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有的运动，顺应时代发展规律，非常必要。由于具体政策、方法正确，有利于社会和人民；有的运动则缺乏客观必要性，错误地估计形势，脱离客观实际超前发展，而且 “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使指导方针产生偏差，造成严重后果，可供后人借鉴。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吸取过去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志以《决议》为准绳，对舟曲县解放后40年所进行的部分重大政治运动，设专节集中予以记述。
  第一节镇压反革命
  1950年初，县境国民党残余势力及一些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仇恨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对抗，妄图推翻人民政权。县委根据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宣传动员全县各族各界人民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7月2日，在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分发114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1万余份。宣传部门组织人力绘制反革命罪行漫画57张，印刷《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不法地主条例》小册子17份，编印《镇反通俗讲话》100本；举办反革命分子罪行展览会，在各区、乡村巡回展出，观展群众7000余人，有2131人联名书写揭发材料170余份。查获反革命分子匿藏的一批枪支、弹药，捕获"一贯道"、“十兄弟会"等反革命组织及反动会道门首要分子。
  这次运动，对査获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视其罪恶轻重，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以及劳役的共103名，其中有x x名首恶分子处以极刑。给予其他处分的21名。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活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第二节减租反霸
  解放前，在长期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利用雇工、地租、高利贷残酷剥削贫下中农。他们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迫使许多农民濒临绝境。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2〜4月，中共西固县委、县人民政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省委关于全省土改的部署，抽调110名干部分赴城关、沙湾、官亭3区8乡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运动。宣传发动劳动群众，査租田，算剥削，初定成份，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废除373户初划地主的债务，削弱202户富户的剥削量，按“二五减租” （25%）,减回租子计粮食约694.313石（合17.36万公斤），有2813户贫苦农民分得胜利果实。
  减租反霸进入开展诉苦、斗争地主恶霸阶段。个别不法地主转移财产，隐藏租约，采取金钱收买等手段，对抗减租。工作组召开诉苦大会，发动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对恶霸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清算血债。第一阶段减租反霸斗争运动于是年底结束。这一运动的胜利进行，为1952年春季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为贯彻民族地区“慎重稳定”的土改工作方针，结合西固县民族地区的实际，县委、县政府对武坪自治区的那下、磨儿里、武坪、八楞乡及峰迭区的巴藏共5个乡（占全县25个乡的20%）未进行土改，只进行减租减息。从1952年2月开始，抽调59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乡，历时一个半月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份，查清出租田地，计算剥削量，开展说理斗争，减租减息、清理债务，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建立发展农会、民兵、妇女、青年等组织，整顿乡、村人民政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开展群众自由借贷和生产运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由此，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加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期间，共划地主成份47户，富农78户，中农1199户，贫农1379户，雇农434户，其他37户。査明5个乡140户出租土地，共计3391亩，按“二五减租”政策，共减租子9.69万公斤。减租斗争后期，自由借贷粮食6.62万公斤，马铃薯4930公斤，人民币100万元（旧币），解决937户农民春荒及所缺籽种。2731人自动组织起404个变工组。减租减息斗争中涌现出积极分子427名，提拔村干部412名。农村政权得到巩固。
  由于长期反动统治及宗教势力的影响，这些地区部分群众工作基础差，阶级意识不强，给地主阶级和个别上层人士以可乘之机。这些人反对在本地区实行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解放初的两年中曾几次组织上访团，赴省要求划归卓尼管辖，直至武坪自治区成立后仍有上访活动。减租减息斗争前，他们造谣破坏，拉拢干部，恐吓、威胁群众，企图维持他们的统治权益。
  第三节土地改革
  1951年9月，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后，确定土改在藏族乡以外的区乡进行。土改运动自始至终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每期土改经历宣传党的政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划定成份，没收财产，分配土地，健全组织，改选乡村干部等步骤。
  土改对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地主召开大小斗争会81次，参加斗争群众35710人 （次）。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登台“吐苦水”，控诉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人民政府对罪大恶极的少数地主分子判处死刑，就地枪决。另外判处有期徒刑77名。
  土改中成立妇女联合会和生产、治安委员会，清洗混入人民政权中的不纯分子。吸收农会会员24691名（妇女11033名，占总人口的37%）,农会干部3523名；涌现积极分子1545名，培养骨干692名，其中部分骨干担任乡，村干部，充实加强民兵组织。
  为使土地改革运动万无一失，1952年10月与1952年12月~1953年2月进行两次土地改革复查。第一次纠正错划和漏划的阶级成份。二次复査从12月25日开始，对错划的9户地主，8户半地主，34户富农，7户小土地出租，2户游民的阶级成份进行改定。
  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农村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广大劳动人民从此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第四节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11冃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西固全县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热潮。
  1951年春，西固县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献出自己优秀的儿女。出现父送子、妻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短期内有186名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
  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不久，成立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西固县抗美援朝分会，区、乡、村及各机关、学校、亦相继建立抗美援朝组织，运用壁报、黑板报、漫画、传单及文艺公演、报告演讲等多种形式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全县掀起订立“爱国公约”热潮，努力增产节约；自愿组织成帮工队、代耕队，帮助烈、军属生产，解决种子、燃料等困难。1951年3月，县抗美援朝分会组织全县人民开展和平签名运动，机关、农村、学校普遍设立签名站，签名人数达3.3万人。5月1日县城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有5200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与会群众手持彩旗、标语，高呼口号，表达对美帝侵略行径的极大愤慨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投入“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共捐献人民币2.6亿元（合新币2.6万元。内含银元2760元，折价），白银81.5两，色银（首饰）166.5两，色金（戒指）26钱，麝香5个；同时在全县青少年和妇女中开展向志愿军写慰问信、做慰问袋的活动，全县写慰问信230封，做慰问袋1389个。
  第五节“三反”、“五反”运动
  解放初，由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部分职工在思想、作风诸方面出现贪污、浪费犯罪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地危害着国家经济建设。1951年12月下旬，西固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 “三反"运动。
  全县各级党政干部集中参加“三反”运动。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发动群众，交待政策，帮助领导检査官僚主义，揭发贪污浪费问题；第二阶段自觉坦白，检举揭发、清仓查帐；第三阶段边査、边立案，对较大的贪污分子追赃立案处理。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斗争重点集中于贪污盗窃分子，谓之集中火力打“老虎”，运动持续到1952年8月结束。全县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244名，占全县干部总数266名的93.84%,其中够“老虎”的10名。贪污百万元（合新币100元）以上的51名，占干部总数的19.6%；百万元以下的157名，占干部总数的71%,计贪污金额37543.1万元（合新币37543.1元），已退赃款10574.9万元。贪污人员中，区长以上干部19名，科员122名，乡级干部31名，党员干部32名，团员干部63名；刑事处理9名，开除公职16名，撤职10名，降职5名，警告12名，记过21名，免予处分91名。
  初期，工作细致、重事实、重证据，启发有问题的干部自觉坦白交待，运动进展健康.到了中期，由于武都地委给西固县硬性分配打“老虎”的数目，规定按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因而领导思想上产生单纯完成任务的急躁情绪。随之，运动采取“疲劳战"、“车轮战”的办法，昼夜不停，施行逼、供、信，出现违反政策的作法，因而运动中被打的“老虎”有2人自杀。在最后处理定性过程，以上错误做法得到纠正，平反大部分错案。
  继“三反”运动之后，县委派出工作组又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后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处理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基本原则，对个别不法工商户分别作出处理，使工商户守法经营，积极改造。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教育和挽救了一些干部，使广大干部在以后二十几年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
  第六节.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中共西固县委领导全县翻身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2843个常年互助组。1955年，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是年, 全县加入初、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9.6%。1956年农民人社形成高潮，入社农户增长到94.6%,全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由于农业社发展速度过快，干部缺乏管理经验，加之物质条件不足和受“左”的思想影响，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部分群众生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第七节肃反运动
  1956年11月~195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精神，县委成立肃反领导小组，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工商业中开展肃反运动。全县参加运动的217个单位，8263名人员中，对3427人摸底排队，初步查出嫌疑对象109名，其中坪定乡上升为肃反对象的45名。全县专案审查对象91名，其中以社会“肃反”捕办24名，畏罪自杀1名，内部定案为反、坏分子的24名，系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下降的32名，转公安部门的反革命嫌疑分子10名。
  运动中清除国民党区分部、中统特务通讯组，清乡委员会情报小组，防奸保密小组等10个反动组织，骨干分子35名和一般成员82名，还清查出56名普通反革命分子和20名刑事犯罪分子。
  这次运动收到检举材料109份，贴出大字报7376张，建立1183人的人事档案材料，查清了272人的一般政治历史疑案，并作出结论；建立健全人事保卫制度，禁止通过私人关系安插人员的作法。运动中涌现出1405名积极分子，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1%；同时接收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训练吸收55名专职干部，并将14名优秀干部选拔到科级以上领导岗位。第八节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共中央为使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现主义的整风运动。县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整风办公室，于7月开始整风运动，全县有721名干部参加整风。
  整风运动过程分学习文件，端正思想；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对照检查；全面整改、健全制度和进行思想组织建设等4个阶段进行，采用大鸣、大放与大字报揭发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动员职工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批评意见，向党政部门和一些领导干部就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民族主义等方面的错误表现提岀3913条批评意见。除个别属攻击性言论或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外，绝大多数是有益的批评意见。
  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指示，全县运动即由党内整风转入公开地反右派斗争。7月，县上利用中小学暑假召开全县教师会议, 首先在教育系统展开反右派斗争。县委、县人委主管领导亲临督战，动员教师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式揭批所谓右派言论，重点批斗6名右派分子。此后, 紧接着在全县党政、企事业干部中全面展开反右派斗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召开区、乡和县级机关单位负责人整风紧急会议，号召各级领导带头鸣放，引发大规模的群众反右派斗争运动，使一些向县委和各级领导在整风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政干部蒙受不白之冤。反右派斗争持续到1958年7月。
  这次反右派斗争运动，发动群众张贴大字报5880张，共揭发批判右派69名 （后定为64名）。其中定为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阶级异已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有44名，余皆属“右派”。对上述人员处理降级降薪的15名，留用察看的3名，被监管生产的6名，劳动教养4名，开除公职2名，免予处分2名，余戴帽改造。1958年11月〜1959年1月，全县进行整风补课，参加这一运动的干部322名，揭出有 “问题”干部238名，被批判斗争50名，县长陈生泰在运动中被致死。
  这次全县整风反右斗争，回击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猖狂进攻，在党内和人民中间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造成不幸后果。对干部帮助党整风所提出的大量有益意见不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用“左”的方法划定框框，以左、中、右硬性排队，无限上纲，使斗争扩大化.第九节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
  在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8日发布《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就合作化优越性等问题进行大辩论；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共舟曲县委于10月底在城关、大川两区进行。第一期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历时40天，辩论内容以中央指示的合作化优越性、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与法制等为主，并结合本地突出问题。两区参加大辩论的群众10980名，辩论中提出各种意见8668条。
  11月11日〜12月底，全县工商界87名从业人员和63名家属参加了辩论，将1人划为右派分子，3人定为“坏分子”。
  12月27日，第二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在武坪、联合两区的15个乡和洛大、坪牙、阳山3个自治乡开始，历时51天。
  这次农村大辩论同样扩大化，斗争375人，批判900人，逮捕128人。
  第十节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195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全国工业、农业、文教、卫生及各行各业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舟曲和全国一样，全县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跨入 “共产主义天堂”，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各生产大队、小队建立公共食堂；为超英赶美，全县一江两河沿岸、山前山后建起成百上千座土髙炉，数万人会战，大炼钢铁，炼出一堆堆小山似的“烧结铁”，庄稼烂在地里。全县人民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一、工业大跃进
  大办工厂5月19日县委召开工业会议，提出“苦战三年，彻底改变舟曲面貌, 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战斗口号。7月4日，中共舟曲县委发出《关于当前大办地方工业的紧急指示》，全县一哄而起，掀起办建厂矿热潮.县、乡、机关单位、学校、农业社、商店职工群众短期内办起钢铁、砖瓦、陶瓷、水泥、耐火材料、磁铁、采煤等厂（场）矿557个。是年，《甘南报》曾载文虚夸地报道：“舟曲人民干劲冲天，分秒必争，快马加鞭，追赶临潭。全县4天建厂（场）4933个，工业产值达到了3625万元”。这些厂矿普遍存在原材料严重不足，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生产技术落后，土法上马，采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生产方式，产品质量低劣，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生产也无以为继，形成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不久纷纷下马。是年底，除炼铁厂以外，其他厂（场）产值为210万元。
  大炼钢铁中共中央提出以钢纲。1958年钢铁产量翻番，全国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甘肃省的任务是30万吨铁、10万吨钢。舟曲县属全省24个钢铁冶炼县之一，州委下达舟曲炼铁任务是25万吨，大力推行小、土、群运动（小高炉、土法炼铁炼钢、群众运动）的方针。要求建土炉1080个，平均3户1炉。8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分配8月份建炉及生产任务的紧急通知》，并于是日在舟曲召开有夏河、临潭、卓尼三县代表参加的以钢铁冶炼工业为中心的现场会议。8月21日，县委发出《大搞冶炼工业的指示》，要求书记挂帅，动员全民投入冶炼钢铁运动。5天内，全县建成土高炉77个，投产2个，炼铁3200公斤。9月10日县委提出号召：“全民总动员，男女齐上阵，苦战十昼夜，建成千炉县”，口号是“全民上阵，大搞冶炼，一斤不少，一天不延”。经过10昼夜苦战，实现“千炉县”。为完成冶炼任务，县委于9月12日召开20个小时的各级党委书记、县办各厂负责人会议，以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进行思想交锋。10月，县委转发州委书记马宗瀛到磨沟等处炼铁厂调查所写的情况报告，成立由9人组成的磨沟炼铁厂党委会，将1000多名民工编为运矿、运燃料、运炭、突击、建炉等6个连，分配该厂当年炼铁任务1120吨。其后，为确保舟曲冶炼任务完成，依照省委指示成立舟（曲）、岷（县）、宕（昌）三县指挥部，马宗瀛任总指挥。岷县、宕昌抽调2.5万名劳力支援舟曲，舟曲县抽调劳力4.12万人，组成30个战斗团（其中舟曲15个团）分赴全县各炼铁工地。省委抽调省级机关18名干部和技术人员，与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和西北师院、铁道学院等19所大专院校790名师生到舟曲各铁厂参加劳动，解决炼铁技术向题。省委副书记高健军、焦善民先后到舟曲炼铁工地调查了解大炼钢铁情况。是年底，参加舟曲大炼钢铁的农村劳动力有1.98万人，先后共建各种炼铁炉2.1万个，据浮夸统计：炼生铁1.8万吨，烧结铁9442吨，炼“钢”2655吨。舟曲大炼钢铁所生产出来的 “钢"、"铁”遍布白龙江、拱坝河沿岸公路旁及各山沟内迤遮数百里。为大炼钢铁提供燃料砍伐掉大片的原始森林，拆掉许多名胜古迹，砸碎几十口古钟。是年全县农村因强壮劳力被调进炼铁厂，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回来，损失很大。
  二、农业大跃进
  高产“卫星田”——虚报浮夸风在舟曲刮起
  1958年6月中旬，甘肃省委要求全省农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学习河南等省 “高产卫星”经验，普遍开展“亩产粮食平均600公斤运动”，8月20日，中共舟曲县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1959年“卫星田”的通知》，要求1959年要完成小麦亩产25万斤的1亩，6万斤的10亩，2.5万斤的5亩，1万斤的15亩；亩产马铃薯50万斤的1亩，10万斤的2亩，5万斤15亩，万斤籽棉2亩。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年上报全县农业数字，播种21万亩，亩产155公斤，总产3425万公斤，全县人均425.5公斤。也是大大夸张后的数字，亩产和总产分别占1958年浮夸数字的63%、52.9%。
  人民公社化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8日甘肃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指示各县进行人民公社试点。舟曲全县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热潮，将原来小社在一月多时间并为大社，直接合并成人民公社。后期，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反封建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一步登天”，实现人民公社化。按“一大二公”的要求，全县由原来17个乡并为9个人民公社。公社下设管理区，管理区下设生产大队，大队之下又设几个生产队。9月21日，舟曲成为全省最先实现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化县份之一。在管理及分配上，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在全县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过多地搞义务劳动，把生产队以至社员一些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
  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供给制，大办集体食堂。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相当于现在一个村民小组）建立一个食堂。最初全队社员按时集体上工、集体就餐，实行吃饭不要钱制度，食堂吃饭有浪费现象，全县共建公共食堂671个。不久，实行定量供应，最初每人日均一斤粮。后，定量逐渐下降，最低时每人每日四、五两。其后连最低定量也无法维持，许多农民因此患浮肿病而死亡，公共食堂不得不于1961年夏停办。
  三、文教卫生大跃进
  除四害讲卫生运动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3月，全县人民总动员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一齐岀动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提倡讲卫生，消灭危害当地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公社生产队、机关单位、学校纷纷制定卫生公约。全县年终统计：灭鼠12.45万只，灭雀4.15万只，灭蝇1.43万两，灭蚊240两。
  文化县建设1958年7月17日，《甘肃日报》报道，继临洮县成为甘肃省第一个“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全面跃进”的文化县之后，又有舟曲等县也宣布实现“文化县”，形成一个完整的“工农业余教育网、学校教育网、科学研究网、卫生保健网、文化宣传网”。这是当时盛行的高指标、浮夸风在舟曲的又一种表现。1958年，全县开展扫盲运动，各社村普遍办起夜校、识字班，村口、田间、街道巷口设置“识字板”。一中师生在搏峪、拱坝、铁坝等少数民族地区帮助扫盲，上报脱盲人数1.乃万人（浮夸）。另外，在“大跃进”形势下，全省出现县办大学热潮。1958年夏，舟曲也办起一所“工业大学”，向县内及甘南、陇南各县贴出“招生广告”，设采矿、冶炼两个专业，当年招生40名，校址设在瓜咱坝。在大炼钢铁高潮中，师生一律参加运输矿石、建土高炉炼铁。学校开办不久即行撤销。随“大跃进”应运而生的还有舟曲中学附设干部业余大学1所，学员79名，因流于形式而解散；工农业余学院两所,学员200余名；业余技校30多所，学生4000多名，其实没有教师和学生，徒有虚名。第十一节平息叛乱与反封建斗争
  1958年初，正当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州内少数反动分子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叛乱势态已发展到舟曲部分地区。3月，300余名被胁迫欺骗参与叛乱的群众在叛乱头目唆使下，抢劫、烧焚巴藏商店，并企图攻打县城。叛乱武装所到之处，烧、抢国家财产，以最残忍和野蛮的手段，杀害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公开以“坚决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杀光地方干部，赶走解放军，推翻人民政府”为行动口号。在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际，全县1570多名民兵和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剿匪战斗及支前活动。是年底，彻底平息县内叛乱。王魁等47名同志光荣献出自己宝贵生命，另有54名同志负伤致残。
  平叛结束后，本县在藏族地区进行反封建特权和根除压迫剥削制度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使广大藏族人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其性质是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平息叛乱和反封建斗争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平叛斗争和反封建斗争有扩大化错误；同时，反封建斗争没有认真区分正当的宗教活动，民族风俗习惯同封建宗教特权和残酷剥削制度的界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划分“叛区”（曲瓦沟、黑峪沟）、“预叛区”（插岗、拱坝、铁坝地区），提出“先发制敌”、“把反革命叛乱消灭在预谋阶段”等错误口号；搞逼、供、信，发生错捕，错判、错斗等倾向。使错捕错斗的一些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蒙受不白冤屈，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
  对于1958年平叛、反封建扩大化问题，60年代初，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和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行过纠正，但不十分彻底。
  第十二节“反右倾”斗争
  1959年9月，中共龙迭县委向全县党员传达《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后传达到党外。又根据省委指示，县级机关按系统，基层以公社为单位，组织干部反复学习《决议》，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开展鸣放交心（向党说老实话）；同时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揭批右倾言论，对揭得不深4个公社的书记和社长调县批斗，县委常委卫德堂等4人因“右倾错误”受到批判。
  这次“反右倾”斗争把向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当作“反党”、“反对领导”，如实反映群众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作“否定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在反右倾运动中，斗争批判和处分一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支持浮夸风和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全县反右倾运动揭发批判认为属“四大问题”（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领导）的有78名（重点批判30名），其中44名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批判，13名作定性处理，内5名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4名被定为严重右倾。另外，定蜕化变质分子和坏分子各1名；其他定性2名。定性后开除党籍5名，留党察看1名，撤消党内职务4名，撤销行政职务3名。1962年1月后，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对“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处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44名干部，甄别平反34名。余于1963年3月前全部甄別平反。
  第十三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中央“双十条”（《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修正草案》为《后十条》）精神，1963年舟曲县委在坪定公社先锋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1964年初成立县委社教工作团，设立社教办公室。3月开始在南峪公社及所属生产队进行社教试点和部分公社的大队进行第一期面上社教。
  社教运动分五步进行：宣传“双十条”，访贫问苦，提高干部思想认识，“下楼”、“放包袱”、“洗手洗澡”；发动群众，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检查“六十条”贯彻情况，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掀起“四清”高潮；纠正单干、开展对敌斗争；评选“五好干部”、“五好社员”，总结“社教”工作。
  社教试点和第一期面上社教分别于5月和8月结束。到会听中央文件的群众占93%。期间，放包袱社队干部1967名。清查交待问题的8811名，其中贪污盗窃1820名，投机倒把114名，不执行政策的194名，阶级路线不清的444名，多吃多占的1602名，单干223名，瞒产私分的324名，挪用集体粮款的1155名，违法乱纪的528名，搞迷信活动的16名，搞打击报复的8名，铺张浪费的142名，其他方面的1957名；清出贪污盗窃现金约4万元，粮食（包括粮票）29.02万公斤，工分3.9万分，布票（包括棉布）1058公尺，棉票（包括棉花）242.3公斤，木料1084根，各种家俱2437件，衣服25件，羊324只，鸡327只，猪21头，火枪4支等。经教育退赔现金6311.59元，粮食8163公斤，工分3665分，布票（棉布）839尺，棉票（棉花）103斤，木料99根，家俱412件，肥料3500公斤，肉14公斤，皮张15,羊毛7.5公斤，衣服10件，手表1只。收回多划自留地3746亩，开荒地6641亩，园子313亩，借种二荒地107亩，隐瞒地907亩（合计1.17万亩）及规定自留羊1149只，自留树1347棵。
  9月，中央发布《后十条》修正草案，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省农村路线教育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11月下旬起，县委即按省委通知，抽调46名脱产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省上在张掖地区进行的社教运动。
  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委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改县委社教团为“四清”办公室。2月，在全县展开“四清”运动。8月，县上又抽调57名脱产干部和35名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州委在临潭县进行的“四清运动”。
  “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因而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社教后，对92.8%的农村“四不清”干部宣布解放，仅把粮食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运动的损失。
  第十四节“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6年春季，对《海瑞罢官》连续批判，发展成整个社会领域“联系实际”、“揭铁盖子”的深层次批判。舟曲县从机关、学校到厂矿、企事业单位以至农村开展对吴哈、邓拓、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批判。3月，县委向文化单位、县属学校派出工作组，开展“亮思想”运动，后发展为“阶级斗争补课”，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从此，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县，舟曲县首先以文教系统为“革命”重点对象。7月，将全县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民办教师集中到城关小学（现城关一小）搞“文化大革命”。县委事先派出政法干部为主的工作队进驻学校，“指导”教师学习《五・一六通知》和六一《社论》，在教师中排名单，列对象，非法抄家，搜查个人笔记，乱揪“牛鬼蛇神”和“黑帮”。与此同时，县上召开县级单位职工动员大会,声讨、批判教师中的“牛鬼蛇神”，人委干部和县中队战士率先在街头贴出揭露文教战线“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贴满学校校园。批判斗争“牛鬼蛇神”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工作组错误地提出：“用照妖镜照”，“用梦儿箩”，"把妖魔鬼怪一网打尽”。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竟把一些同志生活、工作、思想行为上的缺点错误和一些平时闲谈玩笑以至个人所抄的古诗、个人心得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当作“黑货”、“黑话”批判；把有历史问题和犯过错误早已改正，组织已作结论的教师和文教干部，也以“不放掉一个坏人”，当作“黑人物”揪出来批斗，以此连续“深挖”、“深揭”，“深批”、“深斗”。教师中11人首先被“批倒”，“批臭”，打成“牛鬼蛇神”。之后，全县即掀起批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高潮。期间，近百名职工受到重点批判。重点人物被关进“牛棚”，进行集训改造。
  是年12月，全县教师再度集中城关小学，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所有受害者平反，回单位工作。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大串连活动在大、中城市开始。9月上旬，舟曲中学学生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在县城大搞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运动。一时间，摧毁寺观庙宇及其神像，查抄焚烧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古典文史图书；商店的香水、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查封禁售；家庭古典花瓶、种植的花卉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被砸碎；妇女、姑娘的长辫强迫剪成短发；同时，废除城内各街道及学校等原有名称，换上富于“革命”性的名称。
  10月，舟曲中学学生建立全县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大串连的红卫兵组成数支徒步远征小分队，身着黄军装、黄军帽（缀红布领章和五星），戴“红卫兵”袖标，挎黄帆布包，扛上“红卫兵”大旗，分别经武都、西安、延安向北京进发。全县小学生建立“红小兵”组织，在教师带领下，于县内串连，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央通知停止串连，才告终止。
  1966年12月6日，从北京串联回来的“东方红”中学（舟曲中学）红卫兵在县城街头贴出“炮轰舟曲县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大幅标语。12月9日，全县第一个群众组织“红卫战斗队”在育红小学（城关小学）成立。随后，“延安红卫战斗兵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1967年1月22日，兰州铁道学院串连的“红卫兵”来舟曲“煽风点火”，支持县城群众组织把斗争锋芒指向县委，揭发、批判县委书记赵生鹏及县上其他一些领导。此后，县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全县干部职工群众思想处于混乱状态。
  三、派性斗争
  196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舟曲县人民武装部牵头成立“舟曲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行使县委、县人委职权，对党政实行军管。此后，县城机关“文化大革命”暂处“低潮”。8月12日，“红卫战斗队”在街头贴出几张大字报，就县城地区运动冷清的势态等问题提出12个疑问。这一事件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掀起轩然大波，一场围绕舟曲“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大论战在县城展开。辩论焦点是：谁是“保皇派”？谁在支持“保皇派”？谁是“革命造反派”？“县委主要领导该不该揭发批判”？辩论在机关、学校、部队、街道、家庭随时可见，并从县城发展到农村, 从早到晚，甚至吃饭、睡觉无时不在论战。辩论持续数月之久，形成一场空前规模和异常激烈的大论战。
  通过辩论，人们依据对“保皇”与“革命”，“县委书记赵生鹏该批斗或不该批斗”的不同观点，自然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派别。
  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以大字报、大幅标语、油印传单为武器，相互攻击，甚至两派群众集结街道进行舌战，以致后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对立形势。
  1967年12月4日，各单位职工学校教师、舟曲中学学生凡持拥护、肯定、赞成 “红卫战斗队”观点的，组织成立“舟曲县八• 一二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八• 一二”）。而与此相反观点的成立“舟曲县靠舵手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靠舵手”）。此后，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和对县委、人委领导干部批斗问题上观点不一，两派群众组织各发表自己的宣言，声明自己的观点。但最终把斗争矛头直指县委领导中的“走资派”。各派均派出队员外调回县委书记赵生鹏的假材料，罗列罪名，无限上纲，刑讯逼供，给赵冠以“三反分子”、“叛徒、内奸”的罪名，揪出游街批斗。
  1968年3月2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方代表共17人赴合作参加全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
  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段时间，派性斗争日渐激烈，逐步升级。
  1968年12月8日，舟曲两派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兰州军区、省革委会举办的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7日正式开学，学习时间40天），主要解决舟曲的派性问题。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后，甘南州革命委员会和支左委员会于3月召集舟曲县两派群众组织、军方代表和领导干部共17人，在合作举行谈判，协商成立“三结合”的舟曲县革命委会员领导班子。5月3日，两派组织谈判代表基本达成协议，促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联合。
  5月24日，在全县19个人民公社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舟曲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军方代表任主任，委员25名，常委11名。县革命委员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
  县级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于1968年5〜6月陆续批准成立。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两派群众派性膨胀，继续给“三结合”的党政领导干部罗织罪名。县委和部分县直机关干部被集中审查，下放劳动。原县委副书记王应国等人被诬陷为“反革命二套班子”，遭非法监禁、毒打；一大批部门领导干部被列为赵（生鹏）、王（应国）的所谓“黑帮”、“黑干将”、“亲信”、“爪牙”，“扫地出门”，被监督劳动。
  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6月，在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委会于14日发出《关于当前舟曲地区对敌斗争中若干问题决定》，提出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稳、准、狠地向一小摄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召开千人大会，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口号鼓动下，把有历史问题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以及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又统统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十二级台风”很快刮到基层单位和农村，对揪出的“阶级敌人”轰、拉、打、斗、捆绑、挂牌，“架土飞机”、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关押、批斗、下放劳动，实行群众“专政”。12月，县直机关“清队'；被揪斗的人员交由本单位“革命群众”监督学习或劳动改造。后，这些人员大部被分配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群众谓之流放。
  这次“清队”，使全县1400名党员、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蒙受不白之冤。
  六、批林批孔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提出：批判林彪耍同批判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结合起来。江青集团为扩大自己的权势，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1974年2月，舟曲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各机关单位、职工和学校师生纷纷在街头墙壁专栏中“发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文章，举办批林批孔讲用会，报告会。县委政治部下发2万册铅印《评法批儒材料》等批孔材料，人手一册。运动持续一年之久。
  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舟曲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结合前期“教育革命”大辩论，揭摆“右倾翻案风”在本县的表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