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甘南州的私营商业主要分布在夏河县的拉卜楞，临潭县的旧城、新城，舟曲、卓尼两县只有少数几家，而碌曲、玛曲、迭部的广大林牧区几乎没有一个当地的私营商行。共和国建立前，全州共有私营商业1368户，从业人员1625人，拥有资金2664692元。
夏河县私营商业自拉卜楞寺院建立后逐渐兴起，至1928年“河湟事变”后，临夏大量的回、汉民众迁居夏河，以经商谋生。1938年在上下塔哇共有私营商号百余家，其中回汉民族各半。商号中最有势力者为“河州帮”，如隆盛和号（马绍翰设）、德源成号（马步芳在青海所设义源祥之分号）、和源号（马矿务设），此外尚有玉盛公号、义盛魁号、复兴隆号等均属于“河州帮”。外资所设商号仅有“普伦”、“西城”2洋行。夏河县的皮商多系平津一带之富商，每年9月间携款运货而来，到翌年4月间，运载畜产皮毛而返，恰如“候鸟”，故称“候商”，亦曰“行商”。本地小资本的皮毛商家，以就地加工制成熟皮短衣，运往上海、汉口者有32家。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在民族、宗教、地理、风俗等因素影响下，独具特色。在经济上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县大小私营商户几乎没有一家不向寺院“囊欠”的“吉哇”（管理全寺院财务的僧官）借贷的。因此，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基本上依附于寺院。
临潭县旧城私营商业贸易历史悠久，以经营名贵药材、洮马、畜产品、木材及鸦片为大宗，吸引大量内地商家前来贸易。如在1921年前后来临潭的有京帮、陕帮、鄂帮、豫帮等商帮。到1941年以后旧城私营商号资本在3千元（银元）以上的约有47家，另有“集成庄”、“德泰店”、“义泰行”等招揽商客的客栈。与此同时出现了面行、山货行等行头，管理本行业市场，收取“牙金”。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经纪人（牙行）29名。
旧城的商业以与牧区交易为主，进牧区经商（行商）者，除西道堂有相当规模外，尚有单家或搭帮同行而不合股者（合股者间或有之），每帮在10至20人之间，以驮牛载货，携帐篷、口粮及自卫枪支等，结队而行，但至交易点后，则各自投身“主人家”（实行代销、中转、经纪人），经由“主人家”介绍或帮助交易，交易方式多样，用货币或物品互相交换均可。
临潭新城的私营商户，民国初以外地“候商”为主，当地的小商贩都从岷县等邻区配货经营。新城第一家大商号“天顺成”是清光绪年间，由姓谢和姓孙的两个临洮串乡“货郎”合伙开设的，到1921年时，已发展到雇工30多人，其中有柜台営业员6人，专搞采购、整理药材的5人，染房（染布）8人。1929年“河湼事变”波及临潭，外地商人陆续撤离新城。“天顺成”号的谢孙两家也分伙经营，不久谢氏衰败，孙氏改字号为“仁和亨”号，于1937年倒闭。其时，当地商人赵聘卿设立“天成隆”字号，资金雄厚，后为新城第一富商。同时还有张秃娃的“永兴玉”号，资本仅次于“天成隆”。新城又是木材集散市场之一，除木商外，旅店、饭馆也应运而生。1932年饭馆有“宏泰馆”，“福盛馆”，“名盛馆”，其它还有“杨家馆”、“赵家馆”、“石家馆”。旅店有“常家店”、“顾家店”、“杨家店”、“汪家店”、“于家店”、“殷家店”等。
舟曲县的商业在历史上就不发达，当地农民很少从事经商活动。在清末仅有“东丰店”、“永盛翠”商号，民国初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外地商人在县城设立“议和长”、“天成西”、“荆生茂”商号，收购药材，经营小规模零星百货生意。1938年，县设商务会，有座商25户。1946年全县有座商45户，从业人员90人，资本19500元，包括百货业26户，中草药4户，饮食业4户，洮染业5户，还有照相、理发、缝纫各2户。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夫妻店。农村更无商业可言，只有少数货郎担，肩挑背负，串乡叫卖。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比抗日战争前（1937年底）上涨14.5万倍。甘南私营商业因此而萧条衰落，小商小贩停业倒闭。共和国成立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市场销售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纳入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私营商业从而有了发展。据统计，1950年私营工商业有1551户，资金1071900元；1953年有2717户，比1950年增加了75%,资金1384166元，增加了27%。1954年有2805户，比1953年增加了3.2%,资金1440950元，增加了4%，私营商业零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57.7%。
夏河县于1951年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将工商户划分为13个行业，82个小组。私营商业1953年已由建国初的198户发展到1222户。
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小本多，大本少。全县最大的一家商店拥有资金21360元，1万元左右资金的只有5户，5000元以上的24户；“连家铺”、“夫妻店”多，劳资户少。全县有雇用职工2人以上的商户仅4家，1人者10户；回、汉族从商者多，其他民族少。据1955年10月中旬的普查材料记载：在全县738户私营商业中，回族有362户，汉族324户，藏族48户，撒拉族4户。经营方式比较分散，流动性大。绝大多数经商者熟悉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和市场行情，经营品种多样。
舟曲县随着粮食，棉布统购统销，取消了私营粮商，棉布商改为经销，其他行业照常营业。
临潭县于1951年初按行业成立了杂货业、旅店业、餐馆业、医药业、手工业、进藏区贸易业（行商）等同业工会，并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私营商业在1950年为456户，从业人员685人，拥有资金38万元。1953年发展到1138户,从业人员1503人，拥有资金752806元，私营商业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75%。新城有天成隆、永兴公、自立厚、三友号、瑞丰号、永兴奎等十多家商号，资金额仅占旧城商户的5.3%,另有专营猪鬃、羊毛的严氏，其资金亦较可观。行商中资金较大的仅两三家。临潭县的小商小贩虽然资金少，但人数多，走街串乡，逢集摆摊，俗称“货郎担”，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仍起着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私商被取缔，商人遭“批斗”。小商小贩亦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而游街示众，一时间私人经商即被视为“犯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县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州受理原私商案件328件。临潭县对154户、157人进行复查落实，分别作了适当安置处理。舟曲县复查落实了24户的粮户关系，将迁移下放到农村的4户、45人全部收回城市，解决粮户关系，恢复了工作，退还了合作小组的累计资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着经商传统的夏河和临潭县个体商业户（主要是回族）下四川、走青海、跑西藏、闯新疆，外出经商。他们大部分经营商贸和饮食业。在西藏昌都的一条街上就有200多临潭人做生意，被称之为“临潭商业一条街”。据统计，1990年全州私营商业5082户，从业人员8151人，注册资金1189万元。其中夏河有个体商906户，从业人员1640人，注册资金226.6万元；临潭县有个体商1288户，从业人员2113人，注册资金296.3万元。
甘南州1956年县城私营商业调查表金额单位：元
甘南州1956年农村私营商业调查表金额单位：元
夏河县私营商业自拉卜楞寺院建立后逐渐兴起，至1928年“河湟事变”后，临夏大量的回、汉民众迁居夏河，以经商谋生。1938年在上下塔哇共有私营商号百余家，其中回汉民族各半。商号中最有势力者为“河州帮”，如隆盛和号（马绍翰设）、德源成号（马步芳在青海所设义源祥之分号）、和源号（马矿务设），此外尚有玉盛公号、义盛魁号、复兴隆号等均属于“河州帮”。外资所设商号仅有“普伦”、“西城”2洋行。夏河县的皮商多系平津一带之富商，每年9月间携款运货而来，到翌年4月间，运载畜产皮毛而返，恰如“候鸟”，故称“候商”，亦曰“行商”。本地小资本的皮毛商家，以就地加工制成熟皮短衣，运往上海、汉口者有32家。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在民族、宗教、地理、风俗等因素影响下，独具特色。在经济上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县大小私营商户几乎没有一家不向寺院“囊欠”的“吉哇”（管理全寺院财务的僧官）借贷的。因此，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基本上依附于寺院。
临潭县旧城私营商业贸易历史悠久，以经营名贵药材、洮马、畜产品、木材及鸦片为大宗，吸引大量内地商家前来贸易。如在1921年前后来临潭的有京帮、陕帮、鄂帮、豫帮等商帮。到1941年以后旧城私营商号资本在3千元（银元）以上的约有47家，另有“集成庄”、“德泰店”、“义泰行”等招揽商客的客栈。与此同时出现了面行、山货行等行头，管理本行业市场，收取“牙金”。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经纪人（牙行）29名。
旧城的商业以与牧区交易为主，进牧区经商（行商）者，除西道堂有相当规模外，尚有单家或搭帮同行而不合股者（合股者间或有之），每帮在10至20人之间，以驮牛载货，携帐篷、口粮及自卫枪支等，结队而行，但至交易点后，则各自投身“主人家”（实行代销、中转、经纪人），经由“主人家”介绍或帮助交易，交易方式多样，用货币或物品互相交换均可。
临潭新城的私营商户，民国初以外地“候商”为主，当地的小商贩都从岷县等邻区配货经营。新城第一家大商号“天顺成”是清光绪年间，由姓谢和姓孙的两个临洮串乡“货郎”合伙开设的，到1921年时，已发展到雇工30多人，其中有柜台営业员6人，专搞采购、整理药材的5人，染房（染布）8人。1929年“河湼事变”波及临潭，外地商人陆续撤离新城。“天顺成”号的谢孙两家也分伙经营，不久谢氏衰败，孙氏改字号为“仁和亨”号，于1937年倒闭。其时，当地商人赵聘卿设立“天成隆”字号，资金雄厚，后为新城第一富商。同时还有张秃娃的“永兴玉”号，资本仅次于“天成隆”。新城又是木材集散市场之一，除木商外，旅店、饭馆也应运而生。1932年饭馆有“宏泰馆”，“福盛馆”，“名盛馆”，其它还有“杨家馆”、“赵家馆”、“石家馆”。旅店有“常家店”、“顾家店”、“杨家店”、“汪家店”、“于家店”、“殷家店”等。
舟曲县的商业在历史上就不发达，当地农民很少从事经商活动。在清末仅有“东丰店”、“永盛翠”商号，民国初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外地商人在县城设立“议和长”、“天成西”、“荆生茂”商号，收购药材，经营小规模零星百货生意。1938年，县设商务会，有座商25户。1946年全县有座商45户，从业人员90人，资本19500元，包括百货业26户，中草药4户，饮食业4户，洮染业5户，还有照相、理发、缝纫各2户。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夫妻店。农村更无商业可言，只有少数货郎担，肩挑背负，串乡叫卖。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比抗日战争前（1937年底）上涨14.5万倍。甘南私营商业因此而萧条衰落，小商小贩停业倒闭。共和国成立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市场销售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纳入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私营商业从而有了发展。据统计，1950年私营工商业有1551户，资金1071900元；1953年有2717户，比1950年增加了75%,资金1384166元，增加了27%。1954年有2805户，比1953年增加了3.2%,资金1440950元，增加了4%，私营商业零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57.7%。
夏河县于1951年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将工商户划分为13个行业，82个小组。私营商业1953年已由建国初的198户发展到1222户。
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小本多，大本少。全县最大的一家商店拥有资金21360元，1万元左右资金的只有5户，5000元以上的24户；“连家铺”、“夫妻店”多，劳资户少。全县有雇用职工2人以上的商户仅4家，1人者10户；回、汉族从商者多，其他民族少。据1955年10月中旬的普查材料记载：在全县738户私营商业中，回族有362户，汉族324户，藏族48户，撒拉族4户。经营方式比较分散，流动性大。绝大多数经商者熟悉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和市场行情，经营品种多样。
舟曲县随着粮食，棉布统购统销，取消了私营粮商，棉布商改为经销，其他行业照常营业。
临潭县于1951年初按行业成立了杂货业、旅店业、餐馆业、医药业、手工业、进藏区贸易业（行商）等同业工会，并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私营商业在1950年为456户，从业人员685人，拥有资金38万元。1953年发展到1138户,从业人员1503人，拥有资金752806元，私营商业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75%。新城有天成隆、永兴公、自立厚、三友号、瑞丰号、永兴奎等十多家商号，资金额仅占旧城商户的5.3%,另有专营猪鬃、羊毛的严氏，其资金亦较可观。行商中资金较大的仅两三家。临潭县的小商小贩虽然资金少，但人数多，走街串乡，逢集摆摊，俗称“货郎担”，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仍起着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私商被取缔，商人遭“批斗”。小商小贩亦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而游街示众，一时间私人经商即被视为“犯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县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州受理原私商案件328件。临潭县对154户、157人进行复查落实，分别作了适当安置处理。舟曲县复查落实了24户的粮户关系，将迁移下放到农村的4户、45人全部收回城市，解决粮户关系，恢复了工作，退还了合作小组的累计资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着经商传统的夏河和临潭县个体商业户（主要是回族）下四川、走青海、跑西藏、闯新疆，外出经商。他们大部分经营商贸和饮食业。在西藏昌都的一条街上就有200多临潭人做生意，被称之为“临潭商业一条街”。据统计，1990年全州私营商业5082户，从业人员8151人，注册资金1189万元。其中夏河有个体商906户，从业人员1640人，注册资金226.6万元；临潭县有个体商1288户，从业人员2113人，注册资金296.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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