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一、甘南农民暴动中的临卓义军
  1940年秋，自幼饱尝人间疾苦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肋巴佛，在卓尼县康多、勺哇一带秘密串连藏、汉族贫苦农牧民,成立了“草登措哇”（七部落组织），将有枪马的人组织起来，暗中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商讨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策略。同时，他广交绿林好汉，结识江湖义士，与外县的王仲甲、马福善（回）、毛克让、肖焕章等人结成莫逆，频繁来往；与当地的汪鼎臣、王万一、任效周、黄健伟等人结为挚友，誓同生死，患难与共。他自己也开始“重武轻经”,时常荷枪佩刀，纵马骑射，学习带兵打仗的韬略。
  1942年夏，肋巴佛密赴临洮县城，与曾任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高级参谋,但因不满国民党的暴政而辞职回家，暗中发展进步力量的史鼎新接触，并与王仲甲、肖焕章、王星恒会面，就共同举义大事，进行密商和联络。同时肋巴佛和马福善（回）、马继祖（回）父子多次交谈,共商如何在民族地区起义的大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揭竿举义旗奇兵夺县府
  1943年1月8日，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临洮县卧龙寺边家湾打响了农民暴动的第一枪。是月26日，肋巴佛派年旦增（人称年辣椒）赴临洸苟家滩，参加了王仲甲主持的秘密会议，决定在清明节（4月6日）发动全面起义。2月21日，肋巴佛在冶力关乡邢家庄唐连福家的楼上召集有40多名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传达苟家滩会议精神，并作了全面部署。3月22日，冶力关祁邦等人却急不可耐地缴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乘马，惊动了临潭县国民党政府，起义顿时也泄密了。肋巴佛闻讯后，面对这一新的情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1943年3月23日夜，肋巴佛召集“草登措哇”的39名藏、汉、土族僧俗群众，以朝拜“常爷池”为名，从康多乡星夜出发，24日凌晨赶到冶力关。由于起义要提前举行，肋巴佛即同汪鼎臣、黄健伟等紧急磋商后，一方面派人去八角村联络任效周，康乐县钱家湾联络王万一。另一方面向冶力关、哈家滩、足古川、甘沟等地发出命令：“官逼民反，死里求生；一家一人，跟上造反！”同时他自己夤夜轻骑奔到临洮衙下集，向王仲甲汇报了行动计划。3月27日，临、卓地区的3千多名手执大刀、长矛、镰刀、斧头的藏、汉、土、回、东乡族农牧民，组成“饥民团”,汇集在冶力关。冶海乡伪乡长赵虎臣吓得魂飞胆丧，慌忙逃往新城。
  3月28日晨，“饥民团”在肋巴佛、任效周、汪鼎臣、王万一等人的率领下，先在常爷庙祭祀“常爷”（明朝开国大将军常玉春,传说被封为18位“龙神”之首，临潭、卓尼群众在冶力关盖庙、塑像，常年供奉），并以常爷庙的“龙神”大旗作为“饥民团”的帅旗。下午,义军在冶力关泉滩召开誓师大会，推选肋巴佛任总司令,任效周为司令，汪鼎臣、王万一为副司令，李土俊为参谋长。下编3个团。马子良（关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街人）任第一团团长，赵秉清任副团长;姜希濂（葸家庄人）任第二团团长，丁易成（哈尕滩人）任第三团团长；年旦增任总司令卫队营长。大会宣布起义的宗旨是:“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城（新城），后到武都接尕张 （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
  3月29日凌晨，肋巴佛率领3百多名骑兵打先锋，直捣新城。至天黑时，义军已将全城围困。翌日拂晓，国民党县长徐文英刚起床，赵虎臣闯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县长，反了……冶力关反了！”县长听后不相信义军来得这么快,认为赵虎臣谎报军情，便大发雷霆地训斥道:“你老报告说有土匪，回去把你的乡长当去！”赵虎臣刚走，北城门方向响起了枪声，徐文英才确信农民真的反了，急忙和妻子各持手枪，出门顽抗。太阳初升时，大部分义军陆续赶到，占领了城外制高点。当王万一等12人赶早集混进城门后，鸣枪报信，埋伏在城外的肋巴佛等首领纷纷立身跃起，一涌而入，使守城之敌猝不及防，溃退到县政府院内。霎时，城里城外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义军高举龙神白旗，冲进街巷，将县政府大院团团围住，并吶喊着向院内抛扔石头、瓦块等。为迷惑敌人,义军燃放鞭炮，使敌人误以为义军枪弹很多。县府官员和警察们凭着高墙大院向外射击，并投掷手榴弹，负隅顽抗。肋巴佛伺机命邢生贵带领一支义军从县府后门攻入。徐文英见大势已去，败局无法挽回，携带太太仓惶突围逃走，被义军追到南门庙击毙。同时，义军还相继捕杀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和邮电局长苟克俭等5名罪大恶极的官佐。
  至此，临潭新城全被义军占领。肋巴佛即令年辣椒等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并对他们说:“我们造反杀了狗县长，你们愿意参加造反的就参加造反，愿意回家的就回家，祝大家一路平安!”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着，义军又开仓分粮，赈济贫苦农牧民，其余秋毫无犯。
  激战冷地口聚义马坡村
  义军攻克临潭县城后，民心大快，四面八方的农牧民纷纷响应暴动，络绎不绝地前来参加起义。几天内，队伍迅速壮大到4000多人。为了尽快扩大战果，肋巴佛率义军离开临潭新城，东进岷县。途中，在石拉路、大桥关一带的密林山庄宿营，利用6天的时间对义军进行整顿，总结攻打县城的经验和教训，分编连、排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提高了战斗力。
  1943年4月5日，义军拔营向东挺进。当先头部队行至冷地口时，与奉命前来镇压的岷县胡受谦保安大队发生遭遇战。由于义军缺乏武器，又缺少作战经验,队伍顿时大乱，被保安团围困在一座小山上。密密麻麻的枪弹射来，义军伤亡惨重，队伍受到了覆没的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肋巴佛率领后续部队赶到，他立即集结兵力向保安队开火，同时又召黄健伟作了一番智取敌人山头的布置。霎时，双方枪声齐鸣，各自固守着阵地。突然，保安队的枪哑了，只听杀声突起，保安队一片混乱。原来，黄健伟按照肋巴佛的命令，组织了30多人的敢死队，从保安队的背后包抄过去，在敌人失措的一瞬间，敢死队跃然冲入敌群，枪飞矛舞，刀削斧砍。被围困的义军先头部队也杀下山来，一阵猛击，杀得保安队倒戈溃退，全部义军冲出包围圈，占据了另一座大山岗。当保安队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只见山头灌木丛中旌旗猎猎，刀枪耀日，以为义军设伏，不敢冒然进攻，只是向龙神大旗猛烈射击。其实，肋巴佛摆了个疑兵之阵，早已率部兵分两路，向东北方向的门楼寺、峡城进发，与王仲甲等义军会师。
  自马福善在临洮边家湾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后，在两三个月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甘肃南部10余县，波及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到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义军队伍壮大到有10余万众。1943年4月19日，王仲甲召集甘南农民暴动各路义军首领在皋兰县南乡马坡村举行军事会议，成立了“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设十路司令。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确定各路义军“开展抗兵、抗粮斗争”，提出“分粮食,杀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随后决定，义军主力挥师南下，向岷县、武都进发；马继祖副总指挥率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挺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南下义军主力在向岷县进军途中，临、卓支队中的黄健伟率部200余人离队，在义军中造成不良影响。肋巴佛当即严厉谴责黄的分裂行为，安定军心, 严明了纪律，继续轻装前进。
  浴血战沙场转战策源地
  1943年5月18日，当义军行进到氓县茶埠峪时，受到当地保安队的拦击。义军屡攻不克，在这危难关头，只见肋巴佛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弟子们冲啊！连这么个堡子都打不开，还当什么义军造反来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部呼啸而上，一阵猛射猛砍,打得保安队晕头转向，不敢露首还击，乖乖地龟缩在碉堡里，让义军缓缓通过。5月23日，义军吕百元、姚登甲、吴健威等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县滩歌镇。肋巴佛闻讯前去救援，率兵从斜刺里杀出来,个个袒露左臂，端着叉子枪，挥舞长柄大刀，吶喊着冲入敌群，枪打刀劈，勇猛厮杀，前排的中弹倒下了，后排的又踏着血迹向前直冲,拚死夺取敌人的式器，一口气破敌数个据点，势如破竹，使国民党军队惊慌失措，狼狈弃阵而逃。义军乘胜追击10多公里，毙敌40余人，俘虏50多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200余支，手榴弹数百枚。解救了被围义军，接着向武都挺进。
  6月17日，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会师大会，改编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总数达10万余人。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任参谋长。全部义军整编为3支路军和1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混入义军的投机分子趁机破坏。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义军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有的首领擅自与大队分道扬镳;有的军纪松弛，纵容部下抢劫百姓的财物。为保存实力，肋巴佛决意返回策源地，开展游击战。当他率领的临卓义军支队行至岷县蒲麻梁时，被早有准备的保安队挡住去路，摆开决战的架势。肋巴佛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下令百余名义军迂回迎敌，另选两名射手隐蔽到敌后，其余义军吶喊助威，虚张声势，吸引保安队的注意力。当迂回义军接近保安队阵地时，肋巴佛发出信号，两名射手双枪齐发，一个打倒了敌指挥官，一个击中了机枪手，顿时保安队大乱，义军趁机冲入敌阵勇猛砍杀，打得保安队落荒而逃。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0多支。战斗的胜利，给各路义军打开了后撤的道路，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漳县、渭源等地，云集在洮河以东。从北起临洸城边，南至黑甸峡40公里长的河岸上,全部义军抢渡洮河，到莲花山一带开展游击战。8月15日，肋巴佛率临卓义军支队，从卓尼包舍口渡过洮河，到卓尼北山和临潭冶力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进攻羊沙堡北山反“弹压”
  1943年6月，国民党临谭县新任县长郑执中下令保安大队长曹植霖，率部前往卓尼北山地区镇压留守义军。当保安队行至羊沙时，被黄健伟率领的义军包围在羊沙堡内。战斗打响后，义军佯装不敌，向甘沟方向撤去。保安队以为义军不堪一击，遂派一个连跟踪追击。当敌人追至窑化沟山峡密林处时，突然杀声四起,埋伏的义军从山林中杀出，敌人措手不及，一个连被打得死伤过半，其余仓惶而逃。义军两次回师追击逃跑之敌，包围羊沙堡，四面攻打，待敌县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派兵前来增援时，黄健伟率义军撤往冶力关。与此同时，驻康乐县的保安队妄图越过朱家山，从侧面进攻冶力关，但被朱家山的义军“眼窝司令”率部用伏击战术击溃一个连，致使康乐之敌，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9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周体仁率第3师、第12师、第59师各一部抵达临潭一带，命12师吕继周部进驻卓尼北山地区。一方面在康多、勺哇一带贴布告，训示各地:“饥民匪首王仲甲、肋巴佛、马福善,无论逃往何地，一经发现，就地处决”。另一方面电邀卓尼保安司令参加所谓的“剿灭残匪”军事会议。卓尼保安司令接电后，写信给卓尼北山土官杨麻周：“对饥民团人员不要伤害，可劝其出境。”同时委派参谋杨一俊，营长杨赛告、连长杨国华、宗其秀，手枪队长梁书拉等30多人参加会议。
  正当会议即将结束时，在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策动下，由北山土官杨麻周调集北山地区藏兵几百人,一部分由杨麻周带领星夜赶往卓尼，准备接杨复兴司令到北山，并以此为根据地，策动48旗藏兵进行武装暴动（后因杨母反对未遂）。一部分留在北山，由恰盖角缠村的杨才尕等人从中挑选40多名精干藏兵，各带匕首、斧头、大刀等武器，夜袭驻扎在多麻寺的敌20团管部，杀死营长、连长和士兵100多人，同时在康多一带当地群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卓尼北山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体仁恼羞成怒,除扣留杨一俊等人外，下令向北山、冶力关一带的义军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敌军不仅烧毁了多麻寺,而且在多麻寺附近的6个村庄放火焚烧民房19幢，掠去群众白洋6000多元，抢走牛羊1600多头（只），马500匹，枪500支。并将杨赛告、梁书拉、宗其秀等人杀害于北山，将杨一俊处死在兰州。杨麻周被捕后解押到兰州，经买通上下后判刑5年。肋巴佛等人被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通缉。
  此外，国民党政府对义军除进行军事镇压外，还以“宣抚”为名进行政治欺骗。国民党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灾区宣慰委员会”，并组成“宣抚团”分东、南两路进行活动。“宣抚团”到各地后，一方面张贴欺骗性的布告,签发“良民证”。另一方面又发放“农贷”款，使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义军战士上当受骗，而更多的义军和首领，则拒绝敌人的诱降，转入地下，同敌军的“清乡”、“清剿”展开艰苦的斗争。
  碧血染故土英名垂青史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迅速扑灭甘南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在政治上采取欺骗性的“宣抚”政策，军事上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经济上推行大肆劫掠的方针，特别是第三军周体仁部进驻临潭后，在各地勒令所有参加起义的农民“坦白悔过”、“认罪赎命”，否则将斩尽杀绝。他们对从莲花山抓来的14位农民进行严刑拷打后，枪杀在甘沟；那子村的二三十名农民,被赶进洮河后活活淹死;从草场门口捕来的3名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就被杀死在新城。临、卓义军的首领汪鼎臣、任效周、邢生贵、年旦增等均被敌人捕后枪杀。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两三千名义军农民倒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中。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甘南大地。
  但是，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使参加起义的农牧民屈服，他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义军战士刘西贵，被捕后在临潭县长郑执中的多次严刑拷打下，从不低头，审了3堂，他大骂县长3次，刑堂变成了痛斥敌人的战场。战士马二郎保，在从监狱走向刑场的路上，气宇轩昂，纵声高唱：“官逼呢者民反呢,豁上命了造反呢，阿哥们死了不要紧，还有后人们干呢”。他那气壮山河、无所畏惧、蔑视敌人的英勇气势，使许多沿街围观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这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甘肃农民革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加之投机分子的破坏和分裂，致使起义在敌人的镇压和瓦解下终于失败。革命先躯为追求自由和光明、翻身和幸福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事迹，将永远为甘南各族人民所铭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