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对公存款
甘南地区人民银行的存款业务，是从开办对公存款开始的。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以后，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团体、合作社等单位基本上都在人民银行开立了存款帐户，使分散在这些单位的现金，大部分流回银行。1950年11月，中财委发出《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银行决定凡实行现金管理的单位，1950年11月5日以前存人银行的存款，在一个月内一律禁止提取，11月5日以后新领取的经费或收入，仍须按现金管理制度，存入人民银行，并按现金管理办法支用。通过加强现金管理，打开了存款业务的局面，夏河、临潭两县银行的对公存款由原来的不足1000万元（旧币，下同），到1950年底已经增加到41914万元，增加了40倍，到1952年底又增加到240.1亿元，比1950年又增加56.6倍。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下简称“一五”），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货币收付急剧扩大，银行运用现金管理的行政手段，集中资金，平衡有效地解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甘南地区各级人民银行，在普遍核定各单位的库存现金限额，不定期地进行检查，督促各单位把超过限额的现金及时交存银行的同时，对洮河林业局、贸易公司、畜产公司、供销社等现金收付数额较大的单位，实行按季分月向银行报送现金收付计划，把单位的现金收付纳入国家现金出纳计划，银行按批准计划供应现金。通过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现金和集中资金，保证了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存款稳步增长。1957年末，甘南地区银行对公存款余额为275.5万元（新币，下同）比1952年底增长24.8%。
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间，甘南金融事业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经历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等运动，尤其是1958年改革规章制度中，以“大破大立，先破后立”为原则，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破除，新的规章制度又未能及时建立，使银行系统无章可循，出现了一时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包括对公存款在内的各项业务。这一时期的对公存款有升有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度把储蓄存款利息视为“剥削”而冻结了一部分人的储蓄存款，使储蓄存款连年下降。加之，工商企业不合理的资金和现金占用增加，银行的各项存款也随之下降。1972年，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047万元，仅保持1965年的水平，比1966年还下降了534万元。此后，各项存款虽然逐年回升，1976年各项存款余额达4056万元，1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10.5%， 但与“大跃进”和调整经济时期平均每年增长34.9%的幅度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二。对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存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实行现金管理，主要用行政手段让其把收入现金存入银行，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从1983年起，对国营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学校，开办1年、2年和3年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月息3%。、3.6%0和4.2%。，允许这些单位把按规定提留归单位所有而短期不用的资金（如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地方财政结余等）存为定期存款。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两次调高单位定期存款的利率，由于定期存款利率高于活期存款利率，促使各单位合理安排使用归单位所有的资金，积极参加定期存款。1980年，省人民银行根据省政府、总行的通知和规定，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允许领有营业执照、经营活动正当、符合政策的个体工商业户，在银行开立帐户。此后，随着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它们在银行的存款也逐年增加。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的企业、机关、团体、财政存款余额共为12493万元，占各项存款总额的38.9%，比1976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3.86倍和8.31倍。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总额为32152万元，比1976年的4392万元和1978年的5048万元，分别增长6.32倍和5.37倍。通过积极组织存款，满足了甘南地区信贷资金的逐年增加。
1951一1957年甘南各项存款情况表1966〜1976年全州各项存款表
甘南州特别年份存款增长对比表
第二节储蓄存款
一、城乡储蓄
储蓄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由来已久，但将货币和有储存价值的物品交由他人保管，并逐渐升值的储存方法，仅见于共和国建立后人民银行的储蓄。共和国建立初的“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了较高的储蓄利率，在农业区开办“优待售粮储蓄”，建立了定时定点流动服务的制度，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立储蓄代办所。1956年制定了“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的储蓄原则，并使之成为指导人民储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于国家实行正确的储蓄政策，在生产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经过银行职工的努力，甘南地区的城乡储蓄蓬勃发展。1952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16.4万元。1957年上升为165.1万元，5年增长了10倍，对积蓄人民购买力，调剂商品供应和稳定市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1年与1962年，甘南地区储蓄存款出现下降趋势。1962年，全州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215万元，分别比1960年和1961年下降237万元和141万元，1963年物价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生活逐步稳定正常，城乡储蓄存款开始回升，到1965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270万元，分别比1957年和1962年增长63.5%和24.7%。
1958-1965年甘南地区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融工作受到冲击，银行在储蓄方面开展“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的业务宣传，被指责为“公私溶化论”，储蓄存款利息，被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一些被点名批判或重点审查的人的储蓄存款被冻结起来，从而损害了银行储蓄的信誉，影响了银行职工开展储蓄业务和扩大参加储蓄的积极性，使储蓄存款连年下降。1969年银行储蓄存款余额303万元，比1966年325万元，下降了6.8%。
1979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总结了贯彻储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全面纠正了十年动乱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增强了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认真落实鼓励和保护储蓄的政策。
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因地制宜、举办群众欢迎的储蓄种类。因此，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按照省分行的规定，除保留原有储蓄种类外，先后分别增办了积零成整、定活两便、定期定额有奖息等储蓄种类。1983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把储蓄的发展与支持生产、引导消费结合起来，对储蓄工作进行了由只存不贷变为有存有贷的改革，先后在城乡试办了建房、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和大中型农业生产资料储蓄贷款业务。在帮助城乡群众有计划地实现消费中本着存贷结合，先存后贷的原则，对有一定数额储蓄存款的储户，在实现上列消费资金不足时，经申请银行可以贷款支持，所借款项采取按规定期限继续在银行存储，满额后归还银行的“零存整还”的办法。
为了发展人民储蓄，中国人民银行还注意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1979年以来，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对储蓄存款利率进行了9次调整，增设了利率档次，存期越长利率越高，使不少储户将多年保存在家里的大量现款送存银行。
1979年，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增设储蓄网点，进一步发展储蓄事业》的报告后，甘南各县支行、办事处、营业部，根据各自的条件，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讲求实效的原则出发，大力开展储蓄网点的建设。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各专业银行设立储蓄所22个，配备储蓄人员113人，还有31个县支行、办事处、营业部、44个营业所、103个农村信用社和1个城市信用社办理储蓄业务。此外，除委托邮政部门代办储蓄外，还在一些大中企业、机关、学校设立代办所，聘请代办员、协储员，委托代办储蓄业务。通过储蓄网点的建设，基本上适应了城镇职工、居民和广大农牧民参加储蓄的需要。
1986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部分储蓄所实行了经营承包，主要围绕“增加存款、强化管理、改进服务”的目标进行，把经营承包的成果与职工利益挂起钩来，做到权、责、利相结合，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益明显提高。
发展城乡储蓄，主要靠加强宣传、改进服务和积极动员。1982年，甘南各银行按照发展储蓄，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指导思想，把储蓄与生产、消费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在方法上，主要采取紧密结合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依靠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社会力量，利用报纸、电视等舆论工具，不断拓宽储蓄宣传的路子，使宣传工作社会化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群众性和趣味性，为发展城乡储蓄奠定基础。服务方面，在搞好网点建设的同时，主要是通过调整劳动组织，增设储蓄窗口，增加临柜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中午不关门，节假日照常营业。同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业务培训、业务竞赛，提高储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部分储蓄所和储蓄专柜还设置了电子计算机等设备，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尽量为储户存取款提供方便。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中，各储蓄所和储蓄专柜普遍制定了服务公约和储蓄员守则，开展以“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讲卫生、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注重遵守服务纪律、讲究语言艺术和文明服务，使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经过多年的努力，城乡储蓄业务蓬勃发展。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城镇储蓄存款余额14182万元。比1976年余额491万元和1978年余额578万元，分别增长27.9倍和23.5倍。城镇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总额的比例，也由1976年占12.1%和1978年的14.9%，提高到44.1%。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农户储蓄存款余额2222万元，比1976年余额210万元和1978年余额218万元，分别增长10.5倍和9.15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储蓄已成为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私营工商业存款
对私营工商业存款是通过存款、贷款、汇款等业务联系开展起来的，但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政权建立不久，私商对人民银行还缺乏全面了解，加之市场上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人民币的威信还未确立。1950年，私营工商业存款仅有68户，占夏河、临潭1600商户的4.25%，金额13260万元。以后，随着合理调整公私关系，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统筹兼顾5种社会经济成份（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人民银行提出了广泛开展私营工商业业务的方针，特别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信誉日增，银元牌价急剧下降，私营工商业的存款有了较大的增长，1951年达到12.6亿元，1952年为6.8亿元，分别增长了8.7倍和4.1倍。
三、折实储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鼓励人民储蓄”的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在当时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存款人的经济利益，决定开办折实储蓄。但由于共和国初期，甘南地区职工、教师不多，而且多为供给制，所以效果不显著。1950年底，甘南地区储蓄存款仅有181万元。此后，随着物价稳定，人民币信誉提高，职工人数增加，工资改革等因素，折实储蓄也改为用人民币直接存取，储蓄存款迅速增长。1951年增加到38138万元，比1950年增加200倍。1952年底增加到16.4亿元，又比1951年增加3.3倍。
四、邮政储蓄和保值储蓄
1986年，根据邮政部门网点多，通讯便利的特点，委托邮政部门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很受储户欢迎。到1990年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51万元。1988年9月10日，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始举办保值储蓄。这是国家银行根据物价上浮情况，对储户存入3年期以上的定期储蓄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一定的保值补贴，使储户的存款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造成损失。从而保护了储户的利益，使城乡储蓄得以逐年增长。
甘南地区人民银行的存款业务，是从开办对公存款开始的。1950年4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以后，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团体、合作社等单位基本上都在人民银行开立了存款帐户，使分散在这些单位的现金，大部分流回银行。1950年11月，中财委发出《冻结现金，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银行决定凡实行现金管理的单位，1950年11月5日以前存人银行的存款，在一个月内一律禁止提取，11月5日以后新领取的经费或收入，仍须按现金管理制度，存入人民银行，并按现金管理办法支用。通过加强现金管理，打开了存款业务的局面，夏河、临潭两县银行的对公存款由原来的不足1000万元（旧币，下同），到1950年底已经增加到41914万元，增加了40倍，到1952年底又增加到240.1亿元，比1950年又增加56.6倍。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下简称“一五”），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货币收付急剧扩大，银行运用现金管理的行政手段，集中资金，平衡有效地解决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甘南地区各级人民银行，在普遍核定各单位的库存现金限额，不定期地进行检查，督促各单位把超过限额的现金及时交存银行的同时，对洮河林业局、贸易公司、畜产公司、供销社等现金收付数额较大的单位，实行按季分月向银行报送现金收付计划，把单位的现金收付纳入国家现金出纳计划，银行按批准计划供应现金。通过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现金和集中资金，保证了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存款稳步增长。1957年末，甘南地区银行对公存款余额为275.5万元（新币，下同）比1952年底增长24.8%。
1958年至1965年的8年间，甘南金融事业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经历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等运动，尤其是1958年改革规章制度中，以“大破大立，先破后立”为原则，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破除，新的规章制度又未能及时建立，使银行系统无章可循，出现了一时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包括对公存款在内的各项业务。这一时期的对公存款有升有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度把储蓄存款利息视为“剥削”而冻结了一部分人的储蓄存款，使储蓄存款连年下降。加之，工商企业不合理的资金和现金占用增加，银行的各项存款也随之下降。1972年，银行各项存款余额2047万元，仅保持1965年的水平，比1966年还下降了534万元。此后，各项存款虽然逐年回升，1976年各项存款余额达4056万元，10年内平均每年增长10.5%， 但与“大跃进”和调整经济时期平均每年增长34.9%的幅度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二。对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存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实行现金管理，主要用行政手段让其把收入现金存入银行，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从1983年起，对国营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学校，开办1年、2年和3年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月息3%。、3.6%0和4.2%。，允许这些单位把按规定提留归单位所有而短期不用的资金（如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地方财政结余等）存为定期存款。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两次调高单位定期存款的利率，由于定期存款利率高于活期存款利率，促使各单位合理安排使用归单位所有的资金，积极参加定期存款。1980年，省人民银行根据省政府、总行的通知和规定，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允许领有营业执照、经营活动正当、符合政策的个体工商业户，在银行开立帐户。此后，随着城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它们在银行的存款也逐年增加。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的企业、机关、团体、财政存款余额共为12493万元，占各项存款总额的38.9%，比1976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3.86倍和8.31倍。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总额为32152万元，比1976年的4392万元和1978年的5048万元，分别增长6.32倍和5.37倍。通过积极组织存款，满足了甘南地区信贷资金的逐年增加。
1951一1957年甘南各项存款情况表1966〜1976年全州各项存款表
甘南州特别年份存款增长对比表
第二节储蓄存款
一、城乡储蓄
储蓄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由来已久，但将货币和有储存价值的物品交由他人保管，并逐渐升值的储存方法，仅见于共和国建立后人民银行的储蓄。共和国建立初的“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了较高的储蓄利率，在农业区开办“优待售粮储蓄”，建立了定时定点流动服务的制度，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设立储蓄代办所。1956年制定了“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储户保密”的储蓄原则，并使之成为指导人民储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由于国家实行正确的储蓄政策，在生产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经过银行职工的努力，甘南地区的城乡储蓄蓬勃发展。1952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16.4万元。1957年上升为165.1万元，5年增长了10倍，对积蓄人民购买力，调剂商品供应和稳定市场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61年与1962年，甘南地区储蓄存款出现下降趋势。1962年，全州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为215万元，分别比1960年和1961年下降237万元和141万元，1963年物价趋于稳定，社会经济生活逐步稳定正常，城乡储蓄存款开始回升，到1965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270万元，分别比1957年和1962年增长63.5%和24.7%。
1958-1965年甘南地区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金融工作受到冲击，银行在储蓄方面开展“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的业务宣传，被指责为“公私溶化论”，储蓄存款利息，被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一些被点名批判或重点审查的人的储蓄存款被冻结起来，从而损害了银行储蓄的信誉，影响了银行职工开展储蓄业务和扩大参加储蓄的积极性，使储蓄存款连年下降。1969年银行储蓄存款余额303万元，比1966年325万元，下降了6.8%。
1979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总结了贯彻储蓄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全面纠正了十年动乱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增强了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认真落实鼓励和保护储蓄的政策。
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允许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因地制宜、举办群众欢迎的储蓄种类。因此，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按照省分行的规定，除保留原有储蓄种类外，先后分别增办了积零成整、定活两便、定期定额有奖息等储蓄种类。1983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把储蓄的发展与支持生产、引导消费结合起来，对储蓄工作进行了由只存不贷变为有存有贷的改革，先后在城乡试办了建房、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和大中型农业生产资料储蓄贷款业务。在帮助城乡群众有计划地实现消费中本着存贷结合，先存后贷的原则，对有一定数额储蓄存款的储户，在实现上列消费资金不足时，经申请银行可以贷款支持，所借款项采取按规定期限继续在银行存储，满额后归还银行的“零存整还”的办法。
为了发展人民储蓄，中国人民银行还注意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1979年以来，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对储蓄存款利率进行了9次调整，增设了利率档次，存期越长利率越高，使不少储户将多年保存在家里的大量现款送存银行。
1979年，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增设储蓄网点，进一步发展储蓄事业》的报告后，甘南各县支行、办事处、营业部，根据各自的条件，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讲求实效的原则出发，大力开展储蓄网点的建设。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各专业银行设立储蓄所22个，配备储蓄人员113人，还有31个县支行、办事处、营业部、44个营业所、103个农村信用社和1个城市信用社办理储蓄业务。此外，除委托邮政部门代办储蓄外，还在一些大中企业、机关、学校设立代办所，聘请代办员、协储员，委托代办储蓄业务。通过储蓄网点的建设，基本上适应了城镇职工、居民和广大农牧民参加储蓄的需要。
1986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部分储蓄所实行了经营承包，主要围绕“增加存款、强化管理、改进服务”的目标进行，把经营承包的成果与职工利益挂起钩来，做到权、责、利相结合，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益明显提高。
发展城乡储蓄，主要靠加强宣传、改进服务和积极动员。1982年，甘南各银行按照发展储蓄，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指导思想，把储蓄与生产、消费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在方法上，主要采取紧密结合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依靠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社会力量，利用报纸、电视等舆论工具，不断拓宽储蓄宣传的路子，使宣传工作社会化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群众性和趣味性，为发展城乡储蓄奠定基础。服务方面，在搞好网点建设的同时，主要是通过调整劳动组织，增设储蓄窗口，增加临柜人员，延长营业时间，中午不关门，节假日照常营业。同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业务培训、业务竞赛，提高储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部分储蓄所和储蓄专柜还设置了电子计算机等设备，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尽量为储户存取款提供方便。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中，各储蓄所和储蓄专柜普遍制定了服务公约和储蓄员守则，开展以“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讲卫生、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注重遵守服务纪律、讲究语言艺术和文明服务，使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经过多年的努力，城乡储蓄业务蓬勃发展。到1990年底，甘南地区金融机构城镇储蓄存款余额14182万元。比1976年余额491万元和1978年余额578万元，分别增长27.9倍和23.5倍。城镇储蓄存款占各项存款总额的比例，也由1976年占12.1%和1978年的14.9%，提高到44.1%。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农户储蓄存款余额2222万元，比1976年余额210万元和1978年余额218万元，分别增长10.5倍和9.15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城乡储蓄已成为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
二、私营工商业存款
对私营工商业存款是通过存款、贷款、汇款等业务联系开展起来的，但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政权建立不久，私商对人民银行还缺乏全面了解，加之市场上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人民币的威信还未确立。1950年，私营工商业存款仅有68户，占夏河、临潭1600商户的4.25%，金额13260万元。以后，随着合理调整公私关系，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统筹兼顾5种社会经济成份（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人民银行提出了广泛开展私营工商业业务的方针，特别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信誉日增，银元牌价急剧下降，私营工商业的存款有了较大的增长，1951年达到12.6亿元，1952年为6.8亿元，分别增长了8.7倍和4.1倍。
三、折实储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鼓励人民储蓄”的方针。中国人民银行在当时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存款人的经济利益，决定开办折实储蓄。但由于共和国初期，甘南地区职工、教师不多，而且多为供给制，所以效果不显著。1950年底，甘南地区储蓄存款仅有181万元。此后，随着物价稳定，人民币信誉提高，职工人数增加，工资改革等因素，折实储蓄也改为用人民币直接存取，储蓄存款迅速增长。1951年增加到38138万元，比1950年增加200倍。1952年底增加到16.4亿元，又比1951年增加3.3倍。
四、邮政储蓄和保值储蓄
1986年，根据邮政部门网点多，通讯便利的特点，委托邮政部门开办邮政储蓄业务，很受储户欢迎。到1990年底，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51万元。1988年9月10日，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开始举办保值储蓄。这是国家银行根据物价上浮情况，对储户存入3年期以上的定期储蓄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一定的保值补贴，使储户的存款不致因物价上涨而造成损失。从而保护了储户的利益，使城乡储蓄得以逐年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