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陶迹燧影光耀灿烂——官家川彩陶遗址踏访记在工作之余，我和志英同志及县教体局职教办的同志，采访了遐迩闻名的周家乡宫家川彩陶遗址。在采访中，居住该村的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宫世兴先生及宫崇积老人给了我们热情帮助和极大方便，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当年遗址发现的情况，同时还提供了在遗址中捡到的两件红素面陶器和先民使用的石器及一个鹿角化石。
  据他们介绍：宫家川彩陶遗址是该村群众在1968年秋季平田整地时发现的。当时发现遗址面积约6000平方米；出土陶器很多，各种器物按大小套装在一起，体形最大的有80cm左右，最小的约10cm左右；有盆、碗、杯、盂、鬲、钵、尖底罐各类器皿；器形类型分析有饮食器、炊器、贮物、贮水器、祭祀器，还有盛殓埋葬小孩的瓮棺等，器形完备，文饰优美，制作工艺已达到相当水平；陶质细腻，质地为橙红色，有的为素面，有的外部有划刻纹、绳勒纹，有的表面光滑圆润，外部饰黑彩绘，色泽黑亮如漆；图案有叶状纹、螺旋纹、宽带纹、波折纹、连续回纹等；有的为动物形状、人面形状；器物丰富多彩，灵活多样，花纹繁缛、线条流畅，均匀对称，浑然一体，自成韵律，技巧精湛熟练。绘图风格大胆热烈，单纯明快。同时出土的还有先民使用过的石器及大量鹿角化石。从现场分析，为彩陶生产制作场地遗址。可惜当时群众文物知识缺乏，迷信思想严重，认为这些东西是寺庙或陪葬遗物，保存是不吉利的。全部砸成碎片，垫压沟壑。二以考古学的分类分析来看，宫家川遗址出土的器物为新石器时代，属仰韶文化类型。所谓仰韶文化，是指曾经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的一种古代文化现象。以后凡发现类似的文化，均以仰韶文化为名。从社会形态上说，仰韶文化属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距今约6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在历史上持续数千年，因此，仰韶文化在绝对年代上和文化类型上也有早晚之别。从宫家川彩陶的器型、彩绘纹饰特点看，和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特点相类似。半坡类型遗址，典型的陶器有敞口圆底外口沿饰宽彩带红陶钵、杯形口短颈鼓腹细绳纹尖底瓶、红陶葫芦型瓶、直口鼓腹尖小底腹施弦纹红陶罐等，所见住室全为半地穴室，住宅地表有火烧硬面；墓葬全系土炕竖穴墓。还有人贮存粮食的窑穴等。宫家川出土的彩陶器物，亦多为上述类型的器物，所以，它应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正宁境内的半坡文化类型还有分布，如永和乡罗沟圈汉子村三组遗址、三嘉乡刘川村陈家川均有类似发现。永和乡琴宅村也还发现类似的地穴室。由此可见半坡文化遗址在正宁县内是比较多的。宫家川彩陶遗址文物价值极高，它的精品己被省、地、县文化馆收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三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是从学习制陶开始的。”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相当于今天所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远古文化划时代的创造。宫家川及县境内其他多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的发现，表明泾渭河流域的西北地区史前文明已相当发达。因为陶器代表了人类文明起源时期最重要的物质创造，孕育了华夏大地最古老的创世神话，折射出原始文明的灿烂光芒。表征了正宁境域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样地之一。
  （一）见到了农耕文明的曙光。宫家川等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走出茹毛饮血的动物界。意味着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的真正文化。在发明陶器之前，人类觅食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生食，都要到水边和动物一样共饮河水，没有固定的饮食器具和饮食场所，陶器的发明为饮食提供了完备的器具，人类已经有了正常的饮食生活。在生存生活条件上已和其他动物有了本质区别，己有了以熟食、热食为主的生活条件，也标志着中国饮食文化风格的雏形。中国饮食文化最主重的标志之一，就是熟食和热食。而且，中国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代替的独特地位，因为它早已超越了其维持生存的本能，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个体生命的存在，还升华到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境地，成为人们积极的充实人生、提高生命体验的具象表现之一。任何发达进步的社会，其成员不仅将其寄寓于日常生活之中，使日常生活不仅成为维持个体生命的物质手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让日常生活成为个体创造精神，发展和完善个体独立自由之人格，寻找和认同个体生命价值的目的。中国的饮食文化，正是某种意义上寄寓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伦理观念和艺术理想，因而它早超越了维持个体生命之物质手段这一表象，进到了一种超越生命哲学的艺术境界，成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相结合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所有这一切特征的形成在本质上是根据陶器发明创造和陶器时代的深远影响。如果没有陶器的发明，人类的饮食生活无法想象，饮食文化的创造更是无从谈起，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风貌，所以我们在谈论中国饮食文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时，我们永远不能忽略陶器时代的巨大影响。
  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主要成就是：第一学会了磨制石器；第二发明了制作陶器；第三开始了谷物种植和饲养家禽、家畜，人们有了定居的村庄。所以，新石器时代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磨制石器还较少，且往往只磨刃部，器身还是打制的。后来通体磨光，有的石器上还钻孔，以便使用时系绳或安柄。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其制作方法，开始是用手捏制，进而用泥条盘筑法，后来发展到慢轮加工直至快轮生产。宫家川出土的彩陶除人面形瓶及小件器皿为手捏而制，大件器皿表面光滑细腻，陶壁薄厚匀称，均为陶轮制作。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用品，同时在各个时期的制作方法、器物造型和纹饰图案各有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考古研究中作为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农业的产生，为人们提供了粮食，为饲养家畜、家禽提供了饲料，所以，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飞跃的时代。宫家川及县境域内其他地方的新石器遗址器物表明，这里的先民当时正处在由狩猎向农业文明发展的过渡期，旱地农业已从这里开始，人们吃饭除猎兽所获外，已经开始种植粟、稷、麻等类作物。由于陶器的生产和使用为人们的粮食贮备，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饲养的家畜已有猪、狗、羊，家禽饲养己开始养鸡。
  从我县境内多处新石器遗址发现，多数都分布在河床两岸背风向阳，近水的阳山、川台地带，或出路比较开阔的地带，原面上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很厚的遗址中，有白灰面的住室、灶炕、窖穴、窑址及墓葬等，都表明在选择定居条件自古以来都是极其慎重和周到的，也证明人们在这里早已定居下来了。石器，多为磨制的石斧、石刀、石磨盘、石杵、石弹丸、网垂、纺轮等。这些生产工具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从事农业生产并以捕鱼、狩猎为生。从大量的鹿角化石表明当时县境内山清水秀，森林茂密，气候温和，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优美环境，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二）陶器首先是作为祭器使用的，祭祀是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萌动的漫长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由于对于外部自然界的天地两界的情况缺乏比较科学的认识，所以往往把天地所发生的一切情形都神秘化了。诸如太阳、月亮、诸多星辰、风、雨、雪、霜、电，以及山河大地上的飞禽走兽和诸多草木，都在人的极其幼稚的想象中神秘化了，对人类自身发生的生、老、病、死等现象也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实质上还没有从自然界的襁褓中独立出来，还受自然界的绝对统治。而当人类从采集自然界现成的果实，包括对植物果实的采集和猎兽阶段过渡到种植庄稼和驯养家畜时，人类才逐渐摆脱自然界的绝对统治。但是神秘化的天地观念并不可能随着上述变化而自然消失，相反，这种观念还要长期地纠缠着人的头脑。所以，当时的人类是相当迷信的。他们把祭祀天地鬼神当作一项主要活动，甚至比吃饭看得还要重要。不管发生什么生、老、病、死、饮食丰歉等自然现象，外出狩猎都要先祭祀祷告，求得天地鬼神的保佑。在陶器开始制作，数量还很少，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时候，首先是用来作祭祀的礼器用的，直到后来生产数量多了，制作水平提高了。譬如，随着陶轮的发明，不再用泥条盘筑捏制，也能生产比较大型的器皿。陶器才开始作为生活饮食器具。还有远古时候小孩死后埋葬要用瓮棺，当时小孩死亡率高，要用掉大量的陶器。为什么小孩死了要用瓮棺埋葬呢？因为当时原始迷信思想相当盛行，认为孩子还小，死了用瓮棺埋葬为妥，以免受到外界的侵害，同时把瓮棺埋在住宅周围，以便得到大人的保护和照料。
  （三）人类社会分工从这里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人类社会组织为原始部落人群即氏族公社，不仅有制约婚姻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共同进行劳动生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生活的一个经济单位。当时人们尚处于群婚状态，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或同始祖母生下的若干后代，便形成一个氏族公社，这样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就称为母系氏族公社。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为了经常采集到食物和狩猎，过着流徙生活。陶器的生产使人们开始定居下来。同时，由于工具的不断发明创造，据说车轮的发明就是受使用、观察陶轮所产生的灵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弓箭的发明，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就是说不需要大范围流动就能猎获和采集到更多的食物。由于食物来源的扩大，人们就可以较长时间的留住于一个地区内。这时虽然劳动还不可能离开集团的原则去进行，但却提高了个人的作用。并使他们在较多场合，有单独猎获鸟兽的可能。因此个人虽不能单独占有工具的所有权，却把随身携带的工具，渐次成其固定使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流动性的减少，给他们以改进住室的可能，从而又达到制陶的发明，同时第一年倾倒在住室外的植物残骸，使他们能看见它在第二年又发芽、成长，这又使他们达到栽培植物的发明。原来在游猎中捉回的小动物，由于食物太缺乏和住室处的流动性太大，不可能把它留下，现在情形的变化，使他们由留下的小动物不食，而达到饲养家畜。随着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人类分工也就随之产生。较剧烈危险的活动，均由青壮年男子去承担，制陶、编织、饲养、管理小孩均由女人或年老体弱者承担。人类的这种自然分工，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四）绘画艺术、文字创造从中得到灵感。彩陶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最明显、最重要的，当属对绘画和文字的影响。中国书画之所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写工具的独特。早在陶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已发明了中国书画的重要工具——笔、墨、砚。陶器是原始人重要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诗情篇章，彩陶作为原始人颖慧心智和审美情感集中体现，又成为这一篇章中最为瑰丽的一页。彩陶对书画影响，一是书画工具和材料的发明，二是对书画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之所以把其称之为彩陶或彩绘陶器，就是在制作过程中，必须要绘上浓烈艳丽，对比鲜明的各种色彩。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有绘制工具和颜料，从彩陶纹饰分析，线条流利清晰，粗细得体，色彩浓淡适宜，用笔婉转自如，这并非竹木削制的硬质工具所能做到的，而只能是软质的笔才能表现出这种效果。所以说在彩陶形成的初期，就已经发明了用兽毛或植物的藤须加工制作的原始笔了。彩陶的另一个必备原料，即各种颜料。陶器时代的彩陶所需要的颜料，从宫家川遗址中发现的彩陶主要是黑色，应当是天然石墨。因为只有这样的矿物原料才能保持在陶器被烤出来完成后，仍然有清晰光鲜而不被器身所吸收。这些颜料当时主要是磨制而成，这就是说，还需要研制颜料，调配色彩的研磨器，这些研磨器开始主要用石板和陶碟，这就是用砚的开始。彩陶不仅为后来的中国书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而且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彩陶的纹饰都来源于自然界、来源于生活，经过写意、抽象，已经将具象成份不断的省略、压缩，成为具有高度抽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孕育了中国绘画的因素。其绘图纹饰来源自然又不完全同于自然，来源于生活又不完全同于生活，已经过艺术抽象成为变体，描绘粗细不一，随意挥洒、稚拙厚朴而又不乏灵动，从中可以看出以后中国绘画大写意的风范。总之，从原始人看似随意挥洒的纹饰中，显示出了鬼斧神工般的艺术魅力，正是这种魅力，成为后代人们不断获得艺术灵感的不竭源泉。
  彩陶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思维的保存、交流和传递，一开始不是文字，而是比文字更原始的符号，诸如结绳、刻木、绘图等等，就是说我们的先贤所创造的汉字乃是从绘图、绘画演变出来，也可以说是先在陶器上的绘图、绘画演变而来。中国人传说文字是由仓颉发明的，实际上文字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逐步创造发明完成的。可能后来经过仓颉的系统整理，比以前规范统一了。现在分析彩陶对汉字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陶器为汉字的产生提供了诸多实物摹本；其二，陶器为汉字字形作好了准备；其三，为汉字的书写工具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四，为汉字的书写风格奠定了基础。
  （五）对瓷器青铜器的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陶器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后来物质文明的影响，最直接、最广泛的莫过于对瓷器的影响了。无论是制瓷的发生动机、起源观念，还是其烧制原材料、工艺、配制、火候等方面，如果没有陶器的烧制和长期探索，就不会有瓷器的出现。
  同样对青铜器的冶炼和制作也产生了深刻的重大影响。其一，从观念起源和用途上看，陶器起源最初绝大多数是用作礼器，而青铜器最初也是作为礼器出现的，两者在观念和用途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二，从冶炼工艺上，陶器的烧制为青铜器的冶炼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通过长期实践探索出对陶器火温的控制技术，那么冶炼青铜器所必需的1200°左右的火温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和控制的。其三，陶器的烧制还为青铜器的冶铸作好了原材料和工具上的准备，如冶铜所必须的原料孔雀石，就是在陶器的烧制过程中发现的。而作为冶炼金属的坩埚、冶铸铜器的陶范等，更是制陶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四，陶器的出现为青铜器的产生在形制和纹饰上作好了准备。特别是早期的青铜器，其造型和纹饰基本上是陶器的照搬或借用。四我们来到宫家川村，发现这里是一个川道小村，这里没有柏油马路，没有高压电线塔，没有现代文明的喧嚣，唯一能作为全村点缀的是新近盖起的小学楼房，到处是一片恬静和纯朴。但这里却埋藏着一个史前文明的博物馆，潜流绵绵，熠熠生辉，隐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村民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边缘。他们也未曾想到和史前文明的地下瑰宝长相厮守，永为毗邻。今天我们认识了这块丰富的历史宝藏，想方设法开发利用它，让它为当今的人服务，充分发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首先认识其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真保护好这个史前文化遗址，以达到充分利用其价值；如果经济条件许可，我们为何不可进一步发掘其他地下遗物，整理遗址场地，模拟远古时代这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蜡像馆或泥塑馆，让远古人风貌在今人面前再现。同时模仿远古人生产陶艺的程序，建造一个生产车间，仿制古代陶器，也让前往旅游参观的人有兴致去一试身手，亲自领略一下远古制陶的感觉。以此作为四郎河川系列旅游开发一个景点，让今人一览史前文明的历史风貌，或许这是启动该村乃至四郎河川脱贫致富的一条有效途径。
  正宁文物文化遗址概览赵文耕正宁县位于甘肃省庆阳地区东南部，东南与陕西黄陵、旬邑接壤，西与陕西长武县毗邻，西北与庆阳地区宁县相连。属黄土高原地貌特征。东部苍翠茂密的子午岭林区为天然屏障，境内有四郎河、支当河、嘉峪川河流贯于川间，县境内由山河——宫河、湫头——永和南北两条原横穿其间，为正宁的骨骼主体；三嘉、月明两个小原跨其两翼；有嘉峪川、罗川、关家川依水而下，直贯县西之末尾。境域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农业比较发达，产品丰富，适宜于人类和各种生物的生存。正宁人民几千年来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正宁境域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加之，绝大多数历史阶段受中原文化影响，古文化遗存丰富。同时，正宁属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老区，从1932年起就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邓小平、谢子长、习仲勋、杨成武、邓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有过革命活动，遗留下许多革命文物。这些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分布在全县各个角落，反映了正宁悠久的历史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面貌，为研究全县乃至西北地区历代政治、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远古时代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正宁属黄土高原，在黄土高原底部，即在水系的河底及其两岸，到处可见呈水平层次的页岩或砂岩。这些石板都是古生代二迭纪以及中生代的内陆湖泊沉积物。在石板上部没有发现新生代早期的地层，这是由于进入新生代以后有一个较长期经受了大自然的剥蚀造成的，以致形成了今天的缺环。上新石纪以后开始沉积土状堆积物，因此，三趾马红土就在黄土高原的最低层了。三趾马红土（俗称红粘土）在我县山沟底部水系两侧都有堆积，而且堆积甚厚，这是由于长期受冲刷影响，经过多少万年陆地变迁积累的结果。第四纪以后，开始沉积黄土，尽管这种沉积是极其缓慢的，甚至是时断时续的，但在数百万年中终于积累到了高达数百米的黄土高原。后来又经受了大自然的剥蚀和流失，形成了今天的地貌特征。正宁境域由于气候温和，地理位置优越，因此保存着丰富的古生物化石，特别是脊椎动物化石。通过这些化石可以反映出县域一些古地理、古气候方面的状况。我县各处群众长期都有挖龙骨的习惯，这实际就是恐龙化石。这些恐龙化石，属于什么恐龙类别，尚缺专家鉴定确认。但以恐龙的生存年代说距今约在一亿年以前。这些恐龙主要生活在海边或湖边的岩石附近森林边沿的疏林中，是以喙捕鱼类为食。由此可以证明，这在侏罗纪的正宁境域，无疑是一个大的湖泊区，湖泊的边沿有疏林和茂盛的草原，当时的气候相当温和湿润，第三纪上新世以后，即距今一千二百万年以后，古脊椎动物特别是哺乳类动物，在这里广泛的繁殖生长着。我们发现在沉积的三趾马红土中存在着不少和三趾马化石共生的脊椎动物。从这些化石埋葬的位置和动物群来看，那时还没有现在的黄土高原，而是地势低凹，土丘起伏，湖河密布，杂草丛生之地，是三趾马及其共生物饱餐嬉戏之所。县境域气候炎热、多雨、湿润，属亚热带气候。“黄河古象”虽然发现在区内合水县，但它为研究庆阳地区包括正宁县境域的古地理、古气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们按当年黄河古象的电影可以想象，当时我们这里的自然风貌是：大地风和日丽，万里晴空，阳光沐浴着波浪起伏的原野，湖河相映，河岸杂草摇曳，远处林木疏朗，风景秀美。距专家断言，当时这里是一种热带干草原气候，和今天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稀树草原景观相类似。不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那样丰美的草场和充足的淡水，怎么能养活这些成群结伙的庞然大物呢？在更新世纪中、晚期的黄土堆积层中，在宫河镇的东里、罗川代店一带，发现的鹿、羚羊、犀牛、马、鼠、兔等草原动物化石，也说明在距今百万年以前，这里基本上是温暖带草原气候，但从沉积的黄土颜色的差异和埋藏古土壤性质来推断，气候并不稳定，也有冷暖之别。历史的长河跨入更新世纪以后，现有的材料证明县域开始有人类的生存，据发现和发掘的数处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大量的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伴同出土，说明当时县境域是一种稀树草原景观，气候较湿润但要寒冷些。
  二、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及文物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最初社会形态，包括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等阶段。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大约在距今三百万年前后，人类就在地球上诞生了。自从人类出现的时候起，以石头为原料制造工具与自然界进行斗争，这种石头工具就称之为石器。人类使用石头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很长，约占迄今为止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考古学把这一漫长的时间称之为“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制作石器的技术亦不断发展，由打制石器逐步走向磨制石器。因此，又把使用打制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使用磨制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而旧石器时代又占了整个石器时代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制造工具的开始，也就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进入人类范畴的标志。分别人和动物的唯一标准，就是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和自然界进行斗争。而动物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劳动促进了人体发展，最后脱离出动物界产生人类社会。“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所以，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古界对旧石器时代又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阶段、晚期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段。庆阳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全省最丰富的，可能是由于辨识的难度，在正宁境域尚未发现，但是，从有些地方发现的石器时代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也反映了旧石器时代的蛛丝马迹。这些还需要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正宁境域是非常丰富的，迄今发现的有周家乡宫家川、核桃峪村，永和乡汉子村、于家庄村，罗川乡樊湾子东组，湫头乡苟仁、西城，三嘉乡陈家川等处的新石器遗址，三嘉乡东庄村索洛组、永和乡琴宅村人类定居遗址（如发现的白灰住室，灶炕、窖穴、窖址等），在这些遗址上出土的还有经过磨制的石斧、石=、石刀、石弹丸、纺轮、陶轮、骨饰、玉饰（如三嘉乡陈川等处发现的用兽牙磨制的项链、玉壁玉圭等），这些器物和造型纹饰图案等各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
  新石器时代上下数千年，正宁县境域这些古文化遗址中，包含着仰韶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比较典型的多属于半坡文化类型。宫家川彩陶遗址的文化内涵充分说了这一点。
  三、奴隶社会文化遗址及文物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社会的确立，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时青铜器代替了石器而广泛使用，因此，也称之为“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物在我县亦多有发现。在铜器时代的初期阶段，人们仍继续使用磨制石器。铜器只有少量发现。陶器多为桔黄色，次为灰陶。商周是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史书载；周始祖弃，号称后稷。弃卒、传子不窋。不窋因失其官而奔至戎狄之间（今庆阳地区一带）。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在他的努力下，周部落逐渐壮大起来，为后来的强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期间，由庆阳迁至豳，当时的豳包括今彬县、旬邑、正宁等地，旬邑县土桥乡至今还有公刘村的名称，当时正宁属北豳，可见周道之兴，始于庆阳，正宁也是周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正宁先周和西周的文化遗存丰富。商周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在我县均有发现和收藏，铜器、铜篮、铜爵、铜觚、铜鬲、铜戈和绳纹灰陶罐、鬲、灰陶篮、豆、穿耳壶等等，都是当时的典型器物。月明乡杨台，宫河镇王录出土的铜篮、铜壶、铜、已成为我县博物馆馆藏精品。
  四、封建社会文化遗址及文物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变革。我国封建社会自战国直至清朝鸦片战争，持续两千多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也有其不寻常的经历。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长年兼并战争，最后出现了七国割剧的局面。各国实行变法，封建制度先后确立。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国家。新兴的社会制度推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宁境域古为禹贡雍州之地，周称北豳，春秋属义渠戎国统辖，秦灭义渠戎国置北地郡，又属北地郡辖区，是秦王朝国都咸阳西北的边陲地区，秦时派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率兵镇守于这一线。今正宁境内子午岭一带的秦直道南起三嘉乡刘家店向北延伸到五顷原烧锅梁共长约70公里，在雕翎关发现的秦直道一号兵站，据考为蒙恬督师北陲时所建。在修筑正铜公路时发现的各种秦代青铜器、铜刀、币，还有其他地方发现的陶器，都是当时的文物。两汉400年间这里是个缓冲地带和兴盛时期，因此保存下来的遗址、遗物很多，在宫河镇邓家川、三嘉乡索洛、细嘴子、湫头乡张村等处发现的不少汉墓葬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时的青铜器虽失去祭祀礼器、兵器方面的特殊地位，但作为日常用品仍有存在。如山河镇后庄子出土的铜钫、铺首铜壶就是汉时的文物。当时铜器已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汉宣帝以后釉陶已骤然兴起，这些器物在全县各地到处可得。南北朝时的正宁境域，一度为北魏政权所统治。北魏的几代皇帝如文成、宣武、孝明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使西汉传入我国的佛教，极为盛行。1954年在湫头滩崖洞内发现的几十尊石佛像，县公安局在1998年截获的文物贩子从榆林子嘴头村偷盗的四尊石佛像（现藏于县文化馆），1984年罗川聂家店出土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及在我县各处先后出土的大量鎏金大小佛像都印证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遐迩闻名的罗川承天观及承天观碑为唐开元年间所建，宋太宗样符二年重修。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是：李唐王朝在其初期沉醉于与道家始祖李耳“叙亲”，宣扬其是老子后裔，力倡道教。北宋王朝时，宋太宗赵光义继太祖而登大宝，其帝位来得不明不白，需要天意天命来增加说服力，借道士张守真乱降神言，扮演沟通天意的灵媒角色。因此，太宗的得位与固位，得力于道教的力量。故从登基之日，即大力扶植道教，大封神仙，大修道观，甚至亲临祭祠，亲题匾额，亲作颂词。由于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故天下州县以至民间，道观增建日多，道教由是渐盛。真宗即位后，利用宗教以振其盛，更加努力扶持道教，大量增建道观，以麻痹人民，巩固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利用北方契丹崇拜“天灵”，凡军国大事，民族兴衰，战争与和平的决策，认为必须经过天命、天意的指示，“敬天”、“尊天”是契丹宗教的第一要义的信仰，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真宗君臣导演了“天书崇祀”的闹剧。“天书”内容表明“赵受命、兴于宋”，即大宋政权是秉承天命。同时，大张旗鼓宣扬“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赐京师酺五日，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置书仪卫扶侍使⋯⋯。”使契丹敬畏“天灵”，而对北宋王朝息窥觎之心，以达到维持边境永久和平的目的。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在正宁罗川重修承天观，立承天观石碑，皇帝敕命当时甚负才名的尚书兵部员外郎李维撰写碑文，这不能不说明是北宋尊天崇道的道教狂热思潮在地方的深入和继续。
  元、明、清，特别是雍正皇帝同样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又大力倡导佛教，因此在正宁各地曾经遗留下许多寺院、佛堂，如罗川的佛堂村莲花寺，湫头的双佛堂，永和的云寂寺。
  明时，正宁出过三位良臣，惯称正宁“三清”。一是忠烈公景清，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榜眼及第，官至左佥都御史，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率兵攻陷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成祖，景清对成祖朱棣篡位极力反对，怀利刃上朝企图刺杀成祖皇帝，事情败露，当即被下诏分尸处死，“剥皮实草，悬于武门示众”。后宣宗皇帝朱瞻基登极，下诏平反昭雪，谥为“忠烈公”并立祠祭祀，在正宁旧县城罗川城建景公祠、“榜眼坊”（今已毁），山河城东里许有“明都御史景清墓”，故里寨子村有“明都御史景清讲书台”，清乾隆年间正宁进士石攻玉为其树碑作记。
  明代循吏赵邦清，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进士，官授山东滕县知县，吏部稽勋司郎中，清廉为政，安南国使臣为其题赠“清、清、清”；万历皇帝御笔亲题“坚持清白”；乡里、滕民颂为“一代清臣”，以上三个石碑建在罗川城赵公祠内；罗川城内树有赵公牌坊三座，现保存完好；永和于家庄村有赵公墓碑。
  巩焴，永和堡巷村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4年），曾任河南林县知县，有政声，启用为河南省学政布政司参政。赴任途中被李自成义军俘获，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尚书，李自成进京后又任命为礼部尚书。进京后李自成大顺政权发生内讧，巩趁机逃离大顺政权，逃至陕西省旬邑县官家洞。顺治十八年（公元1663年）清兵围官家洞达数月之久，巩焴坚守不出，拒绝投降，后清兵用火攻，巩焴及随从部众被大火烧死。后人为纪念巩焴，在当时的正宁县城罗川建有“学宪坊”（现无存）。明崇祯七年（公元1635年）8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正宁县城——罗川，杀知县赵跻，明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的洪承畴奉命镇压农民起义，围剿进驻彬县，亲自督战。崇祯八年（公元1636年），命庆阳总兵参将曹文诏率3000人追剿义军，义军在东至五顷原岘子，西至陕西底庙产场村布下口袋阵，在永和罗沟圈一带大败明军，明军损失大半，主将曹文诏亦身负重伤，逃到姬家山，突围无望，自刎身亡。明游击将军及将官阵亡20余人，元气大伤，义军因此威震西陲。其后曹文诏之侄曹变蛟曾在姬家山给其立“尽节”碑，于罗川北坡胡同立“绝气”碑。曹文诏被葬于冢巷，冢巷遂以墓冢为村名，即曹薨村，但村以“薨”字为名实为不雅，取其谐音为曹洪村。这段历史说明，湫头、永和原是李自成义军大败明军的古战场，曹洪墓也是明军惨败、主将阵亡的见证。
  五、古代的瓷器、货币、铜镜古瓷在正宁各地大量存在。尤其是罗川武王庄出土的唐代三彩天王俑，罗川小河沟出土的唐三彩罐，形态逼真，色彩斑斓，不仅为祖国丰富的唐俑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在丝绸之路上通商往来的盛景，我县发现的唐三彩，当时大都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死后的赔葬品。
  宋代精美绝伦的瓷器在全县发现不少，所见实物如瓶、碗、盘、炉、盂、碟、杯等，如论质地之细腻，造型之精美，釉质之晶莹，花饰之秀丽，均超过了前代。
  元代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使我国多民族的国家达到了巩固和发展，正宁境域属巩昌都帅府宁州统辖。但是元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使人民生活和民族生产濒于破产，因此，出土元代和民间收藏的元代瓷器有明显的退化，反映出当时生产衰退经济萧条的景象。明清时期，我国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瓷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有很大提高，同时发现了五彩、斗彩、斑琅彩、粉彩以及镂空、凸雕等多种器物，色泽柔和鲜艳，花纹精致美观，达到了新的意境，特别是景泰蓝更是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精致绝伦，无瑕可击，县境内传世的各式瓷器屡见不鲜。
  正宁县内遗存的历代货币则更多。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在财政困难时，总以大量铸钱，实施通货膨涨作为解决财源的主要办法，可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条件下，货币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所以，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财政兴衰更迭的过程。同时古钱能较系统的反映出我国文字的历史。我国最早当作货币使用的贝币，在正宁民间亦有发现。大约在西周后期，开始以青铜铸作布币和刀币。布币形状似铲，故亦称为铲币。这种货币使用期直到战国时期。布币在永和乡湫池沟村于1978年农田基本建设时，在古墓中曾经大量发现。刀币在我县民间也常有零星少量遗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等，货币统一使用圆形方孔“半两”钱，西汉时铸造有“五铢钱”也都比较多见。西汉末期，王莽篡权后，铸有“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刀形货币，“大布黄千”裤币，在我县民间收藏稀少，弥足珍贵。古人写诗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美琼瑶”，把它和珠玉相媲美，指的就是王莽时期的刀币。从秦代开始两千多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有铸钱，除王莽时期外，一直采用圆形方孔的形制。三国蜀的“直百五铢”，南朝宋的“孝建四铢”，北魏的“太和五铢”，可以说是以后各代通用“年号钱”的先驱，但流通时间太短。最早的“通宝钱”为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开元”意为开辟新纪元，通宝意为通行货宝。以后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货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叫“年号钱”。从此开始，直至清未，各朝所铸钱币多数都是“年号钱”。唐、宋、元、明、清的年号钱，我县民间有大量收藏，尤其是清朝距离现在的年代较近，清钱币在民间收藏相当丰富。“通宝钱”的铭文书法和图案标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五铢钱多为篆书，“通宝钱”在唐代多为隶书，从五代十国的南唐开始采用真书，两宋时则真、草、行书与隶、篆并用。“通宝钱”许多铭文书体很讲究书法艺术，一些钱币上的文字多出自名家之手。唐初的“开元通宝”为欧阳询所书，宋初的“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所谓御笔钱。“崇宁通宝”、“大观通宝”为宋徽宗所书，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元祐通宝”的文字则有司马光、苏东坡写的，还有不少钱币上铸有各种图案或标记，如“开元通宝”上铸有星、月、太阳、星月、双月、莲文等等。有一种“开元钱”在穿孔的上面有一种仰月如“=”，也有俯月如“=”，此月的来源，有人说是在向皇帝进呈钱模蜡样时，被皇后掐了一个指甲印，铸钱时不敢改动，就遗留在钱背上，也有人说是“月文”，为杨贵妃的指甲痕。一些专家则认为，这是受到西域钱币上铸月图案的影响，是钱币的一种图案或标记。清康熙晚年铸造过字形写法不同的“康熙通宝”，色泽金黄，光闪夺目，质地精细。据说这种钱内含有黄金，是年羹尧任四川总督时，将庙里鎏金罗汉熔铸的钱币，所以，人们把它叫罗汉钱。除历代封建王朝发明的钱币，此外，历代农民起义军也有不少铸造铜钱的。一般说，唐以前农民起义军铸造的货币，多属五铢类型，如西汉末年绿林军的“更始五铢”，东汉末黄巾军的“太平钱”等。唐以后的各属通宝类型，如唐末黄巢的“大齐通宝”，明末李自成的“永昌通宝”，张献忠的“大顺通宝”，清末太平天国发行的“太平天国圣宝”、“太平通宝”等。农民起义军及西夏、辽、金所铸钱币，在我县零星可见，但不乏珍品。
  铜镜自战国时起，在我国人民生活史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无论在花纹设计上，雕作艺术上的技巧和冶铸装饰等方面都积累了历代无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虽然清代以后玻璃镜代替了它的实用价值，但作为一个历史艺术品来说，至今仍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这是我国文物宝库里万花丛中一束绚丽的花朵。铜镜，除人们用作日常妆饰使用之外，还用为男女爱情的纪念，生前相互赠送，死后随葬入墓，有生死不忘之意，正宁境内民间所藏的历朝历代铜镜很多，造型精致，纹饰华丽，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六、革命文物正宁县革命文物同样丰富，正宁县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谢子长、刘志丹就在月明乡柴桥子成立了“中国西北工农红军反帝同盟军”，在三嘉乡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曾驻扎在宫河王录村，杨成武、邓华驻罗川春场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发展了地下党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正宁县志》记载的宫河到山河的“八十里红线”，就是在此期间组织发展起来的。习仲勋也长期在此进行革命活动，我县百分之八十地方为革命红区。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县红区部分属革命老区，为关中特区新正县管辖，习仲勋同志曾任关中特区行署专员兼新正县县长。由此邓小平在宫河王录村的驻地，杨成武在罗川的驻地，谢子长、刘志丹在月明乡、三嘉乡建立、改编地方武装的所在地，还有胡宗南进攻边区政府时我地方游击队在五顷原高丰坡烈士罹难的地方，都是值得保留和纪念的革命遗址。
  文物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能够从不同的领域或侧面反映民族的历史发展和人民的创造力量，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取代的实物见证；文物不能再生产。文物作为特定的历史遗物，只能是此事此地的，或此人此事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彼此不能取代，也不能够再生产，毁坏一件即少掉一件，所以称之为稀世之宝或无价之宝。即使有些文物在毁坏之后可以照原样修复，但其固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则大为逊色，甚至丧失殆尽；文物具有特殊的物质属性和直观的形象性，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使用有关的历史现象给人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感；革命文物，是我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关遗址，建筑物以及有关的文献和实物，特别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文献的实物；文物也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教材。因此，保护文物是我们每个部门和每个公民的责任，我们要懂得一些文物知识和增强保护文物的法律意识，把我县有限的文物保护好、利用好，让它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附：正宁县境内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县文化馆提供）正宁县境内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1998年9月6日备注：①全县有文物点83个；②县级保护单位38处；③省级保护单位7处。
  秦一号兵站遗址考察记刘生涛从甘肃正宁县城出发，驱车沿正铜公路向东南方向行驶一小时许，便到了雕翎关（此名，地方志载：“雕岭关”，今人考证为调令关）。这里是陕甘两省分界处，也是子午岭制高点，海拔1775米。这里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松涛阵阵、鸟语花香。闻名遐迩的秦直道像一条蛰眠的巨龙，沿子午岭主山脉蜿蜒向北而去。
  沿直道向南约400米处，便是已考证的秦一号兵站遗址（遗址于1986年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陕西省旬邑县文物管理部门发现，并立县级文物保护碑一通。但地界在甘肃正宁县境内，按文物法有关规定应由正宁县文物管理部门保护）。遗址分布在三面临沟，一面依山的平台上。这里地域宽阔、地势平坦，由北向南稍倾斜，当地人叫“四十亩台”。台的中央散布着秦代的条纹大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等残片，中间还夹杂着少许的明清时期的瓦砾，总面积约6700平方米。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陪同省、地有关专家、学者赴秦直道、秦兵站遗址现场考察。去年5月的一天，我们文物管理部门一行4人再次去兵站遗址进行考察，并在此处发现了秦代的大瓦、筒瓦残片和保存完整的瓦当。瓦当直径为
  17厘米，中心为葵文，周边为云纹图案。据说：有人曾在此处还拣到了房脊上的空心砖和标有“好”字的大瓦残片，可惜此物已遗失。从瓦砾散布的面积和残瓦上的标记看，其兵站规模之宏大，用料之考究可略见一斑。
  当我们站在那宽阔平坦的大台上瞭望远方时，蜿蜒的秦直道、遍地的瓦砾，仿佛把我们带回了2000多年前的金戈铁马、云烟四起的秦代。遥想当年，长途跋涉的将士戴盔披甲、扛戈负弩，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来到这里，经过短暂的歇息休整，源源不断开往朔方。无数将士为了大秦的江山社稷、民生安宁、丢妻弃子，日夜守卫在秦国的北大门上，抵抗着匈奴的入侵；无数将士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他们没有留下姓名、留下遗物，历史却给他们留下了这一见证。兵站始建何时？毁于何时？均无记载，还须进一步考证。
  当我们结束了对秦一号兵站遗址考察之后，在返回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读史方舆纪要》云：“雕岭，真宁县东五十里，绵延高耸，亦即子午岭山之别阜矣，上有秦时直道，今有雕岭巡司，在县东百里。”《甘肃建置志·二》载：“雕岭寨在县东百里雕岭上，明初置巡司，万历中裁。”据考证，明初所置巡司就是在兵站遗址之上。
  由兵站变巡司、由巡司变耕田，经过千百年的沦桑变化，现虽被黄土覆盖、杂草丛生，失去了昔日宏伟壮观场景，但仍然是考古专家、学者青睐和寻味的地方。它对于研究秦代的军事、建筑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西汉阳周城址考路笛近年，我写了《西汉阳周在正宁》一文，己被收入《庆阳地区志·附录》。但文中未具体辨析阳周故城的地理位置，以致存留一些疑问。张耀民先生的《驰武城踏访记》（见《庆阳地区志·附录》），虽对实地景物作了考证，但因辩解文字不多不系统，仍未澄清一些人的疑问。最近，我看到杨维乔先生的一篇遗文（见《正宁文史资料选辑》）。他认为秦太子扶苏监军故城在“北村沟北，俗名胡帐里。而蒙恬将兵30万，屯驻阳周即今苇店子城，已半废。”杨先生还认为胡帐里即今后帐村，此村在今宁县平子地界。这一见解否定了阳周故城在正宁永正的存在。为了澄清事实，给后人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交待，我不得不再次详细审阅有关资料，写文章予以辩解之。
  一、历史文献的记载为阳周故城定了方位正宁旧县志记载：“阳周故城，一名驰武城，在县北三十里。”县城即今之罗川城。明、清正宁县志都把路上里（今永正）记在县北区域。罗川至山河城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60里。永正恰在二者的中心点。所以罗川至永正为30里，历来说法就是如此。况且，汉代及以前的度量单位比现在小，一尺约七八寸，30里实际就是现在的20里多一点。如果此城在沟北平子、米桥一带的话，那它的里程足在50里左右。最近的村落也在40里以上。因此，沟北及苇店子之说不足为信。而且让原大部分领土归泥阳县所辖，阳周县领土多在今正宁东南一带。因此，阳周县城设在沟北平子一带是不大可能的。
  二、蒙恬墓为阳周故城定了地域史书上说：“蒙恬为秦将，北逐匈奴，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即此地，一名驰武城。”这里清楚的说明，蒙恬被斩杀在阳周城，也即秦之驰武城。正宁旧县志记载“蒙恬墓在县北二十里”。经调查，今正宁县永正乡的蒙恬洼村确有一蒙恬墓，数千年来墓冢高大，古木参天，气势雄伟。直到1958年才被当地群众修饲养室时挖掉，毁为平地，只留下墓穴。连蒙恬洼这个古老的村名也被友好村二组所代替。这说明蒙恬死在阳周是无疑的。据《史记》记载，他在死的前一年还带领人马在子午岭修直道，而不是在榆林、绥德修长城。所以他的陵墓在阳周城附近是无疑的。因此，我认为阳周城就在今永正乡。
  三、古地名、村名为阳周故城定了地点阳周城既是故县城，它理所当然是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它周围的山水、村舍、堡寨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取名和定方位的。自古至今，永正乡附近有许多以东、南、西、北方位来命名的村名和地名，如东龙头、南龙头、南堡子（今南住）、西堡子（今西堡住）、北洼等。这里以方位起名，必然有所指，必然有一个中心点在起作用。不然，何谓南？何谓北？我认为这个中心点就是阳周故城。有了这个中心点，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那么阳周城究竟在那里呢？它必然在东龙头村的西面，在南龙头和南堡子村的北面，在西堡子村的东面，在北洼村的南面。按这个方位，阳周故城必在今岭上、粟里和上官庄三村之间。这就是现在的王家庄子村。古代，王家庄子同岭上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洪水冲刷、水土流失，中间出现了一条横沟，名曰粟里沟圈。由于阳周故城的存在，周围除了按方位起的村名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相关的名字。南堡子村南有堡南村。堡南坳盖有大庙，又出现庙前头村、庙沟村。蒙恬墓南有个冉峪堡，后起名冉峪村，村里有一圆山称堡子山。过去曾设监狱关押胡人的地方，如今叫胡子峪村。过去储备军粮的地方如今叫粟里村。上官庄村其实是阳周故城的南关。古代以南为上，以北为下；以右为上，以左为下。所以南关也称为上关，以此得上官庄村名。岭上村同蒙恬洼村相连，地形略高于蒙恬陵墓，所在称“陵”上村，今为岭上村。阳周城外的堡寨均为蒙恬屯兵之处，包括北原平子、米桥，南原湫头、永和以及雕翎关等处堡寨都是兵营所在。因为蒙恬当时率军30万，不是一个地方能容纳得下的。对于阳周故城的残迹，尚需进一步的考证和发掘。解放后，地县文物工作者已在岭上、粟里、王庄子村发现多处灰坑及瓦砾外露。这说明这里曾是居民聚居点。至于城垣，因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人们一代代地耕云播雨，旧城确实难以存焉。何况大部分城垣早已变成沟壑，今天己难找到它昔日的容貌和繁荣。而且，那时在陇东黄土高原上的城池，多筑在沟边，三面临沟削土为城，一面筑墙，中间开个城门即可。城里城外建筑多为窑洞，只是县衙盖有房舍。所以瓦砾残迹也就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以上官庄村为例，解放前上官村有窑洞一百多孔，上下五个台阶，而房屋却只有几个小庙，后改为初级小学。
  四、民间传说和民谣使阳周故事流传至今，证明了阳周故城的存在传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和宰相李斯假传遗诏，赐太子扶苏死。遗诏到阳周后，扶苏自裁，蒙恬怕扶苏尸体被毁，遂将尸抬往义渠县境（今宁县巩吕乡袁家寺村），秘密掩埋。蒙恬虽不愿死，但也未组织有效的抵抗，使阳周城在胡亥兵马的攻击下很快陷落，自己被缚，死于阳周。城破之日，胡亥兵马到处烧杀掠抢，百姓逃亡大半，有一首民谣这样唱：“月亮月亮亮堂堂，头明走到上官庄，打开城门抢婆娘。人家抢个花朵朵，咱们抢了个死老婆。人家骑的红鬃马。咱们骑的树柯杈。人家枕的花枕头，咱们枕的猪奶头⋯⋯”这个民谣传得很远很远。它显然是胡亥军队士兵编的，反映了阳周城破后的一片凄惨景象。这也说明当时上官庄附近确实有城，这个城就是阳周城。据传说，太子扶苏有二子，因拼命反抗，被胡亥兵马杀害。将首级分别挂在城南和城东示众。后人就将这两个地方叫南龙头和东龙头村。扶苏妃子马氏在混乱中从北门逃出，投一水井自尽。后来这个地方就叫马后死址，即今马后子村。这些传说和民谣都从多个侧面证明了阳周故城在永正的存在。
  五、历代文人志士为阳周故城作了补充佐证历代文人志士对阳周故城在蒙恬陵墓附近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并且写了许多诗、词、联，已记入有关史册。这些诗文为阳周故城作了补充佐证。现只抄明代景清、李梦阳二先生的诗文于后：景清
  二水交流屈抱岗，登临一望四茫茫。
  南庄日暖多耕稼，西谷风寒少种桑。
  果老升仙遗墓古，蒙恬赐死故城荒。
  乔山唯有灵湫在，历代穹碑焕典章。
  李梦阳紫塞桥山惨暮云，旧时冤枉不堪论。
  玄黄天地空埋血，鹿马江山不返魂。
  自是孤臣才易得，肯迟一死义还尊。
  阳周城下青青树，犹拟牙旗驻虎贲。
  正宁县出土北周释迦牟尼佛像陈瑞林张志英
  1984年1月中旬，在正宁县罗川乡聂店村三年制村学屋檐下出土了石雕释迦牟尼佛像一躯，现存文化馆。质地为富平石（黑色杂白碎石），身高160厘米，头上梳螺髻，修眉长目，鼻翼较小，嘴角略上翘，面相丰颐慈善，神态安样端静；身上著通肩长衣拖至脚下，衣纹显现流畅，左臂略曲，手握衣袖于腹前，右肘曲平，掌心向前。据考证此佛雕于北周宇文邕保定元年（公元561年），距今1400多年，原供于聂店五里处的佛堂村，后移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长54厘米、宽38.5厘米、高20厘米的红砂香炉，上面镌有“大清乾隆四十三年”的字样，由此可知聂店建寺庙当在清乾隆之际）。佛立于莲花座之上，座高47厘米，上雕双圆莲花，花瓣向上翻卷；座正面有二护法狮，座身磨光，四面有镌文，现从左至右抄录如下，以供有志于佛教研究者参考（文中字迹模糊难以辨认者用□代替）：（南面）□邑□刘归绵 □生黄□罗南面斋主宁远将军仪同司马孙□□南面典录宁远将军统军库延皇□南面化主轻车将军别将宇文元达南面唯那骠骑将军都督地连昌都香火主车骑将军师都督纥奚慎都唯那都督启宁县平州刺史贾延都邑政刘子皮为父都斋主程显标南面邑主建中将军诚紫别将郭永都化主牛文龙都邑谓也丘目归师都督真定县开国侯吐难庆都像主前将军右银青光禄大都督明水县开国公豆卢相都邑主使持节骠骑将军仪同三司邑师比丘僧静邑师比丘显和佛堂主安法嵩都典孙阿妃都典坐王僧妃南面香火主支婴□南面邑谓孙庆遵南面邑政吐谷浑阿□邑生刘法妃南面典坐容公主邑生范阿姊斤邑生乐永兴邑生□姐者总邑生郭要罹邑生张美香（西面）西面邑主王迥洛统军邑生金西面化主成小、生都督妙客西面邑谓白庆妃邑生王显谘西面邑正纥奚康和邑生傅阿妃西面唯那江文洛邑生王善晖西面典录豆卢寄受邑生王=军西面典坐牛庆珍邑生雷黑奴西面香火主付清黑邑生马婆惠西面斋主阿罗总邑生肖洪昶邑生刘夭生邑生梁藜川邑生董真欢邑生宇文庆邑生朱汁德邑生吐谷浑夭生邑生徐洛僧邑生赵郎宜邑生宇文相寿邑生畅子暂邑生李苟子奴邑生雷正邑生纥奚石奴邑生成僧和邑生王思业邑生成万岁邑生李永和邑生程白居邑生卫法胡邑生皇甫富昌邑生王分进邑生雷士如邑生徐阿三邑生赵比生邑生毛奴子邑生赵比磨邑生雷仙得邑生贾华晃邑生骠骑将军都督赵和邑生建中将军统军贾洪遵（北面）北面邑主卫相和邑生徐华妃北面花主袁阿显邑生牛阿晖北面邑谓呼延永兴邑生李妙光□□正段子祭邑生梁和妃北面唯那牛照世邑生尉迟世晃北面典录段元显邑生聂诚仃北面典座马思和邑生李子欢北面香火主程显荣邑生华阿庆北面斋主唐黄头邑生张要妃邑生魏罗慎邑生雷道生邑生韩洛祖邑生师都督邑生雷智显曹买德邑生雷婆非邑生都邑生辛安保督悦光宗邑生刘不绵邑生孟阿广邑生杨永洛邑生价元佰邑生丁文欢邑生容道奴邑生韩景开邑生横舒将邑生吐艰奉生军开苟仁邑生吐难纥亥邑生柳生谘邑生刘播贵邑生贾羊晃邑生赵万周邑生贾仲晃邑生李富昌邑生雷兴郎邑生刘达磨邑生雷阿父女邑生豆虎武长邑生雷子乾邑生李庆珍邑生巍伏妙邑生宁远将军平兴县开国子曹（东面）东面邑主都督豆卢子光东面花主成安庆东面邑谓阿六丸伏姬东面邑政黄甫罗妃东面唯那吐难庆安东面典录刘道洛东面典坐牛安和东面香火主徐贵安东面斋主段阿亥女邑生侯莫陈阿显邑生纥奚元恭邑生步大汗阿颙邑生可频各奴邑生成洪达邑生地连猛略邑生地连晖略邑生赵夭与邑生豆卢子惠邑生六道女邑生孙阿妃邑生尹妻比何朱邑生侯莫陈果康邑生开府司马荔非穆邑师岳法显邑生粟王生邑生李华妃邑生伟三婴保定元年正月十五日，合邑生一百三十人等，共同尊心为法界众生，广发洪愿，造人中释迦石像一躯，愿使黄帝比陛下，明中日月，法界众生，□治此福，公得团蒲，果保成佛。
  正宁铁钟张志英刘嘉斌徐飞盛世铸钟是我国古老的习俗，钟也是最能展示其历史文化和精神风貌的吉祥物，正所谓“唯功大者钟大”。古代中国，钟不仅具有报时、报警的功能，还是法器、礼器、乐器的结合体。在盛大节日庆典等活动时鸣响钟声，增添欢乐气氛，显耀威力。正宁县历经风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口铁钟，是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铸造的，现存放在正宁县文化馆钟楼内。钟高1.25米，口径0.94米，厚0.03米。钟的悬钮似龙状，是传说中叫声最响的“龙弟”蒲牢飞腾云雾之上，喻意钟声远扬。以稼禾花装饰的钟肩上有四个圆窟窿，为钟的眼睛，代表四象，即太阳、少阴、太阴、少阳，意为宇宙万物发展变化无穷。钟的底端有八只足（现缺损一只，每只足上都有相应的一个八卦卦象），以示八音，八音是我国古代的八类乐器，即金（钟、铃）、石（磬等）、土（埙）、革（鼓等）、丝（琴瑟等）、木（柷、敔等）、匏（笙竽等）竹（管、龠等）。《太平经》认为，“音声者，即是乐之语谈也”，就是说音乐是声音和乐器表达的一种语言，可以止怒致和、戒斗断奸邪、兴道德制逆恶，达到乐人、乐治、乐天地、乐神灵的目的；同时认为声音与阴阳有关，“故为阴阳者，动则有声音⋯⋯阳者有音，故一宫、三征、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这也就是钟足代表八音的真实寓意所在了。钟面上有16个大小不一的方格，上下排两行，格内铸有铭文及对铸钟有贡献的人名。格的上边绕钟身一周横书“皇图永古帝道遐昌道教兴隆法轮常转”16个字，点明了铸钟的真实意图。格的下面以凤凰和花穗相间饰边，刀法简洁流畅，图案栩栩毕肖。钟是用我国传统的泥范刻模铸造法，先是“工装”外层模板，在其内层又以“造型砂”为原料，制作粗模和细模，再经过烘干、打磨等工艺处理，钟的外层模板才算基本完成，这道工序耗时多、用料多、工艺要求高。然后制作成叫“泥芯”的钟内模板，再进行一次钟模合模演练，只有做到天衣无缝，才开始铸钟。这口钟由善信道教的弟子和地方人士，为了弘扬道法、昭德纪功、教育子孙，祈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捐资铸造的，是一种民间行为。从工艺和宏伟气势上来看，都难以与周景王铸造的象征“社稷”的无射钟、现存放北京大钟寺的世界钟王——永乐大钟相匹敌；更难与“千年沧桑、百年荣辱，钟以载道，字字皆音”、“铸世纪之钟，壮中华国威”、重50吨、高6.8米、下口直径3.38米的“中华世纪钟”相媲美，但它同样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精神的象征，由此可以沿波讨源，探赜索隐，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资政育人。故将钟的铭文及人名实录如下，以示纪念。（字迹已难辨认者，用□代）盖闻乐有八音，钟居其最。故大禹起两马之论，齐宣来玄牢牛之仁，舜时风仪孔集大成。以故金声，何代无之，乃钟有金声也。其数为阳为动，而静与阳未尝不该也。至于道院也者，其神元始其声，元声钟尤一日不可缺，缺则胡以发，以乡音而提醒万籁云。矧钟之钮有龙之属，曰薄牢非以好鸣者乎；钟之目四，非以象四时，以若四象者乎；钟之足列八卦，非以应八节，以昭八音者乎，捻之宣天地中和之气，成万物委和之用，而起敬畏者也。
  弟子王无宗初托俗眷忝入玄门无一投报，偶发虔诚祖师位下铸造鸣钟，谨修短状书诸薄端恳叩。
  诸方官长善信居施，或舍铁舍银，或舍之以布帛，或舍之粟麦，不拘多少，但以喜□为顾。故谚有之，田种兰得馨、种粟得粮，然而有未收者，或有之矣；若无种而有收者，吾未见之也。为善作福，亦犹是也。种（钟）圆之日镂名于上，以传将来为善之恳告。
  耆老杨守政乡约杨华杨柳杨梅杨朝甫杨柱杨可述杨可中杨可仕杨可魁杨可止杨可大杨可久杨可速杨可登杨可贵杨可得杨可径杨时来冯印魁生员杨泰宇杨兖宇杨炳宇杨煌宇杨焕宇杨明宇杨炫宇杨浩宇杨俊宇杨年幼杨审户杨四站杨□□ 杨印哇杨泥哇杨斗斗杨七哇杨还仑杨铺杨镰彭爱彭应龙彭应蛟彭应汉彭应期彭应旨彭应锡彭应征龙男彭多年彭多历彭多福彭当哇彭当史路业殷生员雷鼓田杨四教姚俊秀江文秀监生郭维藩男郭延长郭灵长会首于春阳刘守政周花贵杨盖冬赵盈刘涌刘旺党应时刘攀蟾党应元强抚民加居仕党江山杜居仕冯世江杨忠王彦可王彦知宁君泽张九志朱应时朱应川王仁民高福广高邦宁杨思鱼朝王思舜侯应利段守臣宋善言雷君照雷尹义朱应才朱应利刘益眚高福臣高邦袁王汝静解仲林李邦政薛进才杨技宋善得雷科朱邦来朱应□ 朱才□刘 □ 高福相高邦舜王□□孟世□ 倪世□ 侯应□原籍富平县阎村里人氏王东王时王西王中王登科王笛王登魁王登殿王登月王保哇王双哇王令哇王涝哇王尚务王尚□ 王新会王从会王小会王回山王思孝王焕牛王聚才王小聚王三猪王君爱当杨哇贾宣杨一乾杨丽洼杨一秋徐行徐守志李春春段守忠段希春段秀哇李进成杨世臣王丕杜尚金王进才侯进□ 焦世强张登高张牛哇王自下张邦友郝世英杨进库杨进教杨仓刘仕友刘仕积周汝元刘自然刘三哇刘明哇雷夏王思朱闰生魏舜魏思雷龙张朝宾张彦儒张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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