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榷场
甘南地区的集市贸易，始兴于隋。唐、宋以来，开辟茶马互市，设立“榷场”，各地商人进入甘南旅居经商，卖茶售丝及日用百货，当地群众出售药材、牲畜及畜产品等。除此，历史上还有鸦片贸易和木材交易等商业市场。
宋熙宁十年（1077年），熙、河、岷、通远军（今陇西）各置榷场，贸易百货，招募商人前来市易，所获为助边资费。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甘肃境内的白龙江以北诸州均被金国占领。金廷除与西夏在原北宋之边界贸易外，又在秦、巩、洮、积石等州设榷场与南宋和吐蕃贸易。金王朝占领洮西地区后，曾三次在洮州设榷场。第一次在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至绍兴二十九年（金海陵王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正月废，历时18年。第二次是宋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金、夏置秦、巩、洮等地榷场，其时的榷场贸易，需持证明文书，经过审查合格者方许贸易，成交后交纳牙金和税款。榷场交易已不如往昔，原因之一就是金朝为防止南宋抗金力量强大，严禁粮食出境，这就使边界贸易中农牧产品上市的规模缩小。其次在各族牧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茶叶及丝织品均产于南方，仅此二物就使畜产品的销售转到南宋境内进行。至于夏金边界的民族贸易，金朝唯恐“边民私相越境、窃盗财富”，“奸民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停闭了原有榷场。在金朝统治的一百余年间，陇右地区的民族贸易普遍出现萎缩状况。
第二节集市
甘南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历史上除临潭旧城、新城曾设“茶马互市”、建立“榷场”外，其它地方集市贸易无史可靠。后来随着拉卜楞寺的兴起，拉卜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丛拉”为主的商贸活动，并发展成为甘南集市贸易较发达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临潭县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是甘南地区商贸流通的重要市场。集市贸易主要在旧城和新城。新城历朝均为临潭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屡遭兵燹，商贸活动每况愈下。旧城虽亦遭兵燹，但西北近拉卜楞，南连上下迭部，西接双岔、西仓，均为藏民聚居处，其商品集散较新城方便，故仍能保持繁荣。据统计1929年前，旧城输入物资约100万元，1929年后约50万元（西道堂除外）。输入的物资主要有布匹、大米、茶、盐、日用杂货等。输出物资1929年前约1100万元，1929年后约40万元。主要有牲畜、畜产品、药材等。1929年以后有所发展，据1941年调查，全年输入货物约286万元，输出物资约500万元。其中，畜产品类（包括兽皮）194万元，占输出总值的38.2%,牲畜类188万元，占37%,药材26万元，占5.1%,木材100万元，占19.7%。此外运往藏区的铜器，1929年前为2000驮，每驮约值30元，共值6万元，1929年后仅值3万元。粮食每年运藏区约100〜200百万驮，皆为本地所产，这些物资都由私商经营。生皮毛运销张家口，熟羊皮销往四川，猪毛销往汉口，羊肠销往天津，麝香发运河南，药材发往陕西三原，骡马走销陕西秦川，牛销往岷县、渭源一带，旧城的贸易网络联结国内21个省市（区）。
清末民初一段时间里，临潭盛产兰马鸡翎毛，西路一带农家喂养马鸡，每只鸡年产翎16根，每百根售价20〜30元，每年销售约20万元以上。主要销往北京、苏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大中城市，除作清朝官员的装饰品外，亦作古典戏剧道具装饰之用。民国初年运销欧美，数法国销路最广。1939年前虽曾一度行销，后以销路滞塞而罢市。据1954年调查统计，旧城私商尚存翎毛6万余根。
临潭各乡都有庙会，最有名的是五月端午新城的龙神赛会，六月初一至初五有莲花山庙会，六月二十四日的紫螃山雷祖神会和七月十二的财神会，这些庙会都是商品交易的大好时机。由于临潭居民大多系明初从南京随军迁来，故新城仍保留着在“军营赶集”的习俗，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每日晨有“早营”，交易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山货、竹木器、农具交易突出，牲畜、仔猪市场兴旺，外地小商贩多以摆摊为主要形式，走乡串巷，流动贸易。后来“营”从城外发展到城内，招引旧城及临'洮、康乐、岷县、卓尼等临近县的商人来新城贸易。“营”在商品流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旧城和新城的“早营”上，赶“营”多为附近农村妇女，商贩每日天亮摆摊，交易的商品主要以当地农产品、蔬菜为主。
1938年前后距旧城南十多里的拉扎河口有柴市，藏语称“折巴”。每逢五、十为集期，进行木材（柴）交易。
民国时期，临潭旧城又是卓尼的物资转输市场。据1941年调查，经旧城转入卓尼的物资总值158.4万元，转出物资452.4万元。
卓尼每年仅有腊月二十六日一天的传统集日和夏、秋两次骡马会，夏季骡马会在六月初二至初六历时5天，秋季在十月二十五至月底历时6天。这两次骡马会在卓尼禅定寺门前广场上进行，百货、牛马商贩云集卓尼。十月骡马会上，禅定寺进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县城更是人如潮涌。1917年10月骡马会期间夏河麦武发生鼠疫，为了防止传染，土司杨积庆下令封锁道路，不准外地牲畜进入贸易场所，旧城商贩鉴于牲畜已购运到境，便请示临潭县政府，改贸易集市在旧城举行，此后旧城西河滩便成为贸易市场。骡马会上交易的牲畜大都由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等地输入，马匹以玛曲乔科出产的河曲马，骗牛以卓尼拉力沟和扎智卡畜种为最优。每年会上交易的牲畜约达5000余头（匹）。牛除本县农民购买外，大多被岷县、陇南各县购去使役。每逢骡马会，都唱会戏，经费由商会筹措，会虽以骡马为名，实际上百货行业的销售量最大。当时湖北云梦县的白土布，江西景德镇的小龙碗，北京、天津的珠宝，杭州、成都的绸缎，上海的贡呢、斜布（俗称板子货），岷县的白面、清油，武山、甘谷的大米、辣椒，临夏的红枣，舟曲的柿饼、核桃，当地的肠衣、皮毛、药材等都是购销两旺的入市商品。
夏河县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寺院贸易，由于宗教信仰，向来鄙视经商牟利。所以，商业活动仍停留在物物交换阶段。例如：布匹以一方为单位（即拉开折方为度），盐、酒则以碗量为准。价格则以1枚银元多少方布，多少碗盐、酒议定。畜产品和土特产价格低贱。据史料记载，1张羊皮只换1盒香烟，1张牛皮换1丈白布，百斤羊毛换5块茯茶。多数土特产品在当地消费，部分外销换回瓷器、粮食、铁器等日用品。少数人也到西藏和附近汉族地区做生意，后土特产外销量增加，价格日高，人们的经济意识也逐步增强。旧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发生变化，寺院经济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单纯以宗教信仰已不能左右商贸活动的发展。另外，寺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使浩大的宗教支出不致受到影响，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到商业活动方面。所以寺院商业在数量上逐日增多，寺院中大总管和囊欠管家都拥有巨额资金从事经商。也利用放债获利，以此保证在任期内的寺院财源不致枯渴。但囿于传统观念，虽然经商，并不直接明设门市，而是通过有关系的回汉私商进行。这样就形成了以拉卜楞为中心的寺院上层、地方土官和外商相结合的商业集团。平时拉卜楞寺前设有“丛拉”（即市场），遇到宗教法会活动，香客云集，贸易繁荣，尤以正月、七月两次“大法会”为最。沿寺边大路两旁“囊欠”（佛邸）的院内都建有许多客房，以备牧区和其它地区来夏河经商的商队居住，每间客房可住一个“瓦卡”（商队中的一个伙食单位）。由“囊欠”的“瓦日瓦”（经纪人）介绍当地市价和行情，介绍顾客、帮助出售货物，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佣金的抽取，不论牲畜大小，1头抽取1元，羊毛1驮2元，羔皮1张1角、牛皮1张2角。一个“囊欠”有时住十几个“瓦卡”，按出售土特产品数量的多寡收取费用。
由于拉卜楞寺这样一个宠大的宗教团体加入到商业贸易的网络中，无疑给夏河县的商业发展注入活力，他们把资金主要投放到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上，寺院几乎垄断了土特产市场，收购的牲畜、皮毛达20余种。因物产丰饶，民情淳朴，商民贩运川、陕一带日用品来此经营均获厚利。1928年改拉卜楞设治局为夏河县，商业日渐发达。据1939年有关拉卜楞调查资料记载，夏河输出货物总值1607650元，尤以羊毛为最，羊毛由安多藏区收集经由临夏转运兰州。输入货物总值840102元，在输入物资中粮食为多（包括面粉、挂面、大米、小米）。抗日战争前，年平均输入10万公斤，1939年为10万公斤，1940年为125万公斤。1941年1至9月350万公斤。1940年和1941年输入猛增，其原因由于增设机关，人数骤增。粮食主要来源是毗邻的临夏、临潭两县。次为茶叶（人均每年一块茯茶），茶分茯茶、松潘茶2种，茯茶即普通谓之“砖茶”。松潘茶来自松潘。抗日战争前数年平均输入松潘茶1600包，茯茶11500块，后因砖茶价格日高，多改用松潘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出海口被封锁，国内交通受阻，各种货物不能向外畅销，外地客商无法前来，使拉卜楞商业受到极大影响。
甘南藏区牲畜繁殖较快，据记载1941年牲畜存栏量为172.16万头，年成交量为7.22万头，占存栏量的4.19%,其中：拉卜楞占成交量的90%,临潭占10%。调往区外14950头（匹），占成交总量的20.71%,区内销售57250头（匹），占79.29%；马匹有84.18%销往区外，主要供给军用，销往岷县，西安、平凉、泾川、陇东一带的主要是作为役用。牛每年成交4700头，占成交总量的6.51%。区内销售占57.45%,调往区外占42.55%；牛销售量中拉卜楞占74.46%/旧城占25.54%,承销对方主要是临夏、岷县等地.部分供作肉用。羊销售6.4万只，拉卜楞占93.75%,旧城仅占6.25%,以内销食用为主。甘南藏区由于处于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商品率极低，拥有牲畜的牧民除生活必需时，往往不愿出售。再加上当时出入牧区风险太大，更加运输方法原始，所以年成交牲畜的数量十分有限。
外销之皮毛以天津、上海为目的地，兰州为转运站，自拉卜楞至兰州走旱路3天，在兰州换皮筏沿黄河下运至包头，再经火车运至天津，最快需10天，西兰公路通车后，由兰州装汽车至西安，换火车分达天津、上海，运期大为缩短，皆由客商自运。1936年冬季起，邮局开始收寄羊毛包裹，以骡马驮运至兰州，再以汽车外运，拉卜楞至天津，每公斤收费3角5分。是年10至12月3个月内即运出4千余包，每包重6~7斤不等，占输出总额的十分之七。
输入货物以来自北平（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杭州、成都等地货物为主。北平来货多为供藏民使用的铜壶、小刀、僧帽、珠子等。天津、上海来货多为日用品及洋货等。汉口、杭州、成都来货则为绸缎、茶叶等。四川来货多用骡、牛等驮载，由商队经草地运来。马运10天可达，牛运则时间加倍，其它各地则皆经由兰州转运。食盐多由青海运来，1939年输入13500公斤，价值5400元，占输入的第十四位，其它货物来自兰州、临夏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南地区的集市一度沿袭旧制ol958年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全州农牧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取消了个体及私营企业和市场。集市贸易随之停止。
在大跃进后期，陆续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明确提出“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960年初，各县恢复了集市贸易和市场管理机构，按照“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同年2月初各县以会议形式举办了一次三类物资交流会。参加的有：商业、农业、工业、卫生、粮食、林业等部门，会上各县共签订收购合同123份，品种210种，总值达10886351元。在此时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2年市场形势开始好转，全州共开放了12个城镇的集市贸易。上市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当年临潭县的集市总成交额160万元，占本县整个商品流通额的40%。新城逢“营”交易的产品有70余种，大部分是竹木农具、药材、野果、废品、仔猪等。市场物价大幅度下降，与市场恢复初期相比下降了3至12倍，肉、禽、蛋下降4倍，幼禽、幼畜等下降3倍，烧柴下降4倍。但仍与计划价格相差很大，如粮食犹高出7倍左右。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而取缔。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性质和地位始得到肯定。各县除恢复县城集市外，还增加和恢复了夏河县的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碌曲县的郎木寺，迭部县的电采寺，舟曲县的插岗、立节等小集市。对临潭县的原有旧、新两城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在旧城西河滩、新城东门外还增设了牲畜专业市场（包括仔猪市场）；又新辟了陈旗的三、八集，冶力关的二、七集。新城将端午节庙会扩大为物资交流大会，交易总额达508万元。此外每年的8月1日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冶力关地区在农历六月初一至初七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卓尼县定于每年7月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
由于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进入市场，取长补短，相互竞争，流通活跃，集市上的蔬菜、瓜果、副食、肉食数量多、质量好。活跃的蔬菜贩运弥补了季节差异，使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临潭的新、旧城恢复早“营”之后，在农业收获大忙季节，又恢复了劳务市场。在旧城应招的劳务人员（俗称麦客子）大多来自庄稼早熟地区的东部一带，他们收毕庄稼后，便来旧城应招割黄田或做其它短工，每天工价除管吃住外，收入5至6元。在新城早“营”应招的劳务人员多是附近农民劳动力宽裕者，为城区缺乏劳力的人家帮工（如收割庄稼）。其工价随行就市，略低于旧城。
共和国建立后，夏河拉卜楞寺院僧侣中有资金经商者，把经商重点转向西藏和印度。据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甘南分组的调查，私人拥有流动资金在百万元以上者为措钦吉哇（全寺总财务官），资金约在500万元左右，个人拥有50万元以上者1人，10万元以上者占全寺僧人的10%,千元以上者约占全寺人数的30〜40%,从事商业活动的约500人，占全寺成年僧人数的20〜30%。1954年前往西藏经商的囊欠有：霍尔藏仓、念智仓、索智仓、措钦吉哇等。其它各扎仓管家，一般僧众约有百人，仅措钦吉哇携带资金就达3万白洋。走一趟西藏最少也可获取3千元的利润。一只劳来斯表从西藏运到夏河，成本及费用价值200银元左右，而在夏河的售价可超1倍以上。1955年往西藏经商的囊欠有：贡唐仓、荣增仓、念智仓、索智仓、霍尔藏仓。其余各扎仓吉哇、僧人零星由兰州取道四川转昌都去藏的人很多，如贡唐仓一处组织3个商队资金达7万白洋。他们从江西景德镇订作大批西藏人喜爱的各式花色品种的小瓷器，运往西藏出售，从上海运来各色毕叽、呢绒、印度礼帽、印度纹牛皮、美制金笔、象牙镯子、各种装饰品；从四川成都贩来哈达、生牛皮靴及缎花玩具等投放拉卜楞市场。有些僧人在牧区剪毛季节，收购零星羊毛运到夏河转手卖给畜产品公司。全县集市有拉卜楞的牛马市场“丛拉”，唐纳合的山绵羊市场和合作、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等小集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拉卜楞镇旅游业的兴起，昔日的“丛拉”集市，已被货畅物阜的商业大街所替代。店铺鳞次栉比，摊点星罗棋布，南方缝纫工、木工、钉修鞋工，眼镜修配工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外地商贩的涌入给高原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舟曲县在历史上原无集市，1946年，先后在沙湾、官亭（现属宕昌县）办起了两处集场，一直延续至今。在县城虽曾开办多次，但均未能巩固，只能适应习惯上的常日集市。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投资6.5万元，建设市场面积600平方米，县城广坝已建成一条较可观的商业街。
第三节鸦片黑市交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鸦片输入采取听任态度，官方名义上履行禁烟，但禁种不禁收购、运销，鸦片的种植和贩运一直泛滥到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迭部、舟曲、临潭、夏河、碌曲、卓尼广种罂粟，特别在白龙江流域的上下迭、插岗、铁坝及洮河流域的新堡、录竹一带，气候、土壤适于罂粟生长，成为盛产生烟的基地。为牟取暴利，当时的行商个个贩买鸦片，杂货商无不兼营鸦片。
夏河县的藏族群众称大烟是“金木乃合”（藏语意为“黑影子”），视其为不祥之物。因此，藏族群众吸者甚少，也无种烟习惯。但由于拉卜楞地区是川、甘、青藏区商业贸易的通衢.来往商贾云集，受周边地区的影响，鸦片生意逐渐兴起，并开始种植大烟。起初只有清水、桥沟、隆瓦、牙首、上卡加、下卡加等地，后来蔓延到博拉、加门关、阿木去乎、下巴沟、麦西、阿拉一带。每逢收烟季节，就有不少外地回、汉民及小贩、小商、各种工匠，甚至以乞讨为名，前来夏河种烟区，收割、加工和贩卖大烟。
临潭县的旧城早在明清时期就是甘、青、川、康、藏区贸易的集散地和重要商埠，清末时成为加工、炮制和贩卖鸦片的主要场所，县境一些偏僻地区如莲花山一带就种植鸦片。每年7、8月份，专门从事鸦片生意的烟商，便组织大量人力去四川阿坝、马尔康等种烟区收割、收购生烟。由于时间紧迫、雇用短工量大，就出现了商业性的“人市”。烟商将收割、收购的生烟运到旧城，出售给专门从事大烟加工的烟户，进行炮制后，再将鸦片成品（包括烟棒和白料面）出售给烟贩，销往内地。由于鸦片生意利润高，旧城的商家特别是牛马商贩，大都染指鸦片生意。1916年临夏烟价每两高达白银14两，因此很多商人不惜长途跋涉，成群结队赴川康边境阿坝一带武装贩运。初期一帮有几十人马，后渐增至几百人马，甚至近千人马，被称为“马客”。据统计1938年至1949年“马客”最多的一年有3万人左右。这些人都携带枪支既可自卫，又可用枪换取大烟。时任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并令烟贩每马交200银元的税款，无马单人交100元，烟贩交过烟款后，才可去临潭、卓尼及临夏一带公开贩卖，地方政府置若罔闻，一时大烟充斥市场，甘南地区民族贸易形成极端畸形。共和国建立后，中共甘南藏区工委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禁种、禁贩鸦片，提出“坚决禁种，慎重稳步，逐步禁绝”的禁烟方针，于1952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地群众性禁烟运动，对贩运大烟的商人及“牛马贩子”进行了教育，使他们转入了正当的商贸渠道。
第四节木材交易
甘南州是甘肃省最大的原始林区之一。随着省内各地木材用量的不断增长，木材采伐量与日俱增。清末明初时设有洮河木厂和冶木河木厂。白龙江流域之木材每年运销达三万根；夏河县境内沿大夏河水运到临夏的木材每年约万余根；临潭县每年销往兰州的木材有七万根之多。临潭县的冶力关、新堡成为州内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因而开设了多家木行。1932年新堡本地木行字号有：福顺亨、积生厚、春生茂、钱盛丰、泰源德、隆法盛等，外地木商字号有：福兴号、祥泰号、亨泰号、义源祥、庆泰号、十裕号、德盛亨等。各木商从卓尼境内的大峪沟、卡车沟、博峪沟、木耳沟、鹿儿沟、车巴沟、粒珠沟等林区与当地拥有林权的族、村头人、寺院订立买卖文契。洽谈项目大致有四种：（一）、“林尽归山”类。这是一种剃光头式的采伐办法；（二）、“年限采伐”类。这是不论林数多寡，以所定“年限”为期，到期停止采伐；（三）、“选择采伐”类。这是由买卖双方亲自进林，在选好树株上打号，论数计价（未打号的不许采伐）；（四）、“收集现成”类，买主在林缘区居民手中议价收购零星木材，然后由揽头招集水运工，利用洮河扎筏放运，每筏多则70余根，少则50余根，运往临洮或兰州。
民国政府曾在岷县设立洮河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共和国成立后接收改称为迭岷林务处），并在卓尼设洮河林场。这些林务机构，形似林政管理机关，实则进行森林保护和科研，亦兼营部分征、没收木材。临潭的西道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置了卓尼的仓科林1处，其后在马明仁任教主时增设13处，总面积约数万公顷，其中鹿儿沟林是所置林中最大的一处，号称九沟十八岔。1937年，与马步芳在兰州合办“西北木厂”，在临洮设有分站。
甘南地区的集市贸易，始兴于隋。唐、宋以来，开辟茶马互市，设立“榷场”，各地商人进入甘南旅居经商，卖茶售丝及日用百货，当地群众出售药材、牲畜及畜产品等。除此，历史上还有鸦片贸易和木材交易等商业市场。
宋熙宁十年（1077年），熙、河、岷、通远军（今陇西）各置榷场，贸易百货，招募商人前来市易，所获为助边资费。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甘肃境内的白龙江以北诸州均被金国占领。金廷除与西夏在原北宋之边界贸易外，又在秦、巩、洮、积石等州设榷场与南宋和吐蕃贸易。金王朝占领洮西地区后，曾三次在洮州设榷场。第一次在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至绍兴二十九年（金海陵王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正月废，历时18年。第二次是宋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金、夏置秦、巩、洮等地榷场，其时的榷场贸易，需持证明文书，经过审查合格者方许贸易，成交后交纳牙金和税款。榷场交易已不如往昔，原因之一就是金朝为防止南宋抗金力量强大，严禁粮食出境，这就使边界贸易中农牧产品上市的规模缩小。其次在各族牧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茶叶及丝织品均产于南方，仅此二物就使畜产品的销售转到南宋境内进行。至于夏金边界的民族贸易，金朝唯恐“边民私相越境、窃盗财富”，“奸民托名榷场贸易，得以往来，恐为边患”，停闭了原有榷场。在金朝统治的一百余年间，陇右地区的民族贸易普遍出现萎缩状况。
第二节集市
甘南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历史上除临潭旧城、新城曾设“茶马互市”、建立“榷场”外，其它地方集市贸易无史可靠。后来随着拉卜楞寺的兴起，拉卜楞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丛拉”为主的商贸活动，并发展成为甘南集市贸易较发达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临潭县的集市贸易，历史悠久，是甘南地区商贸流通的重要市场。集市贸易主要在旧城和新城。新城历朝均为临潭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屡遭兵燹，商贸活动每况愈下。旧城虽亦遭兵燹，但西北近拉卜楞，南连上下迭部，西接双岔、西仓，均为藏民聚居处，其商品集散较新城方便，故仍能保持繁荣。据统计1929年前，旧城输入物资约100万元，1929年后约50万元（西道堂除外）。输入的物资主要有布匹、大米、茶、盐、日用杂货等。输出物资1929年前约1100万元，1929年后约40万元。主要有牲畜、畜产品、药材等。1929年以后有所发展，据1941年调查，全年输入货物约286万元，输出物资约500万元。其中，畜产品类（包括兽皮）194万元，占输出总值的38.2%,牲畜类188万元，占37%,药材26万元，占5.1%,木材100万元，占19.7%。此外运往藏区的铜器，1929年前为2000驮，每驮约值30元，共值6万元，1929年后仅值3万元。粮食每年运藏区约100〜200百万驮，皆为本地所产，这些物资都由私商经营。生皮毛运销张家口，熟羊皮销往四川，猪毛销往汉口，羊肠销往天津，麝香发运河南，药材发往陕西三原，骡马走销陕西秦川，牛销往岷县、渭源一带，旧城的贸易网络联结国内21个省市（区）。
清末民初一段时间里，临潭盛产兰马鸡翎毛，西路一带农家喂养马鸡，每只鸡年产翎16根，每百根售价20〜30元，每年销售约20万元以上。主要销往北京、苏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大中城市，除作清朝官员的装饰品外，亦作古典戏剧道具装饰之用。民国初年运销欧美，数法国销路最广。1939年前虽曾一度行销，后以销路滞塞而罢市。据1954年调查统计，旧城私商尚存翎毛6万余根。
临潭各乡都有庙会，最有名的是五月端午新城的龙神赛会，六月初一至初五有莲花山庙会，六月二十四日的紫螃山雷祖神会和七月十二的财神会，这些庙会都是商品交易的大好时机。由于临潭居民大多系明初从南京随军迁来，故新城仍保留着在“军营赶集”的习俗，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每日晨有“早营”，交易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山货、竹木器、农具交易突出，牲畜、仔猪市场兴旺，外地小商贩多以摆摊为主要形式，走乡串巷，流动贸易。后来“营”从城外发展到城内，招引旧城及临'洮、康乐、岷县、卓尼等临近县的商人来新城贸易。“营”在商品流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旧城和新城的“早营”上，赶“营”多为附近农村妇女，商贩每日天亮摆摊，交易的商品主要以当地农产品、蔬菜为主。
1938年前后距旧城南十多里的拉扎河口有柴市，藏语称“折巴”。每逢五、十为集期，进行木材（柴）交易。
民国时期，临潭旧城又是卓尼的物资转输市场。据1941年调查，经旧城转入卓尼的物资总值158.4万元，转出物资452.4万元。
卓尼每年仅有腊月二十六日一天的传统集日和夏、秋两次骡马会，夏季骡马会在六月初二至初六历时5天，秋季在十月二十五至月底历时6天。这两次骡马会在卓尼禅定寺门前广场上进行，百货、牛马商贩云集卓尼。十月骡马会上，禅定寺进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县城更是人如潮涌。1917年10月骡马会期间夏河麦武发生鼠疫，为了防止传染，土司杨积庆下令封锁道路，不准外地牲畜进入贸易场所，旧城商贩鉴于牲畜已购运到境，便请示临潭县政府，改贸易集市在旧城举行，此后旧城西河滩便成为贸易市场。骡马会上交易的牲畜大都由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等地输入，马匹以玛曲乔科出产的河曲马，骗牛以卓尼拉力沟和扎智卡畜种为最优。每年会上交易的牲畜约达5000余头（匹）。牛除本县农民购买外，大多被岷县、陇南各县购去使役。每逢骡马会，都唱会戏，经费由商会筹措，会虽以骡马为名，实际上百货行业的销售量最大。当时湖北云梦县的白土布，江西景德镇的小龙碗，北京、天津的珠宝，杭州、成都的绸缎，上海的贡呢、斜布（俗称板子货），岷县的白面、清油，武山、甘谷的大米、辣椒，临夏的红枣，舟曲的柿饼、核桃，当地的肠衣、皮毛、药材等都是购销两旺的入市商品。
夏河县的集市贸易主要是寺院贸易，由于宗教信仰，向来鄙视经商牟利。所以，商业活动仍停留在物物交换阶段。例如：布匹以一方为单位（即拉开折方为度），盐、酒则以碗量为准。价格则以1枚银元多少方布，多少碗盐、酒议定。畜产品和土特产价格低贱。据史料记载，1张羊皮只换1盒香烟，1张牛皮换1丈白布，百斤羊毛换5块茯茶。多数土特产品在当地消费，部分外销换回瓷器、粮食、铁器等日用品。少数人也到西藏和附近汉族地区做生意，后土特产外销量增加，价格日高，人们的经济意识也逐步增强。旧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发生变化，寺院经济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单纯以宗教信仰已不能左右商贸活动的发展。另外，寺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使浩大的宗教支出不致受到影响，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到商业活动方面。所以寺院商业在数量上逐日增多，寺院中大总管和囊欠管家都拥有巨额资金从事经商。也利用放债获利，以此保证在任期内的寺院财源不致枯渴。但囿于传统观念，虽然经商，并不直接明设门市，而是通过有关系的回汉私商进行。这样就形成了以拉卜楞为中心的寺院上层、地方土官和外商相结合的商业集团。平时拉卜楞寺前设有“丛拉”（即市场），遇到宗教法会活动，香客云集，贸易繁荣，尤以正月、七月两次“大法会”为最。沿寺边大路两旁“囊欠”（佛邸）的院内都建有许多客房，以备牧区和其它地区来夏河经商的商队居住，每间客房可住一个“瓦卡”（商队中的一个伙食单位）。由“囊欠”的“瓦日瓦”（经纪人）介绍当地市价和行情，介绍顾客、帮助出售货物，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佣金的抽取，不论牲畜大小，1头抽取1元，羊毛1驮2元，羔皮1张1角、牛皮1张2角。一个“囊欠”有时住十几个“瓦卡”，按出售土特产品数量的多寡收取费用。
由于拉卜楞寺这样一个宠大的宗教团体加入到商业贸易的网络中，无疑给夏河县的商业发展注入活力，他们把资金主要投放到畜产品和土特产品上，寺院几乎垄断了土特产市场，收购的牲畜、皮毛达20余种。因物产丰饶，民情淳朴，商民贩运川、陕一带日用品来此经营均获厚利。1928年改拉卜楞设治局为夏河县，商业日渐发达。据1939年有关拉卜楞调查资料记载，夏河输出货物总值1607650元，尤以羊毛为最，羊毛由安多藏区收集经由临夏转运兰州。输入货物总值840102元，在输入物资中粮食为多（包括面粉、挂面、大米、小米）。抗日战争前，年平均输入10万公斤，1939年为10万公斤，1940年为125万公斤。1941年1至9月350万公斤。1940年和1941年输入猛增，其原因由于增设机关，人数骤增。粮食主要来源是毗邻的临夏、临潭两县。次为茶叶（人均每年一块茯茶），茶分茯茶、松潘茶2种，茯茶即普通谓之“砖茶”。松潘茶来自松潘。抗日战争前数年平均输入松潘茶1600包，茯茶11500块，后因砖茶价格日高，多改用松潘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出海口被封锁，国内交通受阻，各种货物不能向外畅销，外地客商无法前来，使拉卜楞商业受到极大影响。
甘南藏区牲畜繁殖较快，据记载1941年牲畜存栏量为172.16万头，年成交量为7.22万头，占存栏量的4.19%,其中：拉卜楞占成交量的90%,临潭占10%。调往区外14950头（匹），占成交总量的20.71%,区内销售57250头（匹），占79.29%；马匹有84.18%销往区外，主要供给军用，销往岷县，西安、平凉、泾川、陇东一带的主要是作为役用。牛每年成交4700头，占成交总量的6.51%。区内销售占57.45%,调往区外占42.55%；牛销售量中拉卜楞占74.46%/旧城占25.54%,承销对方主要是临夏、岷县等地.部分供作肉用。羊销售6.4万只，拉卜楞占93.75%,旧城仅占6.25%,以内销食用为主。甘南藏区由于处于原始的游牧生产方式，商品率极低，拥有牲畜的牧民除生活必需时，往往不愿出售。再加上当时出入牧区风险太大，更加运输方法原始，所以年成交牲畜的数量十分有限。
外销之皮毛以天津、上海为目的地，兰州为转运站，自拉卜楞至兰州走旱路3天，在兰州换皮筏沿黄河下运至包头，再经火车运至天津，最快需10天，西兰公路通车后，由兰州装汽车至西安，换火车分达天津、上海，运期大为缩短，皆由客商自运。1936年冬季起，邮局开始收寄羊毛包裹，以骡马驮运至兰州，再以汽车外运，拉卜楞至天津，每公斤收费3角5分。是年10至12月3个月内即运出4千余包，每包重6~7斤不等，占输出总额的十分之七。
输入货物以来自北平（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杭州、成都等地货物为主。北平来货多为供藏民使用的铜壶、小刀、僧帽、珠子等。天津、上海来货多为日用品及洋货等。汉口、杭州、成都来货则为绸缎、茶叶等。四川来货多用骡、牛等驮载，由商队经草地运来。马运10天可达，牛运则时间加倍，其它各地则皆经由兰州转运。食盐多由青海运来，1939年输入13500公斤，价值5400元，占输入的第十四位，其它货物来自兰州、临夏等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南地区的集市一度沿袭旧制ol958年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全州农牧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取消了个体及私营企业和市场。集市贸易随之停止。
在大跃进后期，陆续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明确提出“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960年初，各县恢复了集市贸易和市场管理机构，按照“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原则，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同年2月初各县以会议形式举办了一次三类物资交流会。参加的有：商业、农业、工业、卫生、粮食、林业等部门，会上各县共签订收购合同123份，品种210种，总值达10886351元。在此时期，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2年市场形势开始好转，全州共开放了12个城镇的集市贸易。上市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当年临潭县的集市总成交额160万元，占本县整个商品流通额的40%。新城逢“营”交易的产品有70余种，大部分是竹木农具、药材、野果、废品、仔猪等。市场物价大幅度下降，与市场恢复初期相比下降了3至12倍，肉、禽、蛋下降4倍，幼禽、幼畜等下降3倍，烧柴下降4倍。但仍与计划价格相差很大，如粮食犹高出7倍左右。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而取缔。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性质和地位始得到肯定。各县除恢复县城集市外，还增加和恢复了夏河县的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碌曲县的郎木寺，迭部县的电采寺，舟曲县的插岗、立节等小集市。对临潭县的原有旧、新两城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加强，在旧城西河滩、新城东门外还增设了牲畜专业市场（包括仔猪市场）；又新辟了陈旗的三、八集，冶力关的二、七集。新城将端午节庙会扩大为物资交流大会，交易总额达508万元。此外每年的8月1日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冶力关地区在农历六月初一至初七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卓尼县定于每年7月定期召开物资交流大会。
由于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份进入市场，取长补短，相互竞争，流通活跃，集市上的蔬菜、瓜果、副食、肉食数量多、质量好。活跃的蔬菜贩运弥补了季节差异，使淡季不淡、旺季不烂。
临潭的新、旧城恢复早“营”之后，在农业收获大忙季节，又恢复了劳务市场。在旧城应招的劳务人员（俗称麦客子）大多来自庄稼早熟地区的东部一带，他们收毕庄稼后，便来旧城应招割黄田或做其它短工，每天工价除管吃住外，收入5至6元。在新城早“营”应招的劳务人员多是附近农民劳动力宽裕者，为城区缺乏劳力的人家帮工（如收割庄稼）。其工价随行就市，略低于旧城。
共和国建立后，夏河拉卜楞寺院僧侣中有资金经商者，把经商重点转向西藏和印度。据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甘南分组的调查，私人拥有流动资金在百万元以上者为措钦吉哇（全寺总财务官），资金约在500万元左右，个人拥有50万元以上者1人，10万元以上者占全寺僧人的10%,千元以上者约占全寺人数的30〜40%,从事商业活动的约500人，占全寺成年僧人数的20〜30%。1954年前往西藏经商的囊欠有：霍尔藏仓、念智仓、索智仓、措钦吉哇等。其它各扎仓管家，一般僧众约有百人，仅措钦吉哇携带资金就达3万白洋。走一趟西藏最少也可获取3千元的利润。一只劳来斯表从西藏运到夏河，成本及费用价值200银元左右，而在夏河的售价可超1倍以上。1955年往西藏经商的囊欠有：贡唐仓、荣增仓、念智仓、索智仓、霍尔藏仓。其余各扎仓吉哇、僧人零星由兰州取道四川转昌都去藏的人很多，如贡唐仓一处组织3个商队资金达7万白洋。他们从江西景德镇订作大批西藏人喜爱的各式花色品种的小瓷器，运往西藏出售，从上海运来各色毕叽、呢绒、印度礼帽、印度纹牛皮、美制金笔、象牙镯子、各种装饰品；从四川成都贩来哈达、生牛皮靴及缎花玩具等投放拉卜楞市场。有些僧人在牧区剪毛季节，收购零星羊毛运到夏河转手卖给畜产品公司。全县集市有拉卜楞的牛马市场“丛拉”，唐纳合的山绵羊市场和合作、完尕滩、博拉、阿木去乎等小集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拉卜楞镇旅游业的兴起，昔日的“丛拉”集市，已被货畅物阜的商业大街所替代。店铺鳞次栉比，摊点星罗棋布，南方缝纫工、木工、钉修鞋工，眼镜修配工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外地商贩的涌入给高原小城注入了新的活力。
舟曲县在历史上原无集市，1946年，先后在沙湾、官亭（现属宕昌县）办起了两处集场，一直延续至今。在县城虽曾开办多次，但均未能巩固，只能适应习惯上的常日集市。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投资6.5万元，建设市场面积600平方米，县城广坝已建成一条较可观的商业街。
第三节鸦片黑市交易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鸦片输入采取听任态度，官方名义上履行禁烟，但禁种不禁收购、运销，鸦片的种植和贩运一直泛滥到交通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迭部、舟曲、临潭、夏河、碌曲、卓尼广种罂粟，特别在白龙江流域的上下迭、插岗、铁坝及洮河流域的新堡、录竹一带，气候、土壤适于罂粟生长，成为盛产生烟的基地。为牟取暴利，当时的行商个个贩买鸦片，杂货商无不兼营鸦片。
夏河县的藏族群众称大烟是“金木乃合”（藏语意为“黑影子”），视其为不祥之物。因此，藏族群众吸者甚少，也无种烟习惯。但由于拉卜楞地区是川、甘、青藏区商业贸易的通衢.来往商贾云集，受周边地区的影响，鸦片生意逐渐兴起，并开始种植大烟。起初只有清水、桥沟、隆瓦、牙首、上卡加、下卡加等地，后来蔓延到博拉、加门关、阿木去乎、下巴沟、麦西、阿拉一带。每逢收烟季节，就有不少外地回、汉民及小贩、小商、各种工匠，甚至以乞讨为名，前来夏河种烟区，收割、加工和贩卖大烟。
临潭县的旧城早在明清时期就是甘、青、川、康、藏区贸易的集散地和重要商埠，清末时成为加工、炮制和贩卖鸦片的主要场所，县境一些偏僻地区如莲花山一带就种植鸦片。每年7、8月份，专门从事鸦片生意的烟商，便组织大量人力去四川阿坝、马尔康等种烟区收割、收购生烟。由于时间紧迫、雇用短工量大，就出现了商业性的“人市”。烟商将收割、收购的生烟运到旧城，出售给专门从事大烟加工的烟户，进行炮制后，再将鸦片成品（包括烟棒和白料面）出售给烟贩，销往内地。由于鸦片生意利润高，旧城的商家特别是牛马商贩，大都染指鸦片生意。1916年临夏烟价每两高达白银14两，因此很多商人不惜长途跋涉，成群结队赴川康边境阿坝一带武装贩运。初期一帮有几十人马，后渐增至几百人马，甚至近千人马，被称为“马客”。据统计1938年至1949年“马客”最多的一年有3万人左右。这些人都携带枪支既可自卫，又可用枪换取大烟。时任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并令烟贩每马交200银元的税款，无马单人交100元，烟贩交过烟款后，才可去临潭、卓尼及临夏一带公开贩卖，地方政府置若罔闻，一时大烟充斥市场，甘南地区民族贸易形成极端畸形。共和国建立后，中共甘南藏区工委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禁种、禁贩鸦片，提出“坚决禁种，慎重稳步，逐步禁绝”的禁烟方针，于1952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地群众性禁烟运动，对贩运大烟的商人及“牛马贩子”进行了教育，使他们转入了正当的商贸渠道。
第四节木材交易
甘南州是甘肃省最大的原始林区之一。随着省内各地木材用量的不断增长，木材采伐量与日俱增。清末明初时设有洮河木厂和冶木河木厂。白龙江流域之木材每年运销达三万根；夏河县境内沿大夏河水运到临夏的木材每年约万余根；临潭县每年销往兰州的木材有七万根之多。临潭县的冶力关、新堡成为州内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因而开设了多家木行。1932年新堡本地木行字号有：福顺亨、积生厚、春生茂、钱盛丰、泰源德、隆法盛等，外地木商字号有：福兴号、祥泰号、亨泰号、义源祥、庆泰号、十裕号、德盛亨等。各木商从卓尼境内的大峪沟、卡车沟、博峪沟、木耳沟、鹿儿沟、车巴沟、粒珠沟等林区与当地拥有林权的族、村头人、寺院订立买卖文契。洽谈项目大致有四种：（一）、“林尽归山”类。这是一种剃光头式的采伐办法；（二）、“年限采伐”类。这是不论林数多寡，以所定“年限”为期，到期停止采伐；（三）、“选择采伐”类。这是由买卖双方亲自进林，在选好树株上打号，论数计价（未打号的不许采伐）；（四）、“收集现成”类，买主在林缘区居民手中议价收购零星木材，然后由揽头招集水运工，利用洮河扎筏放运，每筏多则70余根，少则50余根，运往临洮或兰州。
民国政府曾在岷县设立洮河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共和国成立后接收改称为迭岷林务处），并在卓尼设洮河林场。这些林务机构，形似林政管理机关，实则进行森林保护和科研，亦兼营部分征、没收木材。临潭的西道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购置了卓尼的仓科林1处，其后在马明仁任教主时增设13处，总面积约数万公顷，其中鹿儿沟林是所置林中最大的一处，号称九沟十八岔。1937年，与马步芳在兰州合办“西北木厂”，在临洮设有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