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民国时期结束了科举制度，开始了较为开明的资产阶级教育管理，但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其时，教育行政权力的中心在学校。尤其是社团和私人办的学校，在行政领导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管理上也有较强的机动性。
  1932年11月，民国甘肃省教育厅制定了“推进藏族教育计划”，夏河、卓尼、临潭和西固等县均设立了藏族中心初级小学或单级回藏小学。1940年根据民国政府颁发的《国民教育实施细则》，甘南也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或“中心国民学校”。次年4月，根据卓尼设治局等县局的提议案，甘肃省对推行本省边疆教育工作做出了10条决议。其中包括“通令边教各机关一律加授边地语文”，“增加边疆学校经费，以资扩充”，“培养特种师资”，“计划夏河县为游牧儿童教育试验区，以期逐渐普及全国草地教育”。随后，在抗日战争中期阶段，采取分区设校，甘南各县学校数有所增加。
  共和国成立初期，夏河县及卓尼自治区（今卓尼县）分别成立了文教工作队，流动施教，同时，人民政府接办了民族宗教团体办的学校。1954年4月，甘南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文教工作会议，总结建国4年来的文教工作。会议明确了中、小学教育要积极为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服务方向。会议决定当年在夏河和卓尼筹办小学1所。会议还确定了初师毕业生“先学校后行政”的分配原则。1956年8月召开的甘南州第二次文教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藏语文教学及培养民族师资等问题。
  1958年在肃反、整风和反右运动中，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损失，全州缺中学教师77人，缺小学教师251人。而各类学校层层升级，小学附设初中，初中变为高中，突击兴办中等和高等学校。次年，甘南州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因陋就简，大办学校，先后办了畜牧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技术中学等各类半工半读学校10余所，学生达1463人。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诸方面的制约，当时全州多数学校不具备办学条件。
  1961年底，全州有公办中学5所，全日制师范1所，中学附设师范部1处和全日制中等畜牧学校1所。因自然灾害，学校放假、暂停或撤并，全州439所小学实际开学上课的有169所。次年3月，甘南州教育行政会议确定：中学和师范保持不变，即不增减；小学不减少，农区公社和牧区乡至少有1所小学，且要办好；学校服务半径过大、群众要求设校的可布点设校，牧区有学生10人以上就可设校。办学性质可以是公办民助，也可民办公助。如学龄儿童多，而群众不愿送孩子上学时，由县、社、乡党政领导出面，同群众中有声望的人士组成劝学委员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儿童入学；为办好民族学校，巩固民族学生，可聘请民族上层人士及当地有声望的民主人士担任名誉校长。暂配不上藏文教师的学校，可以聘请思想进步表现好的还俗僧人任教，并给予适当报酬。全州文教工作会议后，通过调整，压缩了教育事业的规模，改变了教育事业与农牧业不相适应的状况，减轻了城镇供应的负担，将一部分骨干教师补充到保留学校。全州教育系统精减教职工327人。当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流动大，学龄儿童入学率低，小学毕业生报考中学的少；师资缺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师资；甘南的学校大多数是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后成立的，当时多用寺院或没收的房屋。1961年以来，由于寺院开放，房屋退赔，有一些学校没有校舍，又值经济困难时期，修建和增添设备困难很大；各县反映教育上的编制太紧，在调整过程中，有些县撤并学校过多。如夏河县将全县43所民办小学全部撤销。将20所公办小学撤掉4所；临潭县也将民办小学全部撤销；1961年碌曲县处理超龄生和自动退学人数共1000余人，占全县当年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1961年至1962年夏河拉卜楞藏民小学有50余人入寺为僧。
  1964年1月，在合作召开的全州教育工作会议确定：继续努力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积极改进教学工作，扎实提高教育质量；办好农牧区和城镇学校；重视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继续认真探索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办学形式和学制问题；试行《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以学为主的教育秩序被破坏，学校管理混乱。
  1980年甘南开办重点小学，设助学金，为牧区学校创造寄宿条件，用藏语文授课等。是年制定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民族教育的试行意见》，提出充实、加强小学，积极发展民族教育，稳步地调整教育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并要求发展寄宿制学校，将寄宿制学校作为牧区和边远山区发展民族教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同时，州、县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工作组，到农牧区调查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并先后三次组织人员赴内蒙、青海、四川和吉林等地考察学习。
  建州以来，甘南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但同全省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初等教育的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都很低。
  1982年甘南州与全省三率对照表
  面对这一现实，州委、州政府组织工作组赴77个公社（占全州105个公社的73%）检查州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并根据教育战线太长、摊子太大的实际情况，对全州79所中、小学进行了调整。
  1986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来甘南视察，提出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研究总结符合牧区特点的办学形式，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当地急需的实用人才。同年10月甘肃省副省长刘恕主持召开了甘南州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提出甘南教育工作的重点是藏族教育，藏族教育的难点是牧区教育。会议确定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的发展甘南教育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上还研究制定了发展规划，安排部署了各项工作。
  经过多年的探索，自治州总结出了符合甘南实际的发展牧区教育的五条路子，即：探索牧读小学与寄宿制小学相结合的办学形式。采取牧区职业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早期衔接的措施，加快乡寄宿制小学教育改革的步伐。逐步把学校办成当地文化、教育、科技推广中心；搞好“双语”教学，逐步形成民族语文教学体系。调动民族宗教界人士办教育的积极性，依靠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办学，努力做到教育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广大藏族群众脱贫致富服务。这五条路子，受到甘肃省和国家教委的肯定，并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广。
  1988年7月，国家教委在甘南召开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五省（自治区）藏族教育研讨会，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会并讲话。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藏族教育的发展趋向和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
  1989年，甘南州确定在两年内通过集资捐资和争取国家补助，基本实现“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凳）的目标。州政府召开合作地区捐资助学动员大会，向全州各族干部和群众发出倡议，号召社会各界厉行节约，捐资助学，造福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