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俄界会址考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不少党史著述把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俄界会议会址,误写在川西一带或甘、川两省交界的地区，而具体指现今的何县、何乡、何村，也不明确。经过80年代初我们对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核对和实地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其理由为：
  第一，以前在四川省若尔盖县与毗连的甘肃省迭部县境内，并没有标名为“俄界”这两个字的村寨，而只在迭部县达拉乡有近似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俄界”读音的有“三村”、“一寺”，即：高寨村、岗岭村、高吉村和勾吉寺。四者都是红军进入甘南后的必经之地，具备部队驻扎宿营.的条件。高寨村位于包座河（流入甘南后当地群众改称达拉河）流入迭部县达拉沟后约30公里右侧的5公里外山沟里，当年仅是个拥有10余户藏民的山腰小村。据该村的老人们回忆：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达拉沟的时间是1935年9月初，红军没有来高寨村住宿，只是派人到村里来买过几次粮食。因此，党中央在该村开会之事不能成立。勾吉寺（红军称硗碛寺）虽然在达拉河畔的山道旁，但周围没有一个村庄适宜于大部队驻扎，据该寺的几位老喇嘛说：1935年9月长征过境的红军，只在该寺先后住宿过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又据红一军团长征里程表与有关资料记载:“硗碛（今勾吉）寺位于包座（达拉）河中游，是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北进到达的第一个宿营地”。岗岭 （红军称广利）村和高吉村位于达拉河中上游左侧约3公里深的山沟里，从岗岭到高吉，两村相距不足2.5公里，举目可见，都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并住有30多户藏民的村庄，适宜于大部队宿营休整。据当地老年藏民回忆：1935年9月长征经过的红军都在这两村住宿过，前后历时7天，大概时间是9月5日至13日，而1936年8月经过的红二、四方面军，没有来过这两个村寨，全都宿营在达拉河边的勾吉寺里，历时二十五六天。因此，俄界会议在勾吉寺召开的可能性也就全然排除了。
  第二,经考证“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话译音。红军当年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通司”（翻译）的发音而标写成“俄界”的，“高吉"是解放后行政上根据汉族干部的藏话发音而写定的。较为准确的汉字音译应该是“郭结”,藏话是“8个山头”的意思，这是当地藏民根据高吉村后面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来取名的。因此，“郭结”、“俄界”、“高吉”三者的发音是相似的，只是汉字的音译写法不同。又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如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军图中，还把“俄界”标写为“鹅界”,这也是音同字不同的写法。又经核对，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有关资料记载是一致的。据《红一军团长征史》一书记述：“1935年巴西会议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沿包座河向甘肃境内移动。9月5日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离开毛弄，沿包座河上游向甘肃前进。下午6时，先头部队急行40多公里，离开河岸又西行三四公里，经过广利村，再走二三公里就到了俄界”。由此可以看出，毛弄是红军离开四川省若尔盖县（今红旗乡）的最后一个村子，因此俄界无疑是在甘肃境内。俄界会议也就不可能在川西境内召开了。而由毛弄到达俄界，必须经过“广利”村。而这个“广利”村正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岗岭村。“广利”和“岗岭”的藏话发音也是近同的，仅是标写为不同的汉字译音而已。再如老红军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写道:“次晨6时（指1935年9月10日）又继续移动，当天宿营之目的地是俄界。由驻地毛弄到俄界约80里，离开驻地及小村庄到包座河边约10里，以后则沿包座河而走。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6时了，直到晚上12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陆续向俄界集中。当时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参加。……休息两天之后，沿着白龙江向莫牙（麻牙）寺前进，行程约125里。”这段记述，是与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的，也证明了俄界会议确实是在高吉村召开的。
  第三，高吉村几位老年藏民的回忆，也是与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记载相吻合的。据1979年我们访问的高吉、岗岭两村许多老年藏民回忆: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9月5日晚到达高吉村的，当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民们都躲进了村对面和村后面的高山密林。他们每天都远远地窥视到：高吉村和岗岭村虽然都住满了红军，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但两村的警戒大不一样。岗岭村住的红军最多，但白天没设岗哨，红军出入村子也很自由，后两天中个别藏民还有回村去拿食物的。而高吉村的四周，白天黑夜都站着许多岗哨，特别是村子最东面的3幢木楼警戒得非常严密，设了几道岗哨，闲杂人不准随便出入。据高吉村80多岁的藏族老人周曼和两位流落红军（其中一位曾在红一方面军中央警卫团担任过警卫，后在腊子口一带负伤掉队，解放后流落到该村定居）讲述：毛泽东和司令部住在村东头的3幢房屋里 （现有两家是阿巴家和周吾草家，另一户已毁于火灾）。红军走后，在高吉村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红军的传说。9月13日，当骑白马的3位红军最后鸣枪离开高吉村后，藏民们纷纷跑下山来，一进庄就看见村街的木篱笆墙上挂着羊皮，旁边放着银元和纸条。许多人家的门板上写着宣传标语，如红军不拉伕”、“红军不杀番民”等。在村东头阿巴家的南角楼里（现已拆修），留下一副滑杆（估计是抬周恩来副主席用过的，后遗失），并有许多废弃的纸屑和油印传单残片。在原塞浪家里还留有医用镊子、药物瓶、纱布条和酒精、棉球之类的东西，像是住了卫生部门。所有这些，都为俄界会议在高吉村召开提供了最可靠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