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放足缠小脚是从前妇女生活中最痛苦的事，不但女子为此受尽痛苦，全家老小莫不为此而寒心。把一个女孩子好端端的双脚，宁要用裹脚布缠得紧而又紧，还要加上毛绳子捆得硬硬的，致使肉烂骨折，终日爬行，泪流不止，直到缠成 “三寸金莲 ”而稍释。每天要严加管束，唯恐变形长大影晌美观。这在人身健康发展上是一大祸害。
  正宁放足，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才奉令开始执行的。当时由于习惯势力所限，人们一时不易接受，尤其做母亲的，虽亲历其苦，但为了女孩成长为所谓 “脚小、面白、头发黑 ”的美人，竟对政府禁令极端不满。因此，放足是阻力最大、最难搞的一项工作。当时的县长朱门，是军校三期毕业者，对这一工作较为认真，成立了 “正宁县天足委员会 ”派我为天足委员会委员兼专职督导。首先展开宣传活动，，走村访户，深入讲解缠脚的危害和放足后的好处，直接面对其母亲，揭露女孩子缠脚的辛酸处境，讲得对方哑口无言，痛苦流涕，从心底里认识缠脚是罪恶，是坏事。但一下做到放下不缠，还是不容易的事。第二步工作就是限令放脚，解掉裹脚布，换上天足鞋。女孩子高兴，可是当母亲的倒发愁，怕禁令不彻底，女子脚大找不到好女婿，就形成先解后缠，明解暗缠，白天解晚上缠，放足工作天天搞，裹脚布就是解不了。根据实际情况，定出了强硬措施，禁止市面上出卖裹脚布、小木底，严禁母亲给女子缠脚。督导放脚的工作人员，带上政务警察，挨户检查，发现缠脚的女子，当众解去裹脚布，追查母亲的责任，以至体罚、打手板子。鼓励男青年表态，不与缠脚女子订婚，收到了一定效果。习惯势力很难压下去，凡是给娃娃订婚的人首先要问：“女方脚缠小了吗？”小了就要，缠不小就不要。这就与放足委员会唱了对台戏。可女方订婚时先问男方是否念书。据此，我提出建议，要学校教师鼓励学生，订了婚的，给岳母写信，要立即给女子放足，否则，长大发现脚放不开就不结婚。我当时15岁，带头给岳母写了信（因为我小时在外祖家抚养时，5岁就由祖父给订下了婚）。岳母武门苏氏接信后立即到我外婆处请教，遭到反对。外婆撕毁了我的信，还叮咛岳母要尽力地缠。舂节拜年时，外祖母为此事给我一顿痛骂，说我是 “傻瓜 ”。我据理解释，毫不生效。后来朱县长为放足工作也想了一些办法：1.逢集过会，先作宣传，紧跟着现场检查，女孩子、媳妇一律要解掉裹脚布，老年妇女换平底鞋，去掉木底子后跟。2.勒令各户户长具结，绝对不给女孩子缠足，违者受罚劳役，并责怪母亲，打手板子，甚至把裹脚布搭在其母的肩上游街示众。3.实行9家连坐，互相监视。一家缠脚，9家连坐处分效果较好。
  经过两年多的放足工作，中年妇女统穿了平底鞋，一部分妇女也主动放脚，女孩子也能为自己着想，拒不缠脚，蔚成风气。天足女子的行动方便，逐渐使其他人感到小脚痛苦。放足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除了山后僻远农村还有缠脚者外，一般大户村庄和城镇都明显地看出没人给小女孩缠脚了。
  我这个放足督导员，从开始宣传起，一直被当母亲的妇女们所仇视。王岁喜老婆、阎家的 “干枯梅 ”两人曾因坚持给女孩子缠脚，被我打过多次手板子，见面就眉竖色变，恨之入骨。到解放初期，他们都感动地向我道歉说：“好你哥哩，咱这几个女娃娃要不是查得勤的话，把脚缠成四不象了，谁要呷？现在我不恨你了，还把你叫女娃娃的福星呢！”剪辫子剃秃头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了反对满清旧制，明令剪长辫子，提倡剃秃头。留长发辫的群众一时难以接受，就逃避剪辫子。即使剪掉长辫子，也不愿剃成秃头，又留上短发。我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剪发头形成高潮。民国十九年，县政府搬到山河镇时，留发辫的少了，短发头多了，剃秃头的也是少数。民国二十年以后，每任县长都把男子剪发与妇女放足合并执行。到二十七年，县长孙宗廉凡外出时，身带大剪刀，碰见长发辫子，亲手拉住就剪，勒令留短头发的要剃成光头。给剃头担子、理发店下令，严格执行剪发制度，顺者奖，违者罚。从此以后，理发馆给青年人留平头、大分头、偏分头、大背头、小背头，剃头担子上门给人剃光头，新式发型代替了旧式发型，沿袭至今。但在民国末期至解放后，逢集过会，还能看见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留着短发未剃，说明旧传统、旧习俗的破除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禁烟禁毒鸦片（俗称大烟）于道光（1821—1850年）年间由陕西流入正宁。起初，只有少数殷富者吸食。清末，正宁农村开始少量种植。民国二十年左右甚为兴盛。据民国二十七年11月出版的《甘肃省统计季报》载：正宁县民国二十年种鸦片1636亩，产烟土49080两；二十一年种鸦片1636亩，产烟土49080两；二十二年种鸦片1482亩，产烟土44460两；二十三年种鸦片1091亩，产烟土32730两。一到秋天，遍地盛开罂粟花。割烟、收烟时，到处响着鼓乐和唢呐，比如今的赶麦场要红火几倍。卖鸦片的铺子、小贩在市面上星罗棋布，招徕幌子挂得满街红。县上把征收大烟税列为主要收入，设有烟酒税局、税卡。民国二十年改为 “烟亩罚款税 ”其税款逐年上升，大烟价也随之提高。成年男子绝大部分，吸食大烟，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鬻女，有的甚至卖妻吸食鸦片。
  吸食日久者精神萎靡，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好吃懒做，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摧残。
  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中央宣布禁烟、禁毒法令，把虎门焚毁鸦片的日子定为禁烟纪念日。下令烟商实行联销、定量，吸烟人要领烟灯执照，照定量吸食。凡无照或超量吸食者给以罚款处分。到二十五年完全禁种，撤销了联营烟馆，限令烟民戒烟，换发戒烟照。二十七年县长孙宗廉收回烟灯执照，勒令烟民停止吸烟。这时明吸变为暗吸，明卖变为偷卖。县政府派警士逐户检查，发现偷吸偷卖者一律捕押法办，曾将县党部书记长赵廷栋押解省保安司令部处理，震动较大。二十八年，中央明令烟犯按律处理，指定各县县长兼军事委员会军法官，贩运、偷卖大烟3两以上的处死刑，3两以下的处有期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县上正式成立了戒烟所，县长兼所长，派彭秉道和我为副所长。被收容的第一批戒烟者，发给药品，并配发少量鸦片。经考验合格的戒掉者准其出所，未戒绝者继续收容严管。二十九年禁令更严，扩大了收容范围，要有头面的人物自动报名戒烟。我劝告父亲雷俊清及亲戚知己朋友10余人带头报了名。首先缴出全部烟具，书具甘结，向政府表态。当时，我还想出了一种戒烟方，即用白酒1斤，加鸦片1两，让戒烟者每天喝一小盅烟酒，随之如一小盅白酒；一直减轻鸦片含量，到烟酒净白，减为隔日喝一盅烟酒，第三日、第五日、第七日停止喝烟酒，效果很好。再不发瘾者，批准回家。直到按名册收戒完毕，戒烟所方停办。
  大烟戒完后，发现有人从西安买吸毒品，人数不多，危害极大，县政府又严令禁吸任何毒品。
  民国三十三年，雷兜子等人因偷运鸦片被县长谌石泉报准枪决；永正乡乡长李丕壁因失职、包庇烟犯被判刑，后解送第三区行政专员钟竟成执行枪决。从此，贩运、偷卖、吸食大烟者敛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