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一、婚姻家庭纠纷
共和国建立以来，甘南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在民事审判中处于主导地位，包括离婚、离婚后财产纠纷及生活费、赡养费、抚养费、收养费等。40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在整个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始终在80%左右徘徊，民事审判基本上围绕婚姻家庭纠纷在进行。
针对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特点，人民法院审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在不违背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尽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待早婚，如果不是感情彻底破裂，一般以说服教育为主，指出不够婚龄是违法的；但在处理上，还是以调解和好为主。对待重婚，则不从重论处，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处理时，尽量说服教育一方脱离关系。此外，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同时，在财产分割上则破除旧的习惯，尽量照顾母子利益，使婚姻法逐渐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家庭纠纷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审判权被下放，当事人告状无门。因此，这一时期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急剧减少。
1976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新《婚姻法》的颁布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有关婚姻家庭关系规定的实施，使甘南婚姻家庭制度更加充实和完善。这一时期，旧的传统逐渐消除，甘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新婚姻法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因此，随着新婚姻法的实施，婚姻家庭案件开始增多，范围逐渐扩大，由解放初期的离婚及离婚后财产分配不公扩大到赡养、抚养、收养等纠纷。
二、其它民事纠纷
其它民事纠纷包括债务、房屋、继承、土地、赔偿、名誉、林木、水利等共9类21种。这些民事纠纷案件，自1949年以来，在同期所审结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始终徘徊在20%左右，但范围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债务纠纷和房屋纠纷案件，其种类繁多，在甘南民事审判中占居相当比例。
（一）债务纠纷
自1949年建国以来，甘南地区的债务案件一直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期审结的民事案件中仅次于婚姻家庭案件，处于第二位。
共和国建立初期，甘南债务案件涉及解放前贫雇农所欠地主债务、民间借贷、陈年老债以及鸦片烟、枪支、兵价、买卖等。对于这些案件，人民法院则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债务处理条例》、《新区减租减息条例》及《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对共和国建立前的陈年老债及涉及鸦片烟、枪支以及兵价等债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物借贷债务，则按当时物价折价付给，涉及借贷利息债务，无论新旧，则按月息最多不得超过3分处理，超过部分或高利贷不予支持。对于兵价纠纷，原则上不予受理，但对于共和国建立前保、甲长侵吞的兵价则如数返还；当兵本人若死亡，则给其亲人酌情付偿。地主、富农将土地抵押给贫雇农作兵价的则如数判令其偿付。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债务案件，许多都是解放前及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期遗留下来的，新生案件比较少。此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人民法院相继被迫停止工作，债务案件的审理一度中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出现，甘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民事审判中债务案件逐年增多，范围也逐渐扩大。同时，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颂布，为新时期的债务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依据。
（二）房屋纠纷
人民法院对房屋案件的审理，始于共和国建立初期。当时，房屋纠纷主要涉及买卖、典当、租赁三种形式，其中大部分纠纷属于共和国建立前遗留的。对于这些案件，人民法院主要依据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原则及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城乡特别是农村中无偿占用私人房屋办食堂、办工厂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因此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不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房屋案件的审理因人民法院被“砸烂”而被迫停止。
1976年开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渐落实，一些旧存老案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房屋纠纷开始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的房屋案件大幅度增长，并且范围由原来的房屋买卖、典当、租赁扩大到房屋代管、产权等纠纷。这一时期，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纠纷案件时，坚持有利于城乡建设，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切实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房屋所有权，为保障新时期不同所有者对其房屋行使所有权，提供了司法服务。
三、民事上诉案件
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的二审民事案件相对较少。1964年至1966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共审理二审民事案件55件，其中维持34件，改判7件，发回重审9件，终止5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二审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中断。1976年以后才开始恢复正常工作。1976年至1989年12月，共审理二审民事案件247件，其中维持177件，调解12件，改判28件，撤回上诉4件，发回重审12件, 其他处理14件。
共和国建立以来，甘南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在民事审判中处于主导地位，包括离婚、离婚后财产纠纷及生活费、赡养费、抚养费、收养费等。40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在整个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始终在80%左右徘徊，民事审判基本上围绕婚姻家庭纠纷在进行。
针对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特点，人民法院审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在不违背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尽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待早婚，如果不是感情彻底破裂，一般以说服教育为主，指出不够婚龄是违法的；但在处理上，还是以调解和好为主。对待重婚，则不从重论处，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处理时，尽量说服教育一方脱离关系。此外，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的同时，在财产分割上则破除旧的习惯，尽量照顾母子利益，使婚姻法逐渐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家庭纠纷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审判权被下放，当事人告状无门。因此，这一时期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急剧减少。
1976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新《婚姻法》的颁布以及《甘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有关婚姻家庭关系规定的实施，使甘南婚姻家庭制度更加充实和完善。这一时期，旧的传统逐渐消除，甘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新婚姻法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因此，随着新婚姻法的实施，婚姻家庭案件开始增多，范围逐渐扩大，由解放初期的离婚及离婚后财产分配不公扩大到赡养、抚养、收养等纠纷。
二、其它民事纠纷
其它民事纠纷包括债务、房屋、继承、土地、赔偿、名誉、林木、水利等共9类21种。这些民事纠纷案件，自1949年以来，在同期所审结的民事纠纷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始终徘徊在20%左右，但范围广，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债务纠纷和房屋纠纷案件，其种类繁多，在甘南民事审判中占居相当比例。
（一）债务纠纷
自1949年建国以来，甘南地区的债务案件一直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期审结的民事案件中仅次于婚姻家庭案件，处于第二位。
共和国建立初期，甘南债务案件涉及解放前贫雇农所欠地主债务、民间借贷、陈年老债以及鸦片烟、枪支、兵价、买卖等。对于这些案件，人民法院则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债务处理条例》、《新区减租减息条例》及《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对共和国建立前的陈年老债及涉及鸦片烟、枪支以及兵价等债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物借贷债务，则按当时物价折价付给，涉及借贷利息债务，无论新旧，则按月息最多不得超过3分处理，超过部分或高利贷不予支持。对于兵价纠纷，原则上不予受理，但对于共和国建立前保、甲长侵吞的兵价则如数返还；当兵本人若死亡，则给其亲人酌情付偿。地主、富农将土地抵押给贫雇农作兵价的则如数判令其偿付。1961年前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债务案件，许多都是解放前及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期遗留下来的，新生案件比较少。此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人民法院相继被迫停止工作，债务案件的审理一度中断。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出现，甘南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民事审判中债务案件逐年增多，范围也逐渐扩大。同时，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颂布，为新时期的债务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依据。
（二）房屋纠纷
人民法院对房屋案件的审理，始于共和国建立初期。当时，房屋纠纷主要涉及买卖、典当、租赁三种形式，其中大部分纠纷属于共和国建立前遗留的。对于这些案件，人民法院主要依据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原则及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城乡特别是农村中无偿占用私人房屋办食堂、办工厂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因此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不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房屋案件的审理因人民法院被“砸烂”而被迫停止。
1976年开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渐落实，一些旧存老案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房屋纠纷开始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的房屋案件大幅度增长，并且范围由原来的房屋买卖、典当、租赁扩大到房屋代管、产权等纠纷。这一时期，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纠纷案件时，坚持有利于城乡建设，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切实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房屋所有权，为保障新时期不同所有者对其房屋行使所有权，提供了司法服务。
三、民事上诉案件
人民法院成立初期的二审民事案件相对较少。1964年至1966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共审理二审民事案件55件，其中维持34件，改判7件，发回重审9件，终止5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二审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中断。1976年以后才开始恢复正常工作。1976年至1989年12月，共审理二审民事案件247件，其中维持177件，调解12件，改判28件，撤回上诉4件，发回重审12件, 其他处理14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