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七、革命遗址和珍贵文物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中，留下了几处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和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遗址主要有召开过俄界会议的高吉村会址、毛泽东在茨儿那村住宿过的小木楼、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临潭新城隍庙等；文物有红军会议记录、军号、文件包、纸币、苏维埃政府财政大印等。至今都被当地政府维修和保存下来。
  (―)俄界会址考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不少党史著述把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俄界会议会址,误写在川西一带或甘、川两省交界的地区，而具体指现今的何县、何乡、何村，也不明确。经过80年代初我们对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核对和实地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其理由为：
  第一，以前在四川省若尔盖县与毗连的甘肃省迭部县境内，并没有标名为“俄界”这两个字的村寨，而只在迭部县达拉乡有近似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俄界”读音的有“三村”、“一寺”，即：高寨村、岗岭村、高吉村和勾吉寺。四者都是红军进入甘南后的必经之地，具备部队驻扎宿营.的条件。高寨村位于包座河（流入甘南后当地群众改称达拉河）流入迭部县达拉沟后约30公里右侧的5公里外山沟里，当年仅是个拥有10余户藏民的山腰小村。据该村的老人们回忆：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达拉沟的时间是1935年9月初，红军没有来高寨村住宿，只是派人到村里来买过几次粮食。因此，党中央在该村开会之事不能成立。勾吉寺（红军称硗碛寺）虽然在达拉河畔的山道旁，但周围没有一个村庄适宜于大部队驻扎，据该寺的几位老喇嘛说：1935年9月长征过境的红军，只在该寺先后住宿过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又据红一军团长征里程表与有关资料记载:“硗碛（今勾吉）寺位于包座（达拉）河中游，是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北进到达的第一个宿营地”。岗岭 （红军称广利）村和高吉村位于达拉河中上游左侧约3公里深的山沟里，从岗岭到高吉，两村相距不足2.5公里，举目可见，都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并住有30多户藏民的村庄，适宜于大部队宿营休整。据当地老年藏民回忆：1935年9月长征经过的红军都在这两村住宿过，前后历时7天，大概时间是9月5日至13日，而1936年8月经过的红二、四方面军，没有来过这两个村寨，全都宿营在达拉河边的勾吉寺里，历时二十五六天。因此，俄界会议在勾吉寺召开的可能性也就全然排除了。
  第二,经考证“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话译音。红军当年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通司”（翻译）的发音而标写成“俄界”的，“高吉"是解放后行政上根据汉族干部的藏话发音而写定的。较为准确的汉字音译应该是“郭结”,藏话是“8个山头”的意思，这是当地藏民根据高吉村后面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来取名的。因此，“郭结”、“俄界”、“高吉”三者的发音是相似的，只是汉字的音译写法不同。又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如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军图中，还把“俄界”标写为“鹅界”,这也是音同字不同的写法。又经核对，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有关资料记载是一致的。据《红一军团长征史》一书记述：“1935年巴西会议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沿包座河向甘肃境内移动。9月5日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离开毛弄，沿包座河上游向甘肃前进。下午6时，先头部队急行40多公里，离开河岸又西行三四公里，经过广利村，再走二三公里就到了俄界”。由此可以看出，毛弄是红军离开四川省若尔盖县（今红旗乡）的最后一个村子，因此俄界无疑是在甘肃境内。俄界会议也就不可能在川西境内召开了。而由毛弄到达俄界，必须经过“广利”村。而这个“广利”村正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岗岭村。“广利”和“岗岭”的藏话发音也是近同的，仅是标写为不同的汉字译音而已。再如老红军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写道:“次晨6时（指1935年9月10日）又继续移动，当天宿营之目的地是俄界。由驻地毛弄到俄界约80里，离开驻地及小村庄到包座河边约10里，以后则沿包座河而走。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6时了，直到晚上12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陆续向俄界集中。当时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参加。……休息两天之后，沿着白龙江向莫牙（麻牙）寺前进，行程约125里。”这段记述，是与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的，也证明了俄界会议确实是在高吉村召开的。
  第三，高吉村几位老年藏民的回忆，也是与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记载相吻合的。据1979年我们访问的高吉、岗岭两村许多老年藏民回忆: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9月5日晚到达高吉村的，当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民们都躲进了村对面和村后面的高山密林。他们每天都远远地窥视到：高吉村和岗岭村虽然都住满了红军，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但两村的警戒大不一样。岗岭村住的红军最多，但白天没设岗哨，红军出入村子也很自由，后两天中个别藏民还有回村去拿食物的。而高吉村的四周，白天黑夜都站着许多岗哨，特别是村子最东面的3幢木楼警戒得非常严密，设了几道岗哨，闲杂人不准随便出入。据高吉村80多岁的藏族老人周曼和两位流落红军（其中一位曾在红一方面军中央警卫团担任过警卫，后在腊子口一带负伤掉队，解放后流落到该村定居）讲述：毛泽东和司令部住在村东头的3幢房屋里 （现有两家是阿巴家和周吾草家，另一户已毁于火灾）。红军走后，在高吉村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红军的传说。9月13日，当骑白马的3位红军最后鸣枪离开高吉村后，藏民们纷纷跑下山来，一进庄就看见村街的木篱笆墙上挂着羊皮，旁边放着银元和纸条。许多人家的门板上写着宣传标语，如红军不拉伕”、“红军不杀番民”等。在村东头阿巴家的南角楼里（现已拆修），留下一副滑杆（估计是抬周恩来副主席用过的，后遗失），并有许多废弃的纸屑和油印传单残片。在原塞浪家里还留有医用镊子、药物瓶、纱布条和酒精、棉球之类的东西，像是住了卫生部门。所有这些，都为俄界会议在高吉村召开提供了最可靠的佐证。
  （―）—份珍贵的红军会议记录
  1984年4月，我们在中共甘南州委秘书处档案室发现1本从迭部县收集来的、记载有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有关会议记录，经过3年多的调查考证，基本上核实了该记录的来源，搞清了记录中涉及的64个地名与参加各种会议的76位人员中部分人的身份。经当事人和省内外的有关专业人员鉴定:这本记录是真实的，是我党我军史上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对于研究中共川陕省委的历史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史，弄清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长征史实，有着一定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1.记录的形态与式样
  这本记录是个字号为“复兴”（黄金万两）的蓝布面账本，长27厘米，宽17厘米，厚2厘米，共80页，是红色16竖格和三横格白纸。皮面有标写记录单位名称的两条紫红色贴纸,但已磨损贻尽，看不清字迹。里面从前后两头分别用蓝、黑色毛笔字和红、蓝色钢笔字记录了会议内容。虽有部分水湿的痕迹，但绝大多数字迹尚能清晰可辨。全部记事文字约有2.1万多字。
  2.记录的征集来源
  经调查核实,1963年5月的一天，原甘南州档案处副处长丁应华赴迭部县麻牙公社下乡时，住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曾宿营、休整过的麻牙寺旁的一家小店里，店主杨老汉（1970年病逝）是位早年从白龙江下游流浪来的老人。夜晚，在闲谈中丁应华得知杨老汉珍藏着一子弹匣红军的标语、传单等物时，便做说服动员工作，以馈赠一条香烟为酬谢，征集了这本记录，带回州委档案馆保存起来。其余标语、传单和予弹匣，因当时交通不便，山道崎岖艰险，干部下乡都是步行或骑乘骡马，携带不便，未曾征集。现经多方查找，已无下落。
  又查，杨老汉的那个小店，是1959年春他和麻牙村的藏族社员，拆除原麻牙寺的僧侣住房之木料修盖而成。当时，群众在拆一幢和尚的住房中，从屋顶椽空里发现了子弹匣，便交给杨老汉收藏起来。而麻牙寺是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迭部地区时，曾先后住宿过二十五六天的地方。当年红军将子弹匣遗落在该寺后，被僧人藏匿在屋顶椽隙中（僧人的习俗：寺院和尚对写有文字的纸张是比较珍惜的，一般不随意毁坏），直到1959年群众拆除此房时发现为止。这样,记录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3.记录的主要内容
  经鉴别，这本记录正面的15页，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委的常委会议记录，用黑色毛笔字记载了1935年1月至3月22日，省委召开的五次常委会议情况。前面两页已残缺不全，现有的是第三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2日，参加会议的有：周纯全（川陕省委书记，解放后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中将，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1985年在北京病逝）、李维海、王定国、郭纯德、刘端龙（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原任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 后当顾问）、黄超（川陕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秘书长,1938年春在新疆乌鲁木齐牺牲）。主要讨论了粮食工作和有关肃反、人事等问题。第四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5日，到会者有：熊国炳（川陕苏维埃主席。1937年初在甘肃张掖南山与马匪军作战中负伤流落,1961年病逝于酒泉地区泉湖乡）、余洪远（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原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现住南京富贵山10号楼休养）、曾传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原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赵连三、郭纯德、吴永祥、维俊、祝义亭（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离休后现住武都）、马学先、炳润、丁武选（川陕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长，原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在郑州病逝）、周纯全。主要讨论了没收工作、粮食生产及各县工作等5个问题。第五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22日，参加会议的有：曾传六、吴永祥、赵连三、王定国、李维海、杨兴中（在沈阳军区离休）、余洪远、刘端龙。主要讨论了节约粮食和成立经济委员会等三个问题。
  这本记录的背面70页，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后，在四川省的西部马尔康、金川、丹巴、小金、卓斯甲、格勒得沙等地区建立的名为“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即川康边革命政府）的会议记录，用蓝色毛笔字（中间有19页是蓝色钢笔字）记述了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底，该联邦政府的四次部长联系会议情况。首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先在记录的第一页上写有联邦政府的机构和领导人名单，即：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原江西省省长,1965年病逝）；副主席：刘伯承、熊国炳。下设九个部:①土地部——部长余洪远;②粮食部——部长郭纯德;③劳动部——部长罗大周（住上海）；④内务部——部长祝义亭;⑤经济部——部长吴永康（即吴文康，川陕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苏维埃政府经委主任，后任西路军工作部部长,1937年3月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敌激战中牺牲）;⑥财政部——部长吴永康;⑦ 少数民族部——部长张然和;⑧裁判部——部长张然和;⑨教育部 ——部长康克靖。
  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召开第一次部长联席会的时间是：1935年11月12日下午3时，于绥靖（现四川省金川县）城隍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郭纯德、余洪远、张然和、罗大周、康克靖。主要讨论决定联邦政府成立和少数民族回民大会、番人代表大会等问题。召开第二次部长联席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1月28日，地址是四川省金川县八步里，出席会议的有：邵式平、吴永康、张然和、马福寿、郭纯德、罗大周、庄南。主要讨论了粮食和劳动部的工作等4个问题。第三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2月16日，参加会议的有：张然和、罗大周、马福寿、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4月22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祝义亭、赵起贵、吴永康、邵式平。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教育、土地和少数民族政策。第四次联邦政府正副部长及下属乡级政府（该联邦政府未设县级政权）的主席等问题。第四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6年3月30日，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亦胜、曾广兰（女，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抗日先锋团特派员。1969年病逝）梁镰生、孟兴发、财发、青山、克基（格勒得沙政府主席）、沙鲁、郎尔甲、色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郎（马尔康木尔宗乡苏维埃主席）、克尔左、更甲（卓克基乡苏维埃主席）、额白、吴一山、罗少发、刘德富、王仲生。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任务和春耕及召开格勒得沙大会等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不全，只记到“……现在红军正在围芦城，向北发展……”就完了。
  在这本记录的最末一页上写着“阿苯潘得尔家”,而在第二次联邦政府部长联席会中曾讨论到对“阿苯潘得尔家详细审查是否可以”等问题。据查，“阿苯潘得尔家”在金川城内，是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驻地房东。
  4.当事人对记录的鉴定
  刘端龙部长看了这本记录后说:“这本记录很重要，是当时的记录,是真的，不会错。那时我在川陕根据地当宣传部长。长征后没参加他们的（指红四方面军）工作。吴端林将军（中共川陕特委书记，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南海舰队司令员。1995年4月病逝）看后说，他对这本记录中的事都有一定的印象,认定记录是真实的。
  根据上述诸方面的调查和佐证，我们断定，这确实是1本有关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会议记录，是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1986年我们将这本记录原件。上交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转中央档案馆，复印件现保存在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