作组，深入基层，到各少数民族群众中去，倾听多方面的意见，广泛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努力做好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的工作,排除各种干扰，及时调解草山边界纠纷，认真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民族问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积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尽可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很快在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舟曲6个县，建成了具有“三三制”特征的县、乡（镇）两级政权。在6个县的27名正副县长中，配备共产党员干部9名，占总数的34%；非共产党员干部6名，占22%；土官头人、活佛、僧官12名，占44%。在110个乡（镇）的395名正副乡长中配备共产党员干部119名，占总数的30%；非共产党员干部154名，占39%；土官头人、活佛、僧官122名，占31%。特别对那些民族宗教界中的爱国知名人士，在基层政权中赋予他们职、权、责后，绝大多数人能主动靠拢党和人民政府，积极负责地开展工作,认真完成布置的任务。由于解放初党在甘南藏区的基层建政中，突出地实践了“三三制”，这就大大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全州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友爱、互助的新型关系。
  党在甘南藏区建立的这种“三三制”政权，概括起来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突出地体现了党的民主建政宗旨。这种“三三制"的建政方针，实际上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采取的“三三制”政策的继续，它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党与非党人士、党与民族宗教人士，在建政中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能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民族工作中得到具体落实。同时也从建政方面体现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使各级政府都能广泛地按人民群众的意愿行使权利，从而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民主治国、建政的良好形象。它对于党全面开辟甘南的各项工作，创造了一个新开端,也起到了 “金钥匙”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充分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威力。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党首先考虑到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在甘南的重大影响，充分尊重和依赖他们，坚持同民族宗教界的进步、开明人士合作共事的原则，发挥他们在建政中的积极作用，较大比例地在州、县、乡三级政权中，安排他们的领导职务，增强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进而使各级政权享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其次深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每当各地发生重大问题时，都先和他们平等协商，反复酝酿，主动听取意见和建议，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才让他们出面或协助去办，实际上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使党的统战政策在建政中得到具体落实，也充分说明党建立的统一战线，不但是革命战争年代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是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保障。三是全面揭示了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党在甘南藏区做了大量基层建政工作的基础上，于1953年10月1日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区（州），逐步设立、健全各级自治机关，并根据甘南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制订了一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推广使用藏语言文字，创办藏文报刊和藏语广播电台。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积极促进和发展甘南的民族经济及文教卫生等事业。到1956年底，甘南的少数民族干部由1949年10月的17名增加到1162名，增长了68倍，其中有245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州、县、乡三级党政领导职务。这样，党从建设“三三制”的政权方面入手，高度重视甘南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主权,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能满足甘南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稳定政治局势，调和一些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藏、回、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完善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
  回顾解放初党在甘南藏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实践，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第一，结合甘南实际，全面、准确地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 和“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完成“三三制”建政的根本保证。解放初，党在甘南藏族聚居的牧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都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也没有划定阶级成分。在回、汉杂居的临潭、西固（舟曲）等县的农业区，也对佛教寺院和清真寺的土地、财产一概未动。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只没收其土地，其他财产一律未动。对临潭县的西道堂（伊斯兰教的经济群体）只征收了出租的土地。对民族中上层人士及其他爱国守法人员均未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是采取“保护过关”的办法。在全藏区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小商、小贩和以寺院名义经商的当地藏族商人，采取了以“更加缓和的方式逐步实现”的政策措施，通过配发营业证，动员他们参加工商联和加强税收管理等办法，使他们逐步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对各寺院和西道堂的商业，都基本上未予触动。与此同时，党把发展民族经济放在了重要地位，大力开展民族贸易，发放生产救济贷款，进行人畜疾病的防治等工作。
  第二,严格遵循民族工作“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是建立健全 “三三制”政权的关键环节。党在甘南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路线。从甘南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逐步实施建政方案。首先正确地把握民族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把工作重点放在尽量减少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隔阂与矛盾方面，进而巩固和加强藏、回、汉各民族的大团结。其次注意克服盲目急躁情绪，反对和纠正急于求成的急性病做法。不搞“一刀切”，不照抄、照搬内地的做法，而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慎重、稳进，逐步推广”的方法，先多次派遣工作组，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听取意见，解决少数民族群众最迫切关心的问题。认真选拔和培养积极分予，不断壮大统一战线队伍。从各方面争取群众，争取民心，逐渐为建设“三三制”的县、乡、村政权创造条件，然后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巩固一个，稳步建立，逐步扩展,达到逐级健全，长期巩固之目的。
  第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搞好“三三制”建政的决定因素。甘南刚解放时，仅有当地民族干部10多名，绝大多数干部是国民党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和随军来的老区干部。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奇缺，造成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和建政的难点问题。对此，自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后，中共甘南工委就把培养民族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决议》,全面安排，统一部署，积极、大胆地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兴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并采取“以老带新，以汉帮藏”、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具体抓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特别是对那些直接从农牧民中提拔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若一时犯了错误或受到挫折，则采取“跌倒了扶起来，再趺倒了再扶起来”的原则，耐心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循序渐进，逐步提高，逐渐成熟。截止1956年底，在甘南的119个区、乡（镇）政府中，担任正副区、乡（镇）长领导职务的干部有486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272名（内有藏族236名、回族36人），占总数的56%。甘南解放初，党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结果，一方面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另一方面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干部问题上争取“时间差”,基本满足了县、乡、村政权建设的需要。
  第四，始终把建设“三三制”的政权同发展农牧业生产和进行各项政治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党在整个建政过程中，首先把各族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任何区、乡、村工作组，每到一地，都先关心、过问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切实抓好当年生产，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到1956年底甘南各级人民政府共发放救济款90多万元，救济粮17万公斤，农业和牲畜贷款52万元。其次，紧密结合剿灭国民党马良股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禁烟等运动，打击和粉碎了反动势力企图阻挠、破坏基层政权建设的阴谋活动，既安定了社会秩序，又消除建政中的障碍，减少了政治阻力，使各级政权日臻完善和巩固，从而也使甘南藏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事业得到很大发展，连续出现稳定增长的大好局面，顺利完成了第一个5年计划和甘南藏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七、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不仅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且是匪患严重，物价上涨，经济萧条，社会秩序不安定，百废待举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党的队伍和共产党员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斗争和考验。进入城市执掌政权后，党内有一部分人以功臣自居，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有的人产生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严重的主观主义；有的人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有的干部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有的不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搬硬套地把原革命老区的一套工作方式、方法在藏区运用；有的主观主义严重，急躁冒进，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此，党中央于1951年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整顿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在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著的基础上，全自治区（州）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了一次以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为中心内容的教育运动。在此基础上，对党员进行组织审查、登记和处理。根据省委的有关整党指示，结合整党任务，解放初期甘南工（地）委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在思想建设方面：首先整顿纯洁党组织，清理党员队伍。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让广大党员结合文件精神对照自己的思想和入党动机，谈思想、谈认识。由支部成员仔细分析每个人的书面材料和检查入党动机。对入党目的不纯、手续不全或“闭门造册”后发展的党员进行了及时清理。共清理出党人员32名。这样，既纯洁了党的组织，又从思想上保证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次，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增强反腐意识。工（地）委要求每个党员以 “八项条件”对照自己，查思想、查作风。使广大党员树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兼顾的观念，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观念，反对腐败思想,克服贪图享乐的倾向。也使大家认识到：“夺取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而以功臣自居或满足于现状都是很危险的。三是严肃党风党纪，处理严重违纪者。对一些败倒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目无组织纪律和党纪国法，贪污腐化甚至嫖妓赌博的党员干部，经过组织教育后仍不改悔的，按照党纪国法给予严肃处理。四是认真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坚持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克服经验主义倾向。对一些汉族干部由于缺乏民族工作经验，而生搬硬套内地工作的经验与方法，主观臆断，忽视学习民族语言，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等问题，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予以纠正。对一些民族干部中的不接受先进事物，排斥汉族干部等地方民族主义的封建思想残余也进行了纠正。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和睦团结。
  二是在组织建设方面：重视和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工作。截止1953年10月1日，中共甘南藏区工委下辖中共夏河、临潭、卓尼、碌曲、玛曲5个县（工）委。全自治区共建党支部33个。有党员408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27人，妇女党员16人。到1956年底，中共舟曲县委归属甘南地委领导。全州共建立党委、党组22个，总支24个，支部168个;全州有党员4617名，其中：少数民族党员1349人，妇女党员673人。甘南各级党组织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使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提高，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进一步向党靠拢。与此同时，中共甘南工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民族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各项中心工作和甘南的实际，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培养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入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藏族干部队伍和妇女干部队伍有了较大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壮大。各级政权机构日臻完善。司法和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截至1956年12月底；临潭县共建支部28个，拥有党员840名；培养和选拔当地干部502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102名。到1955年底，在全县26个乡（街）中建立了党支部，为24个乡（街）配备了副科级支部书记。1953年7月底，碌曲县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提高党在各工作组的战斗力，为进一步建立碌曲县政权组织奠定了基础。卓尼县到1956年底共建区委4个，区级党组5个，党支部52个，党员人数发展到853名。共有干部871名，其中妇女干部59名，少数民族干部272名。舟曲县工委建立于1954年6月。建立了有5个直属乡党支部，有党员100名。到1956年底,有支部40个，党员1178名，党委（组）4个。夏河县至1956年12月，全县共建基层党委6个,党支部25个，党组3个，总支1个。党员由解放初的29人发展到718人,干部由138人增加到1142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479人。全县33个乡（镇）中，有17个乡建立了党支部。到1956年6月，中共玛曲县委成立后，到年底时，全县共有两个党支部，党员76人。其中少数民族党员13人,妇女党员4人。有干部38人。
  三是在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1953年10月1日甘南藏族自治区成立后，中共甘南工委就把培养民族干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决议》,全面安排部署，积极、大胆地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首先是采用“以老带新，以汉帮藏”的形式和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对那些从农牧民中直接提拔起来的区、乡、村少数民族干部。其次是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和干部轮训班、扫盲班等，以此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到1956年底，全州6个县共举办了6期培训班和4期扫盲班，参加学习及扫盲的干部近2.1万人。
  四是有计划地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到西北民族学院和省委党校进修或学习，为甘南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创造条件。截止1956年底,共向省委党校和西北民族学院等院校选送干部近两千名，使他们在高一级的院校较系统地接受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教育，提高了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
  五是在县、区、乡政权建设中，因地制宜地实行“三三制”的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使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得到具体落实。同时也从政权建设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它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民主建政的典范。到1956年底，在甘南的119个区、乡政权中，担任正副区、乡长职务的干部有486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有272名（內有藏族236人、回族36人），占总数的56%。在全州区公所（署）的正副区长中有少数民族干部67名，占总数的49%。在所有乡政府的正副乡长中，有少数民族干部205名，占总数的59%。甘南解放初，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结果，既贯彻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又基本满足了基层政权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