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共和国建立初，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根据宗教的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它的重要社会作用，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甘南地区的地方党政领导，大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政权建设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确执行了宗教政策，保护寺庙、教堂以及喇嘛、阿訇等宗教职业者的各种正当的宗教活动，坚持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1958年前，全州共安排162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给予相应的政治权利，并通过各种会议（协商会、座谈会、联谊会等）使他们了解国家政策及国内外大事，沟通思想，广泛进行民主协商，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解除顾虑，安定情绪。组织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此同时，在宗教上层人士的亲属子女中也做了许多工作，使他们协助政府做好长辈的工作，教育各教派人士热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了宗教界人士的思想认识。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伊斯兰教西道堂捐献飞机大炮款1万元;1952年土地改革开始后，人民政府根据西道堂集体生产生活的特点，未进行土改，也未划分阶级成份。西道堂为了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向临潭县农会献出数千亩土地、300头耕牛和大批农具。通过细致的工作，各宗教团体、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民族团结，解决草山纠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都做岀了积极的贡献。
  无论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其它宗教，在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一套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形成，使宗教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然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消极作用亦是毋庸置疑的。据不完全统计，共和国建立前甘南州总人口为16万多，而在寺僧人就有1.5万多人，占总人口的9.4%,平均两户、10人供养1个僧人；有大小土官和部落头人955人，占总人口的5.9%,全州寺院和土官头人的剥削量约占农牧民年总收入的60%以上，高的可达70〜80%。回族群众的宗教负担也要占年收入的40%至60%。随着全国解放和自治区政府的成立，甘南各族群众纷纷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特别要求取消宗教制度中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1958年后，为保障甘南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进行了反封建斗争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1958年6月下旬，甘肃省委组织工作团进入拉卜楞寺院，甘南州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由此开始。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组织工作组分赴临潭西道堂、卓尼禅定寺、夏河合作寺、阿木去乎寺、郎木寺等处，发动宗教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众，开展诉苦斗争，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到年底，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胜利结束。通过改革，宣布废除了藏传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宗教特权。如寺院、道堂私立法庭、监狱、处理民事案件，打罚、扣押、捆绑群众，私藏武器，干涉人身、婚姻自由，歧视妇女，限制群众学文化，委派头人、僧官、伊玛目、热伊斯，派无偿劳役等，取消寺院、道堂的商业活动及放高利贷盘剥群众，废除寺院、道堂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等。不得违背国家法令妨碍生产，不得强迫群众封斋、入寺，特别是强逼儿童当和尚、当满拉；僧人有还俗的自由。宗教人员都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凡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一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政教合一制度趋于解体，寺院实行了民主管理。宗教制度的改革，摧毁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甘南藏区的发展。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左”的扩大化错误。未能划清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同正当的宗教仪规、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的界限；没有把宗教掩护下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同正当的宗教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斗、错捕了不少人，错误没收了不少财产。全州除保留了拉卜楞寺、禅定寺、郎木寺、博拉寺、西仓寺等6处寺院，留寺喇嘛249人外，其余全部关闭，伤害了一部分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