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六、卓尼土司杨积庆援助红军过甘南
  20世纪30年代，卓尼地区属藏族19代世袭土司杨积庆统理，
  管辖范围包括今甘南州的迭部、卓尼两县和舟曲、临潭县的部分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村，共两万余户，近10万人。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分别先后横跨杨土司统辖的达拉、尼傲、旺藏、桑坝、花园、洛大、腊子口等7个（旗）乡，行程300多公里，全是密林峡谷和雪山栈道，但从未受到杨土司藏兵的阻击和堵截。同时，当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开仓用了杨土司在迭部然尕沟崔古仓的储粮后，从未过问和追究管粮的人。特别是当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20日到达毗邻卓尼的临潭新城时，他主动秘密派人星夜赶到红军驻地，呈送书信,馈赠马匹羊只，表示友好和慰问。更为钦佩的是当红军走后，他不但未下令搜捕、屠杀流落红军，而且还以多种名义保护了一批掉队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一些骨干力量。这对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党和红军来说,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援助作用。杨积庆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间接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政治上，杨土司虽然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不甚了解，但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不顾，对红军采取保持“中立”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仁义之举。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今小金县）会师后，党中央于当月26日在该县两河口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先攻占松潘，后北出陇南，直达陕、甘、川交界地区。当时，蒋介石觉察到红军的战略意图，立即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集结在川西北和陇南接壤的松潘地区，同时急调薛岳的部队进抵文县、南坪一带，并下令甘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的3个主力团赶到陇南的两水、武都一线设防，妄图在川、甘两省交界的地区，以蜀道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北上。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主张红军应出敌不意，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开蜀道，扭头北进草地，横插岷山，折向东北方向进军甘南，以岷州 （今岷县）洮河东岸为中心继续向东发展。当红军进入草地后，胡宗南火急赶到松潘，命令鲁大昌从两水、武都向松潘压过来。可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已于8月26日走出了草地，这样就使胡宗南部署在松潘、漳腊一带准备迎头拦击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统统甩到千里之外的蜀道以南，贏得了北出甘南的宝贵时机。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召开著名的俄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通过杨土司管辖的迭山藏民区和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出甘肃的道路。然而，蒋介石于9月8日接到胡宗南用飞机侦察来的报告：红军过草地后，已进入岷山，去向不明，有北出甘南的可能。蒋看后大惊，急忙命令胡宗南部绕道文县，翻越蜀道大山，开赴西固（今舟曲县）堵截红军，又命鲁大昌的部队紧急撤回岷县设防，扼守腊子口。同时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土司，出动全部藏兵，到迭部辖区的腊子口一带狙击红军，与鲁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达到最终消灭红军之目的。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曾一度疑虑重重，举棋不定。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对红军为什么要北上通过他的辖区之目的不明确，不愿和红军兵戎相见，交冤结仇；另一方面杨土司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吞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因此，他抱着一种 “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采用推诿或置之不理的办法，几次变相地拖延、抗拒出兵电令，始终没有向红军即将经过的迭部藏区派遣一兵一卒。而当时急火攻心的蒋介石等人，则把最后消灭红军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杨土司的藏兵身上。因为他们深知，此时胡宗南的部队在短期内无法绕过艰险蜀道来到腊子口一带，而鲁大昌的3个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力团也被甩在两水、武都等地，三五天内很难赶到。已派往腊子口一带驻防的鲁军4个营装备较差，又缺乏训练，吸食大烟者众多，战斗力不强，岂是英勇善战的红军对手。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复电令既熟悉迭部地形，又强壮、膘悍的藏兵出来狙击红军，再加上千里岷山的无数险隘、栈道，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倘若藏兵与鲁军竭力配合，南北夹击，定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消灭红军之愿望。当时，杨土司在辖区内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即平时耕耘放牧,战时自备枪马出征打仗。1935年时，在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假如当时杨土司完全服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调遣，从3个团中抽派千余名藏兵去迭部腊子口一带堵截红军，再动员上、下迭诸旗的当地藏兵，纠集近万人的兵马在迭山和白龙江流域抗击红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样，就会给红军适成极大的威胁，北出甘南的目的很难达到。由此，1935年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二师4团奉命向腊予口挺进的途中，在黑多村前面的加儿梁击溃鲁大昌一个营的伏兵，从俘虏的1名敌师部副官口中获悉：在腊子口外面的西部地区，有1万多藏兵从卓尼向红军压过来，这完全是鲁大昌之流虚张声势和自我壮胆的妄说，是为了欺骗外界舆论和恫吓红军。其实，杨土司绝没出动1名卓尼的藏兵，未给红军造成任何军事威胁。其主观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反而在客观上能使红军集中主力，消灭鲁大昌的守军，突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
  在军事上，为防止鲁大昌乘机吞并卓尼,杨土司保持独立自主权，采取“守土自保”的明智策略，实际上对红军过境甘南起了让道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一政令、军令，全面抗战”，多次命令杨积庆“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度，成立设治局（国民党正式设县的过渡性政权机构），实行保甲制，但遭到杨土司的一一拒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绝。从而也触怒了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他们决心寻机拔除这个封建割据的据点。另外，杨土司所辖的藏民区，地广人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既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农业区，又有水丰草茂、牛羊肥壮的广袤牧场，还有蕴藏量很大的原始森林和其它矿物资源。这块富庶的地方，早就引起毗邻岷县的军阀鲁大昌垂涎。长期以来，鲁为了扩充势力地盘，达到吞并卓尼的野心，曾多次对杨土司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拉拢、引诱和威胁、恫吓，但均遭失败。这次蒋介石、胡宗南等指令杨土司出兵迭部一带，后方（指卓尼县城）一定空虚, 正暗合鲁的心意。因此，鲁大昌也竭力催促杨土司出兵。1935年9月初，当红军临近甘南时，鲁大昌一方面通过胡宗南、朱绍良敦促杨土司出兵，自己也不断向杨积庆发出电令，催土司的藏兵充当堵截红军的先锋，以减轻他的军事压力。鲁还包藏祸心的设想：如果打胜了，可居功己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打败了，就推卸责任，把杨土司当成替罪羊。另一方面也可乘杨土司出兵之机，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实现蓄谋已久的呑并卓尼的野心。但这些阴谋诡计，都被精明强干的杨土司识破了。他不论谁发来出兵的电令，都置之不理，稳坐卓尼，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土司衙门的两千藏兵迈出卓尼疆土一步。而只是让下属一位团长率领部分藏兵，在卓尼与迭部交界的花儿干山一带，装模作样地驻防了几天，既没见到红军的面，更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军事冲突，从而使鲁大昌的阴谋伎俩化为泡影。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32军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新城后，杨土司连夜派使者赶到新城，向红军呈送书信和馈赠马、羊，与红军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此后，红军也确实仅在临潭县境内开展“反富打霸”、“抗日募捐”等活动，未涉及邻近的卓尼杨土司辖区，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攻红军时，马得胜曾派人给杨土司下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至于在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途经迭部时，在达拉乡的牙拉沟和达拉沟口等地，曾发生过少数当地人袭击、堵截红军的零星战斗，对红军也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据查，这些人均未受到卓尼杨土司的任何指令，此种行为纯属今迭部县达拉、尼傲、卡坝、麻牙乡一带的少数藏族青壮年，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抢劫行为，也与杨土司毫无相干。
  在物质上，杨土司未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坚壁清野”政策，留存崔古仓的储粮，既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奇缺粮食的燃眉之急，又为红军最后走出岷山栈道、林海雪原，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临到甘南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和欺骗宣传，加上鲁大昌在迭部一带又严厉推行了一条 “坚壁清野”政策，因而在杨土司所辖的迭部藏区，红军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寨的群众都弃家离舍，逃避一空;粮食、牛羊和物品都坚壁隐藏，给红军筹集给养造成了极大困难。历史上，杨土司在下迭地区有两大粮仓：一个是曹儿仓，位置在今迭部县尼傲乡尖尼沟，主要屯积着尼傲、卡坝两旗（乡）二三十个村庄给土司的纳粮，仓官为杨景华。红一方面军到来之前，从1935年春天起，奉蒋介石、朱绍良之命，由杨土司给驻守在四川秋吉、包座一带阻击红军的胡宗南骑兵师供应粮食。杨土司委派下属姬从周等人，动员卡坝、尼傲的部分乡民，将曹儿仓的储粮驮运给胡宗南的部队食用。当红一方面军途经尼傲村时，位于尖尼沟曹儿仓的粮食早已颗粒无存，何况红军也未到尖尼沟去过。杨土司的另一个粮仓叫花园仓，仓址在今迭部县花园乡政府所在地，主要屯积着花园、多儿、阿夏3个旗（乡）的储粮。但该仓由于距洛大乡代古寺鲁大昌的驻军只有二三十公里，所以花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园仓的存粮在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未来到之前就被鲁大昌的军队吃光了。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9月到达下迭后，没有经过花园、洛大等地，他们于9月15日从麻牙乡旺藏寺出发后，跨过九龙峡栈道，便离开白龙江畔的大路，进入然尕沟，向东北方向的高山密林走去。红一方面军大部队在深山幽谷中行进了约12.5公里时，来到一个住有10多户藏民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村庄。当时该村有一个杨土司的小粮仓，储藏着附近尼巴、崔路、谷卡3个共有30多戶藏民的历年纳粮。因为该仓上距曹儿仓有三四十公里之遥，还要经过几处险峻的云崖栈道，驮运十分困难；下离花园仓虽有20多公里，但均是崎岖的峡谷山道.也难驮运出去。因此，该仓的一二十万公斤储粮颗粒未动。当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经过此村宿营时，土司委派的仓官避离下迭地区，守仓的两个藏兵也躲进了深山老林。又因红一方面军离开巴西地区，决定北出甘南时，军情紧急，走的十分仓促，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只是捋了一些当地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加上进入甘南后在达拉沟一带又未筹集到粮食.半月多来青稞已快吃光。同时，红军中绝大多数人是南方人，吃了属性凉的青稞后，许多人腹疼肚胀，上吐下泻，对体质损伤很大。而崔古仓的储粮全是上年的陈粮，大部分还是小麦，吃了不会拉肚子。因此，红军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分粮。正是有这仓陈粮在紧急关头接济红军，才保证红一方面军顺利翻越4200米以上的卡郎大山，穿过迭部县桑坝乡的茫茫原始森林，走出天险腊子口，跨越达拉山雪峰，顺利抵达哈达铺。四五天后，当红军离开崔古仓时，躲在山林中担任守仓的这家藏民父子立即返回村落。一看粮食全被红军拿走了，霎时忧心忡忡，十分惶恐,惧怕杨土司怪罪下来，追查失粮之责。可是，红军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杨土司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未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父子俩的任何责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936年8月，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迭部地区后，由于人马多，山区行军需要二十五六天时间，因此当地藏族群众不可能长期在野外躲藏，加上他们看到上年红一方面军过境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既不惧怕，也不躲藏，与红军的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主动给红军售卖粮食;有的用食物兑换枪支弹药；有的帮红军造桥、修栈道。
  在道义上,杨土司在红军走后未配合鲁大昌的“清乡”行动，变相掩护了一些负伤、掉队的流落红军，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的途中，先后流落了七八百名人员。因为从川西若尔盖县的最后一个村庄毛弄到哈达铺，在长达300余公里的行程中，几乎全是崇山密林，峡谷栈道。整个路途崎岖不平，岔路隘口众多，东西南北方位难辨。一不留神儿,就会摔下深涧，或迷路，或失散。特别是在红军总部的机关里，设有新兵团，大都是由15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混编组成。他们因年幼体弱，又缺乏粮食，往往走不动路.半途昏厥、迷路、掉队者特别多。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地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他们把红军留下的遗物全部以“战利品”的名义搜去请赏；对凡是与红军有过来往的人都进行追查或逮捕；对藏匿在当地群众家中的红军战士，挨家逐户地进行搜捕和惨杀。而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任何迫害措施。特别是杨土司，他为了不让大批流落红军落入鲁大昌的魔掌，就把失散在迭部沟的部分红军先集中起来，有的挖砂掏金;有的在崔古仓整修了一段时间的粮仓后，都分别让当地藏民领去抚养；有的被收为养子、养女;有的与当地藏族青年婚配联姻。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200余人，现在还有十多名。他们能够侥幸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收留是分不开的。
  红军过后，鲁大昌把腊子口战役失利之责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开仓应粮，私通红军”。并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杨土司的部下，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了以姬从周、方秉义等人为首的“博峪事变”，杀害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杨积庆土司在革命最艰难时刻，对红军的援助。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带来了周总理给杨积庆的感谢信和赠送的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及纪念品,深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被其子杨复兴收纳，后交给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