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拉卜楞藏区（即今夏河县，玛曲县全部，碌曲县之一部分），商业发端久远。周、秦时期生活在大夏河、洮河和黄河流域的诸多羌族之间，有着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拉卜楞藏区曾一度成为汉藏经济交流的通道。因藏族人民嗜好饮茶，而中原地区需要马匹。唐高宗时，陇右唐蕃边境便出现了汉藏民族贸易的雏形一茶马互市。拉卜楞藏区游牧民族用马、羊、皮革、牦牛尾等畜产品向汉族交换茶叶、丝织品等。宋时，商业贸易机构——茶马司正式建立后，藏族人民将马匹赶往熙州（今临洮）和河州（今临夏）交易川茶。后来有不少河州管辖的吐蕃人 （包括今夏河地区的藏族部落）到唃
厮罗的首府青唐城（今西宁市），进行商业活动。元、明时期，由于进一步健全了茶马贸易的机构和制度，茶马互市更加繁荣。顺治初年，清政府沿袭明代茶马之制。雍正三年至十三年，土门关曾被辟为汉、藏茶马互市的场所。当时，贸易的商品除了马匹与茶叶外，还有牧区产的牛皮、羊皮、羊毛、酥油等畜产品，鹿茸、麝香等各种药材。
从康熙年间起，河州等地的商人陆续进入拉卜楞地区，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在各地开办“洋行”，以掠夺大宗畜产品中的皮张、羊毛为首，其次是猪鬃、肠衣、药材。清光绪年间，英商在河州开设新泰兴洋行。之后又陆续开设高林、聚利、仁记、天长仁、瑞记、平和、普伦等洋行。德商也设世昌洋行，收购拉卜楞、循化等地的羊毛。最初，他们收购的羊毛，皮张是通过在藏区商业往来关系的商号 （行庄和庄客）进行的。后来，洋行在拉卜楞设分店（如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夏河县甘加、麦西、桑科、黑错、欧拉等乡集中，然后统一拉到拉卜楞交洋行过秤，再雇用骡马沿大夏河谷送到永靖的张家咀，再用牛皮筏子水运到兰州、包头、天津。清末至民国初期，洋行在拉卜楞地区每年收购的羊毛数量60万公斤。其中英商新泰兴资本最雄厚，每次收购约占总量的50%。民国9年（1920年）由于甘肃军阀混战，为避免损失，各洋行相继撤回天津。羊毛收购贩运业务旋即由河州商人所代替。羊毛商号也纷纷成立。这些商号采用洋行的办法，派人到拉卜楞设店，一方面收购当地现有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本地商人定立合同，预付现金，让其去边远牧区收购羊毛后，作价相交。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天津等港口被日军侵占后，才趋于停止。除此之外，在拉卜楞地区，尚有平、津、沪、汉的“行商”及当地的小商贩进行居家经营活动。行商来时从四川购川线、丝绒、川缎、粮食、松州大茶、民族用品；从江西购进瓷器; 由上海购进苏杭绸缎、百货；从北平购进民族特需品，珊瑚、琥珀、翡翠、药品等。运到拉卜楞销售。主要是以货换货。这些行商每年除集中收购羊毛外, 也留驻采购人员，进行零星羊毛交易。拉卜楞的回、藏商人一般经营皮张、毛货和民族特需品；汉族商人则主要经营粮食、百货、瓷器等。临解放时，拉卜楞有羊毛、杂货、面粉、布匹、瓷器、屠宰、旅店、饮食、制靴、理发、铁器等20多个行业。在民国初至民国28年这段时间里，拉卜楞的私营商业最为繁荣。商户主要分布在新、旧街道、铁匠昂、大院子、九层楼、三花门和王爷府等处。号称“八百家买卖人”。
在旧中国，甘南藏区的民族贸易场所之所以设在拉卜楞，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地理交通上的原因：该地东通内地、西连青海、北接河州、南达四川。系军事政教之要地。二是价格因素：同样数量的商品由河州运到拉卜楞，就可以获得200%以上的利润。三是宗教上的原因：甘、青、川及拉卜楞方圆数百里的牧民，趁1年1度或数度朝寺拜佛之机会，将携带的畜产品及名贵土特产品在拉卜楞出售或交换生活日用品。因之，拉卜楞贸易市场实际上隶附于寺院而繁荣、发达。
1949年至1957年。夏河县的民族贸易发展较快。1959年中央视察团在视察甘南州的同时，派出贸易、卫生小组，深入夏河县牧区部落帐圈，开展商业购销活动。
从1956年3月份起，夏河县贸易公司开展民族特需品的经销工作。当时经营的民族品种类只有170种。年底时已达334种。各种公私合营商店从6月起陆续开业。这些商店直接从归口的国营批发机构进货。各类商品的批零差率均参照执行甘肃省贸易公司的有关规定。1957年，夏河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1293.91万元。
1958年上半年时，夏河县经营的民族特需品种类达1344种。据统计，夏河县这一时期的年收购总值37万元。支援外贸出口和调往全国各地的役畜、种畜、肉畜3.5万头只，皮张20.1万张，各种绒毛1.4万公斤。
1963年7月，将贸易公司、食杂公司、供销社3个机构合并，成立了民族贸易专营机构一民族贸易公司。同时充实、调整了边远山、牧区的基层商业机构。在民族特需品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上，采取了定品种、定产地、定数量、定时间、定合同的办法，组织销区和产区固定协作关系，定量定点供应。
1972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特需品生产和供应情况报告》。同年11月，商业部召开了有15个省、自治区参加的民族贸易座谈会，对民族商品的经营范围作了六条原则性的划分。1973年4月，国家财政部、商业部发出了对边远山区、牧区民族贸易企业“三照顾”问题的联合通知，民族贸易的各项照顾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完善。1975年，夏河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350.43万元，比1971年增长2倍。
1985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了对“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供销）企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政策；对少数主要工业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低息贷款；扩大网点建设；职工培训。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发展生产等积极措施。其次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流通体制。1990年，各种经济类型的服务网点达到1972个，是1965年的21.9倍。其中，国营（包括供销社）有142个，是1957年的6.17倍；集体4个，个体1826个。服务人员，1990年达到3768人，其中，国营（包括供销社）663人，集体12人，个体3093人。社会商品零售额，1990年达到6383万元。较1979年增长223.7%,平均每年递增23.5%。
厮罗的首府青唐城（今西宁市），进行商业活动。元、明时期，由于进一步健全了茶马贸易的机构和制度，茶马互市更加繁荣。顺治初年，清政府沿袭明代茶马之制。雍正三年至十三年，土门关曾被辟为汉、藏茶马互市的场所。当时，贸易的商品除了马匹与茶叶外，还有牧区产的牛皮、羊皮、羊毛、酥油等畜产品，鹿茸、麝香等各种药材。
从康熙年间起，河州等地的商人陆续进入拉卜楞地区，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在各地开办“洋行”，以掠夺大宗畜产品中的皮张、羊毛为首，其次是猪鬃、肠衣、药材。清光绪年间，英商在河州开设新泰兴洋行。之后又陆续开设高林、聚利、仁记、天长仁、瑞记、平和、普伦等洋行。德商也设世昌洋行，收购拉卜楞、循化等地的羊毛。最初，他们收购的羊毛，皮张是通过在藏区商业往来关系的商号 （行庄和庄客）进行的。后来，洋行在拉卜楞设分店（如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夏河县甘加、麦西、桑科、黑错、欧拉等乡集中，然后统一拉到拉卜楞交洋行过秤，再雇用骡马沿大夏河谷送到永靖的张家咀，再用牛皮筏子水运到兰州、包头、天津。清末至民国初期，洋行在拉卜楞地区每年收购的羊毛数量60万公斤。其中英商新泰兴资本最雄厚，每次收购约占总量的50%。民国9年（1920年）由于甘肃军阀混战，为避免损失，各洋行相继撤回天津。羊毛收购贩运业务旋即由河州商人所代替。羊毛商号也纷纷成立。这些商号采用洋行的办法，派人到拉卜楞设店，一方面收购当地现有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本地商人定立合同，预付现金，让其去边远牧区收购羊毛后，作价相交。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天津等港口被日军侵占后，才趋于停止。除此之外，在拉卜楞地区，尚有平、津、沪、汉的“行商”及当地的小商贩进行居家经营活动。行商来时从四川购川线、丝绒、川缎、粮食、松州大茶、民族用品；从江西购进瓷器; 由上海购进苏杭绸缎、百货；从北平购进民族特需品，珊瑚、琥珀、翡翠、药品等。运到拉卜楞销售。主要是以货换货。这些行商每年除集中收购羊毛外, 也留驻采购人员，进行零星羊毛交易。拉卜楞的回、藏商人一般经营皮张、毛货和民族特需品；汉族商人则主要经营粮食、百货、瓷器等。临解放时，拉卜楞有羊毛、杂货、面粉、布匹、瓷器、屠宰、旅店、饮食、制靴、理发、铁器等20多个行业。在民国初至民国28年这段时间里，拉卜楞的私营商业最为繁荣。商户主要分布在新、旧街道、铁匠昂、大院子、九层楼、三花门和王爷府等处。号称“八百家买卖人”。
在旧中国，甘南藏区的民族贸易场所之所以设在拉卜楞，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地理交通上的原因：该地东通内地、西连青海、北接河州、南达四川。系军事政教之要地。二是价格因素：同样数量的商品由河州运到拉卜楞，就可以获得200%以上的利润。三是宗教上的原因：甘、青、川及拉卜楞方圆数百里的牧民，趁1年1度或数度朝寺拜佛之机会，将携带的畜产品及名贵土特产品在拉卜楞出售或交换生活日用品。因之，拉卜楞贸易市场实际上隶附于寺院而繁荣、发达。
1949年至1957年。夏河县的民族贸易发展较快。1959年中央视察团在视察甘南州的同时，派出贸易、卫生小组，深入夏河县牧区部落帐圈，开展商业购销活动。
从1956年3月份起，夏河县贸易公司开展民族特需品的经销工作。当时经营的民族品种类只有170种。年底时已达334种。各种公私合营商店从6月起陆续开业。这些商店直接从归口的国营批发机构进货。各类商品的批零差率均参照执行甘肃省贸易公司的有关规定。1957年，夏河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1293.91万元。
1958年上半年时，夏河县经营的民族特需品种类达1344种。据统计，夏河县这一时期的年收购总值37万元。支援外贸出口和调往全国各地的役畜、种畜、肉畜3.5万头只，皮张20.1万张，各种绒毛1.4万公斤。
1963年7月，将贸易公司、食杂公司、供销社3个机构合并，成立了民族贸易专营机构一民族贸易公司。同时充实、调整了边远山、牧区的基层商业机构。在民族特需品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上，采取了定品种、定产地、定数量、定时间、定合同的办法，组织销区和产区固定协作关系，定量定点供应。
1972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特需品生产和供应情况报告》。同年11月，商业部召开了有15个省、自治区参加的民族贸易座谈会，对民族商品的经营范围作了六条原则性的划分。1973年4月，国家财政部、商业部发出了对边远山区、牧区民族贸易企业“三照顾”问题的联合通知，民族贸易的各项照顾政策逐步得到恢复和完善。1975年，夏河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350.43万元，比1971年增长2倍。
1985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了对“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供销）企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政策；对少数主要工业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低息贷款；扩大网点建设；职工培训。大力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发展生产等积极措施。其次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流通体制。1990年，各种经济类型的服务网点达到1972个，是1965年的21.9倍。其中，国营（包括供销社）有142个，是1957年的6.17倍；集体4个，个体1826个。服务人员，1990年达到3768人，其中，国营（包括供销社）663人，集体12人，个体3093人。社会商品零售额，1990年达到6383万元。较1979年增长223.7%,平均每年递增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