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工作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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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甘南州志》 图书
唯一号: 290920020230000783
颗粒名称: 第二章 宗教工作
分类号: D635.42
页数: 12
页码: 1734-1745
摘要: 共和国建立初,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根据宗教的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它的重要社会作用,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甘南地区的地方党政领导,大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政权建设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确执行了宗教政策,保护寺庙、教堂以及喇嘛、阿訇等宗教职业者的各种正当的宗教活动,坚持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
关键词: 宗教工作 宗教管理

内容

共和国建立初,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根据宗教的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它的重要社会作用,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甘南地区的地方党政领导,大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政权建设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确执行了宗教政策,保护寺庙、教堂以及喇嘛、阿訇等宗教职业者的各种正当的宗教活动,坚持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1958年前,全州共安排162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给予相应的政治权利,并通过各种会议(协商会、座谈会、联谊会等)使他们了解国家政策及国内外大事,沟通思想,广泛进行民主协商,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解除顾虑,安定情绪。组织参观团,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此同时,在宗教上层人士的亲属子女中也做了许多工作,使他们协助政府做好长辈的工作,教育各教派人士热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了宗教界人士的思想认识。1951年抗美援朝开始,伊斯兰教西道堂捐献飞机大炮款1万元;1952年土地改革开始后,人民政府根据西道堂集体生产生活的特点,未进行土改,也未划分阶级成份。西道堂为了支持土地改革运动,向临潭县农会献出数千亩土地、300头耕牛和大批农具。通过细致的工作,各宗教团体、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民族团结,解决草山纠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都做岀了积极的贡献。
  无论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其它宗教,在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一套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形成,使宗教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然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消极作用亦是毋庸置疑的。据不完全统计,共和国建立前甘南州总人口为16万多,而在寺僧人就有1.5万多人,占总人口的9.4%,平均两户、10人供养1个僧人;有大小土官和部落头人955人,占总人口的5.9%,全州寺院和土官头人的剥削量约占农牧民年总收入的60%以上,高的可达70〜80%。回族群众的宗教负担也要占年收入的40%至60%。随着全国解放和自治区政府的成立,甘南各族群众纷纷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特别要求取消宗教制度中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1958年后,为保障甘南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进行了反封建斗争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1958年6月下旬,甘肃省委组织工作团进入拉卜楞寺院,甘南州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由此开始。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组织工作组分赴临潭西道堂、卓尼禅定寺、夏河合作寺、阿木去乎寺、郎木寺等处,发动宗教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众,开展诉苦斗争,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到年底,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胜利结束。通过改革,宣布废除了藏传佛教寺院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宗教特权。如寺院、道堂私立法庭、监狱、处理民事案件,打罚、扣押、捆绑群众,私藏武器,干涉人身、婚姻自由,歧视妇女,限制群众学文化,委派头人、僧官、伊玛目、热伊斯,派无偿劳役等,取消寺院、道堂的商业活动及放高利贷盘剥群众,废除寺院、道堂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等。不得违背国家法令妨碍生产,不得强迫群众封斋、入寺,特别是强逼儿童当和尚、当满拉;僧人有还俗的自由。宗教人员都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凡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一般都要参加生产劳动。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政教合一制度趋于解体,寺院实行了民主管理。宗教制度的改革,摧毁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促进了甘南藏区的发展。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左”的扩大化错误。未能划清宗教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同正当的宗教仪规、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尊重风俗习惯的界限;没有把宗教掩护下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同正当的宗教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斗、错捕了不少人,错误没收了不少财产。全州除保留了拉卜楞寺、禅定寺、郎木寺、博拉寺、西仓寺等6处寺院,留寺喇嘛249人外,其余全部关闭,伤害了一部分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感情。
  第二节寺院整顿
  1960年12月,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和1961年7月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州、县党委对1958年在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发生的“左”的扩大化问题作了纠正,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召开各种会议,组织民族宗教界人士视察访问,主动邀请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重大问题的协商。这对安定社会秩序,教育争取残余散匪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通盘考虑,全面安排”的原则和“有帮助无妨碍”的精神,于1963年对宗教界在政府部门和政协任职的人士重新安排调整,在原有113人的基础上,增加到127人。其中:县政协副主席7人,州政府处长6人,州、县政协常委、委员114人。对一些生活上有困难和体弱多病的中、上层人士给予照顾。享受定期补助的98人,不定期补助的57人,并对县政协常委以上的民主人士的副食品供应给予优待。在此期间,也岀现过“右”的干扰和影响。如个别宗教上层人士,借开放寺院之机,采取各种手段吸收僧侣,致使寺院人员迅速增加,乃至公开强迫儿童入寺。全州寺庙增加到115处,其中:佛教寺84处,在寺僧众近5000人。当时玛曲县的娘玛寺,共有寺僧106人,少年儿童就占55人,其中小学生就有37人。派差供饭之事不断发生,有的寺院恢复了管家制度的隶属关系,反对僧众劳动生产、参加会议学习等。有鉴于此,根据“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开”的原则,加强了对宗教活动的管理,整顿了寺院的混乱局面。同时,在宗教界开展了以反帝、爱国、守法为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宗教界中上层人士544人,先后8次赴外省市参观学习。全州共整顿重点寺院16座(卓尼7座、夏河5座、碌曲2座、玛曲2座),清理无粮户关系者近百人,参加劳动的回乡和尚3786人,处理了有破坏活动的个别坏人。并根据195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民委党组《关于当前伊斯兰教、佛教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精神,规定了宗教活动的六不准:(1)不准寺庙派人去各地摊派布施,用集体经济(生产队未经分配的物资)给予布施供饭的要坚决退回。(2)生产队和干部,不准把集体东西代作布施上交,也不代寺院收布施。头人不准代寺院催收布施。(3)寺院不准摊派和无偿调动劳力。(4)不准强迫群众念经。(5)不准寺院劝做喇嘛。(6)不准强收儿童入寺。凡是还了俗的活佛、喇嘛要予保护,结了婚的一律承认其合法性。已批准开放的寺庙,必须建立、健全寺庙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宗教事务、劳动生产、生活学习、保护文物古迹。对入寺的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依无靠的且具一定宗教学识、从事经典研究的学者,口粮由政府供应,其余人员口粮自筹解决。对流散在社会上的宗教人员,不能再以宗教职业者对待,应动员其回乡参加劳动。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宗教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经常召开头人、老人及宗教界人士的会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宗教也逐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到1965年底,全州共保留藏传佛教寺院73座,僧众4965人(内有活佛19人),清真寺29座,阿訇32人,满拉6人。保留经堂、佛殿312座(拆除73座),僧舍121215间(拆除6488间)。
  第三节落实宗教政策
  一、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1966年开始的为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暴力手段,横扫宗教。全州除保留拉卜楞寺(文物保护单位)部分经堂和舟曲黑峪寺、武坪寺、八楞寺,迭部旺藏寺,夏河的科才寺,玛曲参治合寺,卓尼石门寺等22座被国家机关单位和社队占用而幸存外,其余教产查抄一空,寺院悉被拆毁。共毁经堂、佛殿290座,占“文化大革命”前总数的92.9%,僧舍119740间,占“文化大革命”前总数的98.7%,僧人全部驱散还俗,并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宗教工作者受到批判斗争,宗教界上层人士被视为“牛鬼蛇神”实行专政,严重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感情,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与信教群众的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使甘南的宗教事业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甘南的宗教工作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指示精神,纠正宗教工作上的“左”倾错误,平反宗教人士的冤、假、错案,解决宗教活动场所,成立宗教团体组织,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落实宗教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
  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宗教政策再教育,在信教群众聚居区,把开展宗教政策的宣传做为农牧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并经常听取爱国宗教团体和广大宗教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共同协商宗教工作上的重大问题,对于宗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纠纷,及时给予公正合理的解决。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甘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二、纠正冤假借案
  “文化大革命”前,全州共安排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162人,“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全部当做“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受到冲击批斗;有的被扣发工资,有的被查抄没收了财产;有的戴了“帽子”,有的被拘捕管押(逮捕管押6人,戴各种“帽子”的26人)。全州除留7名外,其余以各种罪名清除出统一战线队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底,这部分统战人士除病故40人外,5人外迁,2人转干,2人下落不明,尚留113人。通过复查,其中107人重新列入统战对象,占原统战人数的66%。其中:藏族91人,回族13人,汉族3人。恢复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及职务,共补发工资23.6万元,补发已故者安葬、抚恤费2.5万元。给拉卜楞寺主嘉木样活佛清退了被查抄的实物671件及银行存款231795元。同时,复查落实了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中扩大化的遗留问题,对错处理和错没收的在政治上进行平反,经济上给予补助o为发挥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除恢复过去有职务人士的职务外,还根据工作需要及信教群众的意见新安排了一批宗教界人士。共在国家、省、州、县政协安排187名,其中:全国政协2人,省政协6人,州政协51人(内常委15人,副主席3人),县政协132人(内常委38人,副主席11人)。在州、县人大常委会安排副主任3人(其中:州级1人,县级2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人,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7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人。在县以上宗教管理团体中安排324人。其中:全国佛教协会理事5人(内常务理事1人),省佛教协会理事42人(内常务理事16人,副会长2人),州佛教协会理事78人(内常务理事34人、副会长6人、会长1人);州伊斯兰教协会委员48人(内常委13人、副主任3人、主任1人)。临潭、夏河、碌曲、卓尼四县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共151人。在州级以上青年联合会中安排6人,其中:全国青年联合会1人,甘肃省青年联合会1人,甘南州青年联合会4人。截止1990年底,全州共安排宗教界人士598人。
  三、恢复宗教场所
  截止1990年底,全州开放宗教活动场所156处。其中:藏传佛教寺院100处,住寺僧侣6593人、尼姑76人,现有活佛106人,18岁以下小僧侣1218人。还有在社会上流动的帐圈和尚261人;开放伊斯兰教清真寺52座,有阿匍72人、满拉280人;开放基督教堂3处,开设活动点9个,教徒1757人,神职人员31人(其中:牧师1人,教师1人,长老6人,执事23人)。另外,夏河、卓尼、舟曲、迭部4县尚有参与信教活动的教徒2006人,自行开放教堂1座,自设活动点26个,自选神职人员69人。全州现实有基督教徒3763人,神职人员100人(其中:牧师3人,教师1人,长老25人,执事71人);开放道教庙观1处,有信徒群众2786人。尚有未经政府批准而自行恢复的庙观庵堂17座,有信教群众3580人。全州共有宗教职业者7418人,信教群众364152人,占全州总人口的62%。
  到1989年底,全州恢复和新建佛教经堂88座,佛殿16座,共104座。其中,原有的22座,由政府资助、信教群众捐资修复82座。僧舍、水房等8794间,其中新修7110间。这些寺庙的开放,坚持了因教制宜、因陋就简、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有计划地逐步开放,防止一哄而起的混乱现象,注意了群众负担和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同时,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既考虑到国家和地方的困难,又照顾信教群众利益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历史遗留的宗教房产问题。经过调査确认权属,该退的退还,该划地皮的划地皮,该批准开放的开放,一些难度较大的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向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如夏河县逐步迁出原在拉卜楞寺院修建的机关和工厂;迁岀在合作寺址修建的27户居民住宅;临潭县邮电局占用清真寺上、下两寺的地基,全部拆除,地址归还原寺。
  四、宗教事务管理
  帮助和指导开放的寺庙、教堂,建立健全管理机构一一寺庙管理委员会组织。寺庙管理委员会是寺庙实行民主管理的行政组织,是由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既有一定管理才能,又有宗教学识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来担任,组织正常的宗教活动。截止1990年底,全州已建寺庙管理委员会组织156个,管理成员765名。其中:佛教寺管会104个;伊斯兰教寺管会52个。在乡一级成立由分管民族宗教的党委书记或乡长任主任委员,由所在地村委会、寺管会各推选1名代表组成的宗教管理委员会,帮助和指导寺管会做好管理工作,并督促和检查各宗教团体制定的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碌曲西仓寺院在管理方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卓尼县也给乡镇配备了专职宗教干事,夏河县针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抓好重点寺院工作的同时,对各寺管会进行了一次检查、整顿和调整,充实了寺管会组织,使各寺管会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通过实践总结,甘南州宗教局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并提出贯彻实施意见。同时,对宗教界人士进行深入持久的形势教育、民族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以使宗教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
  通过深入调查,开展活佛转世工作,并提出具体方案逐步组织实施。在宗教政策全面落实的同时,党和政府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加快了寺院的开放。1986年甘肃省政府拨给甘南州258万元,自治州本着统筹安排、突出重点、照顾困难和因教因地制宜的原则做了妥善分配。
  从1985年到1990年拨付寺庙维修费近240万元。
  1985年4月7日,拉卜楞寺院大经堂不慎失火,毁于一旦。引起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甘肃省、甘南州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注,抢救清理文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先后拨专款120万元,重建了大经堂。
  第四节爱国宗教人士的贡献
  一、协助教育部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自1979年起,根据自治州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牧区教育为突破口,聘请爱国、爱社会主义、思想开明、有名望、关心家乡教育、有为民族富强出力心愿的活佛、高僧、阿匍担任名誉校长,为自治州全民办学,发展民族教育创出了一条新途径。截止1990年底,州内有39名宗教界中上层人士,被聘请担任各级各类学校名誉校长。他们走村串户,深入牧场帐圈,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并带头捐资助学,改善办学条件。有的活佛还兼授藏语文课,同时协助学校加强教学管理。夏河县科才寄宿学校名誉校长贡唐仓,1988年给玛曲阿万仓小学捐资3万元,并为自治州设立的教育基金会捐资2万元,龙仁桑盖、德哇仓、依拉久美、赛仓等各捐千元,为基金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到1990年,宗教界人士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达20多万元。
  根据自治州农牧民中文盲比例大的实际情况,办起了牧民业余扫盲班。全州有16座寺院共设28个扫盲点,有35名宗教人士担任扫盲教学工作。碌曲县旺藏寺活佛依拉久美,在一无教学经费,二无教学设备,三无劳动报酬的条件下,发动僧众,创造条件,在其所在地碌曲县尔地村办起扫盲班,62名牧民群众脱盲。嘉木样、云丹加措、热旦加措、尕藏成来等活佛、高僧为自治州的民族教育事业献计献策,参加学校管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依靠宗教界人士普及教育的工作,已得到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尕藏成来活佛1988年出席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人士表彰大会,依拉久美活佛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界人士任校长名誉校长统计表
  二、协助政府解决草山纠纷
  牧区的草山纠纷,影响民族团结,直接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定。宗教界爱国人士先后调解草山纠纷34起,使多次恶性事态得到缓解平息。嘉木样、贡唐仓调解了夏河佐盖与卓尼恰盖、夏河科才与碌曲玛艾、玛曲与四川等处的草山纠纷;德哇仓、参巴哇仓、光日仓、麻当仓、夏格仓、赛拉仓等活佛先后参与调处草山纠纷22起;玛曲县外香寺、年土乎寺、夏秀寺的18名活佛、僧人调解草山纠纷8起;卓尼县贡巴寺活佛、州政协副主席热旦加措等宗教界人士,调解了乡村之间和县与县之间的草山纠纷4起。他们在调解工作中,向双方群众做细致耐心的说服,制止械斗发生,使许多恶性事态化解。对促进民族团结、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贡献。热旦加措、尕藏成来、巴西哇、依拉久美等活佛于1988年均被评为全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三、配合宣传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国强民富的大事。自治州的宗教界爱国人士,紧密配合政府宣传计划生育,走村串户动员说服,认真实施,并带头从自己的亲属、子女做起,树立榜样。临潭县冶发荣阿訇、黎文德阿匍、敏温地阿訇,动员亲属首先做绝育手术,签订不育合同,使群众深受教育。临潭县政府还于1990年4月11日召集城关地区宗教界人士专题座谈讨论,并布置计划生育工作,防止早婚、私婚、重婚等违法现象的出现。碌曲县认真贯彻全州计划生育电话会议精神,人大、政协及宗教界人士一起出动,分片宣传动员,并制定了手术结扎人员的优惠政策,使自治州的计划生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四、发展藏医医药为群众防病治病
  全州由寺院开办的藏医诊疗点有14个,州内的藏医高中级人才,大都是由寺院培养的宗教人士,他们在热心服务于患者的同时,积极开展藏医药的研究工作。现已制成各种丸、散、丹藏成药250种,其中3种成药列入《中华药典》,18种成药和5个单方被列为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成药。夏河县藏医院院长旦巴在藏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曾编写出《藏医集锦》、《藏医标准起草说明》等专著。据统计,他平均每天接待省内外患者70多人次。同时,为抢救藏医药遗产,搜集整理了30多种文献资料。果洛医师、达样巴医师以及图布旦医师都是过去寺院的学医僧,他们不仅用自己高超医术治病救人,同时为自治州培养藏医人才做出了成绩。自治州的卫生学校开设的藏医班,就是聘请临床经验丰富,医学造诣较深的藏医师们担任教学工作的。
  五、支持卫生防疫宣传科学常识
  自治州的宗教界人士,大力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在农牧区群众中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科学知识,登门动员家长让孩子接受免疫注射,对全州卫生防疫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全州儿童四苗(百日咳、白喉、小儿麻痹、卡介苗)免疫注射覆盖率达到96.9%,提前1年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六、调解教派纠纷加强民族团结
  1980年以来,全州共调处了宗教房产和教派纠纷67起。州内大部分寺院都有信教群众民事纠纷调解组织,大部分寺院管理委员会也兼调解委员会的职能。他们在依法管理宗教活动的同时,也依法调处教下群众的民事纠纷。如临潭城关南大寺教下群众因财产继承、婚姻、邻里关系等方面引起纠纷,调解委员会依法调处,成功4起,转法院的只有1起,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新城南门河寺、古战拉直寺等几个清真寺内,有几个教派的群众在同一寺内活动,但未发生过教派矛盾,这首先是寺内哈智、阿訇带头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各行其事,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原则的结果。此外,宗教界人士利用在群众中的影响,积极帮助当地政府制定乡规民约,在戒赌戒盗、植树造林、美化环境等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七、学习法令依法治教
  为使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法律、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宗教活动,并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州、县、乡镇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各寺院学习《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寺院管理条例》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举办各类学习班270多起,参加僧众2086人次。有的寺院制定了学习制度,做到组织领导、学习小组、学习制度三落实。通过学习法律、政策,提高了爱国爱教的自觉性,有力地抵制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
  1988年西藏拉萨发生骚乱和北京的动乱,波及全国各大城市,对自治州亦有一定的影响。为稳定局势,安定人心,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组织人力,在爱国宗教人士的协助下,去“热点”地区做思想认识方面的开导工作,以座谈会的方式认真听取意见和反映。对出现的具体问题能解决的及时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作了诚意的答复和说明,通过交换意见,“热点”区的信教群众表示面临非常时期,一定做到一不信谣,二不传谣,维护安定团结。其后,又妥善的处理了因《人民文学》、《读者文摘》、《性风俗》等文艺书刊中一些文章所引起的风波。
  第五节寺院自养活动
  从1983年以来,全州各级宗教部门大力宣传以寺养寺、农禅并重,教育寺院僧人走自食其力的路子。在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协助和带动下,不同程度的兴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手工业、印刷、医疗卫生、运输等自养经营项目,既增加了寺庙、教堂的经济收入,改善僧众生活;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并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也冲破了宗教职业者不参加劳动的传统观念。到1986年,自养生产在全州36个寺院已初具规模,自养业累计收入161.4万元。拉卜楞寺院除经营十多个自养项目外,还接待国内游客1.8万余人次,国外游客1991人次,当年收入达42万元,占该年全州寺院自养收入的61.7%。卓尼贡巴寺先后办起木版印刷、藏医门诊、商店、缝纫部、小牧场,还购买1辆汽车,年收入6万多元。临潭县清真上寺、西寺、基督教堂出租铺面房屋年收入近万元,承包土地、承包林地年收入4.5万元。兴办自养公益事业已在全州寺庙、教堂引起普遍重视。截止1990年底,州内已有74座寺庙、教堂,按照各自的条件、特点,开办了40多个自养生产经营项目,占已开放寺庙、教堂总数的47.4%。全州年生产总收入为115万多元,夏河的拉卜楞寺、博拉寺的经营点,碌曲、玛曲的寺院牧场,迭部的旺藏果园,临潭西大寺的食品厂等寺办企业,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
  宗教寺庙教堂历年自养生产总收入统计表
  自治州宗教团体的经济实体——达吉服务公司。
  州民族宗教事务局根据1987年全州佛教协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纪要精神,在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筹备兴建达吉自养服务公司营业大楼。1987年11月30日州佛协理事会召集20个寺院的25名寺管会成员专门讨论研究了寺院自养生产问题,嘉木样会长主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开展寺院自养生产势在必行,大有可为。既能增加收入,也可减轻群众负担,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充分发扬了中国佛教“农禅并重”、“一日不作,一月不食”的优良传统。为了改变经济信息不灵、生产门路不广、供销渠道不畅、资金不足、人才缺乏的状况,必须成立一个带头引路、横向联系、牵线搭桥、提供信息的经济实体一寺院自养生产服务公司。并制定了服务公司的指导思想、原则、性质和任务,落实了筹备领导小组。1989年6月底公司营业楼竣工并交付使用。总建筑面积1868.79平方米,四楼带帽,命名为“达吉公司”。这幢楼由各寺院筹集资金约50万元建成,公司在合作、拉卜楞分设两个门市部。合作门市部总投资为4万元,由扎油牧民西合道经营。拉卜楞门市部总投资为10万元,由活佛江周仓经营,年纯利润达3.3万元。

知识出处

甘南州志

《甘南州志》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依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自治州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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