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忠烈公景清殉难记。
  正宁历代人才辈出，名流不乏，但正史有传唯景清（《明史 ·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景清 ·胡闰》）一人。
  景清，本来姓耿，讹传为景，真宁县辛庄里寨子村（即今正宁县山河镇寨子村）人。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进士（榜眼）。
  清少时聪敏好学，有读书过目不忘之才。就读国子监时，求览同舍某生家传秘书，生不予，再三恳求，言约次晨即还。翌晨，生索书，清诡言书原为己有。生讼于师，清当师之面诵彻全卷，只字不遗，而生却不能言其句，故师判其书归清。此时，清又实言相告曰：“吾相戏耳！”随即将书还生，师惊叹其才。
  清为人卓异豪爽，洒脱不拘，刚直不阿，崇尚大节。先以榜眼授编修，后授御史。洪武三十年春，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接见了他，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一次因奏疏字误，怀印更改，被给事中弹劾入狱，不久受宽宥获释。释后先奉诏巡察川、陕私茶，后任浙江金华知府。朱元璋的长孙惠帝朱允炆登基之初，命清为北平参议。此时，他经常和燕王朱棣来往，谈话中学识淹博，言论明晰，颇受燕王赏识，迁清为御史大夫。
  建文四年（1402年）6月，燕王朱棣率兵攻陷南京，叔夺侄权，登上帝位，是为成祖，年号永乐。燕师入京，肆意杀戮，惠帝焚死，为除异己，巩固皇权，朝臣屈死者甚众。在惠帝朱允炆当政时，清就会同方孝孺、练子宁等人，结盟起誓，力保惠帝，忠心不贰。成祖即位后，方孝孺、练子宁等人同殉国难，唯清幸免。
  成祖器重清的才华，企图为己所用，把他官封原职。而清不忘誓言，权且委屈求全，伺机图谋报复。日子久了，有一天早朝，大臣们都穿着日常上朝的官服，唯有清一人穿着大红色的衣服，暗怀利刃上朝。在景清事发之前，朝廷负责占候卜筮的官员曾向成祖启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 ”，因此引起成祖对清的怀疑。他当即命令搜身，从清身上搜得藏刃。成祖勃然大怒，查究责问：“朕待你不薄，为何谋叛刺王？”而清大义凛然，面无惧色，义正词严，奋起抗争，说：“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下诏用分尸的酷刑把清处死，刑及父母妻子，株连亲朋好友，转相攀染，连及皆戮，谓之瓜蔓抄。桑梓亲邻有的死于非命，有的隐姓埋名逃亡他乡。清的外甥刘固、刘国随舅在京，闻清被难，明知性命难保，自刎而死。浩劫过后，辛庄里成为一片废墟。乡间至今流传着 “正宁没景家 ”的俗语。正如梁章钜在《称谓录》卷八中记载的：“永乐族景清，转相支连九族之姻亲，门生之门生，名瓜蔓抄。”史书载景清死于磔刑（即分尸），而乡里讹传为 “剥皮实草，悬于午门示众 ”。
  时至宣德（1426—1435年）年间，宣宗朱瞻基下诏通令天下编修实录。真宁县儒学教谕王正考据了清的生平事迹和罹难经过，呈文朝廷予以平反昭雪，追谥 “忠烈公”，并立祠祭祀。在正宁县旧治罗川城中建有 “景公祠”、“榜眼坊 ”；山河城东里余有 “明都御史景清墓 ”；故里寨子村有 “明都御史景清讲书台 ”。清乾隆（1736—1795年）年间，正宁进士石攻玉为其树碑作记。
  据云，清善诗文，其稿均毁于灭族。清乾隆二十六年庆阳知府赵本植所编的《庆阳府志》中载有其《题正宁县境》诗一首：
  二水交流屈抱冈，登临一望四茫茫。南庄日暖多耕稼，西谷风寒少种桑。果老升仙遗墓古，蒙恬赐死故城荒。乔山唯有灵湫在，历代穹碑焕典章。
  清殉难后，明清两代均有文人赋诗缅怀。现录两首于后：祭景公明昝穆思山下孤城水抱流，依然呜咽未曾休。几回欲问中丞事，直恐伤神一段愁。
  谒景忠烈公祠清巩我大节分明垂宇宙，甘为瓜蔓尽诛人；辛庄莫惜存五户，短剑空怜未刺秦。
  明代循吏赵邦清杨宪法整理赵邦清，字仲一，号乾所，明真宁（今正宁）人，万历壬辰（1592年）进士，授官山东滕县知县、吏部稽勋司郎中，清廉为政，令闻不已，安南国使臣为其题赠曰 “清、清、清”，万历皇帝御笔亲赞 “坚持清白 ”，乡里、滕民颂为 “一代清臣 ”。至今，正宁古县治罗川仍树有 “孤清震世 ”、“清风劲节 ”碑坊。滕县建有多处 “生人祠 ”、祭祀庙，年头节下，香烟茂盛，奉若神明。有关赵邦清的轶事趣闻世代流传不息。现摘其要，陈述于后。“闭户 ”先生一年三捷赵邦清其所以德行堪颂，政绩卓著，与其家庭熏陶、立志苦读密切相关。他祖居正宁县于家庄，其父赵应魁幼时清贫，勤俭务农，“不几年置地两千亩，积粟千余石 ”。因家道殷富，财产日多，里中豪暴多嫉妒，以苦差重捐加害其父。邦清嫡母刘氏，秉性温柔，淑慧贤良，面对现实，劝慰丈夫 “你勤劳积财，人多加害。我所生长子邦政、次子邦静均年长务农，没有读书，我已不能生育，你若不再另娶一室，使之生子读书，咱家的门户是难以支撑的 ”。遂纳如夫人高氏。嫡母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病故，临终还叮咛赵应魁 “高氏日后生子，当择名师严教，使其成人，光我门闾 ”。邦清虽未见过嫡母，但对嫡母遗言感受至深，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 “嫡母虽未及见，邦清痛其嫡母所教之言，至今五内欲断 ”。
  嘉靖三十七年5月13日邦清出生，全家老少欣喜若狂，视如掌上明珠。生母高氏 “秉性严毅，治家勤苦 ”，当邦清6岁时就促其读书。寒冬腊月，每夜都要坐守儿子读书至二更天方才休息。鸡鸣即起，吹火燃灯，催促儿子起床。“邦清正酣睡，辗转被褥中，不肯起，母氏则拖手扶背，俾小坐半刻，即推至灯前读书，旋起烧水，俾洗眼一醒，夜夜如此。”
  一日，赵应魁因与一廪生兑换学粮事，相讥受辱，遂请邻居巩先生为师，教邦清在家读书。拜师时，父母 “叩首阶下，几至流血，朝夕望邦清之早成 ”。隆庆六年（1572年），邦清入学，时年15岁。一日，“自书房中回家吃饭，母氏见其归来之早，蹙首骂曰：‘此正好读书时也，你只为口腹，怎不想后来成何人，如之奈何？’时饭未熟，又迫返于学堂，甫俟饭熟，使一童送之，不使复回家也。”万历四年（1576年），邦清补增应乡试未第，其父安慰并勉励继续努力。六年，补廪生，父亲大悦。七年，连应乡试未第，父亲训斥 “你以为补一廪生就满足了，岂不知秀才事还多着呢”。十一年，赵应魁病故，临终时尚抓住邦清的手说，“你好用心读书，他日或登科，着实为国家干些好事，勿贪财害民，辜负我心 ”。
  父亲逝世之后，“邦清虑恐先君所遗农事荒废 ”，自己落个不孝之名，弃学从事农耕两年之久，从未举书本。但生母高氏不悦，催促读书甚急。邦清即辗转三水县（今陕西旬邑）半川、真宁湫头兴教寺、本村海子寺及邓家川等处闭户攻读，苦心向学，遂于万历十九年6月考取贡士，接着中举。因其闭户读书多年，远近驰名，一日入城应试，众皆奔走相告 “闭户 ”先生来了。
  邦清优异学业的取得，是与父母的苦心教导、妻子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邦清自述 “是先君之教我做人当以朴实立根基，教我做官当以清廉树节义 ”。当初，父母在教他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使清廉、清正的美德在赵邦清的心灵中扎下了根。邦清父 “质实刚方，不爱纷华，虽裕于财，尺丝寸帛不施于身，见里人某父子奢侈，点语邦清 ‘钱财有数，某某父子奢侈，如此伤天害理，后当穷败 ’。先君未卒，某某果败，竟验其言 ”。同村有一生员，冬月用水饰鬓，两鬓结成冰珠，赵应魁见而生厌，当即告诫邦清“某某务外，用水打扮鬓毛，两鬓结成冰珠，尔等当戒之 ”。邦清在对亡妻高氏的行述中写道：“亡妻端庄严毅，妯娌敬惮，如待严宾，凡邦清一切过失，必极力规正，即朋友之危言谠论不能过之，邦清深服其词严义正，力求改过。邦清冬月读书，夜初及鸡鸣时，皆亡妻亲自吹火燃灯，促迫读书。邦清入山闭户逾年不回家，亡妻供送油薪米面，必以其时。邦清中万历辛卯乡试后，亲朋来贺者颇众，亡妻虑恐耽搁读书功夫，复促之闭户，不令接人，使邦清得清心于学，次年壬辰得成进士。” 赵邦清于万历十九年6月以贡生中举后，到次年2月中进士，相距仅9个月时间，被人们称为 “一年三捷 ”。不少人引经据典，吟诗联句赞其 “一年三捷步天街，宇内重称浚谷才 ”“秀气瀛洲学士里（邦清故居系唐学土于志宁庄），乡邻共道异，人生；经书过目皆成诵，依马千言数英才 ”。邦清授山东滕县知县，赴任之前，其母谆谆教诲 “里中仕宦贪人钱财，不出五六十年尽皆丧败，仕宦钱财今何在？你父以农事立家，人虽死了农事现在，你外亲高世禄为县宦，纸赎迫而自缢，你无罚百姓一分纸赎。如不做官，家里务农，亦足够一年之用。你看那棍头上的钱（敲诈、拷要的钱）能起发几个人。不取钱自家心上甚是清凉 ”。后来，赵邦清清名远播，深有感触地说：“母氏虽未读书，而其供我读书，教我做官者，即衣冠之士亦见不到此。”赵邦清莅职滕县，其妻 “随之任，衣服饮食惟甘淡薄，毫无官家色相。每遇邦清退食，叮咛勿贪财害民 ”“每遇节令，宅中所余干菜、杂果之类，必出而分给狱囚，狱，囚受之，人人泣下 ”。“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初九日妻染病，邦清于本月二十一日报升吏部主事，彼时亡妻病已笃，且喜且泣曰：‘吾不能佐君做京官，得见施为，然亦须知做知县时守法，方保得自家安宁，钱财何足挂齿乎！只不要钱，别人说我什么。，” “家有良母贤妻，胜似万贯资产 ”。赵邦清自幼深受家庭薰陶、父母妻子教诲，成为 “明世一清 ”、“忠烈清臣 ”，不亦应之哉。
  滕县劝农春风化雨美人素已富经纶，一展功名竹帛垂；惟愿苍生皆得所，真能痛处以心推。
  这是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陈应征在《清官吟》之十三中，对赵邦清 “弘才伟略超千古，补衮清朝在幄帷 ”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在赵邦清出任滕县知县初，接连两年饥荒，百姓生活极度困难，县境饿殍载道，人犬相食，饥民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扶老挈幼逃移过半，其惨状目不忍睹。在如此困难面前，赵邦清坚毅果断，千方百计拯民于水火之中。他先办起了粥场，抢救人命，吃粥者先后达5万余人，受赈者3万人，共计救活人命7万余人，收回流亡7千户，赎回全县所有被卖妻子、儿女。
  滕县历来丁地不分离，以丁载粮，豪强大户人少地富，且多沃野，赋税轻；贫民丁稠地少，多系瘠地，且税繁役重，负担极不合理，“阎王种地鬼纳粮 ”的状况甚是严重。邦清不畏豪强，实行均田法，亲躬丈田，分土地为上、中、下三等。并审查户丁，分为三等九则，按丁口授田。广大农民拍手称道，积极拥护，一些豪强大户联络上层头面人物竭力反对，甚而进行诬陷。赵邦清一心为民，置个人利害、安危于度外，坚持推行均田法，使滕民 “耕者有其田 ”。
  赵邦清为官 “重农贵粟，慎重农事 ”。当时滕县地瘠民贫，百姓不得溫饱，虽有大量土地荒芜，但无力耕种。为使农民拓荒垦田，他拿出自己俸银收买草根，鼓励垦荒。草根的价格由1斤5个钱、3个钱到1个钱2斤，滕民纷纷拓荒挖草根赚钱。不几年，开荒3千顷，连邻近各县也掀起了垦荒卖草根的热潮。县衙大门外堆起了两个草根大垛，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才烧毁，燃烧月余始灭。
  邦清积极开源节流，扶持发展农桑。历年节余羡银6千两，如实呈报上司，用其购买籽种，且买回耕牛1200头，分送部分贫民，“教农种田 ”。设立慈善救济机构 ——钱庄114处，救济贫民，筹集发展生产的资金。修运漕和灌溉渠道12条，植树500万株，开掘煤井20余处，邹县、济宁俱享其利。经此治理，使滕县 “凡田有畛，畛有桑枣，途畔有垣，垣畔有沟，沟畔有槐柳，民饶果食、材木，而戎马不能侵 ”。他倡导开凿的韩庄运粮河80华里，至今尚漕运通行。
  赵邦清在滕县的诸多政绩，滕民世代传颂：“赵侯天性清直，一钱不取，不为子孙一毫田产计，只知为我百姓兴利除害，我滕父老相传皆谓自古未见。呜呼！清而才，贤令也！”僚属们赞其为 “随在播春风，无处不化雨 ”。山东巡抚曾上疏荐表：“伟人铮铮铁汉，均丈遍历，郊野戴青天，而复业者千家，赈恤乳哺流移，白骨而生苏者万命。”不但本国士大夫 “知其清绝一尘 ”连外国使臣也赞不绝口，称为奇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安南国正使、礼部侍郎冯克宽来中国晋贡，路过滕县，到县衙访问，却不见知县，衙役告诉使者：“知县教百姓种田去了。”冯克宽到了京城，万历皇帝询问，你到我国访问46县，官吏政绩如何？冯克宽答道：“自人中国界，所过州县，未有如赵邦清之清一尘不染者！”遂赠以 “清、清、清”3个大字（里人曾刻石树于 “赵公祠 ”，现存正宁县文化馆）。万历皇帝求贤心切，听后大喜，立即传旨招邦清进京，准备加官晋级，另行除任。圣旨到滕县，滕县百姓对赵邦清爱而不舍，再三挽留，邦清不得动身。万历皇帝又发出第二道圣旨，促其立即进京受命，倘有违旨，定当问罪。在此情况下，百姓只得放行。但恐皇帝问罪，不约而同地聚集几千人，携带粮秣、盘费，护送邦清进京。百姓暂停前门，邦清谒见皇帝，被封为吏部验封司主事。邦清亲自到前门告慰百姓：“皇帝召我迸京做官，并未问罪，请乡亲归里，安于本业。”百姓即将邦清第四子抬回滕县，今已繁衍为大姓，人丁兴旺。
  滕县人民感恩戴德，建生祠6处，“黄童白叟罗而拜之”；“沛县父老亦感招徕垦荒之恩，亦在沛县夏镇立生祠1处，制度壮丽，尤佳于滕 ”。故乡正宁亦立生祠4处，其古县治罗川赵公祠门联为 “负治国宏才，许世以身，有功于国，有功于民，树立卓著千秋颂；综生平政绩，大书祖事，或布在滕，或布在乡，嗣后留传万古名 ”。赵氏宗族家谱邦清影像联为 “忠心为国名声在；仪表堪称后世师 ”。这些都是对其卓著政绩之总结和生动描述。
  疾恶如仇一身正气鹓鸾养就冲天翮，两翼翩翩迎日红；最羡朝家罗网大，真宁焉得有真鸿。——陈应征《清官吟》赵邦清为官 “祛夙弊，清积蠹 ”，疾恶如仇，执法严厉。“一切请托，断绝不行，凛凛节操，九鼎千钧 ”。
  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举人李夏初评价邦请是 “清介方刚，壁立万仞，开拓千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气象巍然，见者生畏 ”此述恰当贴切，毫不过分。
  他初到滕县，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官吏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如故。赵邦清首先从县衙入手，厉行整饬，将书吏马三重等革职发配。鲁亲王选婚，盐商张继之事先行贿3千金，使鲁亲王选定其女，并要挟山东各方面达贵显宦，威逼邦清具结。邦清舍官舍命，与之抗衡，终未具结。宁德王妃的父亲刘鹤打死人命，邦清不畏官高势重，按律处斩。士绅豪強慑服，境内清肃。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邦清升任吏部稽勋司郎中，痛惩吏部宿弊。刚到任两个月，已故原兵部尚书张学颜的儿子张承祚疏请赐官，邦清坚持不从，吏部正堂三番催促，亦不理睬，始终未列其名。他考评任用官吏，唯德唯才，奖罚分明，先后处理过不少贪赃枉法者。曾将文选司新都吏王充军，旧都吏王炫问徙，验封司都吏张早、稽勋司当该王濬、承发科当该杨时显、文选司册库都吏谢天成均革职为民。刑部王理因怕邦清弹劾自己，暗送白银1千两，邦清不但拒绝接受，且将千两白银抬到金殿面君，使王理受到制裁。从此，“缙绅之在要津者与中贵之有权力者，亦不敢写一字向邦清嘱托 ”。顺天府推官郝道行，扬州人。权相沈蛟门为秀才时有文名，曾被郝道行请为业师，两人关系暧昧。沈蛟门当了宰相后，郝道行节节升迁。赵邦清任滕县知县时，郝道行任单县知县，两县相邻，邦清知郝道行老而贪，不中用，其所以升迁是有沈蛟门这个靠山。邦清升吏部文选郎后，邓光祚任文选正郎，当时户部有一主事缺，邦清对邓光祚说：“户部主事缺，慎勿听信人情，妄用此缺，要收一个好的汉子进来。”邓光祚满口答应，但第二天却升郝道行为主事。邦清找光祚面质：“昨且与老长官说过，勿轻用了户部主事缺，谁不知道郝为沈宰相门人，能胜任户部主事吗？”不料邓光祚素怀深恨，于次日朝房内谒见沈蛟门，添捏其词道：“昨日奉相国命，升郝道行为户部主事，受到赵邦清一场好骂。”沈蛟门如坐针毡，诘问：“他骂甚么？”邓光祚伪捏道：“他骂我将老先生扬州嫖婆娘的主人升了户部主事。”沈蛟门在扬州郝家教书时原有得意美妓，时虽年老，犹往来通问不绝，邓光祚蜚语，深中其忌。沈蛟门生恨至极，欲置赵邦清死地而后快，便立即唆使党羽张风翔，生事捏词，谗害赵邦清。
  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赵邦清据理对质，严词辩驳，竟无济于事，便理直气壮地拉着奸臣张凤翔到正阳门外关帝庙，以身家性命发誓，图谋依托 “神威 ”判断是非曲直。观者如云，异口同声为邦清叫屈，甚至有哭泣下泪者。张凤翔做贼心虚，以为神会降罪，夺走自己生命，吓昏了头脑，神志模糊。当日白昼，张凤翔恍惚中见赵邦清亲到住所呼他讲话，畏惧而藏在床下，其实赵邦清并未去张凤翔住所。继而赵邦清被罢黜归里。不一月，张凤翔又见关圣帝当面呵责他：“赵邦清是个清官，死后还要为神，你和沈蛟门狼狈为奸，谗害了他，你不得活了。”张风翔遂卧病不起，神志更加不清，见神见鬼，叫天叫地，叫赵邦清名字，遍差家人向诸庙祷告禳灾，7日吐血而死。
  赵邦清被罢黜以后，邓光祚问心有愧，加之京师朝臣公论不容，遂降三级，中气而死，越一日复活，起而向家人语：“阎君拘我去追询赵邦清之事，责我当初不该串通奸臣谋害清官。”言罢三点头，乃闭目自绝。人皆异之，纷纷议论，“害人如害己，谗害赵邦清的人均无好下场 ”。
  赵邦清在京时，念桑梓差繁役重，民多逃移，上疏裁革真宁不属宁州辖，直属于府，裁革雕翎巡检1员，工兵36名，并实行庆阳一府五州县鞭法，每年可节约民财合白银7千余两。
  他在滕县6年，吏部4年，10年之中严绝馈遗，一帕一扇不入门，不少人吟诗联语，颂其忠贞清廉。录其三则，以示后昆。
  （一）清淑已蕴栋梁才，矧抱忠贞满素怀；居尘超出绝尘境，在却还养无欲胎。
  （二）不求己富求人富，但愿人安我亦安；
  一心荡荡山河窄，两袖飘飘灭地宽。
  （三）天挺人豪吏部郎，精忠大孝振鸿纲；十年拨尽炉中火，炼得尊亲一寸丹。
  躬耕陇亩安贫乐道赵邦清遭谗言被罢黜，京师清正朝臣恋恋不舍，难分难离。他离开京都时，适逢意大利人利玛窦入京朝贡，送邦清行，匍匐哭倒地，多时不能起，继而画邦清图像，供奉若神。山东兖州府滕县人、闵乡县潼关仓副使陈炫赠诗曰：世道倾颓难以复，奸佞盈朝丈夫无；海内惟有赵仲一，独木难支谁与扶。
  长安人、壬辰进士、河南怀庆府知府梁隆吉题诗曰：歧路肠应断，百年至此心；美人今日去，若个是知音。
  邦清归里，仅有行李二挑，清贫如洗，家徒四壁，生活极为困难。遂率诸童仆，头戴草帽，耕田亩曝烈日中，从不少辍，田民、馌夫、行旅、商贾莫不怜悯叹异。梁隆吉有诗曰：放逐回来卧草庐，美人怀抱近如何？尤时贾谊空垂泪，去国虞卿且著书。鸟雀人情从冷暖，农桑事业有耕锄；青蝇白壁休相讶，诗酒留连金可聚。
  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举人李复初，素与赵邦清友善，千里迢迢往视邦清，与邦清同住茅屋。时天寒地冻，夫人御寒索衣，邦清默然无一应，久之，取出官服3领，色泽淡然，翻新改做，聊为夫人御寒。李复初看到邦清清贫如此，倍感凄凉，为之流涕，不禁叹道：“有臣心如水，犹疑门庭若市，邦清之苦心，谁则知之！”遂吟诗：无人不道北地苦，公复与世相暌违；袱被而来袱被往，夫人自是泣寒衣；清白维风臣节扬，处世大洁众所忌；汉臣贤妇数王章，贫时羞向牛衣泣。
  陕西泾阳人陈应征仰慕赵邦清孤芳高洁，闻言邦清放逐而归，前往云阳西门外拜访。见邦清谈笑风生，朴拙如故，特赋诗：云阳邂逅与师逢，桠桠高标傲雪松，徒步女萝依大树，时观剑气斗牛冲。
  后来，陈应征又往山河后庄子赵邦清务农处，见邦清囊无余，自同仆人种田，头戴草帽，自号 “草帽山人 ”，感慨不已，吟诗一首：小道羊肠一径斜，竹篱茅舍景偏佳；隆中华野勤三顾，不比终南处士家？出家人荏雅田颂赋：摆脱尘嚣卧林丘，江湖时有庙廊忧；了心了心真了心，回头回头早回头；降雪玄霜清淡淡，琼楼玉宇岁悠悠；有人问君家何处，笑倚蓬瀛看海筹。赵邦清回家以后，辗转务农，维持生计，负债累累，“债主日索讨，横詈窘辱之 ”。一日，邦清被辱中气，左肋之下偶然积一肿块，大如茄子，痛攻前心，几乎丧命，幸得陕西泾阳人王福源治疗始愈。故有 “虽少青蚨酬债主，幸多绿野起龙蟠；九重宵旰急宜补，华发年来渐映冠 ”诗句记之。
  邦清为官清廉，为民清贫，品性高洁，素有重望。因此，在罢归之后，不少人为其鸣不平，盼望平反昭雪，重归仕途，为国作栋梁，为民创福利。连出家人如贤也叹道：“朝堂是非混囔，何日是休！邦清一清如水，百折不回，愿邦清高推上卿，不特国家幸庆，即吾教衰落，亦有赖其回眷耳。”他的诗句正抒发了所有仁人志士之心绪，其诗云：义气三秦颂，才名四海生；官情薄如纸，斯道直如往；滕邑甘棠在，铨曹德望悬；何时重应昭，勒野盼目穿。
  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辛未进士、南礼部郎中李时英诗云：川岳钟秀产异才，芙蓉秋水映灵台；先生眉宇神情在，定把乾坤担荷来。
  天启二年（1622年），赵邦清被启用，任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民心大悦。陈应征万分激动，特赋诗云：卧龙不日起罗川，大旱云霓望有年；盖世甘霖苏桔槁，而今莫把眼来穿。
  不幸，邦清于是年7月以疾卒于军中，终年64岁。（引文摘自《赵氏家谱》、赵氏碑坊、《正宁县志》）正宁几位历史人物考樊效仁明廉吏巩焴巩焴，正宁县永和乡堡巷村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4月5日生。家庭殷富，门第书香。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及第，名列第六，是年8月任河南林县知县。任职期间，轻徭役，薄赋税，振兴文化教育事业。时值饥荒严重，兵灾匪患接踵而至。巩焴立关隘，设兵防，拒盗贼，击豪强，社会秩序安定，百业复兴，善政尤多，考功清廉第一。
  崇祯六年，调任安阳知县。时明廷政令虽则強调 “除强暴，佑善良，灭火耗，仙行户，勤农桑，清户口 ”，但时局越来越坏，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巩焴在社情复杂、形势极为严峻的安阳水冶镇和丰乐镇捐款筑城，加強防守，并督练乡勇，严加防范，不时擒获盜匪，贼人遁迹，社会秩序井然。继而振兴文教，大开科试，选拔人才，名播于时，河朔之间时称文章宗匠之地。盛名之下，皇亲贵族请托者甚众。巩焴惠政安民，治理有方，名声大震。两邑人民感恩戴德，均为其修建 “生人祠 ”。嗣后升任礼部祀祭司主事，继迁本部郎中。十二年，调任河南分巡道兼右参议，整饬彰、卫、怀3府。以军功夫子赐金12两、竹丝4表，升任参政。此吋政局极其不稳，内忧外患相继滋生，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从政艰难，局势难以驾驭，巩焴于十三年离职，侨寓省城西安。十四年返回原籍罗川。
  十五年，巩焴又被启用，诏任河南巡抚，未赴。十六年10月，补授河南省学政、布政司参政，仍居省城西安。时，李自成起义军围攻西安，城陷，巩焴当夜潜出匿隐南山之下。自成入城，询访贤士，众推巩婿堪称文武全才之士。自成曰：“我起义初攻真宁时，亦闻是好官，故遍搜求之，直未所获。”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于西安称王，巩焴被任命为礼政府（即礼部）尚书，避隐未仕。3月，自成率义军攻破京城，崇祯皇帝进入昭仁殿砍杀女儿昭仁公主，皇后周氏即在坤宁宫自杀，崇祯仓惶逃到景山（即煤山）自缢。皇太子二王被俘，其他妃嫔四散外逃。就在这混乱之中，巩焴相遇一身怀有孕的妃子，便把复明的愿望寄托在这位妃子身上。护卫其潜隐陕西三水县（今旬邑县）之关家洞，期望其生一男孩，就可保孤立帝，东山再起。岂知力不从心，时不遂愿，清兵入关。继而巩焴所挈妃子又分娩一女孩。巩焴见满盘皆输，复明无望，只得隐居，以诗书教育子女。四方之名士，如宁夏刘芳名、华国翰等人，常以诗文和巩焴唱合赠答。巩焴所批注的《四书》，因力贫未刊，憾未传世。
  巩焴久居关家洞，誓不仕清。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兵包围关家洞。巩焴坚守不出，死不降清。关家洞上有磐石盖顶，下有绝壁断道，兵将不可近身，刀枪不能奏效。清军首领下令军士进山砍柴，以薪掩洞覆崖，累积高达数十丈。又将一黧猫用蜡裹身，将猫尾巴用火点燃，放在薪堆下。猫在积薪乱撞，火势大旺。相传，顺治十八年5月4日午时，关家洞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巩焴被焚于烈火。因事件发生在三水县，清兵误认为巩焴是三水人，遂下令，三水县境，凡巩姓之人格杀勿论，因而酿成了“三水没巩家 ”的悲剧。
  罗川县城为其立石 “学宪坊 ”。其父巩国祯，崇祯间以子赠为礼部祀祭司主事，封为承德郎。
  罗川 “三康 ”罗川康氏原籍不明，始见于唐，相传有康国公、康状元墓。康氏又多与宦门为亲，足知身世不凡。质疑康氏因避唐五王氏之党祸，遂隐于罗川城西关康家沟，后五王氏案昭雪，离去，或有遗嗣于此。在正宁者，唐代有康寿、康智，明代有康泰等历史名人。
  康寿：显名于唐，曾任襄阳府谷城县令，置邑安民，邪恶归正，社会安定，善政卓著，民人相颂。康智：字元功，寿子，曾任知县，有父风，死后葬于正宁县杜树原，原有墓碑，今已毁。
  康泰：罗川康氏后裔，曾任指挥使，后移居康家岭子。通大义，有礼贤下士之风，政体肃然，又能济之以和，深受军土爱戴。
  明参政李福李福，正宁县永正乡上官庄人，太学生，初任山西大同知府。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7月，瓦剌也先犯边，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朱祁镇亲征。也先围明军于 “土木堡 ”。8月英宗被俘，也先挟天子进犯京师，大败。但仍拘留天子不放，以此讨价还价。在被拘7年间，李福不畏风险，屡进方物，升任本府知府，因功晋升布政司参政，仍知府事。
  卒葬本村树坟，墓已垦，碑已毁，所建祠堂及一对石旗杆等均已毁坏。
  清推官彭翮彭翮，原籍江西。明初有先祖彭璋出任浙江知府，后调任庆阳知府，因娶罗川康氏女，故在正宁落户。始居于榆林子崾岘村。兄弟5人，因人多地少，4人同迁榆林子乐安坊。历经600年，繁衍生息，人业两旺，为正宁张、王、李、杨、赵、刘、彭、高8大姓之一。
  彭翮，清顺治五年（1648年）中举，庚戌科进士，任山西平阳府推官，署知府事，不附权贵，不徇私情，一尘不染，讼无冤民，时称名宦。
  明参政袁锭袁锭，父肃，原籍山西省洪洞县。明初定居正宁县永和乡咀头村，后移住上南坡头 “楼子底 ”。
  肃有3子，锭为三。
  袁锭，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甲午科中举，十九年进士及第。初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后任河南知府，廉以律己，诚以待下，作 “劝善榜 ”教民守法，赞助新风；作 “劝农歌”发展生产，注重农桑，安置失业者。任满，民立 “去思碑”，迁授浙江布政司参政。
  正宁明代名人有 “三清 ”。景清遭 “靖难之变 ”而死；赵邦清处万历昏庸之世，因朋党之争，仕途坎坷，客死军中；巩焴牛于明季乱世，因改朝不仕，被焚而死。惟袁锭供职久，死于任上，尸返故乡。旧县治罗川为其立有 “进士坊 ”。城西2里有 “袁参政墓 ”。其父永乐间以子受封。
  锭长子袁尚文，贡生出身，曾任浙江萧山县丞；次子袁佐，贡生出身，曾任北直长垣县教谕。
  朋太仆寺少卿党理党理，字邦仁，原籍不详，相传明初定居真宁县党家原。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进士及第，出任河南宜阳知县，清明善政，境内大治。永乐初迁升为太仆寺少卿，施政有方，律身清白，称之良吏。精通经术，时称理学名臣。
  旧县治罗川为其立有 “少卿坊 ”，党家原有 “明党太仆墓 ”。其父洪武间，以子受封。
  清武翼都尉魏朝栋魏朝栋，正宁县湫头乡车家沟人。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8月8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排行第二。
  他自幼习文练武，喜读兵书。因亲属范锡篆为太子颙琰师，被荐入宫。初为内侍，把守北门。清称内宫为 “虾 ，”众称朝栋 “魏虾 ”。嘉庆（1796—1820年）年间魏充任御前侍卫，十九年甲戌中武进士。时逢广西张改谋反，朝栋出征，平叛得胜。因功晋升为广西右营游击将军（正三品），加封武翼都尉（位在伯上），赐爵柱国（位从一品）。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时值外敌入侵，农民起事，清廷政治昏暗，朝野不宁，每况愈下，魏见状借故弃官，返回故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2月10日因病卒于家，终年64岁，葬于松树坟。1958年坟墓被垦，遗碑现存正宁县博物馆。
  魏朝栋婚配3房妻室，妻诰授武翼都尉原任广西右营游击魏公元配淑人赵太君，继妻王氏并如夫人许氏。
  魏朝栋次子殿鳌，生于嘉庆十三年5月16日。有父风，武艺高强，尤善射。道光二十年中武解元，任武德骑尉。同治八年（1869年）2月25日战死于陕西周至。
  明辽州知州杨和杨和，原籍山西省洪洞县铁潦池。明洪武（1368—1398年）初年，因遭兵燹之灾，始祖杨得春流落于密（今甘肃泾川）任教，后来真宁（今正宁县）定居罗川康家沟。经600余年，衍25世，户有两千之余，人有上万之多，为正宁县张、王、李、杨4大姓之一。仅明清两代，名人层出不穷，有进士3人，贡牛、举人7人。
  杨和出生于书香之家。始祖杨得春曾任教授之职，高祖杨信成系贡生；其父杨通虽未仕进，却以满腹经伦而名世，配妻中庙女高氏，聪惠典雅，识字能文，通晓列女诸书。杨和自幼体弱多疾，贪玩怕学，父母延师严教，施以家训，学业大进。初，中乡贡于国学。明正德（1506—1521年）年间，中举于科试。嘉靖（1522—1566年）年间进士及第，始授辽州（今山西省昔阳县西南）同知。任职7年，廉洁奉公，善断急务，政通人和，辖境大治，晋升知州（正五品，授爵奉政大夫），民颂其德。
  和娶南京兵部会同馆副使巩固之女，生2子，均教养成才。
  长子载耕，号莘野，明嘉靖年间拔贡，太学生，授衔迪功郎，仕任河南怀庆府通判。其子杨协，明万历（1573—1620年）年间拔贡，征仕郎官（从七品），仕江南无为州州判。
  次子载籽，号桕峰，明嘉靖年间拔贡，太学生，官居四川中江弘雅县主簿。擅长书法，与其兄载耕齐名。曾有嘉靖帝敕授诰命二道。崇祯十五年（1642年）过世，娶妻路州判官宁州人宋亨女。
  好汉传李世华好汉者李姓，名直，字正卿，朱村人也，生平为人，近于朱家、郭解之流。明末兵燹，民亡大半，地多荒芜。清初定鼎，因明之旧，原以三千七百余顷征收田赋，毫厘未免，耕一赋二，不堪其苦，潜匿移徙，不知其几。数十年间，特殊情况，吏胥不报，官不上达，竟无敢告诉者。直，愤然而起，将此苦情，诉于县主，县主不理；诉于知府，知府不闻；诉于道尹，道尹推诿。事出无奈，直诉于省，当堂理论，官官相维。乃大言曰：“做官不与民作主，枉食国家之俸禄！”总督发怒，隔案一砚打死。事闻于上（康熙皇帝），即免全县地亩一千顷整。其初心始志，已达目的。虽粉骨碎身，肝脑涂地，此其所愿，非所恨也。
  幸世宗（雍正皇帝）初登帝基，锐于图治，广开言路，大赦天下，官吏不法，悔过自新；庶民有犯，死则生之，重则轻之，轻则宥之。又敕责在职各官，蒙蔽下情，隐匿不闻，敢有诉者，威赫挟制，死于非命，冤魂无收，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有此特诏，公之死也，适逢其会，所以宽宥无愆，不加罪诛，是各官不敢威福，惟恐有诉于阙者，即将公之棺柩发回原籍，葬之以礼，祭之以仪，知事题鸿，儒学祀典。呜呼！仅一区区草野之夫，荣归如此，有何憾焉！噫初为抗官拒吏之顽徒，反成知礼明义之英俊，不但无夷族之祸，反有奖励之福，人事逆料，天实难测。千载一时之幸，惟公徒得。是正气之所感，亦天命之攸归，此非愚夫愚妇所能知也。然代梁拶指公一死，安居乐业全县生，遂公之志，称公之心，无瞑目之恨，有含笑之乐，此公之所以异乎人者也。当夫公之发难也，全县震恐，万民惊惧，赋税愈急，差役满道，武断乡村，鸡犬不宁，孩提声息，监狱充斥，公只身徒任，事终有济。书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非此之谓也？于是，阖邑人士，共立神碑，赠以 “义气激昂 ”四字，以彰公德，永垂不朽。似乎功重酬轻，时人有负于公也，而公无负于时人也。呜呼！公虽死而犹生，公虽殁而犹存。公之有以遗憾者，独未显达其身，而无景（清）、赵（邦清）之职耳！如有其职，则先后辉映而媲美矣！闻公之风，能不凛然而起敬也哉？乃作歌以颂公，其词曰：舍身救众生，牺牲活万民，保全邑父老，身价值千金。名与日月并，义气满乾坤，公一匹夫耳，独得天地真。
  又歌曰：人生于斯世，恐后无所闻，要做非常事，富贵如浮云。
  一命易千顷，当时尊为神，伟哉公之死，千载尚犹存。再歌曰：民实不聊生，邑宰不上呈，数诉于上宪，澹然若罔闻。官官皆相维，下情蔽其蒙，命殒一砚下，千古吊孤魂。
  续歌曰：人生都畏死，畏死无清声，死要得其所，死要得其中。死或泰山重，死或鸿毛轻，当死而就死，虽死尚犹生。
  赵元贞自述赵元贞编者按：赵元贞（1879—1974年）先生的这篇自述，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写的，时已90高龄，手头无资料可据，仅凭记忆粗略地写了一生主要经历，故文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交代得或有不够清楚。发表时只对这篇遗稿个别字句有改动，请读者谅解。赵元贞自述目录一、在原籍正宁县求学时期
  二、在兰州求学时期
  三、在北京求学时期
  四、在美求学时期甲、在柯州矿务大学乙、在哥伦比亚大学丙、在匹兹堡大学五、学生时期社会活动甲、在正宁乙、在兰州丙、在北京丁、在柯州戊、在纽约己、在匹兹堡六、回国从政以后甲、在教育厅乙、在矿务调查局丙、在实业厅丁、空膺水利局长及教书谋生戊、二次到教育厅己、到禁烟委员会庚、到参议会辛、成立志果中学壬、解放后癸、从政后社会活动子、我听到的社会对我毁誉丑、受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公民在国际间的待遇寅、回忆作结1968年9月9日我尚在家养病，教育厅两位同志到家，着我写个自己的历史，并指出写的方法。我记得厅里存有我的历史材料，此次再写一道也好，不过在叙述时间上记不清楚，难免有出入处，兹谨述如下。
  一、在原籍正宁县求学时期我是个双层孤儿，出生（赵元贞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 ——编者）后10个月，生父去世，生母艰苦抚养至6岁时，再也继续不下去了，遂送给别人。养父死于兰州求古书院，其时我才十一二岁，以后全凭养母抚养。
  读书是7岁时开始的，一直在私塾读书，前后换地方有6处，换老师有8位。读的是四书五经，讲的专是四书，写作的是八股文、五言诗；而古文、时文、律诗，在读了经书，开讲四书之后，才得攻读；中国史书则作自修资料，老师不授。17岁时，到庆阳棚考取了秀才。在10岁左右，就成了半耕半读的学生了。除寒暑假成了全农外，地里有活就做，不到塾里去。家里有些旱地，还有一个小毛驴，能和他人的牲口合作耕地，所以到15岁左右，就能独立地做农活，耕、耘、收、碾、播种、施肥，都挡不住我的手。加上生活简单（除过年吃一次肉外，全年不见肉食，也不见一般蔬菜，只有季节性地采些苜蓿、野菜佐食而已），一文钱也不妄用。说起读书情况，同学们与我年龄相仿的，都抵不过我，所以可称顺利地过活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
  光绪十八年遭到连续3年不雨的大早灾，地方上饿死的人很多。我家把所有旧粮，掺和了秕谷、谷衣济饥，又在大姐处要了3斗（24筒量）粮，才度过了这个大荒年。从这以后，再谈不上读书，即将全部精力用在务农上，也生活不下去。遂下定决心，出外谋生，准备了些于粮盘费，徒步跑到兰州。
  二、在兰州求学时期到了兰州住在东关店里，不几天把盘费用光了。在没办法的时候，找到桥头税关上的近同乡许老先生。他是庆阳县的拔贡，对读书人颇表同情，于是把我介绍到一位幕僚出身的佐杂候补人员王先生处，并请他把我收个门生。我就拜王先生为师，当了八面逢样儿的门生，也做饭，也上街，也为他缮写公事，也为娃娃认字。就这样混着住，混着吃，有时还在五泉书院考月课，考在前茅时，能得到几百麻钱的奖赏，作为零用之资。在这期间，还痴心妄想地下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甘肃 “秋闱 ”。这样生活约一年，就遇到甘肃文高等学堂招生，录取的学生，每月有2两4钱银子的伙食费。我被录取后即搬入堂内南斋房住宿，从此才成了一个正式学生。这个学堂，是刚刚办起的甘肃大学堂改组的，地址就是现在一中。
  学堂的大概情况是：中国的古书是杨总办（指杨增新 ——编者）从北京买的；理化、博物仪器、药品是易副办（指易抱 ——编者）从日本买的，他同时聘请了3位日本教员，一位翻译，总教是刘晓岚先生。学科很复杂，有理、化、数、中外史地、博物、万国公法、心理学、法学、兵学、机械、英文、法文、俄文、东文、国文、经学、历代学案及体育。这些课是6年教程。外文要专一门，兼一门，我是专英兼俄的。
  我个人的情况，确是同学中唯一无二的，教本除外文、数学由校发给外，其他一概没有，有些书在兰州就能买到，但我是没办法的。到四年级时，才在同乡寄存在商号的书中，借了袖珍《五经备旨》一部，才把经学听课问题解决了，其他始终只凭笔记学习。伙食费不够，只能自己做饭，才勉強对付下去。记得头一年，每天要斋夫在外买些馍馍，自己再弄一点汤粥类就成了。过旧年，当然照常请斋夫去买馍馍，他空手回来说：“铺子门都关了，买不上。”我虽然笑着说 “那就算了 ”但是心里有点紧张，铺子要过了 “破五 ”（指正月初五 ——编，者）才开门，怎么办呢？混了一天多，斋夫老薛看见心里不安，就把他家里馍馍拿了几个送给我。拿了两天以后，老婆责备他：“你为什么这两天拿得那么多呢？”老薛捏造了谎言，才算了事。学的、吃的问题就如前述混着，但穿的问题又是一天比一天紧了，而我的学习可一点也没放松。到二年级时，校方要学生选个班长以便上下联系，出乎意料他们把我选上了，这个任务，一直到毕业，我都辞不脱。到三四年级，学校添了几班新生，教员不够了，尤其是数学方面，于是要在旧生中挑个人在教师指导下教授数学。同数学教师研究之后，把我派了个 “领班 ”，除照常上课外，兼教一班数学，每月给津贴银4两。我的数学有些扎实，也没怕这个任务，次日就上讲台，一直顺利地教下去。从此以后，我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到六年级时，加添了植物科的 “领班 ”。艰苦学了6年，一次没有回过家，同学中有怪异之者，其实不知我也。6年毕业后，校方选送北京留学生，取了4名，我是列在第一的。校方发了路费，4个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间到了北京。三、在北京求学时期京师大学堂是彼时全国唯一的国立高等学府，侥幸地考取之后，请得母校准给应交学费（每年现银40两），乘兴入学，伙食费就包括在学费以内，由校方统一办理。食的方面当然不成问题了，但其他生活上之必需品，如教本、参考书、学习用具，以及衣被等等，在我又成了严重问题。初则还有一点儿路费节余，以后就没办法了，记得近同乡庆阳县在京议员侯先生（指侯效儒 ——编者）先后送了40元（当时法币）救济了一个时期。6年的学习时间，在我确是艰难，谈不上回家，学习是一般的，穿着是顶可怜的，京中时局如清朝慈禧太后、光绪 “晏驾 ”，袁世凯之被炸，摄政王被炸，武昌起义，曹锟兵变，宣统逊位等等，几乎没有一个月的安宁。为校方刻油印外文讲义，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充当家庭英文和数学老师，得到星点酬劳，补助了我的经济，才完成了6年的学习生活。
  毕业后，同学们都是快乐的，而我则又忧愁起来了，回家务农，仍然生活不下去；找个工作呢，不会钻营奔走；坐待时机呢，生活无法维持。知道好几个同班同学未毕业就被本省送到美国留学去了，颇羡慕之。于是请求甘肃当局送美留学，经甘肃当局与教育部通电商榷及该部对我传询，准以官费去美留学。
  四、在美国求学时期甲、在柯州矿务大学费了许多手续和波折，在北京换了美钞，买了船票，在上海美国领事处取得了入国证，乘日本轮船先到日本，在东京游览3天，领略了日本的衣、食、住等风俗习惯，参观了博物场、馆，公共娱乐场所经花街。经14昼夜的水程，于1913年到了旧金山。
  在加里佛尼亚大学学了一学期就转到柯州矿务大学。该校有采矿、冶金、地质3系，我是以采矿为主兼学它系课程。那里有几个中国留学生，没有华侨，气候和甘肃差不多。一切风俗、习惯、纪律当然要随着他们转，饮食初不惯，久了也就习惯了。在学习期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临时征兵、训练、节约、警备等也领略过。校中来了一个军人小组，专办课余兵式训练，我也同学生们上了一时期的操。到了练习枪法的时候，他们以不给步枪的方法，清洗了外国籍学生。
  校中地面测量、矿区测量、矿洞测量课都在暑假中分年进行，在没有野外课程及在厂矿参观的暑假中，我就在该州的综合大学及 “登外 ”私立大学学些本校没有的课（它是在3个月的暑期中以 “夏期学校 ”名义专设的）。
  在学校全程生活中，我遇到3次危险，至今思之心犹悸：一是在化学实验室酒精蒸馏器爆炸，将两手皮烧焦（右重左轻），即日就医治疗，没致内溃，头两天衣不能穿、脱，房东为之脱鞋；饭不能吃，饭店服务员为之喂食。这个事故，“登外 ”报纸上还发表了一段新闻，它把酒精蒸馏器误载为酒精灯。校中化学教授还给我送了些苦酸，说涂上不但止痛，且能防腐，我用上确有实效。二是在野外测量时，正在高山坡上工作，猛然足下滑脱，向沟底滚开了，幸有径寸小树拦腰堵住了，才免碎骨。三是在一个星期六晚上，中国的同学开着小会，在待候迟到同学时，一个四川的同学拿着房东的步枪乱玩，还不时向在场的瞄准，都以为那是个空枪，没人理。他向广东的一个学生瞄准，以半英半华的话笑着说，“我要向 ×博士开枪 ”，就扳了机子，机声响了一下，没有发火；大家更信是个空枪。随后他向窗外一扳机，“咚”的一声晌了，这把大家吓得真要发抖。大家把他责备了一番，他只以意外之故搪塞而已。
  在这里修业期满，考试后得了采矿工程师学位，自觉所学所知不够，遂往东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谋求深造。
  乙、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很早，据说是美国独立时就有了，原名 “国王学院 ”后改今名。在我住校时，它还是私立性质，学生数上了2万，多，为世界最大之高等学府。我入的是矿务院，有关课是在化学院、地质院及工程院上课，专课以冶金为主，附以有关学科。各院是围绕着总部分散矗立的，一般学生到毕业还不知道全部院址（我就是其中的一人）。宿舍是一般学生挤不进去的，都在附近民家寄宿。交通有街面电车、空中电车、地下电车，还有通过海底水中电车及通过 “哈德森 ”河水下洞道电车，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我在时，纽约市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市），交通还是通畅的，看不见拥挤，当然也是方便的。暑假中，我在附近一位法国籍的先生所设的法文班内，曾学了些法文。在这个学校里，我的学习及经济都是一般的，有两件事拟在后面另述概况。只有一件事在我学习中印象很深，也颇紧张，无妨略提一下：在我们将毕业的那一年，院长教着一门课，他为练习学生实用能力，要排几个学生登台讲授，而所讲的可不是他所教的那门课程。一次他在我班指定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就是我。着美国人先讲，把我排在下周，并定了讲题。我的讲题是 “冶锡”。这门课在我的先一个学校及现校都没设过，因在那时美国还没有这门课的教本，某教授说过只有中国王宠佑在英国得博士学位所作的论文本。可能院长迫使我把这小册子看看，下堂后即在本院图书室找到了这本书，抽暇拼着命钻研，但心里有些怕，一个外国学生要在高年级班上讲课，还有有发明的博士院长坐在下面听讲，真是个难题。把这本书研读以后，觉得材料不足，又在图书室找到了英国人著的一本书中谈的一些冶锡术，又把它研读了一遍，才如期登台讲述这个课题。一点钟完了，院长在台下说：“我知你还没讲完，在下周继续讲。”下周上台，紧张稍为松了些。讲完后，内容有一点院长说：“我思想上信不过这一点！”我说：“那是有根据的。”他又问：“你根据的是什么？”我把书名说了，他就着我把书取来。下堂后即将书取来送给他了事。这段情况，不知怎样传到中国学生中去了，一次他们开会时強迫我在会上又讲了一次。
  毕业考试及格，取得了该校的冶金工程师学位，意愿还不足，想再上进一步，遂转入匹兹堡大学。
  丙、在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工厂林立，浓烟弥漫，号称烟城，其工业以钢铁门为主。大学只有一处，我入的是矿务学院，研究主课是金相学系的钢铁门。当然还要学些相应的及校方规定的课，如化学、石油的采炼，石油页岩（石油地质因在柯州学过，故免）等。
  金相学（原译为金图学）现在还不普遍。它是在显微镜下考察动、植、矿、岩、金属等的体内组织的一门学科；动、植、矿体能切成落片，用透光胶粘在玻璃板上观察，而金届则必须由光滑面上的反光观察之。动、植体只在上述的校中由教授安置妥贴观察学习而已，矿、岩及普通金属体我在哥校学过，此外专研钢铁中之非铁杂质，其分析法从来没有的。我的研题就是要搞出一个系统的分析法。光、电、化、热学是我研究过程必须之工具。
  入学两三个月，主管教授古德尔博士要我的研究大纲，缮呈后，他说：“好是好，看你能否搞成，我想是个很难的事。”正式工作一开始，该校的设备，供应不上我的需要，如熔铁电炉，百分之百的纯铁两项。主管教授口里打弯子搪塞。而买呢？市面上没有。制呢？谈何容易。不得已我在哥校旧老师处函请送给了些电化铁，电炉只得自己研究试制。搞成后，它的效用真满意，能在三五分钟内熔化一次试验的钢铁。记得老师还要求我借给其他研究生用了几块，他还对来校参观的成群人士介绍过这个电炉。
  努力学习将满，研究将成的时候，将论文初稿呈交主管教授审视，他初步许可，着把文字修饰润色一下，打印好再看。不几天院长传我要口试德文，这使我又大大地紧张起了。德文只在北京兼学了些，荒废了这么久，怎能通过这个难关！好在他只用德语，询问了些简单情况及学科，就准及格。过了几天，校方又召集了好几位教授，在一个办公室里，坐成一个大半圆形的阵，把我放在中间要口试。心是跳了几下，敬听他们的发问。勉強答问，只有一个问题是校中所学以外的，没有答好，其他都不错；他们着我把那一回答差的问题，研究一下，另行笔试。又过了几天，着我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彻底把那个问题阐述成一篇论说文，交上去，也准及格。最后的论文，随后也送上去了，并没发生什么问题，老师着我把研究学习用过的器具整好点交，从此就等候毕业典礼日的到来。
  毕业典礼是在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台上主持人及毕业生均穿戴着规定的礼服礼帽，堂中坐满来宾，主持人唱名，毕业生登台，领取证书。对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校长还讲了几句例行话，台下人鼓掌。回寓时，房东在门外小草园中插着一面中国小国旗，表示祝贺，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就算完结了。
  接着要进行的就是向中国驻华盛顿美国留学生监督报告学业结束，请发回国护照、川资及购买船票等事。归途是经过加拿大（在美加国界处还要受简单检查）到该国 “温哥华 ”港口候船。登船后，才知航道与来美时不同。它不绕檀香山，取道北太平洋，只在横滨靠岸，径往上海，所以7昼夜就回国了。在上海略为休息，即由津浦路到达北京。此时即1922年秋末，距去美时恰满10年。在教育部报告停止学费、呈验毕业证书后，不多时接到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林锡光会衔电召来甘商办矿务。因电文简咯，不明真相，我也没有复电。过了一个短时期即由京回兰，距离兰时已满16年了（去京，回兰，顺道回家看了
  一下）。
  五、学生时期的社会活动甲、在正宁在私学二年级时，同学中有个比我年长四五岁的学生，性情特别古怪，他把他的书用墨笔乱涂了好几处，拿到老师面前说是我做的。我当然否认，而他的声大口快，并说谁还能把自己的书弄坏，老师就信了他，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又一次他在外边遇着我，说要到我家去玩一下，就同他向家里走，他在途中把自己的汗衫扯破，我也没理他的行动。到家时他忽然变脸说：“你的娃把我的衣服扯成这个样子了！”我当然否认，他又捏造一套理由说：“谁还把自己衣服弄成这个样子？”养母把我大骂了一顿（向来不骂），给他把衣缝好，还说了许多安慰话，赔了不是，才算了事。
  那个学生不但对我如此，对村里大的骂，小的整，破坏别人的东西，糟蹋人家的庄稼。他的爷是个老秀才，平常很 “歪 ”（方言意为不讲理、厉害 ——编者），谁也不敢惹。可是知道这个学生的人一谈到他，都先骂上一句，跟着说：“他一定活不久，要少亡、夭折！”以后分学念书，我看见他就要躲避，又害怕，又心怨。一二年后他就得病了，怎样也治不好，我在远处看见他脸上黄得厉害，走路也不行了。心里说，是不是他要走别人骂他的道路呀。过了不久他就死了。他的生前死后，对我幼年时期反而思想教育最大，印象最深。一句话，就是 “人不敢怪，怪了就要少亡、夭折！”我脑子里有这个故事，所以在村里的社交上没有什么过失。不但不做他所做的事，对乡人所派遣的事，如婚、丧大事时给来宾掇饭，玩社火时抬鼓打锣，庙会时给演员送饭，翻修庙宇时给画匠研颜色，祈雨时给群众送喝的等等都尽力完成，没有误事；加上生性寡言，不说闲话，乡誉颇好，有多次长者们说：“这娃和女子一样。”到“进学 ”（即取得秀才）前后，渐渐知道了些世事，看见前任汉人知县（县长）好，人民称他为 “黄青天 ”，后任满族知县差，人民称他为 “广浆子 ”。衙役、里长，摊收地丁时甚凶恶，听到西安满城旗人生活的腐败，朝廷给他们的特恩等等，也听到外面还有革命党。心里有些不满清朝的统治，而对革命党却表同情，当然对谁也不敢露齿。记得有一次过旧年时，我写了一副春联贴在门口，下联是 “花枝欲动春风寒 ”，试一下地方上有无同志者。村里的秀才、高年级学生倒也不少，他们对各门上对联的书法，品评的人很多，却没人领会这个下联的深意。
  乙、在兰州前面说过，我是个最穷最苦的学生，与校外社会没有发生交涉。校内只和外国人有一次周旋。日本的一个教师，因考试打了一个本省学生栗振声，同学们很不平，开了几次会，停了几天课，请校内负责者把他赶出去，办不到。要请总督把他赶出去，有些人就松气了。主张要搞彻底的是我们的一班，研究了几次，呈文拟好了，但在排列具呈人名单时，都不愿把自己放在前面，推诿了很久。
  有人说在闹得正狠的时候，大家不是都签过名，名下都有誓言，看谁的决心大，就把谁排在第一名。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内有一个写的 “寸心不死，此耻不忘；××不去，誓必出堂！”比较决心大些，可是他以许多理由拒绝了。大家都不说话了，我就签了第一名，接着王兆麟签了第二，李签了第三，以下愿参加的就顺利地签了。呈上去有些人就准备出堂，我则静候回批。但始终不见下文。后来日本人在讲堂公开道歉了事。
  丙、在北京1.参加过孙中山倡导的同盟会。彼时觉得它是个进步组织，想法参加后，听过孙先生的讲话，参加过两次比较重要的会。一是筹设民国大学，一是整顿盐税问题。记得在后一事件上，我还发过言。有些人主张把一切小型海盐场勒令取消，都集中在大盐场，一则征税方便，一则可免偷漏。我则以谋生盐民多，小场对他们谋生方便，限制后会有流离失所之苦，并说知名外国对食盐均不征税，中国征之尚可，而使盐业者失业，似乎不顾民生云云。自出国后即与该会失了联系，再没发生过任何关系。2.为兰州女师捐款。彼时全甘只有这一个女子学校，对将来解放女性、男女平权都有重要关系。据老同学邓宗校长称，设备几无，经费维艰云云。而京中一些甘肃籍议员、京官，似乎都还阔气。于是我就联络留京同学，拟了捐启、捐册，请杨培源同学为会计，管理款项，请吴公祠（即吴树堂先生祠）长班，到各同乡处登门劝募。还受了些讽刺，结果所得为数不多（数字记不起了，可能是二三百元法币），尽数买了风琴、手工业用具等寄到该校。3.陕甘在京的学生初次组织过陕甘学生会，我当然要参加，他们把我选了个副会长，正会长是陕西同学。只开过两次联谊会，没提过其他任何事件，以后我就出国了。
  丁、在柯州柯州中国同学少，除两三位教授在圣诞节邀请参加晚会外，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只个人对社会的二三事，无妨略提一下：1.中文科学杂志在美有通讯处，该处常向中国学生征稿。记得向我要求时，我写了一篇制造煤气法，附有四五个图送去，再没过问。2.美国一个种子公司，极力宣扬它的 “国王长毫棉 ”的优点，我想把它在地方上试种一下，就邮购了两磅到家里。而家里对种棉毫无经验，没敢试种；由亲友辗转把它传到陕西苏家沟去种。据口信比土种好得多，后来我再没得到消息。3.老家是个全县唯一的大村，私塾（后改小学）一直没断过。一度消息说，恐怕继续不下去了。我听了很难过，就把数年节约剩余的一点学费（数字记不起了，大概一百几十元），设法汇回家中，以养母名义捐赠村里小学，作为一点基金。
  戊、在纽约1.为民国七年（1918年）甘肃大震灾等凑星点救济款。从北京友人处得悉甘肃地震惨状后，十分关心，就在当地华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消息。一位原籍甘肃生长在外省，由陕西官费送往美国留学女生柴冰海看见了这篇消息。她和我商量，能不能尽点儿力，救济一下。想来想去，说搞个演剧，卖上些票，可能得一点小费吧。于是就乘机宣传，有些人也知道了，还有些人也关心了，拟在美国人中拉些会演的人搞一下。后来得了几位理想的人（以女性为主，柴出的力量最大）。接着借到了剧场，出了标语式的布告，印了些票，定期开演。我请了山西学生康之肃为会计，管理款项。这样就得了一点儿款，数字记不清了，大概有一百几十元美金，即由会计汇到北京救济通讯处，转汇甘肃应用。2.为留学生催学费。各省的官费，平常是汇到华盛顿留学生监督处，再由该处分发各地学生的。几年来还能如期领到，一度中断了，学生当然起了大恐慌，向监督怎样也要不来钱。全美留学生总会是在纽约，就开了紧急会，会中有英文秘书，还没中文秘书，要当场选上一个，以便先用文字交涉。在场人数虽多，大都互不相识，颇难推选，忽然一个不认识的人把我的姓名提出来了，我看见场面很大，将来任务一定艰巨，遂极力推辞，他笑着说：“你的东西我知道一点儿，不要害怕。”原来他在留学生监督处于过一个时期，见过我的每年照章向监督报告学习情况的文字，大家遂推选我为中文秘书。谈到要学费问题上，有的发躁，有的埋怨，有的诉苦，有的建议办法，结果是转向驻美大使要求，也不要使监督卸脱责任。由中文秘书搞两份扎扎实实的请愿书，送上去再看。散会后，我连夜尽心竭力地搞了两份请愿书，重点是放在大使上的，对监督就轻得多了，即送交会长发了。不多几天，有3个反映：一是会长着一个学生向我说，他不但对两封信深表同意，而且很感激；二是消息传来说，大使设法转了一笔款，交给监督，学费快来了；三是监督不知怎么晓得信是我写的，还说我快毕业了，发牢骚，于是知道监督对我有点儿介意。随后给他写信说明我快要转到匹兹堡去，把学生总会中文秘书辞退了。
  乙、在匹兹堡在匹兹堡只有一件事，可述一下。在1920年至1921年间，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会议，世称 “华盛顿会议 ”。大家知道这个样儿的会在法国开过一次，世称 “巴黎会议 ”，把中国权利完全剥夺了，所以我国没有承认，才又开了华盛顿会议。在会前我国是有准备、有组织的。它在 “华盛顿会议 ”外有个组织，每逢重要议题，此组织即先期密电告知各地留学生，并请把争点用明电打给中国代表，以便汇集起来，作为在美中国侨胞的 “民意 ”，在会场上凭以争论。这里的学生会就接到过几次这样的密电，每次大家商量一下，就去电力争。我当然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也知道，台湾、青岛、旅大等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退还我们的。
  六、回甘从政以后甲、在教育厅前面提过，我是奉召来兰的，抵兰后，住在县门街旅店，见了陆督军，他还给我洗尘，约他的秘书长谢国杰作陪，谈话中还说，他候了我几年了等客气话，却一字没提如何 “商办矿务 ”。我只得蹲在店里候着。
  据来访的老同学们说，甘肃学潮很大，现在乱成一团了，兰州的高等、中等学校只有7个，把校长一次就全部撤换了，就是他们都反对教育厅长所致的；除两个学校尚在冷静之中，其他5个反对新校长，所以都不能进校，还有一校把新校长打了。课也停着，旧校长虽然离校，可不办交代等等。候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心烦意乱起来了，怎么办？忽然来人说：“你的牌挂了。”问是什么，他说：“把教育厅长换成你了。”并说一个知我者李某看见牌跳了两下，一个老汉看见了说：“厉害，厉害！”到教育厅后，觉得一个新从学校出来的人，而且新从外国回来，身旁也没有一个熟人帮忙，面临着这么大的学潮，真是个难关！我就本着大公无私的作法，把不能进校的校长，调了些到厅里办事，派了比较适宜的人进去，也给其他旧校长找出路，催令各校即速照常上课。法政学堂问题最大，请示林省长（指林锡光 ——编者）后，自己义务兼任了一个时期（苏振甲就是那时比较好的一个学生）。
  在这风潮平息以后，我知道的有3个反映：一个是督署里一位首席幕僚樊某当面说，“你去后风潮就定定地下去了 ”；一个是考察过欧美学制的水某在信中附带着说，“你的做法是快刀斩乱麻 ”；一个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刘某对文高等老同学说，“他作的 ‘路术 ’是对的 ”。
  除处理日常公务外，改变学制的新事来了 ——四二制改成三三制，对此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才排顺了。跟着就创办了《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师养成所。该所是设在旧教育厅里旧考棚内的。设备以化学门为主，仪器药品是从上海商务书馆选购的（流动钻探机是在天津洋行函购已定，因汇款，误事中止）。两位采矿冶金教师是从河南聘来的美国留学生张、石2人，英语是兰州基督教会的一个牧师兼任的，数学教师先后是王、马2人（都是北京测量学堂毕业生），再聘了本省刘某教国文，师资颇健全。学生是招收旧制（四年制）中学毕业生，定为3年毕业。从筹办到开学也是一段艰苦工作。
  在厅长任内就被陆督军（指陆洪涛 ——编者）派我出省查矿（这段事到陆去甘后几年，才证实是陆的北京办事处处长陆之胞弟佑增所炮制的。他为政客李某谋夺我职，陆不同意，即托故说陆军部要甘肃矿产资料，弄得我出省后，他领着李某到兰，催陆照办。陆在犹豫中，谋臣邓某说：“正卿是个老好人，换了没有什么。”陆首肯后，佑增才走了，但走到拱星墩时，觉得牌没挂，恐陆变卦，又回来看着把牌挂出去始离兰）。那时地方不靖，陆派了两个骑卫兵，我带了随员、会计、录事各一人，乘骑出省。查的地方绝大部分在西宁道属（甘青宁尚未分省）。这个工作不但在高山深谷，而且在无人烟处，所以也备制了帐篷、锣锅等用具，至于试矿一套小器具，是我所必需的，自己带上了。进藏民区前，还请了1名翻译。我们一起就在碾伯（今乐都 ——编者）、循化、巴戎、贵德、大通、西宁、皋兰、永登（都是彼时县名）山谷中工作。野外地质学固然是基本，而随时随地向农牧者敬问所见所闻也是重要的。随查随将所得呈报督署。遇着本地居民挖矿困难问题都诚心予以解决（如两处他们所谓煤矿，一处所谓铝矿，已花了不少财力、人力等）。除兰州、永登及其他县城外，住宿一直在帐篷，吃的是自己做。有些人是顶不下来的，如招呼我的赵某在工作将一半时就托故回来了。碾伯县所派带路人只两天，就说实在支持不下来，转身走了。晴天尚可，雨天要照常工作、走路。所幸我的体格那吋很健，满不在乎这样的生活。
  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收获，发现类有大通的白金，碾伯的铅及大理石，皋兰、永登的锰，靖远的铜等矿；建议类有刘家峡可设水电厂，窑街可设水泥厂，享堂可设小型水电厂，平凉可设小型毛纺厂，阿于镇可用新法采煤等。其他我还整理了一个一览表，一位公路上的同志，要去在他们所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了。
  到西宁，才知厅长已撤换了，西宁黎道尹附耳说：“省当局还不愿意你待在西宁。”我照旧把预定的地方查毕回省，这一段初步从政生活，约在1922年至1925年间。
  乙、在矿务调查局回兰后，陆洪涛即发表我当了一个空洞的 “甘肃全省矿务调查局总办 ”，而实际工作是矿师养成所长。随即组织了局方简单机构，有时奉派到外县查办有关矿务事件。这样约一年之谱，冯玉祥的国民军（有时号 “西北军 ”）系统就进甘入兰了。我这时恢复了我的学生面貌，整天围绕着所里的所教、所学、所实验的圈子转，不顾政界上任何往来酬酢，所以他们的来，我就象不知道的样子。过了一向，随着国民军来的一位道尹林某，忽然会我，稍为寒暄，不几天他送了我一个压纸铜尺，上面刻着几句话，大意是：人人好逸，他偏爱劳。并就他们进省时，甘肃文武官员、绅士都出城欢迎，可没见我，于是知我之为人矣云云。又过了一向，副指挥蒋鸿遇带着几个卫兵到所里看了一番，到实验室时，我正在工作，他看着、问着，对我采集的矿物标本兴趣最大，还问哪里来的。我答以查矿时乘便采集的。临走时，他把手一举说：“实业厅长，一定要保你。”不几天，总指挥刘郁芬传我谈话，只说了几句应酬话，最后说；“还要请帮忙。”那时我确不知那是什么意思。过了一向，我的实业厅长就发表了。
  丙、在实业厅实业厅（在我任内改为建设厅）是个政务繁多的省级机关，管理全省农、工、商、矿、林、牧、交通。一到任，才看见它才是一个最腐败、最破烂的机关，不但事情撂着，而且自己用的大堂漏水，下边人（即前任的轿班）住的房子半间还没顶，办公室来个人连凳子也找不上。前任是个满族，十足的官僚。随即略事整顿，照例处理日常公事外，总想振兴一下。下面仅述一些创办的业务：1.创办了《实业月刊》，后改为《建设月刊》。2.在隍庙（即现工人俱乐部）办了甘肃实业物品展览会。庙里的牛头马面、扯锯分尸、小鬼磨人、活人下油锅等大型泥像，借破迷信就在此时清除。大家知道，隍庙是个迷信中心，所以这样做，受到它的信徒的咒骂、反对；若不借刘总指挥、薛省长（指薛笃弼 ——编者）大力支持，会闹出大事故来。修饰会场，向各县征集物品，费了很大气力，才得如期开幕。刘总指挥还送了一面 “利用厚生 ”大匾。展览了好几个月，又复送还展品。可惜我在大通所采的白金结晶及在榆中所采的黄金结晶体数粒，收场时被窃了。3.在小西湖陶公祠内办了农林讲习所。令各县选送学员各一名，聘了比较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学习了一年，送回本县为发展农林事业之助。记得毕业时刘总指挥派了一位代表来讲话，夹杂着说，他还不知道这是我捐廉办的，他回去一定要报告给总指挥云云。4.创办苗圃。彼时植树造林的口号已经传诵起来了，而事实只在清明节，官场中在五泉东西龙口行个植树典礼而已，栽植的是皋兰县办来的几株杨、柳枝。我决心要按照这个口号实干一下，就令各县创办苗圃。自己也在兰州办了3处：一在五泉二郎庙小沟中，一在河北徐家湾，一在河北庙滩子。派了王景山、卢仁安、王斌3人专司其事。中山林（此名即由此而始）的两万株，即用出圃的树苗栽的。此外还专为庙滩子苗圃修了一辆水车。苗圃当然用不上，令附近农民自由用去。记得头一年，农田浇灌上的，都获丰收，农民感激地给我送了一车西瓜，我不肯接受（从政史中一直如此，如一人送一条宁夏大花毯没收，一人送一对西番鹿角没收，一人送一推车大米没收，一人送两只番羊没收等等），退回原物，他们强为科里职员们留下享用了。5.改良本地瓷器。本省崇信安口窑、靖远瓷窑、皋兰、阿干镇都出产有悠久历史的粗瓷，拟把它改成粗、细均出。就在厅内原铸宝局地址建炉试制，招瓷窑子一名高级老工人来厅操作，原料（阿干镇也有一部分，因是民间专用，不愿纷扰）取自靖远野狐水及兰州附近。费了很大气力，烧了一窑，出品尚可（我家里现在还存有两件）。随即卸任，后任把它停办了。6.创设气象测候所。这件事是先在兰州试办，俟有成效，再向要点县布网。兰州是现责令皋兰县去搞，技术负责的是彼时唯一的本省专门毕业生朱允明。7.统一度量衡。彼时甘肃的尺有裁尺、木尺、土尺、石尺之别；斗有京斗、仓斗及各地市斗之名；而市斗又有24筒、36筒、72筒及120筒的；秤有16两、32两的，而所本之两，又有京平、库平、市平、兰平、布平等等。当然对人民不便，好利之徒还借此舞弊、剥削。遂令各地尺以裁尺为准，两以库平为准，斗则筒数照旧，而筒的大小必须一致。厅内设了一个标准秤制造小场，召集了几个工匠制造，秤上，烙以铜印，发交各地，作为标准。8.解决疑问及帮助困难。彼时玉门石油，是从河水面上用瓢撇捞取之，车户用以膏车，别无用处，督署给我拿来约一磅，问有什么用处没有，我即为之馏分，得了无色轻油和带黄色的较重油，连同余渣送回。彼时织呢局由邓、朱二绅向公家租用，作为商办，困难是锅炉用水问题：用河水则成本大，用井水则腐蚀汽锅。问我怎样能把井水坏性改一下，我即为之化验水质，施以简单软化剂法答之，他们照办了，收效不错。这两个任务，都是利用矿师养成所设备完成的。本节小结。以上8项，除第4项水车费由财政厅勉強拔付外，未向公冢要过一文钱，都是由本厅额定预算内挤出应用办的事，这办法是面请蒋副指挥（指蒋鸿遇 ——编者）允准的，所以别人也没责难。此外复兴的，一是制革厂，一是制毯厂，所花的补助费无着，是我把交卸矿师养成所存余的杂费，在省务会上力争来还清的。到1929年，当局发表了我一个水利局长，就把建设厅长取消了。
  丁、空膺水利局长及教书谋生此后一个时期，我的生活就波动起来了。水利局在甘肃是个新名词，机构、地址、预算、人才等等，一无所有，既膺其长，自当着手设立。在东大街火神庙内拟作局址，物色了一位测量人员及一位文牍人员为将来的科长、秘书。正在与泥木工商洽补修时，忽然督署秘书长持着领导者手条，说：“告知局长暂缓筹设。”当然一切停止，可省务会一定着我参加，没有什么待遇，仅在旧年节送了100多元法币。
  从此以后，我只得另谋生活。各学校要求教课时，除西北师院拟聘授矿物，因路远没去外，一律接受。续续断断，一直到1952年。为省篇幅，把它总在此处提一下：计有矿师养成所的结晶学、分析化学，甘院的物理学、高等代数，甘院附中的地质、英文，国文专修馆的英文，农校的地质、物理、立体几何、土壤。工校的物理，一中及志中（指志果中学 ——编者）的英文，女师的物理，工专的野外地质。还在刘汝王长建设厅时，所办的实业训练班，讲了约一个月的采矿冶金常识，地点在畅家巷织呢局。
  记得在少脑力劳动时，丁联簧、李兴亚2人怂恿我和他俩办个小炼铁厂，我答应了。就在河北烧盐沟建炉，在白银采取矿石，在桥头一个铸铁厂里试了一坩罐矿石，居然得了很可以的铸铁。可是在开炉冶炼时，因无热风设备及燃料供给不上，就中止了，每人空花一笔小款。无定业将近2年。冯、阎反蒋事起，西北军全部赴陕，武备只留雷中田（雷马之战、雷孙之战的头目），文事只留王祯、李朝栋，教育厅无人，令我二次来长。
  戊、二次到教育厅
  二次到教育厅时，学界尚称安宓，任期内只调整了两校校长，训练了一班少年演剧员，主持了一次文官考试，唯一的困难就是各校的经费发不下来（厅里一样）。有时三四个月不见消息，怎样催都无效。记得一次教员们集体催要工资，被雷中田看见了，他把我召去，问这么乱七八糟是什么事。并说：“总司令（指冯玉祥）听见了很不好。，我以实故答之。他以当时出头军官的威望，向银行转了一笔款，才得解决。
  不久，冯、阎反蒋失败，国民军在陕的后防东迁而溃，甘肃代理省长王祯不敢负责了，就着省府8个委员（号称八大委员，王祯和我都是八委成员之一）处理省政。随即电报南京政府，服从命令，听候处理。于是一面办理厅里日常事务，一面同各委员每日到省府轮流主席应付当时乱局。青海、宁夏已经分出建省，陇东为陈圭璋，陇南为马廷贤，河西为马步青，以独立王国的态度对待省府，不但省长、税关都要他们派人，而有时还声称要武装进省城。兰州的军饷，也按时发不下去。一次武装者有人暴躁地说：“把八大委员枪毙上一个，钱就有了！”后来南京政府派了4个视察员来甘，为所欲为，借端责斥。这样的政治罪，整整受了100天。马鸿宾奉命主甘到省，八委就交卸自散了，而我的厅长职即为视察员马某夺去。
  己、到禁烟委员会此后，我的生活复以教学为主了。约一年之谱，省长于学忠派我当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另一常委是张某）。业务是办理一切戒烟事项，不管种植罂粟。任内训练了一班施药戒烟人员（主任是派李克生、王焕文二大夫担任的），派往各县，驱除一百几十年毒害人民之烟瘾，同吋在省城设了小厂制造戒烟药片，发给各县应用。记得两次南京政府派来禁烟专员，设立行署，而禁委会不但要加紧本身业务，而且要当那些 “钦差大臣 ”的勤务，有时还得受他们神气十足的责斥。这样挫折了2年多，确有大部分烟民戒除瘾疾。在结束这个机构前三四个月间，朱绍良请中央给我发表了省参议会秘书长职，只得在原任内兼筹议会的成立。
  庚、到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组织是个新的，东南各省绝大部分都成立了，甘肃再不能推迟了，彼时中央又指定了召集会议时间，所以事情是非常紧迫的。而章则、地址、人才、经费等等，又是一无所有。一个光杆秘书长实在是为难，在不得已时，跑到西安议会领了教，回来设立了筹办处，只用了刘鹏和杨某2人，但地址绝对找不到。即请朱硬性地指定地点，朱指定了旧举院内甘院和机器局占用所余之潜园为会址。跑去一看，中央银行已用了一小部，其他各室各院都，贴上了他们的封条。乃到院门该行处交涉，一个负责人牛皮很大，说他们对国家金融负有大责，怎能把地方让给别人。我也没客气，以奉长官命令而使用，谁不服可向朱长官交涉去。正争吵间，出来一位姓马的，和我会过一两面，才委婉着说了几句话，并说他们慢慢地腾，着我逐段修饰，才结束了一场风波。
  费了多少周折，将大小会场，议员及职员住处和办公处如期修饰完毕。在开会的前3天，日寇拋下两颗炸弹，炸得不象样子了。谷正伦省长来会看了一下，叹惜而已。即连夜补修，还是如期开会。
  在头一次会议中，事体都是新的，颇为棘手，后几次就顺利了。住会的常务委员也难应付，终没发生事故。在笫正年时就有人将中央发给我的铜质小官印窃去，请公安机关追寻，来人审查了一番，他们说有政治意味。加上谷主席上任时，我没出郊迎迓，稍有介意，遂乘二次另选议员时，赐我以革职处分，我就专办私立志果中学去了。
  辛、成立志果中学志果中学（现兰州二中前身）已有30年的历史了，我除过患病、出差，以义务校长兼教员的身份，每天（包括星期日、节日）都要去一次（有时两次，甚至夜间），所以它与我的关系较深，费的心血也较大。事情是极复杂的，限于篇幅，这里仅提个大纲，如有必要，精力许可，当另述之。
  它的成立，是我于1939年在全陇希社会议上建议的。初由该社联络其他七社作为校董，强使我为校长，只许办一班初中，占住3间教室，3间宿舍就对了。第二年我求加班，不允，请准了几位义务教师不允（我顶了几句，得罪了一个校董）。不得已强收了一班新生，每学期收学费2元，名之为自备班。从此与校董会就有矛盾。增班或置些必需教具，都说没钱，求捐款，不允；每年都要争执，一直闹到校董会遗弃学校呈请封闭，禁用 “志果 ”2字，逼得只设校董。后来有位军政首领郭某又另组织一个校董会，派了个大政客为首，但中途夭折了。仅组织就有如此波折。
  校舍方面，前面说过，仅有6间房子，用各种方法，求得了孔庙内的西庑、乡贤祠、名宦祠、节孝祠、崇圣祠，旧学馆东西两院、尊经院、新民院、公安院（此两院外边一切，铺面在内，后给市上要去了），左公祠旧址，以及文昌宫炸余房屋。记得最后一处，原为 “新西北社 ”（系甘、青、宁3省武人头目办的一种杂志）占用，朱长官（朱绍良 ——编者）允给校方，我得首肯后，即向主持的一个高级军官交涉，谈判中很受压制驳斥，无结果而去，他只在门口道了一句歉 ——“对不起 ”。后来我就在院中上课，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才撤走了。操场经过平院庭、填畔池，取消 “孝悌忠信礼仪廉耻 ”大照壁及 “文武官员至此下马 ”满汉文碑，请准拆除了一段城墙，才勉强能敷早操之用（现被菜市场占了一大片）。
  设备方面，理化仪器药品是公家征用校方三酸厂房屋地皮（此厂原址是久大商行借用学校基金抵押转为抵偿而得的，该行破产，其他债主要把厂址夺去公分，和校方涉诉连年，至志果与兴文合并后始了结）发下之2000多元向上海购置的。其量仅供教师示范之用，学生实验要到中心实验所去作。至改为公立后，才由公家陆续配发，现颇充实。
  经费是私立学校之命脉，在本校困难达于极点，初则校董会勒予救命，被遗弃后，不得不从事捐募，有时甚至由学生演剧卖票，添补杂费。最困难时，把52间房子捐出济急，后又把百余亩带砂性的滩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记得郭寄峤长官亲查学校后，着教育厅筹些补助费，两次筹到4000元法币。后来币制贬值，不够每月上报四处买表格纸之用，会计员很怕这笔款，就对领取推诿，一次迟了，银行来文称 “过期照章扣发 ”，他以后就以此法避免赔累。
  学校行政及境遇上之困难，也是唯一无二的。初则与校董会意见不一，继则因畔池问题，文昌宫问题，曹家巷小学迁校问题，清除泥像问题，利用炸毁东庑木料补修房屋及做桌凳问题，催住校舍者搬家问题等等，有些迷信及自私者对学校不满（当然以我为重点）。最重要的是学校逐渐长大时（由最少40名学生到全省最大的1400余名），三青团想把学校拿到他们手里，作为一切活动之工具。于是密遣爪牙到校以当教师为名，企图在根子上取代，几个月后，回报 “打不进去 ”。随后就在上头施加压力，时而不准办高中，时而以命令勒令停止招收新生，时而默允政客用前校董事会之钤记撤换校长，时而怂恿首领派人另组校董会及予我以省府顾问名义，以便调离，又复在参议会搞出整顿学校议案等等。这就使我难上加难。在威吓时，记得教育厅长宋某（指宋恪 ——编者）当面对我说：“人家还要追捕你哩！”我以笑答之。
  解放前夕，在五泉二郎岗筹建志果学院，正要立木时，马步芳的军队占用了一部分校舍，作为转运军用品之临时站。解放后，我们的部队住了一部分校舍，还办了一期会计人员训练班。接着 “革命大学 ”藏族学生和本校学生因争住宿舍，发生本校学生夜间被打事故。这可算学校最混乱的一个阶段。
  校中原存淳化阁帖石碑，系左宗棠将肃王之遗物交文庙保存的。兰州被炸时埋在地下，我出差宁夏时，被希社挖出放在丰黎义仓去了。一时争者甚多，市政府着志中照旧保管，安装在尊经阁深檐下（原储藏室被毁了）。后来博物馆想要，我以未见上级明令推诿之。校中原有孔子塑像，系自元朝后全国仅有之第二座（第一座在山东曲阜）古物，在取消其他泥像时，我为慎重起见，请何洛夫考古学者审察过，他说有敦煌千佛洞艺术意味。遂拟暂为保留，又觉得放在大殿中诸多不宜，即用电话请示教育厅，可否在墙后做个小屋放下，得许可才照办了。还有大成殿（现列保存古建筑之一）前面，畔池后面的一个3间小牌坊，上面挂着 “文庙 ”二字匾。同事中一人对我说，可以把它拆除了，我以得到上级许可后办之较妥答之。建国后一次乘刘海声厅长来校察看建筑，走过牌坊时，我说 “有人想拆除这个文庙坊 ”，他笑着说 “在文庙办学，还怕文庙 ”于是就搁置下了。解放，后，一度合校风起，与兰山中学商洽，意见不能统一而罢。后与兴文中学商谈，亦意见不一而止，还起了一段小风波。最后由马济川副厅长出头再商，才合并而成建国中学，仍是私立性质。一年后即公改为兰州第二中学，时在1953年4月。自公改后，政府加任党员副校长，我的责任才大大减轻了。记得在解放前，我在困难面前，曾三度辞过这个小小义务校长：一是在第一班毕业后，看见与校董会意见不一作的，校董会见中学会考这班全部及格毕业，又不忍舍而留我；二是在教员索薪，校董会不但不给钱而且怨我不用力制止，两头气受不了而作的，可还不准去职；三是教员们和校董会各出传单，闹得会方呈请封闭学校，我则两手空空，遂向教厅辞职，离开学校，而当时的郑厅长，又面命我即日回校，不准辞职。壬、解放后解放后，我的所作所为及党政的优待，在兰州的政界、教育界人士大都知道，在这里只举其名目而已。从1950年起，始则受任孙作宾领导的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同刘永培等一面服务，一面学习。记得西北局军事首长发下杨思的一封长信，里边涉及两个人命，我和其他3个人（内有马某）奉命查案。在汇报时，他们有的避而不言，有的不着实际，以空洞言词塞责，我以实情反映，领导称为直者，并说他们在延安就知道我。继而奉令为甘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记得甘南事故中，干部被难惨状发表后，我发言中主张逮捕凶手法办，设法保护一切从政人员的安全。不久又发表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此职在甘肃、宁夏合省时，因为宁省委员让路而退出）及教育厅副厅长。初则仅参加厅务会议，后因前辛厅长调北京，临别嘱我在厅要多费些时间，即每日照常到厅服务，不过下午多在二中兼办校长事务。在任这两职（省人委、教厅）的同时，又参加了省政协的常委，后改选为副主席，还兼任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一期。这都在党政首长领导下，敬谨奉公已。当选过两期全省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一在靖远，一在庆阳。
  癸、从政后社会活动1.回兰不久，在教厅时，即参加了刘晓岚先生所创办的人民福利事业，号称八社中的丰黎社仓的一个义务理事。它是在冬、春缺粮时，无息借给农民粮食，田禾收获后收回。后来又参加了八社中的全陇希社，它是对教育事业扶持的。这些事一直到解放后改为八社财产管理处，我都没脱离过，而掌权的是各社主管。2.在实业厅时，集体入过国民党，办法是这样：各机关负责人必须是党团员；刘郁芬手下的党员定期到实业厅来出题考试，自厅长以下各职员一律应试，结果除一个科长（王某）外，都及格了，就办入党手续，我的介绍人就是刘郁芬。入党后一次也没参加过党的会议等活动，后来有两次清党，办法是党员都必须重新登记，合格者才算党员，否则无效，即不算党员了。我没履行登记手续，就两不相关了。3.“三反 ”中，我参加过人民法庭成员，记得还到席处理过大贪污案。4.志愿军在朝作战时，人民捐献财物者颇多，我作过主持事务的成员，后来还得到朝鲜人民赠送的小礼物。5.解放前，当选过西北区教育界国大代表，在南京开过一次会。6.全国工程师学会甘肃分会主持人公路局长沈某，硬拉我为甘肃会员，参加过该会在兰州、西宁所开的各一次全国工程师学会会议。7.两次当选为全国化学化工学会甘肃分会理事长，会务在事实上由各副理事长分别主办。8.省方同西北局财政部门人员到皋兰地区调查土地产量，我奉派为队长，为时约两周。9.以省政协委员为主，加上地方人士，往河西参观调查工农业实况，由检察厅雷厅长率领，我是成员之一。为时约一个月。注：8、9两项都向省人委汇报。子、我听到的社会对我毁誉一、在原村求学时，一位同族祖辈长者说：“村里的学生，都给你打旗旗子哩。”别村念书时，一位雷姓老贡生说我象征着有牙没锅盔 ——能念书，可没人供给。一位雷姓秀才把我的作文（题是 “如用之 ”）看了后说：“出这样的苗苗子，也不容易。”
  二、在北京求学时，甘肃议员们如王庚山、侯珍若及其他多人都说我是个艰苦卓绝学生。刚回国在北京时，
  一位同乡宋姓京官说我是新知识、旧道德的人（这话是1922年说的）。
  三、在兰州从政以后，一位姓陆的大员在教场看操时，指着我对一个邮政局局长（英国人）说，“他是个好人”。一位王姓英文教员，见我在教育厅诸事从俭，说我小气得很。一位姓马的中年长者，在我晚间回家时，硬要把我右臂扶上，从东门一直送到新关住宅门口，走着说着，说什么 “钦佩得很，平常没机会谈话，今晚幸甚幸甚 ”，并说，“你做官要挣钱的话，那就多得很了 ”。一位教育界姓董者对我说，一次街上有个事故，大家围着看，你也随着看；你身后面一个人，忽然看见你，他把足立正，两手吊下来，有“肃然起敬 ”的意思。
  四、在西宁查矿时，一位政界魏姓者，见我下煤井察看，说我失了厅长的身份。还有一位政界黎姓者，见我在湟水大涨时，乘骑涉之，前往大通，赶查矿产，说我朴实勇敢。
  五、在南京开国大代表会议时，一次晚会上有四五十个各省的代表在场，甘肃一位姓贺的代表，在谈话中说我是“甘肃圣人 ”。
  丑、受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公民在国际间的待遇1.往它国前，必须有它国医生的检验证明书。领取入国证时，在它国领事面前，除答问满意外，还要举手发誓。记得去美时，水程经过檀香山，同船者大都下船往岛上看风景（据称有五色鱼等奇物），我也随着要去，守舱门者不许；我指着一个缅甸学生说：“为什么准他去，不准我登岸？”守舱门者说：“他是英国保护的缅甸公民。”我才知道我们不如保护国的人民。2.入它国前，在船上要本国领事证明，要检查行李，要回答一切询问，要看身带多少它国的货币等等。3.入它国（专指美国）后，在表面上对待留学生和它国的一样，而他们自己谈话中，对我们有轻视污辱的代名词（在大城市留学不长久者大都不知），如“黄色 ”、“尾巴 ”等等。4.回国登岸，还要外国人（我遇到的是日本人）主持检查行李。记得一日在黄浦江岸上沿着人行道散步，一个印捕，头上缠着白布，手里拿着指挥棒，不准我走，着我下去在马路上走去。5.治外法权的可恶。回国前，把些旧书邮寄河南渑池县一个张同学家里（事先请他通知家里人收存），以其通火车，能寄，也便于回家时取带也。及回北京、回甘时，路过该县去取，才知道两箱子书还在汉口美国教会里放着。遂亲身往汉口取书，至则知是一个美国不讲理的牧师糟踏了。他自己拿了些，给别人了些，剩下的只有三四十本不好的了。质问其故，他说：“我以为你已死了。”不但这样，他还要寄放书箱的管理费。不得已，提起诉讼，法庭以人家有治外法权，不能接受，遂向美国驻汉领事馆起诉。当问案时，该领事还责备我把 “汉口市都轰动了 ” “这是愚蠢的动作 ”云云。仅令对方不可索要管理费，着，我把所余的书取去而已。世间岂有此理，竟有此事！治外法权国之人民与半殖民地之人民相比就是如此。
  寅、回忆作结求学时，自觉资质鲁钝，惟尽心力而为之，仍是学不好。从政以后，自知能力差，短于语言，只能在恪守法制，恪尊党政上级命令，对利国富民事业，知无不言，行无不力等方面，诚心诚意地努力为之。生平没害过一人，没妄费过公家一文钱，没贪污过公家一文钱，作风本着北大林琴南先生所赠的 “爱国、卫生、好学、勤俭 ”8个字。知我罪我，非所计也。1968年9月（转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 ·1992年第一辑》）爱国知识分子赵元贞穆长青赵元贞博士系甘肃省正宁县人，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是对甘肃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
  （一）赵元贞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3月某日，卒于1974年4月5日终年95岁。他的生日，之所以说为 “某日 ，”是由于他历来，不愿意家人或友人给他祝寿，故讳而不彰。
  赵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清贫。他小时候在当时正宁县城（罗川）读私塾，一回到家里就参加各种劳动，诸如锄草、耕地、割麦、扬场、喂牛等类农活。大约在他17岁的时候（也就是1896年）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这所学堂的地址即后来的兰州一中，当时校长是刘尔炘（字晓岚）。由于家境贫困，他一边就学，一边做帮工，以每月的微薄收入作为膳食和文具费用。他在这个学堂念了6年，毕业时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北京 “京师大学堂 ”学习地质专业。这一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赵元贞求知若渴，学习非常勤奋，他不但努力学习地质各课，而且努力学习英文，还曾常常去译学馆向蔡元培先生等著名学者请教。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从这年起，蔡元培担任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1913年夏，赵元贞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由于学业优秀，被确定为中国公费留学生之一。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乡与亲人和友邻告别，然后到北京统一出发赴美。抱着 “实业救国 ”和 “教育救国 ”的理想，回味着蔡元培先牛临行前勉励他们留学生的话，心情非常振奋。
  赵元贞进入美国柯州大学（现称 “科罗拉多大学 ”）采矿系，学习了6年，1919年毕业，获“采矿工程师 ”职称，并在矿上实习。但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冶金系进修深造，一年后结业，获“冶金工程师”职称。他又进入匹兹堡大学研究班，经过一年的研究，写出了重要科学论文《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并在答辩会上顺利通过，获得匹兹堡大学冶金学博士学位。1922年10月，赵元贞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国，原希望能在地质和冶金部门从事业务工作，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得知他回国的消息，便以 “赵元贞公费留学是甘肃省名额，学成后应回甘肃 ”为理由，向北京拍电报要赵元贞回省。赵元贞回到甘肃，陆洪涛任命他为教育厅厅长。赵元贞参加了甘肃省矿产普查，取得了显著成绩，陆洪涛又改任他为甘肃省矿务局督办，不久矿务局改称实业厅，又由实业厅改称建设厅，他担任建设厅厅长。赵元贞在官僚统治下深感当局不为人民造福，既不给钱，又不给人，也不给机器设备，建设事业无法开展，还不如办教育，便要求从建设厅调回教育厅。后来又弃政教书，先后在甘肃学院和甘肃农业学校讲授化学、物理、地质、土壤、英文等课程。1933年他在甘肃省禁烟委员会担任常委。1939年国民党行政院简派他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在参议会工作期间，竟发生了秘书长印鉴被盜的事件。1943年参议会改组，他离职专任私立志果中学校长，专心致志办学。1950年，赵元贞被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省教育厅副厅长。后来又担任了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直到逝世。
  （二）赵元贞一生的贡献，主要在教育和采矿方面。
  他在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副厅长的几次任内，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稳妥持重。他不倡有多年从事教育行政管理的经验，而且有在高等学院和专科学校任教的经验，他把二者融合一起，对于做好教育领导工作大有裨益。赵元贞在筹办、主持兰州志果中学（以后改称兰州二中）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务实精神和革命毅力。志果中学原是兰州八社筹款支持的私立中学，赵元贞自担任校长后，全力以赴，事必躬亲，一心一意办学校。由于是八社筹款，经费常苦不足，甚至有时维持不下去，赵元贞把自己在雁滩北面的一片沙地（今甘肃教育学院和二中农场）全部捐给学校，连广武门自己的一院房子也捐献出来。正因志果中学是民间筹办的，又有赵元贞和一些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为学校献力，民主气息比较浓厚。一次，国民党省政府免去了赵元贞校长职务，准备换成他们的心腹，但 “新校长 ”还没有上任，志果中学学生就在家长支持下自发地表示反对，当局没办法，只好收回成命，又恢复了赵元贞的校长职务。解放后，志果中学改名 “兰州市第二中学 ”赵元贞继续担任校长。在他当了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以后，特别是50年代末期，有些朋友鉴于他年事已高，曾劝他辞去二中校长职务，但他却不肯辞掉。不仅因为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对这个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同时还因为他深知直接参与中学管理的经验有益于他所担任的省教育厅领导工作，有益于从理论到实践指导全省教育事业特别是中等教育事业。解放前的志果中学教职工数十人，学生达数百人，解放后的兰州二中，1966年前教职工达到113人，学生达到1700多人。这个学校的发展，饱含着赵元贞先生的心血。解放后的20多年间，特别是 “文革 ”前的17年，赵元贞以七八旬的高龄，还一丝不苟地坚持到二中上班和理事。他不但关心学校的教学、设备、修缮等事情，而且关心教员和学生的衣、食、住、行。他下班很迟，常常是夜幕降临才出校门。赵元贞在探矿和冶炼方面的贡献，主要有3件事。一是写了《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二是发现了陇东石油（即今长庆油田）；三是主持进行了甘肃和宁夏的矿藏普查。
  还应提及，赵元贞先生在担任甘肃省政协领导职务期间，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常常为教育事业呼吁，并且重视和支持甘肃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编审工作，还亲自动手撰写史料。
  （三）赵元贞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这就是爱国、忠厚、正直和淳朴。
  他留学回国前，一些美国师友曾再三挽留说：“别回去吧，在中国能干些什么呢，我们欢迎您留下来，这里有很好的设备和条件，它可以使您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再说，中国生活苦，您在美国已经9年，这里的生活也习惯了。”赵元贞平时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辞令的人，对别人的话不同意常常只是微微一笑，但这次他却激动地回答：“不行！我要回去。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土，9年来我一直在怀念着她！正因为她穷，才需要我们这些学得了知识的人去振兴。我过去在京师大学堂，许多老师都曾是留学生，蔡元培先生也是留学生。我应该学成而归，把知识贡献给祖国。”他的师友们听了这充满激情的肺腑之言无不惊叹，便不再劝他了。
  赵元贞先生事业心很強而不追求做官，胸怀坦荡，不忮不求，只想办教育、办实业，把探矿和冶炼技术运用于开发贫穷的西北。他虽然几次任过行政职务，但总是为了通过本职工作而推动实业。他曾主持办理 “矿师养成所”，就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发展矿业。
  赵老埋头读书，埋头事业，不善交际，旧社会逢年过节，应酬亲朋、上司、同僚、同学和同乡这类事情通常是在所难免，但赵老对此非常淡薄。他每逢春节等一些传统节日，如果出门，只是去看望慕少堂（《甘宁青史略》作者）或刘尔炘等极个别的师友。他在担任行政职务期间自奉清廉，终身两袖清风。由于他是明朝著名清官赵仲一的后代，因此故乡人民称赞他 “有乃祖遗风 ”。赵元贞习惯步行，喜欢运动，不爱坐车，不讲排场。解放后他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本来组织上为他配备有小汽车，但他上下班常常是安步当车，我们劝他乘车时，他总是微笑着说 “我习惯步行 ”。这是他爱好运动、作风朴素的表现。他还喜欢登山，经常在星期日攀登五泉山或白塔山，直至80高龄仍然坚持不衰。赵老之所以能享95岁高寿，并且始终精神健旺，记忆清晰，和他喜欢运动、冷浴，坚持登山是大有关系的。赵元贞日常生活非常俭朴，食止果腹，衣止御寒，不吸烟，不喝酒，很少吃肉。他穿的一套呢制服是他在20年代做的，竟一直穿到去世。
  赵元贞二三事郭根合整理弃商立志苦读书赵元贞幼时过继其二叔父为子，时二叔父在阶州（今武都县）任训导，多年不曾回家，唯元贞与婶母相依度日。婶母淑慧贤良，为人谦和，对元贞的教育甚严，从小就送他到私塾上学。由于婶母的良苦教诲，加之元贞笃志好学，学习成绩在私塾学生中一直名列前茅。元贞考取秀才后，因家境清贫，迫使辍学，只得在家帮婶母料理家务。胞兄元亨为他购置了日用杂货箱担，叫他转乡叫卖，以图生计。但元贞早有大志，不愿以此为业，往往担上货揎在地僻人少之处稍转片刻便回家中。一天，他在回家途中，远远看见一位同学站在路旁，顿时感到堂堂7尺之躯以此为业，实在愧见人面，故而担着货担从小路绕道回家。从此弃商从儒，立志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
  荐用人才唯德行解放前，赵元贞曾任省教育厅厅长，并于1930年3月担任了省政府委员，有一定的权力。但他秉性耿直，从不偏亲厚友，安排私人，荐用人才特别注重德行。他的胞兄赵元亨曾赴兰州，想让元贞荐他做官。元贞深知其兄品行不正，爱占便宜，因此迟迟未作答复。其兄在兰州等待了一个多月尚不见动静，情知元贞不允，便声称时间长了，想回家去，以试探元贞。不料元贞并未挽留，而是问他需要什么，元亨说，有好点的眼镜买上一副，元贞就用43块银元给他买了一副眼镜。又问他还需要什么，元亨说，天气冷了，想买一件皮褂子，元贞便用37块银元买了一件皮大衣给他。再问他还需要什么，元亨看到做官无望，再也无意要什么东西了，没几天就回了老家。元贞的族弟赵秉章才学出众，为人正直，到兰州请元贞给他找一适当职业。元贞说，职业有的是，但你须立一保证，一不抽大烟，二不当贪官。赵秉章写了保证之后，元贞即任他为陇东17县的督学。
  正气凛然拒法官赵元贞任兰州志果中学校长期间，学生因看戏和剧院发生了纠纷，损坏了一些东西，剧院诉讼到法院，法院派法警传讯学校校长到庭接受审理。第二天，赵元贞按时到了法院，等了约两个小时，还不见法庭传唤，便向法警询问原因。法警说，法官今天有事不能开庭了，你明天再来。次日，赵元贞又到法院等了约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开庭。他又问法警，今天为什么又不开庭。法警说，法官正在抽烟，你再等一会。赵元贞便说，法官不按时开庭，不够当法官的资格，这样的人怎么能为百姓办案呢，你们告诉他，我再也不来法院了。说罢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这事传到法官的耳朵里，法官自知理亏，再也没有传讯赵元贞，官司就此不了了之。
  魂系桑梓泽斯民赵元贞一生热爱故乡，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民国十九年，他给村里捐赠银元300块，资助建起了小学堂。当时，这个学堂是永和第一所公学。村邻不论是谁只要求奔于他，都热情接待，帮助解决困难。罗川五王庄高维元，榆林子镇文乐村江涛等曾去他处，他除热情安排食宿外，还资助了回家费用。除此，他还让其胞兄带回银元300块，接济村上遭受天灾人祸的人家。类似为人排难解忧、慷慨解囊的情况，在赵元贞的一生中是不胜枚举的。
  （赵宗贤、赵大昆提供资料）记三位为民做过好事的县长雷鸿轩编者按：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吏制混乱，政治腐败，但是心怀正义、为玫清廉的仁人志士还是屡见不鲜，雷鸿轩委员所撰写的《记三位为民做过好事的县长》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们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借鉴历史人物的长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张文明为民请命张文明，山东临清县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性情坚毅，体恤百姓，不畏強暴，有义士之风骨。民国十八年（1929年）冬，受命署理正宁，为民国时期第20任县长。当时，适逢正宁灾荒大饥，盜匪四起，饿殍遍野，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前任县长李剑泉在旧县治罗川被戮，金库被抢。张文明到任后，于次年3月将县治迁往山河镇，立即澄清吏制，修葺城垣，赈济百姓，鼓励农耕，减免赋税徭役，深为县民所感戴。
  时陇东军阀陈圭璋部新编十三师驻平凉，统辖陇东，不顾百姓死活，不断摊派粮款、军服，张以正宁遭饥荒匪患为由，抗交粮款，拒服徭役，遭到陈部多次责难。张又多次上书陈圭璋，陈述缘由，触怒了陈圭璋，于是将张调灵台县任职。消息传出，县民哗然，各区百姓自动聚集县城山河，再三挽留未果。故派专人前往西安，制作了 “万民伞 ”上书 “清正廉洁，勤政爱民 ”8个字。离任之日，百姓万人集，结相送，请求张脱靴留念。因张未穿靴，故尔将县城药王庙（今县物资局院内）内药王木雕偶像的靴子脱下，制作了木框，将其悬挂在城西门外（今水利局门前）的戏楼前檐上，时达数十年。张文明至灵台后，面对灵台饥荒遍地，百姓困苦，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现状，千方百计减轻百姓负揎，减免差徭，使民休养生息。当时陈圭璋新编第十亚师第三旅所部驻灵台，旅长杨抱诚生性暴戾，对百姓疾苦置若罔闻，强行摊派额外服装费1万元。张即电告陈圭璋，述说灵台百姓生活之艰难，请求取消。函电往返多次，终无效果。杨抱诚于当年10月派王辅函协同该旅驻灵台营长张兆儒威逼勒索，张文明据理力争。10月11日晚，驻军将张吊拷毒打，张坚强不屈，愤怒斥责。次日凌晨，驻军诡称将其解往平凉，到东城门外时，将张枪杀。灵台百姓纷纷捐款集资，购买棺木，收敛遗体，寝灵于东岳王庙中。远近百姓携带香烛，前往祭吊者络绎不绝。消息传到正宁，县民实感悲痛，泣不成声。
  民国二十年春，其子到灵台搬柩，因家庭贫穷，地方人士集资700元，襄助运柩还乡。张文明一身正气，为民请命，惨遭屠戮，到现在仍深为正宁、灵台百姓所怀念。
  蔡则沈两袖清风蔡则沈，湖南人，生卒年月无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奉命莅任正宁，为第24任县长。任职期间，洞察百姓疾苦，不同恶势力合污，体恤百姓，耿直清廉，广为正宁人民所称颂。
  蔡则沈到正宁时，由于屡遭战祸、军警相扰，县府不能尽其责，职员四散自顾，只剩蔡并伙夫2人。城中陇东驻军设有 “军粮所 ”专门负责催收、管理、运送军粮钱物，不断摊派粮饷差役。，上边的催粮委员接踵而至，县政府住满了催粮委员，院中拴满了马匹。这些委员们整天向群众逼粮要款，鞭打绳拴，人民叫苦连天，日无宁时。蔡到任第二天，就被委员们催逼，携印下乡催粮款。他在乡间亲眼看到百姓吃菜咽糠，但墙上贴满了派征的粮款条子，数量之大，名目之多，令人瞠目。面对 “身无御寒衣，家无隔夜粮 ”的百姓，蔡不愿为虎作伥，勒索百姓，回到了县城，推拖相抗。他看到军粮所主任兀某整天带着太太吃喝玩乐，极其愤慨，便写了 “兀主任抱嫩婆娘，穿红袄，着绿裤，日日夜夜谐鱼水；老百姓掉伤心泪，卖儿子，鬻女孩，朝朝暮暮送军粮 ”楣语 “花天酒地 ”的对联讥讽，触怒了兀主任及催粮委员。，他们逼蔡愈甚，使其走投无路，跑到了县教育局躲避，不料委员们跟踪撵来，蔡忙躲到后院磨房的面柜中，还是被搜了出来。后来，实在抗不住了，便请求县商务会会长张振襄在各商号店铺借贷了1万元白洋，代交了上派的军款。
  蔡到正宁不到半年，整天被逼着催粮要款，催收的粮、款全部上送平凉，给县上一点不留，蔡在县城的生活没有办法解决，有时便到乡里混饭吃，实在忍受不了，便向省上提出辞呈。消息传开，个别地方绅士却落井下石，以清算帐目为由，想乘机敲竹杠。谁知蔡为官几月，两袖清风，不但没有积蓄，就连起程的盘费也没有。离任时，由特税局师爷史梅轩资助大洋30元，并给雇了脚户，送蔡至陕西长武上汽车。蔡到长武后，给史梅轩写了致谢信，并在信的背面题了 “来正宁一尘不染，到长武两袖清风”的对联，托脚户带回。
  蔡则沈署理正宁期间，廉洁方正，体爱百姓，受到县民一致称颂。时至今日，仍有健在的老者感叹，蔡县长确实是个清官，不但没弄正宁一文钱，就连自己的肚子也混不饱，在当时的社会里实在难得。
  孙宗廉惩恶扬善孙宗廉，山西安泽县人，生卒年月无考，北平大学政法系毕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奉命任正宁县长，二十八年离任，为正宁第29任县长。孙宗廉署理正宁期间，澄清吏制，惩治腐败，建校兴学，兴修道路，维护国共合作，深入群众之中，秉公办案，惩恶扬善，是民国时期一位颇有作为的县长。
  孙宗廉到任后，首先整顿吏制，遣散了原有贪官污吏，张榜招收县府职员十几名，改旧班房为科室，设立政务警察；下令取缔旧衙门的陈规陋习，严禁县府职员勒索百姓财物，收受贿赂；取缔了牙、斗、屠宰行担负的衙门行佣；倡办地方自治，在各乡设立区公所，所下设乡约，后改为保、甲；遍布告示，禁烟禁赌，革除恶习。为了彻底禁烟，他带领职员，经常下乡到户检查，有时昼夜不停。相传一天夜里，孙到乡间巡查，发现一农户家中的灯光一直亮着，他怀疑非赌即是偷吸鸦片。于是便到这户百姓的门外长时间静听，不料窑里忽然传出婴儿啼哭声及妇女的呻吟声，方知是这家夫人在牛孩子。第二年的这天，孙特意到这户农民家中，将其孩子认作干儿。
  孙宗廉在任期间，积极兴教、修路、植树。先后修建了永和、岭上（今永正）、纪村（后改纪纲）、平子小学，并在各乡设立了 “民众学校 ”，帮助农民扫盲；拓宽、修整了山河至平子、永和、榆林子公路及各乡间的道路，在路旁植了柳树（到解放时，部分柳树还繁茂地生长着）。他积极维护国共合作，经常到边区的湫头、第家川走访，还邀请边区的 “八一剧团 ”到山河演出，宣传抗日。成立了 “抗日救国会 ”，积极训练地方武装，用于抗日自卫。他严格吏制，不畏強权，不徇私情，惩恶扬善，县民称颂。省派军训教官廉绍唐挪用、贪污经费，孙派人查帐时，廉以自己是省派人员自居，认为县长无权管理，拒绝查帐，孙便宣布停其职务，并戴上镣铐派人送回省军管局司令部审理。省派农贷员3人，吃喝嫖赌，孙几次责令改正无效，于是解送上省请求惩治。县党部书记长赵某，作风不正，玩弄女性，吸食鸦片，屡教不改，与娼妇姘居时被警察抓获，在街上示众后送回省党部处理。
  孙宗廉办案公正廉明，任期内发生的重大案件，都亲临现场，认真察看，深入群众，了解真情，不轻信妄断。当时罗川的朱家川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刑警审理多日未破。孙即亲自去现场察看，断定是一起奸杀案。但死者之妻狡言诡辩，一时难明，孙便将其妇带回县城，在县府开堂审问。他利用其思想迷信，假言自己己和阎君相约，阎王令判官前来协助审理，午时三刻就到，令其据实招供。时，恰有风起，从门口吹到堂上。孙借机发挥，便说判官大人到了，妇人见状惊恐不已，面如死灰，道出了自己串通奸夫杀害本夫的实情。孙当即派人抓回了奸夫，审问后，果与此妇口供相符。人均被处以极刑，就地正法。永正某村的一妇人与人相奸，合谋枪杀了本夫，将尸体放在炕上，挖倒山墙，谎称山墙倒塌，丈夫遇难。但其与人相奸之事乡邻早有传闻，其丈夫死因不明，众人忿忿不平，告到县府。孙派人到现场审理，仍未破案。于是他便心生一计，假扮一江湖郎中，身穿长衫，手拿串铃，令一差员挑着担子，装了草药等物，并带了一台留声机，2人同时到发案村庄私访。到村后，拣一空地摆开药摊，放开了留声机。村中妇幼皆视其新奇，聚集而来，有看病的，有问脉的，还有凑热闹的。孙佯装大夫，边看病，边与人啦闲，从中了解到了事情的真象，并知道了奸夫淫妇的幽会之处。于是便收拾药摊，到死者家中，经过细心验尸，察看现场，发现死者身上有枪伤，炕席下有血迹，确与百姓传说吻合。之后又找人带他到村边一个破窑里察看，发现窑中有炕，炕上有破席，炕下有新灰，似有人常来；再看洞口的灰，似有带状拉过的痕迹，便令人检查，从炕洞的灰中查出了一枝步枪。于是便将其妇带回审讯，其妇见孙已掌握底细，抵赖不过，只得据实招供。
  孙宗廉为官清正，秉公执法，勤政廉明，受到正宁人民的称赞。离任时，县民留恋不舍，为之送行，赠送了 “万人伞 ”，上书 “公正廉明，包公再世 ”8个字。时至今日，有关孙宗廉的传说仍然随处可闻。
  王振海状告赃官罗绳彭秉邦整理王振海，正宁罗川城关村人，生于1893年，耕读传家，以农为业。他生性豪爽，为人正直，胆量超群，敢说敢为，好抱打不平。中年时期，受陕甘边区工农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正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郭廷藩八拜结交；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曾被群众推举为 “民众代表 ”。他为民请命，挺身而出，指控污吏，状告赃官，舍身取义，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他的事迹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冲淡，至今仍然在正宁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和颂扬。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党正宁县第22任县长罗绳奉甘肃省政府之命，带领10多名亲友朋党前来正宁走马上任。罗在任职期间，重赋宰割，贪赃枉法，肆虐尤甚，置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大征所谓 “烟亩罚款税 ”，群众种一亩烟征收罚款税白洋50元。罗绳还把他带来的亲友大部分都安插为 “催款委员 ”。这些 “催款委员 ”下乡到户，敲诈勒索，打骂群众，贪污受贿，多算面积，高收，税款；和罗绳串通一起，欺下瞒上，多收少报，共贪污白洋1万多元。全县人民怨声载道，万众疾呼，要和罗绳算帐。对罗绳的贪财行径，王振海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时值工农红军组织赤卫队，活动在湫头、永和一带，首先杀了恶绅赵元亨、地主 “李半川 ”，接着又杀了一批无恶不作的 “催款委员 ”，其中有7人就是罗绳的姑表兄弟及其亲友。罗绳见状惊慌不安。王振海抓紧时机，以“民众代表 ”身份向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立即组织人力，清算全县 “烟亩罚款税 ”的回收款项，上缴帐目。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只得勉强接受群众意见，指派绅士张鹤龄、巩崇文等人负责清算全县 “烟亩罚款税 ”的收缴帐目。可是，清算刚开始，罗绳就借故去平凉治病，溜之大吉。
  罗绳溜走后，算帐中止了。但正宁人民对这个搜刮民财的赃官并没有息讼，大家一致要求王振海代表民众去兰州省政府告状。在那时，民要告官，难于上青天。可王振海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义愤填膺地说：“我王振海生在正宁，长在正宁，为正宁人民办事，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王振海的举动，不但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同时，也得到了正宁各界仁人志士的支持。由当时的正宁县教育局长于国藩等人捐助费用，王振海和罗川五王庄小学教师张明选一起上省告状。谁料，罗绳闻讯，当即赶赴省城，求亲拜友，金钱贿赂，打通关节，以求保护。
  在黑暗的旧社会，“兰州正宁都一样，到处都是乌云遮太阳 ”。王振海、张明选身背控告罗绳 “搜刮民财、贪污税款、欺压良民 ”的举报大状，爬山涉水，徒步1800里赶到省府兰州。可是，人地两生，告状无门，诉说无主。他们曾3次闯入国民党甘肃省高等法院，都被赶了出来。其结论是 “诬告父母官，必是刁民无赖，驳回原诉，令其回乡，严加管教 ”。逼得王振海走投无路，只得含冤返乡。“树欲静而风不止 ”。王振海回到家中不久，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就派人将王振海押到县政府，审问其 “诬告 ”县长 “罪行 ”并责令其安分守法，不准告官。王振海满腔怒火，当堂争辩，，列举大量事实，义正词严地回答：“不告赃官，民愤难平！”说得县府官员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只得放行。从此，王振海下死决心，豁出一条命，也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于是，第二年王振海又第二次上省城告状。这次到省城共两年时间，受尽了羞辱和讽刺、嘲笑、挖苦、咒骂、碰钉子、带铐子、挨扳子等。但他坚韧不拔，宁死不屈，在兰州卖水糊口，坚持告状。王振海这种不畏强权、敢于碰硬的铁汉子精神，一时轰动了省城，得到了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赵元贞等上层有识之士的同情、支持和资助。后几经周折，王振海的举报大状才呈到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手中。一时，王振海卖水告赃官的义举，在兰州声名大震。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引起重视，立为专案，委派7人来正宁调查。经过明察暗访，清算帐目，内查外调，真相终于大白。罗绳贪污 “烟亩罚款税 ”1万白洋属于事实，王振海的大状举报绝非诬告。事实虽已查明，但处理时却又官官相护。省政府第一次决定将罗绳免职，王振海不服；第二次改为撤职，王还不服；直至第三次判将罗绳撤职查办，关押3年，责令退出赃款白洋7000元（因当时正宁乃至陇东大部分学生都在平凉上学，这笔款拨给平凉柳湖师范建校支用），王振海方息讼返乡。
  王振海两次上省，三年告状，历尽艰辛，终于告倒了赃官，伸张了正义，人民大众高兴万分。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官吏对他却恨入骨髓。王振海回县后，他们借故生端，打击报复，咒骂 “好人不告官，告官没好人 ”并扬言 “不除王振海，难为正宁官 ”，逼使王振海背井离乡，，在陕西三原开药材店度日。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正宁县第30任县长董寄虚以 “通共 ”为名将王振海和山河镇地下共产党员屈则伸一起枪杀于正宁县山河东坳，时年王仅50岁。（资料提供人：雷鸿轩、王秉德、王伟、王万奎、张俊治、王治民、彭光照、张维华、赵德俊）张百忍搬城隍办学堂赵德俊张百忍，字济堂，正宁县罗川城关东街人。少时聪敏过人，12岁小学毕业，当吋被誉为正宁 “三大神童 ”之一。当他在平凉柳湖师范求学时，抗日战争爆发，为酬救国救民之志，他毅然投笔从戎。后因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山河沦陷，他一气之下，解甲归田，重返故里。
  他回到故乡罗川后，目睹乡亲们虽然辛勤劳作，但依然贫穷困苦，民风虽然淳厚，但是大众愚昧落后，儿童求学无门，文盲祖祖辈辈。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兴办教育，开启民智，极端重要。但原仅有的一处学校，房屋狭窄破败，学生拥挤不堪，实在难以为继，致使许多志于读书、渴求知识的儿童无学可上。如何扩展校舍，广纳学生，使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一时无计。
  一天，他无意中步入西街城隍庙，眼见东西两廊十殿阎君的泥像一个个呲牙咧嘴，形态古怪；大殿上烟火缭绕，钵罄叮咚，有几个人跪在地上苦苦哀祷，求神保佑。心想偌大庙宇，空旷阴森，虽然香火不断，但是何益于民？这时一个念头跃入他的脑海，“搬掉城隍腾出房子，既可破除迷信，又得办学场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也 ”。
  张百忍搬城隍办学堂的设想得到当局的大力支持。1938年，他被正宁县政府任命为罗川小学校长，上任后于1939年即行破土动工，搬神建校。
  在那神权统治森严，迷信活动猖獗的年月，谁在 “城隍爷 ”头上动土，即被视为大逆不道。人们一听张百忍要搬城隍爷办学堂，有的惶恐，有的咒骂，有的劝诫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公然散布，“城隍爷怎么敢搬？谁搬谁不想活了 ”。搬神像时有的溜之大吉，有的袖手旁观，有的畏葸不前，谁也不敢动手，生怕城隍爷显灵降下罪来，祸及身家性命。唯有张百忍毫不动摇，更不退缩，始终站在前面，一边宣传教育群众，一边拿起镢头亲自动手。他先把绳拴到丈把高的城隍泥像的脖子上，率众用力拉倒，接着把所有泥像一一搬出，倒入小河沟河水中。什么城隍、阎君、小鬼、判官，顿时变为泥土。经过数日的紧张施工，维修改建成教室5座，办公室1处，教师、学生宿舍23间，一所拥有45间房屋的崭新的学校落成了。从此，在这里传出的不再是钵声、罄声和祈祷声，而是歌声、笑声和读书声。
  张百忍任罗川小学校长期间，办事勤敏，治学严谨，严以律己，一丝不苟。他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给学生订阅报纸，还给家庭贫寒的学生购买书籍笔墨。在他的感召下，教师也个个精神振奋，认真执教。学生由原来的140余名猛增到360余名。学校越办越好，得到正宁各界人士的普遍赞扬。
  正当他为地方教育呕心沥血之时，不幸身患疾病，竟然一病不起。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乡亲、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大家都盼望他早日康复重返校园。可惜事与愿违，1942年8月14日，噩耗传来 ——张百忍先生与世长辞了，终年仅43岁，身后1子，仅满8岁。乡亲们奔走相告，扼腕叹息，都为他过早地离开人世痛哭流涕。
  为了颂扬张百忍的办学功绩，正宁县县长董寄虚为他隆重举行了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这位冲破世俗，兴办教育，惠及梓里，造福后昆的仁人志土。张百忍先生虽然已逝半个世纪，但他的精神和业绩却永远铭记在正宁人民心中。
  郭廷藩同志生平传略王长明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政协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郭廷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9月28日13时30分在其故里逝世，享年88岁。
  郭廷藩同志1905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塬乡岘子村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4月参加革命，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正宁县早期党员之一，也是正宁县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郭廷藩同志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后毕业于正宁县国民小学。他生性豪爽，有胆有识，爱交朋友，好抱打不平。30年代初，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子午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领导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这一举动犹如一声春雷，触动了郭廷藩同志的心灵，使他思想上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1932年春，张仲良领导的三路游击队在子午岭山区开展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便主动地向游击队靠拢，积极为游击队开展活动提供服务，后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被游击队发展为正宁地区首批地下共产党员。次年10月，中共正宁支部成立时，他任支部统战委员兼农会会长。从此，开始了他为革命、为建设事业奋斗60年的革命生涯。
  郭廷藩同志入党后，以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为党工作。当时，国民党正宁县民团中队长徐文德部驻防刘家店子，多次和红军游击队发生冲突，成为严重障碍。郭廷藩同志利用过去和徐有金兰之交的关系，独闯敌营，晓之以理，陈述利害，使徐部保持中立，不干预游击队的活动。驻防马栏的宜君县民团沙秉彦部约100余人，不仅武器装备好，而且战斗力很强，对于红军游击队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威胁很大。郭廷藩、高学智、郭金奎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该部，既做沙秉彦的工作，又做下层士兵的工作，终于把这个民团争取了过来。他还想方设法和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张赞臣拉上统战关系，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在张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刺探敌情，搜集情报，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春，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设新正办事处，郭廷藩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其他领导成员一起，日以继夜地走村串户，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地下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仅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在沿子午岭山区一带，建立起12个党支部，并相继组建了湫头、三嘉、杨坡头3个区党委和区政权。同年8月，中共新正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郭廷藩同志任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为新正县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他又受党组织派遣赴淳耀县开辟新区工作。1936年初，东北军 “围剿 ”陕甘苏区，新正县全境失守，斗争昇常残酷。为了坚持斗争，巩固苏区革命根据地，郭廷藩同志奉命重返新正，先后任新正县独立二营政委、新正县委统战部长等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打击地主恶霸的 “反水 ”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吋期，郭廷藩同志曾先后担任新正县委书记、新正工委组织部长、新正县委统战部长、新正县保安大队长、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新正县县长等职。在这期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当时他身兼数职，事繁任重，但不怕艰难困苦，积极领导军民开展民主建政和大生产运动，使全县的政权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广泛宣传抗日政策，组织抗日兵源和粮秣供应，大力支援抗日前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郭廷藩同志仍任新正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职务。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举兵 “合围”关中地区，进犯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首当其冲。加之国民党马继援部烧杀抢劫，新正县一片硝烟焦土，村无宁日，十室九空，损失十分惨重，新正县党政机关被迫转移。为了尽快收复失地，2月中旬，郭廷藩同志奉命带领宣传部长张效良、保安科副科长姚振合秘密返回新正。他们昼伏夜出，偷越封锁线，深入敌后，串连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发动地方武装力量，先后组织起10个游击支队和马栏游击大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扰乱敌人，捕捉战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截击敌人运输队；围城攻寨，设伏袭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了不少胜仗，终于在是年底收复全部失地，重建革命政权。解放战争后期，郭廷藩同志被调离新正，随军作战，曾任中共陕西省路东工委书记兼路东纵队政委、黄龙二十二团政委、三原军分区副政委、三原专区专员。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郭廷藩同志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挥刀纵马，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毫不畏惧。
  郭廷藩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战士，他具有很強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1953年，他任陕西省宝鸡专区专员时，已是年近半百之人，加之由于长期战争生活摧残，久患胃溃疡，曾做过胃切除手术，健康不佳。但当时组织调他赴青海工作，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在青海高原，他安心扎根，忘我工作，整整奋斗了30个春秋。曾任青海黄南自治州委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委员等职。“十年动乱 ”期间，郭廷藩同志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林彪、“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1977年12月恢复工作后，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青海工作的30年中，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各族干部群众，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维护和严明党的纪律，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郭廷藩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功高不自恃，权大不谋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1985年5月离休后，他主动放弃组织给他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返回故里定居。其本意在于不忘记生他养他的正宁山山水水，不忘记浴血奋战的故乡热土，不忘记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乡亲。返乡后，他曾多次带领县上同志到掩埋过革命战士的山沟里寻找烈士遗骨，费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壑，配合地方政府，先后把4名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县烈士陵园。他还给30多名烈士遗属和流落老红军写了证明材料，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照顾。
  郭廷藩同志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在垂暮之年，依然发挥着光和热。为了不失时机地抢救珍贵的革命文史资料，他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出席地、县召开的座谈会，主动提供线索，并亲自撰写革命回忆录，帮助县上编写县志、党的组织史。在毗邻县淳化、旬邑、彬县、宁县至今留有他的墨迹和回忆录音。一位和郭老有过交往的同志曾用 “戎马倥偬陕甘边，勤政青海三十年，耄翁更知时光贵，只争朝夕写史篇 ”的诗句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他还经常奔走乡里，宣传党的政策，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谋献策。他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善解纠葛，为群众排忧解难。在返乡后的8年时间里，由他出面调解的民事纠纷就达300多起。他还是家乡中、小学校外辅导员，经常向青少年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郭廷藩同志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廉洁奉公，高风亮节。他是一位高级干部，医药费实支实报，但他从不购买昂贵药品补养身体。有病时医生开过处方后，他总要问一问价钱再取药，尽量少花国家钱，处处为国家着想，处处为国家节约。他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学校，为青少年购买图书，而对自己的子女、亲属则是严格要求。每当子女回家探望他，他总是叮咛再三：“我这里不用操心，你们是国家干部，要把干部当好，把子女教育好，不要忘本，不要特殊。”郭廷藩同志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奋战斗的一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一生。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深受人们的崇敬和缅怀。郭廷藩同志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后事从简，未开追悼会，但前来吊唁的人却络绎不绝，其中有干部职工，更多的是附近村庄的人民群众。1993年11月2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解晓平撰写的题为《岁晏花凋树不凋，一生肝胆为人民》的长篇通讯，讴歌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赵铁娃与电影《红河激浪》王长明60年代初，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战斗故事片《红河激浪》，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红军某部排长张铁娃受党的派遣，回到他的家乡陇东某山区红河岸边，组织发动群众，历尽千辛万苦拉起一支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同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针锋相对斗争的故事。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被那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无不被张铁娃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无不被张铁娃智勇双全、英勇无畏的英雄胆略所折服。影片中的主人翁张铁娃是经艺术塑造而成的革命英雄人物，然而其素材却取之于老红军、游击队长赵铁娃的战斗经历。
  赵铁娃是正宁县三嘉乡锦章村人，1913年农历9月5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他生得虎头虎脑，体格结实，父母给他取名铁娃。他的性格犹如他的名字，倔强刚烈。他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好抱打不平。1932年2月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部队在这里驻扎30多天，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赵铁娃和赵宏钧、梁秉德、焦富德等1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后来，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赵铁娃在该部当战士，随部队转战南北，在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1934年6月，红二十六军在高风坡与国民党军队马弓章部发生激战，部队伤亡惨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赵铁娃受党的派遣，回家乡组建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嘉原东靠子午岭，南临红崖子河（简称红河），河的南岸属陕西省旬邑县的辖地。这个地区是陕甘两省、旬正两县的交界处，紧靠子午岭，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
  赵铁娃回乡后，经过秘密串连，很快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隶属于第三路游击队领导，建制为三路游击队八支队，赵铁娃先后任支队长、指导员。1937年初，关中第四游击大队成立后，他又任大队长。1938年后，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蚕食边区，保卫抗日根据地，赵铁娃奉命调任新正县一区游击队队长，后又任警一旅四团二连连长。
  革命战争年代，赵铁娃带领游击队以子午岭为依托，出没于红河两岸，征战在正宁、旬邑、淳化、彬县等地，他们或昼伏夜出，偷袭敌营；或化装入城，撒标语，打黑枪，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佯装溃败，诱敌深入，一举歼之，闹得敌人束手无策，防不胜防。
  旬邑县民团团总万盈山，其父万某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恶贯满盈，几年前被游击队处决，家财被分。万盈山为报杀父之仇，在旬邑县无恶不作，坏事于绝，整日到处搜捕游击队的家属，杀害无辜百姓。一天，万盈山进驻底庙镇，下马后立即派爪牙下乡催粮要款。正巧有两个催款子的被游击队抓获，赵铁娃将计就计，让1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被抓来的老百姓，趁着黑夜直奔底庙镇。那两个催款子的，按照事先教好的话叫开了城门。入城后，直扑万盈山的住地。当时，万盈山正在拿一个良家妇女寻欢作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在赵铁娃的威逼下，他不得不命令30多名团丁缴械投降。1935年冬，东北军 “围剿 ”陕甘苏区，大兵压境，新正县首当其冲。为了掩护关中特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赵铁娃奉命带领游击队配合红二营扰乱敌人，打击敌人，阻滞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当时，永和镇的湫池沟和东庄村各驻扎着敌人一个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由红二营突然袭击，歼灭东庄驻敌。把打湫池沟增援敌人的任务交给了赵铁娃。是夜，赵铁娃带领百余名游击队员经过长途跋涉，按约定时间，悄悄潜伏在湫池沟周围。因该村房厦地方极少，敌人大都驻扎在地坑院或架板庄子的窑里，游击队利用人熟、地形熟的有利条件，采取分割包围形式，把敌人一块一块地控制起来。东庄战斗打响后，湫池沟驻敌火力无法施展，全被游击队封锁，成了瓮中之鳖。在一阵阵手榴弹声中敌人纷纷倒下，夺路而逃的，从沟崖上跌下去摔死的也不少。由于游击队的有力配合，红二营全歼东北军一个正规营，取得了东庄战斗的重大胜利。
  旬邑县井村有个大恶霸名叫郭相堂，奸诈狡猾，贪财好色，心黑手毒，和地头蛇马宏德勾结一起，狼狈为奸，网络了100多名地痞流氓，肆虐乡里，为非作歹，独霸一方。为了为民除害，一天深夜，赵铁娃带领游击队来到井村城下，架起云梯，登城偷袭郭相堂。不料一个队员不慎弄出了响声，惊动了城头上的哨兵。敌人哨兵鸣枪报警，郭相堂亲自指挥团丁，举高临下，猛烈开火。赵铁娃见难以取胜，立即指挥部队撤出战斗。游击队这一仗没有打胜，郭相堂更加趾高气扬，但赵铁娃并没有灰心，而是在谋划新的作战方案。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要消灭郭相堂这群亡命之徒，单靠游击队三四十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只有组织群众参战，造成声势，才能使敌人惊慌失措，防不胜防。决心下定后，赵铁娃将游击队员组成4个战斗小组，按照东、西、南、北摆开四面攻城的阵势，趁着黑夜，让动员来的群众按计划四下走动，呐喊助威。同时，又组织一批精壮劳力，利用有利地形向城内挖地道。拂晓时，地道挖通了，部分游击队员潜入城内，一个内外夹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罪恶累累的马宏德当场被击毙。打扫战场时，就是找不见郭相堂的尸体。原来游击队进城后，郭相堂见势不妙，化装成老百姓，趁着混乱逃出城外。但郭相堂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跑到旬邑县城向县长哀哀乞求，又要了一支人马，夸下海口若3个月内活捉不了赵铁娃，他就地自裁。不久，郭相堂带着四五十名团丁，在一家地主大院里安营扎寨。天落了一场厚雪，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如同白昼。游击队埋伏在距地主庄院不远的一条塄下边，赵铁娃和3名游击队员，头戴白毡帽，身穿羊毛朝外的大皮袱，借着雪的保护色，一直爬行到敌人哨兵跟前。两个哨兵顿时被吓掉了魂，还没叫出声，就作刀下鬼。赵铁娃一声呼哨，游击队员一涌而上，冲进地主大院，正在酣睡的敌人无一漏网，全部当了俘虏。1936年冬，关中特委决定整编地方游击队，成立关中独立营，经过整编，赵铁娃游击队仅剩下十几个人了。虽然人少，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英勇无畏，枪法极准，富有战斗经验。他们机智灵活地活动于红河两岸。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已停止了向陕甘苏区的进攻，但国民党地方上的一些恶顽势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红军游击队誓不两立。永和镇镇长姚秉辉，就是最典型的恶中之恶，坏中之坏。他经常派出密探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企图一举歼之。并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块大洋买赵铁娃的人头。一天，永和镇逢集，在赵铁娃的精心安排下，游击队员化装成各式各样的赶集人，潜入城内，执行各自的任务。大约中午时分，酗酗带醉的姚秉辉由两个 “黑狗 ”护卫着游逛大街，在一个卖柿子摊子上，吃了柿子不仅不付钱，还开口骂人，动手打人。那个卖柿子的人也毫不示弱，立即出拳还击。姚秉辉拔出手枪正要对准那人开火，不料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右手腕。原来，站在姚秉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赵铁娃。那个卖柿子的也不是别人，正是胆略过人的游击队员刘富奎。姚秉辉和那两个 “黑狗 ”很快被五花大绑起来，押出城去。随后追赶而来的敌人，又中了游击队埋伏，死伤多人，只好夹着尾巴逃了回去。
  第家川有个第老三，曾当过本村的乡约，人们叫他 “第乡约 ”，此人身高体壮，又会几路拳术。红军游击队打土豪时，他见有橫财可发，便假装积极，混进了游击队。后来，因贪财不足，马脚败露，为逃避游击队革命纪律的制裁，投敌自首，干起反革命的勾当，曾抓捕过我两名游击队员，受到国民党正宁县政府的奖赏。游击队员早就想除掉这个叛徒，因他行踪诡秘，屡次不能得手。一天黄昏，赵铁娃带领游击队执行任务归来，在罗儿沟圈一个紧转弯处和 “第乡约 ”相遇。当时，“第乡约 ”担着一担清油，正弓着腰急于赶路，没防备被游击队抓住。赵铁娃命令两名队员用绳捆起来，左右不离地看押着。来到宿营地，其他人都在安排做饭、住宿，两名看守人员也坐在窑洞门口休息，“第乡约 ”乘其不备，运足气力，猛一下挣断绳子，打伤哨兵，冲了出去。恰巧和前来查哨的赵铁娃碰了个满怀。赵铁姓急中生智，朝后倒退一步，右手紧握拳头，狠狠地朝 “第乡约 ”面部打去。由于用力过猛，“第乡约 ”被打得仰面朝天，赵铁娃扑上去又是一阵拳脚相加。待大家闻声赶来时，“第乡约 ”已七窍出血绝气了。
  正宁县自卫队在榆林子镇马槽沟一个古城堡里设有一个小型兵工厂，有10多名工人，修造兵器。县自卫队总队副队长先某振他的弟弟带着一排人驻扎在那里负责监工、看护。为了捣毁这个兵工厂，一天，赵铁娃穿得破破烂烂，挑着货担来到兵工厂门口。名为卖货，实则察看地形，不料被前来督查工厂的先某抓住，经再三盘问审查，虽然没有发现可疑迹象，但还是没收了他的所有货物，并处罚在厂内做一个月苦工。赵铁娃听从吩咐，他不仅手脚勤快，而且待人和气，又会顺情说话，很快就和工人们混熟了。他从工人跟前打听到，先弟前不久娶了个小老婆，每晚都要回家去睡觉。有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趁哨兵上厕所的机会，悄悄溜出城堡，在一块庄稼地里刨出了他事先埋下的手枪、手榴弹和一把短刀。更深人静之后，赵铁娃攀上先弟家围墙外的一棵核桃树，隐蔽在浓密的树叶里，仔细观察院子里动静。先弟和小老婆的说话声他听得清清楚楚。房子里的灯熄了，过了一阵，便传来先弟拉鼾的声音。这时，赵铁娃攀着树枝越墙而过。当他上前准备弄开房门时，一只大黄狗突然从后院窜出，向他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赵铁娃飞起一脚将狗踢翻在地，紧接着一刀捅向狗的胸脯。在惨叫声中，狗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先弟的小老婆被狗的惨叫声惊醒，连声呼叫。事不宜迟，迟则有变，赵铁娃即刻破门而入，扑向先弟。先弟的小老婆被这突入其来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欲喊无声，欲哭无泪。赵铁娃原打算活捉先弟，作为人质。他怕时间拖得长了惹出麻烦，自己不好脱身，于是手起刀落，结束了先弟的性命。
  先弟被杀，先某气得火冒三丈。派人到兵工厂去寻找那个被抓的汉子，早已不见人影。他断定其弟是被游击队所杀，马上纠集人马，要和游击队决一死战。
  连日来，先某马不停蹄地打听游击队的下落，但一无所获。无奈，派兵四处设卡，盘查行人，滥抓无辜。先弟被杀的第三天深夜，先某正坐在榆林子镇公所挖空心思地盘算如何复仇。突然间，西北方向枪声大作，激烈异常。先某报仇心切，亲自指挥自卫队出去，游击队朝着长乐原边打边退，自卫队穷追不舍。没过多久，赵铁娃带着两个游击小分队出现在马槽沟。他先让一个战士装成敌人的传令兵，假传先某的命令，让看守兵工厂的那一排人，全部出动，追击游击队。随后，让一支小分队尾随其后，在中途设下埋伏，打先某的伏击。另一支小分队，由赵铁娃亲自带领，叫开兵工厂门，在工人们的配合下很快将造枪机器拆卸下来，捆绑起来，用牲畜运往边区。
  游击队诱敌直至无日天沟畔，分队长刘富奎见调虎离山的任务已经完成，命令游击队员化整为零，抄小路赶运机器的驮畜，担任撤退的掩护工作。随后穷追而来的先某，此时方知中计，急忙命令自卫队跑步返回。结果途中又中了游击队的埋伏，死伤数人。1946年8月间，根据上级命令，赵铁娃带领游击队途径旬邑、淳化，赴关中接应南下归来、回师延安的王震将军。因南下部队出终南山后向西行军，没有接应上。返回时，为了躲开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翻山越岭，穿林过梢寻找小路而行。一天深夜，游击队来到淳化县西川，由于路径不熟，误入敌人防区。那里是个峡谷地带，东西两面不是起伏山岭就是悬崖峭壁，沿河床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通路。在一块咽喉地带，两侧均设有碉堡，构成交叉火力。面临这样的处境，赵铁娃焦虑万分，进退两难。如果強攻硬打夺路而过，部队势必伤亡过大，如果后退另选行军路线，时间是不允许的。因为离天亮只仅有两三个小时了，一旦折腾到天亮，游击队的兵力就会全部暴露，若敌人前后夹击，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赵铁娃虽然没有读过兵书，但多年的战斗经验使他懂得 “兵不厌诈 ”这个道理。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用 “大兵压境 ”喊话诈吓的办法解决面前的难题。他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折来树枝以壮军营，又把4挺机枪分成两个战斗组，各对准一个碉堡。然后，他开始向敌人喊话，“我是关中游击大队长赵铁娃，迎接王震将军归来，今晚路过此地，请把路让开。若同意的话，先把碉堡内的灯吹灭，再用手电在空中绕3圈。若不同意，你们就等着坐 ‘土飞机 ’。给你们5分钟的考虑吋间 ”。他一连喊了3遍。喊罢，他又声音十分宏亮地命令：“刘连长，让迫击炮瞄准目标，做好战斗准备。”关于王震将军挥师北上的消息，敌人已早有所闻。两个碉堡上大约驻着两个排的兵力。听到赵铁娃的喊话，两个带班的伸出头来，向外察看一番，见黑鸦鸦一长串，认准是王震的主力部队，自知不是对手，便按赵铁娃的吩咐，很快动作了起来。100多人的游击队稍时穿过了敌人的防线。最后，赵铁娃又向碉堡喊话，“弟兄们够交情，谢谢了 ”。天亮后，敌人察看现场，发现路上堆积着一大堆一大堆树梢，明知上了当，但谁也不敢向上司去报告。
  以上这些战斗故事，仅是赵铁娃戎马生涯中几则典型事例。关于他的英雄事迹，解放前后，在正宁、旬邑等地广为流传，广大人民群众把他当作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来褒扬歌颂。1958年冬，甘肃省歌剧团团长刘万仁为了编写一出革命斗争题材的剧本，来正宁采集素材。在采访过程中，赵铁娃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吸引了他，为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素材，在刘万仁的积极建议下，县上在当时的宫河公社召开了一次老红军游击队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赵铁娃和他的战友唐致祥、王德义、刘富奎、高武。会议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关立宪亲自主持。笔者有幸担任了会议的记录。座谈会历时11天。与会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全面、系统地回顾讲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又以见证者的身份真真切切地讲述了战友的战斗事迹，大家谈论的主题仍然是赵铁娃。根据记录整理，形成文字材料约3万多字。
  刘万仁根据所获得的素材，回到兰州后，放弃了原来写歌剧的打算，经和程士荣、吴乙磋商，3人合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红河激浪》。1963年秋，影片《红河激浪》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而成。
  《红河激浪》是建国以来取材于正宁老区的第一部革命战斗故事片，虽然故事情节取材于赵铁娃的战斗经历，但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绝不局限于赵铁娃个人，而是当年正宁老区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整体形象。它是一曲人民革命战争必然胜利的赞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数以千计的正宁优秀儿女，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前仆后继，驰骋疆场，流血牺牲，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通过艺术手法，把他们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搬上银幕，使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教育后人，激励后人，从而使我们的后代深知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立志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电影《红河激浪》逼真地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当年经历的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这既是历史对革命英雄人物应得的回报，也是正宁人民的自豪和骄傲。然而，正当这部影片在全国陆续上映的时候，“史无前例 ”的“文革 ”浩劫席卷全国，《红河激浪》被打成 “大毒草 ”赵铁娃因此而受到株连，于1966年7月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电影《红河激浪》和赵铁娃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影片重新上映，赵铁娃的英雄事迹再现银幕，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历史毕竟是血写的事实，赵铁娃将永远活在正宁人民心中。
  子午岭下五姐妹王长明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西渠村和孟家河村，地处子午岭山区，居住着回、汉两个兄弟民族。这里是老解放区，原是新正县的一区一乡，早在1933年，陕甘红军游击队就在这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
  当年这个乡的回族妇女马秀英、刘怀英、魏登莲和汉族妇女樊发英、曹玉莲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为了翻身求解放，她们紧密团结一起，并结为异姓姐妹，积极参加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救护伤员等各项革命活动。如今她们当中虽有4人与世长辞，但每个人的革命事迹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马秀英，生于1908年，西渠村大河岔人，回族，农村妇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曾担任过新正县湫头区孟家河乡妇联主任、乡长和湫头区妇联主任等职。她身材高大，体魄健壮，有胆有识。当年组织带领妇女群众搞纺织、学文化、做军鞋、送军粮、放足、禁烟、站岗放哨、反特除奸、掩护革命干部、救护伤病员，各种工作做得都很出色。仅经她亲手送出的各种信件就有300多件。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雨，无论敌情多么严重，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总是保证按时把信送到目的地，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1947年3月的一天，她接到一封情况万分火急的鸡毛信，便立即动身，翻山越岭，一口气跑了10多里路，抢时间把信送到乡长乔步仓手里，再由乔传递给上级领导机关。原来据侦探获悉，驻守雕翎关的陕西省保安第六团要派一个连的部队于第二天到苇店子接应一批军用物资。新正县独立营得到情报后，连夜部署兵力，次日在敌军必经之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敌人40余人，俘虏多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多枝。
  同年秋季的一天，新正县县长郭廷藩和县、区干部高学智、邢进明等五六个人，在西渠香炉山一个群众家里开会，不料马步芳部的一个骑兵连，采取突然袭击、全面拉网的战术进行清山。由于敌人行动诡秘、迅速，郭廷藩他们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当时，住在香炉山对面山坡上的马秀英，发现敌人从山顶搜索而下，心如火燎，便大声呼叫，但因距离太远，开会的人什么也没听到。敌人步步逼近，形势万分危急。这时，马秀英不顾个人安危，翻沟爬坡抢先一步赶到，报告了情况，使开会的人及时疏散，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
  刘怀英，生于1911年，卒于1975年，西渠村五里桥人，回族，农村妇女。革命战争年代，她不畏艰险，不怕劳苦，主动站岗放哨，反特除奸，救护伤病员，在当地传为佳话。1935年春，我红三团领导干部张德生，战士王占德、刘一对因病因伤在她家先后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敌人
  三天两头清山搜山，闹得鸡犬不宁，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刘怀英既要为伤病员做饭、煎药、换药、洗衣服，又要时刻操心他们的安全。一有敌情，她就把伤病员背到梢林里隐藏起来，情况好转了，又背回家里。在她的精心护理和辛勤照顾下，这3名同志很快恢复了健康，重新返回部队。1936年3月4日晚，新正县委统战部长郭廷藩和干部邢进明等人在刘怀英家里开会，不料被敌人密探胡国禄夫妇盯了梢。消息一旦被传出去，敌人就会闻风而来。当时在暗地放哨的刘怀英，以夜鸟鸣啼声为信号，非常机智地向郭廷藩他们打了招呼，于是会议马上中止，人员迅速疏散转移。第二天晚上，刘怀英来了个反盯梢，在我工作人员的有机配合下，抓获并处决了这两个大坏蛋。
  同年5月的一天中午，刘怀英正在家里做饭。突然闯进一个敌兵，肩上背着枪，一副饥饿难忍的样子，一进门就要吃要喝。刘怀英见自己身单力薄，举动起来恐怕不是对手，于是假意应酬，先稳住阵角。恰巧这时，魏登莲来她家借东西，刘怀英暗使眼色，魏登莲心领神会，很快离去。稍许，魏登莲领着魏德寿急忙赶来，他们3人一齐冲了上去缴了敌兵的枪，捆起来送往区政府。经审讯，原来那家伙是正宁县城驻敌杨干臣部的通讯兵，因走错了路，误入五里桥。
  魏登莲，生于1906年，卒于1969年，西渠村五里桥人，回族，农村妇女。1938年4月，边区残废军人 “荣校 ”由三嘉原迁驻西渠八十宙台。共有残废军人120多名，其中多一半是重伤残，有的被截肢，有的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他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两年时间。此间，在乡妇联主任马秀英的组织领导下，魏登莲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拥军活动，长时间为残废军人做饭、缝补衣服、拆洗被褥。她还把自己俭省下来的鸡蛋、面粉等送给伤员吃。1947年7月，关中分区专员杨玉亭随部队南下，在洞子沟和敌人遭遇，不幸负伤掉队。当他走到五里桥时，因天色已晚迷了路，在路旁徘徊踌躇。下地归来的魏登莲遇见后，问明情况，把杨玉亭接到自己家里。当时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起见，白天她把杨玉亭转移到梢林里，亲自送饭，晚上再接回家中，一连伺候了20多天。家里养的9只母鸡所下的蛋，家里入一个也舍不得吃，全留给杨玉亭养了伤。
  樊发英，生于1904年，卒于1956年，孟家河村人，汉族，农村妇女。她为人宽厚善良，勤劳细心，能识别多种中草药，且积累了不少民间医治疾病的秘方验方。当年她用自己的医术积极为我军伤病员治伤医疾。由于治疗有方，护理精心，有的重伤员很快转危为安，有的要截去的残肢被保留了下来，有的临近死亡也被救活。1937年在高高山战斗中，我红三团一位姓张的副营长和八连副连长文世贤身负重伤，住在樊发英家里治疗。张副营长整日昏迷不醒，汤水难以下咽。她亲自上山采挖来几味中草药，一日几次煎熬，亲手灌服，终于使其恢复了健康。当时文世贤的右腿伤势特别严重，伤口已感染化脓，日益溃烂。军医打算截掉这条腿，但文世贤死活不肯，樊发英也不同意。为了保住文世贤的腿，她不辞劳苦从山崖畔上采集来羊蹄草，用嘴嚼烂敷在伤口上解毒消肿。同时，按时为其煎服中草药。经过长达3个月的精心治疗，文世贤已能下床行走，腿虽然成了残肢，但最终没有被截掉。1939年4月间，我红二团、红三团在华池与马步芳部作战失利。红二团政委孟进因身负重伤和部队失去联系，警卫员杨喜林用马驮着他追赶部队。当他俩走到西渠村，敌人的骑兵随后又追了上来。这时，孟进因长途奔波劳顿，身体十分虚弱，已无法骑马，只好躺在地上休息。危在眉睫，杨喜林焦急万分。此时，西渠乡民兵陈西海在附近山坡上侦察敌情，发现他俩是我军负伤掉队人员，急忙上前救护，很快把孟进背到梢林里隐蔽起来。敌人撤走后又背回自己家里，原来陈西海是樊发英的儿子。母子2人对待孟进好似亲人一般，端吃端喝，接屎接尿，想方设法，为其百般调理治疗。经过90多个日日夜夜的将养，孟进终于痊愈，重返部队。
  曹玉莲，生于1913年，卒于1984年，孟家河村人，汉族，农村妇女。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新正县湫头区孟家河乡妇联副主任。她为人溫和善良，手脚勤快，热情好客。在革命战争年代，她长期义不容辞地担负着为革命干部和游击队员做饭的任务，她的家就是革命干部之家、游击队员之家。只要有我们的同志到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人多还是人少，她总是热情接待，问吃问喝，饭做得既快又好。尽管是粗米淡饭，吃起来却香甜可口。有时粮食接济不上，她就抽空上山挖野菜，合理搭配细水长流，总不让同志们挨饿。1947年7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某部一个小医院住在她家里，她主动为伤病员和医务人员做饭40多天，常常从白天忙到晚上，从深夜忙到黎明。有一次敌人搜山清户，她和医务人员一起把伤病员转移到山林里，昼夜不离地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为了让伤病员免受冷冻，她在山林里抢时间缝了9条被子。敌人搜不到伤病员，就抄了她的家，打碎锅锅灶灶、坛坛罐罐。医院撤离时，军医家属刘巧带有两个孩子，行动很不方便，她坚决要求留在自己家里，并提出保证一定维护好刘巧母子的安全。刘巧在她家住了两个多月，各方面照顾得都很好，后来被部队派人接走。
  回忆我的父亲胡波我的父亲胡兴善，家住在甘肃省正宁县罗川乡代店村，出生于1901年5月，1992年1月病逝，享年91岁。
  父亲于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先后在关中地区的新正县、新宁县搞党的地下工作，历任赤卫队队长、游击队队长、新正县底庙党支部书记、新正县六区区长等职。解放后曾任正宁县罗川区区长。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在父亲去世3周年之际，对父亲革命生涯中二三事回忆如下，以示怀念。
  父亲闹革命逃离虎口叔父被株连惨遭枪杀父亲参加革命初期为赤卫队员、地下党员，以贩卖瓜果、跑生意为名，在陕西省的旬邑、彬县，甘肃省的宁县、正宁县一带散发传单，搞通讯联络等秘密工作。后因组织分配的发展地下党员、壮大革命力量、拔 “钉子 ”、除恶霸的任务越来越重，外出活动的时间多了，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盯梢、跟踪、搜查接踵而来。1947年3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个国民党特务在村子里鬼鬼祟祟，情况异常，我村地下党员王良之将情况告知我父。当时我家大门口已有人盯梢，父亲从后院越墙出逃。父亲刚走后，一群穷凶极恶的国民党自卫队员就破门而入，持枪搜查，窑内、屋内，粮囤、木柜、柴禾堆内，鸡窝、牛圈里到处搜查，弄得鸡犬不宁。敌人未搜出父亲，恼羞成怒，便将我叔父胡强娃鞭打绳捆。爷爷奶奶哭倒在地，苦苦哀求，均无济于事。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狂呼，“哥不在由弟顶替 ”。叔父终于被拉走，后枪杀在山河，时年仅20岁。
  为革命出生入死受迫害背井离乡父亲的身份已暴露，国民党反动派三天两头来搜查、打骂、恫吓，全家老小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1947年后季的一个夜晚，我在熟睡中被父亲叫醒，他手中握着一把短枪，说他执行任务后，黑夜回家，被敌人发现了，让我醒来他看看 ..。他看了我几眼后，便机智地从木柜底下的洞口逃走了。霎时，敌军蜂拥而入，到处搜查，向窑内开枪射击，捉鸡拉畜，并扬言：“3日内不交出胡兴善，家产查封，满门抄斩。”只有3孔破窑洞、10多亩薄田的贫苦之家，终于被残无人道的国民党匪徒毁于一旦。敌自卫队走后，在众乡亲的协助下，全家扶老携幼，连夜出逃。果然，不到3天，我家便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在这种情况下，我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我们转移，派地下党员窦捉子来接我们，将我们全家安置在解放区的陕西省旬邑县底庙村南五庄居住。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回到故乡罗川。
  设奇谋火烧城楼灭敌威百姓称快地下党组织对我全家的妥善安排，更加坚定了父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足智多谋，浑身是胆，屡立战功，受到上级党组织的多次表扬和奖励。罗川城是国民党镇公所所在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抓夫拉丁、拷票子、要款子，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深恶痛绝。1948年后季的一个夜晚，经过周密详细的侦察后，父亲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埋伏在罗川城周围，在打入敌自卫队内部的地下党员高景西的配合下，乘守城敌兵熟睡之机，首先搞掉了岗哨，冲入城门楼，吓得楼内敌兵龟缩一团，只得交械投降。游击队员放火烧了罗川西城门楼子。当大火熊熊燃烧之时，游击队员已上了罗川南北山，开枪向火光射击。城内敌军眼见城楼起火，耳听四处枪声，一时摸不清动向，乱成一团。当敌军醒悟过来，出兵还击时，父亲带领游击队员已回到了解放区陕西旬邑县底庙。
  第二天早上，罗川城内贴满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村民们高兴地奔走相告，说 “共产党游击队回来了 ”，“革命的烈火烧起来了 ”，“土匪镇公所寿命不长了 ”。
  爱人民廉洁勤政跟党走奋斗终生解放后父亲一直担任正宁县罗川区区长，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区人民顺利地开展了土地改革，粉碎了匪特暴乱，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 “三反 ”、“五反 ”。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创办了全县农业合作化试点社 ——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跑遍了罗川区6个乡，90多个自然村和千家万户。他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关心群众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不谋私利。大家说，“胡区长真正是共产党的好干部！”父亲离休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听广播、看电视，经常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个时期的革命形势、工作任务；并到学校讲革命斗争史，给师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父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热心经济建设，指导我们家养鸡养兔，办起苹果园。他年迈体弱，还坚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几十年来，父亲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离开了我们，虽然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为振兴中华、建设 “四化 ”做出贡献！开明人士张振襄王长明张振襄（1878——1959年），字赞臣，原籍陕西省白水县林皋镇吴窑村，1905年为谋生计来到甘肃省正宁。初期在县城山河镇 “天顺成 ”商号当店员。1915年自筹资金，另立商号 “大顺通 ”。因其精通经商之道，又善处人际关系，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逐步增置田产，成为当地富户。
  张振襄为人豪爽，胸怀宽广，素有重义气而轻钱财，重大节而轻利禄之美德。因此，被正宁工商界推举为商务会会长，任职长达20余年。还担任过国民党正宁县参议会议员、县政府执行委员等职。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情革命，倾向革命，以其合法身份作为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愧为我党在正宁县的一位可信赖的忠实朋友。全国解放后，曾当选为正宁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过县工商科副科长、县商业局副局长、县土改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正宁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开明人士。救民众独闯敌营1931年初夏，甘肃地方军阀毕玫轩（绰号 “毕大颡 ”）率众千余人围困正宁县城先后40余天，勒索钱财，贪得无厌。时值麦收之际，城内百姓不能出城，城外百姓不敢下田，麦子脱落，秋田荒芜，城内粮草殆尽，猪羊牲口几乎都被杀尽，百姓啼饥号寒，惨声不绝于耳。为拯救民众，张振襄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分文不收。在县城即将被攻陷的危急时刻，他不惜家资，尽力拿出，并奔走劝说诸家富户解囊资助，共凑集银元2000多块。他让人用绳索将自己从城墙上吊下，冒着生命危险，去同匪首交涉。后几经周折，才促使围城匪首撤兵，城内百姓免遭一场浩劫。为褒彰其功德，民众自发捐资，在正宁县城会馆庙前为其树立了一座石碑，详细记述了他急公好义、拯救民众的动人事迹。
  为革命肝胆相照30年代初，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子午岭一带开展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因受革命思想影响，张振襄和游击队拉上了关系。他家设在临近子午岭月牛坡的酒作坊便成了彼此的秘密联络点。曾多次为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购置和转运油盐、布匹、药品及弹药等物资。1934年秋末，驻防山河镇的国民党军队谢牛部，企图举兵偷袭月明苏区及红军游击队。张振襄获得消息后，立即派商号店员阎登榜以给酒作坊送东西为名，巧妙地将情报送出，使游击队和群众提早转移，免遭损失。而游击队却抓住这个机会，在敌人归途必经之地设下埋伏，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打死打伤多人，缴获步枪10余枝。后来张振襄又和中共新正县委统战部长郭廷藩取得联系，通过山河镇地下党员屈则伸向新正县委传递了许多情报。另外，他还利用自己出入县城免受检查的有利条件，将我党我军的标语、传单等带入城内，有时还撒在敌人的首脑机关，撒在国民党县政府的 “老爷大堂 ”，闹得敌人防不胜防，坐卧不宁。
  明大义募捐军粮 “七 ·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举国上下、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是年春、秋，先后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和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山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正宁地瘠民穷，县城又是弹丸之地，从来未驻过这么多的军队，给养一吋十分困难。为挽救民族危亡，支援抗战，张振襄深明大义，慷慨解囊，倾其多年积蓄，向红军捐献抗日救国粮25石。他还不辞劳苦，奔走城乡，向民众宣传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的道理，动员县城工商界和附近村庄的富户为抗战捐钱捐粮。在他的感召下，山河镇富户刘耀奎、刘运昌各捐粮10余石，“顺天成 ”、“茂盛奎 ”等商号也捐献了不少钱粮。
  冒风险营救战士张振襄在正宁县各界颇有声望，许多军政要员和他都有交往。因此，新正县党组织通过他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1940年在一次反 “摩擦 ”战斗中，有8名八路军战士不幸被国民党驻军抓获。张振襄闻讯后，立即设法营救。他先通过关系，给其中两名年龄最轻的战士传递了口供。随后携带白洋400块赴敌人团部求情，言说这两名战士是他前多年认下的干儿子，请求保释。敌团长见钱眼开，加之张振襄和被俘战士彼此语言投机，没有露出任何破绽，终获保释，其余6名战士又经他再三努力，多方周全，也相继脱险。那两名被保释的战士，后来由张振襄提供方便，重返延安（其中有个姓杨的，解放后在青海省交通厅工作，1959年后季，还专程来正宁看望当年的救命恩人。而此时张振襄先生已经过世，杨在坟墓上进行了悼念）。1949年3月，在陕西底庙镇一次战斗中，有10多名解放军战士因负伤被俘，押在正宁县城监狱，张振襄用重金疏通关节全部营救出狱。
  促起义策反上层1949年舂，我西北野战军全线出击，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连连获胜。盘踞在陇东和关中边沿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部连忙向宝鸡、平凉一带龟缩，企图作垂死挣扎。当时正宁县城已处在解放军三面包围之中，600多名自卫队员孤立无援，国民党正宁县党政军人员恐慌万状。我
  三原地委指示，新正县委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开展政治攻势，促使起义。张振襄根据新正县党组织的授意，利用地方势力和外来势力日益加剧的矛盾，秘密活动，想方设法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分化瓦解，策反起义。不仅如此，他还暗中授意各家商号和诸多富户不向国民党县政府缴纳所摊派的粮款。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促成，正宁县自卫队终于1949年5月24日举行起义。在这当中张振襄先生功不可没。
  陶艺大家王修功王长生我对艺术格格不入，评论陶艺难于登天。但有感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现据王修功先生寄给我的一些资料整理成文，旨在向人们介绍修功先生的火土生涯、奋斗精神、陶艺成就、高尚品德，虽说有伤大雅，但也不无裨益。
  台胞王修功先生，1930年生于正宁县县城山河镇，求学肄业于杭州国立艺专，1949年为谋生计，辗转抵台。在台曾任广告设计师、中学教师、艺专兼任讲师等。从1957年起转业从陶，曾任台湾 “中国陶器公司 ”、“中华艺术陶瓷公司 ”设计、厂长。与艺专校友创办 “龙门陶艺公司 ”并任厂长。1971年与楚戈、张光宾等筹办在台举行的 “第一届当代名画家陶瓷展 ”。1981年至1986年在台北 “春之艺廊 ”，先后举行 “王修功陶瓷展 ”5次。1989年至1993年间，应台湾 “大地艺术中心 ”、“国立历史博物馆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等单位的邀请，举行了第六、七、八次陶瓷个人展。1972年至1982年间，应邀参加意大利、法国国际陶艺展各2次。近10多次应邀参加中外陶艺联展。陶作曾获纽约圣若望大学艺术奖章及奖状。1984年参加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的 “现代陶艺推广展 ”，获特优奖。从1986年起，每档以2至5件陶作于台湾 “国立故宫博物院 ”作经常性展出。1988年至今应聘担任台北市美展、台北县美展、史博馆陶艺双年展历届评委，台北县第5届美展筹备委员，台北市美馆审议委员，台湾省美术馆、高雄市立美术馆典藏委员。艺术评论文章先后发表于台湾《自由青年》、《中国男人》、《艺术家》、《雄狮美术》、《艺术贵族》等刊物。自1982年起个人陶瓷作品先后经台湾《艺术家》、《时报周刊》、《雄狮美术》、《艺术贵族》、《艺坛》、《典藏》、《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及大陆《甘肃日报》、《甘肃画报》等报刊，以及台视、中视、华视等电视台，中广等广播电台及香港电视台、各大报多次新闻或专题报道。1992年获选为 “中华民国陶艺协会 ”常务监事。辞条列入历年《台湾美术年鉴》及《中华民国美术家名鉴》。1997年，经专家评审，生平简历和光辉业绩录入大型丛书《东方之子 ·人物志书 ·第一卷》。
  修功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陶艺大家，而且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仁人志士。1992年以来，曾两度回到祖国，在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观光，饱览了祖国的名山胜水、文物古迹；回乡看望了乡亲父老。他感念亲人养育之恩，为奖掖家乡子弟，助升大学深造，培养地方人才，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在庆隔地区设立 “王修功怀恩奖学金 ”每年出资1万1千元，作为当年奖学金之用。他对家乡的，建设事业、人民生活非常关心，撰写了《返乡归来》一文，摘要刊载于《甘肃日报》，对家乡的经济发展，坦诚陈述了看法。曾写了《光辉的甘肃 ——中国古艺术的圣地》一文，刊登于《艺术贵族》，全面介绍了甘肃的文物古迹、艺术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转业从陶惨淡经营修功先生说，“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举凡绘画、雕塑、工艺无不喜爱 ”，“曾在人间天堂杭州混过国立艺专，也曾闭门造山造水临花临鸟 ”。但是赴台之前，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聆听诗人、戏剧家田汉的一场演讲。田汉在这次演讲中，中肯地指出，当时中国绘画虽然已具备极好的技法，但却因循传统，完全无法反映时代的特色。而反映吋代的特色，对任何形态的艺术创作，这都是艰巨而重大的任务。难怪这位研习水墨画的在校学生，在闻此警示之后，由于苦思难以突破前人窠臼，终于 “弃笔走陶 ”，成为台湾陶瓷业界的开拓者了。
  赴台之初，修功先生任职于广告公司，并先后任教于汐止中学、台南农校、冈山中学。1956年，时任台湾外交次长的叶公超、“中广公司 ”总经理魏景蒙及民航空运公司宣传处处长曾长坤3位先生，大概是感到平时招待外宾，实在拿不出富有代表性的礼物送人，在闲谈中想起中国不是陶瓷的母邦吗，为什么陶瓷业如此落后呢。如果有象样的陶瓷器，倒是最能代表中国之特色。筹组一个陶瓷公司来发展陶瓷业的提议，就成了友辈间的共识。于是由魏景蒙找到了画家廖未林、席德进、林元慎，由前者象征性地出资，后者业余性地出力，在原 “永生工艺社 ”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 “中国陶瓷公司 ”，昇军突起于 “荒芜”的台湾陶瓷业界。1957年修功先生应召担任设计、厂长，由陶瓷化工专家李绍白先生指导釉药的试验，起初是边干边学。据修功先生回忆，由于当时制作技术及原料的限制，只能以模型注浆成坯，再加上单色釉的刻饰。然而，在参与者的慧心构思下，已突破古磁州窑缠枝花纹的局限了。但 “中陶公司 ”毕竟是文人共同出面筹办的企业，文人经商，其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中陶 ”最后终因欠缺企业经营的理念，一时烧不出保险公司订制的翠绿釉方盘，处于困境，加之台风水灾淹没了厂房而结束了营业。主持 “中陶 ”厂务，虽然为时不长，但决定了修功先生一生的命运，从此和火与土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火炼了40余年。
  延请画家拓展陶艺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对“中陶公司 ”的倒闭，修功先生并没有灰心丧气，钟情于陶的意志不移，谋求出路再干。1958年，有一位会计师看准了陶瓷业有利可图，就找有管理工厂经验的修功先生合作，成立了 “中华艺术陶瓷公司 ”，仍由修功先生出任厂长。为了很快提高陶瓷制作水平，他延请了艺专的学友、杰出的画家，如廖未林、席德进、吴学让、任国強等人，共同参与设计和绘饰。鉴于这些艺术家功力、素养高低不同，为了让大家能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共同努力，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陶瓷艺术产品，修功先生创造性地特别制订了一套开明的 “按能计酬 ”办法，“使得参与者莫不鼓足干劲，竭尽心智，发挥他们的高度潜能 ”。在30多年前的台湾，这无疑是颇具前瞻性的观念，也是促使 “中华 ”在创始不久，便能把台湾陶瓷艺术导向一个崭新境界的主要原因。
  除了请来画家在陶瓷器皿上绘画或镂刻，使得成品具备完整的神韵与笔致，有别于过去陶瓷厂之假手匠人制作之外，“中华 ”出品的另一大特色是高溫釉下彩的方法。过去在陶瓷器上装饰，多是在上过釉之后再绘，以2至3次低溫烧成。缺点是花纹经摩擦后容易脱落，不能经久，且缺乏光泽。“中华 ”则是在毛坯上绘好图样后再施釉，以1200度以上高溫一次烧成。由于彩绘稳在釉下，不会磨掉，光泽甚佳。当时的新闻报道这样写到：“‘中华艺术陶瓷厂 ’因主持人有极深的艺术修养，工作态度认真，成品极有可观性，往往刚经陈列就被顾主争先买去。”由此可见修功先生当年所投注的心血了。但是有理想的艺术家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终究是搞不到一起的。修功先生说，因为 “出资人的势利、短视，逼使我们不得不忍痛断然撤退 ”。也因为想在设计制作上求得更自由的发挥，及在产品种类和风格上更具多面性，设立一个全由美术工作者所经营的陶瓷厂，便成为他及朋友们的共同心愿。于是修功先生和他的 “杰出同学 ”共同创办了 “龙门陶瓷艺术公司 ”。
  从“中陶 ”、“中华 ”、“龙门 ”，至1971年以后主持 “唐窑”、“汉唐厂 ”修功先生在经营活动及制陶实践中，不断整理、试验了许多，中国早已失传的釉料配方，并且研制成功了高温、釉下彩、一次烧成的艺术陶瓷品，为个人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1年，由修功先生及楚戈、于还素发起，有41位画家参展，由“唐窑 ”公司主办了 “第一届当代名画家陶瓷展”。修功先生担负烧制作品的重任，釉色、坯土都经过多次试验，把技术与艺术妥当地结合起来，使油画的厚重、水墨的温润、水彩的层次及每位画家的风格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使本次陶展成为台湾空前的创举。
  走出传绞矢志创作修功先生在烧制陶瓷的技巧上，虽然辟台湾风气之先，但经营上却一再失利。最后他终于省悟了创作才是他的本分，方对经营大众化的公司死了心，转而专心创作。
  有一段时日，他半隐于郊外的自宅中，埋首于泥土、釉药、窑火之间，为免受外界影响，谢绝参与任何陶艺展出。经过一番苦心钻研、反复试验烧炼，修功先生的陶艺创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1982年始，连续5年，每年在台湾 “舂之艺廊 ”举办一次个展，这样惊人的工作量，真正令人叹为观止。1983年左右，他继承从前对 “唐三彩 ”的研究，发扬高温釉下彩、颜色熔融及重叠的趣味，特别讲究釉色的流布效果，追求整体的美感，创造出类似水墨氤氲的釉色效果。评论者皆以 “新三彩 ”、“多彩 ”称之，认为至此王修功独树个人施釉之风格，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瓷板画使用西方的喷枪和中国的泼墨，一次完成，经过窑火，釉色产生跃动的感觉以及一种近乎玉的质感，体现了多彩混融的风格。
  修功先生总结自己从陶之经验，认为陶艺品的缺失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是陶瓷土、坯处理得不够细密匀称，以致引起针孔、歪斜及开裂；二是坯与釉无法适切配合；三是釉的粘度不当，或施釉过程不慎，产生脱釉；四是施釉薄厚失察，破坏画面的形象；五是釉的化学组成欠当，形成素质低劣；六是造型与坯面装饰处理，根本欠缺艺术修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任何一项缺失，在火炼过程中都难以弥补和掩饰 ”，“九份努力敌不过一份疏忽”。
  今天台湾艺术陶瓷的蓬勃发展，修功先生在早年的研究发展上，是有其一定功绩的。楚戈先生在《艺术陶瓷的拓荒者》一文中说：“王修功在台湾艺术陶瓷界启蒙时代的贡献，约有下列数点：（1）高温釉下彩，开创了水墨效果的瓷画装饰，至今仍然是台湾艺术家最爱使用的一种技法。（2）高溫多彩釉的拓展，丰富了陶瓷的层面。（3）改进了唐宋三彩釉的吸水和易碎性，使三彩釉色有实用的可能。”修功先生从陶40年来，一贯坚持 “深入传统，走出传统”的信念；独树不落俗套，“我贵有我 ”的风格；追求返朴归真，纯正天然的意境；领悟到 “种瓜可能得豆，种豆可能得瓜”的哲理；鼓吹 “陶瓷艺术，就是陶瓷艺术 ”的理念。这些宝贵的经验之谈，无疑是人们共享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为热爱艺术，从事艺术，为艺术而奋斗的后人树立了典范。
  陶艺精湛方家说好台湾及国际上的一些陶艺方家纷纷撰文评论，共同认为修功先生的陶艺作品是那么的清新，而又能摆脱怀古的情怀，展现出恢宏的气度，不仅高雅，而且气魄雄伟，在这个吋代，无疑地可作为当代陶艺作品的标竿，他的作品亦可视为从传统中创新的一个典范。1976年左右，台湾 “历史博物馆 ”首次举办陶瓷展览，王修功以传统的瓶罐造型，加上个人喜爱的釉色和装饰，尝试性的参展，却意外获得朋友们的好评，产生轰动效应。1981年“中日现代陶艺家作品联展 ”在台湾 “历史博物馆 ”展出，修功先生的釉里红小瓶，颇受日人瞩目。1991年7月，台湾 “故宫博物院 ”举办 “中国艺术文物学术讨论会 ”，与会者多为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地位的国际人士，对修功先生的陶艺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维多利亚 ·亚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柯玫瑰在看了修功先生的作品后说，“我从没有见过现代作品能诠释中国传统是这么的具有力量 ”，并考虑典藏修功先生的作品。1992年3月，台湾 “历史博物馆 ”举办 “中国贸易瓷展览 ”，代表德国凯塞尔市的一位对现代陶艺颇有研究的女士，看到修功先生的作品赞赏有加，亲自到三芝乡修功先生的工作室拜访了他，被每一件作品所倾服，不时发出赞叹之声。说象这样优秀的中国陶艺家，应当把作品送到欧洲去展览。1992年，台北 “逸清艺术中心 ”邀请美国著名陶艺家李察 ·赫胥教授等一行5人来台展览。当他们在 “故宫博物馆 ”近代馆看到修功先生的陶艺作品时，赞美地说：“王修功的作品很传统，但表现于外在却是非常的富于现代感。”他们非常喜欢修功先生的作品，并认为他的作品在现代中国有代表性。
  台湾黄祖荫先生评论说，纵览王修功的陶瓷艺术作品，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所谓俨然是作品的庄严性，它不是器用化的，它拥有它自身的独立的艺术性格，超越了实用而迈向理想化的领域，诚如修功先生说的 “陶瓷艺术，就是陶瓷艺术 ”。所谓溫然，是作品的感性，它不是思考的，它带给人们共有的美感，这美感除造型（雕刻、建筑、绘画、书法诸方面也特别注意）之外，它的釉彩具有人们所喜悦的特有的魅力，大家爱其晶莹如玉。
  修功先生的陶艺作品，一个人说它好，也许有偏颇的地方，多数人说它好，肯定很有可看性。多数的专家学者说它好，那是因为他的作品经得起分析，在这个时代起了代表性的作用。多数的艺廊、艺术馆、博物馆能为他主动地举办展览，这就肯定了他在当代的艺术创作成就。修功先生的陶艺创作成就得到了多数人的一致推崇，使他无可推却地成为当代的陶艺大家之一。
  淡泊名利正直做人修功先生40年来兢兢于火土生涯，从未涉足政坛，也未成为富翁，素贫贱行乎贫贱，不忮不求，乐在其中。他认为一个真诚的艺术从事者，若汲汲于名利的追逐，甚至一味营筑权位的荣耀，小则误人误己，大则祸国殃民。
  他在《漫话艺术与权位》一文中写道：“大凡一个在艺术上具有杰出创作才情的人，一旦位居权要，上至帝王卿相，次及有关艺术机构的主管，不是官场的得意，而影响乃至摧折了他的创作灵性，就是执著于其艺术兴趣的发挥，而怠忽了他所任职务的事功，即使其艺术创作于不辍，而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其艺术上的成就所能比抵。得失之间，鱼与熊掌，很少能够兼得。”他列举了南唐李后主、宋徽宗赵佶、北宋人物画大家李公麟、清代郑板桥等人的事例，来证实他的观点。
  他认为，今天我们已是多元的社会，除了升官发财之外，人生的价值，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层面；艺术的天地，尤其广阔。具有高度艺术才情的人，更无须偏向并不适合个人志趣的官场去闯。
  修功先生是属于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人，他有很多重要展出机会，均不自动表示意愿，而且还大力地推荐别人去参展，旁观者觉得很遗憾，而他自己却觉得内心十分的坦然，从不争名夺利、计较得失。按说修功先生的陶艺出名多年，该有不少心爱的作品留在身边，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保留什么，或舍不得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是随缘而成，就让它随缘而往。
  尽管修功先生在陶瓷艺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从不炫耀自己。身处异乡半个世纪，回到故乡以后，乡音未改，生活随俗，待人谦和，谈吐入理，谁能看出他是台湾艺术陶瓷的拓荒者呢！回忆父亲教我学书法王宪斌我的父亲王希圣，字新三，正宁县宫河镇宫河村人。1922年毕业于宁县龙川高等小学。毕业后先在大户曹家及本村任私塾先生，后又膺任旱胜小学、宫河小学教员，1945年辞离教坛，回乡务农。1973年农历2月初在家病逝，享年76岁。
  父亲虽生在殷实之家，但毫无纨绔习气，他幼承庭训，苦攻经书，兼学书法，矢志不移。为后来的教书生涯和书法研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与翰墨结下了不解之缘。
  父亲晚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方书家，这完全是他老人家呕心沥血、勤学苦练的结果。诚如他说的 “写字和种庄稼一样，多一份辛苦就多一份收获 ”，“没有笔禿千管、墨磨万锭的精神，要写出好字是万万不能的 ”。他幼时虽然家中不乏笔墨纸砚，但他为了 “苦其心志 ”，陶冶磨练，也曾削竹为笔，调泥为墨，以地当纸，画沙练腕，闲时书空，不避寒暑，宵衣旰食，临池不辍，求索不止。不厌其烦地临习了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碑》、行书《千字文》，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颜家庙碑》，柳公权的楷书《玄秘塔碑》，文徵明的行书《滕王阁序》，米芾的行书《蜀素帖》、《天马赋》等著名碑帖。心追手摹，心领神会，从幼养成了笔道沉实、一丝不苟、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的良好习惯。
  在学书上他老人家从不自满，常叹不足。曾对我说：“学习写字，越往前走，就越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入之愈深，进之愈难，锲而不舍，才会长进。”1936年春，父亲应聘于早胜小学任教。当时的老校长徐蓬山、教员王寿山都写得手好赵字，后任校长曹芝川擅长欧书。在他们的启发带动下，父亲决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于是对自己定出更高的要求，开始主练赵书，复习欧书，兼练颜、柳。当吋在他的案头床头到处堆放着欧、柳、颜、赵、魏各类碑帖，每天除了备课、讲课、批改作业之外，把业余时间全用在读帖、背帖、临帖上。当时驻早胜的红军首长肖华先生对该校的书艺书风赞赏有加，常到学校和教员们一起谈书论教，切磋书法。父亲常说他在此间得益匪浅。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在书法上师传统，法名家，潜习历代碑帖，博采众家之长，入帖出帖，融汇贯通，厚积薄发，力求创意。到后来，他的字笔势苍劲，浑厚沉雄，险绝正平，浑然天成，给人一种 “笔落生新意，临池收百家 ”之感，形成了跌宕多姿、欹侧多变的书风。时人称父亲和曹芝川、王寿山为早胜小学三大书家，在宁县、正宁都有名气。
  父亲一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书为乐，淡泊虚怀，衣着简朴，不沾烟酒，既有长者之风，又有严师之德。他对子侄和学生所写的每方大楷，都是字字点评，笔笔剖析，启其书法兴趣，教其写字要领，还经常为书法悟性较好的学生缮写帖本。在乡间文盲充斥，写字乏人的当时，父亲能写一手好字，倍受人们青睐，乡亲父老尊称他为“大先生”。但他老人家一贯平易近人，乐善好施，从不摆先生架子，始终把自己视为平民，即使贫苦农民索字，他也欣然命笔。乡里遇到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吊贺庆典，求他写字，他都乐意从命，向来不索润笔。在宁县南区、正宁西部的机关门牌、交际匾幛、农户门楣、庙宇楹联、家庭壁挂、墙头标语中，到处都有他的墨迹。他把利用书法为人民服务，当作一种乐趣。由于他老人家待人和气，处事公平，人缘很好，因而在“文革”浩劫中，幸免挨斗。他常对人说：“只有你看得起人，人才能看得起你 ”。1962年暑期，我从庆阳师范回籍省亲，其时父亲目光混浊，谈吐迟钝，老态龙钟，精神萎靡。但他仍不忘他的书法艺术后继有人，强打精神，精心为我书写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壮心看舞剑，幽意在鸣琴”两副堂联。父亲手写的书札墨迹甚多，只可惜在“文革”、“破四旧”中逸失殆尽，唯有这两副堂联，我至今珍藏，不时展玩。父亲教我学书法的苦心，历历在目，没齿难忘。
  记得我童年开始学写字时，对书法艺术缺乏认识，幼稚地认为把笔画写够，字体端正就是好字，于是在写字态度上就显得轻率。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名家辈出，各有所长，你一辈子下功夫学都学不完。”同时多次为我讲述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郑板桥等历代名家刻苦练字的轶闻故事，培养我的书法兴趣，把我引进了书法艺术的新天地，一写就是半个世纪。
  在我练了一段时间字以后，越来越觉得笔不随心，字不随意。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大着胆子向他老人家试问写字的秘诀。他说：“我也没得到什么秘诀，你别忘了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 ’的道理，功夫到家了，才会炉火纯青。写字重要的是悟性如勤奋，但你必须坚持精读帖占，常临摹，多留心，善思悟，博学问，重创新。归结到一点就是勤学善思苦练。”父亲讲的这些朴素的道理，为我一辈子练书法指点了迷津。1934年，父亲送我入本村初小（时为宁县第九初级小学）读书。那时，我除了在校认字读书之外，一回到家里，父亲便教我学写字。先从影写开始，影写用的是父亲为我写的 “仿格 ”。后来他又请表兄曹芝川先生为我临写了一整套《皇甫诞碑》的欧字格。叮咛我说：“欧、柳、颜、赵四大楷家，学写字者应从欧体入手，象盖房子一样，先把架搭好。”父亲一边教我写 “仿格 ”，一边教我练习基本功，打基础。先从写字的坐、站姿势，执笔运腕方法，用笔运气技巧，点、橫、竖、撇、捺、钩、折等基本笔画教起，并引用唐太宗的话对我说，“大凡学书，指欲实，掌欲虚，管欲直，心欲圆 ”“腕树则锋正，正则四面势全。次指实，实则筋力均平。次，掌虚，虚则运用便宜 ”。在用笔方法上，他教我每写一笔画，都需三折带过，也就是说要包含起笔、行笔、收笔三步，要有 “一波三折 ”之势；起笔都是 “逆入平出”，严格要求我做到 “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 ”，“横画竖下，竖画横下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 ”，特别要注意克服笔画平滑呆板、轻佻浮薄、张扬外露的毛病。每当我写不来时，他总是手把手地教我，反复启发我从中体会领悟用笔的基本法则。1936年春，父亲带我到早胜小学四年级就读。他特意为我买来一张《皇甫诞碑》的拓字帖，煞费苦心地亲手剪贴成册，教我摹写。写了一段之后，又指导我兼学赵体，请徐蓬山老先生为我临写了一本潘龄皋的 “浮沉道力未能坚 ”的赵体字帖，要我琢磨研习，并告诫我：“学写赵体字，绝不能忘记欧字的间架和笔力，谨防流入柔弱。”古人云：“摹书得在位置，失在神气。”在我写了一段时间的 “仿格 ”以后，父亲接着教我临帖，先教对临，再教背临。他说：“写字不能随心所欲，信手涂鸦，必须从临摹和阅读碑帖入手，在临帖中逐渐掌握著名碑帖的基本特点、笔画写法、用笔特色、结构特征、章法特点。通过临摹，反复体味，仔细分析，得其要领，力求精熟，储之脑中，烂熟于心，这样才能手随心到，字随意成，运用自如，一挥而就。如果贪便求快，草率从事，一味盲目地写下去，反而欲速则不达，必然要走弯路。”在教我临帖时，他为我多次讲述 “选定一家，定立门庭”，“回顾一家，走遍各家 ”，“融汇各家，自成一家 ”的法则和道理。首先他为我选定欧字帖，让我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临摹，并提醒我不要见异思迁，浅尝辄止，朝临夕改，四面出击。当他看到我对欧体字的基本笔法、间架和神情气韵基本有所掌握以后，再教我在复习欧体的基础上，遍临颜、柳、赵、王各家，博研众体，广泛涉猎，将各家之字点滴归源，综合比较，取精用宏，以丰富自己，兼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用古人规矩，开自己生面，力求达到 “入帖出帖 ”的目的，磨练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父亲指导我临帖习字要求很严，发现缺失或毛病，都及时指出予以纠正。我开始临帖只追求形似，而忽视神韵，父亲引用古人的经验，教导我说：“临帖既不可放荡，又不可拘泥，‘拘则乏趣，荡则逾矩 ’，凡书法都应从高处取法，实处着手，虚处着眼，百味俱纳而归平淡，法自然而师造化。”父亲这些话对我研习书法，起了启迪心扉、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人常说 “学然后而知不足 ”，我在学习写字时越写越感到难度大，前进一步实在不容易，正应了 “字无百日功 ”的俗语。每当我写字遇到困难，信心不足的时候，父亲总是指教我说：“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学字和学其他知识一样，功在苦练，贵在有恒，要淡泊名利，耐得寂寞。如果怕吃苦和缺乏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兴趣来时，涂上几笔，否则就搁置不顾，或者一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半途而废，是很难把字写好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过：‘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寄于胸襟，自然容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你应该仔细体会这些道理。”父亲的教诲使我鼓起了学习书法的勇气，结下了终生和笔墨打交道的情缘。
  写字可以陶冶人的气质和涵养，父亲不仅教我学书法，更重要的是教我学做人。他说：“字如其人。用笔之法在于心，心正则笔正，学书先要学做人。”他常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勤勤恳恳干事，老，老实实做人 ”的道理教育我。对我一生吃得下苦头，受得起折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性格养成影响极大。由于父亲不遗余力地耐心教导，我和胞弟宪文、从弟宪瑞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各有擅长，均为县书协会员。虽说未成大名，但是利用书法为教育、为人民、为社会热情服务，做些奉献，也算是对父亲苦心教养的回报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