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第一节国营商业
  甘南自古以来素有“畜牧为天下饶”之誉，“河曲马”驰名中原。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用粮食、金属器、丝帛之类换取马匹，这种交换是早期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自唐朝开始，中央王朝同边境少数民族进行了频繁的以茶易马的交易活动，即“茶马互市”，元时曾中断。宋代在洮州始设茶马互市的专门机构一榷场，使茶马交易发展成为正式官营的“以茶易马”制度。明继宋制，各级官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明洪武四年（1371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嗜茶之地五千余里”。洮州茶马司初设洮州旧城（即今临潭县城关），随着洮州卫城的竣工，茶马司迁至洮州卫城（即今临潭县新城）。为了保证马源不断，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庭制造金牌信符41面，符牌上镌“皇帝圣旨”，左镌“合当差发”，右镌“不信者斩”字样，并以阴阳文区别上下两符。上符（阳文）藏于官府，下符（阴文）颁与部落。时洮州卫火把、哈藏、斯曩日等部落发金牌信符6面，纳马定额3050匹。马分三等，上等马每匹可得茶120斤，中等马每匹得茶70斤，下等马每匹得茶50斤。三年合符验证金牌一次。纳马按规定一路出河州，一路出碉门。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檄于秦、蜀两府，官兵开进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等地布防守隘，巡查和禁止私茶出境，以防军马来源减少。明永乐初，茶禁愈来愈严。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特派三御史巡察茶马政令的执行情况。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西宁、河州、洮州三茶马司允许私商贩运茶叶，由户部制定一种“茶引”。规定每引可贩茶百斤（另增损耗14斤），每商不过30引,官收十分之四，定额之外所余部分允许自由买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茶商的积极性，茶叶增加到40万斤，易马4000余匹。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茶政改为商营，商人按官定茶价一半交官，一半由其自卖。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洮、河两州茶马司所贮之茶足供3年之需。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西宁、洮、河、岷、甘、庄浪六处茶马司，共易马9600匹。熙宗天启时又增加中马2400匹。洮州从永乐至宣德年间，皇帝给洮州茶马司下达“圣旨”四道，足见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一地区茶马交易之重视程度，各地土司、寺院和土官们也对茶马事宜谨慎操持。洪武至宣德年间，都能完成和超额完成3年一次下达的3000余匹中马的交易任务。
  清初，在洮州、河州等5个茶马司所在地，茶马交易仍沿袭明代旧制。在洮、岷地区，洮马居七，岷马居三。陕西茶马御史招商转运川、陕茶叶，交换藏蒙马匹。当时以上马给茶12篦（每篦10斤），中马给茶9篦，下马给茶6篦。茶入藏区关口，均有驻军巡查。私茶过境，拿官治罪，交易只准在规定的集市上进行，不准番民入内地交换物资。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和雍正十二年（1734年）曾两度停办茶马司事务，后虽恢复，但时间不长。以后便将茶叶贸易征收税款，充作兵饷。蒙藏地区千百户制度建立后，马匹通过赋税形式直接征集，遂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以茶易马制度。
  清末民初，皮毛生意兴盛，外地客商云集甘南，本地商人也向外地拓展，但终因战乱频仍，洋行和军阀官僚资本相勾结垄断市场、货币贬值等原因，民族商业陷于萎缩，国营商业在甘南几乎为零。
  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营商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型商业体制。1950年甘南首建甘肃省贸易公司岷县分公司临潭支公司，时有职工7人。4月，成立“西北贸易公司临夏分公司夏河贸易支公司”。随之，中国畜产公司、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专卖公司相继在各县设立分支机构，国营商业逐步发展壮大。1954年1月，将“西北贸易公司夏河中心支公司”改名为“西北贸易公司甘南藏族自治区分公司”。是年，甘肃省食品公司开设甘南办事处，后更名为 “中国食品公司甘南州分公司”。其时，国营商业已成为甘南地区的主体商业，大规模占领了市场。
  1955年将夏河、临潭两县的花纱布公司合并于贸易公司。1956年成立的夏河县百货公司于1957年并入贸易公司。夏河、临潭、卓尼、碌曲县城的蔬菜食品杂货公司和专卖事业公司于1957年合并于食品公司。1963年6月，由州食品公司分出的群众旅社、大众浴池、理发、照相等行业合并组建成最初的州饮食服务公司，其原名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服务商店”。是年全州各县贸易公司易名民族贸易公司，州贸易公司改为“甘肃省民族贸易公司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公司”，享受“价格补贴、资金照顾、利润照顾”的3项照顾政策。1970年，州民贸公司成立了被服厂，独立核算。次年农副产品分公司单设，1977年供销社恢复后，将其移交给供销社领导。：1979年州糖业烟酒副食公司成立，实行独立核算。全省牛羊肉加工重点企业的甘南肉联厂是1960年建成投产的，当时隶属省食品公司，1984年划归州食品公司领导。至1990年底，全州有国营商业企业375户，商业企业职工22018人。
  第二节集体商业
  甘南的集体商业最早属伊斯兰教西道堂的商业经营活动，其一切财产归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太平寨教民捐银1万1千两在旧城设立“天兴隆”，在新城设立“天兴亨”商号。随着教民捐款的增加和资本实力增强，西道堂的商业经营活动范围扩大到安多藏区，到1929年时有商队14个，有驮牛1000余头，流动资金16万多银元。
  1928年马仲英事变平息后，西道堂在碌曲的拉仁关建立商业基地“天兴隆”总号。在夏河开辟贸易点，拉仁关总号批发的各种皮张和羊毛均由此处脱售。3年中仅与驻夏河之德商“普伦洋行”做畜产品及野生皮张生意3次，共收入白银34300余两，银币15390余元，给其它商号出售野生皮张及云板皮收入银币1000余元。1932年临潭地方乱情安定后，其商业经营活动仍以旧城为主，扩建和增设旧城天兴隆、天兴永、天兴泰、永兴隆；新城和太平寨各设有天兴亨商号，并在四川阿坝、青海同德、玉树、果洛及岷县等地设立分号，此外还有与外界联营的万镒恒、恒顺昌、永德全、永盛和（北京）等。
  西道堂经营的商品有：布匹、绸缎、铜器、米面、油、糖、药品、茶叶等生活用品。收购的土特产有：畜产品、野生动物皮张、药材等。在内蒙贩卖珊瑚、玉器，到陕西贩马，往岷县贩牛，此外还贩运枪支和烟土。因商队人员大多懂藏语，在经商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土官头人，因此在广阔的草原上西道堂的商队畅通无阻。他们的牛马商贩往返于甘、青、川藏区，驮牛最多时达到2000多头，商业资金达到200余万元（合银币）。1946年以后，青海军阀到处设卡限制商队，西道堂商业开始衰落，经贸活动转为以农副业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集体商业主要形式为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1956年，全州各县开展了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至年底基本完成。各县对集体性质的合作商店、合作社、合作小组进行了业务指导，帮助他们建立健全了帐目和各项管理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正规。1958年以后，集体性质的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都先后并入国营商业。1962年经过调整，又将部分集体商业从国营商业中分离出来，使其发挥原有的经营特点，即方便了顾客，又繁荣了市场。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除国营商业外，其它性质的商业一概被取缔。1978年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商业系统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的商品流通体制。集体性质的商业以联户、联合、企事业单位自办、联办、乡办、村办等形式又出现并活跃在商品流通领域。1984年全州国营商业进行体制改革，州商业局对系统内46个门店分别实行“转、改、租”等形式，另有41个商办集体与国营公司脱钩。到1985年，全州零售商业机构中，集体商业已从1980年的38个发展到1985年的289个。1990年全州集体所有制商业有502个，从业人员1422人。
  第三节公私合营商业
  共和国建立初，甘南工商业界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通过采取调整税收，放宽贷款，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扶持措施，使甘南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私营商业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都能爱国守法，积极缴纳税款，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但也有少数不法私商搞投机倒把，买空卖空，偷税漏税，囤积居奇，短斤缺两，掺杂混假，哄骗农牧民群众，甚至偷贩大烟、银元和枪支弹药。这些少数不法商户的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统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的经营秩序，使国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根据中央和全省的统一部署，各县在1952年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号召群众检举“五毒”俱全的不法私商。夏河县通过3个月的学习，工商业者中自动坦白和互相检举，揭露大小问题458件。临潭县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按照有无“五毒”行为划定守法户为11%,基本守法户62%,半守法户25%,违法户2%。并根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严、商业从宽，投机商人从严”的政策，对有“五毒”行为的工商户分别作出补、罚、退、没收等制裁，建立经济公开制度。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颁布。甘南州于1956年1月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各县相继成立资本主义私营商业改造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简称私改办）。首先对城、乡私营商业进行调查摸底，1956年初，全州县城私商有1331户，从业人员1832人，资金100500元；农村私商247户，从业人员411人，资金66400元。
  夏河县于1月24日全面开始私改。在宣传党的私改政策的同时，对私营工商户进行清理、整顿和登记，然后清产核资，本着自报公议的原则，由行业工作委员会审核，提出意见，最后再通过业主定价。全县包括小手工业共818户，其中：申请转业的28户；违法被劳改管押的8户；参加机关工作的11户；自1955年起请假未归及自行转业的99户（藏族46户）；申请公私合营或参加合作商店的626户，从业人员979人，总资金额达542721元，其中汉族264户，从业人员425人；回族342户，从业人员532人；撒拉族20户，从业人员22人。2月2日县人民委员会宣布批准各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决定，由于缺少可参考的对民族地区进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先例，搬用汉族地区的单一办法，盲目冒进，致使拉卜楞寺院宗教界上层人士，一度情绪紧张，顾虑重重。4月，中共甘肃省委甘南工作组前来夏河了解全县私改工作情况，提出“在民族地区不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不能机械地搬用汉族地区的经验，必须在作好统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根据省委确定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应“更和平”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夏河县民族地区特点的“统筹兼顾，重点改造”的私改工作方针，提出“典型示范”、“摸出一套适应牧区特点的经营经验”、“多搞经销代销，少搞公私合营”等具体措施。明确私改范围，原则上只限于工商业较集中的夏河市区的回、汉民族工商户。对资金很少的藏族流动小商贩，暂不登记，也不改造，仍让他们自由经营。对于拉卜楞寺院商业，不予干涉，讲清政策，以消除顾虑。县私改办于1956年5月180作出《夏河县市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首先在理发、服装、照相3个较小的行业中进行试办。嗣后，于6月份开始全面改组。全县工商业参加公私合营的73户，从业人员159人，组成4个公私合营店（组、社）的174户，从业人员286人，设营业门市部39个；经销、代销的175户，240人。直接过渡到国营商业的有：国营药材公司门市部3家，国营蔬菜食品杂货公司7家，两者共有从业人员17人。各种合营企业均在6月1日开业。又对常跑夏河的无营业执照经商者，补发了营业证。到1956年12月底，全县工商户共有981户，从业人员1262人，资金711588元，其中参加合营、合作、经销代销及直接过渡到国营等各种形式改造的有585户,占总户数的59%,从业人员797人，占总从业人员的63.2%,资金498617元，占总资金的70%。县政府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派出3位公方代表。至此，夏河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顺利结束。
  临潭县于1956年1月12日成立“私改小组”并开展工作，根据调查摸底，全县共有各类商业户828家，从业人员888人，共拥有资金1018352元。其中旧城669户，从业人员723人，有资金966033元；新城138户，从业人员144人，有资金46154元；冶力关21户，从业人员21人，有资金6165元。这些私商的特点是：资金少，户数多，行业多，专业少，农兼商多，少数民族专用商品多，小商小贩多，流动性和季节性商业较强。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组成“清产核资评议委员会”，采取自报、自估、小组评议的办法，以1955年帐面资金为准，进行核实。通过清产核资，对商贩也进行了详细摸底。全县私改从5月1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参加城关镇公私合营商店的商贩51户66人，投入资金718094元，由公方派代表1名参加管理。西道堂的“天兴隆”投资10万元，从业人员6名，经理任公私合营商店副主任。在旧城、新城组成合作商店各1个，46户50人，投入资金121329元，参加合作小组的107户、120人，分13个小组，其中：旧城7个，新城5个，冶力关1个，共投入资金37821元，归属国营公司，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38户、38人，有资金4572元，实行经销的192户、216人，准许个体经营的135户、138人。具备转农条件的259户、260人，自带资金，回家务农（以上情况均不包括小手工业）。
  舟曲县的私改工作始于1956年2月，当时有私营商业和手工业117户，从业人员539人，流动资金26700元，其中非农业人口93户、422人，农商兼营的24户、117人。经4月份进行摸底排队，有工商业96户，从业人员395人，将其中9户合营到国营商业，16户小商贩和其它行业合营到供销社，一部分合营到手工业联社。对不够合营条件的7户，组成合作小组，另一部分回乡从事农业劳动。自1957年以后，个体商业已不复存在，公私合营和集体商业，大都升级，过渡到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人员也陆续转为国家商业职工。
  卓尼县1956年5月底普查时，县城有工商业91户，从业人员131人，拥有资金17845元，私改时组成合作商店3个，合作小组1个。
  截止1956年6月全州参加私改的私营商业共有1114户、1839人，组成了公私合营商店5个，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社）34个，经销、代销及个体经营的477户。私改后各归口于国营公司，对合作店（组）进行了业务指导，建立健全了各种帐目和各项管理制度，使各行各业逐步走向正规化。
  实现公私合营后，商业日益繁荣，营业额、利润都呈上升趋势，公积金、公益金开始有了积累，职工工资有了明显增加。临潭县公私合营职工工资比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高10%,合作商店（组）职工的工资按照“死分活值、多劳多得”的原则有大幅度增长。夏河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收入平均比私改前提高38%。
  1958年公社化后，各县把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并入国营商业，全部职工进入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集体性质的商店并入国营后不仅给广大消费者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严重影响商业购销任务的完成。为了纠正这一问题，根据国家政策，全州除碌曲、玛曲两个牧业县外，各县陆续调整。临潭县于1962年1月开始，分期分批地从国营商业中调整出去了170人，流动资金52350元，组成了30个合作商店、组（包括卓尼）。经过调整恢复后，以商业部门为主，对小商小贩加强管理，使他们遵守国家的商品采购、供应价格政策，只能经营零售业务，不能转手批发。继续发挥原有的经营特点，摆摊设点，夜间售货等多种多样的服务形式，从而方便了群众。这种形式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公私合营性质的商业企业，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将部分私方人员进行抓、管、抄家，一些老弱或有历史问题的被强制迁往农村，转为农民。大部分合作店、组被查封，商品被盘点折价，转至民族贸易公司等国营商店。至此，公私合营性质的商业企业不复存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系统由于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入，公私合营性质的商业再度出现，但多以股份制形式存在。
  第四节私营商业
  甘南州的私营商业主要分布在夏河县的拉卜楞，临潭县的旧城、新城，舟曲、卓尼两县只有少数几家，而碌曲、玛曲、迭部的广大林牧区几乎没有一个当地的私营商行。共和国建立前，全州共有私营商业1368户，从业人员1625人，拥有资金2664692元。
  夏河县私营商业自拉卜楞寺院建立后逐渐兴起，至1928年“河湟事变”后，临夏大量的回、汉民众迁居夏河，以经商谋生。1938年在上下塔哇共有私营商号百余家，其中回汉民族各半。商号中最有势力者为“河州帮”，如隆盛和号（马绍翰设）、德源成号（马步芳在青海所设义源祥之分号）、和源号（马矿务设），此外尚有玉盛公号、义盛魁号、复兴隆号等均属于“河州帮”。外资所设商号仅有“普伦”、“西城”2洋行。夏河县的皮商多系平津一带之富商，每年9月间携款运货而来，到翌年4月间，运载畜产皮毛而返，恰如“候鸟”，故称“候商”，亦曰“行商”。本地小资本的皮毛商家，以就地加工制成熟皮短衣，运往上海、汉口者有32家。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在民族、宗教、地理、风俗等因素影响下，独具特色。在经济上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全县大小私营商户几乎没有一家不向寺院“囊欠”的“吉哇”（管理全寺院财务的僧官）借贷的。因此，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基本上依附于寺院。
  临潭县旧城私营商业贸易历史悠久，以经营名贵药材、洮马、畜产品、木材及鸦片为大宗，吸引大量内地商家前来贸易。如在1921年前后来临潭的有京帮、陕帮、鄂帮、豫帮等商帮。到1941年以后旧城私营商号资本在3千元（银元）以上的约有47家，另有“集成庄”、“德泰店”、“义泰行”等招揽商客的客栈。与此同时出现了面行、山货行等行头，管理本行业市场，收取“牙金”。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经纪人（牙行）29名。
  旧城的商业以与牧区交易为主，进牧区经商（行商）者，除西道堂有相当规模外，尚有单家或搭帮同行而不合股者（合股者间或有之），每帮在10至20人之间，以驮牛载货，携帐篷、口粮及自卫枪支等，结队而行，但至交易点后，则各自投身“主人家”（实行代销、中转、经纪人），经由“主人家”介绍或帮助交易，交易方式多样，用货币或物品互相交换均可。
  临潭新城的私营商户，民国初以外地“候商”为主，当地的小商贩都从岷县等邻区配货经营。新城第一家大商号“天顺成”是清光绪年间，由姓谢和姓孙的两个临洮串乡“货郎”合伙开设的，到1921年时，已发展到雇工30多人，其中有柜台営业员6人，专搞采购、整理药材的5人，染房（染布）8人。1929年“河湼事变”波及临潭，外地商人陆续撤离新城。“天顺成”号的谢孙两家也分伙经营，不久谢氏衰败，孙氏改字号为“仁和亨”号，于1937年倒闭。其时，当地商人赵聘卿设立“天成隆”字号，资金雄厚，后为新城第一富商。同时还有张秃娃的“永兴玉”号，资本仅次于“天成隆”。新城又是木材集散市场之一，除木商外，旅店、饭馆也应运而生。：1932年饭馆有“宏泰馆”，“福盛馆”，“名盛馆”，其它还有“杨家馆”、“赵家馆”、“石家馆”。旅店有“常家店”、“顾家店”、“杨家店”、“汪家店”、“于家店”、“殷家店”等。
  舟曲县的商业在历史上就不发达，当地农民很少从事经商活动。在清末仅有“东丰店”、“永盛翠”商号，民国初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外地商人在县城设立“议和长”、“天成西”、“荆生茂”商号，收购药材，经营小规模零星百货生意。1938年，县设商务会，有座商25户。1946年全县有座商45户，从业人员90人，资本19500元，包括百货业26户，中草药4户，饮食业4户，洮染业5户，还有照相、理发、缝纫各2户。这些行业一般都是夫妻店。农村更无商业可言，只有少数货郎担，肩挑背负，串乡叫卖。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比抗日战争前（1937年底）上涨14.5万倍。甘南私营商业因此而萧条衰落，小商小贩停业倒闭。共和国成立后，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市场销售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纳入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私营商业从而有了发展。据统计，1950年私营工商业有1551户，资金1071900元；1953年有2717户，比1950年增加了75%,资金1384166元，增加了27%。1954年有2805户，比1953年增加了3.2%,资金1440950元，增加了4%, 私营商业零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57.7%。
  夏河县于1951年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将工商户划分为13个行业，82个小组。私营商业1953年已由建国初的198户发展到1222户。
  夏河县的私营商业小本多，大本少。全县最大的一家商店拥有资金21360元，1万元左右资金的只有5户，5000元以上的24户；“连家铺”、“夫妻店”多，劳资户少。全县有雇用职工2人以上的商户仅4家，1人者10户；回、汉族从商者多，其他民族少。据1955年10月中旬的普查材料记载：在全县738户私营商业中，回族有362户，汉族324户，藏族48户，撒拉族4户。经营方式比较分散，流动性大。绝大多数经商者熟悉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和市场行情，经营品种多样。
  舟曲县随着粮食，棉布统购统销，取消了私营粮商，棉布商改为经销，其他行业照常营业。
  临潭县于1951年初按行业成立了杂货业、旅店业、餐馆业、医药业、手工业、进藏区贸易业（行商）等同业工会，并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私营商业在1950年为456户，从业人员685人，拥有资金38万元。1953年发展到1138户,从业人员1503人，拥有资金752806元，私营商业销售额占市场销售总额的75%。新城有天成隆、永兴公、自立厚、三友号、瑞丰号、永兴奎等十多家商号，资金额仅占旧城商户的5.3%,另有专营猪鬃、羊毛的严氏，其资金亦较可观。行商中资金较大的仅两三家。临潭县的小商小贩虽然资金少，但人数多，走街串乡，逢集摆摊，俗称“货郎担”，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仍起着重要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私商被取缔，商人遭“批斗”。小商小贩亦被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而游街示众，一时间私人经商即被视为“犯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县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全州受理原私商案件328件。临潭县对154户、157人进行复查落实，分别作了适当安置处理。舟曲县复查落实了24户的粮户关系，将迁移下放到农村的4户、45人全部收回城市，解决粮户关系，恢复了工作，退还了合作小组的累计资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私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着经商传统的夏河和临潭县个体商业户（主要是回族）下四川、走青海、跑西藏、闯新疆，外出经商。他们大部分经营商贸和饮食业。在西藏昌都的一条街上就有200多临潭人做生意，被称之为“临潭商业一条街”。据统计，1990年全州私营商业5082户，从业人员8151人，注册资金1189万元。其中夏河有个体商906户，从业人员1640人，注册资金226.6万元；临潭县有个体商1288户，从业人员2113人，注册资金296.3万元。
  甘南州1956年县城私营商业调查表金额单位：元
  甘南州1956年农村私营商业调查表金额单位：元
  第五节供销合作商业
  供销合作社是由社员入股集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群众性集体商业组织。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是供销合作社的基本特征之一。
  1951年至1953年，卓尼、夏河、舟曲、临潭县先后成立供销合作社联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之规定，1951年9月，夏河县率先召开了第一次合作社工作者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社章，选举产生理、监事会，正式成立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1953年3月，临潭县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与上述4县社员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全州有18个基层社也相继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共选出社员代表374名。
  供销合作社对社员采取“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入社后的社员不论股金的多寡，都对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活动有监督管理的权力，并享受优惠优先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照顾，各级供销社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1954年底，全州合作社社员已有18383户，社员入股资金达66290元。1956年，全州供销合作社共有社员35866人，占农村人口数的11.6%。1958年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后，大部分社员退社。社员代表大会制度也随之取消。1961年和1977年恢复各级供销合作社后，虽然从国营商业中分离出来，建立了自己独立的行政和经营管理体系，但仍是公办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未吸收社员。
  1983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围绕恢复由全民变集体这一中心，进行全面改革。至1985年，除州供销合作社外，各县供销合作社全部由“公办”的全民所有制变为“民办”的集体所有制，重新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即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了章程和规则。全州各级供销社一方面清理1963年以前入社而一直未退社的社员，一方面，积极动员农民和职工入社，吸收新社员。共清理出原有老社员10763人，至1983年新老社员共达62992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6.2%。1984年后放手吸收新社员，取消股金限额，凡是农牧民、乡镇企业、供销社职工均可入社入股，至1990年，全州供销社共有社员83764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7%。1986年，各县社分别召开了第一或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理、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始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全州县联社和基层社共选出理事160人，其中农牧民理事25人，占15.6%；监事186人，其中农、牧民监事126人，占67.74%，担任县联社监事会正副主任的8人，有4名农、牧民担任基层社的正副主任，23名农牧民任基层社监事会正副主任。1987年以来，各县供销社、基层社和州属专业公司，普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经理（主任、厂长）负责制，经理（主任、厂长）对企业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包括经营决策权、资金运用投向权、盈余分配权和辞退、奖惩职工权等。实行这种负责制，使经理（主任、厂长）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实行统一指挥，全面负责。企业有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1988年以来，供销社企业内部按照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改革要求，层层实行了任期目标承包经营责任制，以责任书的形式核定任期内分年度的任务和目标，以及责、权、利和奖罚办法，由发包方和承包方签字划押，年终考核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