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第二节红军长征过甘南
  在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先后长征过甘南，途经玛曲、迭部、临潭3个县的广大地区，行程300多公里，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翻越4000米以上的卡郎、达拉两座雪山，穿越一二百公里深的原始森林，渡过一二十公里长的牙拉沟、尼傲峡、九龙峡等云崖栈道，跨过30多座渊谷险桥。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攻克闻名遐迩的天险腊子口，兵伐岷州（岷县）城,在临潭县建立了红色政权。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结束了伟大长征中的最后一段艰苦历程。在岷山藏寨，峡谷雪原，播下了革命火种；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一、红四方面军到玛曲齐哈玛
  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红四方面军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弟兄俩当向导，翻山沿结柯河而下，进驻到今玛曲县齐哈玛寺院。当时除几名老年僧人外，其余和尚逃避一空。红军当天在齐哈玛寺院驻扎后，在寺周围挖掘战壕,修筑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工事，以防反动分子的偷袭。紧接着由罗车儿等人引导40余人的红军小部队，来到黄河边寻找渡口，准备实施北渡黄河的战略计划。在离齐哈玛寺院约8公里外，发现1个唯一的渡口，但因当时数日来秋雨连绵，河水暴涨,加之河面太宽，水深流急，又无渡船，实难在此渡河。
  红军在齐哈玛寺院住下后，就在寺内外院墙张贴布告，书写标语，还用木板写了个“红军不杀番民”的牌子挂在门口，以示暗中窥视的僧侣群众。第二天早晨，红军又派出40多名战士，由两位骑马者带领，来到黄河边侦察，寻找渡口，测量水势。在从上自夏容河口 （黄河支流），下至贾曲河口（黄河支流），沿黄河主流上下三四十公里长的河面上，均因水流湍急，水亦很深,难能架桥和涉渡。红军在齐哈玛寺院住了3天，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渡口后，又沿结柯河逆行而上，返回四川阿坝地区。北渡黄河的计划没有实现。
  二、红一方面军长征过迭部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今四川省若尔盖县的巴西村，党中央和毛泽东住在离巴西约10里远的牙弄村。为开辟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打开通往陕甘的大门，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守敌1个团和援敌1个师，为红军北出甘肃南部地区创造了一个极好时机。但张国烹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过草地，出班佑,朝右路军靠拢，全力向甘肃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却在四川省的阿坝地区按兵不动，伺机进军西康和青海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张国焘在9月3日致电欺骗中央，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于9月8日向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发来“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幸好电报首先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他当即赶到牙弄村把密电交给了毛泽东。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毛泽东又随即离开牙弄奔赴三军团住地阿西村，在那里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会合。当晚,毛泽东在阿西村召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人举行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巴西一带的危险区，向甘肃境内运动，并命令林彪率一军团派出先头部队，向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前进；由彭德怀率三军团担任后卫，负责保护中央安全脱离危险区。并为说服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于9月8日22时联名向朱德、张国憲、刘伯承发出了“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文。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8000余人，离开川北大草原上的最后一个村寨毛弄，沿包座河（流入甘肃境内后当地群众称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又向左路军发出了《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的敦促电文，再次指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北出草地，向巴西开进，并通报中央已确定右路军由周恩来指挥，奔赴甘肃南部的俄界集中。
  当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藏族山庄干沟村的山脚下时，山势陡然峻峭，两面峡壁崛起，只见前方涧深谷幽，林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危崖绝壁，右边是涧深湍急的达拉河,犹如一条银色的蛟龙，奔腾咆哮，一泻而下。由于夜晚降了大雨，红军走了几公里后，河水突然暴涨，山洪横溢，淹没了崖下林间的羊肠小道，许多险桥、飞栈被冲毁，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脚下汹涌的激流中去。这给刚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带来许多困难。但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面对浊流洪峰挺身而上，有的沿着河边浅水中的路石，连走带游的渡过去；有的攀着山崖上的树枝、荆棘沿崖绕过去。先头部队接连越过达拉河上的6座悬空险桥，穿过少数反动分子不断从密林深处放冷枪，妄图抢劫红军枪支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弹药的牙拉沟口击退守敌，来到卡让寺前汹涌的河水边。几位红军战士涉过奔腾的河水，战胜骤风恶浪，架好被破坏的桥梁，保证大部队的顺利通过。下午6时，红军先头部队来到达拉河的另一条支流上的高吉沟口时，为警戒敌情，以防袭击，红军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沿小河西行逆流而上，另一路沿右边的山脊前进。向西行约二三公里，经过1个有20余户藏民居住的村子岗岭（红军称广利），再走二三公里路，就到达了俄界村。当时，该村藏民由于受反动派的宣传和影响，除少数人持枪阻击红军外，大多数人躲进了高山密林。当晚12时，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俄界集中食宿。翌晨，河水又冲毁了沿途两座险桥，给后卫部队的前进造成极大困难。红军立即伐木砍树, 涉水搭桥。宣传员在甘沟附近的河西岸岩石上,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誓死北上的坚定信念。过了两桥之后，宣传员又在河东岸牙拉沟口的悬崖断壁上，写下“努力争取回民群众”的标语。与前者同为北魏体，字形有砖块大小，笔锋刚劲有力，至今全部字迹清晰可辨。11日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安全到达俄界，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军团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会合。大家略作交谈后就分别住进用木料搭盖的藏民住屋。俄界是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村寨，藏语是“8个山头”的意思，是根据村后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而起名的。全村共有10余户藏族人家，全是又高又黑的木板住房，按山势不规则地摆为3台。红军到时，俄界群众逃避一空，都藏匿在对面和村后的高山密林里，暗中窥视红军的行动。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党中央和红军提供了召开会议的场所,也是进行短暂休整的极好时机。
  俄界会议后,1935年9月13日，毛泽东和红军一夜之间就离开高吉村，于第二天凌晨经过岗岭村，沿达拉河顺流直下，朝东北方向前进。目的地是今迭部县的旺藏乡，行程约60公里，但要经过几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座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都横嵌于百丈悬崖，凌空架在激流河面上，犹如空中飞桥一样，人们即由上面来往。在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分子把一些段落的铺板抽掉扔进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中的木桩也拔掉了，这样迫使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首先需要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向后传达，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将树砍倒，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向前传递。由于队伍在狭窄悬空的山道上只能排一路纵队，所以拖至十多公里长，再加上栈道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这样递送一根木料就需要很长时间。此外，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中放冷枪，从栈道这面的山顶上滚巨石，使红军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达拉河流到这里，水势湍急，涛声如雷，两岸都是险峰峭壁，河面宽的地方有10米到几十米，窄的地方不到四五米。栈道往往距离滔滔水面有七八十米高，深不见底，若俯视河面，令人头昏眼花，极度惊骇。这天，红军总共走了不到25公里，整日里只是吃些炒青稞，喝几口溪水充饥。天黑后，大家在次哇沟口（红军称庶地）的松林里燃起篝火，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红军又继续向旺藏寺前进。栈道依然很险峻，山路还是那么崎岖陡峭，幸好有四五座横跨达拉河上约10米长未遭毁坏的木桥。在离旺藏寺约7.5公里的达拉沟口，反动分子在白龙江对岸的山坡上向行进中的红军射击。毛泽东传令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攻击守敌，有百余名打冲锋的红军指战员光荣牺牲。一军团二师一位姓龙的团长在此罹难。当晚11时，整个部队才陆续到达今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旺藏寺。该寺是方圆一二百公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当时有喇嘛四五百人。红军到时，他们躲进山林中，而寺内正逢菊花盛开的季节，那绽蕾怒放的红菊花、白菊花、向阳花、牵牛花等，芳香扑鼻，艳丽动人，像是在欢迎红军似的。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毛泽东住在居中的茨儿那村里。后卫部队在经过尼傲峡时，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反动分子乘隙拆除了白龙江上的木桥，红军派“通司”（翻译）到尼傲村联系，请求藏民帮助修桥。该村群众很快搭好桥,让红军安全通过了尼傲峡栈道。红军表示谢意，赠给尼傲村藏民5支步枪和20余发子弹，藏民们选派一人给红军带了几天路后返回。为恢复疲劳和收容掉队人员，红军除一军团二师红四团奉命前往攻取腊子口外，其余部队在旺藏地区休息一天。在该寺东面300多米的地方，有个30多户的藏民村庄——茨儿那，毛泽东当年长征到此时，就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如今房梁、门板、院墙等按原样翻修一新,特地将此楼保护起来。该村群众还在屋东院内补栽了几颗酸梨果树，村中心的溪流虽然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干涸了，如今村民们引来淙淙泉水，穿村而过。并保护了红军写的10多条门板标语。
  1935年9月15日，红军仍沿白龙江南岸崎岖的山路向东前进。这天的宿营地是麻牙寺（红军称莫牙寺），离旺藏寺约25公里。中途要经过异常艰险的九龙峡云崖栈道。为安全起见，毛泽东带领20多名参谋和警卫人员，绕道从茨儿那村前的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翻越4000多米的高日卡和娘里宁巴两座大山，直奔卡郎山下的崔古仓村，与大部队汇合。清晨，红军大部队驱散放冷枪阻击的反动分子，越过2.5公里长的九龙峡石门栈道，来到多儿沟口的独木桥边。因为麻牙寺在白龙江的北岸，南岸通往北岸的桥梁大部分被烧毁，只剩下这座残缺不全的小木桥。此桥长约15米,桥的两端都是从两岸撑出的木头驳插上的，并用长木料伸到桥的中部，然后用绳索系于桥上吊起来的。红军约在下午3时到了桥头，与麻牙寺仅一江之隔，但因桥身好像航行在狂涛中的木舟一样浮动着，只容单人逐个通过，所以后卫部队直到晚上12时后才过完独木桥，赶到麻牙寺宿营。麻牙寺是个新建不久的寺院，规模、陈设都远比旺藏寺差。
  次晨6时，红军又顺着白龙江北岸折转行约5公里，登上一座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000米高的小山包，便离开白龙江和栈道，向东北方向走去，进入了然尕沟。红军在此深山幽谷中行约12.5公里，来到一个住有10来户藏民的村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当时，该村有个卓尼土司杨积庆的小粮仓，储藏着一二十万公斤粮食。红军到时，该仓没有烧毁，也没有转移粮食，土司委派的仓官逃走，守仓的藏民父子俩躲进了深山老林。粮食正是红一方面军奇缺的，因此司令部研究决定，将此仓的粮食分给部队。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须将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如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等，和所拿粮食之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可惜的是，该仓不幸于解放前夕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
  离开崔古仓村再走二三公里，红军来到卡郎大山下。此山高约海拔4300米，山脚至半山腰都是茂密的树林,决到山顶只有绿草，一棵树木都不长，有的山坳里还积着薄雪，山的背面从半山往下是浓密的原始森林。这天，红军约走了几十公里，冒雨翻过了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傍晩到达今迭部县桑坝乡的黑拉村（红军的通司译为“格法”）。当时，该村有20余幢民房，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和欺骗，居民们都逃离了村庄，房内一无所有。红军只好在屋子四周拣些萝卜叶子与麦粒煮熟，用以充饥。黎明，红军从黑拉村出发急行一二十公里山路，又爬上一座3000米高的大山，经班藏寺向东北方向前进。红军在下山时，忽然大雨倾盆，暴风呼啸,吹得人人睁不开双眼，但大家还是咬紧牙关，艰难行进。走了三四公里，红军越过沙藏村旁的肖合包滩（野狼滩），又钻进一座名叫拿合窝的原始大森林。这时，天色昏暗，细雨濛濛，烟雾笼罩峰峦，漆黑的天幕很快降落下来。大森林里既无路又无光亮,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清。大家只好一个拉一个地摸索前进。挑东西的红军战士接连趺跤，连队之间常常失去联系，到处都有迷路、掉队的人。司令部看到确实无法再继续行进了，就下令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就地休息。大家找棵大树靠着坐下，等待天明。拂晓一看，明明同志近在咫尺，昨夜还大声呼叫，彼此找不见，顿时不觉大笑起来。天刚亮，红军又背起行装，向腊子口方向进军。走了约15公里,前方传来先头部队攻克腊子口正在追歼敌人的捷报，同时命令后续部队迅速跟上。红军指战员一听,连开水也顾不得喝，就背起行装，满怀胜利的喜悦, 按着原来的行军顺序，向腊子口奔去。
  三、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为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重新调整部队的战斗部署，确定进入甘南后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在今迭部县达拉乡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 （共产国际顾问）。还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中央红军今后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的战略方针。
  俄界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揭露和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提出：“红军总的方针是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应改变川陕甘计划”。确定红军以后的战略方针是:“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域”。为确立和加强全军的领导核心,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议通过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并由李德、叶剑英等5人组成编制委员会，开始进行部队的编制工作。会议还作出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迅速打开全军北上的最后一个天堑大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今后红军的行动要迅速、敏捷，要千方百计地爱惜和保护干部,竭力为革命保存骨干力量。会后，党中央还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们说明采取新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传达到全体指战员中。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为实现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而奋斗。
  四、腊子□战役
  1935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茨儿那村命令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红四团为先头团，从旺藏寺出发，以两天的时间夺取天险腊子口，打开北进甘肃的南大门。
  腊子口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天堑。整个隘口宽约30米，两面都是百丈悬崖陡壁，直插云霄。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而去的崇山峻岭在此合拢起来。两峰之间奔腾着水深流急的腊子河，在此激荡成漩涡，难能徒涉。河上隘口处横架着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把两面山脚的小路连接起来。要进入腊子口必须经过此桥，周围再无别路。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蒋介石、胡宗南的电令在此设防。他把一个营的兵力埋伏在腊子口右前方黑多村附近的山岗密林中，妄图居高临下拦截红军。另一个管布防在左前方的洛大代古寺大路口，企图依靠一座土城堡堵截红军。扼守腊予口部署了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两个营，修筑了牢固的两道防线和工事，特别是东面山腰上的几个大碉堡，居高临下地控制了小桥隘口，简直连只小鸟都很难飞过。1935年9月16日下午4时，红四团先头营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到达腊子口，他们试探性地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傍晚时分，毛泽东一行20多人来到离腊子口二三公里的黑多村后，立即派人去和一军团首长及红四团取得联系，并让通讯部队专门从黑多村到腊子口一军团二师前沿指挥所，拉了一条电话线。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他拿起耳机，仔细听取了二师师长陈光关于进攻腊子口的汇报后，略为思考了一下，沉静地说:“陈光同志，请转告军团长，腊子口是通往甘肃的大门。在天亮前攻不下，就会使全军暴露在敌人面前，再若敌人的援军赶到，会使我们进退维谷，只有退回草地去呀！今晚打的是我们进入甘肃后的关键性一仗。喂，不要硬攻嘛！要动动脑壳哟！……喂,每半小时给我来一次电话！……”
  浓重的夜幕降临了，腊子口地区仍然是火光冲天，枪声不断。一军团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及二师首长们接到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后，立即赶到前沿阵地视察。他们和红四团的团、营干部一起，冒雨观察敌军阵地后，共同商定采用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由王开湘团长率领两个连渡过腊子河，攀登悬崖绝壁，袭击东面山顶上的敌人和摧毁大碉堡。4个连由杨成武指挥从正面发起攻击。晚9时许，担任正面突击的六连组织了20个勇士，在杨信相连长的带领下，操着大刀、冲锋枪，连续向隘口小桥发动了5次猛烈攻击，都因没有得到右翼登山的两个连队的配合，而未能获胜。至晚11时半左右，林彪、聂荣臻军团首长赶忙返回黑多村，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红四团发动进攻和战斗部署情况。这时，据在黑多村前加儿梁俘虏的鲁大昌的一名副官供称：天亮时，鲁大昌从岷州（岷县）派出增援的五、六团就会赶到腊子口，另外还有千余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名藏兵从西面压过来。看来，当夜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和紧急。毛泽东一直拿着电话筒，连续向红四团下达和反复强调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攻克腊子口的指示。接着，他又和林彪、聂荣臻联名向断后的三军团发出了“腊子口守敌一营未退”的电报，命令彭德怀指挥后卫部队坚决截击在腊子口这面鲁大昌的两个营，严防敌军从洛大和道扎地区出兵侧袭进攻腊子口的红四团，保证前沿先头部队胜利夺取腊子口。这时，腊子口方向的枪声突然渐渐停止了。毛泽东对林、聂等人一招手，说:“走，到前沿看看去！”说罢,他便冒着黑雨雾，踏上崎岖不平的山道，匆匆向腊子口方向疾奔而去。
  原来，至晚12点时，担任主攻的六连发动了5次猛攻，只因路窄施展不开兵力，故未冲过小桥，便暂停了攻击。团、营首长立即召开党、团员火线大会，传达、商讨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再战动员，并组织由15名党团员组成的敢死队，分成3个突击小组，制定两路接近敌人的战斗计划。深夜，红军的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和荆棘，悄悄向小桥下摸去，开始了第六次进攻。第一组的勇士们伸手抓住桥底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往对岸运动，突然“咔喳”一声，一位同志拉断横木掉进河里。响声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刹时密集的枪弹、手榴弹朝桥底下乱射过来。第一组的目标已经暴露，4位红军急忙隐藏到一块岩石背后，等待行动时机。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听见枪响，立即带领第二、三组的10名战士，趁对岸敌军只顾朝桥底射击的一瞬间冲到桥头，摔出一排手榴弹，跃身冲进桥东头敌军的工事，一阵猛射，打得敌兵慌了手脚，乱作一团。这时，隐伏在桥底的那4名勇士也从岩石后钻出来，翻上桥面，挥动大刀，跟敌人肉搏拼杀。桥窄人多，红军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不一会儿功夫，敌军开始招架不住了。这时，突然从敌侧后的山顶上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王开湘团长率领一、二连迂迴成功的信号。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着，又有3颗红色信号弹从山下红军的阵地上升起，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顿时，红军的冲锋号、轻重机枪和吶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震撼峡谷山岳。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听到自己的阵地后方也打起来了，以为已被包围，急忙丢弃阵地和枪支，仓惶逃命。在激烈的枪战中，红军杀进了天险腊子口的第一道关隘，追了不到1公里，敌军又凭借沟口的第二道险关防线扼守着，妄图掩护其退却，但在六连的两次猛烈冲锋下，敌军全线溃败了。这样，红军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6时左右，全部占领天险腊子口，打通了进军甘肃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时，在炮火连天的激战即将熄灭时，毛泽东和林、聂军团首长等人,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腊子口的横河木桥上，他们一边指挥大部队向隘口外冲去，一边向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发出“腊予口已得手即照原计划前进”的急电，通报了红四团已夺取腊子口的胜利消息，并命令后续部队加快行军步伐，迅速向大草滩一带进发。接着，毛泽东等人紧随穷追残敌的先头部队，步行30多公里，于天黑时住宿在今迭部县腊子口乡的朱立村。9月18日清晨，毛泽东等人又翻过最后一座4000多米高的岷山雪峰——铁池梁达拉山（红军称大喇
  山），向今宕昌县的漩涡、大草滩、哈达铺一带推进，走完了终年积雪的千里岷山。
  五、红四方面军在临潭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省甘孜会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广大指战员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北上转移。他们先后从甘孜出发，以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经过西康的车谷和川西北的阿坝、包座、巴西等雪山草地，于1936年8月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初进入今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的达拉乡，穿越尼傲峡和九龙峡，到达麻牙寺。但未走去年红一方面军由这里进入然尕沟，翻越卡朗山经桑坝乡去腊子口的那条捷径山路，而是继续沿着白龙江顺流而下的大路，经花园乡、水泊沟村到达代古寺和洛大新寺，在寺内住宿一夜后又离开东流的白龙江，越过鹰鸽嘴顺腊子河向北逆行而上，经尖藏村和康多庄，到达腊子口前。8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30军88师攻占了腊子口，歼灭鲁大昌守军约一个营，并顺利越过朱立村的达拉山，于8月19日到达哈达铺，兵临岷州（岷县）城下，实施 《洮岷西固战役计划》。这时，红二、四方面军约有4.5万人左右，它是红军对敌作战的主要力量。
  1936年8月14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12师出兵岷县马管仓，逆洸河西行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抵达临潭县府新城。当时,驻守临潭城的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5团团长李希发，9月8日接到鲁大昌的电报后，急返岷县县城。红军到时，临潭城内除了几个警察和没有战斗力的地方“民团”外，已成了一座空城，而全城的穷苦老百姓却出来夹道欢迎红军。红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伍，头戴红五星帽，身穿军装，打着绑腿，足登草鞋，精神抖擞，浩浩荡荡地迈进东城门，驻扎在城隍庙和东西街两所学校及西门外的端阳沟一带。红军当天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满街贴上“红军不欺压穷人”、“红军不拉伕，不派款”、“汉回番民团结起来”等大幅标语，城内出现一片新气象。
  红四方面军到达临潭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收割庄稼，还用实际行动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召唤跑躲的群众和僧人回家、返寺。8月19日，红军在新城召开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颁布朱德总司令任命李仲方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军”司令的命令和布告，建立了临潭县苏维埃政权，公推常云亭为临潭县长，牛长春为副县长;选举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丁兆林为粮台（站）台长，贾灵灵为县工会主席，范云山为民兵大队长。此外，红军向临漳的14个乡派出工作人员，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在新堡、王家坟、冶力关3个乡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帮助这些乡的部分村庄建立理事委员会。红军同时在王家坟等乡广泛发动群众，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开展捐款、捐物和''扩红”活动。数日之内，广大群众踊跃捐助了许多银元、布匹、衣物、粮食、鞋袜等，有五六百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对当地富户，红军采取半强制性的措施，令其按期完成一定的捐款数额。在红军和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新城的一些知名人士，如马良俊、苏鸿发、马世荣等，积极帮助红军张贴宣传品，筹办军需辎重，规劝回族教民与红军携手合作。8月24日，红军派10师和妇女先锋团从新城出发，先后攻占了瓦窑坪、双坟堆、坡山、大湾山等地，击溃反动“铲共义勇团”的阻击，占领旧城。随后，红军多次击退前来进犯的马步芳第一骑兵旅马彪部的骚扰，重创其马得胜团。打退了马步芳军队的屡次进攻，致使马匪军再不敢前来侵犯。
  193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西进方针，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通（渭）庄（浪）静 （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27日，驻扎在新城的红四方面军召开洮州会议，决定挥师北上迅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是在9月30日发布向静、会地区进军的命令，分三路撤离临潭县城,最后离开甘南地区，结束了长征活动。
  六、卓尼土司杨积庆援助红军过甘南
  20世纪30年代，卓尼地区属藏族19代世袭土司杨积庆统理，
  管辖范围包括今甘南州的迭部、卓尼两县和舟曲、临潭县的部分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村，共两万余户，近10万人。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分别先后横跨杨土司统辖的达拉、尼傲、旺藏、桑坝、花园、洛大、腊子口等7个（旗）乡，行程300多公里，全是密林峡谷和雪山栈道，但从未受到杨土司藏兵的阻击和堵截。同时，当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开仓用了杨土司在迭部然尕沟崔古仓的储粮后，从未过问和追究管粮的人。特别是当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20日到达毗邻卓尼的临潭新城时，他主动秘密派人星夜赶到红军驻地，呈送书信,馈赠马匹羊只，表示友好和慰问。更为钦佩的是当红军走后，他不但未下令搜捕、屠杀流落红军，而且还以多种名义保护了一批掉队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一些骨干力量。这对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党和红军来说,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援助作用。杨积庆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间接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政治上，杨土司虽然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不甚了解，但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不顾，对红军采取保持“中立”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仁义之举。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今小金县）会师后，党中央于当月26日在该县两河口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先攻占松潘，后北出陇南，直达陕、甘、川交界地区。当时，蒋介石觉察到红军的战略意图，立即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集结在川西北和陇南接壤的松潘地区，同时急调薛岳的部队进抵文县、南坪一带，并下令甘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的3个主力团赶到陇南的两水、武都一线设防，妄图在川、甘两省交界的地区，以蜀道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北上。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主张红军应出敌不意，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开蜀道，扭头北进草地，横插岷山，折向东北方向进军甘南，以岷州 （今岷县）洮河东岸为中心继续向东发展。当红军进入草地后，胡宗南火急赶到松潘，命令鲁大昌从两水、武都向松潘压过来。可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已于8月26日走出了草地，这样就使胡宗南部署在松潘、漳腊一带准备迎头拦击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统统甩到千里之外的蜀道以南，贏得了北出甘南的宝贵时机。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召开著名的俄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通过杨土司管辖的迭山藏民区和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出甘肃的道路。然而，蒋介石于9月8日接到胡宗南用飞机侦察来的报告：红军过草地后，已进入岷山，去向不明，有北出甘南的可能。蒋看后大惊，急忙命令胡宗南部绕道文县，翻越蜀道大山，开赴西固（今舟曲县）堵截红军，又命鲁大昌的部队紧急撤回岷县设防，扼守腊子口。同时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土司，出动全部藏兵，到迭部辖区的腊子口一带狙击红军，与鲁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达到最终消灭红军之目的。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曾一度疑虑重重，举棋不定。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对红军为什么要北上通过他的辖区之目的不明确，不愿和红军兵戎相见，交冤结仇；另一方面杨土司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吞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因此，他抱着一种 “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采用推诿或置之不理的办法，几次变相地拖延、抗拒出兵电令，始终没有向红军即将经过的迭部藏区派遣一兵一卒。而当时急火攻心的蒋介石等人，则把最后消灭红军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杨土司的藏兵身上。因为他们深知，此时胡宗南的部队在短期内无法绕过艰险蜀道来到腊子口一带，而鲁大昌的3个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力团也被甩在两水、武都等地，三五天内很难赶到。已派往腊子口一带驻防的鲁军4个营装备较差，又缺乏训练，吸食大烟者众多，战斗力不强，岂是英勇善战的红军对手。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复电令既熟悉迭部地形，又强壮、膘悍的藏兵出来狙击红军，再加上千里岷山的无数险隘、栈道，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倘若藏兵与鲁军竭力配合，南北夹击，定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消灭红军之愿望。当时，杨土司在辖区内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即平时耕耘放牧,战时自备枪马出征打仗。1935年时，在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假如当时杨土司完全服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调遣，从3个团中抽派千余名藏兵去迭部腊子口一带堵截红军，再动员上、下迭诸旗的当地藏兵，纠集近万人的兵马在迭山和白龙江流域抗击红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样，就会给红军适成极大的威胁，北出甘南的目的很难达到。由此，1935年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二师4团奉命向腊予口挺进的途中，在黑多村前面的加儿梁击溃鲁大昌一个营的伏兵，从俘虏的1名敌师部副官口中获悉：在腊子口外面的西部地区，有1万多藏兵从卓尼向红军压过来，这完全是鲁大昌之流虚张声势和自我壮胆的妄说，是为了欺骗外界舆论和恫吓红军。其实，杨土司绝没出动1名卓尼的藏兵，未给红军造成任何军事威胁。其主观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反而在客观上能使红军集中主力，消灭鲁大昌的守军，突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
  在军事上，为防止鲁大昌乘机吞并卓尼,杨土司保持独立自主权，采取“守土自保”的明智策略，实际上对红军过境甘南起了让道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一政令、军令，全面抗战”，多次命令杨积庆“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度，成立设治局（国民党正式设县的过渡性政权机构），实行保甲制，但遭到杨土司的一一拒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绝。从而也触怒了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他们决心寻机拔除这个封建割据的据点。另外，杨土司所辖的藏民区，地广人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既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农业区，又有水丰草茂、牛羊肥壮的广袤牧场，还有蕴藏量很大的原始森林和其它矿物资源。这块富庶的地方，早就引起毗邻岷县的军阀鲁大昌垂涎。长期以来，鲁为了扩充势力地盘，达到吞并卓尼的野心，曾多次对杨土司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拉拢、引诱和威胁、恫吓，但均遭失败。这次蒋介石、胡宗南等指令杨土司出兵迭部一带，后方（指卓尼县城）一定空虚, 正暗合鲁的心意。因此，鲁大昌也竭力催促杨土司出兵。1935年9月初，当红军临近甘南时，鲁大昌一方面通过胡宗南、朱绍良敦促杨土司出兵，自己也不断向杨积庆发出电令，催土司的藏兵充当堵截红军的先锋，以减轻他的军事压力。鲁还包藏祸心的设想：如果打胜了，可居功己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打败了，就推卸责任，把杨土司当成替罪羊。另一方面也可乘杨土司出兵之机，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实现蓄谋已久的呑并卓尼的野心。但这些阴谋诡计，都被精明强干的杨土司识破了。他不论谁发来出兵的电令，都置之不理，稳坐卓尼，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土司衙门的两千藏兵迈出卓尼疆土一步。而只是让下属一位团长率领部分藏兵，在卓尼与迭部交界的花儿干山一带，装模作样地驻防了几天，既没见到红军的面，更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军事冲突，从而使鲁大昌的阴谋伎俩化为泡影。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32军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新城后，杨土司连夜派使者赶到新城，向红军呈送书信和馈赠马、羊，与红军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此后，红军也确实仅在临潭县境内开展“反富打霸”、“抗日募捐”等活动，未涉及邻近的卓尼杨土司辖区，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攻红军时，马得胜曾派人给杨土司下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至于在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途经迭部时，在达拉乡的牙拉沟和达拉沟口等地，曾发生过少数当地人袭击、堵截红军的零星战斗，对红军也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据查，这些人均未受到卓尼杨土司的任何指令，此种行为纯属今迭部县达拉、尼傲、卡坝、麻牙乡一带的少数藏族青壮年，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抢劫行为，也与杨土司毫无相干。
  在物质上，杨土司未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坚壁清野”政策，留存崔古仓的储粮，既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奇缺粮食的燃眉之急，又为红军最后走出岷山栈道、林海雪原，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临到甘南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和欺骗宣传，加上鲁大昌在迭部一带又严厉推行了一条 “坚壁清野”政策，因而在杨土司所辖的迭部藏区，红军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寨的群众都弃家离舍，逃避一空;粮食、牛羊和物品都坚壁隐藏，给红军筹集给养造成了极大困难。历史上，杨土司在下迭地区有两大粮仓：一个是曹儿仓，位置在今迭部县尼傲乡尖尼沟，主要屯积着尼傲、卡坝两旗（乡）二三十个村庄给土司的纳粮，仓官为杨景华。红一方面军到来之前，从1935年春天起，奉蒋介石、朱绍良之命，由杨土司给驻守在四川秋吉、包座一带阻击红军的胡宗南骑兵师供应粮食。杨土司委派下属姬从周等人，动员卡坝、尼傲的部分乡民，将曹儿仓的储粮驮运给胡宗南的部队食用。当红一方面军途经尼傲村时，位于尖尼沟曹儿仓的粮食早已颗粒无存，何况红军也未到尖尼沟去过。杨土司的另一个粮仓叫花园仓，仓址在今迭部县花园乡政府所在地，主要屯积着花园、多儿、阿夏3个旗（乡）的储粮。但该仓由于距洛大乡代古寺鲁大昌的驻军只有二三十公里，所以花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园仓的存粮在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未来到之前就被鲁大昌的军队吃光了。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9月到达下迭后，没有经过花园、洛大等地，他们于9月15日从麻牙乡旺藏寺出发后，跨过九龙峡栈道，便离开白龙江畔的大路，进入然尕沟，向东北方向的高山密林走去。红一方面军大部队在深山幽谷中行进了约12.5公里时，来到一个住有10多户藏民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村庄。当时该村有一个杨土司的小粮仓，储藏着附近尼巴、崔路、谷卡3个共有30多戶藏民的历年纳粮。因为该仓上距曹儿仓有三四十公里之遥，还要经过几处险峻的云崖栈道，驮运十分困难；下离花园仓虽有20多公里，但均是崎岖的峡谷山道.也难驮运出去。因此，该仓的一二十万公斤储粮颗粒未动。当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经过此村宿营时，土司委派的仓官避离下迭地区，守仓的两个藏兵也躲进了深山老林。又因红一方面军离开巴西地区，决定北出甘南时，军情紧急，走的十分仓促，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只是捋了一些当地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加上进入甘南后在达拉沟一带又未筹集到粮食.半月多来青稞已快吃光。同时，红军中绝大多数人是南方人，吃了属性凉的青稞后，许多人腹疼肚胀，上吐下泻，对体质损伤很大。而崔古仓的储粮全是上年的陈粮，大部分还是小麦，吃了不会拉肚子。因此，红军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分粮。正是有这仓陈粮在紧急关头接济红军，才保证红一方面军顺利翻越4200米以上的卡郎大山，穿过迭部县桑坝乡的茫茫原始森林，走出天险腊子口，跨越达拉山雪峰，顺利抵达哈达铺。四五天后，当红军离开崔古仓时，躲在山林中担任守仓的这家藏民父子立即返回村落。一看粮食全被红军拿走了，霎时忧心忡忡，十分惶恐,惧怕杨土司怪罪下来，追查失粮之责。可是，红军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杨土司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未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父子俩的任何责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936年8月，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迭部地区后，由于人马多，山区行军需要二十五六天时间，因此当地藏族群众不可能长期在野外躲藏，加上他们看到上年红一方面军过境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既不惧怕，也不躲藏，与红军的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主动给红军售卖粮食;有的用食物兑换枪支弹药；有的帮红军造桥、修栈道。
  在道义上,杨土司在红军走后未配合鲁大昌的“清乡”行动，变相掩护了一些负伤、掉队的流落红军，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的途中，先后流落了七八百名人员。因为从川西若尔盖县的最后一个村庄毛弄到哈达铺，在长达300余公里的行程中，几乎全是崇山密林，峡谷栈道。整个路途崎岖不平，岔路隘口众多，东西南北方位难辨。一不留神儿,就会摔下深涧，或迷路，或失散。特别是在红军总部的机关里，设有新兵团，大都是由15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混编组成。他们因年幼体弱，又缺乏粮食，往往走不动路.半途昏厥、迷路、掉队者特别多。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地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他们把红军留下的遗物全部以“战利品”的名义搜去请赏；对凡是与红军有过来往的人都进行追查或逮捕；对藏匿在当地群众家中的红军战士，挨家逐户地进行搜捕和惨杀。而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任何迫害措施。特别是杨土司，他为了不让大批流落红军落入鲁大昌的魔掌，就把失散在迭部沟的部分红军先集中起来，有的挖砂掏金;有的在崔古仓整修了一段时间的粮仓后，都分别让当地藏民领去抚养；有的被收为养子、养女;有的与当地藏族青年婚配联姻。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200余人，现在还有十多名。他们能够侥幸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收留是分不开的。
  红军过后，鲁大昌把腊子口战役失利之责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开仓应粮，私通红军”。并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杨土司的部下，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了以姬从周、方秉义等人为首的“博峪事变”，杀害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杨积庆土司在革命最艰难时刻，对红军的援助。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带来了周总理给杨积庆的感谢信和赠送的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及纪念品,深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被其子杨复兴收纳，后交给政府。
  七、革命遗址和珍贵文物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中，留下了几处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和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遗址主要有召开过俄界会议的高吉村会址、毛泽东在茨儿那村住宿过的小木楼、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临潭新城隍庙等；文物有红军会议记录、军号、文件包、纸币、苏维埃政府财政大印等。至今都被当地政府维修和保存下来。
  (―)俄界会址考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不少党史著述把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俄界会议会址,误写在川西一带或甘、川两省交界的地区，而具体指现今的何县、何乡、何村，也不明确。经过80年代初我们对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核对和实地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其理由为：
  第一，以前在四川省若尔盖县与毗连的甘肃省迭部县境内，并没有标名为“俄界”这两个字的村寨，而只在迭部县达拉乡有近似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俄界”读音的有“三村”、“一寺”，即：高寨村、岗岭村、高吉村和勾吉寺。四者都是红军进入甘南后的必经之地，具备部队驻扎宿营.的条件。高寨村位于包座河（流入甘南后当地群众改称达拉河）流入迭部县达拉沟后约30公里右侧的5公里外山沟里，当年仅是个拥有10余户藏民的山腰小村。据该村的老人们回忆：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达拉沟的时间是1935年9月初，红军没有来高寨村住宿，只是派人到村里来买过几次粮食。因此，党中央在该村开会之事不能成立。勾吉寺（红军称硗碛寺）虽然在达拉河畔的山道旁，但周围没有一个村庄适宜于大部队驻扎，据该寺的几位老喇嘛说：1935年9月长征过境的红军，只在该寺先后住宿过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又据红一军团长征里程表与有关资料记载:“硗碛（今勾吉）寺位于包座（达拉）河中游，是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北进到达的第一个宿营地”。岗岭 （红军称广利）村和高吉村位于达拉河中上游左侧约3公里深的山沟里，从岗岭到高吉，两村相距不足2.5公里，举目可见，都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并住有30多户藏民的村庄，适宜于大部队宿营休整。据当地老年藏民回忆：1935年9月长征经过的红军都在这两村住宿过，前后历时7天，大概时间是9月5日至13日，而1936年8月经过的红二、四方面军，没有来过这两个村寨，全都宿营在达拉河边的勾吉寺里，历时二十五六天。因此，俄界会议在勾吉寺召开的可能性也就全然排除了。
  第二,经考证“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话译音。红军当年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通司”（翻译）的发音而标写成“俄界”的，“高吉"是解放后行政上根据汉族干部的藏话发音而写定的。较为准确的汉字音译应该是“郭结”,藏话是“8个山头”的意思，这是当地藏民根据高吉村后面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来取名的。因此，“郭结”、“俄界”、“高吉”三者的发音是相似的，只是汉字的音译写法不同。又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如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军图中，还把“俄界”标写为“鹅界”,这也是音同字不同的写法。又经核对，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有关资料记载是一致的。据《红一军团长征史》一书记述：“1935年巴西会议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沿包座河向甘肃境内移动。9月5日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离开毛弄，沿包座河上游向甘肃前进。下午6时，先头部队急行40多公里，离开河岸又西行三四公里，经过广利村，再走二三公里就到了俄界”。由此可以看出，毛弄是红军离开四川省若尔盖县（今红旗乡）的最后一个村子，因此俄界无疑是在甘肃境内。俄界会议也就不可能在川西境内召开了。而由毛弄到达俄界，必须经过“广利”村。而这个“广利”村正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岗岭村。“广利”和“岗岭”的藏话发音也是近同的，仅是标写为不同的汉字译音而已。再如老红军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写道:“次晨6时（指1935年9月10日）又继续移动，当天宿营之目的地是俄界。由驻地毛弄到俄界约80里，离开驻地及小村庄到包座河边约10里，以后则沿包座河而走。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6时了，直到晚上12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陆续向俄界集中。当时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参加。……休息两天之后，沿着白龙江向莫牙（麻牙）寺前进，行程约125里。”这段记述，是与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的，也证明了俄界会议确实是在高吉村召开的。
  第三，高吉村几位老年藏民的回忆，也是与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记载相吻合的。据1979年我们访问的高吉、岗岭两村许多老年藏民回忆: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9月5日晚到达高吉村的，当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民们都躲进了村对面和村后面的高山密林。他们每天都远远地窥视到：高吉村和岗岭村虽然都住满了红军，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但两村的警戒大不一样。岗岭村住的红军最多，但白天没设岗哨，红军出入村子也很自由，后两天中个别藏民还有回村去拿食物的。而高吉村的四周，白天黑夜都站着许多岗哨，特别是村子最东面的3幢木楼警戒得非常严密，设了几道岗哨，闲杂人不准随便出入。据高吉村80多岁的藏族老人周曼和两位流落红军（其中一位曾在红一方面军中央警卫团担任过警卫，后在腊子口一带负伤掉队，解放后流落到该村定居）讲述：毛泽东和司令部住在村东头的3幢房屋里 （现有两家是阿巴家和周吾草家，另一户已毁于火灾）。红军走后，在高吉村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红军的传说。9月13日，当骑白马的3位红军最后鸣枪离开高吉村后，藏民们纷纷跑下山来，一进庄就看见村街的木篱笆墙上挂着羊皮，旁边放着银元和纸条。许多人家的门板上写着宣传标语，如红军不拉伕”、“红军不杀番民”等。在村东头阿巴家的南角楼里（现已拆修），留下一副滑杆（估计是抬周恩来副主席用过的，后遗失），并有许多废弃的纸屑和油印传单残片。在原塞浪家里还留有医用镊子、药物瓶、纱布条和酒精、棉球之类的东西，像是住了卫生部门。所有这些，都为俄界会议在高吉村召开提供了最可靠的佐证。
  （―）—份珍贵的红军会议记录
  1984年4月，我们在中共甘南州委秘书处档案室发现1本从迭部县收集来的、记载有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有关会议记录，经过3年多的调查考证，基本上核实了该记录的来源，搞清了记录中涉及的64个地名与参加各种会议的76位人员中部分人的身份。经当事人和省内外的有关专业人员鉴定:这本记录是真实的，是我党我军史上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对于研究中共川陕省委的历史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史，弄清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长征史实，有着一定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1.记录的形态与式样
  这本记录是个字号为“复兴”（黄金万两）的蓝布面账本，长27厘米，宽17厘米，厚2厘米，共80页，是红色16竖格和三横格白纸。皮面有标写记录单位名称的两条紫红色贴纸,但已磨损贻尽，看不清字迹。里面从前后两头分别用蓝、黑色毛笔字和红、蓝色钢笔字记录了会议内容。虽有部分水湿的痕迹，但绝大多数字迹尚能清晰可辨。全部记事文字约有2.1万多字。
  2.记录的征集来源
  经调查核实,1963年5月的一天，原甘南州档案处副处长丁应华赴迭部县麻牙公社下乡时，住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曾宿营、休整过的麻牙寺旁的一家小店里，店主杨老汉（1970年病逝）是位早年从白龙江下游流浪来的老人。夜晚，在闲谈中丁应华得知杨老汉珍藏着一子弹匣红军的标语、传单等物时，便做说服动员工作，以馈赠一条香烟为酬谢，征集了这本记录，带回州委档案馆保存起来。其余标语、传单和予弹匣，因当时交通不便，山道崎岖艰险，干部下乡都是步行或骑乘骡马，携带不便，未曾征集。现经多方查找，已无下落。
  又查，杨老汉的那个小店，是1959年春他和麻牙村的藏族社员，拆除原麻牙寺的僧侣住房之木料修盖而成。当时，群众在拆一幢和尚的住房中，从屋顶椽空里发现了子弹匣，便交给杨老汉收藏起来。而麻牙寺是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迭部地区时，曾先后住宿过二十五六天的地方。当年红军将子弹匣遗落在该寺后，被僧人藏匿在屋顶椽隙中（僧人的习俗：寺院和尚对写有文字的纸张是比较珍惜的，一般不随意毁坏），直到1959年群众拆除此房时发现为止。这样,记录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3.记录的主要内容
  经鉴别，这本记录正面的15页，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委的常委会议记录，用黑色毛笔字记载了1935年1月至3月22日，省委召开的五次常委会议情况。前面两页已残缺不全，现有的是第三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2日，参加会议的有：周纯全（川陕省委书记，解放后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中将，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1985年在北京病逝）、李维海、王定国、郭纯德、刘端龙（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原任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 后当顾问）、黄超（川陕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秘书长,1938年春在新疆乌鲁木齐牺牲）。主要讨论了粮食工作和有关肃反、人事等问题。第四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5日，到会者有：熊国炳（川陕苏维埃主席。1937年初在甘肃张掖南山与马匪军作战中负伤流落,1961年病逝于酒泉地区泉湖乡）、余洪远（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原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现住南京富贵山10号楼休养）、曾传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原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赵连三、郭纯德、吴永祥、维俊、祝义亭（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离休后现住武都）、马学先、炳润、丁武选（川陕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长，原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在郑州病逝）、周纯全。主要讨论了没收工作、粮食生产及各县工作等5个问题。第五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22日，参加会议的有：曾传六、吴永祥、赵连三、王定国、李维海、杨兴中（在沈阳军区离休）、余洪远、刘端龙。主要讨论了节约粮食和成立经济委员会等三个问题。
  这本记录的背面70页，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后，在四川省的西部马尔康、金川、丹巴、小金、卓斯甲、格勒得沙等地区建立的名为“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即川康边革命政府）的会议记录，用蓝色毛笔字（中间有19页是蓝色钢笔字）记述了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底，该联邦政府的四次部长联系会议情况。首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先在记录的第一页上写有联邦政府的机构和领导人名单，即：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原江西省省长,1965年病逝）；副主席：刘伯承、熊国炳。下设九个部:①土地部——部长余洪远;②粮食部——部长郭纯德;③劳动部——部长罗大周（住上海）；④内务部——部长祝义亭;⑤经济部——部长吴永康（即吴文康，川陕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苏维埃政府经委主任，后任西路军工作部部长,1937年3月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敌激战中牺牲）;⑥财政部——部长吴永康;⑦ 少数民族部——部长张然和;⑧裁判部——部长张然和;⑨教育部 ——部长康克靖。
  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召开第一次部长联席会的时间是：1935年11月12日下午3时，于绥靖（现四川省金川县）城隍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郭纯德、余洪远、张然和、罗大周、康克靖。主要讨论决定联邦政府成立和少数民族回民大会、番人代表大会等问题。召开第二次部长联席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1月28日，地址是四川省金川县八步里，出席会议的有：邵式平、吴永康、张然和、马福寿、郭纯德、罗大周、庄南。主要讨论了粮食和劳动部的工作等4个问题。第三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2月16日，参加会议的有：张然和、罗大周、马福寿、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4月22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祝义亭、赵起贵、吴永康、邵式平。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教育、土地和少数民族政策。第四次联邦政府正副部长及下属乡级政府（该联邦政府未设县级政权）的主席等问题。第四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6年3月30日，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亦胜、曾广兰（女，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抗日先锋团特派员。1969年病逝）梁镰生、孟兴发、财发、青山、克基（格勒得沙政府主席）、沙鲁、郎尔甲、色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郎（马尔康木尔宗乡苏维埃主席）、克尔左、更甲（卓克基乡苏维埃主席）、额白、吴一山、罗少发、刘德富、王仲生。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任务和春耕及召开格勒得沙大会等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不全，只记到“……现在红军正在围芦城，向北发展……”就完了。
  在这本记录的最末一页上写着“阿苯潘得尔家”,而在第二次联邦政府部长联席会中曾讨论到对“阿苯潘得尔家详细审查是否可以”等问题。据查，“阿苯潘得尔家”在金川城内，是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驻地房东。
  4.当事人对记录的鉴定
  刘端龙部长看了这本记录后说:“这本记录很重要，是当时的记录,是真的，不会错。那时我在川陕根据地当宣传部长。长征后没参加他们的（指红四方面军）工作。吴端林将军（中共川陕特委书记，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南海舰队司令员。1995年4月病逝）看后说，他对这本记录中的事都有一定的印象,认定记录是真实的。
  根据上述诸方面的调查和佐证，我们断定，这确实是1本有关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会议记录，是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1986年我们将这本记录原件。上交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转中央档案馆，复印件现保存在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
  八、红军精神传千古
  红军两次过境甘南地区，给藏、汉、回各族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红军每到一处，总是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宣传北上抗日的革命道理，在沿途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遗迹。他们在今迭部县达拉沟的巨石崖上写下了“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钢铁誓言，至今还曜曜在目。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成立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发布的《告西北各族父老兄弟姐妹书》，是红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中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动员令和见证。在迭部、玛曲、临潭等地，红军在门板和巨石上写下了许多如“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红军主张番人信教自由”、“红军是保护番民的军队”、“红军不破坏番人信教自由”、“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管事”、“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不拉伕、不派款”、“红军实行公买公卖”等标语。在有的地方红军还分别遗留下了公文包、军号、铁桶、手榴弹、印章、纸币、布告、记录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长征文物纪念品，保存在甘南州博物馆珍藏。
  红军在临谭期间，经常向回、汉群众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曾在新城东操场多次表演《妇女缝军衣》、《打草鞋》、《种地支前》等短小节目，还表演了揭露鲁大昌压迫人民的讽刺活报剧。驻在新城背后的红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演出了3次文艺节目。在上寨村，红军除宣传政策、表演节目外,还玩了 “社火”。
  红军经过甘南时,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住过的一切房屋、寺院，都是秋毫无犯，洒扫得干干净净。在俄界，红军临行时把环境打扫干净，用过的东西归还原处，损坏的留下赔偿钱。在腊子口朱立村，红军在打麦场打了粮食，付了银元。一位红军战士背水时打破了水罐,给藏族老阿妈赔偿1件毛衣。在临潭旧城，红军炊事员拿盐换菜,从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在龙元村，红军挖了群众的菜，给了4张苏维埃政府的钞票。旺藏寺的一位老和尚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当年与红军互赠的一个银边花碗。在康多村，一位躲避在外的老阿婆回家来喂小猪，被红军留下后每天给好饭吃，宣传政策，叫她不要怕，并让她到山里向其他群众劝说动员回村搞生产。在俄界，有一位生病的藏族老阿婆被红军发现后，送到卫生部治好了病。在腊子口达拉村，红军住在露天草坡上，不打扰群众。红二、四方面军大部队经过时，许多村庄的群众都主动向红军出售粮食、酥油等东西，交换物品，盛情款待，和睦相处，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临别时都依依不舍。红军走后，许多地方的群众掩护红军掉队人员，给他们送食物，当向导，送出外乡逃避鲁大昌军队的搜捕和屠杀。所有这些拥军爱民的鱼水情谊，都深深地铭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藏、汉、回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