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缠小脚是从前妇女生活中最痛苦的事，不但女子为此受尽痛苦，全家老小莫不为此而寒心。把一个女孩子好端端的双脚，宁要用裹脚布缠得紧而又紧，还要加上毛绳子捆得硬硬的，致使肉烂骨折，终日爬行，泪流不止，直到缠成 “三寸金莲 ”而稍释。每天要严加管束，唯恐变形长大影晌美观。这在人身健康发展上是一大祸害。
  正宁放足，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才奉令开始执行的。当时由于习惯势力所限，人们一时不易接受，尤其做母亲的，虽亲历其苦，但为了女孩成长为所谓 “脚小、面白、头发黑 ”的美人，竟对政府禁令极端不满。因此，放足是阻力最大、最难搞的一项工作。当时的县长朱门，是军校三期毕业者，对这一工作较为认真，成立了 “正宁县天足委员会 ”派我为天足委员会委员兼专职督导。首先展开宣传活动，，走村访户，深入讲解缠脚的危害和放足后的好处，直接面对其母亲，揭露女孩子缠脚的辛酸处境，讲得对方哑口无言，痛苦流涕，从心底里认识缠脚是罪恶，是坏事。但一下做到放下不缠，还是不容易的事。第二步工作就是限令放脚，解掉裹脚布，换上天足鞋。女孩子高兴，可是当母亲的倒发愁，怕禁令不彻底，女子脚大找不到好女婿，就形成先解后缠，明解暗缠，白天解晚上缠，放足工作天天搞，裹脚布就是解不了。根据实际情况，定出了强硬措施，禁止市面上出卖裹脚布、小木底，严禁母亲给女子缠脚。督导放脚的工作人员，带上政务警察，挨户检查，发现缠脚的女子，当众解去裹脚布，追查母亲的责任，以至体罚、打手板子。鼓励男青年表态，不与缠脚女子订婚，收到了一定效果。习惯势力很难压下去，凡是给娃娃订婚的人首先要问：“女方脚缠小了吗？”小了就要，缠不小就不要。这就与放足委员会唱了对台戏。可女方订婚时先问男方是否念书。据此，我提出建议，要学校教师鼓励学生，订了婚的，给岳母写信，要立即给女子放足，否则，长大发现脚放不开就不结婚。我当时15岁，带头给岳母写了信（因为我小时在外祖家抚养时，5岁就由祖父给订下了婚）。岳母武门苏氏接信后立即到我外婆处请教，遭到反对。外婆撕毁了我的信，还叮咛岳母要尽力地缠。舂节拜年时，外祖母为此事给我一顿痛骂，说我是 “傻瓜 ”。我据理解释，毫不生效。后来朱县长为放足工作也想了一些办法：1.逢集过会，先作宣传，紧跟着现场检查，女孩子、媳妇一律要解掉裹脚布，老年妇女换平底鞋，去掉木底子后跟。2.勒令各户户长具结，绝对不给女孩子缠足，违者受罚劳役，并责怪母亲，打手板子，甚至把裹脚布搭在其母的肩上游街示众。3.实行9家连坐，互相监视。一家缠脚，9家连坐处分效果较好。
  经过两年多的放足工作，中年妇女统穿了平底鞋，一部分妇女也主动放脚，女孩子也能为自己着想，拒不缠脚，蔚成风气。天足女子的行动方便，逐渐使其他人感到小脚痛苦。放足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除了山后僻远农村还有缠脚者外，一般大户村庄和城镇都明显地看出没人给小女孩缠脚了。
  我这个放足督导员，从开始宣传起，一直被当母亲的妇女们所仇视。王岁喜老婆、阎家的 “干枯梅 ”两人曾因坚持给女孩子缠脚，被我打过多次手板子，见面就眉竖色变，恨之入骨。到解放初期，他们都感动地向我道歉说：“好你哥哩，咱这几个女娃娃要不是查得勤的话，把脚缠成四不象了，谁要呷？现在我不恨你了，还把你叫女娃娃的福星呢！”剪辫子剃秃头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了反对满清旧制，明令剪长辫子，提倡剃秃头。留长发辫的群众一时难以接受，就逃避剪辫子。即使剪掉长辫子，也不愿剃成秃头，又留上短发。我记得在民国十年左右，剪发头形成高潮。民国十九年，县政府搬到山河镇时，留发辫的少了，短发头多了，剃秃头的也是少数。民国二十年以后，每任县长都把男子剪发与妇女放足合并执行。到二十七年，县长孙宗廉凡外出时，身带大剪刀，碰见长发辫子，亲手拉住就剪，勒令留短头发的要剃成光头。给剃头担子、理发店下令，严格执行剪发制度，顺者奖，违者罚。从此以后，理发馆给青年人留平头、大分头、偏分头、大背头、小背头，剃头担子上门给人剃光头，新式发型代替了旧式发型，沿袭至今。但在民国末期至解放后，逢集过会，还能看见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留着短发未剃，说明旧传统、旧习俗的破除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禁烟禁毒鸦片（俗称大烟）于道光（1821—1850年）年间由陕西流入正宁。起初，只有少数殷富者吸食。清末，正宁农村开始少量种植。民国二十年左右甚为兴盛。据民国二十七年11月出版的《甘肃省统计季报》载：正宁县民国二十年种鸦片1636亩，产烟土49080两；二十一年种鸦片1636亩，产烟土49080两；二十二年种鸦片1482亩，产烟土44460两；二十三年种鸦片1091亩，产烟土32730两。一到秋天，遍地盛开罂粟花。割烟、收烟时，到处响着鼓乐和唢呐，比如今的赶麦场要红火几倍。卖鸦片的铺子、小贩在市面上星罗棋布，招徕幌子挂得满街红。县上把征收大烟税列为主要收入，设有烟酒税局、税卡。民国二十年改为 “烟亩罚款税 ”其税款逐年上升，大烟价也随之提高。成年男子绝大部分，吸食大烟，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鬻女，有的甚至卖妻吸食鸦片。
  吸食日久者精神萎靡，面黄肌瘦，四肢无力，好吃懒做，身心健康遭到严重摧残。
  民国二十三年国民党中央宣布禁烟、禁毒法令，把虎门焚毁鸦片的日子定为禁烟纪念日。下令烟商实行联销、定量，吸烟人要领烟灯执照，照定量吸食。凡无照或超量吸食者给以罚款处分。到二十五年完全禁种，撤销了联营烟馆，限令烟民戒烟，换发戒烟照。二十七年县长孙宗廉收回烟灯执照，勒令烟民停止吸烟。这时明吸变为暗吸，明卖变为偷卖。县政府派警士逐户检查，发现偷吸偷卖者一律捕押法办，曾将县党部书记长赵廷栋押解省保安司令部处理，震动较大。二十八年，中央明令烟犯按律处理，指定各县县长兼军事委员会军法官，贩运、偷卖大烟3两以上的处死刑，3两以下的处有期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县上正式成立了戒烟所，县长兼所长，派彭秉道和我为副所长。被收容的第一批戒烟者，发给药品，并配发少量鸦片。经考验合格的戒掉者准其出所，未戒绝者继续收容严管。二十九年禁令更严，扩大了收容范围，要有头面的人物自动报名戒烟。我劝告父亲雷俊清及亲戚知己朋友10余人带头报了名。首先缴出全部烟具，书具甘结，向政府表态。当时，我还想出了一种戒烟方，即用白酒1斤，加鸦片1两，让戒烟者每天喝一小盅烟酒，随之如一小盅白酒；一直减轻鸦片含量，到烟酒净白，减为隔日喝一盅烟酒，第三日、第五日、第七日停止喝烟酒，效果很好。再不发瘾者，批准回家。直到按名册收戒完毕，戒烟所方停办。
  大烟戒完后，发现有人从西安买吸毒品，人数不多，危害极大，县政府又严令禁吸任何毒品。
  民国三十三年，雷兜子等人因偷运鸦片被县长谌石泉报准枪决；永正乡乡长李丕壁因失职、包庇烟犯被判刑，后解送第三区行政专员钟竟成执行枪决。从此，贩运、偷卖、吸食大烟者敛迹矣。
  正宁农村照壁琐谈王立明凡到过正宁农村，并盘桓了一些时日的人，想必都会对正宁乡下的照壁留有较深刻的印象。
  正宁照壁，作为一种建筑物，它不象楼台亭榭那样招人注且。它或土或洋，或大或小，或繁或简，不过是土墙四面和顶部略加修葺，聊以挡风罢了；而阔气一点的，则要把四面装饰一新，涂以绘饰，加以廊柱，顶部还要建以飞檐斗拱。修建照壁，多有讲究：动土之日，工匠必须先沐浴净手，向土地神焚几炷香；修建之地，须择通衢大道、人烟稠密、避风向阳利水之处；每村至少建一处。
  照壁所在，常有人群集聚，夏天纳凉，冬日晒暖。人群之中，以年长者居多，他们经多见广，腹内锦绣自不在少，而善戏谑、工诙谐、插科打诨者更是常客和主角。这里既是本村 “议事厅 ”，也是 “新闻发布中心 ”，更是自我娱乐的 “舞台 ”。三村四乡稀奇古怪、新鲜有趣、令人喜怒忧乐悲惊恐的故事，在这里加以集散，保准比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既快又深入广泛。这里的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悉面孔，用不着粉饰顾忌做作，说的是鲜活、生动、形象、朴实的乡言俚语，没有掺水分的惹人生厌的空话、套话、假话。“泥腿子 ”们在这里讥抨时弊、慨叹世风、褒良贬莠、抑恶扬善，主讲的慷慨激昂，庄谐并具，紧张处手舞足蹈；旁听者屏息静气，情绪此起彼伏，时而拊掌捧腹，时而唏嘘喟叹，有人听到投合处，由人推己，产生共鸣，禁不住潸然泪下。有时几位弈友置枰搏杀，棋逢对手时，难解难分，悔一步棋，免不了脸红脖子粗，而事后了如无事。也有几个秦腔知己、卡拉 OK伙伴，嗓子痒了，忍不住乱吼几腔 ..种种热闹景象，也常常惹得行人驻足流连，观看、谛听一番。照壁是很有吸引力的，有的人吃了饭，总爱往照壁前跑。有的人听得入了神，人换了几茬，连饭也忘了吃，甚至夜深了还舍不得离开，睡一夜第二天又来，继续听那永远也听不完的故事。
  从一定意义上讲，照壁活动是正宁民俗的一部分，也是正宁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想真正了解农民的所想、所需，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请去照壁下，到哪些粗率、豪放、不掩饰自我的农民中去，不失为一条好途径。
  正宁姓氏知多少杨宪法彭树华郭广仁梁增选整理我们以1981年户籍簿为依据，对在全县农村定居的居民姓氏进行了普查，并对一些人口众多的和人口极少的姓氏来源作了走访，初步查清全县共有233姓。现列表分述如下。
  正宁县姓氏一览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正宁姓氏的分布，前原和山后各有特点。前原地区每个村庄姓氏类型少，户数人口多，多系一姓聚居一村。张、王、李、赵、杨、刘、彭、高8大姓遍布全县，其居住集中的是：张：榆林子镇、罗川长口子村张姓，明嘉靖（1522—1566年）年间，由山西赵县迁来，后分居榆林子咀头等地，现有人口2000余。
  王：官河街王姓，明代从山西迁来，现有490户、2247人。王禄王姓，明洪武（1368—1398年）年间，由山西迁至宁县新庄乡于乐坪，后分居王禄，现有人口1000多。
  赵：永和乡于家庄村赵姓，明洪武年间由山西迁来，已衍17代，现有2000多人。
  杨：永正乡南住杨姓，明洪武十五年，由山西大同迁来，后分居榆林子乐兴，罗川城关、罗丰、代家店等处，现有400多户、2000余人。周家乡核桃峪杨姓，系明弘治二年（1489年）由山西曲沃县侯马乡（现侯马市）迁来，现已形成一个大村，4个村民小组，共218户、1061人。刘：周家乡房村刘姓，系明洪武初年从陕西泾阳木刘村迁来，现有220户、1094人。彭：宫河镇彭家川、雷村、麻子沟等处就有535户、2700人，其中彭家川一个村就达178户、896人。高：罗川高家台高姓，明宣德（1426—1435年）年间，由山西迁来，后分居湫头王郎坡一带，现有近千人。
  县城所在地山河镇及山后地区，每个村庄姓氏类型多，每个姓氏相对户数人口少，有不少姓氏是一姓一户。往往是一个村庄里就有十几姓人家居住，出现了许多在当地不常见的姓氏，例如：班：1户8人，居五顷塬乡，回族，由陕西镇安迁入。哈：1户8人，居五顷塬乡，回族，由陕西镇安迁入。叱干：1户7人，居周家乡周家村，近年由陕西彬县迁入。能：2户7人，居宫河镇纪村，由宁县婚入。藏：2户7人，居月明乡李家川，由宁县迁入。孝：1户2人，居宫河镇王禄村，由静宁迁入。早：1户2人，居宫河镇姚家川，由四川婚入。走：1户1人。
  附：古槐迁民纪略（杨宪法摘自洪洞县志办公室）古大槐树处，原系广济寺遗址。寺院被汾水冲毁，只有宋时金人所建的石幢一座。远望如塔，尚巍然矗立，幢上雕刻人物生动，富有艺术性。寺房原有大槐一株，祖传为汉槐，树身数揽，浓荫可蔽数亩，因历年久远，心枯枝老，被风吹折。现为第二大槐树，传说 “是古大槐树北引根上发芽长大的 ”，现蜂虫穴居，空隙满身，干枯于右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集资建亭，碑题曰 “古大槐树处 ”，记史实于碑阴。又建游廊、茶坊，以为游人过客休息之所。
  按文献通考载，明太祖洪武、成祖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安徽）、北平、鲁、豫等处，而山西迁民之中，又以洪洞与附近地区之民为多，因地区集中，交通方便，故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被迁群众在起启时，便将目前之大槐树以及树上的老鸹窝入于眼、印于脑，指为告别家乡的纪念。又据传统说法，迁者之裔左右足之小指甲为复形。现于冀、鲁、豫、皖、苏等地流传着 “我们的祖先是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 ”。迁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原各省长期遭受兵祸，造成赤地千里、人烟稀少之景象。蒙古以异族入中国，建立元朝帝国，对待汉人极其残暴。到了元朝末年，禁止汉人持兵器，其大臣正延又奏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国之大汉人几乎无生存之地。为了死中求生，河南刘福通首先起义于颖川（元顺帝至正十一年），河南、西淮、山东从义之民在刘福通的领导下，与元兵决死奋斗十三年之久。苏北、皖北、豫、鲁之民业十亡七八，“春燕归来无楼处，赤地千里无人烟 ”是当年真实写照。以刘福通失败而告结束，这是第一次兵灾。
  刘福通失败后，元朝诸王、将领各怀异志，内讧遂起，复在河南、山东、河北、晋北、晋东、关中等地展开争城夺地之大恶战，以朱元璋兵出江淮而告结束，这是第二次兵灾。
  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北京，战败王保保于保定，灭张忠齐于关中，据险设防，统一中国，这是第三次兵灾。
  以上三次兵灾为时十六年，在兵荒马乱之中，军队无食，杀老弱为食，百姓流亡，仅北京收藏尸体二十万。加之黃河屡次决口，百姓死亡，难计其数，正如流传的 “有田无人耘，有路无人走 ”的惨景。
  山西在当时是蒙古名将查汗特木耳及其子科科特木耳（王保保）之根据地（北至石岭关，南至黄河北岸），利用山西表里山河之险要，统治严厉，社会比较安定，因之山西之民生齿繁多，死亡较少，而流入难民亦多，形成人稠地狭之地区。这就是洪武时移山西民于中原各省的主要原因。
  山西不仅在元末大乱中少受兵灾，即使建文帝即位，靖难兵起，如拔雄县展其城战、真定斩首三万级这等惨状的战争由北而南，经过三年之久，鲁、豫、苏、皖广大地区的人民罹祸更惨，地广人稀的现象更加严重，这是第四次兵灾。而山西一省终未波及，这又造成永乐年间迁民于中原各省的主要原因。
  洪武、永乐年间先后取得政权后，招集流亡，恢复社会经济，就咸为河南、淮北、河北等处人民恢复的主要原因，故迁山西以实之。
  其迁民次数之记载材料表中华民国三年五月谷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