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甘南藏族人民历来以游牧为业，肉食及乳酪为主要食物，衣、寝皆以自己揉制的羊皮皮袄御寒，住则牛毛帐篷，行则以马代步。故在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朝历代，虽经济、交通极为落后闭塞，但甘南藏族人民却能顽强地生息繁衍，与其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能够自产自制不无关系。
茶（松潘茶，俗称大茶），是一种热性能化解油腻的饮料，故藏族群众对此情有独钟，在生活中不可缺少，茶叶也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必需品。自唐代开设“茶马互市”以来，这种物品有了正常的来源渠道，虽不能满足广大牧民的需求，但已非“天物”而得之非份。到明永乐时，茶马易市从官办而“开禁”，商贾可以自由贩茶买马，甘南藏区贸易为之活跃一时，加速了内地与藏区的物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兴衰，牧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拥有量也就随之变化。清代至民国，战乱频起，加之辄逢灾荒，民不聊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洮州大旱，颗粒不收，饿殍遍野，饥民相食”。光绪三十年（1904）“洮州连下暴雨，洮水横溢，饥僅复生”。“河淳事变”祸临河洮地方，波及甘南全境，群众“惊散奔逃，城市一空”。1929年，河南白朗起义军入甘南境.，因临潭群众不明真相，旧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咸持藉与之战”，致使“义军怒甚，临城后，四出杀掠，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1929年，马仲英、马东喜顺事件，又殃及无辜百姓。地方不靖，灾祸连年，社会动荡，生产力受到破坏，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收入
共和国成立前，农牧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阶段，“靠天吃饭”、“靠天养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牧业对牲畜疫病及草场退化等束手无策；农业由于耕作粗放，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产量不足百斤。加之统治者苛捐杂税的盘剥，土官、头人、宗教寺庙的摊派，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十分艰苦。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仅2637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只有15万元。粮食作物平均亩产45.6公斤，各类牲畜存栏112.71万头（只）。人民政府采取了稳定物价、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活跃物资交流等一系列措施。1951年至1952年开展了“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初步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土改”时西固（今舟曲）县共没收、征收土地45540亩，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达3.7亩。临潭县共没收、征收土地35265.25亩，得地农民3047户。为了尽快解决广大贫苦农牧民的吃饭问题，甘南藏区工委采取组织劳动互助，增加耕畜，扩大耕地面积等具体措施，实施生产自救活动。甘肃省委又拨了大量钱款、物资给予支持，以尽快恢复甘南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到1953年自治区成立，全州各类牲畜发展到150.4万头（只）；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622万元增加到3048万元，其中牧业占59%。从1953年起到1956年底，甘南经历了从组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阶段，初步完成了甘南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全州农作物产量达到1.8亿斤，是1952年的367%；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2年扩大了87%；人均产粮587斤，是1952年的3~4倍，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全州各类牲畜存栏数达到160.76万头（只），比1952年增加26%。
1958年至1966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以及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在这一时期的1959年至1961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州内泛滥成灾。浮夸风引来了高征购，农民留粮不足果腹；“公社化”时又实行“食堂化”，动员农民将存粮归公，在食堂吃大锅饭，而且吃饭不要钱，数月之后，粮即告罄，随之发生严重饥荒。经过三年调整，全州经济逐步好转，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855万公斤，3年中平均每年递增20%。各类牲畜年末存栏数达到155.49万头（只），比1962年增长40%,农业产值逐年上升，达到4792万元，比1962年增长12%。1966年起的10年“文化大革命”，甘南农牧业主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州农牧业平均劳动日值仅0.35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农牧区每个社员平均收入95.53元；平均分配59.84元。农区每人平均产粮373斤；牧区每人平均占有牲畜（折合羊单位）70.33只。固定职工年平均工资888元。到1984年，各项事业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州农村经济纯收入达到7220.07万元，农民所得总额6976.49万元，人均纯收入177元。农牧民个人存款余额有665万元。固定职工月平均货币工资115.95元，城镇储蓄余额6976.49万元。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990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32135万元，农牧民所得总额20031.49万元，农牧民家庭人均收入375元，农牧民个人储蓄存款余额达2222万元。城市职工的年货币工资人均达到2844.84元，城镇个人存款余额达14172万元。
甘南州农牧民收入情况表单位，万元
甘南州职工收入情况（全民所有制单位）
二、消费
共和国建立以前，甘南地区居民的消费仅限于火柴、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其它消费品如服装、帐篷、非铁器农牧业生产工具等大都是自产自用。共和国建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经济困难，恢复生产，救济灾民，稳定物价，促进商品流通，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工作。这一时期的消费水平基本与收入持平，改变了以往入不敷出的状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由于纠正了“左倾”思想的错误，放宽农牧区经济政策，使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连续开展，全州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农牧区单一的生产形式，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商品物资紧缺，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消费时高时低，发展缓慢，水平很低。
1979年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消除了长期束缚农牧业生产力的羁绊，农牧业经济迅速发展，并很快向崗品化转移，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消费迅速增长。到1980年，全州社会商品零售额已达7339万元，其中对居民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等的零售额为6373万元。当年施工的居民住宅面积为25979平方米。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间，物价平稳，城乡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消费水平也逐年增长。这一时期，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用于衣着和日用品的消费比重提高。如当时的“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的拥有在城镇比较普及，农牧区紧随其后，也在普遍追求。化纤布在城乡已很普遍。紧接着黑白电视机和洗衣机进入家庭，销量逐年上升。至1990年，城镇藏族干部职工和牧民相继置办昂贵的民族节日服饰，摩托车率先由牧民和工商界居民所拥有，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在城镇逐渐普及，牧民定居点和城镇居民建房逐年增多。据1990年末对全州各县农村住户调査点420户（2509人）农牧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房屋3099间，面积54745平方米，年内新建房屋94间，面积1487平方米；拥有各种拖拉机13台；生活消费支岀962299元，其中食品支岀537604元，衣着115657元，燃料103406元，住房70635元，日用品及其它84758元，非商品支出50239元。
茶（松潘茶，俗称大茶），是一种热性能化解油腻的饮料，故藏族群众对此情有独钟，在生活中不可缺少，茶叶也就成了不可多得的必需品。自唐代开设“茶马互市”以来，这种物品有了正常的来源渠道，虽不能满足广大牧民的需求，但已非“天物”而得之非份。到明永乐时，茶马易市从官办而“开禁”，商贾可以自由贩茶买马，甘南藏区贸易为之活跃一时，加速了内地与藏区的物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兴衰，牧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拥有量也就随之变化。清代至民国，战乱频起，加之辄逢灾荒，民不聊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洮州大旱，颗粒不收，饿殍遍野，饥民相食”。光绪三十年（1904）“洮州连下暴雨，洮水横溢，饥僅复生”。“河淳事变”祸临河洮地方，波及甘南全境，群众“惊散奔逃，城市一空”。1929年，河南白朗起义军入甘南境.，因临潭群众不明真相，旧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咸持藉与之战”，致使“义军怒甚，临城后，四出杀掠，城中所有房屋，大半已付一炬“。1929年，马仲英、马东喜顺事件，又殃及无辜百姓。地方不靖，灾祸连年，社会动荡，生产力受到破坏，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收入
共和国成立前，农牧业经济处于自然经济阶段，“靠天吃饭”、“靠天养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牧业对牲畜疫病及草场退化等束手无策；农业由于耕作粗放，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产量不足百斤。加之统治者苛捐杂税的盘剥，土官、头人、宗教寺庙的摊派，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十分艰苦。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仅2637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只有15万元。粮食作物平均亩产45.6公斤，各类牲畜存栏112.71万头（只）。人民政府采取了稳定物价、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活跃物资交流等一系列措施。1951年至1952年开展了“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初步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土改”时西固（今舟曲）县共没收、征收土地45540亩，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达3.7亩。临潭县共没收、征收土地35265.25亩，得地农民3047户。为了尽快解决广大贫苦农牧民的吃饭问题，甘南藏区工委采取组织劳动互助，增加耕畜，扩大耕地面积等具体措施，实施生产自救活动。甘肃省委又拨了大量钱款、物资给予支持，以尽快恢复甘南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到1953年自治区成立，全州各类牲畜发展到150.4万头（只）；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622万元增加到3048万元，其中牧业占59%。从1953年起到1956年底，甘南经历了从组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阶段，初步完成了甘南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全州农作物产量达到1.8亿斤，是1952年的367%；农作物播种面积比1952年扩大了87%；人均产粮587斤，是1952年的3~4倍，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全州各类牲畜存栏数达到160.76万头（只），比1952年增加26%。
1958年至1966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阶段，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以及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在这一时期的1959年至1961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州内泛滥成灾。浮夸风引来了高征购，农民留粮不足果腹；“公社化”时又实行“食堂化”，动员农民将存粮归公，在食堂吃大锅饭，而且吃饭不要钱，数月之后，粮即告罄，随之发生严重饥荒。经过三年调整，全州经济逐步好转，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855万公斤，3年中平均每年递增20%。各类牲畜年末存栏数达到155.49万头（只），比1962年增长40%,农业产值逐年上升，达到4792万元，比1962年增长12%。1966年起的10年“文化大革命”，甘南农牧业主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州农牧业平均劳动日值仅0.35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农牧区每个社员平均收入95.53元；平均分配59.84元。农区每人平均产粮373斤；牧区每人平均占有牲畜（折合羊单位）70.33只。固定职工年平均工资888元。到1984年，各项事业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全州农村经济纯收入达到7220.07万元，农民所得总额6976.49万元，人均纯收入177元。农牧民个人存款余额有665万元。固定职工月平均货币工资115.95元，城镇储蓄余额6976.49万元。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自治州的经济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到1990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32135万元，农牧民所得总额20031.49万元，农牧民家庭人均收入375元，农牧民个人储蓄存款余额达2222万元。城市职工的年货币工资人均达到2844.84元，城镇个人存款余额达14172万元。
甘南州农牧民收入情况表单位，万元
甘南州职工收入情况（全民所有制单位）
二、消费
共和国建立以前，甘南地区居民的消费仅限于火柴、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其它消费品如服装、帐篷、非铁器农牧业生产工具等大都是自产自用。共和国建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克服经济困难，恢复生产，救济灾民，稳定物价，促进商品流通，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工作。这一时期的消费水平基本与收入持平，改变了以往入不敷出的状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由于纠正了“左倾”思想的错误，放宽农牧区经济政策，使农牧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连续开展，全州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农牧区单一的生产形式，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商品物资紧缺，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消费时高时低，发展缓慢，水平很低。
1979年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消除了长期束缚农牧业生产力的羁绊，农牧业经济迅速发展，并很快向崗品化转移，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消费迅速增长。到1980年，全州社会商品零售额已达7339万元，其中对居民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等的零售额为6373万元。当年施工的居民住宅面积为25979平方米。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间，物价平稳，城乡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消费水平也逐年增长。这一时期，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用于衣着和日用品的消费比重提高。如当时的“三转一响”（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的拥有在城镇比较普及，农牧区紧随其后，也在普遍追求。化纤布在城乡已很普遍。紧接着黑白电视机和洗衣机进入家庭，销量逐年上升。至1990年，城镇藏族干部职工和牧民相继置办昂贵的民族节日服饰，摩托车率先由牧民和工商界居民所拥有，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在城镇逐渐普及，牧民定居点和城镇居民建房逐年增多。据1990年末对全州各县农村住户调査点420户（2509人）农牧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统计：房屋3099间，面积54745平方米，年内新建房屋94间，面积1487平方米；拥有各种拖拉机13台；生活消费支岀962299元，其中食品支岀537604元，衣着115657元，燃料103406元，住房70635元，日用品及其它84758元，非商品支出50239元。
相关地名
甘南藏族自治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