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上篇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 党在甘南的活动
  （1927年7月至1949年12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 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 一时期，党并没有忘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甘南藏族人民。早在大 革命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宣侠父就竭力支持甘南各族人民反抗军阀 欺凌的正义斗争。红军两次长征过甘南播下的红色革命种子和重大 影响，唤醒了沉睡中的甘南各族人民,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甘南农民 大起义，矛头直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终于迎来英勇善战的解放军， 埋葬了反动腐朽的蒋家王朝，把鲜艳的红旗插遍甘南大地。
  第一节地下党开辟甘南藏区工作
  大革命初期，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支持和帮助甘南藏族人民，把 青海反动军阀驱逐出拉卜楞寺教区。从而激发了甘南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爱国热情。抗日期间，党中央、叶剑英就物色、培养和派遣进 步青年，到甘、青、川藏区开展革命活动。
  一、宣侠父支持甘南藏族人民反军阀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民族解放运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动。1925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根据党的“三大”精 神,将一批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宣侠父、钱崝泉、贾宗周等,派往冯 玉祥的西北革命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是年10月，冯玉祥委派国民 革命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甘肃代行督办，率部赴甘。宣侠父亦随 刘郁芬的部队来到甘肃省城兰州。他以西北军第七方面总指挥部政治处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开展我党的地下活动。他与甘肃榆 中籍共产党员张一悟和钱崝泉一起,组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 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崝泉任委员。根据当时甘肃的社会历史特 点，特支的任务是：协助国民党整顿党务，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宣 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公开发展国民党员，秘密发展共产党 员，积极开展民族民权运动。
  提高民族自立自强性 组建“藏民文化促进会”
  由于宣侠父等共产党员在国民军内外大力提倡新三民主义，宣 传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号召甘肃民众致力于“国民革命”。这 样，国民军的到来，极大地震动了甘肃各族各界人士，使地方大小军 阀惶惶不可终日。1925年农历10月，长期深受宁海（今青海）镇守使马麒欺凌的拉卜楞寺教区藏族人民，推举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 样之兄黄正清，率领10人藏族代表团来到兰州控告马麒。他们找到 刘郁芬的督办公署，投状泣诉马麒派兵侵占拉卜楞藏区的滔天罪 行。有一天，黄正清和翻译罗占彪（藏名叫桑木旦）等人在督办公署 延国符的办公处，面遇宣侠父。黄正清向宣详细诉说了自1918年以来，马麒派兵蹂蹒拉卜楞寺教区（包括现今夏河、碌曲、玛曲3个 县），血腥屠杀7千余名藏族僧俗，焚烧30多座寺院及附近藏民村 庄的罪孽。同时,还陈述了此前曾屡次电告北京政府及省内外军政 要员，要求将马家军驱逐出甘南，但均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的经 过。强烈要求国民军支持甘南各族人民的正义斗争，严惩马家军的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暴行。宣侠父听了黄正清等人的控告后，万分愤慨，深表同情。他表示要为藏族人民的正义斗争做出努力。第二天，宣侠父又亲临代表 团住处，详细了解马麒派兵侵占甘南藏区的前后经过，并对黄正清 等人说:“你们的案件，不是某甲与某乙的什么纠葛，乃是一个弱小民族受地方军阀压迫的问题，这是不能完全依赖官厅解决的，你们 应该自己起来讲求生存的办法，不然天下不只一个马麒，你们的官司会永远打不完的”。接着宣侠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弱小民族要 求得自身的解放和生存，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动军阀的欺 压。宣侠父讲述的深刻道理，使代表团成员们心悦诚服，衷心地接受 了。此后，他们互敬互重，推心置腹，频繁交往,很快成了知心朋友。 黄正清给宣侠父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扎西才让''（吉祥长寿的意 思）。
  宣侠父在与黄正清等人的交往中，帮助藏民代表团撰写了数份 诉状。同时他深深感到，要提高甘南藏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增强民族 自立、自强性，首先要让他们掌握文化，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于是， 他建议黃正清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黄正清等人欣然接 受。宣侠父亲自为藏民文化促进会起草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大 纲》、宣言和章程等。在宣侠父和钱崝泉的具体帮助下，藏民文化促 进会于1926年5月2日在兰州教育会馆（会址设在浙江会馆今兰 园）正式成立。黄正清任会长，邵光宇、杨真如、罗占彪、黄祥等10人 任委员。藏民文化促进会成立的这一天，黃正清带领全体会员从住 地前往会场。一路上，燃放鞭炮，敲锣打鼓，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有 的甚至跟随他们来到会场。参加大会的还有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沙月 坡、刘郁芬的交际处长郑道儒和兰州各界负责人士。宣侠父主持大 会,黄正清和沙月坡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沙月坡在讲话时，对兴办藏 民文化促进会流露出怀疑和鄙视的情态，认为兴办藏民文化促进会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无非是诵经念佛之类的事。钱崝泉听后愤然走上讲台，理直气壮地 说:“藏民文化促进会所倡导的文化，是民族的存在和独立所需要的 文化，并不是奴隶文化，奴隶文化藏民是不需要的。”他的讲演把沙 月坡驳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激起了全场进步青年的热烈掌声和 欢呼。大会后，经宣侠父交涉联系，藏民文化促进会设在兰州市浙江会馆（兰园）内，并在门口柱起了牌子。此后，他在藏民文化促进会里 相继开展了多种有益的活动。宣侠父和一位汉族老师专门给在兰的 藏族会员教汉文、汉语，教唱《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在宣侠父的组织领导下，会馆里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欢乐气氛，并吸引了一些学校 的学生和年轻进步的国民党员。他们纷纷要求参加藏民文化促进 会，从而加深了藏、汉两族青年的交往和友谊。在这期间，宣侠父还 介绍黄正清、桑木旦两人加入国民党，推荐黄正清当选为甘肃省党 部监察委员。又组织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少年同志会”，吸收 部分藏族同胞为会员，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各种集会和社会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
  团结斗争求生存成立“甘边藏民大同盟”
  1926年8月，经刘郁芬同意并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支持下， 宣侠父由翻译桑木旦陪同，离开兰州乘马奔赴甘南草原。他俩途经 东乡县、临夏地区，沿大夏河进入甘南藏区，爬山涉水，晓行夜宿，克 服了高原反应和生活不适应等种种困难。一路查访了岗岔寺、白石 崖寺、多合寺、阿木去乎寺、西仓寺、参智寺等寺院和村庄，耳闻目睹 被马家军队洗劫得满目疮痍的广大藏区。特别在阿木去乎,他察看 到被马军焚毁后的寺院残迹，又听说当年马家军把正在该寺念经的 千余名喇嘛枪杀并葬身火海后，顿时眼前呈现出一片惨不忍睹的情 景。宣侠父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说:“这真是一群残忍的魔鬼，他们 毁灭了阿木去乎天际和平的钟声。我想不到民族间的仇视,竟演出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这样惊人的惨剧，这种兽性的发作，我们真是不会了解的”。
  经过十多天的马背颠簸，宣侠父终于到达嘉木样和其父黄位中的避难地——玛曲欧拉草原。他的到来，使黄位中和嘉木样等藏族僧俗极为兴奋，他们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用藏族人民迎接贵客的最高礼仪，把一幅幅白绫、黄绫、蓝绫哈达,奉献给藏族人民的忠实挚友扎西才让。藏族人民的真诚款待深深地感动了宣侠父，更增添了对受苦受难藏族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之后，黃位中又向他详细叙述了甘南藏族人民饱受马麒军队烧杀屠掠的悲惨情景。宣侠父听后，对藏族人民遭受军阀欺凌的屈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谆谆告诫大家：“一个民族只有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不受外来的侵略压迫。……在目前，关于其余的事情，还是谈不到的，第一步就是先团结近地的藏民，再慢慢由近及远，去联络所有的藏民，在整个组织下，集结起来，然后再设法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充实自身的武力。只要这样，就有10个马麒也不敢压迫你们”。宣侠父还以商讨的口气对黄位中说:“我希望你，现在能够开始进行团结附近一带藏民的工作，在我未归兰州以前，先行召集附近的酋长，成立一种同盟，我可以趁此机会，亲身参加。”黄位中欣然接受了宣侠父的建议。他们再三磋商后决定：先召开方圆200公里内的部落头人会议,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黄位中立即派人分头通知各部落头人，要求按约前来参加会议。在头人们未到来的几天里，宣侠父执笔起草了《甘青藏民后援会宣言》，由桑木旦译成藏文。
  七八天后，230多名头人各自带着四五个随从，陆续来到欧拉草原。开会的这一天，大家席地坐在草滩上，宣侠父向头人们讲解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的意义。他说:“我是来看望嘉木样和大家的，也是来支持你们反抗马麒军阀的。马麒压迫你们，残杀藏族同胞，他是一个大军阀。这样的军阀在中国是很多的，绝不只是马麒一个。要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反抗,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有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到这里，宣侠父站起来拔了一把草，拧成一股后用力拉，怎么也扯不断。他说:“这就是团结”。尔后又一根一根地分开拉，草都扯断了。他又说:“这就是不团结的结果。人也是一样，只要团结，谁也就别想欺负你们。”宣侠父生动的比喻，使头人们听了后非常信服和激动，便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成立“甘青藏民大同盟”。最后，由盟主黄位中宣读了《甘青藏民后援会宣言》（后在兰州改为 《甘边藏民后援会宣言》），并宣布于本年10月在西仓正式结盟，邀请宣侠父届时光临。散会后，各部落头人纷纷到宣侠父的帐篷内交谈。他们对“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哲理，表示完全接受，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宣侠父的深情和爱戴。宣侠父准备返回兰州的前一天，黄河南北两岸的几百名部落头人，以当地藏族的风俗习惯，簇拥在他的帐篷外，拿出10公斤银子，馈赠宣侠父做盘缠。宣侠父再三拒绝，但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盛情厚意，收下了部分银两，后带到兰州捐献给兰州革命青年周刊社。历时50多天的甘南草原之行，沿途所见所闻，更加坚定了宣侠父帮助藏族人民驱逐马麒军阀的决心。他依依惜别嘉木样、黄位中和众头人，带着甘南拉卜楞寺教区广大藏族人民的殷切期望，返回兰州。
  针锋相对作斗争迫使马军撤离拉卜楞
  宣侠父回到兰州后，向刘郁芬汇报了甘南之行所了解到的实情，并要求刘责令马家军迅速撤离拉卜楞藏区，但一时未能如愿。他便夤夜对起草的《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进行修改，石印后又巧妙地把《泣诉书》（简称）夹在省党部向外发的材料中，寄往全国各地。黄正清等人也把《泣诉书》在庆祝冯玉祥“五原誓师”大会上散发，并贴在兰州的四面城门上，传到了前来参加会议的马麒代表马旅长等人手中。这样，使甘南藏族人民强烈要求马麒撤军的呼声越传越大，波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及四方。
  1926年底，宣侠父随国民军去了西安。他虽然未能实现去甘南西仓参加结盟仪式的愿望，但时刻惦记着甘南藏胞的正义斗争。为此，他专程晋见冯玉祥将军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仁，陈述马麒军阀侵占拉卜楞藏区的罪行。于右仁当即给刘郁芬发电，命令马麒从拉卜楞寺教区撤军。1927年4月，在中共地下党员贾宗周的主持下，双方谈判签订了《解决拉卜楞案条件》。这样，在上下夹击之下，曾在甘南横行一时的马麒军阀，不得不于1927年5月退兵青海。长达10年之久的甘南藏族人民反抗青海军阀的斗争，在中共甘肃特支的竭力帮助下，终于宣告结束。五世嘉木样活佛也回到拉卜楞寺院。在这场反军阀的斗争中，宣侠父自始至终给予的热忱帮助和鼎力支持，永远铭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他与甘南藏族人民结下的革命友谊如大夏河水一样长流；他所培养的藏汉民族团结之花，在黄河首曲结下丰硕之果；他在甘南大地上撒下的民族文化的种子，深深扎根在辽阔草原上，千秋盛放。
  二、甘南各族人民支援抗战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全面抗战”的号召，呼吁各族各界人士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于是，全国锨起了抗日救亡浪潮，也席卷到地处偏远的甘南藏区。
  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 “联蒋抗日”的主张。并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奔向抗日最前线。是年9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来到甘南迭部达拉沟时，在附近的达拉河西岸岩石上，写下“北上抗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1936 年8月，红四方面军某部长征到达临潭新城后，于19日成立了“中 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由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朱德总司令任命原国民党军队旅长李仲方为第一路军司令, 张先进为政治部主任。抗日救国第一路军发出了《告西北各族父老 兄弟姐妹书》，号召西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红军还在临 潭地区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召开捐款大会，开展“抗 日募捐”活动。让各社会团体、学校等，利用各地逢集、庙会和传统节 日，在人口集中的村镇，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办墙报、贴漫画、演出活报剧、教唱抗日救亡革命歌曲等，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以唤 起民众，形成抗日救国热潮。
  在党建立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主张的感召下，国内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如：1938年8 月，国民党临潭县长聶迥凡，一次性地向在山东战场阵亡的临潭籍 战士郭兴顺等，每人的家属发抚恤金300元，以后抚恤金每年发 120元。用实际行动安抚抗日阵亡将士的家属。在纪念“芦沟桥事 变”一周年时，临潭县政府在新城建立了 一座抗日将士纪念碑。1941 年，临潭县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在全省范围内的募捐飞机款运动，支 持扩建西北的兰州空军，拦截日机轰炸，并在新城、旧城四周的高山 头修建了几个防空监视哨所。在8年抗战期间，临潭县共捐资白洋 3万元，捐献战马300匹。有570多名青壮年应征报名，奔赴抗日前 线。有的为国捐躯，有的成为英勇杀敌的抗日英雄。1941年临潭县民众纷纷集资，在新城隍庙修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以示对英烈们的缅怀和哀悼，让他们的功绩炳彪千秋，与世长存。
  与此同时，在1937年冬季，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从西藏 发电报给其兄黄正清和其弟黄正基，让他们组建慰问团。在他们的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倡导下，拉卜楞寺教区成立了一支由20人组成的慰劳抗日前方将士代表团。黄正基任团长，制作了8面锦旗，携带大批慰劳品，奔赴北方各个战区慰劳抗日将士。因当时交通不便，再加上北方到处战火纷飞，代表团辗转矢奔，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慰问完各个战区。黄正基由于菠于奔波，身染重疾，经医治无效而逝世，时年28岁。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当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有些人对抗战前途持悲观失望态度。在此危难时刻，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带领拉卜楞寺教区的50名上层人士，千里迢迢地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捐献抗日飞机30架（每架约折合白洋15万枚）。由此，国民党南京政府为表彰拉卜楞藏区广大僧俗的抗日爱国行为，特赐“输财卫国”的匾额一块，至今保存在拉卜楞寺内。这些都是当年甘南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抗日战争的历史佐证，将永彰史册。
  三、喜饶在甘、青藏区从事的革命活动
  喜饶，男，汉族，原名叫刘永珍，系青海湟中县人。1919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5岁时从青海蒙藏学校毕业后，到南京西藏补习学校读书两年。1936年至1940年7月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读书，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开除。1941年1月，在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叶剑英分配的任务，到甘、青藏区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8月在夏河县被国民党政府以“共产党嫌疑”逮捕，押往兰州监禁。1948年9月被人保释出狱。1949年9月，在兰州接受解放军一野副司令员兼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宗逊的派遣，到甘、青藏区招生。解放后，在青海省劳改局、省民委等单位工作。1966年9月蒙冤入狱。1972年12月被无罪释放。1985年6月病逝，享年66岁。
  1939年，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读书的边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疆各地青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民族解放的道路，以藏族进步青年平措汪杰、吴振纲为首，秘密建立了 “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之后，他们经常组织小组成员学习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进步报刊，努力掌握党的革命理论和民族方面的方针政策。为表示抗日和革命到底的决心，他们曾以“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信，并通过学校和进步教员转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0年，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发展到近40人。为便于活动，他们组建了各地藏族青年“旅渝同学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其主要宗旨是：加强各地藏族青年之间的联系，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这时，正在蒙藏学校学习的青海籍青年喜饶，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他热情高，工作积极，表现突出，逐渐成为同学中的核心人物。随着组织的日益扩大和活动的日趋公开，被国民党学校当局察觉，并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和瓦解。他们先将吴振纲开除学籍,遣送回夏河拉卜楞原籍。一月之后，平措旺杰和喜饶也被开除学籍。是年7月，他俩经人引荐结识了邹韬奋先生，后由邹联系，介绍给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和办事处首长王梓木的接见。叶参谋长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和被校方开除的原因等，欣然接受他们参加革命的请求，并分配两人到西康和甘、青藏区进行革命活动。1941年2月10日，喜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七贤庄1号）后，即将沿途出行情况电告了叶剑英。同年3月喜饶抵达拉卜楞后，5月初同吴振纲、水振东、杨生英、王仲甲等人，在卓尼达子多山林里建立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领导小组，制订了19条行动纲领。此后，他们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在拉卜楞、青海、河南蒙旗、卓尼、临潭、岷县等地,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联络各族进步青年，组建了有150多人参加的“拉卜楞革命青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年同学会”、“拉卜楞青年联谊会”、“藏文研究会"、“合作社”、“藏民同乐会”等进步组织。为更广泛的接触群众，喜饶转移到青海苏户（河南蒙旗）等地，组建了当地的“藏民同乐会”和“藏民文化研究会”。同年9月，喜饶来到兰州。1942年4月10日，喜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们到甘、青藏区后的革命活动及工作情况，向叶剑英发电作了汇报。电称：
  剑英同志：
  甲、去年元月离渝，一同有凭错纲解（指平措旺杰）同志，至四川广元被扣，我单独于3月间到拉地蒙（指夏河县拉卜楞地区和青海河南蒙旗），当与黃正清协助在藏民学校服务，并在拉寺研究藏文。同年元月，请假随黃河南亲王离拉赴青界之苏户，后又随他去青海。青马以为我有别的思想，再三盘问。后即来兰。10月再度赴拉，在拉寺研究藏文。十二月末国立拉卜楞职业学校新校长介绍去该校任训育组长。三月前往卓尼、临潭招生，共八、九十人。
  乙、工作情形：（一）去年五月，拉组织一同学会；（二）又在苏户设一藏民同乐会，在拉设一藏文研究会。各会人数:拉卜楞青年同学会，现在有一百五十余人。藏文研究会现有十余人。藏民同乐会，因在草地交通不便，未详。本年，再设拉卜楞青年同学会两处（卓尼、梅伍两地），并在拉设合作社。
  丙、（一）请中央暂借一万元，作经济基础。（二）中央请派文书和数学教员各一名。（三）边地虽有热心青年，但因军火缺乏，不能实现，请发盒子枪两百支，子弹万发。（四）派一人到延安受训，是否可以。
  抄叶希饶10号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喜饶复电，指出秘密工作之要点：
  （一）每半年将工作情况向兰办处报告一次。（二）广泛展开群众间的联系。（三）费用由兰办处领。
  喜饶从兰州回来后，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一位教员来拉卜楞接管职业学校，他凭借师生关系，在国民党中央直属边区拉卜楞党部谋得职务，后又在拉卜楞职业学校合作社兼职。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在去临潭、卓尼、岷县等地招生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的这些行为，招致了国民党军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当局的不满，即下令撤销“拉卜楞青年同学会”，限制会员的言论与行动自由。喜饶所任的公开职务也被免除。1943年，喜饶与吴振纲离开拉卜楞赴青海各地。他们以做小生意为掩护，走庄串村，广泛接触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宣传革命道理，鼓动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马步芳军阀的残酷压榨和疯狂屠杀。并秘密组织“藏族人民解放委员会”。此后，他俩返回拉卜楞，进一步联络卓尼、临潭的会员，准备伺机起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后因奸人告发，举义失败，事虽未成,但声势颇大。
  1946年8月，喜饶在拉卜楞镇被国民党军警以“共产党嫌疑” 逮捕，押往兰州李家湾狱中监禁，受尽凌辱和磨难，直到1948年9月经人保释出狱。喜饶出狱后，为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迫害，便流亡到甘、青、川三省交界的拉摩（今郎木寺）地区，积极开展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发动群众，筹措资金，设法购买枪支弹药，暗地做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1949年8月初，甘肃东部的一些地区相继解放，解放军正向兰州四周合围挺进。喜饶闻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从郎木寺星夜赶到临潭旧城，召集骨干力量和进步人士，布置迎接解放军西进的工作。不料，在秘密开会时，突遭匪特袭击，当场牺牲1人。喜饶只身逃脱，躲在旧城以北甘沟、羊沙等地的老百姓家里。后来，他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协助下，翻过莲花山，来到临洮县城，找到解放军一野一兵团政委傅志华等。他们听了喜饶汇报的情况后，由一兵团政治部主任曾涤送喜饶到兰州。后受一野副司令员兼兰州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派遣，喜饶赴甘、青藏区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招收学员。他带领黄培德、韩志华两人从兰州出发，途经洮沙、临洮、会川、临夏、临潭、卓尼、岷县和夏河，到青海的同仁、循化、化隆、乐都、民和、贵德、湟中、湟源、大通、互助等18个县，共招收了250多名各族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学生。这些青年经过革大三部的短期学习培训后，都派往甘、青藏区开辟工作，成为解放初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招生结束后,1950年1月，喜饶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委员。1月9日，他参加了青海省各族各界联谊会。是年12月被派往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于1953年毕业后到青海省工作直到去世。喜饶的一生是辛辛苦苦为革命奔波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默默无闻地为人民谋求解放的一生。他平凡而光辉的事迹，将永昭青史。
  第二节红军长征过甘南
  在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先后长征过甘南，途经玛曲、迭部、临潭3个县的广大地区，行程300多公里，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翻越4000米以上的卡郎、达拉两座雪山，穿越一二百公里深的原始森林，渡过一二十公里长的牙拉沟、尼傲峡、九龙峡等云崖栈道，跨过30多座渊谷险桥。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攻克闻名遐迩的天险腊子口，兵伐岷州（岷县）城,在临潭县建立了红色政权。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结束了伟大长征中的最后一段艰苦历程。在岷山藏寨，峡谷雪原，播下了革命火种；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一、红四方面军到玛曲齐哈玛
  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红四方面军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弟兄俩当向导，翻山沿结柯河而下，进驻到今玛曲县齐哈玛寺院。当时除几名老年僧人外，其余和尚逃避一空。红军当天在齐哈玛寺院驻扎后，在寺周围挖掘战壕,修筑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工事，以防反动分子的偷袭。紧接着由罗车儿等人引导40余人的红军小部队，来到黄河边寻找渡口，准备实施北渡黄河的战略计划。在离齐哈玛寺院约8公里外，发现1个唯一的渡口，但因当时数日来秋雨连绵，河水暴涨,加之河面太宽，水深流急，又无渡船，实难在此渡河。
  红军在齐哈玛寺院住下后，就在寺内外院墙张贴布告，书写标语，还用木板写了个“红军不杀番民”的牌子挂在门口，以示暗中窥视的僧侣群众。第二天早晨，红军又派出40多名战士，由两位骑马者带领，来到黄河边侦察，寻找渡口，测量水势。在从上自夏容河口 （黄河支流），下至贾曲河口（黄河支流），沿黄河主流上下三四十公里长的河面上，均因水流湍急，水亦很深,难能架桥和涉渡。红军在齐哈玛寺院住了3天，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渡口后，又沿结柯河逆行而上，返回四川阿坝地区。北渡黄河的计划没有实现。
  二、红一方面军长征过迭部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今四川省若尔盖县的巴西村，党中央和毛泽东住在离巴西约10里远的牙弄村。为开辟北上抗日的前进道路，打开通往陕甘的大门，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役，消灭胡宗南守敌1个团和援敌1个师，为红军北出甘肃南部地区创造了一个极好时机。但张国烹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过草地，出班佑,朝右路军靠拢，全力向甘肃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却在四川省的阿坝地区按兵不动，伺机进军西康和青海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张国焘在9月3日致电欺骗中央，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于9月8日向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发来“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幸好电报首先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到，他当即赶到牙弄村把密电交给了毛泽东。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毛泽东又随即离开牙弄奔赴三军团住地阿西村，在那里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会合。当晚,毛泽东在阿西村召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等人举行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巴西一带的危险区，向甘肃境内运动，并命令林彪率一军团派出先头部队，向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前进；由彭德怀率三军团担任后卫，负责保护中央安全脱离危险区。并为说服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于9月8日22时联名向朱德、张国憲、刘伯承发出了“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文。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8000余人，离开川北大草原上的最后一个村寨毛弄，沿包座河（流入甘肃境内后当地群众称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又向左路军发出了《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的敦促电文，再次指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北出草地，向巴西开进，并通报中央已确定右路军由周恩来指挥，奔赴甘肃南部的俄界集中。
  当红军进入甘南地区的第一个藏族山庄干沟村的山脚下时，山势陡然峻峭，两面峡壁崛起，只见前方涧深谷幽，林遮雾漫，山道狭窄崎岖。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危崖绝壁，右边是涧深湍急的达拉河,犹如一条银色的蛟龙，奔腾咆哮，一泻而下。由于夜晚降了大雨，红军走了几公里后，河水突然暴涨，山洪横溢，淹没了崖下林间的羊肠小道，许多险桥、飞栈被冲毁，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脚下汹涌的激流中去。这给刚经过爬雪山，过草地，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带来许多困难。但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面对浊流洪峰挺身而上，有的沿着河边浅水中的路石，连走带游的渡过去；有的攀着山崖上的树枝、荆棘沿崖绕过去。先头部队接连越过达拉河上的6座悬空险桥，穿过少数反动分子不断从密林深处放冷枪，妄图抢劫红军枪支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弹药的牙拉沟口击退守敌，来到卡让寺前汹涌的河水边。几位红军战士涉过奔腾的河水，战胜骤风恶浪，架好被破坏的桥梁，保证大部队的顺利通过。下午6时，红军先头部队来到达拉河的另一条支流上的高吉沟口时，为警戒敌情，以防袭击，红军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沿小河西行逆流而上，另一路沿右边的山脊前进。向西行约二三公里，经过1个有20余户藏民居住的村子岗岭（红军称广利），再走二三公里路，就到达了俄界村。当时，该村藏民由于受反动派的宣传和影响，除少数人持枪阻击红军外，大多数人躲进了高山密林。当晚12时，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俄界集中食宿。翌晨，河水又冲毁了沿途两座险桥，给后卫部队的前进造成极大困难。红军立即伐木砍树, 涉水搭桥。宣传员在甘沟附近的河西岸岩石上,写下“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誓死北上的坚定信念。过了两桥之后，宣传员又在河东岸牙拉沟口的悬崖断壁上，写下“努力争取回民群众”的标语。与前者同为北魏体，字形有砖块大小，笔锋刚劲有力，至今全部字迹清晰可辨。11日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安全到达俄界，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军团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人会合。大家略作交谈后就分别住进用木料搭盖的藏民住屋。俄界是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村寨，藏语是“8个山头”的意思，是根据村后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而起名的。全村共有10余户藏族人家，全是又高又黑的木板住房，按山势不规则地摆为3台。红军到时，俄界群众逃避一空，都藏匿在对面和村后的高山密林里，暗中窥视红军的行动。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给党中央和红军提供了召开会议的场所,也是进行短暂休整的极好时机。
  俄界会议后,1935年9月13日，毛泽东和红军一夜之间就离开高吉村，于第二天凌晨经过岗岭村，沿达拉河顺流直下，朝东北方向前进。目的地是今迭部县的旺藏乡，行程约60公里，但要经过几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座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都横嵌于百丈悬崖，凌空架在激流河面上，犹如空中飞桥一样，人们即由上面来往。在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分子把一些段落的铺板抽掉扔进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中的木桩也拔掉了，这样迫使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首先需要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向后传达，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将树砍倒，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向前传递。由于队伍在狭窄悬空的山道上只能排一路纵队，所以拖至十多公里长，再加上栈道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这样递送一根木料就需要很长时间。此外，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中放冷枪，从栈道这面的山顶上滚巨石，使红军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达拉河流到这里，水势湍急，涛声如雷，两岸都是险峰峭壁，河面宽的地方有10米到几十米，窄的地方不到四五米。栈道往往距离滔滔水面有七八十米高，深不见底，若俯视河面，令人头昏眼花，极度惊骇。这天，红军总共走了不到25公里，整日里只是吃些炒青稞，喝几口溪水充饥。天黑后，大家在次哇沟口（红军称庶地）的松林里燃起篝火，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红军又继续向旺藏寺前进。栈道依然很险峻，山路还是那么崎岖陡峭，幸好有四五座横跨达拉河上约10米长未遭毁坏的木桥。在离旺藏寺约7.5公里的达拉沟口，反动分子在白龙江对岸的山坡上向行进中的红军射击。毛泽东传令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攻击守敌，有百余名打冲锋的红军指战员光荣牺牲。一军团二师一位姓龙的团长在此罹难。当晚11时，整个部队才陆续到达今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旺藏寺。该寺是方圆一二百公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当时有喇嘛四五百人。红军到时，他们躲进山林中，而寺内正逢菊花盛开的季节，那绽蕾怒放的红菊花、白菊花、向阳花、牵牛花等，芳香扑鼻，艳丽动人，像是在欢迎红军似的。一军团住在旺藏村，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毛泽东住在居中的茨儿那村里。后卫部队在经过尼傲峡时，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反动分子乘隙拆除了白龙江上的木桥，红军派“通司”（翻译）到尼傲村联系，请求藏民帮助修桥。该村群众很快搭好桥,让红军安全通过了尼傲峡栈道。红军表示谢意，赠给尼傲村藏民5支步枪和20余发子弹，藏民们选派一人给红军带了几天路后返回。为恢复疲劳和收容掉队人员，红军除一军团二师红四团奉命前往攻取腊子口外，其余部队在旺藏地区休息一天。在该寺东面300多米的地方，有个30多户的藏民村庄——茨儿那，毛泽东当年长征到此时，就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如今房梁、门板、院墙等按原样翻修一新,特地将此楼保护起来。该村群众还在屋东院内补栽了几颗酸梨果树，村中心的溪流虽然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干涸了，如今村民们引来淙淙泉水，穿村而过。并保护了红军写的10多条门板标语。
  1935年9月15日，红军仍沿白龙江南岸崎岖的山路向东前进。这天的宿营地是麻牙寺（红军称莫牙寺），离旺藏寺约25公里。中途要经过异常艰险的九龙峡云崖栈道。为安全起见，毛泽东带领20多名参谋和警卫人员，绕道从茨儿那村前的仙人桥上渡过白龙江，翻越4000多米的高日卡和娘里宁巴两座大山，直奔卡郎山下的崔古仓村，与大部队汇合。清晨，红军大部队驱散放冷枪阻击的反动分子，越过2.5公里长的九龙峡石门栈道，来到多儿沟口的独木桥边。因为麻牙寺在白龙江的北岸，南岸通往北岸的桥梁大部分被烧毁，只剩下这座残缺不全的小木桥。此桥长约15米,桥的两端都是从两岸撑出的木头驳插上的，并用长木料伸到桥的中部，然后用绳索系于桥上吊起来的。红军约在下午3时到了桥头，与麻牙寺仅一江之隔，但因桥身好像航行在狂涛中的木舟一样浮动着，只容单人逐个通过，所以后卫部队直到晚上12时后才过完独木桥，赶到麻牙寺宿营。麻牙寺是个新建不久的寺院，规模、陈设都远比旺藏寺差。
  次晨6时，红军又顺着白龙江北岸折转行约5公里，登上一座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000米高的小山包，便离开白龙江和栈道，向东北方向走去，进入了然尕沟。红军在此深山幽谷中行约12.5公里，来到一个住有10来户藏民的村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当时，该村有个卓尼土司杨积庆的小粮仓，储藏着一二十万公斤粮食。红军到时，该仓没有烧毁，也没有转移粮食，土司委派的仓官逃走，守仓的藏民父子俩躲进了深山老林。粮食正是红一方面军奇缺的，因此司令部研究决定，将此仓的粮食分给部队。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须将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如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等，和所拿粮食之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门板上。可惜的是，该仓不幸于解放前夕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
  离开崔古仓村再走二三公里，红军来到卡郎大山下。此山高约海拔4300米，山脚至半山腰都是茂密的树林,决到山顶只有绿草，一棵树木都不长，有的山坳里还积着薄雪，山的背面从半山往下是浓密的原始森林。这天，红军约走了几十公里，冒雨翻过了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傍晩到达今迭部县桑坝乡的黑拉村（红军的通司译为“格法”）。当时，该村有20余幢民房，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和欺骗，居民们都逃离了村庄，房内一无所有。红军只好在屋子四周拣些萝卜叶子与麦粒煮熟，用以充饥。黎明，红军从黑拉村出发急行一二十公里山路，又爬上一座3000米高的大山，经班藏寺向东北方向前进。红军在下山时，忽然大雨倾盆，暴风呼啸,吹得人人睁不开双眼，但大家还是咬紧牙关，艰难行进。走了三四公里，红军越过沙藏村旁的肖合包滩（野狼滩），又钻进一座名叫拿合窝的原始大森林。这时，天色昏暗，细雨濛濛，烟雾笼罩峰峦，漆黑的天幕很快降落下来。大森林里既无路又无光亮,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清。大家只好一个拉一个地摸索前进。挑东西的红军战士接连趺跤，连队之间常常失去联系，到处都有迷路、掉队的人。司令部看到确实无法再继续行进了，就下令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就地休息。大家找棵大树靠着坐下，等待天明。拂晓一看，明明同志近在咫尺，昨夜还大声呼叫，彼此找不见，顿时不觉大笑起来。天刚亮，红军又背起行装，向腊子口方向进军。走了约15公里,前方传来先头部队攻克腊子口正在追歼敌人的捷报，同时命令后续部队迅速跟上。红军指战员一听,连开水也顾不得喝，就背起行装，满怀胜利的喜悦, 按着原来的行军顺序，向腊子口奔去。
  三、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为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重新调整部队的战斗部署，确定进入甘南后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在今迭部县达拉乡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 （共产国际顾问）。还有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也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中央红军今后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的战略方针。
  俄界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揭露和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提出：“红军总的方针是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应改变川陕甘计划”。确定红军以后的战略方针是:“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域”。为确立和加强全军的领导核心,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议通过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并由李德、叶剑英等5人组成编制委员会，开始进行部队的编制工作。会议还作出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决定，迅速打开全军北上的最后一个天堑大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今后红军的行动要迅速、敏捷，要千方百计地爱惜和保护干部,竭力为革命保存骨干力量。会后，党中央还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们说明采取新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并向全军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传达到全体指战员中。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为实现中央新的战略方针而奋斗。
  四、腊子□战役
  1935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茨儿那村命令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红四团为先头团，从旺藏寺出发，以两天的时间夺取天险腊子口，打开北进甘肃的南大门。
  腊子口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天堑。整个隘口宽约30米，两面都是百丈悬崖陡壁，直插云霄。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而去的崇山峻岭在此合拢起来。两峰之间奔腾着水深流急的腊子河，在此激荡成漩涡，难能徒涉。河上隘口处横架着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把两面山脚的小路连接起来。要进入腊子口必须经过此桥，周围再无别路。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蒋介石、胡宗南的电令在此设防。他把一个营的兵力埋伏在腊子口右前方黑多村附近的山岗密林中，妄图居高临下拦截红军。另一个管布防在左前方的洛大代古寺大路口，企图依靠一座土城堡堵截红军。扼守腊予口部署了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两个营，修筑了牢固的两道防线和工事，特别是东面山腰上的几个大碉堡，居高临下地控制了小桥隘口，简直连只小鸟都很难飞过。1935年9月16日下午4时，红四团先头营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到达腊子口，他们试探性地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傍晚时分，毛泽东一行20多人来到离腊子口二三公里的黑多村后，立即派人去和一军团首长及红四团取得联系，并让通讯部队专门从黑多村到腊子口一军团二师前沿指挥所，拉了一条电话线。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他拿起耳机，仔细听取了二师师长陈光关于进攻腊子口的汇报后，略为思考了一下，沉静地说:“陈光同志，请转告军团长，腊子口是通往甘肃的大门。在天亮前攻不下，就会使全军暴露在敌人面前，再若敌人的援军赶到，会使我们进退维谷，只有退回草地去呀！今晚打的是我们进入甘肃后的关键性一仗。喂，不要硬攻嘛！要动动脑壳哟！……喂,每半小时给我来一次电话！……”
  浓重的夜幕降临了，腊子口地区仍然是火光冲天，枪声不断。一军团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及二师首长们接到毛泽东的电话指示后，立即赶到前沿阵地视察。他们和红四团的团、营干部一起，冒雨观察敌军阵地后，共同商定采用正面进攻和侧翼袭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由王开湘团长率领两个连渡过腊子河，攀登悬崖绝壁，袭击东面山顶上的敌人和摧毁大碉堡。4个连由杨成武指挥从正面发起攻击。晚9时许，担任正面突击的六连组织了20个勇士，在杨信相连长的带领下，操着大刀、冲锋枪，连续向隘口小桥发动了5次猛烈攻击，都因没有得到右翼登山的两个连队的配合，而未能获胜。至晚11时半左右，林彪、聂荣臻军团首长赶忙返回黑多村，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红四团发动进攻和战斗部署情况。这时，据在黑多村前加儿梁俘虏的鲁大昌的一名副官供称：天亮时，鲁大昌从岷州（岷县）派出增援的五、六团就会赶到腊子口，另外还有千余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名藏兵从西面压过来。看来，当夜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和紧急。毛泽东一直拿着电话筒，连续向红四团下达和反复强调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攻克腊子口的指示。接着，他又和林彪、聂荣臻联名向断后的三军团发出了“腊子口守敌一营未退”的电报，命令彭德怀指挥后卫部队坚决截击在腊子口这面鲁大昌的两个营，严防敌军从洛大和道扎地区出兵侧袭进攻腊子口的红四团，保证前沿先头部队胜利夺取腊子口。这时，腊子口方向的枪声突然渐渐停止了。毛泽东对林、聂等人一招手，说:“走，到前沿看看去！”说罢,他便冒着黑雨雾，踏上崎岖不平的山道，匆匆向腊子口方向疾奔而去。
  原来，至晚12点时，担任主攻的六连发动了5次猛攻，只因路窄施展不开兵力，故未冲过小桥，便暂停了攻击。团、营首长立即召开党、团员火线大会，传达、商讨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再战动员，并组织由15名党团员组成的敢死队，分成3个突击小组，制定两路接近敌人的战斗计划。深夜，红军的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和荆棘，悄悄向小桥下摸去，开始了第六次进攻。第一组的勇士们伸手抓住桥底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往对岸运动，突然“咔喳”一声，一位同志拉断横木掉进河里。响声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刹时密集的枪弹、手榴弹朝桥底下乱射过来。第一组的目标已经暴露，4位红军急忙隐藏到一块岩石背后，等待行动时机。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听见枪响，立即带领第二、三组的10名战士，趁对岸敌军只顾朝桥底射击的一瞬间冲到桥头，摔出一排手榴弹，跃身冲进桥东头敌军的工事，一阵猛射，打得敌兵慌了手脚，乱作一团。这时，隐伏在桥底的那4名勇士也从岩石后钻出来，翻上桥面，挥动大刀，跟敌人肉搏拼杀。桥窄人多，红军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不一会儿功夫，敌军开始招架不住了。这时，突然从敌侧后的山顶上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王开湘团长率领一、二连迂迴成功的信号。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着，又有3颗红色信号弹从山下红军的阵地上升起，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顿时，红军的冲锋号、轻重机枪和吶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震撼峡谷山岳。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听到自己的阵地后方也打起来了，以为已被包围，急忙丢弃阵地和枪支，仓惶逃命。在激烈的枪战中，红军杀进了天险腊子口的第一道关隘，追了不到1公里，敌军又凭借沟口的第二道险关防线扼守着，妄图掩护其退却，但在六连的两次猛烈冲锋下，敌军全线溃败了。这样，红军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6时左右，全部占领天险腊子口，打通了进军甘肃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时，在炮火连天的激战即将熄灭时，毛泽东和林、聂军团首长等人,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腊子口的横河木桥上，他们一边指挥大部队向隘口外冲去，一边向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发出“腊予口已得手即照原计划前进”的急电，通报了红四团已夺取腊子口的胜利消息，并命令后续部队加快行军步伐，迅速向大草滩一带进发。接着，毛泽东等人紧随穷追残敌的先头部队，步行30多公里，于天黑时住宿在今迭部县腊子口乡的朱立村。9月18日清晨，毛泽东等人又翻过最后一座4000多米高的岷山雪峰——铁池梁达拉山（红军称大喇
  山），向今宕昌县的漩涡、大草滩、哈达铺一带推进，走完了终年积雪的千里岷山。
  五、红四方面军在临潭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省甘孜会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广大指战员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北上转移。他们先后从甘孜出发，以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经过西康的车谷和川西北的阿坝、包座、巴西等雪山草地，于1936年8月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初进入今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的达拉乡，穿越尼傲峡和九龙峡，到达麻牙寺。但未走去年红一方面军由这里进入然尕沟，翻越卡朗山经桑坝乡去腊子口的那条捷径山路，而是继续沿着白龙江顺流而下的大路，经花园乡、水泊沟村到达代古寺和洛大新寺，在寺内住宿一夜后又离开东流的白龙江，越过鹰鸽嘴顺腊子河向北逆行而上，经尖藏村和康多庄，到达腊子口前。8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30军88师攻占了腊子口，歼灭鲁大昌守军约一个营，并顺利越过朱立村的达拉山，于8月19日到达哈达铺，兵临岷州（岷县）城下，实施 《洮岷西固战役计划》。这时，红二、四方面军约有4.5万人左右，它是红军对敌作战的主要力量。
  1936年8月14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12师出兵岷县马管仓，逆洸河西行而上，过羊化桥，进新堡沟，翻越红山抵达临潭县府新城。当时,驻守临潭城的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5团团长李希发，9月8日接到鲁大昌的电报后，急返岷县县城。红军到时，临潭城内除了几个警察和没有战斗力的地方“民团”外，已成了一座空城，而全城的穷苦老百姓却出来夹道欢迎红军。红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伍，头戴红五星帽，身穿军装，打着绑腿，足登草鞋，精神抖擞，浩浩荡荡地迈进东城门，驻扎在城隍庙和东西街两所学校及西门外的端阳沟一带。红军当天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满街贴上“红军不欺压穷人”、“红军不拉伕，不派款”、“汉回番民团结起来”等大幅标语，城内出现一片新气象。
  红四方面军到达临潭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收割庄稼，还用实际行动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召唤跑躲的群众和僧人回家、返寺。8月19日，红军在新城召开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千人大会，颁布朱德总司令任命李仲方为"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军”司令的命令和布告，建立了临潭县苏维埃政权，公推常云亭为临潭县长，牛长春为副县长;选举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丁兆林为粮台（站）台长，贾灵灵为县工会主席，范云山为民兵大队长。此外，红军向临漳的14个乡派出工作人员，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在新堡、王家坟、冶力关3个乡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帮助这些乡的部分村庄建立理事委员会。红军同时在王家坟等乡广泛发动群众，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开展捐款、捐物和''扩红”活动。数日之内，广大群众踊跃捐助了许多银元、布匹、衣物、粮食、鞋袜等，有五六百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对当地富户，红军采取半强制性的措施，令其按期完成一定的捐款数额。在红军和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新城的一些知名人士，如马良俊、苏鸿发、马世荣等，积极帮助红军张贴宣传品，筹办军需辎重，规劝回族教民与红军携手合作。8月24日，红军派10师和妇女先锋团从新城出发，先后攻占了瓦窑坪、双坟堆、坡山、大湾山等地，击溃反动“铲共义勇团”的阻击，占领旧城。随后，红军多次击退前来进犯的马步芳第一骑兵旅马彪部的骚扰，重创其马得胜团。打退了马步芳军队的屡次进攻，致使马匪军再不敢前来侵犯。
  193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西进方针，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通（渭）庄（浪）静 （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27日，驻扎在新城的红四方面军召开洮州会议，决定挥师北上迅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是在9月30日发布向静、会地区进军的命令，分三路撤离临潭县城,最后离开甘南地区，结束了长征活动。
  六、卓尼土司杨积庆援助红军过甘南
  20世纪30年代，卓尼地区属藏族19代世袭土司杨积庆统理，
  管辖范围包括今甘南州的迭部、卓尼两县和舟曲、临潭县的部分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村，共两万余户，近10万人。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分别先后横跨杨土司统辖的达拉、尼傲、旺藏、桑坝、花园、洛大、腊子口等7个（旗）乡，行程300多公里，全是密林峡谷和雪山栈道，但从未受到杨土司藏兵的阻击和堵截。同时，当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开仓用了杨土司在迭部然尕沟崔古仓的储粮后，从未过问和追究管粮的人。特别是当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20日到达毗邻卓尼的临潭新城时，他主动秘密派人星夜赶到红军驻地，呈送书信,馈赠马匹羊只，表示友好和慰问。更为钦佩的是当红军走后，他不但未下令搜捕、屠杀流落红军，而且还以多种名义保护了一批掉队的红军战士，为革命保存了一些骨干力量。这对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党和红军来说,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援助作用。杨积庆对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间接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政治上，杨土司虽然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不甚了解，但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令五申而不顾，对红军采取保持“中立”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仁义之举。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今小金县）会师后，党中央于当月26日在该县两河口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先攻占松潘，后北出陇南，直达陕、甘、川交界地区。当时，蒋介石觉察到红军的战略意图，立即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集结在川西北和陇南接壤的松潘地区，同时急调薛岳的部队进抵文县、南坪一带，并下令甘肃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的3个主力团赶到陇南的两水、武都一线设防，妄图在川、甘两省交界的地区，以蜀道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北上。8月20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主张红军应出敌不意，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开蜀道，扭头北进草地，横插岷山，折向东北方向进军甘南，以岷州 （今岷县）洮河东岸为中心继续向东发展。当红军进入草地后，胡宗南火急赶到松潘，命令鲁大昌从两水、武都向松潘压过来。可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已于8月26日走出了草地，这样就使胡宗南部署在松潘、漳腊一带准备迎头拦击红军的几十万大军，统统甩到千里之外的蜀道以南，贏得了北出甘南的宝贵时机。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毛泽东独率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召开著名的俄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通过杨土司管辖的迭山藏民区和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出甘肃的道路。然而，蒋介石于9月8日接到胡宗南用飞机侦察来的报告：红军过草地后，已进入岷山，去向不明，有北出甘南的可能。蒋看后大惊，急忙命令胡宗南部绕道文县，翻越蜀道大山，开赴西固（今舟曲县）堵截红军，又命鲁大昌的部队紧急撤回岷县设防，扼守腊子口。同时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土司，出动全部藏兵，到迭部辖区的腊子口一带狙击红军，与鲁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达到最终消灭红军之目的。当杨土司接到蒋介石、胡宗南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一再催促出兵的电令后，曾一度疑虑重重，举棋不定。他一方面对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不了解，对红军为什么要北上通过他的辖区之目的不明确，不愿和红军兵戎相见，交冤结仇；另一方面杨土司对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吞并地方军阀"和“改土归流”的政策存有戒心。因此，他抱着一种 “坐阵静观”的“中立”态度，采用推诿或置之不理的办法，几次变相地拖延、抗拒出兵电令，始终没有向红军即将经过的迭部藏区派遣一兵一卒。而当时急火攻心的蒋介石等人，则把最后消灭红军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杨土司的藏兵身上。因为他们深知，此时胡宗南的部队在短期内无法绕过艰险蜀道来到腊子口一带，而鲁大昌的3个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力团也被甩在两水、武都等地，三五天内很难赶到。已派往腊子口一带驻防的鲁军4个营装备较差，又缺乏训练，吸食大烟者众多，战斗力不强，岂是英勇善战的红军对手。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复电令既熟悉迭部地形，又强壮、膘悍的藏兵出来狙击红军，再加上千里岷山的无数险隘、栈道，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倘若藏兵与鲁军竭力配合，南北夹击，定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消灭红军之愿望。当时，杨土司在辖区内实行的是“兵马田地”，即平时耕耘放牧,战时自备枪马出征打仗。1935年时，在杨土司衙门注册的步骑兵共有2000人，编为3个团。假如当时杨土司完全服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调遣，从3个团中抽派千余名藏兵去迭部腊子口一带堵截红军，再动员上、下迭诸旗的当地藏兵，纠集近万人的兵马在迭山和白龙江流域抗击红军，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样，就会给红军适成极大的威胁，北出甘南的目的很难达到。由此，1935年9月15日，红一方面军二师4团奉命向腊予口挺进的途中，在黑多村前面的加儿梁击溃鲁大昌一个营的伏兵，从俘虏的1名敌师部副官口中获悉：在腊子口外面的西部地区，有1万多藏兵从卓尼向红军压过来，这完全是鲁大昌之流虚张声势和自我壮胆的妄说，是为了欺骗外界舆论和恫吓红军。其实，杨土司绝没出动1名卓尼的藏兵，未给红军造成任何军事威胁。其主观上采取的中立立场,反而在客观上能使红军集中主力，消灭鲁大昌的守军，突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
  在军事上，为防止鲁大昌乘机吞并卓尼,杨土司保持独立自主权，采取“守土自保”的明智策略，实际上对红军过境甘南起了让道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一政令、军令，全面抗战”，多次命令杨积庆“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度，成立设治局（国民党正式设县的过渡性政权机构），实行保甲制，但遭到杨土司的一一拒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绝。从而也触怒了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他们决心寻机拔除这个封建割据的据点。另外，杨土司所辖的藏民区，地广人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既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农业区，又有水丰草茂、牛羊肥壮的广袤牧场，还有蕴藏量很大的原始森林和其它矿物资源。这块富庶的地方，早就引起毗邻岷县的军阀鲁大昌垂涎。长期以来，鲁为了扩充势力地盘，达到吞并卓尼的野心，曾多次对杨土司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拉拢、引诱和威胁、恫吓，但均遭失败。这次蒋介石、胡宗南等指令杨土司出兵迭部一带，后方（指卓尼县城）一定空虚, 正暗合鲁的心意。因此，鲁大昌也竭力催促杨土司出兵。1935年9月初，当红军临近甘南时，鲁大昌一方面通过胡宗南、朱绍良敦促杨土司出兵，自己也不断向杨积庆发出电令，催土司的藏兵充当堵截红军的先锋，以减轻他的军事压力。鲁还包藏祸心的设想：如果打胜了，可居功己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打败了，就推卸责任，把杨土司当成替罪羊。另一方面也可乘杨土司出兵之机，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实现蓄谋已久的呑并卓尼的野心。但这些阴谋诡计，都被精明强干的杨土司识破了。他不论谁发来出兵的电令，都置之不理，稳坐卓尼，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土司衙门的两千藏兵迈出卓尼疆土一步。而只是让下属一位团长率领部分藏兵，在卓尼与迭部交界的花儿干山一带，装模作样地驻防了几天，既没见到红军的面，更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军事冲突，从而使鲁大昌的阴谋伎俩化为泡影。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32军长征到达毗邻的临潭新城后，杨土司连夜派使者赶到新城，向红军呈送书信和馈赠马、羊，与红军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此后，红军也确实仅在临潭县境内开展“反富打霸”、“抗日募捐”等活动，未涉及邻近的卓尼杨土司辖区，以至在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犯、围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攻红军时，马得胜曾派人给杨土司下令，着命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推诿、拖延，始终未出动藏兵，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至于在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途经迭部时，在达拉乡的牙拉沟和达拉沟口等地，曾发生过少数当地人袭击、堵截红军的零星战斗，对红军也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据查，这些人均未受到卓尼杨土司的任何指令，此种行为纯属今迭部县达拉、尼傲、卡坝、麻牙乡一带的少数藏族青壮年，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抢劫行为，也与杨土司毫无相干。
  在物质上，杨土司未执行国民党政府的“坚壁清野”政策，留存崔古仓的储粮，既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奇缺粮食的燃眉之急，又为红军最后走出岷山栈道、林海雪原，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临到甘南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和欺骗宣传，加上鲁大昌在迭部一带又严厉推行了一条 “坚壁清野”政策，因而在杨土司所辖的迭部藏区，红军所到之处，几乎每个村寨的群众都弃家离舍，逃避一空;粮食、牛羊和物品都坚壁隐藏，给红军筹集给养造成了极大困难。历史上，杨土司在下迭地区有两大粮仓：一个是曹儿仓，位置在今迭部县尼傲乡尖尼沟，主要屯积着尼傲、卡坝两旗（乡）二三十个村庄给土司的纳粮，仓官为杨景华。红一方面军到来之前，从1935年春天起，奉蒋介石、朱绍良之命，由杨土司给驻守在四川秋吉、包座一带阻击红军的胡宗南骑兵师供应粮食。杨土司委派下属姬从周等人，动员卡坝、尼傲的部分乡民，将曹儿仓的储粮驮运给胡宗南的部队食用。当红一方面军途经尼傲村时，位于尖尼沟曹儿仓的粮食早已颗粒无存，何况红军也未到尖尼沟去过。杨土司的另一个粮仓叫花园仓，仓址在今迭部县花园乡政府所在地，主要屯积着花园、多儿、阿夏3个旗（乡）的储粮。但该仓由于距洛大乡代古寺鲁大昌的驻军只有二三十公里，所以花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园仓的存粮在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未来到之前就被鲁大昌的军队吃光了。而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9月到达下迭后，没有经过花园、洛大等地，他们于9月15日从麻牙乡旺藏寺出发后，跨过九龙峡栈道，便离开白龙江畔的大路，进入然尕沟，向东北方向的高山密林走去。红一方面军大部队在深山幽谷中行进了约12.5公里时，来到一个住有10多户藏民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村庄。当时该村有一个杨土司的小粮仓，储藏着附近尼巴、崔路、谷卡3个共有30多戶藏民的历年纳粮。因为该仓上距曹儿仓有三四十公里之遥，还要经过几处险峻的云崖栈道，驮运十分困难；下离花园仓虽有20多公里，但均是崎岖的峡谷山道.也难驮运出去。因此，该仓的一二十万公斤储粮颗粒未动。当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经过此村宿营时，土司委派的仓官避离下迭地区，守仓的两个藏兵也躲进了深山老林。又因红一方面军离开巴西地区，决定北出甘南时，军情紧急，走的十分仓促，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只是捋了一些当地刚刚成熟的青稞穗子，加上进入甘南后在达拉沟一带又未筹集到粮食.半月多来青稞已快吃光。同时，红军中绝大多数人是南方人，吃了属性凉的青稞后，许多人腹疼肚胀，上吐下泻，对体质损伤很大。而崔古仓的储粮全是上年的陈粮，大部分还是小麦，吃了不会拉肚子。因此，红军司令部决定自行开仓分粮。正是有这仓陈粮在紧急关头接济红军，才保证红一方面军顺利翻越4200米以上的卡郎大山，穿过迭部县桑坝乡的茫茫原始森林，走出天险腊子口，跨越达拉山雪峰，顺利抵达哈达铺。四五天后，当红军离开崔古仓时，躲在山林中担任守仓的这家藏民父子立即返回村落。一看粮食全被红军拿走了，霎时忧心忡忡，十分惶恐,惧怕杨土司怪罪下来，追查失粮之责。可是，红军过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杨土司始终未查问此事，也未追究仓官和守仓藏兵父子俩的任何责任。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936年8月，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迭部地区后，由于人马多，山区行军需要二十五六天时间，因此当地藏族群众不可能长期在野外躲藏，加上他们看到上年红一方面军过境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因此，他们既不惧怕，也不躲藏，与红军的接触比较频繁。有的主动给红军售卖粮食;有的用食物兑换枪支弹药；有的帮红军造桥、修栈道。
  在道义上,杨土司在红军走后未配合鲁大昌的“清乡”行动，变相掩护了一些负伤、掉队的流落红军，为革命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的途中，先后流落了七八百名人员。因为从川西若尔盖县的最后一个村庄毛弄到哈达铺，在长达300余公里的行程中，几乎全是崇山密林，峡谷栈道。整个路途崎岖不平，岔路隘口众多，东西南北方位难辨。一不留神儿,就会摔下深涧，或迷路，或失散。特别是在红军总部的机关里，设有新兵团，大都是由15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混编组成。他们因年幼体弱，又缺乏粮食，往往走不动路.半途昏厥、迷路、掉队者特别多。红军过后，鲁大昌疯狂地进行“清乡”，在迭部的腊子口、桑坝、洛大等地大肆搜捕、屠杀流落掉队的红军。他们把红军留下的遗物全部以“战利品”的名义搜去请赏；对凡是与红军有过来往的人都进行追查或逮捕；对藏匿在当地群众家中的红军战士，挨家逐户地进行搜捕和惨杀。而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一些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红军采取任何迫害措施。特别是杨土司，他为了不让大批流落红军落入鲁大昌的魔掌，就把失散在迭部沟的部分红军先集中起来，有的挖砂掏金;有的在崔古仓整修了一段时间的粮仓后，都分别让当地藏民领去抚养；有的被收为养子、养女;有的与当地藏族青年婚配联姻。到解放初期，仅迭部县境内就有流落红军200余人，现在还有十多名。他们能够侥幸活下来，见到新中国的成立，都与当年杨土司等人的变相掩护、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收留是分不开的。
  红军过后，鲁大昌把腊子口战役失利之责全推卸到杨土司未出动藏兵的身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反告一状，诬陷杨土司“开仓应粮，私通红军”。并施用种种阴谋手段，千方百计地拉拢、利诱杨土司的部下，于1937年8月25日策动了以姬从周、方秉义等人为首的“博峪事变”，杀害了杨积庆土司及其家属共7人。
  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杨积庆土司在革命最艰难时刻，对红军的援助。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带来了周总理给杨积庆的感谢信和赠送的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及纪念品,深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被其子杨复兴收纳，后交给政府。
  七、革命遗址和珍贵文物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中，留下了几处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和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遗址主要有召开过俄界会议的高吉村会址、毛泽东在茨儿那村住宿过的小木楼、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临潭新城隍庙等；文物有红军会议记录、军号、文件包、纸币、苏维埃政府财政大印等。至今都被当地政府维修和保存下来。
  (―)俄界会址考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外不少党史著述把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俄界会议会址,误写在川西一带或甘、川两省交界的地区，而具体指现今的何县、何乡、何村，也不明确。经过80年代初我们对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核对和实地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其理由为：
  第一，以前在四川省若尔盖县与毗连的甘肃省迭部县境内，并没有标名为“俄界”这两个字的村寨，而只在迭部县达拉乡有近似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俄界”读音的有“三村”、“一寺”，即：高寨村、岗岭村、高吉村和勾吉寺。四者都是红军进入甘南后的必经之地，具备部队驻扎宿营.的条件。高寨村位于包座河（流入甘南后当地群众改称达拉河）流入迭部县达拉沟后约30公里右侧的5公里外山沟里，当年仅是个拥有10余户藏民的山腰小村。据该村的老人们回忆：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达拉沟的时间是1935年9月初，红军没有来高寨村住宿，只是派人到村里来买过几次粮食。因此，党中央在该村开会之事不能成立。勾吉寺（红军称硗碛寺）虽然在达拉河畔的山道旁，但周围没有一个村庄适宜于大部队驻扎，据该寺的几位老喇嘛说：1935年9月长征过境的红军，只在该寺先后住宿过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又据红一军团长征里程表与有关资料记载:“硗碛（今勾吉）寺位于包座（达拉）河中游，是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北进到达的第一个宿营地”。岗岭 （红军称广利）村和高吉村位于达拉河中上游左侧约3公里深的山沟里，从岗岭到高吉，两村相距不足2.5公里，举目可见，都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并住有30多户藏民的村庄，适宜于大部队宿营休整。据当地老年藏民回忆：1935年9月长征经过的红军都在这两村住宿过，前后历时7天，大概时间是9月5日至13日，而1936年8月经过的红二、四方面军，没有来过这两个村寨，全都宿营在达拉河边的勾吉寺里，历时二十五六天。因此，俄界会议在勾吉寺召开的可能性也就全然排除了。
  第二,经考证“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话译音。红军当年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通司”（翻译）的发音而标写成“俄界”的，“高吉"是解放后行政上根据汉族干部的藏话发音而写定的。较为准确的汉字音译应该是“郭结”,藏话是“8个山头”的意思，这是当地藏民根据高吉村后面的8个锯齿形的山头来取名的。因此，“郭结”、“俄界”、“高吉”三者的发音是相似的，只是汉字的音译写法不同。又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如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行军图中，还把“俄界”标写为“鹅界”,这也是音同字不同的写法。又经核对，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有关资料记载是一致的。据《红一军团长征史》一书记述：“1935年巴西会议后，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沿包座河向甘肃境内移动。9月5日晨，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离开毛弄，沿包座河上游向甘肃前进。下午6时，先头部队急行40多公里，离开河岸又西行三四公里，经过广利村，再走二三公里就到了俄界”。由此可以看出，毛弄是红军离开四川省若尔盖县（今红旗乡）的最后一个村子，因此俄界无疑是在甘肃境内。俄界会议也就不可能在川西境内召开了。而由毛弄到达俄界，必须经过“广利”村。而这个“广利”村正是现今迭部县达拉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岗岭村。“广利”和“岗岭”的藏话发音也是近同的，仅是标写为不同的汉字译音而已。再如老红军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一文中写道:“次晨6时（指1935年9月10日）又继续移动，当天宿营之目的地是俄界。由驻地毛弄到俄界约80里，离开驻地及小村庄到包座河边约10里，以后则沿包座河而走。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6时了，直到晚上12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陆续向俄界集中。当时据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集了紧急会议，并邀请各军团首长出席参加。……休息两天之后，沿着白龙江向莫牙（麻牙）寺前进，行程约125里。”这段记述，是与高吉村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的，也证明了俄界会议确实是在高吉村召开的。
  第三，高吉村几位老年藏民的回忆，也是与红军长征的有关资料记载相吻合的。据1979年我们访问的高吉、岗岭两村许多老年藏民回忆:红一方面军是在1935年9月5日晚到达高吉村的，当时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藏民们都躲进了村对面和村后面的高山密林。他们每天都远远地窥视到：高吉村和岗岭村虽然都住满了红军，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但两村的警戒大不一样。岗岭村住的红军最多，但白天没设岗哨，红军出入村子也很自由，后两天中个别藏民还有回村去拿食物的。而高吉村的四周，白天黑夜都站着许多岗哨，特别是村子最东面的3幢木楼警戒得非常严密，设了几道岗哨，闲杂人不准随便出入。据高吉村80多岁的藏族老人周曼和两位流落红军（其中一位曾在红一方面军中央警卫团担任过警卫，后在腊子口一带负伤掉队，解放后流落到该村定居）讲述：毛泽东和司令部住在村东头的3幢房屋里 （现有两家是阿巴家和周吾草家，另一户已毁于火灾）。红军走后，在高吉村留下了许多革命文物，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红军的传说。9月13日，当骑白马的3位红军最后鸣枪离开高吉村后，藏民们纷纷跑下山来，一进庄就看见村街的木篱笆墙上挂着羊皮，旁边放着银元和纸条。许多人家的门板上写着宣传标语，如红军不拉伕”、“红军不杀番民”等。在村东头阿巴家的南角楼里（现已拆修），留下一副滑杆（估计是抬周恩来副主席用过的，后遗失），并有许多废弃的纸屑和油印传单残片。在原塞浪家里还留有医用镊子、药物瓶、纱布条和酒精、棉球之类的东西，像是住了卫生部门。所有这些，都为俄界会议在高吉村召开提供了最可靠的佐证。
  （―）—份珍贵的红军会议记录
  1984年4月，我们在中共甘南州委秘书处档案室发现1本从迭部县收集来的、记载有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有关会议记录，经过3年多的调查考证，基本上核实了该记录的来源，搞清了记录中涉及的64个地名与参加各种会议的76位人员中部分人的身份。经当事人和省内外的有关专业人员鉴定:这本记录是真实的，是我党我军史上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对于研究中共川陕省委的历史和红四方面军的军史，弄清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长征史实，有着一定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1.记录的形态与式样
  这本记录是个字号为“复兴”（黄金万两）的蓝布面账本，长27厘米，宽17厘米，厚2厘米，共80页，是红色16竖格和三横格白纸。皮面有标写记录单位名称的两条紫红色贴纸,但已磨损贻尽，看不清字迹。里面从前后两头分别用蓝、黑色毛笔字和红、蓝色钢笔字记录了会议内容。虽有部分水湿的痕迹，但绝大多数字迹尚能清晰可辨。全部记事文字约有2.1万多字。
  2.记录的征集来源
  经调查核实,1963年5月的一天，原甘南州档案处副处长丁应华赴迭部县麻牙公社下乡时，住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曾宿营、休整过的麻牙寺旁的一家小店里，店主杨老汉（1970年病逝）是位早年从白龙江下游流浪来的老人。夜晚，在闲谈中丁应华得知杨老汉珍藏着一子弹匣红军的标语、传单等物时，便做说服动员工作，以馈赠一条香烟为酬谢，征集了这本记录，带回州委档案馆保存起来。其余标语、传单和予弹匣，因当时交通不便，山道崎岖艰险，干部下乡都是步行或骑乘骡马，携带不便，未曾征集。现经多方查找，已无下落。
  又查，杨老汉的那个小店，是1959年春他和麻牙村的藏族社员，拆除原麻牙寺的僧侣住房之木料修盖而成。当时，群众在拆一幢和尚的住房中，从屋顶椽空里发现了子弹匣，便交给杨老汉收藏起来。而麻牙寺是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迭部地区时，曾先后住宿过二十五六天的地方。当年红军将子弹匣遗落在该寺后，被僧人藏匿在屋顶椽隙中（僧人的习俗：寺院和尚对写有文字的纸张是比较珍惜的，一般不随意毁坏），直到1959年群众拆除此房时发现为止。这样,记录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3.记录的主要内容
  经鉴别，这本记录正面的15页，是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委的常委会议记录，用黑色毛笔字记载了1935年1月至3月22日，省委召开的五次常委会议情况。前面两页已残缺不全，现有的是第三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2日，参加会议的有：周纯全（川陕省委书记，解放后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中将，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1985年在北京病逝）、李维海、王定国、郭纯德、刘端龙（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原任国务院农业部副部长, 后当顾问）、黄超（川陕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秘书长,1938年春在新疆乌鲁木齐牺牲）。主要讨论了粮食工作和有关肃反、人事等问题。第四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5日，到会者有：熊国炳（川陕苏维埃主席。1937年初在甘肃张掖南山与马匪军作战中负伤流落,1961年病逝于酒泉地区泉湖乡）、余洪远（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原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现住南京富贵山10号楼休养）、曾传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原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赵连三、郭纯德、吴永祥、维俊、祝义亭（川陕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离休后现住武都）、马学先、炳润、丁武选（川陕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长，原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在郑州病逝）、周纯全。主要讨论了没收工作、粮食生产及各县工作等5个问题。第五次中共川陕省委常委会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22日，参加会议的有：曾传六、吴永祥、赵连三、王定国、李维海、杨兴中（在沈阳军区离休）、余洪远、刘端龙。主要讨论了节约粮食和成立经济委员会等三个问题。
  这本记录的背面70页，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后，在四川省的西部马尔康、金川、丹巴、小金、卓斯甲、格勒得沙等地区建立的名为“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即川康边革命政府）的会议记录，用蓝色毛笔字（中间有19页是蓝色钢笔字）记述了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底，该联邦政府的四次部长联系会议情况。首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先在记录的第一页上写有联邦政府的机构和领导人名单，即：联邦政府主席：邵式平（原江西省省长,1965年病逝）；副主席：刘伯承、熊国炳。下设九个部:①土地部——部长余洪远;②粮食部——部长郭纯德;③劳动部——部长罗大周（住上海）；④内务部——部长祝义亭;⑤经济部——部长吴永康（即吴文康，川陕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苏维埃政府经委主任，后任西路军工作部部长,1937年3月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敌激战中牺牲）;⑥财政部——部长吴永康;⑦ 少数民族部——部长张然和;⑧裁判部——部长张然和;⑨教育部 ——部长康克靖。
  格勒耶尔考克鲁蒙革命政府召开第一次部长联席会的时间是：1935年11月12日下午3时，于绥靖（现四川省金川县）城隍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郭纯德、余洪远、张然和、罗大周、康克靖。主要讨论决定联邦政府成立和少数民族回民大会、番人代表大会等问题。召开第二次部长联席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1月28日，地址是四川省金川县八步里，出席会议的有：邵式平、吴永康、张然和、马福寿、郭纯德、罗大周、庄南。主要讨论了粮食和劳动部的工作等4个问题。第三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2月16日，参加会议的有：张然和、罗大周、马福寿、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4月22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祝义亭、赵起贵、吴永康、邵式平。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教育、土地和少数民族政策。第四次联邦政府正副部长及下属乡级政府（该联邦政府未设县级政权）的主席等问题。第四次部长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6年3月30日，参加会议的有：邵式平、亦胜、曾广兰（女，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联邦政府裁判部部长,抗日先锋团特派员。1969年病逝）梁镰生、孟兴发、财发、青山、克基（格勒得沙政府主席）、沙鲁、郎尔甲、色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郎（马尔康木尔宗乡苏维埃主席）、克尔左、更甲（卓克基乡苏维埃主席）、额白、吴一山、罗少发、刘德富、王仲生。联席会议主要讨论了联邦政府的任务和春耕及召开格勒得沙大会等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不全，只记到“……现在红军正在围芦城，向北发展……”就完了。
  在这本记录的最末一页上写着“阿苯潘得尔家”,而在第二次联邦政府部长联席会中曾讨论到对“阿苯潘得尔家详细审查是否可以”等问题。据查，“阿苯潘得尔家”在金川城内，是联邦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驻地房东。
  4.当事人对记录的鉴定
  刘端龙部长看了这本记录后说:“这本记录很重要，是当时的记录,是真的，不会错。那时我在川陕根据地当宣传部长。长征后没参加他们的（指红四方面军）工作。吴端林将军（中共川陕特委书记，解放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南海舰队司令员。1995年4月病逝）看后说，他对这本记录中的事都有一定的印象,认定记录是真实的。
  根据上述诸方面的调查和佐证，我们断定，这确实是1本有关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会议记录，是一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1986年我们将这本记录原件。上交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转中央档案馆，复印件现保存在中共甘南州委党史研究室。
  八、红军精神传千古
  红军两次过境甘南地区，给藏、汉、回各族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红军每到一处，总是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宣传北上抗日的革命道理，在沿途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遗迹。他们在今迭部县达拉沟的巨石崖上写下了“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钢铁誓言，至今还曜曜在目。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成立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发布的《告西北各族父老兄弟姐妹书》，是红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中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动员令和见证。在迭部、玛曲、临潭等地，红军在门板和巨石上写下了许多如“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红军主张番人信教自由”、“红军是保护番民的军队”、“红军不破坏番人信教自由”、“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管事”、“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不拉伕、不派款”、“红军实行公买公卖”等标语。在有的地方红军还分别遗留下了公文包、军号、铁桶、手榴弹、印章、纸币、布告、记录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长征文物纪念品，保存在甘南州博物馆珍藏。
  红军在临谭期间，经常向回、汉群众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曾在新城东操场多次表演《妇女缝军衣》、《打草鞋》、《种地支前》等短小节目，还表演了揭露鲁大昌压迫人民的讽刺活报剧。驻在新城背后的红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演出了3次文艺节目。在上寨村，红军除宣传政策、表演节目外,还玩了 “社火”。
  红军经过甘南时,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住过的一切房屋、寺院，都是秋毫无犯，洒扫得干干净净。在俄界，红军临行时把环境打扫干净，用过的东西归还原处，损坏的留下赔偿钱。在腊子口朱立村，红军在打麦场打了粮食，付了银元。一位红军战士背水时打破了水罐,给藏族老阿妈赔偿1件毛衣。在临潭旧城，红军炊事员拿盐换菜,从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在龙元村，红军挖了群众的菜，给了4张苏维埃政府的钞票。旺藏寺的一位老和尚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当年与红军互赠的一个银边花碗。在康多村，一位躲避在外的老阿婆回家来喂小猪，被红军留下后每天给好饭吃，宣传政策，叫她不要怕，并让她到山里向其他群众劝说动员回村搞生产。在俄界，有一位生病的藏族老阿婆被红军发现后，送到卫生部治好了病。在腊子口达拉村，红军住在露天草坡上，不打扰群众。红二、四方面军大部队经过时，许多村庄的群众都主动向红军出售粮食、酥油等东西，交换物品，盛情款待，和睦相处，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临别时都依依不舍。红军走后，许多地方的群众掩护红军掉队人员，给他们送食物，当向导，送出外乡逃避鲁大昌军队的搜捕和屠杀。所有这些拥军爱民的鱼水情谊，都深深地铭刻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藏、汉、回各族人民。
  第三节甘南农民起义
  1943年春，正当日本侵略者向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惨酷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时，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曲线救国”的反动策略, 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实行围剿和经济封锁。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白色恐怖，向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崩溃，饥鸿遍野，民不聊生，特别是甘肃南部地区的广大回、汉、藏、东乡、撒拉等民族的人民，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极端的穷困潦倒，生活苦不堪言，整日里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就迫使他们喊出了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抗粮保命，反对贪污政府”的口号，于是各地不堪忍受国民党黑暗暴政的回、汉、藏、东乡、撒拉等民族的农牧民，纷纷揭竿而起，在甘南地区爆发了一场以“抗日反蒋”为宗旨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浪潮很快波及甘肃的20多个县和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各族民众多达10余万人，席卷整个甘肃南部地区，使蒋介石反动政府极为震惊和恐慌，急命范汉杰为剿“匪”总司令,调集了59师、71师、8师、12师、暂编15师和交通司令部等数十几万正规部队和大批地方反动武装民团，向各支义军进行残酷、血腥的围剿和镇压，终于使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告以失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然而，这次甘肃近现代史上最为壮烈的、自发的农民起义，它不但震慑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而且从客观上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支持了延安党中央的反封锁、反围剿斗争，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压力。这是甘肃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一次大预演，它充分显示了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不可抗拒之宏伟力量。它是甘肃各民族团结奋斗、追求共同目标的光辉典范。甘南农民起义是甘肃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甘南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次起义中，许多先烈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诗篇，他们无数气壮山河的感人事迹，将炳彪千秋，永照汗青。
  一、甘南农民暴动中的临卓义军
  1940年秋，自幼饱尝人间疾苦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肋巴佛，在卓尼县康多、勺哇一带秘密串连藏、汉族贫苦农牧民,成立了“草登措哇”（七部落组织），将有枪马的人组织起来，暗中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商讨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策略。同时，他广交绿林好汉，结识江湖义士，与外县的王仲甲、马福善（回）、毛克让、肖焕章等人结成莫逆，频繁来往；与当地的汪鼎臣、王万一、任效周、黄健伟等人结为挚友，誓同生死，患难与共。他自己也开始“重武轻经”,时常荷枪佩刀，纵马骑射，学习带兵打仗的韬略。
  1942年夏，肋巴佛密赴临洮县城，与曾任国民党第八战区长官高级参谋,但因不满国民党的暴政而辞职回家，暗中发展进步力量的史鼎新接触，并与王仲甲、肖焕章、王星恒会面，就共同举义大事，进行密商和联络。同时肋巴佛和马福善（回）、马继祖（回）父子多次交谈,共商如何在民族地区起义的大计。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揭竿举义旗奇兵夺县府
  1943年1月8日，马福善、马继祖等人在临洮县卧龙寺边家湾打响了农民暴动的第一枪。是月26日，肋巴佛派年旦增（人称年辣椒）赴临洸苟家滩，参加了王仲甲主持的秘密会议，决定在清明节（4月6日）发动全面起义。2月21日，肋巴佛在冶力关乡邢家庄唐连福家的楼上召集有40多名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传达苟家滩会议精神，并作了全面部署。3月22日，冶力关祁邦等人却急不可耐地缴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乘马，惊动了临潭县国民党政府，起义顿时也泄密了。肋巴佛闻讯后，面对这一新的情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1943年3月23日夜，肋巴佛召集“草登措哇”的39名藏、汉、土族僧俗群众，以朝拜“常爷池”为名，从康多乡星夜出发，24日凌晨赶到冶力关。由于起义要提前举行，肋巴佛即同汪鼎臣、黄健伟等紧急磋商后，一方面派人去八角村联络任效周，康乐县钱家湾联络王万一。另一方面向冶力关、哈家滩、足古川、甘沟等地发出命令：“官逼民反，死里求生；一家一人，跟上造反！”同时他自己夤夜轻骑奔到临洮衙下集，向王仲甲汇报了行动计划。3月27日，临、卓地区的3千多名手执大刀、长矛、镰刀、斧头的藏、汉、土、回、东乡族农牧民，组成“饥民团”,汇集在冶力关。冶海乡伪乡长赵虎臣吓得魂飞胆丧，慌忙逃往新城。
  3月28日晨，“饥民团”在肋巴佛、任效周、汪鼎臣、王万一等人的率领下，先在常爷庙祭祀“常爷”（明朝开国大将军常玉春,传说被封为18位“龙神”之首，临潭、卓尼群众在冶力关盖庙、塑像，常年供奉），并以常爷庙的“龙神”大旗作为“饥民团”的帅旗。下午,义军在冶力关泉滩召开誓师大会，推选肋巴佛任总司令,任效周为司令，汪鼎臣、王万一为副司令，李土俊为参谋长。下编3个团。马子良（关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街人）任第一团团长，赵秉清任副团长;姜希濂（葸家庄人）任第二团团长，丁易成（哈尕滩人）任第三团团长；年旦增任总司令卫队营长。大会宣布起义的宗旨是:“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城（新城），后到武都接尕张 （即张英杰），然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
  3月29日凌晨，肋巴佛率领3百多名骑兵打先锋，直捣新城。至天黑时，义军已将全城围困。翌日拂晓，国民党县长徐文英刚起床，赵虎臣闯进来，结结巴巴地说：“报告县长，反了……冶力关反了！”县长听后不相信义军来得这么快,认为赵虎臣谎报军情，便大发雷霆地训斥道:“你老报告说有土匪，回去把你的乡长当去！”赵虎臣刚走，北城门方向响起了枪声，徐文英才确信农民真的反了，急忙和妻子各持手枪，出门顽抗。太阳初升时，大部分义军陆续赶到，占领了城外制高点。当王万一等12人赶早集混进城门后，鸣枪报信，埋伏在城外的肋巴佛等首领纷纷立身跃起，一涌而入，使守城之敌猝不及防，溃退到县政府院内。霎时，城里城外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义军高举龙神白旗，冲进街巷，将县政府大院团团围住，并吶喊着向院内抛扔石头、瓦块等。为迷惑敌人,义军燃放鞭炮，使敌人误以为义军枪弹很多。县府官员和警察们凭着高墙大院向外射击，并投掷手榴弹，负隅顽抗。肋巴佛伺机命邢生贵带领一支义军从县府后门攻入。徐文英见大势已去，败局无法挽回，携带太太仓惶突围逃走，被义军追到南门庙击毙。同时，义军还相继捕杀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廷栋和邮电局长苟克俭等5名罪大恶极的官佐。
  至此，临潭新城全被义军占领。肋巴佛即令年辣椒等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并对他们说:“我们造反杀了狗县长，你们愿意参加造反的就参加造反，愿意回家的就回家，祝大家一路平安!”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着，义军又开仓分粮，赈济贫苦农牧民，其余秋毫无犯。
  激战冷地口聚义马坡村
  义军攻克临潭县城后，民心大快，四面八方的农牧民纷纷响应暴动，络绎不绝地前来参加起义。几天内，队伍迅速壮大到4000多人。为了尽快扩大战果，肋巴佛率义军离开临潭新城，东进岷县。途中，在石拉路、大桥关一带的密林山庄宿营，利用6天的时间对义军进行整顿，总结攻打县城的经验和教训，分编连、排等基层组织，加强领导，提高了战斗力。
  1943年4月5日，义军拔营向东挺进。当先头部队行至冷地口时，与奉命前来镇压的岷县胡受谦保安大队发生遭遇战。由于义军缺乏武器，又缺少作战经验,队伍顿时大乱，被保安团围困在一座小山上。密密麻麻的枪弹射来，义军伤亡惨重，队伍受到了覆没的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肋巴佛率领后续部队赶到，他立即集结兵力向保安队开火，同时又召黄健伟作了一番智取敌人山头的布置。霎时，双方枪声齐鸣，各自固守着阵地。突然，保安队的枪哑了，只听杀声突起，保安队一片混乱。原来，黄健伟按照肋巴佛的命令，组织了30多人的敢死队，从保安队的背后包抄过去，在敌人失措的一瞬间，敢死队跃然冲入敌群，枪飞矛舞，刀削斧砍。被围困的义军先头部队也杀下山来，一阵猛击，杀得保安队倒戈溃退，全部义军冲出包围圈，占据了另一座大山岗。当保安队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只见山头灌木丛中旌旗猎猎，刀枪耀日，以为义军设伏，不敢冒然进攻，只是向龙神大旗猛烈射击。其实，肋巴佛摆了个疑兵之阵，早已率部兵分两路，向东北方向的门楼寺、峡城进发，与王仲甲等义军会师。
  自马福善在临洮边家湾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枪后，在两三个月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甘肃南部10余县，波及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到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义军队伍壮大到有10余万众。1943年4月19日，王仲甲召集甘南农民暴动各路义军首领在皋兰县南乡马坡村举行军事会议，成立了“甘肃农民抗日自卫军”,公推王仲甲为总指挥,下设十路司令。肋巴佛任洮岷路藏兵司令。确定各路义军“开展抗兵、抗粮斗争”，提出“分粮食,杀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随后决定，义军主力挥师南下，向岷县、武都进发；马继祖副总指挥率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挺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南下义军主力在向岷县进军途中，临、卓支队中的黄健伟率部200余人离队，在义军中造成不良影响。肋巴佛当即严厉谴责黄的分裂行为，安定军心, 严明了纪律，继续轻装前进。
  浴血战沙场转战策源地
  1943年5月18日，当义军行进到氓县茶埠峪时，受到当地保安队的拦击。义军屡攻不克，在这危难关头，只见肋巴佛拔出手枪，大喊一声：“弟子们冲啊！连这么个堡子都打不开，还当什么义军造反来了！”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部呼啸而上，一阵猛射猛砍,打得保安队晕头转向，不敢露首还击，乖乖地龟缩在碉堡里，让义军缓缓通过。5月23日，义军吕百元、姚登甲、吴健威等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县滩歌镇。肋巴佛闻讯前去救援，率兵从斜刺里杀出来,个个袒露左臂，端着叉子枪，挥舞长柄大刀，吶喊着冲入敌群，枪打刀劈，勇猛厮杀，前排的中弹倒下了，后排的又踏着血迹向前直冲,拚死夺取敌人的式器，一口气破敌数个据点，势如破竹，使国民党军队惊慌失措，狼狈弃阵而逃。义军乘胜追击10多公里，毙敌40余人，俘虏50多人，缴获机枪7挺，步枪200余支，手榴弹数百枚。解救了被围义军，接着向武都挺进。
  6月17日，各路义军在武都草川崖西井村召开会师大会，改编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总数达10万余人。公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司令，刘鸣任参谋长。全部义军整编为3支路军和1个藏兵师。肋巴佛任藏兵师师长。此后，由于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混入义军的投机分子趁机破坏。在敌人重兵压境面前,义军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有的首领擅自与大队分道扬镳;有的军纪松弛，纵容部下抢劫百姓的财物。为保存实力，肋巴佛决意返回策源地，开展游击战。当他率领的临卓义军支队行至岷县蒲麻梁时，被早有准备的保安队挡住去路，摆开决战的架势。肋巴佛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下令百余名义军迂回迎敌，另选两名射手隐蔽到敌后，其余义军吶喊助威，虚张声势，吸引保安队的注意力。当迂回义军接近保安队阵地时，肋巴佛发出信号，两名射手双枪齐发，一个打倒了敌指挥官，一个击中了机枪手，顿时保安队大乱，义军趁机冲入敌阵勇猛砍杀，打得保安队落荒而逃。这次战斗共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0多支。战斗的胜利，给各路义军打开了后撤的道路，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漳县、渭源等地，云集在洮河以东。从北起临洸城边，南至黑甸峡40公里长的河岸上,全部义军抢渡洮河，到莲花山一带开展游击战。8月15日，肋巴佛率临卓义军支队，从卓尼包舍口渡过洮河，到卓尼北山和临潭冶力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进攻羊沙堡北山反“弹压”
  1943年6月，国民党临谭县新任县长郑执中下令保安大队长曹植霖，率部前往卓尼北山地区镇压留守义军。当保安队行至羊沙时，被黄健伟率领的义军包围在羊沙堡内。战斗打响后，义军佯装不敌，向甘沟方向撤去。保安队以为义军不堪一击，遂派一个连跟踪追击。当敌人追至窑化沟山峡密林处时，突然杀声四起,埋伏的义军从山林中杀出，敌人措手不及，一个连被打得死伤过半，其余仓惶而逃。义军两次回师追击逃跑之敌，包围羊沙堡，四面攻打，待敌县长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派兵前来增援时，黄健伟率义军撤往冶力关。与此同时，驻康乐县的保安队妄图越过朱家山，从侧面进攻冶力关，但被朱家山的义军“眼窝司令”率部用伏击战术击溃一个连，致使康乐之敌，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9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三军军长周体仁率第3师、第12师、第59师各一部抵达临潭一带，命12师吕继周部进驻卓尼北山地区。一方面在康多、勺哇一带贴布告，训示各地:“饥民匪首王仲甲、肋巴佛、马福善,无论逃往何地，一经发现，就地处决”。另一方面电邀卓尼保安司令参加所谓的“剿灭残匪”军事会议。卓尼保安司令接电后，写信给卓尼北山土官杨麻周：“对饥民团人员不要伤害，可劝其出境。”同时委派参谋杨一俊，营长杨赛告、连长杨国华、宗其秀，手枪队长梁书拉等30多人参加会议。
  正当会议即将结束时，在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策动下，由北山土官杨麻周调集北山地区藏兵几百人,一部分由杨麻周带领星夜赶往卓尼，准备接杨复兴司令到北山，并以此为根据地，策动48旗藏兵进行武装暴动（后因杨母反对未遂）。一部分留在北山，由恰盖角缠村的杨才尕等人从中挑选40多名精干藏兵，各带匕首、斧头、大刀等武器，夜袭驻扎在多麻寺的敌20团管部，杀死营长、连长和士兵100多人，同时在康多一带当地群众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卓尼北山事件”。
  事件发生后，周体仁恼羞成怒,除扣留杨一俊等人外，下令向北山、冶力关一带的义军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敌军不仅烧毁了多麻寺,而且在多麻寺附近的6个村庄放火焚烧民房19幢，掠去群众白洋6000多元，抢走牛羊1600多头（只），马500匹，枪500支。并将杨赛告、梁书拉、宗其秀等人杀害于北山，将杨一俊处死在兰州。杨麻周被捕后解押到兰州，经买通上下后判刑5年。肋巴佛等人被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通缉。
  此外，国民党政府对义军除进行军事镇压外，还以“宣抚”为名进行政治欺骗。国民党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灾区宣慰委员会”，并组成“宣抚团”分东、南两路进行活动。“宣抚团”到各地后，一方面张贴欺骗性的布告,签发“良民证”。另一方面又发放“农贷”款，使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义军战士上当受骗，而更多的义军和首领，则拒绝敌人的诱降，转入地下，同敌军的“清乡”、“清剿”展开艰苦的斗争。
  碧血染故土英名垂青史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迅速扑灭甘南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在政治上采取欺骗性的“宣抚”政策，军事上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经济上推行大肆劫掠的方针，特别是第三军周体仁部进驻临潭后，在各地勒令所有参加起义的农民“坦白悔过”、“认罪赎命”，否则将斩尽杀绝。他们对从莲花山抓来的14位农民进行严刑拷打后，枪杀在甘沟；那子村的二三十名农民,被赶进洮河后活活淹死;从草场门口捕来的3名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就被杀死在新城。临、卓义军的首领汪鼎臣、任效周、邢生贵、年旦增等均被敌人捕后枪杀。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两三千名义军农民倒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中。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甘南大地。
  但是，敌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使参加起义的农牧民屈服，他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受压迫阶级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义军战士刘西贵，被捕后在临潭县长郑执中的多次严刑拷打下，从不低头，审了3堂，他大骂县长3次，刑堂变成了痛斥敌人的战场。战士马二郎保，在从监狱走向刑场的路上，气宇轩昂，纵声高唱：“官逼呢者民反呢,豁上命了造反呢，阿哥们死了不要紧，还有后人们干呢”。他那气壮山河、无所畏惧、蔑视敌人的英勇气势，使许多沿街围观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这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自发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甘肃农民革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加之投机分子的破坏和分裂，致使起义在敌人的镇压和瓦解下终于失败。革命先躯为追求自由和光明、翻身和幸福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事迹，将永远为甘南各族人民所铭记和缅怀。
  二、甘南农民起义中的临卓四英烈
  1942年,甘肃南部大旱，颗粒无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得陇甘大地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灾民们铤而走险，揭竿举义, 反抗暴政。1943年春，酝酿已久的甘南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参加起义的各族贫苦农牧民约有10万余人，遍及甘肃南部20余县。在这场自发的农民起义中，以肋巴佛为首的临潭、卓尼起义军，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给诸路义军树立了良好榜样。特别是许多领导骨干和战士，他们艰苦奋战，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英勇不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下面记载的是在这次起义中，慷慨捐躯的4位甘南籍首领的惨烈事迹，让世代后辈缅怀英烈，千秋慰籍九泉下英灵。
  (-)雄鹰志高翔血洒洮河旁——年旦增传略
  年旦增，又名年辣椒，藏族,1884年生于卓尼县康多乡上加林村的一个牧民家中。幼年剃度当和尚，因穿红色袈裟，加之敦厚憨朴，性格倔强好斗,人们称他像“辣椒”一样，由此辣椒的称号便传开了。1915年春,27岁的年辣椒已长成一个威武剽悍的汉子，因他英武勇猛，忠诚憨厚，膂力过人，被卓尼土司杨积庆选中，当上了土司卫队营的卫士。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1942年春，退役在家的年旦增同肋巴佛在康多、勺哇一带的藏区秘密组织“草登草哇”（7族组织），将有枪、有马、有斗争精神的穷苦人组织起来，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年旦增为人敦厚聪慧，办事稳妥,深得肋巴佛的信任。1943年元月26日，年旦增奉肋巴佛之命, 前往临洮苟家滩，参加王仲甲等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决定，1943年4月6日（清明节）发动全面起义。1943年2月21日，肋巴佛在冶力关邢家庄召开有40多名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由年旦增传达苟家滩会议精神,决定积极作好准备，按时起义。这时，由于冶力关的祁帮等人缴抢了冶海乡乡长赵虎臣的马，惊动了国民党临潭县政府，肋巴佛等决定在临、卓的冶力关和北山一带提前起义。
  1943年3月23日，肋巴佛率领40多名起义骨干星夜从康多赶到冶海，在常爷庙内起誓:“半路变心，天诛地灭”。第二天，甘南农民起义在冶力关泉滩揭竿而起，年旦增任总司令卫队营长。3月29日，义军攻占临漳县政府驻地新城，捕杀了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徐文英等5名官佐。年旦增率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
  年旦增平常沉默寡言，勤于思考。他为人耿直诚恳，襟怀坦荡，性情豪爽，嫉恶如仇。每次战斗,他都是袒胸露臂,端枪挥刀，冲锋在前。1943年5月23日，义军吕百元、姚登甲等部被敌人围困在宕昌滩歌镇内，几次拚杀突围都因敌人的火力太猛而未能成功。在这危急时刻，肋巴佛率领的藏、汉义军赶到。年旦增立即脱下皮袄，第一个赤膊上阵。他左手端枪，右手举刀，率领义军杀开一条血路，把吕百元、姚登甲等义军救出了重围，杀得敌军魂飞胆丧，仓惶溃逃。
  1943年8月，在国民党的重兵镇压下，义军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开始转入分散的地下游击斗争。年旦增奉命前往卓尼土司衙门，谈妥了肋巴佛暂留卓尼的事宜，在赶回康多的上加林村时，被乌龙喇嘛的''草周草哇”组织设伏捕去，献给了国民党中央军第3军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12师。不久，被敌人押往临洮。因他在临洮、康乐一带的群众中威望很高，敌人怕生变故，还未押到临洮城时,就把他枪杀在临洮城附近洮河西岸的鹑鸽崖下。这位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牺牲时享年59岁。
  (二)高歌沙场解民难大笑饮刃写春秋——邢生贵传略
  邢生贵，汉族,1912年5月生于临潭县冶力关乡岗沟湾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少年时，他是远近闻名的唱“花儿”能手。每年农历六月莲花山的“花儿"会上，都能听到他动人的歌声。他性格开朗，知天乐命，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1942年,甘南农民起义酝酿时期，他用“花儿”传播反抗思想，抨击国民党的暴政，激励人民起来参加斗争。
  1943年3月27日，在肋巴佛领导下，临潭、卓尼的各族贫苦农牧民举旗造反，邢生贵担任义军营长。3月29日，义军直捣国民党临潭县政府所在地新城，邢生贵同王万一率先锋队12人乘天色微明，扮作赶早集的人先行混入城内，袭杀了守城门的保安队员。继而义军顺利入城猛攻县党部，保安队仓促应战，被邢生贵、王万一率领的义军先锋打得四散逃亡。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徐文英携其妻向南门逃跑,被义军击毙。义军里应外合，首战告捷，顺利攻下了新城。
  1943年4月29日，义军进军武都,途经闾井堡时，堡内的敌人派一个连的保安队，从闾井堡一直跟踪而来。为消灭尾追之敌，邢生贵率领敢死队50多人埋伏在古浪坝两边的草丛中，大队义军继续前进。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义军勇士一跃而起，刀枪棍棒齐举,喊杀声震天动地。邢生贵手持一柄砍刀，像勇猛的雄狮冲入敌群，杀得敌人片甲不留。有的保安队员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刀下之鬼。战斗结束后，邢生贵又高兴地唱起了动人的“花儿”，赞扬义军的英勇机智，讽刺保安队的愚蠢无能。引得义军们个个笑逐颜开，群情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振奋。通过这场战斗，义军威名大震，沿途保安队闻风丧胆。大队义军顺利通过宕昌，进抵武都。
  由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义军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转入分散的地下活动。1943年8月8日，邢生贵被保安队从康多附近的一座磨坊中捕去，押解到新城。为不牵连别人，他一人承担了毙杀徐文英的事实，被国民党岷县专员胡受谦砍头挖心,祭奠了徐文英。在走向刑场时，他铁骨铮铮，昂首挺胸，面无惧色，笑对乡亲，引吭高歌: “脚户骡驹走四川，杀了吃人的狗县官；棉花挂在刺上了，给穷人把气使上了……”使在场的许多人悲泪涔涔。他牺牲时，年仅31岁。
  （三）英勇抗暴政碧血染泉滩——任效周传略
  任效周，汉族,1892年10月生于临潭县八角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青年时曾在鲁大昌部下当兵，后在冶力关、八角、康乐、临夏等地做木材生意。他耳闻目睹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穷苦人无以为生的艰难境地,便对国民党的暴政逐渐产生不满。1941年，他在八角一带组织哥老会，担任该哥老会的“大爷”（哥老会成员对其头目的称谓）。他时常用自已做生意赚来的钱接济穷苦人，扶持良善。1942年,甘南地区大旱，饥民遍野，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任效周同肋巴佛、汪鼎臣等联络,秘密组织各地哥老会，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当时在临潭东北路一带很有影响。任效周聪明颖悟，处事老练，熟谙世故，极为精明。他遇事不乱方寸，深谋远虑，起义后成为肋巴佛的高参助手。
  1943年3月27日，甘南农民起义在冶力关泉滩爆发。任效周积极响应，率领八角乡哥老会员和当地农民200余人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司令，兼第一师师长。任效周在誓师大会上讲话，明确喊出了 ：“天灾人祸，饥民遍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口号，并宣布进军的目标是:“先打县府（新城），然后到武都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尕张（指张英杰,驻武都国民党骑兵独立营营长），最后去延安投靠共产党。”1943年3月29日，义军攻下新城后撤往石拉路、大桥关一带休整。任效周帮助肋巴佛整顿义军，严明纪律，分编连、排、班组织，增强了义军的战斗力。1943年4月5日，义军向垠县开进，途经冷地口时，与岷县专员胡受谦的保安队狭路相逢。由于义军缺乏战斗经验，武器又少，一时大乱。敌人架起两挺机枪扫射。正在紧急关头，任效周凭着他过去当兵的经验，组织义军从正面和两侧同时进攻。霎时，喊杀声震天动地，敌人以为被包围，惊慌失措，纷纷掉转枪口溃逃。义军乘机撤出危险区，绕道继续向岷县前进。
  1943年8月初,义军经过长途跋涉进抵武都，这时国民党两个正规师向义军猛扑过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军为保存实力，被迫撤回策源地，并分散转入地下斗争。任效周、汪鼎臣和王万一等3人隐姓埋名，参加了马步芳的骑兵队。1943年9月6日，任效周3人随马步芳驻康乐木行督办马先生（名不详）一起到康乐办事,被国民党12师从康乐莲麓乡地寺坪捕去。敌人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肋巴佛和其他义军首领的下落，对三人严刑拷打了7天。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一字未吐,使敌人的阴谋落空。1943年9月13日，任效周在冶力关泉滩英勇就义，时年51岁。
  （四）投笔从戎解民倒悬——汪鼎臣传略
  汪鼎臣，汉族,1891年8月生于临夏康乐县莲麓乡丈卡拉尕村一个清贫的书香人家。小时在莲麓乡一家私塾读书，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写得一手好字，被人们称为“秀才”。成年后，在鲁大昌所办的''庆太号”木行里当先生，因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不满，他毅然辞去了差事，回家靠挥笔写字为生。
  1941年夏，汪鼎臣经人介绍参加了冶力关哥老会。他为人谦和，气品高雅，处事谨慎，又会舞弄笔墨，逐渐赢得了哥老会头目马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大爷的信任，成为哥老会的重要人物之一。
  1942年，甘南农民起义处在酝酿之中。在冶力关哥老会马大爷的支持下，汪鼎臣同肋巴佛、任效周等秘密联络，积极发展哥老会成员，开展抗粮抗款斗争。到1943年初，在临潭东北路一带，以哥老会为核心的秘密组织极为活跃，影响颇大。1943年3月27日，在肋巴佛领导下,甘南农民起义爆发。汪鼎臣率冶力关哥老会会员六七十人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副司令。他亲自撰写布告宣传起义宗旨，并发动冶力关、斜角滩、足古川、八角等地民众支援义军。此后，他一直负责处理义军内部的书信笔墨事务。
  1943年8月，义军在国民党的重兵弹压下，被迫从武都撤回策源地，转入地下斗争。汪廃臣、任效周和王万一等3人隐姓埋名，参加了马步芳的骑兵队。1943年9月6日，汪、任、王3人随马步芳驻康乐木行督办马先生（名不详）一起到康乐办事，被国民党12师从康乐莲麓乡地寺坪捕去。敌人企图从他们嘴里得到肋巴佛等义军首领的下落，经严刑拷打，一无所获。9月13日，汪鼎臣在冶力关泉滩遇难，时年52岁。
  三、甘南农民起义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当他们取得了政权后，对异已民族推行的都是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政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纵观历史上爆发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大多数是单一民族的孤军奋战。而1943年爆发的甘南农民起义，则是以汉、回、藏、东乡、土族为主体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民族大联合的斗争，在甘肃近、现代史上亘古未有地树起了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成为甘南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甘南农民起义爆发在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历史时期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和散居的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破坏，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民族间的纠纷也极为频繁。清代甘肃回民的几次暴乱，都是由清朝统治者的压迫或挑拨而引起的。统治者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往往袒汉抑回，挑拨民族关系，激化回、汉矛盾，致使回、汉仇杀愈演愈烈。自清代以来，所谓“回乱”，便10年一大乱，3年一小乱；每乱一次，汉族和回族常常互相杀死数十万人。例如临洮县城，同治年间本有5万余人，经过回、汉几次仇杀,仅剩下3000余人。同室操戈，惨景可叹。
  国民党统治者效法推行历代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制度，继续采取“以夷治夷”、“化夷为汉”的反动政策，使各民族间的关系仍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1928年4月，甘、青地区发生了“河湟事变”，马仲英、马廷贤等率部突入甘南的临潭、卓尼、夏河地区，“杀死无辜藏、汉民达万人”，烧毁禅定寺和拉卜楞寺的部分殿堂，使回、汉，回、藏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1929年5月，临潭回民马尕西顺作乱，回、藏民族之间相互残杀，无辜被杀者达七八千人。从1918年到1927年的10年里，青海镇守使马麒侵占拉卜楞藏区，血腥屠杀7000多名藏族僧俗，焚烧了30多座寺院和村庄，致使回、藏矛盾更加激化。经过这些大的民族动乱和仇杀，极大地伤害了甘肃各民族之间的感情，破坏了民族团结,加深了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使各民族间常常处于敌对和戒备状态。
  为了共同的利益各民族团结抗暴是甘南农民起义的特征
  1942年,甘肃南部大旱，颗粒无收，饥荒遍野，饿殍载道。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向灾民赈济,反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接踵而来。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在各乡重新丈量土地，保长、乡丁乘机讹诈勒索，盘剥人民。自1940年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来，甘肃大规模的丈量土地后，人民的税赋比原来增加了180%。催粮、逼款、抓壮丁的到处都是，弄得家家户户鸡犬不宁，十室九空。1942年，国民党政府在甘肃共多征土地税200多万元，而因饥饿冻死者占总人口的36%,逃荒者占10%。更可恶的是政府将无主荒地强摊在农民名下，预征了1至5年的土地税，逼得人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各族人民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铤而走险。1943年春的甘南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在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和藏族农民领袖肋巴佛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暴政。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回、汉、藏、东乡、蒙古、土族等各族贫苦农牧民达10万余人，遍及两河、一江（洮河、渭河、白龙江）流域的20余县，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在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战斗的赞歌。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历代统治阶级统治下，民族仇杀激烈、民族隔阂很深的这块土地上,各族义军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用生命和鲜血凝结了民族团结的战斗情谊，并染红了民族团结的这面大旗。各族人民抛弃前隙，休戚相关,共同奋斗的精神得到空前的体现。对这次甘南各民族联合抗暴的壮举，就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在向蒋介石的专题报告中称:“西北回、汉、番,此次一反往常，携手合作，实亘古之创见”。
  寻求民族平等是当时甘南各民族的共同愿望
  甘南农民起义是一场自发的各族人民大联合的抗暴斗争，它爆发在汉族聚居的临洮、洮沙（今临洮县的辛甸乡洮河一带）和渭源等县；回族聚居的广河县；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县；回、汉杂居的康乐、临潭县；以及汉、藏杂居的卓尼地区，涉及20余县，参加者近10万余人。其中：汉族约6.9万多人，回族约2万余人，藏族约4000多人，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东乡族约2000多人，蒙古族和土族数百人。各族人民在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为了共同的利益，一反过去互相仇杀和歧视的常态，携起手来，平等相待，共同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反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杀死了国民党临潭县县长和一些恶霸地主等。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些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甘南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各族义军自始至终地团结奋战，互相支援，没有带有任何的民族情绪和成见，更没有出现由于民族偏见而产生的内让现象。这充分证明甘肃各族人民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的，民族关系的缓和与融洽，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是社会进步的主流，也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由各族领袖人物组成的领导核心是甘南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从马福善、马继祖率部打响甘南农民起义的第一起，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甘南农民起义如狂飙烈焰，席卷了整个甘肃南部地区，波及兰州近郊的西果园、夏官营、阿干镇等地。为加强团强，统一指挥，各路义军首领于1943年4月，在皋兰县马坡村召开有百余名团以上领导骨干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推选以王仲甲（汉族）为总指挥、肖焕章（汉族）、马福善（回族）为副总指挥及肋巴佛（藏族）等10路司令为首的领导核心。参加这次会议的年旦增（藏族）、马木个（东乡族）、刘财旺（回族）等都是各民族义军中英勇作战的主要领导骨干。会后，按统一部署，兵分十路,肋巴佛、王仲甲和马福善各率一路主力进军武都；马继祖部向会宁、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诸方面的原因，起义最终失败。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马坡会议，是甘南农民起义中的一次军事力量大检阅，也是一次各民族义军团结、平等的盛会。它充分体现了甘肃南部地区各民族团结共事的凝聚力，也显示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战斗情谊，极大地增强了各部义军齐心协力，共同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也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这在甘肃农民革命斗争史上，是一次各民族团结战斗的光辉典范。
  各族义军面对生死互相支援并肩战斗患难与共
  1943年5月23日，正当各路义军进军武都之际，吕百元、姚登甲和吴健伟等部义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在宕昌歌滩镇，无法冲出重围。在这危急时刻，洮岷路藏兵司令肋巴佛率领的藏兵及时赶到，毫不犹豫地杀入敌阵，用生命和鲜血救出被围义军。之后，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这在当时民族隔阂和仇杀的阴影还未消除的情况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43年8月初，各路义军会师武都草川崖，由于国民党的重兵镇压，义军攻打武都的计划未能实现，被迫撤回策源地。肋巴佛率领的藏兵作战勇猛，为大队义军开路打先锋，拼死为大队义军杀开一条血路，许多藏兵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健伟闻讯肋巴佛等义军从武都返回，率领所属汉族义军极力阻击敌人，使得肋巴佛等藏军顺利渡过洮河,撤回策源地。各族义军相互支援，配合作战，减少了伤亡，也为以后继续坚持斗争保存了实力。
  各族义军首领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起义失败后，王仲甲、肖焕章等在回、汉、藏等各族群众的掩护下，在康乐、临洮、渭源交界的南屏山、莲花山一带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49年9月王仲甲被捕后在武威牺牲。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夏尚忠等率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战斗在陇西、武山、渭源等地,被发展成为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一支游击队。1947年春，肋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巴佛经高健君、牙含章介绍入党，成为陇右地下党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此后，马继祖率领40多名留下来的回族义军加入陇右地下游击队，成立了回民支队。1948年秋，由肖焕章和马永祥为入党介绍人, 牙含章代表中共陇右工作委员会批准马继祖入党。各族义军互相引导，共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综上所述，甘南农民起义是在由来巴久的甘肃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刻，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推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暴政，所爆发的一场“官逼民反”的、各民族大联合的抗暴斗争。甘南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携手联合起来，齐心协力，铲恶除暴，冲锋陷阵，共同反抗国民党政府。在起义中，汉、回、藏、东乡等各族武装力量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战斗；起义失败后，又互相掩护，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尔后，一些领导骨干力量又互相引导，共同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来甘肃解放的黎明曙光，谱写了甘肃农民斗争史上民族团结战斗的新篇章。通过这次起义.它使甘南各族人民间的感情很快地融洽起来，使民族间的关系有了比较好的转机，并为解放后党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迅速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改革开放的今天，提供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甘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生动教材。
  第四节各族人民迎解放
  抗战胜利后，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扭转乾坤的气魄领导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开始了中国自古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全国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到底”的伟大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以排山倒海的强大攻势，向大西南、大西北举行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此刻，甘肃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忱欢迎解放军进驻陇甘大地。卓尼土司杨复兴偕同国民党临潭县长杜凌云在岷县通电起义。夏河民族上层人士黄祥、杨世杰等派遣代表赴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拉卜楞寺教区。西固县国民党县长孙铁峰也率部起义，投靠革命阵营。至1949年12月10日甘南全境解放，开辟了甘南历史的新纪元。
  一、卓尼通电起义
  卓尼县位于甘南南部，洮河和白龙江的上游。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前，共有2万多户、10万余人口，包括现在的卓尼、迭部两县和舟曲的南半部。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自明朝实行土司制后，这里一直由杨土司世袭统领，共辖16“掌尕” 和48旗。1929年，国民党甘肃塔政府主席刘郁芬，任命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为洮岷路游击司令（后改为保安司令）。1937年8月，杨积庆在国民党军阀鲁大昌策动的''博峪兵变”中遇害。同年10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中央委员会省政府委员田昆山前来查处，决定由其长子杨复兴继任卓尼土司并继任洮岷路保安司令。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卓尼建立了县级设治局。
  背景与局势
  此后，国民党地方当局试图用它作为在卓尼推行县制的基础, 以达到“改土归流”。卓尼地方上层为维护土司制度，暗中与设治局多方进行抵触。因此，设治局的政令大都不出卓尼城郭，有些重要的政令，只有通过保安司令部的允许，才能得以实施。但是，国民党地方当局为扩大设治局的权力，不惜任何手段，对保安司令部进行秘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密监视和限制，甚至用“以马代丁”的办法对当地人民进行敲诈剥削，广大藏族人民深受土司衙门和国民党设治局的双重压迫。1944年，插岗4旗曾爆发反抗国民党政府编制保甲的斗争。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卓尼地区的统治并没有就此有所收敛，反而更为加剧。杨复兴等人为了自保，决计趋势抗战胜利之机，结交国民党上层，寻求政治靠山。1947年，杨复兴通过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以“卓尼48旗晋京代表团”的名义，率参谋长杨生华、团长雷兆祥等人抵达南京。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从中帮忙，蒋介石在国民党国防部接见他们。杨复兴向蒋介石报告了卓尼藏区的情况，提出上陆军大学深造的要求，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为扩大政治影响,代表团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卓尼48旗的概况，控诉鲁大昌惨害藏族人民的罪行。随之在杭州一带观光游览后，返回故里。1947年冬,杨复兴接到国民党国防部通知他上陆军大学受训的电报，遂赴南京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学习。1949年初，杨复兴从陆大毕业返回卓尼，受到卓尼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从此，杨复兴在卓尼各族人民中的威望和外界的政治影响,达到空前高涨。同年，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派刘济清来卓尼任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杨复兴在刘济清和参谋长杨生华的协助下，成立武装特务营，举办“卓尼军官训练班”，从本地和临潭、岷县招收汉、藏学员60名，训练后分配到特务营任职。特务营下辖3个连，共有300多名战士，这些士兵都是从各旗民兵中选拔出来的义务兵，规定一年一换。同时，司令部还派人分头去胡宗南处和省保安司令部活动，买到不少枪支弹药，特务营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
  酝酿举义
  在杨复兴及其部下的苦心训练下，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时，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相继取得胜利。1949年5月解放了西安，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行将崩溃。蒋介石妄图以地方军阀来维持残局,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任职后，穷凶极恶地宣布了“破产保护，拼命保护，挽救危机，确保西北”的反动主张。同时，对非嫡系的武装力量极力进行呑并和迫害。卓尼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回、藏之间的民族矛盾，杨复兴预料马步芳对他绝无好意。因而，采取了观察时局，伺机行事的态度。7月，扶郿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进军甘肃，国民党驻武都陇南绥靖公署主任赵龙文惶恐不安，急忙电令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率部撤退迭部，以阻击解放军南下。在这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杨复兴召集由参谋长、各团长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他认为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进西北，若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区区兵力与之抗衡，犹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撤退迭部也是死路一条。加之，过去红军长征过甘南经过卓尼部分辖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主张民族平等，在藏族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因此,估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了不会加害藏族人民的。在这种倾向投靠共产党的思想支配下，杨复兴一面回电推诿、应付赵龙文，一面设法尽快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1949年8月，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部进驻临夏，派部队政工人员刘育华和会川土司赵天乙秘密来到卓尼。他们在木耳村会见了杨复兴的代表杨生华。尔后，杨生华奉杨复兴之命,在柳林的一座碉堡里同刘和赵秘密会谈。刘育华向杨生华递交了王震司令员给杨复兴的信，并向他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最后提出让杨复兴、杨生华去临夏商谈起义事宜。杨生华表示，在不妨碍土司制度和保障藏民权益的前提下，愿意投靠共产党。8月中旬，岷县地下党组织派张火明，化装成小商贩来卓尼侦察。张火明通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过早就认识的保安司令部一连长马轶，见到保安司令部团长雷兆祥。张向雷讲述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让其规劝杨复兴及早起义。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慎重研究后，即派副官陈世昌随张火明前去岷县联系。在张火明的引见下，岷州在报社与我党工作人员冯永炳等进行洽谈。冯永炳等向他宣传党对待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并要求杨复兴速来岷县商议。9月3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派遣解放军甘肃军管会副主任任谦，到岷县进行争取周祥初的事宜。任谦到岷县后很快作通了周祥初的工作，他们决定联合洮垠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同时起义。9月3日，任谦派周祥初的军法官陆聚贤携带王震、任谦和周祥初给杨复兴的联名信前来卓尼。7日上午，陆聚贤向杨复兴面交信件并和他进行交谈，杨复兴阅信后甚为高兴，并毅然决定起义，至于起义时间听便任谦和周祥初的安排。9日，任谦又派地下党员康君实到卓尼通知杨复兴，起义时间定在9月11日。10日，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带领参谋长杨生华、团长杨景华、雷兆祥、赵国璋和参谋张志平、副官陈世昌以及禅定寺代表乔都盖等10余人奔赴岷县，受到我党、政、军负责人的热情接待。11日，在喉县中学礼堂召开起义部队排以上军官参加的大会。会上周祥初宣读起义通电，任谦以军代表的身份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一军”,将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直属的特务管统称为“西北人民武装”。同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岷县军政委员会”，由周祥初任主任，王耀华、刘余生、杨复兴任副主任。陈叔钵、孙伯泉、康君实任委员。翌日，起义部队向一野总部发出通电。电文如下：
  “彭副总司令，张、赵副司令员：
  任谦代表到岷县后，洮岷党政极为兴奋。在9月11日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今后誓愿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与西北军政诸首长领导.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宗旨与人民解放军宣言所载之各项基本政策，整编部队为人民军队，打倒美帝国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主义，肃清反动残余，以期早日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及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忠诚奋斗。实现新民主主义，完成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兹当起义之初，部队改编待命之时，特电奉告，并盼指导。
  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率一七三师，甘保团三团、五团.师管区直属一、二大队，补训第四团，省骑兵大队；第一行政区保安大队暨代理第一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伯泉;;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等全体官兵同叩。
  9月12日”
  9月14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张宗逊、赵寿山副司令员复电庆贺：
  “周祥初司令、孙伯泉司令、杨复兴司令：
  申文电欣悉。当此胡马匪军面临最后覆灭，西北人民接近全部解放之际，你等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行列，前途光明，殊堪庆贺。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申寒” 建立新政权
  杨复兴在岷县联合起义后，13日由岷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启贤陪同返回卓尼。14日，在禅定寺召开庆祝大会，李启贤和杨复兴在会上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各族代表纷纷表示欢迎解放军，拥护中国共产党。接着成立了军管会,杨复兴任主任，李启贤任副主任，并接收国民党政府在卓尼的设治局和国民党县党部、三青团卓尼分团、银行办事处、农林公司等机构。10月下旬。杨复兴率杨生华、赵国璋、吴国屏、姚天骥、陈世昌以及40多名各族代表赴兰州致敬。不久，一野政治部通知杨复兴、杨生华、吴国屏、姚天骥等到兰州西北大厦学习，赵国璋带领各族代表到革大三部读书。年底结束后，除杨生华留革大三部工作外，其余先后回到卓尼。11月初，喉县专署派杨培才等19名干部进入卓尼开展工作。鉴于卓尼是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组织形式和政权机枸尚未确定，干部职务也暂未任命，只做了大体分工。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团结上层，宣传政策,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为适应人民政权建设的需要，培养干部已成为当务之急。军管会及时组训了两期干训班，培训干部47名。与此同时，还把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卓尼设治局的75名旧职人员组织起来，学习党的政策,提高思想觉悟，协助党进行各项工作。1950年初，杨复兴主动宣布在卓尼废除封建土司制度。10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卓尼工作委员会和卓尼自治区（县级）行政委员会。赵毓文任卓尼工委书记，杨复兴任卓尼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另外，相继配备了各局科室的负责人，着手筹建基层区、乡人民政权机构。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卓尼民兵司令部”，杨复兴任司令员，赵毓文任政治委员。从此，政教合一近500年的世袭土司制度从形式上宣告废除。人民政权取代了世袭的封建统治，它标志着卓尼藏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变和重大转折。此后，卓尼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二、临潭县解放经过
  临潭县位于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是个有汉、回、藏、东乡、蒙古、土、满、苗和黎等9个民族居住的地区，县府设在新城。曾是内地和甘、青、川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茶马互市”通衢。长期以来，各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的剥削和压迫。1936年,红四方面军进驻临潭，击溃马步芳军队的袭击，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部分乡级政权,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的革命精神，给广大各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43年，这里曾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农民起义，至今人们记忆犹新。由此建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早已成为临潭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经过三大战役的决战，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行将土崩瓦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解。1949年5月，解放军一野解放了西安和渭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开始向西挺进。盘据在大西北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孤注一掷地发出了“破产保护，拼命保护,挽救危机, 确保西北”的反动政令，妄图垂死挣扎。同年7月，马步芳派亲信韩起禄、马寿山等带领一连人马来到临谭，图谋筹建骑兵旅。他们几次召开地方绅士会议，施加压力，声称：“临潭成立骑兵旅，堵住解放军，保住临潭，保住西北,这是马长官的命令”，“谁不听长官的话，谁就是不愿戡乱，责任要自己负”。在这万分危机的关头，临谭各族人民在回族绅士敏志澄、丁立夫和汉族绅士苏士元等的带领下，一方面与韩、马周旋，另一方面暗地通知青壮年以出门经商为由，纷纷向藏区转移，以示对在临潭成立骑兵旅的反抗。韩、马见此情况，一面准备用血腥手段镇压，同时大搞所谓的“加强户籍管理”，严格控制人口的流出。即是这样，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千方百计地逃兵逃粮，不少青壮年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家乡，冲出了罗网。后来，因解放军进展神速，临近的平凉、天水相继解放。韩、马惊恐溃逃，临潭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的灾祸。
  8月上旬，一场更大的灾难降到临潭人民头上，在扶风、郿县地区被解放军击溃的国民党119军王治歧部、120军周嘉彬部和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所辖的保安旅（群众称“王军”），先后由秦安逃入临谭，他们所到之处，抢劫粮食,抢拉牲畜，诈索财物，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临潭各族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着。这时，县政府人员几乎逃跑一空，周祥初临时指派一同逃来的原秦安县长杜凌云代理临漳县长，办理“王军”的军需事务。8月下旬，解放军攻占了西北重镇兰州，全歼马步芳的精锐部队。由于形势所迫，这些溃军又仓惶逃出临谭，分别流窜在和政、岷县、武都一带，妄图负隅顽抗。9月3日，解放军甘肃省军管会副主任任谦受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委托，到岷县开展争取周祥初起义的工作。
  值此大好时局，临潭县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克昌、尤正清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群众争取和平解放。城乡老百姓普遍发出了“反对抗拒，要求和平解放”和“欢迎解放军”的呼声，为临潭的解放积极奔走，热情宣传。他们在暗中组织破坏敌人的反抗力量，计划在临潭成立游击队，为解放大军顺利进城扫除障碍。陈旗群众马鸿图从会川带来人民解放军的布告，连夜抄写，张贴在王旗、扁都的哈尕滩、流顺的红堡予和新城街道等处，为家乡人民的解放积极宣传。在中共地下党员和一些有识之士的指引下，使黑暗中挣扎的临谭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为自己的即将解放而欢欣鼓舞，积极准备参军参战。
  任谦到岷县后，很快做通了周祥初的工作，他们决定与洮岷保安司令杨复兴偕同起义，9月4日，任谦和周祥初派陆聚贤带领王克仁（原为林业税收人员）、杨于华（原临潭本地商人），携带王震司令员和任谦、周祥初的联名信赴卓尼联络。在路经新城（国民党临潭县政府所在地）时，向杜凌云提出派人护送去卓尼。他们在谈及周祥初起义和给杨复兴送信的问题，陆聚贤乘机劝杜凌云起义，杜表示自愿接受。次日，杜凌云在新城东街小学召开有新、旧绅士及国民党县政府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商谈有关起义问题。在陆聚贤讲述了全国解放的形势后，共同讨论,一致表示赞同起义。
  陆聚贤从卓尼回到岷县后，将临潭和卓尼的情况向任谦、周祥初作了汇报。任谦和周祥初为使洮、岷、卓3地联合行动，经研究由周祥初自称“西北独立军总司令”，把所有地方武装力量统归其所辖，进行全面起义。于是在9月初，又派地下党员康君实到临潭和卓尼传达统一起义的时间,确定为9月11日。并召集临潭、卓尼两县军政人员赴岷县磋商有关事宜。9月10日，国民党临潭代理县长杜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凌云会同县政府秘书冉铭鼎、三青团干事长李识音、自卫队大队长王禹九及回乡军官岳缵鹏，应召前往岷县，受到任谦和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欢迎与接见。经过商谈于9月11日在岷县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正式宣布起义。周祥初和岷县代理专员孙伯泉、洮岷路保安司令杨复兴联名向第一野战军总部通电，宣布洮、岷、卓3个县军政人员联合起义。9月12日，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和张宗逊、赵寿山复电，表示祝贺。9月13日，岷县军分区司令员李启贤等人来临潭视察，受到各界人士和临潭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岷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派郭曙华等20余人来临谭，接管原国民党政权，进行新政权的筹建工作。经过短期筹备，临潭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9月27日宣布成立，地址临时政科、文卫科、经建科。
  在县政府成立的同时，县委也筹备就绪，郭曙华代理县委书记，陈宗旺任县委事务秘书。下设组织部、妇联、工会、团委。县政府成立不久，经过一番努力工作，也陆续建立了区、乡和行政村、自然村等基层政权组织。从此，临潭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家园而努力奋进。
  三、夏河县和平解放
  夏河县旧时称拉卜楞。清朝时属西宁府循化厅管辖，民国时期划归临夏地区辖属。夏河久以拉卜楞寺著称。拉卜楞寺是我国佛教格鲁派六大名寺之一。该寺承袭“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近200年，统辖甘、青、川、康“安木多”藏区108寺，因此又是“安木多”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的中心。1927年4月，国民党拉卜楞设治局成立。1928年建立夏河县。
  解放前，夏河地区除了拉卜楞寺教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统治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外，还有美武土官杨世杰、隆哇土官嘉卜尕、西仓土官阿才等封建割据的统治。解放前夏河属于中共陇右工委的工作范围，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的工作还是空白，这就给夏河藏区的解放造成了很大困难。当时，陇右工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夏河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争取嘉木样之兄、国民党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的身上。因当时夏河藏区有9万多藏族同胞，如果把黄正清争取过来，广大藏族人民就可以获得和平解放。因此，陇右工委决定派牙含章去做黄正清的工作。1948年，牙含章在兰州一个地下党员的家中，巧遇1936年他在拉卜楞结识的朋友赵侠兴（曾在夏河藏民小学任教，后弃教经商）。经过交谈,赵侠兴愿意帮牙含章办事。于是，牙含章让赵侠兴将陇右工委给黄正清的密信，专程赴夏河送给黄。信中主要讲述全国的形势，介绍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出藏区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光明的出路。希望黄正清站在藏族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慎重考虑往后的何去何从，站到共产党方面来，解放军一定保护他的生命和财产。黄正清收信后，迫于处境艰难,举棋不定,何去何从难以决断。1949年春，陇右工委派中共地下党员常秋英到夏河作争取丈夫、拉卜楞保安副司令张予丰的工作，通过张予丰再来说服动员黄正清。经过常秋英的一番工作，张子丰认清了形势，表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夏河解放做一点贡献，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于是，常秋英返回兰州，向陇右工委作了汇报，陇右工委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吸收张子丰为中共预备党员。后来又派中共地下党员钱平和常秋英，再次到夏河向张子丰宣布党的这一决定，明确张予丰在夏河的工作任务。先是尽力说服黄正清，不要上蒋介石的当，不要动员藏兵抵抗解放军，更不要逃到台湾去（当时陇右工委得到消息，蒋介石派人到夏河，正在煽动黄正清动员拉卜楞的藏兵与解放军对抗，如果失败,蒋介石将派飞机接黄的全家逃往台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湾）；然后尽量争取黄正清率部起义，站到党和人民方面来；最后如果起义办不到，就争取黄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保持中立，解放夏河时不要抵抗，争取和平解放。张子丰接受党的任务后，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努力工作，步步取信于黄。他加紧训练官兵，整顿军纪军容，尽力改善士兵生活。1949年7月浪山节时，张子丰同黄正清在帐篷内促膝交谈，话题从藏族人民的苦难生活到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从红军长征过甘南对藏族人民产生的重大影响，到蒋介石的节节败退，从全国即将解放到夏河的前途。张子丰用肺腑之言耐心开导，使黄正清的思想逐渐明朗。
  1949年7月扶那战役结束后，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解放军由相对优势转为绝对优势。8月22日，解放军一野六兵团攻破马步芳的洮河防线解放了临夏。8月下旬，王震司令员派国民党起义军官李福林和经常来往夏河的临夏商人杨贯一两人，带着致保安司令黄正清的信，从临夏来到夏河。李福林错过了同黄正清的代表，在洒索玛见面商谈的机会，直奔夏河县城，并自作主张地召开会议选举县长和副县长（县长李福林，副县长肖秀山、黄祥，这一做法后来受到王震司令员的纠正）。黄正清在未见李、杨两人的情况下，于8月31日率其保安司令部全体官兵及大部分机关人员，离开夏河县城拉卜楞，撤往阿木去乎地区，致使夏河县内陷入一片混乱。8月31日晚,王震派遗的解放军代表刘育华由卓尼抵达夏河。9月1日，国民党夏河县政府秘书黄宝元给王震司令员呈送报告，着重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本县县长殷裕国于8月27日离县不知去向，地方秩序暂由参议长黄祥维持。二、黄司令正清于8月31日率同司令部全体撤向南番某地，动态不明（地名不详），致使地方空虚,人民慌恐。三、渤海部刘代表育华于8月31日晚由卓尼抵夏，已派专人促黄司令率部返防，并与地方各机关面晤甚洽。刘正在协助地方推行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政令维持治安，市面又书写墙壁标语，且带来大批宣传品张贴。民心较为安定，各机关亦恢复照常工作”。
  王震司令员接到黄宝元的报告后，对夏河当时的局势及时作了分析，并于9月5日复信黄宝元，作了具体指示:"9月2日报告阅悉。现全国解放在即，我军即将进入西宁，大军正穷追溃不成军之马残部，值兹马匪残余已经溃散与向我投降，大西北即将完全解放之际，夏河伪县长殷裕国、伪保安司令黄正清，既不明大义不识时务, 竟先后逃跑，殊属非事。贵秘书与黄议长出面维持,使地方秩序安定,人心不受惊慌，至堪嘉慰，除转告分区负责同志，速派工作团赴贵县商组人民政府外，并与临夏中共地委及专员公署商定由黄祥议长暂代县长，宝元秘书仍任县政府秘书。余皆各守原职，继续维持社会安宁为盼”。王震司令员在复信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保护机关、档案、文卷、工厂、学校、仓库及一切资财等有功者奖，其阴谋破坏或搬运藏匿者，决依情节轻重分别处罚，望转告各公务员工，各安本位，尽力保护，勿使稍有破坏或损失”。信中还表示 “我方代表刘育华现已到达，望共同商洽，速派人召黄正清归来，如其翻然觉悟向本军投诚，只要有利于人民，则保证给予宽大处理，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
  8月31日，夏河藏族进步青年吴振纲经与美武土官杨世杰商量后，以吴振纲为首组成7人代表团，带着从国民党散兵手中缴获的10多支步枪，来到临夏迎接解放军，并晋见王震司令员。王司令员接见后，赞扬杨世杰的进步行为，亲自介绍吴振纲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吴振纲和新华社记者杜鹏程一同返回美武，到达派勒沟时，受到杨世杰带领几百名藏兵的热烈欢迎。吴、杜一行离开美武，经合作、隆哇等地，沿途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于9月17日来到夏河县城。9月1日，黄祥派韩志华、苏国仁、阴景元等前往临夏，表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示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9月初，黄正清也在阿木去乎临时住地，委派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子丰、副官黄立中、欧拉头人俄项3人为代表，前往临夏同人民解放军接头。在临夏，张子丰等人与地委、专署和军管会负责人见了面。牙含章也向临夏地委详细介绍陇右工委过去争取黄正清的工作情况。于是，地委召开由地委书记杨和亭、62军政委兼临夏专员鲁瑞林、副专员牙含章等参加的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夏河和争取黄正清的工作问題。会议决定，派张子丰速去阿木去乎动员黄正清立即返回夏河县域。同时由牙含章和解放军62军186师556团政委张成礼及该团副团长刘光奇，率步兵一管去接管夏河。
  根据王震司令员的复信，夏河县政府于1949年9月12日以祥秘字第一号向各机关、县属乡镇和学校发了代电，其内容是:“一、奉驻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9月5日书略开：已与临夏中共地委及专员公署商定由黄议长暂代夏河县县长；二、暂为维护地方治安计，遂于本月9日到府视事”。这一电文进而安定了社会秩序。9月17日，吴振纲和杜鹏程一行从美武到达夏河后，吴、杜即刻去同黄祥等上层人士接头，转达王震司令员对黄祥等人的问候，并讲述全国的形势及党的民族统战政策。黄祥表示拥护解放军前来解放夏河。9月18日晚,黄正清从阿木去乎返回县城，杜鹏程夤夜去找黄。在黄的住宅里，杜鹏程首先向黄转达王震司令员对他的问候,接着讲述党的民族政策及全国的解放形势，夏河解放在即，希望黄正清从民族大局出发，早日举义。黄表示同意,欢迎解放军前来接管夏河。
  由于陇右地下党的正确领导和夏河各界人士的努力，给和平解放夏河铺平了道路。1949年9月20日，牙含章、张成礼、刘光奇带一营战士来到夏河。他们抵达夏河时,黄正清、黄祥、拉卜楞寺襄佑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达吉等上层人士，国民党夏河县政府各机关人员、参议员、保安司令部全体官兵及夏河各族各界群众近万人，在距县城二三公里的大路两旁夹道欢迎，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黄正清、黄祥、达吉分别代表各界人士，向牙含章和解放军敬献哈达。9月21日，在拉卜楞大夏河南的“柔扎塘”召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牙含章、霍德义、张成礼等在大会上讲话。各族各界群众盼望已久的解放终于实现。藏族群众同解放军一道，用不同的方式热烈欢庆解放，进行赛马、射击、歌舞表演等活动。
  夏河解放后，于9月22日成立县政府，黄祥任县长，张月胜、达吉任副县长。9月24日建立中共夏河县工作委员会，霍德义任工委书记。同时，接管国民党旧政权的机构，把原保安司令部编入新的夏河县民兵司令部，黄祥任民兵司令部司令，霍德义任政治委员，杨世杰、黄文源任副司令，卫德堂任参谋长，吴振纲任政治部主任。夏河县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夏河新时代的开始。
  四、西固（舟曲）起义
  舟曲县位于甘肃省南部，总面积3千多平方公里。东与武都县连界，西同迭部县毗邻，东北与宕昌县接壤，西南和南坪、文县相睦。境内峰峦迭嶂，群山连绵；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甘肃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地区之一。
  解放前夕，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解放了天水、兰州、西宁等重镇。致使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的残军从西安仓惶出逃，龟缩至陕南汉中一带。为加强陇南防务，阻止解放大军入川，国民党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胡宗南于1949年7月组建了陇南分署，委派秘书长赵龙文为分署主任，坐镇武都，统揽一切军政大权，重新部署防线。这时，国民党的溃军、官员和特务均集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中在这一带，企图凭借陇南的崇山峻岭，据险扼守，控制甘肃通往四川的战略要道，阻止解放大军入川，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中共陇南工委（武都地下党）为配合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解放大西南”的战略决策，坚持“放手发展组织，武装工作第一”的原则，积极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促成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军队的起义，以配合解放军主力，打好内线基础，为解放大西南夺取最后胜利，提供有利条件。
  西固（1954年改设为舟曲县）是国民党陇南防线的要塞防地。1949年8月，国民党陇南绥靖行署主任赵龙文察觉第八战区保安团上校副司令孙铁峰，有参与地下党策动武都武装暴动的嫌疑，于是施用调虎离山计，由保安团遣送孙铁峰到西固任县长职务。孙到西固后，在解放大军的压力下，惶感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他看到全国解放的形势，迫在眉睫，于是便选择了投靠解放军的道路。这时, 在兰州的尚佐周和沈溶海，决定去找孙铁峰作试探性的策反起义工作。由于尚与孙之间有特殊的学友关系，谈话中果真不谋而合，于是作了起义的决策。并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扩大武装力量,把原有的一个保安中队再扩增一个，然后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派尚维周到式都寻找地下党员王锐青（王是尚的老师），求得地下党的帮助。8月19日，尚维周在武都高山巩家坪跟王锐青取得联系。王听了汇报后，对尚交待了两个任务：一是要保护好敌伪档案；二是要保护住粮仓。
  在地下党员王锐青的指导下，孙铁峰等人立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他们积极扩充地方武装力量，把全县8个乡镇警卫班的百余人改编为自卫队第二中队,刘奠基、杨为柱任中队长,杨隆基、王丕显、王国泰任分队长。两个中队联合成立自卫大队部，韩庭俊任大队长，刘庆震任警察局长。并从政治上逐步做好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思想工中国共产党甘南历史
  作，即在县城附近消除马步芳溃兵的骚扰侵犯活动。9月上旬，国民党247师李惠民溃军1000余人突然窜进西固城，所到之处欺压百姓，抢劫粮食和牲畜等财物。孙铁峰规劝李惠民不要如此肆意妄为，残害百姓。李不但不听，反而拉拢孙带自卫队、警察投靠他当一名副师长。8月中旬，礼县解放后，王锐青转移到礼县向武都地委汇报工作，并派人去西固与孙铁峰联络起义事项。9月中旬，参加岷县起义的周祥初，也派曹远峰（孙的同学）到西固做争取孙铁峰起义的工作。孙接受了周的意见，表明起义的态度。
  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震撼全国各地时, 孙铁峰等人兴奋异常，想早日宣布起义。但李惠民有1个团的兵力。其装备精良，士兵多有作战经验，李与他的部下又很顽固。孙考虑到，如果以地方两个中队的保安团和警察兵力，举事起义，是难以取胜的，因此暂作息兵之举，待后伺机而动。10月下旬，解放军62军派曹远峰等人来西固疏通孙铁峰，动员其派人修架被敌军烧毁的临江通口桥。孙铁峰与大军联系后，随即修复桥梁，并向解放军首长暗中汇报驻守官厅镇的敌338师兵力和装备情况，请求先派兵解放官亭。10月22日，62军204师5团为大部队开路，分兵两路南进。一路正面直取邓邓桥；一路由杨佐庭等人带路，绕道石家山下青林子截断敌军退路，直插官亭。23日晚，午夜时分,在青林子隐藏的解放军趁敌人酣睡之际，冲进官厅镇，勇冲猛打。敌军闻风丧胆，全部被俘。镇外一个排的敌人听到动静，欲逃跑时也被截获。经过两次激战，官厅镇得到解放。
  这时，李惠民万分惊慌。10月26日下午，李部准备全师南撤, 县政府宴请李及其部下。在吃饭中，李的参谋长附耳私语:''少吃酒，今晚有要事”。宴席结束后，孙铁峰与尚佐周紧急决定准备先发制人，即派兵把东城门打开，又布置人在满城虚张声势，使敌军如热锅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甘南的活动
  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晚7时，自卫大队迅速移至驼岭山城隍庙，驻守营垒，俯视全城。县政府留大队长韩庭俊与李惠民周旋。9时，李请孙铁峰、尚佐周去开会，孙、尚俩人將计就计。李惠民让孙带自卫队、警察撤到南峪。孙对李佯允答应晚12时准时出发。李惠民半夜时分率部提灯蜂拥通过南门桥,至第二天中午，李部过完。孙即派人拆除桥梁，切断了李的后路。李撤至南峪寨发觉孙未来时，又不见自卫队到两河口，自知上当，绝望中将部队部署在白龙江南岸一线，连日派骑兵进城抢粮、抢商号，残害百姓。李并派人四处找孙,但已沓无踪影。而孙却站在东城驼岭尖子石山上，哨兵发觉李部的抢粮队远远而来，急忙报告驼岭山上的自卫队，于是敲响驼岭山城隍庙鼓楼铜钟，城区群众出城躲避。为教训李部，孙铁峰命自卫队在尖子石山上筑起前沿工事，埋设地雷，组织东山民兵挖毁公路、桥梁，严密注视敌军的动向。11月1日凌晨1时,驼岭山龙山寺内灯火通明，群情激愤。孙铁峰率领自卫队及警察300余人举行西固地区的武装起义，宣布彻底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派人送信并电告彭总和62军西固起义的情况。信中说:''雄师西指，解民倒悬，去霓指望，遐尔同心。地处边陲之西固人民，30年以来受尽国民党反动派之剥削压迫,人民负担奇重，实无喘息之余地。铁峰等人不忍坐视民疾，遂率西固军民高举义旗,欢迎解放大军。并正式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统治，在钧座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临电迫急，不胜待命之至”。起义后，他们积极发展壮大队伍，由孙铁峰指挥进行游击活动，扰乱敌军部署。并对来城抢粮的敌骑兵予以打击，同时加强尖子石山的兵力。孙铁峰派自卫队员连夜护送孙玉书、刘化育去下迭洛大，与62军先头侦察部队联络。12月1日上午，李惠民率骑兵逼近尖子石山，自卫队守兵个个磨拳擦掌，严阵以待。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后，起义军居高临下，猛烈开火。东山民兵的滚木、擂石也砸向•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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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群。顿时，长枪、火枪、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连成一片，打得敌 军人仰马翻，损伤大半，仓惶逃命，残敌丢弃的麻袋和大衣等漫山遍 野。起义部队初露锋芒，军心大振。12月3日，62军军长刘忠接到 起义的来电，随即复信，表示祝贺，并通知孙铁峰等到军部开会。孙 考虑到李惠民会伺机报复，由他留守备战，派杨为杞、沈海溶、尚佐 周为代表去军部开会，并晋见军部首长。尚佐周向62军首长作了汇 报。刘军长向他们布置当前应立即着手开展的工作,配合大部队组织人力、物力，搞好支前，协助工兵管尽块修复桥梁和公路。12月4 日，解放军侦察部队桂殿参谋一行，离开今迭部县的洛大乡并与赵 得昌的藏兵队，一齐进驻西固县城。城区人民一片欢腾。5 0，解放 军侦察部队派人协助扼守尖子石山阵地，并在街头张贴宣传标语、 布告等，宣布使用的货币，顿时使市场活跃起来。
  此后，起义部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屡战屡捷，协助大部 队沉重地打击顽敌，支援前方。12月10日，西固县终于解放。县政 府随即成立，李广植任县长，慕锡林任副县长。全县各族人民载歌载 舞，欢庆解放，喜迎解放军进驻县城，开始了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征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