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第三节甘南农民起义
  1943年春，正当日本侵略者向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惨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曲线救国”的反动策略, 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实行围剿和经济封锁。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白色恐怖，向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崩溃，饥鸿遍野，民不聊生，特别是甘肃南部地区的广大回、汉、藏、东乡、撒拉等民族的人民，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极端的穷困潦倒，生活苦不堪言，整日里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就迫使他们喊出了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抗粮保命，反对贪污政府”的口号，于是各地不堪忍受国民党黑暗暴政的回、汉、藏、东乡、撒拉等民族的农牧民，纷纷揭竿而起，在甘南地区爆发了一场以“抗日反蒋”为宗旨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浪潮很快波及甘肃的20多个县和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各族民众多达10余万人，席卷整个甘肃南部地区，使蒋介石反动政府极为震惊和恐慌，急命范汉杰为剿“匪”总司令,调集了59师、71师、8师、12师、暂编15师和交通司令部等数十几万正规部队和大批地方反动武装民团，向各支义军进行残酷、血腥的围剿和镇压，终于使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告以失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然而，这次甘肃近现代史上最为壮烈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它不但震慑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而且从客观上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支持了延安党中央的反封锁、反围剿斗争，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压力。这是甘肃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一次大预演，它充分显示了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不可抗拒之宏伟力量。它是甘肃各民族团结奋斗、追求共同目标的光辉典范。甘南农民起义是甘肃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次起义中，许多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诗篇，他们无数气壮山河的感人事迹，将炳彪千秋，永照汗青。
  一、甘南农民暴动中的临卓义军
  1940年秋，自幼饱尝人间疾苦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肋巴佛，在卓尼县康多、勺哇一带秘密串连藏、汉族贫苦农牧民,成立了“草登措哇”（七部落组织），将有枪马的人组织起来，暗中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商讨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策略。同时，他广交绿林好汉，结识江湖义士，与外县的王仲甲、马福善（回）、毛克让、肖焕章等人结成莫逆，频繁来往；与当地的汪鼎臣、王万一、任效周、黄健伟等人结为挚友，誓同生死，患难与共。他自己也开始“重武轻经”,时常荷枪佩刀，纵马骑射，学习带兵打仗的韬略。
  1942年夏，肋巴佛密赴临洮县城，与曾任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高级参谋,但因不满国民党的暴政而辞职回家，暗中发展进步力量的史鼎新接触，并与王仲甲、肖焕章、王星恒会面，就共同举义大事，进行密商和联络。同时肋巴佛和马福善（回）、马继祖（回）父子多次交谈,共商如何在民族地区起义的大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揭竿举义旗奇兵夺县府
  1943年1月8日，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临洮县卧龙寺边家湾打响了农民暴动的第一枪。是月26日，肋巴佛派年旦增（人称年辣椒）赴临洸苟家滩，参加了王仲甲主持的秘密会议，决定在清明节（4月6日）发动全面起义。2月21日，肋巴佛在冶力关乡邢家庄唐连福家的楼上召集有40多名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传达苟家滩会议精神，并作了全面部署。3月22日，冶力关祁邦等人却急不可耐地缴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乘马，惊动了临潭县国民党政府，起义顿时也泄密了。肋巴佛闻讯后，面对这一新的情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1943年3月23日夜，肋巴佛召集“草登措哇”的39名藏、汉、土族僧俗群众，以朝拜“常爷池”为名，从康多乡星夜出发，24日凌晨赶到冶力关。由于起义要提前举行，肋巴佛即同汪鼎臣、黄健伟等紧急磋商后，一方面派人去八角村联络任效周，康乐县钱家湾联络王万一。另一方面向冶力关、哈家滩、足古川、甘沟等地发出命令：“官逼民反，死里求生；一家一人，跟上造反！”同时他自己夤夜轻骑奔到临洮衙下集，向王仲甲汇报了行动计划。3月27日，临、卓地区的3千多名手执大刀、长矛、镰刀、斧头的藏、汉、土、回、东乡族农牧民，组成“饥民团”,汇集在冶力关。冶海乡伪乡长赵虎臣吓得魂飞胆丧，慌忙逃往新城。
  3月28日晨，“饥民团”在肋巴佛、任效周、汪鼎臣、王万一等人的率领下，先在常爷庙祭祀“常爷”（明朝开国大将军常玉春,传说被封为18位“龙神”之首，临潭、卓尼群众在冶力关盖庙、塑像，常年供奉），并以常爷庙的“龙神”大旗作为“饥民团”的帅旗。下午,义军在冶力关泉滩召开誓师大会，推选肋巴佛任总司令,任效周为司令，汪鼎臣、王万一为副司令，李土俊为参谋长。下编3个团。马子良（关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街人）任第一团团长，赵秉清任副团长;姜希濂（葸家庄人）任第二团团长，丁易成（哈尕滩人）任第三团团长；年旦增任总司令卫队营长。大会宣布起义的宗旨是:“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城（新城），后到武都接尕张 （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
  3月29日凌晨，肋巴佛率领3百多名骑兵打先锋，直捣新城。至天黑时，义军已将全城围困。翌日拂晓，国民党县长徐文英刚起床，赵虎臣闯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县长，反了……冶力关反了！”县长听后不相信义军来得这么快,认为赵虎臣谎报军情，便大发雷霆地训斥道:“你老报告说有土匪，回去把你的乡长当去！”赵虎臣刚走，北城门方向响起了枪声，徐文英才确信农民真的反了，急忙和妻子各持手枪，出门顽抗。太阳初升时，大部分义军陆续赶到，占领了城外制高点。当王万一等12人赶早集混进城门后，鸣枪报信，埋伏在城外的肋巴佛等首领纷纷立身跃起，一涌而入，使守城之敌猝不及防，溃退到县政府院内。霎时，城里城外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义军高举龙神白旗，冲进街巷，将县政府大院团团围住，并吶喊着向院内抛扔石头、瓦块等。为迷惑敌人,义军燃放鞭炮，使敌人误以为义军枪弹很多。县府官员和警察们凭着高墙大院向外射击，并投掷手榴弹，负隅顽抗。肋巴佛伺机命邢生贵带领一支义军从县府后门攻入。徐文英见大势已去，败局无法挽回，携带太太仓惶突围逃走，被义军追到南门庙击毙。同时，义军还相继捕杀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和邮电局长苟克俭等5名罪大恶极的官佐。
  至此，临潭新城全被义军占领。肋巴佛即令年辣椒等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并对他们说:“我们造反杀了狗县长，你们愿意参加造反的就参加造反，愿意回家的就回家，祝大家一路平安!”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着，义军又开仓分粮，赈济贫苦农牧民，其余秋毫无犯。
  激战冷地口聚义马坡村
  义军攻克临潭县城后，民心大快，四面八方的农牧民纷纷响应暴动，络绎不绝地前来参加起义。几天内，队伍迅速壮大到4000多人。为了尽快扩大战果，肋巴佛率义军离开临潭新城，东进岷县。途中，在石拉路、大桥关一带的密林山庄宿营，利用6天的时间对义军进行整顿，总结攻打县城的经验和教训，分编连、排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提高了战斗力。
  1943年4月5日，义军拔营向东挺进。当先头部队行至冷地口时，与奉命前来镇压的岷县胡受谦保安大队发生遭遇战。由于义军缺乏武器，又缺少作战经验,队伍顿时大乱，被保安团围困在一座小山上。密密麻麻的枪弹射来，义军伤亡惨重，队伍受到了覆没的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肋巴佛率领后续部队赶到，他立即集结兵力向保安队开火，同时又召黄健伟作了一番智取敌人山头的布置。霎时，双方枪声齐鸣，各自固守着阵地。突然，保安队的枪哑了，只听杀声突起，保安队一片混乱。原来，黄健伟按照肋巴佛的命令，组织了30多人的敢死队，从保安队的背后包抄过去，在敌人失措的一瞬间，敢死队跃然冲入敌群，枪飞矛舞，刀削斧砍。被围困的义军先头部队也杀下山来，一阵猛击，杀得保安队倒戈溃退，全部义军冲出包围圈，占据了另一座大山岗。当保安队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只见山头灌木丛中旌旗猎猎，刀枪耀日，以为义军设伏，不敢冒然进攻，只是向龙神大旗猛烈射击。其实，肋巴佛摆了个疑兵之阵，早已率部兵分两路，向东北方向的门楼寺、峡城进发，与王仲甲等义军会师。
  自马福善在临洮边家湾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后，在两三个月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甘肃南部10余县，波及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到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义军队伍壮大到有10余万众。1943年4月19日，王仲甲召集甘南农民暴动各路义军首领在皋兰县南乡马坡村举行军事会议，成立了“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设十路司令。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确定各路义军“开展抗兵、抗粮斗争”，提出“分粮食,杀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随后决定，义军主力挥师南下，向岷县、武都进发；马继祖副总指挥率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挺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南下义军主力在向岷县进军途中，临、卓支队中的黄健伟率部200余人离队，在义军中造成不良影响。肋巴佛当即严厉谴责黄的分裂行为，安定军心, 严明了纪律，继续轻装前进。
  浴血战沙场转战策源地
  1943年5月18日，当义军行进到氓县茶埠峪时，受到当地保安队的拦击。义军屡攻不克，在这危难关头，只见肋巴佛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弟子们冲啊！连这么个堡子都打不开，还当什么义军造反来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部呼啸而上，一阵猛射猛砍,打得保安队晕头转向，不敢露首还击，乖乖地龟缩在碉堡里，让义军缓缓通过。5月23日，义军吕百元、姚登甲、吴健威等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县滩歌镇。肋巴佛闻讯前去救援，率兵从斜刺里杀出来,个个袒露左臂，端着叉子枪，挥舞长柄大刀，吶喊着冲入敌群，枪打刀劈，勇猛厮杀，前排的中弹倒下了，后排的又踏着血迹向前直冲,拚死夺取敌人的式器，一口气破敌数个据点，势如破竹，使国民党军队惊慌失措，狼狈弃阵而逃。义军乘胜追击10多公里，毙敌40余人，俘虏50多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200余支，手榴弹数百枚。解救了被围义军，接着向武都挺进。
  6月17日，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会师大会，改编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总数达10万余人。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任参谋长。全部义军整编为3支路军和1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混入义军的投机分子趁机破坏。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义军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有的首领擅自与大队分道扬镳;有的军纪松弛，纵容部下抢劫百姓的财物。为保存实力，肋巴佛决意返回策源地，开展游击战。当他率领的临卓义军支队行至岷县蒲麻梁时，被早有准备的保安队挡住去路，摆开决战的架势。肋巴佛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下令百余名义军迂回迎敌，另选两名射手隐蔽到敌后，其余义军吶喊助威，虚张声势，吸引保安队的注意力。当迂回义军接近保安队阵地时，肋巴佛发出信号，两名射手双枪齐发，一个打倒了敌指挥官，一个击中了机枪手，顿时保安队大乱，义军趁机冲入敌阵勇猛砍杀，打得保安队落荒而逃。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0多支。战斗的胜利，给各路义军打开了后撤的道路，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漳县、渭源等地，云集在洮河以东。从北起临洸城边，南至黑甸峡40公里长的河岸上,全部义军抢渡洮河，到莲花山一带开展游击战。8月15日，肋巴佛率临卓义军支队，从卓尼包舍口渡过洮河，到卓尼北山和临潭冶力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进攻羊沙堡北山反“弹压”
  1943年6月，国民党临谭县新任县长郑执中下令保安大队长曹植霖，率部前往卓尼北山地区镇压留守义军。当保安队行至羊沙时，被黄健伟率领的义军包围在羊沙堡内。战斗打响后，义军佯装不敌，向甘沟方向撤去。保安队以为义军不堪一击，遂派一个连跟踪追击。当敌人追至窑化沟山峡密林处时，突然杀声四起,埋伏的义军从山林中杀出，敌人措手不及，一个连被打得死伤过半，其余仓惶而逃。义军两次回师追击逃跑之敌，包围羊沙堡，四面攻打，待敌县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派兵前来增援时，黄健伟率义军撤往冶力关。与此同时，驻康乐县的保安队妄图越过朱家山，从侧面进攻冶力关，但被朱家山的义军“眼窝司令”率部用伏击战术击溃一个连，致使康乐之敌，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9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周体仁率第3师、第12师、第59师各一部抵达临潭一带，命12师吕继周部进驻卓尼北山地区。一方面在康多、勺哇一带贴布告，训示各地:“饥民匪首王仲甲、肋巴佛、马福善,无论逃往何地，一经发现，就地处决”。另一方面电邀卓尼保安司令参加所谓的“剿灭残匪”军事会议。卓尼保安司令接电后，写信给卓尼北山土官杨麻周：“对饥民团人员不要伤害，可劝其出境。”同时委派参谋杨一俊，营长杨赛告、连长杨国华、宗其秀，手枪队长梁书拉等30多人参加会议。
  正当会议即将结束时，在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策动下，由北山土官杨麻周调集北山地区藏兵几百人,一部分由杨麻周带领星夜赶往卓尼，准备接杨复兴司令到北山，并以此为根据地，策动48旗藏兵进行武装暴动（后因杨母反对未遂）。一部分留在北山，由恰盖角缠村的杨才尕等人从中挑选40多名精干藏兵，各带匕首、斧头、大刀等武器，夜袭驻扎在多麻寺的敌20团管部，杀死营长、连长和士兵100多人，同时在康多一带当地群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卓尼北山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体仁恼羞成怒,除扣留杨一俊等人外，下令向北山、冶力关一带的义军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敌军不仅烧毁了多麻寺,而且在多麻寺附近的6个村庄放火焚烧民房19幢，掠去群众白洋6000多元，抢走牛羊1600多头（只），马500匹，枪500支。并将杨赛告、梁书拉、宗其秀等人杀害于北山，将杨一俊处死在兰州。杨麻周被捕后解押到兰州，经买通上下后判刑5年。肋巴佛等人被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通缉。
  此外，国民党政府对义军除进行军事镇压外，还以“宣抚”为名进行政治欺骗。国民党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灾区宣慰委员会”，并组成“宣抚团”分东、南两路进行活动。“宣抚团”到各地后，一方面张贴欺骗性的布告,签发“良民证”。另一方面又发放“农贷”款，使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义军战士上当受骗，而更多的义军和首领，则拒绝敌人的诱降，转入地下，同敌军的“清乡”、“清剿”展开艰苦的斗争。
  碧血染故土英名垂青史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迅速扑灭甘南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在政治上采取欺骗性的“宣抚”政策，军事上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经济上推行大肆劫掠的方针，特别是第三军周体仁部进驻临潭后，在各地勒令所有参加起义的农民“坦白悔过”、“认罪赎命”，否则将斩尽杀绝。他们对从莲花山抓来的14位农民进行严刑拷打后，枪杀在甘沟；那子村的二三十名农民,被赶进洮河后活活淹死;从草场门口捕来的3名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就被杀死在新城。临、卓义军的首领汪鼎臣、任效周、邢生贵、年旦增等均被敌人捕后枪杀。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两三千名义军农民倒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中。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甘南大地。
  但是，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使参加起义的农牧民屈服，他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义军战士刘西贵，被捕后在临潭县长郑执中的多次严刑拷打下，从不低头，审了3堂，他大骂县长3次，刑堂变成了痛斥敌人的战场。战士马二郎保，在从监狱走向刑场的路上，气宇轩昂，纵声高唱：“官逼呢者民反呢,豁上命了造反呢，阿哥们死了不要紧，还有后人们干呢”。他那气壮山河、无所畏惧、蔑视敌人的英勇气势，使许多沿街围观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这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甘肃农民革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加之投机分子的破坏和分裂，致使起义在敌人的镇压和瓦解下终于失败。革命先躯为追求自由和光明、翻身和幸福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事迹，将永远为甘南各族人民所铭记和缅怀。
  二、甘南农民起义中的临卓四英烈
  1942年,甘肃南部大旱，颗粒无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得陇甘大地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灾民们铤而走险，揭竿举义, 反抗暴政。1943年春，酝酿已久的甘南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参加起义的各族贫苦农牧民约有10万余人，遍及甘肃南部20余县。在这场自发的农民起义中，以肋巴佛为首的临潭、卓尼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给诸路义军树立了良好榜样。特别是许多领导骨干和战士，他们艰苦奋战，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英勇不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下面记载的是在这次起义中，慷慨捐躯的4位甘南籍首领的惨烈事迹，让世代后辈缅怀英烈，千秋慰籍九泉下英灵。
  (-)雄鹰志高翔血洒洮河旁——年旦增传略
  年旦增，又名年辣椒，藏族,1884年生于卓尼县康多乡上加林村的一个牧民家中。幼年剃度当和尚，因穿红色袈裟，加之敦厚憨朴，性格倔强好斗,人们称他像“辣椒”一样，由此辣椒的称号便传开了。1915年春,27岁的年辣椒已长成一个威武剽悍的汉子，因他英武勇猛，忠诚憨厚，膂力过人，被卓尼土司杨积庆选中，当上了土司卫队营的卫士。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942年春，退役在家的年旦增同肋巴佛在康多、勺哇一带的藏区秘密组织“草登草哇”（7族组织），将有枪、有马、有斗争精神的穷苦人组织起来，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年旦增为人敦厚聪慧，办事稳妥,深得肋巴佛的信任。1943年元月26日，年旦增奉肋巴佛之命, 前往临洮苟家滩，参加王仲甲等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1943年4月6日（清明节）发动全面起义。1943年2月21日，肋巴佛在冶力关邢家庄召开有40多名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由年旦增传达苟家滩会议精神,决定积极作好准备，按时起义。这时，由于冶力关的祁帮等人缴抢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马，惊动了国民党临潭县政府，肋巴佛等决定在临、卓的冶力关和北山一带提前起义。
  1943年3月23日，肋巴佛率领40多名起义骨干星夜从康多赶到冶海，在常爷庙内起誓:“半路变心，天诛地灭”。第二天，甘南农民起义在冶力关泉滩揭竿而起，年旦增任总司令卫队营长。3月29日，义军攻占临漳县政府驻地新城，捕杀了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徐文英等5名官佐。年旦增率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
  年旦增平常沉默寡言，勤于思考。他为人耿直诚恳，襟怀坦荡，性情豪爽，嫉恶如仇。每次战斗,他都是袒胸露臂,端枪挥刀，冲锋在前。1943年5月23日，义军吕百元、姚登甲等部被敌人围困在宕昌滩歌镇内，几次拚杀突围都因敌人的火力太猛而未能成功。在这危急时刻，肋巴佛率领的藏、汉义军赶到。年旦增立即脱下皮袄，第一个赤膊上阵。他左手端枪，右手举刀，率领义军杀开一条血路，把吕百元、姚登甲等义军救出了重围，杀得敌军魂飞胆丧，仓惶溃逃。
  1943年8月，在国民党的重兵镇压下，义军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开始转入分散的地下游击斗争。年旦增奉命前往卓尼土司衙门，谈妥了肋巴佛暂留卓尼的事宜，在赶回康多的上加林村时，被乌龙喇嘛的''草周草哇”组织设伏捕去，献给了国民党中央军第3军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12师。不久，被敌人押往临洮。因他在临洮、康乐一带的群众中威望很高，敌人怕生变故，还未押到临洮城时,就把他枪杀在临洮城附近洮河西岸的鹑鸽崖下。这位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牺牲时享年59岁。
  (二)高歌沙场解民难大笑饮刃写春秋——邢生贵传略
  邢生贵，汉族,1912年5月生于临潭县冶力关乡岗沟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少年时，他是远近闻名的唱“花儿”能手。每年农历六月莲花山的“花儿"会上，都能听到他动人的歌声。他性格开朗，知天乐命，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1942年,甘南农民起义酝酿时期，他用“花儿”传播反抗思想，抨击国民党的暴政，激励人民起来参加斗争。
  1943年3月27日，在肋巴佛领导下，临潭、卓尼的各族贫苦农牧民举旗造反，邢生贵担任义军营长。3月29日，义军直捣国民党临潭县政府所在地新城，邢生贵同王万一率先锋队12人乘天色微明，扮作赶早集的人先行混入城内，袭杀了守城门的保安队员。继而义军顺利入城猛攻县党部，保安队仓促应战，被邢生贵、王万一率领的义军先锋打得四散逃亡。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徐文英携其妻向南门逃跑,被义军击毙。义军里应外合，首战告捷，顺利攻下了新城。
  1943年4月29日，义军进军武都,途经闾井堡时，堡内的敌人派一个连的保安队，从闾井堡一直跟踪而来。为消灭尾追之敌，邢生贵率领敢死队50多人埋伏在古浪坝两边的草丛中，大队义军继续前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义军勇士一跃而起，刀枪棍棒齐举,喊杀声震天动地。邢生贵手持一柄砍刀，像勇猛的雄狮冲入敌群，杀得敌人片甲不留。有的保安队员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刀下之鬼。战斗结束后，邢生贵又高兴地唱起了动人的“花儿”，赞扬义军的英勇机智，讽刺保安队的愚蠢无能。引得义军们个个笑逐颜开，群情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振奋。通过这场战斗，义军威名大震，沿途保安队闻风丧胆。大队义军顺利通过宕昌，进抵武都。
  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义军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转入分散的地下活动。1943年8月8日，邢生贵被保安队从康多附近的一座磨坊中捕去，押解到新城。为不牵连别人，他一人承担了毙杀徐文英的事实，被国民党岷县专员胡受谦砍头挖心,祭奠了徐文英。在走向刑场时，他铁骨铮铮，昂首挺胸，面无惧色，笑对乡亲，引吭高歌: “脚户骡驹走四川，杀了吃人的狗县官；棉花挂在刺上了，给穷人把气使上了……”使在场的许多人悲泪涔涔。他牺牲时，年仅31岁。
  （三）英勇抗暴政碧血染泉滩——任效周传略
  任效周，汉族,1892年10月生于临潭县八角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青年时曾在鲁大昌部下当兵，后在冶力关、八角、康乐、临夏等地做木材生意。他耳闻目睹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穷苦人无以为生的艰难境地,便对国民党的暴政逐渐产生不满。1941年，他在八角一带组织哥老会，担任该哥老会的“大爷”（哥老会成员对其头目的称谓）。他时常用自已做生意赚来的钱接济穷苦人，扶持良善。1942年,甘南地区大旱，饥民遍野，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任效周同肋巴佛、汪鼎臣等联络,秘密组织各地哥老会，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当时在临潭东北路一带很有影响。任效周聪明颖悟，处事老练，熟谙世故，极为精明。他遇事不乱方寸，深谋远虑，起义后成为肋巴佛的高参助手。
  1943年3月27日，甘南农民起义在冶力关泉滩爆发。任效周积极响应，率领八角乡哥老会员和当地农民200余人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司令，兼第一师师长。任效周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明确喊出了 ：“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并宣布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府（新城），然后到武都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尕张（指张英杰,驻武都国民党骑兵独立营营长），最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1943年3月29日，义军攻下新城后撤往石拉路、大桥关一带休整。任效周帮助肋巴佛整顿义军，严明纪律，分编连、排、班组织，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1943年4月5日，义军向垠县开进，途经冷地口时，与岷县专员胡受谦的保安队狭路相逢。由于义军缺乏战斗经验，武器又少，一时大乱。敌人架起两挺机枪扫射。正在紧急关头，任效周凭着他过去当兵的经验，组织义军从正面和两侧同时进攻。霎时，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以为被包围，惊慌失措，纷纷掉转枪口溃逃。义军乘机撤出危险区，绕道继续向岷县前进。
  1943年8月初,义军经过长途跋涉进抵武都，这时国民党两个正规师向义军猛扑过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军为保存实力，被迫撤回策源地，并分散转入地下斗争。任效周、汪鼎臣和王万一等3人隐姓埋名，参加了马步芳的骑兵队。1943年9月6日，任效周3人随马步芳驻康乐木行督办马先生（名不详）一起到康乐办事,被国民党12师从康乐莲麓乡地寺坪捕去。敌人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肋巴佛和其他义军首领的下落，对三人严刑拷打了7天。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一字未吐,使敌人的阴谋落空。1943年9月13日，任效周在冶力关泉滩英勇就义，时年51岁。
  （四）投笔从戎解民倒悬——汪鼎臣传略
  汪鼎臣，汉族,1891年8月生于临夏康乐县莲麓乡丈卡拉尕村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小时在莲麓乡一家私塾读书，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写得一手好字，被人们称为“秀才”。成年后，在鲁大昌所办的''庆太号”木行里当先生，因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他毅然辞去了差事，回家靠挥笔写字为生。
  1941年夏，汪鼎臣经人介绍参加了冶力关哥老会。他为人谦和，气品高雅，处事谨慎，又会舞弄笔墨，逐渐赢得了哥老会头目马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大爷的信任，成为哥老会的重要人物之一。
  1942年，甘南农民起义处在酝酿之中。在冶力关哥老会马大爷的支持下，汪鼎臣同肋巴佛、任效周等秘密联络，积极发展哥老会成员，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到1943年初，在临潭东北路一带，以哥老会为核心的秘密组织极为活跃，影响颇大。1943年3月27日，在肋巴佛领导下,甘南农民起义爆发。汪鼎臣率冶力关哥老会会员六七十人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副司令。他亲自撰写布告宣传起义宗旨，并发动冶力关、斜角滩、足古川、八角等地民众支援义军。此后，他一直负责处理义军内部的书信笔墨事务。
  1943年8月，义军在国民党的重兵弹压下，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转入地下斗争。汪廃臣、任效周和王万一等3人隐姓埋名，参加了马步芳的骑兵队。1943年9月6日，汪、任、王3人随马步芳驻康乐木行督办马先生（名不详）一起到康乐办事，被国民党12师从康乐莲麓乡地寺坪捕去。敌人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下落，经严刑拷打，一无所获。9月13日，汪鼎臣在冶力关泉滩遇难，时年52岁。
  三、甘南农民起义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当他们取得了政权后，对异已民族推行的都是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纵观历史上爆发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大多数是单一民族的孤军奋战。而1943年爆发的甘南农民起义，则是以汉、回、藏、东乡、土族为主体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民族大联合的斗争，在甘肃近、现代史上亘古未有地树起了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成为甘南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在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历史时期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和散居的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破坏，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民族间的纠纷也极为频繁。清代甘肃回民的几次暴乱，都是由清朝统治者的压迫或挑拨而引起的。统治者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往往袒汉抑回，挑拨民族关系，激化回、汉矛盾，致使回、汉仇杀愈演愈烈。自清代以来，所谓“回乱”，便10年一大乱，3年一小乱；每乱一次，汉族和回族常常互相杀死数十万人。例如临洮县城，同治年间本有5万余人，经过回、汉几次仇杀,仅剩下3000余人。同室操戈，惨景可叹。
  国民党统治者效法推行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制度，继续采取“以夷治夷”、“化夷为汉”的反动政策，使各民族间的关系仍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1928年4月，甘、青地区发生了“河湟事变”，马仲英、马廷贤等率部突入甘南的临潭、卓尼、夏河地区，“杀死无辜藏、汉民达万人”，烧毁禅定寺和拉卜楞寺的部分殿堂，使回、汉，回、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1929年5月，临潭回民马尕西顺作乱，回、藏民族之间相互残杀，无辜被杀者达七八千人。从1918年到1927年的10年里，青海镇守使马麒侵占拉卜楞藏区，血腥屠杀7000多名藏族僧俗，焚烧了30多座寺院和村庄，致使回、藏矛盾更加激化。经过这些大的民族动乱和仇杀，极大地伤害了甘肃各民族之间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加深了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使各民族间常常处于敌对和戒备状态。
  为了共同的利益各民族团结抗暴是甘南农民起义的特征
  1942年,甘肃南部大旱，颗粒无收，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灾民赈济,反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接踵而来。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在各乡重新丈量土地，保长、乡丁乘机讹诈勒索，盘剥人民。自1940年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来，甘肃大规模的丈量土地后，人民的税赋比原来增加了180%。催粮、逼款、抓壮丁的到处都是，弄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十室九空。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共多征土地税200多万元，而因饥饿冻死者占总人口的36%,逃荒者占10%。更可恶的是政府将无主荒地强摊在农民名下，预征了1至5年的土地税，逼得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各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铤而走险。1943年春的甘南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在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和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暴政。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回、汉、藏、东乡、蒙古、土族等各族贫苦农牧民达10万余人，遍及两河、一江（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的20余县，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在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战斗的赞歌。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历代统治阶级统治下，民族仇杀激烈、民族隔阂很深的这块土地上,各族义军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用生命和鲜血凝结了民族团结的战斗情谊，并染红了民族团结的这面大旗。各族人民抛弃前隙，休戚相关,共同奋斗的精神得到空前的体现。对这次甘南各民族联合抗暴的壮举，就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在向蒋介石的专题报告中称:“西北回、汉、番,此次一反往常，携手合作，实亘古之创见”。
  寻求民族平等是当时甘南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甘南农民起义是一场自发的各族人民大联合的抗暴斗争，它爆发在汉族聚居的临洮、洮沙（今临洮县的辛甸乡洮河一带）和渭源等县；回族聚居的广河县；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县；回、汉杂居的康乐、临潭县；以及汉、藏杂居的卓尼地区，涉及20余县，参加者近10万余人。其中：汉族约6.9万多人，回族约2万余人，藏族约4000多人，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东乡族约2000多人，蒙古族和土族数百人。各族人民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为了共同的利益，一反过去互相仇杀和歧视的常态，携起手来，平等相待，共同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杀死了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和一些恶霸地主等。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些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甘南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各族义军自始至终地团结奋战，互相支援，没有带有任何的民族情绪和成见，更没有出现由于民族偏见而产生的内让现象。这充分证明甘肃各族人民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的，民族关系的缓和与融洽，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是社会进步的主流，也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由各族领袖人物组成的领导核心是甘南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从马福善、马继祖率部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起，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甘南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了整个甘肃南部地区，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为加强团强，统一指挥，各路义军首领于1943年4月，在皋兰县马坡村召开有百余名团以上领导骨干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推选以王仲甲（汉族）为总指挥、肖焕章（汉族）、马福善（回族）为副总指挥及肋巴佛（藏族）等10路司令为首的领导核心。参加这次会议的年旦增（藏族）、马木个（东乡族）、刘财旺（回族）等都是各民族义军中英勇作战的主要领导骨干。会后，按统一部署，兵分十路,肋巴佛、王仲甲和马福善各率一路主力进军武都；马继祖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诸方面的原因，起义最终失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马坡会议，是甘南农民起义中的一次军事力量大检阅，也是一次各民族义军团结、平等的盛会。它充分体现了甘肃南部地区各民族团结共事的凝聚力，也显示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战斗情谊，极大地增强了各部义军齐心协力，共同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也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这在甘肃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是一次各民族团结战斗的光辉典范。
  各族义军面对生死互相支援并肩战斗患难与共
  1943年5月23日，正当各路义军进军武都之际，吕百元、姚登甲和吴健伟等部义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歌滩镇，无法冲出重围。在这危急时刻，洮岷路藏兵司令肋巴佛率领的藏兵及时赶到，毫不犹豫地杀入敌阵，用生命和鲜血救出被围义军。之后，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这在当时民族隔阂和仇杀的阴影还未消除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43年8月初，各路义军会师武都草川崖，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镇压，义军攻打武都的计划未能实现，被迫撤回策源地。肋巴佛率领的藏兵作战勇猛，为大队义军开路打先锋，拼死为大队义军杀开一条血路，许多藏兵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健伟闻讯肋巴佛等义军从武都返回，率领所属汉族义军极力阻击敌人，使得肋巴佛等藏军顺利渡过洮河,撤回策源地。各族义军相互支援，配合作战，减少了伤亡，也为以后继续坚持斗争保存了实力。
  各族义军首领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起义失败后，王仲甲、肖焕章等在回、汉、藏等各族群众的掩护下，在康乐、临洮、渭源交界的南屏山、莲花山一带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9月王仲甲被捕后在武威牺牲。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等率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战斗在陇西、武山、渭源等地,被发展成为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1947年春，肋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巴佛经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入党，成为陇右地下党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此后，马继祖率领40多名留下来的回族义军加入陇右地下游击队，成立了回民支队。1948年秋，由肖焕章和马永祥为入党介绍人, 牙含章代表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批准马继祖入党。各族义军互相引导，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综上所述，甘南农民起义是在由来巴久的甘肃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刻，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暴政，所爆发的一场“官逼民反”的、各民族大联合的抗暴斗争。甘南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携手联合起来，齐心协力，铲恶除暴，冲锋陷阵，共同反抗国民党政府。在起义中，汉、回、藏、东乡等各族武装力量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战斗；起义失败后，又互相掩护，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尔后，一些领导骨干力量又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来甘肃解放的黎明曙光，谱写了甘肃农民斗争史上民族团结战斗的新篇章。通过这次起义.它使甘南各族人民间的感情很快地融洽起来，使民族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好的转机，并为解放后党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迅速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改革开放的今天，提供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甘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