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一、银元交易
  甘南各族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物物交换交易方式，直至货币的出现，才逐渐结束了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并接受认识了货币。
  银元在甘南藏区流通时间较长，是藏族人民喜用的货币，也是主要的贮藏手段。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已建立政权的牧区，通过发放贷款，收购畜产品，部队驻防等，发行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初步树立起人民币的威望。但是，由于牧区的政权建立较晚，牧民对人民政权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加之过去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严重贬值，不法商人用冥钱欺骗牧民以及牧区经济生活上的自给性等原因，当时在牧区行使人民币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中央决定把银元作为甘南牧区的一种货币，承认其合法流通；在夏河、临潭、卓尼等接近内地的市场，则作为混合流通区，人民币与银元均可使用。同时，为了隔绝内地与甘南地区的银元流通，打击由贩毒（鸦片）活动所带来的银元黑市，相应地制定了一些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稳定金融物价，扶植人民币市场，安定人民生活。
  1950年12月，夏河、临潭两县同时成立银元交易所，交易所属当地群众性的独立组织，由当地党政、工商联、银行、地方绅士等组织理事会直接领导，银行只作为理事会成员，在业务上负责传达贯彻有关政策和上级指示。交易方式，凡持有或需用银元者，不限对象、数量，均可到交易所兑换，但兑换十枚以上的，需交千分之一的手续费，以作交易所的经费开支，交易牌价由上级参照兰州、临洮、岷县三地的市价确定并通知，由交易所挂牌交易。交易所需要的银元，由省人民银行负责调拨供应。银元交易所的成立，对照顾民族习惯，便利牧民兑换，减少中间盘剥，打击银元黑市交易，扩大人民币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1952年2月，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撤销银元交易所，把银元兑换列为人民银行的正常业务。
  二、收兑
  （一）银元收兑
  1950年至1952年，根据规定，银元兑换分别实行“大出压价”和“审查兑换”的政策。大出压价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年12月，银元交易所成立后实行不分用途、对象、数量均可兑换的“大出大入”办法；1951年8月起，实行兑出不分对象、数量，兑入则要问清来源加以限制的“大出小入”办法；至1952年2月，实行兑出不分对象，银行不再收兑的“只出不入”的办法，在实行上述兑换办法过程中，逐步降低了银元牌价。从1950年12月至1952年6月的17个月中，共降低银元牌价39次，平均每月降低2元，银元牌价由兑22300元（旧币），降至10000元（旧币），下降幅度为58.2%。由于银元牌价降低率大于私营商业平均值，私商深感保存银元吃亏。同时，国家规定：国营贸易、粮食、供销合作、税务等部门，在其收入中，不得直接收银元，因此，市场商品交易由过去以银元作价，改为以人民币作价，不少私商把销售收入的银元，当天就到银元交易所兑换人民币。牧民也把银元兑换成人民币后，再到国营企业购买粮、布、茶等生活用品。临潭新城等个别地区市场上，曾出现每枚银元抵9500元（旧币），低于国家兑换牌价10000元的贴水现象。通过这些政策、办法，基本上击垮了银元在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威信也随之提高。1950年10月起，银元兑换执行“兑入从宽，兑出从严，审查兑换”的政策，在实行这一政策中，要求大宗使用银元的单位，按季分月编制使用银元计划，人民银行按批准的计划供应，以保证收购畜产品、木材、药材、土特产品以及机关、部队、统战工作等方面的需要，对农牧民的小额需要，如购买耕畜等，经审查后也予以兑换。据统计，1950年至1957年，甘南部分地区实行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期间，银行共兑出银元2639.3万枚，兑入银元717.8万枚（其中“一五”时期兑出1747.3万枚，兑入586.5万枚），兑出大于兑入的差额为1921.5万枚，按当时车运情况计算，仅运送兑出银元的差额，就需480多辆汽车，国家的支援和耗费是巨大的。在兑出银元中，用于收购畜产品、木材、药材、土特产品的2021.1万枚，占兑出总数的76.6%；统战、救灾等兑出195.2万枚，占7.4%；剿匪、购军马、购草料等军需兑出225.7万枚，占8.5%；农牧民个人兑岀197.3万枚，占7.5%。在兑入银元中，1954年以前主要有机关企业售货、税收、罚没等收入，占兑入总数的91.8%，其余为农牧民、私商户的零星兑入；1955年以后，私商、财政罚没收入，农牧民等兑入占90%，其余为国营商业等兑入占10%。
  甘南地区银元兑出兑入情况表
  （二）旧币收兑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新币1元折合旧币10000元的比率收回旧人民币。
  甘南地区各级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的命令和总行、省分行的部署在新币发行之前，即做好新人民币的调运和学习与此有关的新制度、新办法，保证新人民币统一如期发行。同时，把银行所有存款、储蓄、贷款等帐册，按1：10000的比价，把旧币数目折成了新币，并向各使用支票的存款单位发出对帐单，保证折算一致，内外帐务相符。市场商品流通、文化娱乐服务行业以及各种经济往来，都按国家规定，全部按新人民币标价、记帐和办理收付。新人民币从1955年3月1日起，成为社会上一切货币收付、债权债务、交易计算、契约合同、单据凭证、帐簿记载等经济事项的唯一计算和标价单位。新人民币发行之初，一些农民群众由于过去深受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之苦，曾产生过一些疑虑，一度出现抢购储存商品的现象，致使三四月份贸易公司、供销社的商品零售额增加了2至3倍，后经广泛宣传和事实教育，广大群众很快便了解了发行新人民币的意义，从而拥护国家发行新币的措施。
  为了做好新币发行和旧币收兑工作，夏河、临潭、卓尼、舟曲4县支行除在州、县城设立兑换专柜、组织流动兑换小组外，还委托贸易公司、供销社等单位办理兑换；在农村除各营业所、信用社兑换外，还组织流动兑换小组深入农村，登门兑换，把宣传与收兑结合起来，大大方便了群众。国家规定1万元、5万元面额的旧币，限定在4月30日以前兑换，5千元以下的旧币兑换期还可延长。为了维护边远地区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利益，经省分行批准，甘南地区的旧币收兑工作，实际延长了数年之久。截至1955年底，甘南地区共收兑旧币金额达45117882770元。此后，各县银行还在零星收兑，仅临潭县支行就收兑了1504900元。
  新的人民币发行后，群众反映新币好看，区别、计算、使用、记帐都较容易，特别是新币印有汉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4种文字，便于在少数民族地区流通，受到甘南地区各阶层的普遍欢迎。新币发行以后，银行的城乡储蓄存款连年增加，银行市价一度下跌。据统计，1955年在畜产品收购中，用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占收购总额的46%，比往年仅占20%左右，增加1倍多；1955年银行兑出银元1955530枚，比1954年减少1439412枚，兑入银元2569344枚，比1954增加2157649枚。与此同时，市场人民币的流通量1955年比1954年增加了56%。
  （三）金银收兑
  1958年2月，甘南禁止银元流通后，至1961年6月底，银行按收兑牌价共收兑黄金2115两，白银354069两，银元389.9万枚。收兑金银类别，各地情况不同，据合作地区调查统计，收兑的白银中，银器皿占40.7%；银首饰占36%；银锭占23.3%。收兑的黄金中，金条、金币占95%以上，金首饰占5%，收兑的黄金、白银的主要来源：一是禁止银元流通后群众自愿兑换的；二是平息叛乱后和反封建斗争中，公安、财政部门没收有关人员财产时交由银行收兑的。据省分行工作组调查：碌曲县没收的白银占银元收兑数的70%，黄金占100%；夏河县甘加公社没收的白银占收兑的36.4%，黄金占54.3%。事后，有的属于个人财产的，由财政部门作了退还。1958年退给拉卜楞寺活佛、僧人而转为个人储蓄存款的达80余万元；三是在移风易俗、改革服饰运动中，一些少数民族妇女将银首饰交银行收兑；四是上层人士的集资和捐款。
  在平息叛乱和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受“左”的影响，发生过扩大化错误，对此，1962年根据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进行过纠正。对金银收兑问题，根据中共甘肃省委1962年10月17日批转省民委、省银行党组《关于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强迫收兑白银问题的报告》进行了退售银饰工作。办法是：由银行配售白银，补偿加工费，由商业部门负责加工和退售。原计划全州退售银饰35056户，配售白银7万两。在实际退售中，各县情况不同，卓尼县在当地加工银饰8种、6198件，用银4674两，每两折合人民币2.15元（不含加工费），由于式样符合当地群众需要，价格低廉，经分配社队后，很快退售完；夏河县在退售中，采取由省民贸公司加工后委托县民贸公司代售的办法，但由于样式，品种不符合当地藏族群众的需要，而且价格过高，所以未能按计划退售。
  三、市场流通
  为使人民币在市场上顺利流通，首先要禁止与人民币相抵触而阻碍流通的货币。铜元自清末流入甘南地区后，一直在市场流通，共和国建立初期仍作为辅币在城乡使用，阻碍着人民币占领市场。为此，银行部门经请示当地政府同意，配合公安部门，于1951年6月22日，首先在临潭县发出布告，明令禁止铜元流通，同时先后发行千元及千元以下的人民币4000万元（旧币），保证了市场找零的需要。1952年2月又先后在夏河拉卜楞和黑错（今合作）发出布告，禁止铜元流通，使币制逐步趋于统一。
  1951年，夏河、临潭两县的人民银行成立后，甘南地区继续执行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政策。到1954年7月，银元兑出改为“对公根据计划充分供应，对私审查其用途兑付银元需要”，从而满足了牧民和市场交易的正当需要，银元市场逐步稳定，黑市价格日渐下跌，由高于国家牌价20%降至5%，甚至一度出现了低于国家牌价5%至10%的现象（即每枚0.95元至0.90元）。这一时期，银元流通的变化，除了银元政策改变的原因外，主要还受甘南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一五”时期，甘南地区加快了区乡政权建设，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国营贸易、供销合作不断壮大，市场商品供应状况良好，物价稳定，从而不断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降低了银元在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地位。1953年剿灭了马良股匪，消除了搜罗银元，散发假钞，造谣惑众等破坏活动的阴影，社会秩序安定，为推行人民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54年甘南地区铲除烟苗3万余亩，禁绝了鸦片种植，消除了贩卖、吸食活动及由此产生的高价收买银元的祸根。同时，对畜产品收购，实行由国营贸易和合作社统一经营，逐步减少用银元支付收购价款，使人民币在牧区开始流通。1955年发行印有藏文的新人民币，票面券别易于识别，计算单位与银元一致，牧区群众乐于使用。同时在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后，去西藏经营英国、印度物资的僧俗商人.改变用耗牛驮运银元的办法，开始大量携带人民币，减少了对银元的需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现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银元的流通领域就大为缩小，人民币的流通领域则不断扩大。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不少私营商业户和兼营商业的农户，以入股等各种名义，交纳了一部分银元，因而1955年和1956年每年银行平均兑入银元231万枚，比前5年平均每年兑入45万枚，增加了4倍多，使银元的流通量大为减少，而人民币的流通量逐年增加，这样，银元作为货币只能在富裕户中作为收藏品贮藏；而发挥流通、支付手段的货币则是人民币。1958年1月，省人民委员会遵照国务院《关于严格管理货物经由西藏地区和其它边境流入内地的规定》，决定在甘南地区禁止银元流通。据此，1958年2月，甘南州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禁止银元在甘南部分地区流通的命令，结束了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的局面，实现了货币制度的真正统一。
  1958年以前，甘南部分地区实行人民币与银元混合流通，银行的人民币收付是收入大于支出。1958年2月禁止银元流通后，人民币代替了银元，人民币作为唯一的货币，流通量有所增加。1958年银行现金支出大于收入，净投放货币166万元，当年社会货币流通量为539万元。以后随着贷款的不断增加，并通过企业和农村的各种支付而转换为银行的现金支出，形成了货币投入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1959年银行货币净投放544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为1128万元；I960年银行货币投放637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为2049万元；1961年银行货币投放1088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为3137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多与少，一般是与商品可供量作比较的，当时全国以1:7作为正常值，市场上流通的1元货币，需要有7元的商品作供应。1957年甘南地区流通货币与可供应商品的比例1：4.93，即流通的每1元货币，有近5元的商品可供应。1958年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供应是1：2，1961年下降为1：0.7。在1960年和1961年连续大量投放货币后，从1962年起，甘南地区的货币投放和社会货币流通量，逐年下降，1965年，货币投放412万元，比1962年投放789万元减少47.8%，社会货币流通量896万元，比1962年1552万元减少42.6%，人均持币26元，比1962年50元减少48%。市场平均货币流通量同社会商品库存总额的比例由1962年的1：0.8上升为1：2.6，与全国平均1：3.6的水平，差距大为缩小。此后的货币流通量，同样受制于银行的货币投入和社会商品的丰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