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6年春季，对《海瑞罢官》连续批判，发展成整个社会领域“联系实际”、“揭铁盖子”的深层次批判。舟曲县从机关、学校到厂矿、企事业单位以至农村开展对吴哈、邓拓、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批判。3月，县委向文化单位、县属学校派出工作组，开展“亮思想”运动，后发展为“阶级斗争补课”，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从此，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县，舟曲县首先以文教系统为“革命”重点对象。7月，将全县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民办教师集中到城关小学（现城关一小）搞“文化大革命”。县委事先派出政法干部为主的工作队进驻学校，“指导”教师学习《五・一六通知》和六一《社论》，在教师中排名单，列对象，非法抄家，搜查个人笔记，乱揪“牛鬼蛇神”和“黑帮”。与此同时，县上召开县级单位职工动员大会,声讨、批判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人委干部和县中队战士率先在街头贴出揭露文教战线“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贴满学校校园。批判斗争“牛鬼蛇神”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工作组错误地提出：“用照妖镜照”，“用梦儿箩”，"把妖魔鬼怪一网打尽”。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竟把一些同志生活、工作、思想行为上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平时闲谈玩笑以至个人所抄的古诗、个人心得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当作“黑货”、“黑话”批判；把有历史问题和犯过错误早已改正，组织已作结论的教师和文教干部，也以“不放掉一个坏人”，当作“黑人物”揪出来批斗，以此连续“深挖”、“深揭”，“深批”、“深斗”。教师中11人首先被“批倒”，“批臭”，打成“牛鬼蛇神”。之后，全县即掀起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高潮。期间，近百名职工受到重点批判。重点人物被关进“牛棚”，进行集训改造。
是年12月，全县教师再度集中城关小学，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所有受害者平反，回单位工作。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大串连活动在大、中城市开始。9月上旬，舟曲中学学生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在县城大搞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一时间，摧毁寺观庙宇及其神像，查抄焚烧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古典文史图书；商店的香水、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查封禁售；家庭古典花瓶、种植的花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被砸碎；妇女、姑娘的长辫强迫剪成短发；同时，废除城内各街道及学校等原有名称，换上富于“革命”性的名称。
10月，舟曲中学学生建立全县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大串连的红卫兵组成数支徒步远征小分队，身着黄军装、黄军帽（缀红布领章和五星），戴“红卫兵”袖标，挎黄帆布包，扛上“红卫兵”大旗，分别经武都、西安、延安向北京进发。全县小学生建立“红小兵”组织，在教师带领下，于县内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央通知停止串连，才告终止。
1966年12月6日，从北京串联回来的“东方红”中学（舟曲中学）红卫兵在县城街头贴出“炮轰舟曲县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幅标语。12月9日，全县第一个群众组织“红卫战斗队”在育红小学（城关小学）成立。随后，“延安红卫战斗兵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1967年1月22日，兰州铁道学院串连的“红卫兵”来舟曲“煽风点火”，支持县城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县委，揭发、批判县委书记赵生鹏及县上其他一些领导。此后，县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全县干部职工群众思想处于混乱状态。
三、派性斗争
196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舟曲县人民武装部牵头成立“舟曲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行使县委、县人委职权，对党政实行军管。此后，县城机关“文化大革命”暂处“低潮”。8月12日，“红卫战斗队”在街头贴出几张大字报，就县城地区运动冷清的势态等问题提出12个疑问。这一事件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掀起轩然大波，一场围绕舟曲“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大论战在县城展开。辩论焦点是：谁是“保皇派”？谁在支持“保皇派”？谁是“革命造反派”？“县委主要领导该不该揭发批判”？辩论在机关、学校、部队、街道、家庭随时可见，并从县城发展到农村, 从早到晚，甚至吃饭、睡觉无时不在论战。辩论持续数月之久，形成一场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通过辩论，人们依据对“保皇”与“革命”，“县委书记赵生鹏该批斗或不该批斗”的不同观点，自然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派别。
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大幅标语、油印传单为武器，相互攻击，甚至两派群众集结街道进行舌战，以致后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对立形势。
1967年12月4日，各单位职工学校教师、舟曲中学学生凡持拥护、肯定、赞成 “红卫战斗队”观点的，组织成立“舟曲县八• 一二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八• 一二”）。而与此相反观点的成立“舟曲县靠舵手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靠舵手”）。此后，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和对县委、人委领导干部批斗问题上观点不一，两派群众组织各发表自己的宣言，声明自己的观点。但最终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领导中的“走资派”。各派均派出队员外调回县委书记赵生鹏的假材料，罗列罪名，无限上纲，刑讯逼供，给赵冠以“三反分子”、“叛徒、内奸”的罪名，揪出游街批斗。
1968年3月2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方代表共17人赴合作参加全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
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段时间，派性斗争日渐激烈，逐步升级。
1968年12月8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兰州军区、省革委会举办的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7日正式开学，学习时间40天），主要解决舟曲的派性问题。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后，甘南州革命委员会和支左委员会于3月召集舟曲县两派群众组织、军方代表和领导干部共17人，在合作举行谈判，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会员领导班子。5月3日，两派组织谈判代表基本达成协议，促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联合。
5月24日，在全县19个人民公社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方代表任主任，委员25名，常委11名。县革命委员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
县级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于1968年5〜6月陆续批准成立。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两派群众派性膨胀，继续给“三结合”的党政领导干部罗织罪名。县委和部分县直机关干部被集中审查，下放劳动。原县委副书记王应国等人被诬陷为“反革命二套班子”，遭非法监禁、毒打；一大批部门领导干部被列为赵（生鹏）、王（应国）的所谓“黑帮”、“黑干将”、“亲信”、“爪牙”，“扫地出门”，被监督劳动。
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在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委会于14日发出《关于当前舟曲地区对敌斗争中若干问题决定》，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稳、准、狠地向一小摄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召开千人大会，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口号鼓动下，把有历史问题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以及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又统统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十二级台风”很快刮到基层单位和农村，对揪出的“阶级敌人”轰、拉、打、斗、捆绑、挂牌，“架土飞机”、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关押、批斗、下放劳动，实行群众“专政”。12月，县直机关“清队'；被揪斗的人员交由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学习或劳动改造。后，这些人员大部被分配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群众谓之流放。
这次“清队”，使全县1400名党员、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蒙受不白之冤。
六、批林批孔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提出：批判林彪耍同批判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结合起来。江青集团为扩大自己的权势，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1974年2月，舟曲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各机关单位、职工和学校师生纷纷在街头墙壁专栏中“发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文章，举办批林批孔讲用会，报告会。县委政治部下发2万册铅印《评法批儒材料》等批孔材料，人手一册。运动持续一年之久。
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舟曲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结合前期“教育革命”大辩论，揭摆“右倾翻案风”在本县的表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6年春季，对《海瑞罢官》连续批判，发展成整个社会领域“联系实际”、“揭铁盖子”的深层次批判。舟曲县从机关、学校到厂矿、企事业单位以至农村开展对吴哈、邓拓、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批判。3月，县委向文化单位、县属学校派出工作组，开展“亮思想”运动，后发展为“阶级斗争补课”，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从此，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县，舟曲县首先以文教系统为“革命”重点对象。7月，将全县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民办教师集中到城关小学（现城关一小）搞“文化大革命”。县委事先派出政法干部为主的工作队进驻学校，“指导”教师学习《五・一六通知》和六一《社论》，在教师中排名单，列对象，非法抄家，搜查个人笔记，乱揪“牛鬼蛇神”和“黑帮”。与此同时，县上召开县级单位职工动员大会,声讨、批判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人委干部和县中队战士率先在街头贴出揭露文教战线“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贴满学校校园。批判斗争“牛鬼蛇神”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工作组错误地提出：“用照妖镜照”，“用梦儿箩”，"把妖魔鬼怪一网打尽”。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竟把一些同志生活、工作、思想行为上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平时闲谈玩笑以至个人所抄的古诗、个人心得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当作“黑货”、“黑话”批判；把有历史问题和犯过错误早已改正，组织已作结论的教师和文教干部，也以“不放掉一个坏人”，当作“黑人物”揪出来批斗，以此连续“深挖”、“深揭”，“深批”、“深斗”。教师中11人首先被“批倒”，“批臭”，打成“牛鬼蛇神”。之后，全县即掀起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高潮。期间，近百名职工受到重点批判。重点人物被关进“牛棚”，进行集训改造。
是年12月，全县教师再度集中城关小学，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所有受害者平反，回单位工作。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大串连活动在大、中城市开始。9月上旬，舟曲中学学生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在县城大搞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一时间，摧毁寺观庙宇及其神像，查抄焚烧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古典文史图书；商店的香水、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查封禁售；家庭古典花瓶、种植的花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被砸碎；妇女、姑娘的长辫强迫剪成短发；同时，废除城内各街道及学校等原有名称，换上富于“革命”性的名称。
10月，舟曲中学学生建立全县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大串连的红卫兵组成数支徒步远征小分队，身着黄军装、黄军帽（缀红布领章和五星），戴“红卫兵”袖标，挎黄帆布包，扛上“红卫兵”大旗，分别经武都、西安、延安向北京进发。全县小学生建立“红小兵”组织，在教师带领下，于县内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央通知停止串连，才告终止。
1966年12月6日，从北京串联回来的“东方红”中学（舟曲中学）红卫兵在县城街头贴出“炮轰舟曲县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幅标语。12月9日，全县第一个群众组织“红卫战斗队”在育红小学（城关小学）成立。随后，“延安红卫战斗兵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1967年1月22日，兰州铁道学院串连的“红卫兵”来舟曲“煽风点火”，支持县城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县委，揭发、批判县委书记赵生鹏及县上其他一些领导。此后，县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全县干部职工群众思想处于混乱状态。
三、派性斗争
196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舟曲县人民武装部牵头成立“舟曲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行使县委、县人委职权，对党政实行军管。此后，县城机关“文化大革命”暂处“低潮”。8月12日，“红卫战斗队”在街头贴出几张大字报，就县城地区运动冷清的势态等问题提出12个疑问。这一事件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掀起轩然大波，一场围绕舟曲“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大论战在县城展开。辩论焦点是：谁是“保皇派”？谁在支持“保皇派”？谁是“革命造反派”？“县委主要领导该不该揭发批判”？辩论在机关、学校、部队、街道、家庭随时可见，并从县城发展到农村, 从早到晚，甚至吃饭、睡觉无时不在论战。辩论持续数月之久，形成一场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通过辩论，人们依据对“保皇”与“革命”，“县委书记赵生鹏该批斗或不该批斗”的不同观点，自然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派别。
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大幅标语、油印传单为武器，相互攻击，甚至两派群众集结街道进行舌战，以致后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对立形势。
1967年12月4日，各单位职工学校教师、舟曲中学学生凡持拥护、肯定、赞成 “红卫战斗队”观点的，组织成立“舟曲县八• 一二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八• 一二”）。而与此相反观点的成立“舟曲县靠舵手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靠舵手”）。此后，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和对县委、人委领导干部批斗问题上观点不一，两派群众组织各发表自己的宣言，声明自己的观点。但最终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领导中的“走资派”。各派均派出队员外调回县委书记赵生鹏的假材料，罗列罪名，无限上纲，刑讯逼供，给赵冠以“三反分子”、“叛徒、内奸”的罪名，揪出游街批斗。
1968年3月2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方代表共17人赴合作参加全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
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段时间，派性斗争日渐激烈，逐步升级。
1968年12月8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兰州军区、省革委会举办的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7日正式开学，学习时间40天），主要解决舟曲的派性问题。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后，甘南州革命委员会和支左委员会于3月召集舟曲县两派群众组织、军方代表和领导干部共17人，在合作举行谈判，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会员领导班子。5月3日，两派组织谈判代表基本达成协议，促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联合。
5月24日，在全县19个人民公社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方代表任主任，委员25名，常委11名。县革命委员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
县级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于1968年5〜6月陆续批准成立。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两派群众派性膨胀，继续给“三结合”的党政领导干部罗织罪名。县委和部分县直机关干部被集中审查，下放劳动。原县委副书记王应国等人被诬陷为“反革命二套班子”，遭非法监禁、毒打；一大批部门领导干部被列为赵（生鹏）、王（应国）的所谓“黑帮”、“黑干将”、“亲信”、“爪牙”，“扫地出门”，被监督劳动。
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在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委会于14日发出《关于当前舟曲地区对敌斗争中若干问题决定》，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稳、准、狠地向一小摄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召开千人大会，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口号鼓动下，把有历史问题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以及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又统统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十二级台风”很快刮到基层单位和农村，对揪出的“阶级敌人”轰、拉、打、斗、捆绑、挂牌，“架土飞机”、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关押、批斗、下放劳动，实行群众“专政”。12月，县直机关“清队'；被揪斗的人员交由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学习或劳动改造。后，这些人员大部被分配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群众谓之流放。
这次“清队”，使全县1400名党员、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蒙受不白之冤。
六、批林批孔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提出：批判林彪耍同批判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结合起来。江青集团为扩大自己的权势，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1974年2月，舟曲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各机关单位、职工和学校师生纷纷在街头墙壁专栏中“发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文章，举办批林批孔讲用会，报告会。县委政治部下发2万册铅印《评法批儒材料》等批孔材料，人手一册。运动持续一年之久。
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舟曲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结合前期“教育革命”大辩论，揭摆“右倾翻案风”在本县的表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