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至1990年底，全州有藏、汉、回、土、蒙古、维吾尔、苗、彝、佤、东乡、羌、撒拉、布依、朝鲜、满、壮、白、土家、哈萨克、黎、锡伯、保安、裕固、侗族共24个民族，总人口580661人。其中藏族276645人，占总人口的47.64%；汉族262058人，占总人口的45.13%；回族39952人，占总人口的6.88%；其他21个少数民族2006人，占总人口的0.35%。
  第一节藏族
  甘南藏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具有多元性的特征，首先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羌、戎是先秦时期活跃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强大部族，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古羌人部落众多，名称也各不相同，有先零羌、烧当羌、发羌等。他们没有固定的姓氏，一般用部落酋长姓名或最早的居住地及地理方位作为部落的称号。“不立群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豪酋，弱则为人附落”（《后汉书・西羌传》），他们共同臣服于中原王朝，“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诗经•商颂》）。到了春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很大一部分是秦国的势力范围，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2年）初立，出兵攻打西羌，羌人因敌不过秦人，遂分东、西、南路逃离故土，其向西者一直进入西藏境内称发羌；其向东者进入陇南地区，被称之为武都羌、白马羌（《汉书》称为白马氐）等；其向南进入四川等地，形成牦牛种越隽羌等。此外尚有一些羌人仍留居在三河间（其中包括今甘南和临夏西部地区），并一直生活下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天下一统，为威慑四方，派蒙恬北逐匈奴西驱诸羌，将今甘南东北大部分地区纳入陇西郡。至秦汉交替之际，羌人也受到匈奴的侵袭，纷纷内迁以避其锋。东汉时，生活在甘青一带的羌人游牧部落有数十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游牧于赐支河南岸的先零羌部，游牧于赐支河西北岸的烧当羌，游牧于湟水流域的罕幵羌部。此外还有牢姐部、彡姐部、滇零部、封养部、当煎部、研种部等。在东汉近二百年的统治期间，委任护羌校尉，对西羌进行安抚或镇压，羌人或就抚或反抗，延续达百余年。
  甘南藏族的另一渊源为上古时代的氐人。氐为西北古代部族之一，原处陕、甘、川交界地区。氐、羌为同源而异派，殷代和西周时，氐还未分化出来。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部族之名称，但仍多以“氐羌”并提。可见氐族虽已形成，但与羌的关系仍极密切。《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是关于汉代氐族一次简要说明，其活动范围大概在渭水、汉水上游及白龙江流域一带。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主要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移河谷地带，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四周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以致其语言、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西汉初期，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其社会阶级分化早在汉以前业已存在。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了两次较大迁移，因而至魏晋时，氐人除原处之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他各民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他们是今甘南藏族的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各民族出现了大迁徙、大动荡和大融合的局面。原来游牧于辽东地区的鲜卑族大量向西进入甘青地区，成为这一时期甘肃的一个重要民族。进入甘肃的乞伏鲜卑、秃发鲜卑等都曾建立过地方割据政权，其势力一度曾达甘南东部地区。而占据中国北部的拓拔鲜卑曾建立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其统治范围包括整个甘肃。鲜卑族在甘肃政治生活中一度起过主导作用。
  慕容鲜卑的一支以吐谷浑为首的部落，因部族内部纠纷，向西迁入甘青地区。其后裔在兼并附近羌族部落的基础上，积极向河湟地区发展势力。到吐谷浑孙叶延时，“以王父字为氏”，即以祖父名为姓氏、部落名，亦为国号，正式建立自己的政权，其统治疆域东起甘松，西极于白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都兰、马隆一带），南界于昂城、龙涸（今四川阿坝、松潘一带），包括今临夏大部、甘南及青海、川西北地区。其强盛时曾控制过甘南全境。吐谷浑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精通射猎，以肉、酪为主食，逐水草而居。
  以吐谷浑及其子孙为首的慕容鲜卑部落在到达甘青地区后，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发展变化，与附近的羌人、汉人等长期共同生活不断开发这一地区，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民族特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出自鲜卑而又不同于鲜卑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吐谷浑族。
  在吐谷浑兴起时，甘肃还曾存在过三个羌人地方政权，一度占据今甘南的部分地区，它们分别是：宕昌羌、邓至羌、党项羌。
  宕昌羌是汉末烧当、先零两个羌部分化以后逐渐兴起于洮河与白龙江上游地区的羌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牧养牦牛、羊、豕以供食。十六国时期附属于吐谷浑，十六国后期其酋帅称王，为宕昌国，北魏太武帝始光年间（424〜427年）内附，130年后为北周所灭。这部分羌人后来经过长期演变，成为当地藏族的一部分。
  党项羌是以猕猴为图腾的部族，原是汉魏以来西羌的一支，兴起于南北朝后期。《新唐书•党项传》载：“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进入隋代，党项已拥有一定的实力，活动区域明显扩大，其“东接临洮（今临潭）、西平（今西宁），西距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党项羌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部落联合体，他们最初活动在析支地区，即甘南玛曲及其周围地区。从它的发展来看，党项羌是一个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共同体，实际上它是一个以羌人为主掺杂有鲜卑人、吐谷浑人及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民族。隋初，党项羌尚处于“无徭役”、“无法令”的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尚“不知稼穡”过着“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的游牧生活，“织牦牛尾及==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没有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每姓别为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摄。部落成员，各为生业。尽管部落间“不相往来”，一但“有战阵则相屯聚”、“三年一聚会”（均见《隋书•西域•党项传》）。吐蕃兴起后，攻占了吐谷浑所据的青海地区。与之毗邻的党项部落常受到吐蕃的侵逼和威胁，于是不断迁徙内地，并于其后建立了西夏王国。留居的党项人后被吐蕃称为“弥药”，先后为吐蕃所征服、役使。调露元年（679年），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旧唐书•吐蕃传》），甘青地区的党项羌被吐蕃所兼并融合。
  上述各部落的兴起和以羌人为主体的民族割据政权的建立，表明了唐王朝建立前数百年间，甘肃西南部地区羌、氐部落在与鲜卑人、吐谷浑人、汉人等民族长期共处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相互同化和自然融合的过程。
  隋唐时期，登上甘南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民族是吐蕃。吐蕃人是成长于西藏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北上深入吐谷浑及党项境内，其兵锋曾到达甘南西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今甘南玛曲及青海大部为吐蕃所占领，自此吐蕃不断向东进袭。至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已占有今迭部、夏河以西、以南、青海湖东南部之广大地区，统治了这里的羌、氐、党项、吐谷浑等民族，同时迁来了一部分吐蕃部落，使这里成为在政治上以吐蕃人为主的多民族地区，使不少羌、氐、吐谷浑、鲜卑、汉人同化于吐蕃。至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室分裂，争战不休，各族人民被迫大规模流亡，许多人口迁移各地。留居在今甘南一带的吐蕃部落，因受外来影响较少，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形式，并在与羌、氐、党项、吐谷浑等民族长期相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现在甘南境内的藏族。今甘南舟曲一带的部分藏族，是吐蕃时期来自西藏工布地区军队的后裔，至今当地藏族仍操工布方言口音；今卓尼部分藏族，是吐蕃时期来自西藏彭波地区驻牧部落的后裔，至今当地藏族仍操彭波口音；今甘南迭部的部分藏族，是吐蕃时期来自西藏达布地区（今山南）驻牧部落的后裔，至今当地藏族仍操达布藏语口音。至元、明时期，现代意义上的藏族已经正式形成。
  第二节汉族
  汉族是甘南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很久以前就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里留下许多遗迹。夏河县甘加滩的八角城（一说此城即汉代之白石城），过去这里曾是甘青交通的要道，建城的目的主要为御防的需要，近年来在八角城遗迹中发掘出不少唐、宋文物。其城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还保留有不少古代弃耕的梯田遗迹，有些梯田一直修出山顶。当拟汉族昔日曾在该地居住，并从事过垦殖。由于战争或因当地气候寒冷致使农耕失败而废弃。夏河、迭部、舟曲、临潭等地区均有古城遗址，在某些海拔较低之处也常见梯田的遗迹。可见汉族很早就在甘南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先秦时期，甘南地区为羌、氐民族占据。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其“称霸西戎，拓地千里”的基础上将甘南东北大部分地区纳入陇西郡治下。秦始皇为防范边境少数民族入侵，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率兵30万众，北逐匈奴，开黄河以南地千里，并西逐诸羌，筑长城于边境地区，因地形而制险塞。西汉继续向外扩大其统治区域，拓殖边疆，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今甘肃大部分地区属凉州刺史部，领陇西、金城等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今甘青交界地区置金城郡，原陇西郡所辖之部分地区改属金城郡辖，当时甘南东部地区归陇西郡治下，甘南西北地区归金城郡治下，辖白石县（在今夏河县甘加），此为中央封建王朝在甘南地区设置的另一地方基层行政机构。汉景帝又置羌道县，归陇西郡治下。汉建国后，西汉王朝在甘南地区多次用兵，安定边境，汉族人口开始迁徙移入甘南地区，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播进来。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在击败羌人进攻后，设立护羌校尉，治所令居（今永登县境）统管甘青地区羌人军政事务。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先零羌等部袭金城郡，赵充国在率军击败羌人后，以西羌叛服无常奏请朝廷实行屯田政策，欲不战而胜羌。其屯田奏折中有“顺天时，因地利，以待敌之可胜”等语，其意大抵是选择要冲地点设防，一面养兵，一面屯田以利开发，其时汉族人口大量屯于甘青一带。三国时期，甘南东部地区属曹魏陇西郡管辖，东南地区分属于蜀汉的阴平、武都二郡，其余地区为羌、氐部所占据。魏蜀两国争相劝诱氐羌各部以为声援，在陇南地区长期争战，甘南地区亦为其战场。至蜀汉末，为减轻军费开支，且便于北上进攻曹魏，蜀景耀五年（262年）姜维率兵屯田沓中（舟曲之西、迭部以东）汉族人口移居白龙江上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许多汉人为躲避战祸，遂大量向甘肃迁移，甘南地区的汉人也随之增加。十六国时期，，甘南地区分别为吐谷浑、西秦、五凉、二魏、北周等地方政权所统辖，虽有部分汉族进入本地区，但由于各民族长期陷于混战之中，汉族势力较弱，且有部分同化于少数民族之中，汉族人口锐减。
  隋、唐之际，汉族再次大量进入甘南地区。隋开皇四年（584年），隋廷派钜鹿郡公贺娄子干率兵进攻吐谷浑。隋文帝认为当时由陇西以迄吐谷浑游牧地区，种落稀少，容易遭受袭击，指示贺娄子干勒令民众筑堡居住，垦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上书称，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大举垦田，短期内必然收获少，消耗多，而且这一带居民多数从事畜牧，强令集中垦田，很难保持安定。建议择冲要地点设防，使据点相连，彼此呼应。隋文帝采纳了贺娄子干的建议，在沿边各地建立了大量军事据点，派遣军士戍守。其时甘南地区为吐谷浑东进之要道，驻防士兵自不在少。至隋炀帝时，发动对吐谷浑的征服战争，大败吐谷浑,尽有其地，甘南地区悉入隋王朝版图。隋王朝为巩固新征服地区，迁徙内地轻罪犯人至此居住，并大开屯田，驻兵戍守。隋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王朝的统治在一连串农民大起义中覆灭。吐谷浑首领伏允率众重返故土，后与唐兵配合，击败大凉王李轨。唐王朝虽在甘南建立政权，但因其为少数民族地区，边患连年不断。为巩固统治，充实边疆，唐王朝再次向甘南地区大量移民，使名将李道宗、李道彦居洮州，率部镇守边塞。李氏以陇西世家而寓居临潭，其所携带移居人数当不在少数，后洮州李氏中出现过名将李晟、李愬等人。其时，汉族已在甘南各地特别是临潭地区形成了一些较大的聚居区，人口大增。吐蕃东下，甘南全境乃至洮西为吐蕃所占领。吐蕃奴隶主实行民族压迫，甘南地区部分汉人除逃亡异乡外，大多沦为吐蕃奴隶主的奴隶，被强迫改着蕃服，习说蕃语，使不少汉族奴隶同化于吐蕃之中，汉族在甘南地区几乎绝迹。
  北宋时，甘南地区为吐蕃后裔唃厮啰政权所控制，唃厮啰采取联宋抗夏政策，与宋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并接受北宋王朝封爵。由于双方保持和平，甘南地区在遭受连年兵祸后，得到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使宋夏交界地区不少汉族流入甘南。至熙宁年间，宋神宗任命王韶为秦风路安抚使主其事，随后，王韶便率兵以武力征服洮河地区之吐蕃部落。熙宁五年（1072年）攻克武胜城，置“镇洮军”，旋开熙州，并以熙、河、洮、岷四州和通远军之地为熙河路，王韶任熙河路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占领了河、洮、岷、宕、迭诸州，“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宋王朝为巩固这一地区，除驻兵防守外，再次移民屯田，在河州诸地募汉人屯垦，以充实边疆，汉族又一次大量进入甘南地区。但由于当时历经兵戎之扰，屯垦仍无多大成效。
  在明王朝建立之初，为了防御蒙古骑兵的骚扰，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明王朝不仅从内地大量移民戍边屯田，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而且还广置卫所，实行军屯，使卫所军队自行解决军需粮秣的供给。
  鉴于洮州卫在当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朱元璋为了使边陲地区社会安定，同时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把应天府（南京）和凤阳、定远（安徽）一带的大量居民迁到洮岷地区和青海东部地区作屯民，并把许多罪犯也发配到这一地区服役。洪武十一年（1378年），征西将军邓愈、沐英率部征讨西番（甘青地区藏族在明代称西番），洪武十二年洮州18个藏族部落联合反明，沐英率兵西征，并筑洮州卫城（临潭新城），以随沐英西征而来的汉人陈晖、金鼎兴和南京回族敏大镛、洮州“西番”头目南秀节等六人为指挥，已归附的原洮州达鲁花赤王星吉巴（蒙古族）为洮州指挥佥事。在此次出征中，沐英将原开国将领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康茂才、朱亮祖等部士兵带到洮州屯垦，拓垦耕耘，积储军粮，出现了“寓兵于农”的军屯和民屯。军屯实行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民屯则由支边和流放人员分别充任，屯粮较军屯为轻，此即成为临潭一带汉族的一部分。故当地人多有口传是南京=丝巷人的说法。临潭、岷县一带，妇女服饰至共和国初仍用高髻、凤头鞋，而房屋之布置与型式都具有江淮特点。
  明末清初，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汉族人民抵御清军南下，战事更为频仍，中原大地战乱连年，大量汉人被迫奔走异乡，逃避于边远民族地区，使甘南地区汉族人口不断增长。清朝平定中原后，遂用兵于边疆地区，先后数次西征，镇压各民族的反抗，并再次实行屯田，发直隶（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省罪犯戍边屯垦，又有不少汉人进入甘青地区。至清中叶，回民反清斗争遍及西北地区，清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残酷镇压，并利用各种机会挑动回、汉民族互相仇杀。有不少汉族群众为躲避战乱，携家逃往相对稳定的藏族地区避难，得到藏族农牧民的庇护，遂定居于这一地区，使甘南汉族人口继续增长。至民国初，汉族人口在甘南已占有相当比例，成为甘南的主要民族之一。
  第三节回族
  甘南境内的回族主要分布于临潭、夏河两地。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旭烈兀等的指挥下，曾先后三次大规模西征。蒙古军队西征后，把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军匠、炮手、平民、工匠、商人等强行编入“探马赤军”和“西域亲军”，参加了与西夏、金和南宋王朝的战争。忽必烈统一中国，他们便留居各地，从事戍边、屯垦、看守仓库等活动。
  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蒙古军中就有回回军士，途经洮州、迭部时则留下部分回回人。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西北地区诸王与忽必烈的争战却未停止。当时军屯遍于西北各地区，尤以洮西地区为重。元代的屯田遍布全国，探马赤军占地最多。探马赤军原为蒙古军中之精锐，西征后成份有了很大变化，回回军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此后，甘肃地区屯田的大批回族军士，在已垦或未垦的荒地上屯聚牧养，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回族军士定居后，人口发展很快，《明史》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其时居甘肃者甚多”。元廷为了控制在甘肃以及陕西（当时陕西行省辖区包括今甘肃黄河以东、以南广大地区）等地的回族，还在陕西诸道御史台设有回回椽史1人，专门处理与回族有关的事宜。其时在甘南地区已有回族活动，惟其人数甚少，且乏定居者。
  明代，甘肃回族人口发展极快，已遍布甘肃各地。现临潭（明为洮州卫）的回族就是明初回族将领西平侯沐英西征时带去的回兵后裔。这支回兵后来有一部分留下戍边，逐渐成为当地的农户，至今当地回族中仍然流传着他们是从南方来的口碑。其时洮州卫指挥敏大镛即为应天府（南京）回族大户。回兵戍边之后，为适应这些士兵的宗教生活，明洪武年，在洮州地修建了清真寺。从此，回族就在当地落户，并以善于经商闻名。明代，洮州的商业就十分发达，回、藏、汉等民族以茶易马，皮革、盐、粮食都已成为经营的重要商品，并成为西北地区贸易中心之一。“旧洮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洮州厅志》），显然，洮州已成为甘肃回族在明代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明末清初，回族人口不但大为增加，而且地域也有了新的发展，真正形成了 “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清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率师进入甘肃，镇压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为使居住各地的回民“涣其群，孤其势”，将部分回族人强制性地迁徙到边远地区。又有不少回民为躲避清政府的军事清剿和苛捐杂税，相继流入相对稳定的甘南藏区居住下来，从事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成为甘南回族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在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合作等城镇和交通要道上形成了一些商贸中心，各地回民纷纷到此从事商贸活动并逐渐在此形成居留中心。当时在旧城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是当地回族人。拉卜楞地区商户多为河州回族，他们来拉卜楞从事商业活动，其中一部人在此定居，繁衍生息，逐渐形成甘南回民的又一个重要聚居区。1928年河湟事变中，又有不少回族群众为躲避战乱，来到洮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的一些村庄定居，使甘南回族人口又有了新的增长。
  回族以汉语为基本语言，亦保留、融合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意识。
  第四节土族
  土族在甘南仅有数百人，主要聚集在卓尼县勺哇土族乡。卓尼土族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土族，虽有本民族语言，但通用藏语藏文，其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藏、汉词汇。甘南土族人多数会说汉语。
  勺哇土族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吐谷浑政权之时，勺哇土族一般自称为“勺哇绕”，称自己的语言为“勺盖”。与勺哇等地毗邻的康乐、临潭等地的汉族称勺哇人为“土户家”，藏族称其为“勺哇绕”，也有读作“好哇绕”（为一字的不同发音）的。以上三种不同的称谓表达了相同的内容，意即勺哇人或勺哇族。根据有关资料可以初步认定勺哇土族是吐谷浑的直系后裔。
  公元三世纪末，鲜卑吐谷浑出辽东度陇山西迁到今甘青交界地区，其游牧范围东起甘松，西至白兰，东南延伸到今四川北部松潘一带，和羌、氐杂居。吐谷浑部到达这一地区后，遂为据点，子孙相继，成为强部。至树洛干继位时，吐谷浑已六世八传。阿柴时，“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西秦亡国，洮河以西尽归吐谷浑。至伏连筹时，一面修洮阳、泥和（均在今临潭县境内）二城，陈兵把守；一面朝贡于魏、梁，内修政治，遂为西土一股强有力的地方割据势力。七世纪中叶，吐蕃崛起，灭吐谷浑国，尽得其地。
  吐谷浑政权被吐蕃消灭后，其属民尽管有一部分迁移到凉州、灵州等地，但还有不少吐谷浑人仍长期定居原处，成为吐蕃属民；一小部分因躲避战乱，隐居深山，独成一支。宋代以后甘青地区的大部分吐谷浑人逐步融合到藏汉民族中，只有一小部分尚存，即繁衍成为现在自称为土户家的勺哇土族。
  甘南地区过去曾长期是吐谷浑政权活动的地方。至今仍有一些地方还保留着与吐谷浑有关的地名，如卓尼境内的“阿子塘”、“阿干那”等。唐中叶吐谷浑被灭，仍有许多吐谷浑部落在甘青一带活动，据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有6个吐谷浑千户为吐蕃戍守边地。其中，一部分人留居于今勺哇地区，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今天的勺哇土族。
  勺哇土族与其他地区的土族有着明显区别，青海等地区的土族一般认为是吐谷浑与蒙古人融合之后裔。而勺哇土族则是唐贞观八年（634年）和咸亨元年 （670年）唐蕃两次战争中，居洮河北岸一带的吐谷浑人凭借深山重岭，居住下来后与邻边藏族长期交往，融合而形成的。
  从地理位置讲，勺哇东有冶力关，山狭壑深；北有白石崖山，终年积雪，高不可攀；西有茫茫的扎尕草原，南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四面凭险，形成了当时吐谷浑人免遭战乱长期隐居的有利条件，也就具备和形成了勺哇土族的地理条件。
  语言上，勺哇土族有别于青海互助等地的土族，“青海土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音与蒙古语基本相同，语汇有60%是蒙古语，语序和蒙古语一样，土语有格、数、时、体、态等语法范畴。土语也融合有部分汉语、藏语的成份”（《土族简史简志•合编概况》）。而勺哇土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700个土词词中同源词约占93.5%,也有部分汉语。另外，勺哇土族男子的服饰同藏族雷同，而女子出嫁后头戴名曰“谢豆”的9个铜花，头发从两鬓扎于后。共和国成立前妇女曾穿裙子。《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这一切都是勺哇土族独具之特征。
  勺哇土族原来有三大部落，为上冶三旗的勺哇族，由力吾、拉代、的力、江卜、瞎的、郭加、拉巴七族组成。明代后期即归卓尼管辖。1986年10月成立勺哇土族乡，到1990年底，全州共有土族729人，卓尼县境内有595人。
  第五节蒙古族
  甘南境内的蒙古族，主要是清代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后形成的。由于长期驻牧藏区，故藏化程度颇深。
  蒙古族初到甘南地区是在南宋时期。史载：“理宗宝庆三年，元破西宁州。宝祐二年降吐蕃，会诸王于库库诺尔之西，祭天于日月山，始于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青海等处设朵甘思宣抚司，以统羌番”。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伐大理，忽必烈率师于次年8月到洮州，9月进入迭部经达拉沟入川南下，所经甘南之地留下了一部分蒙古军队。其后，蒙古族统治甘南地区达一百余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今北京），蒙古军队北走漠北，部分蒙古部落于正德年间进入青海。亦不剌和阿尔秃斯占据富饶的青海湖地区后，不断进攻甘、青交界地区，明朝边将无力抵御，遂任其驻牧青海。
  蒙古族大量移牧甘青地区，除明代中末期外，以清初和硕特蒙古部来到青海为高潮时期。和硕特部是卫拉特（又称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清初分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实际上还包括辉特部），原驻牧于天山北麓, 其首领固始汗（又称顾实汗，1582-1654年在位）在动乱岁月，为维护本部落的生存，应西藏佛教格鲁派代表的请求，率部进入青海，并以此为基地，成为总揽卫藏和青海地区军政大权的“丹增曲杰”（持教法王）。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和硕特前首旗亲王即为固始汗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后。黄河南亲王系青海和硕特前首旗亲王之俗称，其最初受封者为察罕丹津。康熙四十年（1701年）察罕丹津入朝觐见，被封为多罗贝勒，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晋封为亲王，并赐册印。在察罕丹津父亲博硕克图济农时，其牧地在青海湖迤北地区，后为寻求广阔丰美的牧场，便南移至今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一带驻牧，“辖区较大，包括现在的果洛、玉树、泽库、同德、贵南，还有甘南的一部分”（《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雍正二年（1724年），罗卜藏丹津因叛败逃后，清廷实施《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条》，将青海蒙古部统一划编为左右翼六部二十九旗，亲王旗被划为左翼盟和硕特部前首旗（俗称河南亲王旗），当时辖区东至拉卜楞希拉德布沙，南至和托果尔希立克，西至巴尔鄂博巴彦乌拉，北至额巴德尼布拉克乌鲁勒卜达巴（《青海历史纪要》）。进入十八世纪后，由于几代亲王的骄横和长期进行民族之间与部落内部的征战，使亲王属下的人民弃产逃亡，很多部落濒于绝灭的境地，牧地渐为藏族部落进驻。和硕特蒙古人长期与藏族交错杂居，其语言文字及一切生活习惯均已藏化。至民国时，其辖地仅限于河南县，东邻拉卜楞，南界四川，西至黄河瓜什则寺，北与土尔扈特南前旗为界，所辖百姓约三千余户。
  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关系密切，其领地之一部即拉卜楞地区，和硕特蒙古入主青海后，大夏河上游地区便成为黄河南亲王的领地。十七世纪末，和硕特蒙古内部各个势力间纷争不已，力图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其中势力较大的罗卜藏丹津不仅承袭了亲王爵位，而且控制了安多藏区占有统治地位的格鲁派各大寺院，极力吞并其他势力，称霸青海草原。而当时察罕丹津仅被封为多罗贝勒，也没有掌握任何寺院政治集团。为此，察罕丹津处于发展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一方面尽力巩固自己在清王朝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兴建寺院，通过寺院势力的渗透，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宗教势力。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察罕丹津迎请誉满康、青、卫、藏的嘉木样协巴多尔济（原名阿旺宗哲）返回原籍，兴建拉卜楞寺。察罕丹津遂成为拉卜楞寺的最初施主，专门献出自己的属民五百户作为拉卜楞寺的香火户。额尔德尼台吉也献出部分土地和属民，作为拉卜楞寺的拉德（神民）。察罕丹津通过迎请嘉木样一世修建拉卜楞寺，一方面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借重嘉木样在宗教上的声誉，缓和并协调了当时已十分严重的藏蒙之间的矛盾。此后拉卜楞地区蒙藏人民基本上和睦相处。黄河南亲王府邸在拉卜楞寺右侧，建寺后因附近无属民应役，亲王遂布施许多布匹于拉卜楞寺，赎来周村民为王府当差应役。至共和国建立前，拉卜楞地区亲王蒙族属民有3千余人。甘南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志
  甘南州第一次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统计表 (1953.7.1)
  资料来源：《甘肃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统计资料》。
  甘南州第二次人口普查棍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统计表 (1964.7.1)
  甘南州第三次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统计表 (1982.7.1)甘南州第四次人口普查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统计表 （199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