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三、甘南农民起义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当他们取得了政权后，对异已民族推行的都是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纵观历史上爆发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大多数是单一民族的孤军奋战。而1943年爆发的甘南农民起义，则是以汉、回、藏、东乡、土族为主体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民族大联合的斗争，在甘肃近、现代史上亘古未有地树起了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成为甘南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在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历史时期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和散居的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破坏，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民族间的纠纷也极为频繁。清代甘肃回民的几次暴乱，都是由清朝统治者的压迫或挑拨而引起的。统治者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往往袒汉抑回，挑拨民族关系，激化回、汉矛盾，致使回、汉仇杀愈演愈烈。自清代以来，所谓“回乱”，便10年一大乱，3年一小乱；每乱一次，汉族和回族常常互相杀死数十万人。例如临洮县城，同治年间本有5万余人，经过回、汉几次仇杀,仅剩下3000余人。同室操戈，惨景可叹。
  国民党统治者效法推行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制度，继续采取“以夷治夷”、“化夷为汉”的反动政策，使各民族间的关系仍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1928年4月，甘、青地区发生了“河湟事变”，马仲英、马廷贤等率部突入甘南的临潭、卓尼、夏河地区，“杀死无辜藏、汉民达万人”，烧毁禅定寺和拉卜楞寺的部分殿堂，使回、汉，回、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1929年5月，临潭回民马尕西顺作乱，回、藏民族之间相互残杀，无辜被杀者达七八千人。从1918年到1927年的10年里，青海镇守使马麒侵占拉卜楞藏区，血腥屠杀7000多名藏族僧俗，焚烧了30多座寺院和村庄，致使回、藏矛盾更加激化。经过这些大的民族动乱和仇杀，极大地伤害了甘肃各民族之间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加深了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使各民族间常常处于敌对和戒备状态。
  为了共同的利益各民族团结抗暴是甘南农民起义的特征
  1942年,甘肃南部大旱，颗粒无收，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灾民赈济,反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接踵而来。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在各乡重新丈量土地，保长、乡丁乘机讹诈勒索，盘剥人民。自1940年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来，甘肃大规模的丈量土地后，人民的税赋比原来增加了180%。催粮、逼款、抓壮丁的到处都是，弄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十室九空。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共多征土地税200多万元，而因饥饿冻死者占总人口的36%,逃荒者占10%。更可恶的是政府将无主荒地强摊在农民名下，预征了1至5年的土地税，逼得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各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铤而走险。1943年春的甘南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在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和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暴政。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回、汉、藏、东乡、蒙古、土族等各族贫苦农牧民达10万余人，遍及两河、一江（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的20余县，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在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战斗的赞歌。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历代统治阶级统治下，民族仇杀激烈、民族隔阂很深的这块土地上,各族义军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用生命和鲜血凝结了民族团结的战斗情谊，并染红了民族团结的这面大旗。各族人民抛弃前隙，休戚相关,共同奋斗的精神得到空前的体现。对这次甘南各民族联合抗暴的壮举，就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在向蒋介石的专题报告中称:“西北回、汉、番,此次一反往常，携手合作，实亘古之创见”。
  寻求民族平等是当时甘南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甘南农民起义是一场自发的各族人民大联合的抗暴斗争，它爆发在汉族聚居的临洮、洮沙（今临洮县的辛甸乡洮河一带）和渭源等县；回族聚居的广河县；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县；回、汉杂居的康乐、临潭县；以及汉、藏杂居的卓尼地区，涉及20余县，参加者近10万余人。其中：汉族约6.9万多人，回族约2万余人，藏族约4000多人，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东乡族约2000多人，蒙古族和土族数百人。各族人民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为了共同的利益，一反过去互相仇杀和歧视的常态，携起手来，平等相待，共同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杀死了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和一些恶霸地主等。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些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甘南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各族义军自始至终地团结奋战，互相支援，没有带有任何的民族情绪和成见，更没有出现由于民族偏见而产生的内让现象。这充分证明甘肃各族人民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的，民族关系的缓和与融洽，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是社会进步的主流，也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由各族领袖人物组成的领导核心是甘南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从马福善、马继祖率部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起，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甘南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了整个甘肃南部地区，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为加强团强，统一指挥，各路义军首领于1943年4月，在皋兰县马坡村召开有百余名团以上领导骨干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推选以王仲甲（汉族）为总指挥、肖焕章（汉族）、马福善（回族）为副总指挥及肋巴佛（藏族）等10路司令为首的领导核心。参加这次会议的年旦增（藏族）、马木个（东乡族）、刘财旺（回族）等都是各民族义军中英勇作战的主要领导骨干。会后，按统一部署，兵分十路,肋巴佛、王仲甲和马福善各率一路主力进军武都；马继祖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诸方面的原因，起义最终失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马坡会议，是甘南农民起义中的一次军事力量大检阅，也是一次各民族义军团结、平等的盛会。它充分体现了甘肃南部地区各民族团结共事的凝聚力，也显示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战斗情谊，极大地增强了各部义军齐心协力，共同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也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这在甘肃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是一次各民族团结战斗的光辉典范。
  各族义军面对生死互相支援并肩战斗患难与共
  1943年5月23日，正当各路义军进军武都之际，吕百元、姚登甲和吴健伟等部义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歌滩镇，无法冲出重围。在这危急时刻，洮岷路藏兵司令肋巴佛率领的藏兵及时赶到，毫不犹豫地杀入敌阵，用生命和鲜血救出被围义军。之后，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这在当时民族隔阂和仇杀的阴影还未消除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43年8月初，各路义军会师武都草川崖，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镇压，义军攻打武都的计划未能实现，被迫撤回策源地。肋巴佛率领的藏兵作战勇猛，为大队义军开路打先锋，拼死为大队义军杀开一条血路，许多藏兵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健伟闻讯肋巴佛等义军从武都返回，率领所属汉族义军极力阻击敌人，使得肋巴佛等藏军顺利渡过洮河,撤回策源地。各族义军相互支援，配合作战，减少了伤亡，也为以后继续坚持斗争保存了实力。
  各族义军首领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起义失败后，王仲甲、肖焕章等在回、汉、藏等各族群众的掩护下，在康乐、临洮、渭源交界的南屏山、莲花山一带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9月王仲甲被捕后在武威牺牲。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等率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战斗在陇西、武山、渭源等地,被发展成为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1947年春，肋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巴佛经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入党，成为陇右地下党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此后，马继祖率领40多名留下来的回族义军加入陇右地下游击队，成立了回民支队。1948年秋，由肖焕章和马永祥为入党介绍人, 牙含章代表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批准马继祖入党。各族义军互相引导，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综上所述，甘南农民起义是在由来巴久的甘肃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刻，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暴政，所爆发的一场“官逼民反”的、各民族大联合的抗暴斗争。甘南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携手联合起来，齐心协力，铲恶除暴，冲锋陷阵，共同反抗国民党政府。在起义中，汉、回、藏、东乡等各族武装力量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战斗；起义失败后，又互相掩护，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尔后，一些领导骨干力量又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来甘肃解放的黎明曙光，谱写了甘肃农民斗争史上民族团结战斗的新篇章。通过这次起义.它使甘南各族人民间的感情很快地融洽起来，使民族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好的转机，并为解放后党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迅速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改革开放的今天，提供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甘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