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李自成大战湫头原明末崇祯年间，陕西（时，今甘肃全境属陕西布政使所辖）大饥，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食殆尽，更有甚者吞食泥土和青苔，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的摊派有增无减，地方官吏催租逼饷，急如星火。广大农民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很快遍及陕境。
  崇祯元年（1628年）冬，府谷王嘉胤、安塞高迎祥率先起义。三年，又有 “神一元 ”、“不沾泥 ”、“红军友 ”、“点灯子”等“所在蜂起 ”。李自成亦在本乡米脂县领导驿卒起义，饥民附之，遂成一队，往投西川 “不沾泥 ”部。五年3月，“不沾泥 ”被杀，其众多归自成。五年5月，农民军王自用中流矢而亡，其部2万人，尽归闯将李自成。至此，自成拥兵3万之众。
  面对农民大起义的局势，明统治者于崇祯二年以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对农民军采取 “剿抚兼施 ”的政策，更主要是招抚。四年，招抚失败，杨鹤下狱，明统治者启用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血腥镇压，战乱纷起。庆阳总兵、参将曹文诏为洪承畴得力干将，于四年6月追剿农民军，头领王嘉胤为部下所杀；9月执杀 “点灯子 ”；五年，击杀五队闯将张飞（名张文朝）；五年3月，“红军友 ”、李都司被杀；8月，曹文诏战杀 “可天飞 ”。因此，农民军同曹文诏有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李自成起义军在陇东一带出没无常，活动频繁，常与官兵交战。七年8月，李自成率义军攻陷真宁县城（今罗川），杀知县赵跻。明总督洪承畴兵至，义军弃金帛为诱饵，明军贪图财物，军心涣散，无意追剿，义军退驻乾州。10月，明总兵左光先与李自成战于高陵和富平之间，义军伤亡400余人。自成率军北进，至真宁县城，佯求抚于监军道刘三顾，真宁知县王家永出城招谕，失其印，刘三顾急入城自守，义军进入泾源。
  八年6月，闯将李自成部已与闯王高迎祥分师，西走宁州，与活跃在庆阳一带的 “过天星 ”、“四队蝎子块 ”、“六队乱世王 ”等合兵，同明军展开一系列的决战。6月14日，明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游击王锡命以3000人战于宁州湘乐镇，被义军伏兵围于巴家寨（今巴家原），艾万年及副将柳国镇败殁，刘成功、王锡命俱重伤远遁。当时，洪承畴驻彬州，忧虑万状，不知所措，唯有把希望寄托在悍将曹文诏身上。曹文诏知艾万年战死，怒发冲冠，拔刀砍地，瞋目大骂，请缨出征。承畴大喜，曰：“非将军不足平此贼！”文诏以3000人马自宁州、真宁往讨，义军伏险以诱，在东至湫头岘子，西至底庙产场布下了口袋阵。6月27日文诏之侄曹变蛟统锐师在前，文诏率步兵继后，在湫头岘子，两军相遇，义军埋伏突起，截明军为二，变蛟先登，斩首500。义军诱敌东向林区，明军紧追30里，已达雕翎关。文诏与义军大战于湫头趟子坳，明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丧失应战能力，死伤残重，暴尸遍野，血流成河，污染村庄。“染家庄 ”即得名于此。28日，由 “乱世王 ”郭应聘当先锋，闯将李自成居中，“过天星 ”张天琳继后，四面合围，明军大败，曹文诏左堵右挡，且战且退，义军折转诱敌西向，又大战于娑罗寨。在娑罗寨战斗中，义军埋伏万骑，四起合围，飞矢猬集，曹文诏受伤10余处，力不能支，转战数里，经烟村堡子沟的红泥城，跑到姬家山，外无援兵，突围无望，拔刀自刎。
  是役，文诏部损兵大半，游击将军及材官殁者20余人。曹文诏、艾万年均系明军悍将，尤其曹文诏以善战著称，向为洪承畴所器重，至此兵败自刎，明军为之丧气，以致西陲大震。
  后来，曹变蛟在曹文诏自刎地 ——罗川姬家山碑子渠立碑一块，以示纪念。碑高7尺2寸，宽2尺5寸，厚8寸，上有二龙戏珠碑顶，下有赑屃碑座。其碑文右上方纵书 “崇祯拾壹年拾贰月 ”，中间纵书大字 “大明曹大将军平贼大战尽节处”左下方署名 “临洮总兵都督、侄男曹变蛟谨立 ”。曹文诏自刎后，抬至罗川北坡胡同沟口气绝，又在此立了绝气碑；停尸曹薨村，以此为村名，后讹传为 “曹洪 ”；葬于冢巷，以墓冢为村名。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左都督，赐祭葬，墓地大约10亩。
  因墓冢从中塌陷，外形似有两个相连的墓顶。经考证，坟墓被盗，盗洞犹存，现为正宁县文物保护重点之一。上文中提及的娑罗寨，今在何处，众说纷纭，据笔者翻阅有关资料，访问当地群众，作3点说明：
  一、清乾隆年间县令折遇兰编修之《正宁县志》载“曹总兵战场在娑罗寨，距县四十里吴梅村 ”，《绥寇纪略 ·正宁恨编》载“在湫头镇，亦距县四十里 ..文诏率步兵继之，贼伏数万骑合围 ..文诏左右跳荡，击杀数十人，转斗数里，力不支，拔刀自刎 ”。曹文诏自刎于姬家山确凿无疑，若娑罗寨在湫头，那就不是转斗数里而自刎，则为数十里了。故，娑罗寨在湫头之说不能成立。
  二、据永和丰集范新政说，其祖父曾传李自成大战湫头原的指挥部在罗儿沟圈村的汉子村，后勤部在旬邑县底庙镇的麻园。娑罗寨不在郭村就在罗儿沟圈，此说似乎近于实际。
  三、正宁一中校长梁智慧（永和汉子村人）说，记不清本村哪位老年人曾说过，娑罗寨在罗儿沟圈的唐庙，此地原名日新寺，与苟仁寺、云寂寺同为永和三大寺院，此说更具体，更接近实际。近年，永和乡在唐庙办起砖瓦场，现已出土铜镜5个和战剑、战刀及许多尸骨、麻钱、陶器等，联想罗儿沟圈的 “罗”字，和“转斗数里 ”而自刎于姬家山的史实，我们亦推测唐庙即古娑罗寨，郭村堡子和烟村红泥城子也不能排除在外。现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证。
  回民起义军在正宁活动纪略杨宪法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6月，陕西渭南地区回民起义，朝廷派将军多隆阿赴西安，围追堵截，进行镇压，迫使回军北上，于二年4月迸驻彬县北极镇。
  正宁与北极地界相连，回军节节逼近，形势甚危。陕甘总督熙麟，带领总兵黄得魁、参将马天祥、管带马步勇及兵丁700余人驻防庆阳，同庆阳知府和英一起，一方面组织汉民团练进行抗御，一方面出示布告，力主招抚。并遣团总数入回营进行劝谕，致強悍有胆力者多被诱杀，余众因之颓丧，加之民团素无操练，不谙武略，仓促上阵，一击即溃。当时，宁州廪生王桂林率团丁在周家细岭一带抗阻，民团腹背受敌，全团覆没，王桂林战死。从此，回军占领宫河镇，许多村堡被攻陷，焚杀惨重。
  时，朝廷派雷正绾入关，对回军进行镇压。雷部40余营，兵勇杂乱，粮饷匮乏，旋集旋溃，旋散旋招，“遇回军辄便惊溃，缺粮饷即哗散作乱 ”，四处抢掠，给正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三年，官府在庆阳设后路粮台，因外省协饷不能接济，即派绅士入乡串村，四处劝捐。殷富大户倾囊输纳。穷家小户升斗之积也搜刮无遗。粮款催逼，烧杀掳掠，官军、义军轮番争夺，群众纷纷逃亡。
  五年10月，回军自华亭东移，在董志原踏勘地形，准备安营扎寨。其前锋直逼正宁，欲继续东进。到达平子镇，提督谭玉龙率部三营截击，回军战败，遗弃财物甚多。清兵因贪财行劫，无心恋战，更不及营垒，回军反扑，清兵大败，谭玉龙弟被擒，裂尸而亡，弁勇死伤殆尽，惟谭玉龙单身遁免，祸及群众，死伤甚多。从此，东路遂通，回军挈眷长驱直入，占据董志原，号称十八大营。北至驿马关，南至和盛，西到肖金，东到西华池，广袤百余里，回军营垒星罗棋布，其头目最著者有马正和、崔伟、白彦虎、禹得彦、余彦禄、杨文治、虎元帅、陈林等。带领义军对陇东诸县反复袭杀，村屯堡寨多被攻陷，群众逃得逃，亡得亡，十室九空。
  六年，回军、捻军合势，先后占据正宁、宁州、三水、彬州、泾州、长武、庆阳一带。山河原已成为回军运粮要道，驮队不分昼夜，络绎往来。乡民多数逃亡，少数困守孤堡，因乏粮将所剩耕畜杀食殆尽，且胆怯畏惧，不敢出外播种春禾，遂无籽粒滴地。
  夏天，安化西乡土匪何某，号何大帅，归顺回军，率众攻陷正宁县城（罗川），大肆烧杀抢掠。吋值小麦成熟，群众无法收割，尽由回军抢收，只在回军撤走后，收拾残穗。秋后，粮价飞涨，升米千钱，饿殍遍野，惨不忍睹。10月，义军复陷正宁县城，知县黄绍薪逃跑，训导李莲锋、团首于腾辉战死，典史彭觉全家被杀，群众三四千人死于兵祸。
  冬，土匪何大帅就抚于雷正绾，入正宁县城大肆抢掠，被群众诛杀。而土匪之漏网者多藏匿险隘，杀人越货，掳人以食。
  七年正月，正宁县城又被回军攻陷。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镇压，沿泾河两岸节节布防。2月，陕安道黄鼎领兵开赴董志原，在脱家坳等处与回军鏖战。回军大败，拔营东移，欲东渡黄河过山西，或归赴陕西，正宁山河原成为回军主要集聚地。因此，左宗棠指示 “正宁入犯之路，仍防不胜防 ”。
  闰4月，正宁县城再次被回军攻破，官吏、兵勇逃避，百姓遭杀，全城尽成废墟。回军撤后，雷正绾才领兵从宁州早胜镇大营赶来，却冒功谎报 “已经克复 ”。
  冬，左宗棠与副帅刘松山、提督高连升函商：“进扎山河，可截宜君、中部来路，可松马栏、杨店之防，并可与三水进正宁之军联络。”又云 “回逆（义军）由老巢什社原出合水东华池，或走王家角，或走槐村庄。甘泉与王家角均宜重兵扼扎，始可一意向山河而进 ”，遂派高连升率部进驻山河镇，刘倬云部进兵永和、职田一带。从此，正宁成了清军镇压义军的主要战场，群众深受兵灾之苦。刘倬云所部各营，与回军战于湫头、永和，“宽处用方阵，狭处用伏兵，无不胜者 ”，“两日行三百余里，兼有战事，土卒奋勉，寒苦可念 ”，“受伤勇丁七名，按章给予银两 ”。回军白彦虎部万余众大败，给养不足。潜伏要路险隘，杀人夺粮。
  其后，回军夜袭山河镇，架云梯登占城垣一半。山河镇人多善鸟枪，持刀枪抗击，击毙回军甚多。又短兵相接，回军进退势窘，登城者多坠城而亡，尸体未搬走者，被饥民割食。
  湫头原清军取胜后，刘倬云在职田枣寨设场赈济，能炊食者按口散米，余即煮粥照发，一日两餐，正宁和庆属难民闻风就赈。
  八年春，散处正宁村堡之回军，整队再次袭击山河镇。因前两次攻城失利，这次图谋报复，先选精壮数10人潜入城内，以达里应外合。当晚，城内回军烧坏城门，城外伏军一拥而入，居民闻讯集结，短兵相接，舍命厮杀，巷战彻夜，回军未能取胜，夺路而出，居民死亡十余人，受伤数人，回军死亡过半。
  清军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战火，在正宁延续8年，至此基本平息。在8年的战乱中，县城罗川，既有官吏委政，又有勇兵防守，被回军四攻四陷。而山河城，仅有居民集结，回军3次围攻，终未取胜。原因何在？诚如《庆访纪略》所载：“众志可以成城信乎，地利不如人和也，以弹丸小市，无险可依，无兵可恃，只此各顾身家性命之心，固结莫解。至使強回一攻不克，继之以再，再入未得，复至于三，竟乃大受惩创而去。”4月，清军一方面大肆镇压回民义军，一方面着手安置难民。现将左宗棠关于安置难民给副帅刘松山的两次批示摘抄如下，以作为8年战乱的结束语：“现在陕境可期肃清，甘肃则兵事方始，必先将陕西接壤之平、庆、泾、固一带布置大兴屯政，然后进可战，而退可守。贵军门此时不在急于进剿，惟希将董福祥等股难民安插耕垦妥为筹办，俾待各归故土，于该难民等有再生之恩，于陕甘两省大局大有裨益，其难民来庆之前，粮食仍由绥德军给领，其抵庆阳旬日后，由三水、正宁接发，以两个月为度。总须督令难民等及时耕垦。俾能自养，乃可活命，不能怙从坐待哺也。”另一批示是：“来牍敬悉。以事理而论，该难民等本平、庆一带之人，乘此时早归庆阳一带，各勤耕种，将来甘肃一律肃清，各归各业，庶免流离失所；其延、绥地方人民既可免逼处之嫌，致起土、客之衅；而官司一次安插，亦省多少劳费、多少必机，诚一举而三善备焉者也。乃该民间等惟知苟安目前，贪图熟地易于耕种，必求暂时开种一季，然后言归，实属愚昧无知，妄生希冀。本应勒令西归，不准留恋。惟现届孟夏，正播种之时，大营距延、绥一带甚远，彼此文牍往还动须兼旬逾月，此批到时已将五月，未免有误农时，姑徇该民间所请，勉为饬知地方官，凡难民情愿暂于瓦窑堡、老君殿、周家耕垦者，姑准其就近耕种，以资度活，秋后缴还地亩回籍。其愿回庆阳、合水、正宁、宁州、董志原、泾州等处原籍者，准给予半月口粮，资送原籍。
  辛亥革命在正宁张元口述杨宪法整理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起义响应。西安是古历9月初举事响应的，很快波及正宁，15日左右全县紧张起来，各村农民纷纷自发筑城，打窨子进行防备。到底是防清军还是防新军，谁也说不清，总感到改朝换代，战乱必起，将祸及群众，谁来骚扰就防谁。当时，我们下马槽沟就筑了一个小城。9月16日宁县早胜镇哥老会首领彭泗海和一个朱大爷，带领会党打，开罗川城，知县王炳勋未遭伤害，继续就任。10月初，榆林子南头任政义等哥老会头领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同彭泗海一起攻打庆阳府，起义军失败，任政义的棉衣都被清军脱去了。接着新军就来了，正宁的县官是新军放的。清朝时，正宁是7里半百姓，10多个村庄一个乡约，职责是管理羊吃田、马吃豆，解决民间纠纷。所谓半里，是在三嘉成立了一个新开里，因人少称之为半里。民国十二三年改为保甲和联保，在此之前收税是交钱，保甲成立后改为交颗子粮。
  正宁红枪会张元口述杨宪法整理红枪会是民间秘密武装团体，是农民为了抵御兵匪的骚扰自发组织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国民军冯玉祥部攻打兰州，甘军黄得贵、韩有禄失败东走。7月退至陇东，黄司令驻早胜，韩司令在山河。差不多村子都驻扎部队，宫河驻有一个团，团长姓白；我们下马槽沟驻了韩司令一个连，连长蒲生禄；上马槽沟驻扎一个骑兵营。当时，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区区小县，一下子驻扎那么多的兵马，摊粮派款，百姓负担太重，加之残兵纪律松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百姓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便秘密拉起红枪会，习法练武，以抵抗残兵和土匪。
  红枪会最早是在长口子拉起来的。开始，来了一个名叫陈新元的河南人在长口子办红学，首先成立起梭镖队，武器均系长矛、大刀。从此，各村都办红学。下马槽沟的老师姓黄。参加红学的人在晚上秘密活动，主要是传符念咒，习法练武，先排砖，后排刀，即用砖砸臂，用刀砍背，说是这样练出来以后，打起仗来刀枪不入。至今民间仍还有 “红枪会打不进去 ”的迷信传说。9月间，各方的红枪会都成立了，头目叫团头。乐安坊团头彭某，大庄一带是武新洲，小寺头是杨智荣，长口子是黄彦雄。部队发现红枪会后立即搜捕镇压，把小寺头杨智荣家的庥杆放火烧着，连碨子都烧炸了。从此引起摩擦，开始打仗。
  第一仗在罗川打，是红枪会发起的。在泰山、药王洞、五王庄各埋伏一个团，重挫黄、韩残部，打死30多人，俘虏了营长吴知子，红枪会威名大震。
  第二仗是在榆林子打的，西至小寺头，东至乐安坊、文乐，南至罗川，整个成了战场。这一次是黄、韩部队羞于前次的失败而报复的。韩有禄说红枪会是妖人，要剿灭，到处拉白狗，用狗血淋子弹祛邪，以便打入人身。这一次红枪会失败了，死了几十人，仗打得很惨，连榆林子张德金收下的高粱垛都烧着了。红枪会从此被打垮了，一蹶不振。
  直到民国十五年9月，国民军联军第一师追击黄、韩，在米桥打了一仗；联军在桥西，黄、韩在桥东，黄、韩不支，败退陕西，这次延续一年之久的兵灾才算结束。
  事后，我根据红枪会的活动情况，编了一本戏叫《红会图》，群众是比较欢迎的，哪个戏班唱《红会图》，群众就多给钱。
  正宁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创建经过王长明1932年初，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以子午岭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改编地方民团为赤卫军，组织农民联合会和贫农团，开辟了寺村原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临时苏维埃政权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其革命形势之高涨是前所未有的。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重兵“围剿 ”寺村原革命根据地历时6个月后丧失。她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传播了革命思想，唤醒了劳苦大众，给人民带来了曙光和希望，为后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年群众工作的基础上，1933年舂，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杜苑、李尚勤、杜林治来到湫头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串联革命积极分子，物色对象，秘密发展党员。
  他们单线联系，先后接收岘子村的郭存信、郭廷藩、郭自发和五顷塬村的左怀玉为中共预备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这4名预备党员在岘子村郭存信家里集体举行了党员转正仪式。会议由李尚勤主持，宣读了誓词，強调了党的纪律，布置了今后工作任务，并成立了党小组。在党小组的领导下，这4名党员积极开展工作，通过亲友关系秘密串联，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陆续接收李进荣、秦善秀、秦善和、范勤发、秦善祥、秦金库、郭富有、何正兴、邢进明、安致有、范居成、秦善仓、陈玉和、高学智、秦志初等15名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的一天深夜，在西头村秦善和家里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正宁支部委员会（又称中共西头支部）。选举郭存信为书记，秦善和为组织委员，秦善秀为宣传委员，郭廷藩为统战委员，支部共有党员19名。此为中国共产党在正宁县创建的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正宁支部成立后，隶属陕甘边特委。1935年5月，陕甘边南区党委设新正办事处，该支部更名为中共南邑支部，隶属新正办事处。中共正宁支部创建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组建人民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燃起了燎原之势，她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正宁全境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红一军团在正宁彭秉邦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及第一师、第二师于1937年2月4日，奉命驻防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军团部驻正宁宫河街北头村老屋场，政治部驻王禄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在王禄村群众王度家，后勤部驻核桃峪村，随军学校驻南庄村，随军医院驻东山羊头村；属部第一师师长杨成武、政治部主任邓华驻罗川春场村，所属一团驻山河东关，十三团驻罗川代家店、五王庄，三团驻陕西旬邑县麻园村一带；第二师师部驻宁县早胜北新城，二师三团驻宫河镇。
  当红军部队刚到正宁后，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就和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了商谈，向朱门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讲解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和张、杨的8项主张，并转达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关于同意红军接防的电报，宣传抗日政策，陈述利害，和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
  红一军团在正宁驻防期间，政治部民运科多次组织民众讲演会，张贴 “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维护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及要求南京政府释放爱国 “七君子 ”等内容的标语，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军民共唱抗日歌曲：“嘎咚嘎！嘎咚嘎！冲锋枪向前打，打败日本鬼，吓死卖国贼。嗨！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并在罗川举行了较大规模的军民联欢大会，共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接抗日胜利的到来。在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邓华的主持下，成立了正宁县抗日救国委员会（地址设在罗川），彭天禄任主任，邱立山、王凤翔任副主任，焦永智、王富林、史得才任委员。与此同时，在宫河、山河、长乐等地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4月初，红一师在罗川举行了军事体育运动会。下旬，红一军团又在宫河东坳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运动会。项目有列队、刺杀、投弹、木马、长跑、跳高、跳远、单双杠、篮球等。会期7天，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运动会闭幕时，军团负责人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并讲了话，对当地群众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和鼓励作用。
  红军的好传统、好作风给正宁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80多岁高龄的正宁县政协委员、原国民党正宁县党部书记长雷鸿轩先生回忆，他当时担任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收发室主任，1937年2月，红军进驻正宁县城（山河）后，县长朱门派他带领红军妇女工作队300多人去山河东关村安排住处；但到群众家里后，战士不进屋子，直到房东把屋内该搬的东西搬走，并经部队领导允许后，战士才背自己行李谦让进屋，就这一点，当地村民深为感动，都说：“红军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按价赔偿，并主动给驻地群众担水、扫院、砍柴，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宣传抗日政策，军民亲如一家。
  罗川红军驻地一房东喜得男孩，住在这家的红军战士闻讯，纷纷向孩子的太祖母祝贺 “四世同堂 ”之喜，并给孩子送去了军用被单、军衣和小洋瓷碗，群众深受感动。在红军优良作风的感召下，驻地群众自发掀起了慰劳红军、支援抗日的热潮。据雷鸿轩先生回忆，原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会长张振襄（赞臣）自愿给红军捐献军粮25石，在他的带动下，山河一带富户王培兰、刘运昌、刘耀奎、张成祥、杨俊才等都给红军募集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粮。同时，有不少群众积极给红军做军鞋，给军马送草料。榆林子珍庄村群众穆明新等人还购买了大量绿、红纸送给红军，让红军书写标语，宣传抗日政策 ..。
  在抗日政策深入人心、红军取信于民的大好形势下，红一军团政治部在驻地群众中秘密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党员。先后在周家、上冯坳、牛家沟圈、康家、燕家、东里、西里、东山羊头、岳堡子、纪村等村庄发展了周富选、周忠汉、周德、牛新科、董虎山等40余名中共党员。党员中间不发生橫的关系，直接受部队党组织领导。1937年四五月间，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周富选任支部书记，初期受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科领导，后隶属地方地下党组织领导。“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红一师在驻地罗川举行了抗日誓师大会，全体官兵和当地群众数千人参加，师长杨成武在大会上讲话，邱立山代表正宁县人民在会上表示了抗日决心，群众代表把一面绣有 “抗日先锋 ”的锦旗赠给红一师。8月初，红一军团及属部撤离正宁。
  党旗映红宫河原 ——记宫河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焦富全张华杰宫河原是陇东革命老区的一部分，早在30年代这里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党组织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霸除奸，传递情报，英勇杀敌，踊跃支前，为全国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发展党的组织1935年深秋，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可是蒋介石对新生的革命力量恨之入骨，派东北、西北两支军阀部队 “围剿 ”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妄图扑灭正在燃烧的革命火种。蒋介石卖国求荣及 “围剿 ”革命力量的反动行径，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
  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于1937年2月奉命驻防正宁、宁县一带，军团政治部和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住宫河王禄村。这支革命军队在宫河休整期间，军团政治部民运科工作人员深入宫河地区各村各户，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成立了宫河地区抗日救国委员会。
  通过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影响，宫河地区周富选、周忠汉、董虎山、牛新科、周志红等40多名向往革命的农民，投奔党组织，积极为党工作，陆续被接收为中共党员。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科的组织和领导下，1937年四五月间，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 ——周家党支部在周家村成立。
  红一军团撤离后，周家党支部隶属中共宁县县委（地下）领导。首任支部书记周富选；第二任支部书记周儒（1948年1月至12月，周儒被宁县工委派往延安西北党校学习。在此期间，黄正兴担任支部书记）。周家党支部下设4个党小组，即牛家沟圈小组：牛新科、王生堂、王白路；上冯坳小组：冯军、冯自镐、何英才；周家小组：刘公修、周忠汉、黄正兴；李家城小组：李生，其余不详。
  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后，在宁县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革命道理，打土豪，除奸恶，抵抗国民党摊派的粮、款、草，为解放区输送人员、枪支、弹药和粮钱，并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1939年前季，中国共产党宫河地区委员会成立，区委书记周忠汉，副书记周儒。之后陆续成立了东里支部：书记周维清，副书记刘振福；康家支部：书记周德，副书记贾积功；燕家支部：书记燕富举，副书记燕仁旺。
  宫河区委成立后，委派富有经验、立场坚定的党员，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其范围是：南至陕西彬县永乐、北极；西至陕西长武、相公镇；北到宁县早胜、中村；东到正宁县榆林子、长乐一带，使革命火种迅速蔓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扑灭抗日烽火，派地方民团在宫河地区四处搜捕我地下党员，极力破坏瓦解我革命组织。党员周志红被捕后，在敌人的威胁下自首变节，宁县工委误认为周志红和周忠汉同宗，有可能出卖周忠汉，因而错误地将周忠汉调回，终止其区委书记职务。由于敌人的破坏，使宫河地下党组织力量遭到削弱。1942年，中共宫河地区总支委员会成立，周儒任总支书记，董虎山任副书记。之后，北极支部、高丽坊支部、相公镇支部、中村支部、早胜北新城支部相继建立。此时，宫河地区已有党员50多名。
  为了便于活动，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宫河地下党总支决定将所属支部划分为3个活动区，即核桃峪、康家村以西由周儒负责，为宫河周儒区；王禄、徐家村以东由董虎山负责，为宫河董虎山区；北极、永乐一带由程润负责，为北极程润区。在宫河总支的统一领导下，革命斗争活动广泛开展起来。
  组建革命武装解放战争初期，宫河原四面受敌，重兵压境，东面的山河镇，南面的彬县，西面的长武，北面的宁县均为敌占区。反动势力严密封锁，横征暴敛，兵匪为患，民不聊生。为了打击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对敌斗争，保卫和壮大地下党组织，在我陇东工委早胜部、宫河区委的统一领导下，1947年2月宫河地区相继建立起以党员为骨干的3支游击队：宫河周儒区游击队，队长李义，副队长周自昌；宫河董虎山区游击队，队长刘振福，副队长吕积仓；北极程润区游击队，队长何风云，副队长刘寿有。3月，宫河支队建立，队长李喜喜，有队员27人，步枪16枝，子弹400发。3支游击队和宫河支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搜集情报，打击敌人，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孤立打击顽固的，在掩护和发展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解放正宁做出了巨大贡献。
  英勇对敌斗争1947年初，驻正宁敌军马步芳部，为了扩充其反动势力，预谋抓兵拉夫，扫荡宫河地区。4月的一天上午，马匪以两个骑兵连的兵力，由当地伪保安队分队长王建荣带路，气势汹汹地从宁县城出发，横穿早胜，翻过无日天沟，进驻南庄城，探察情况，密谋扩兵事宜，妄想在第三天黎明直奔榆林子，然后分南北两路，从东向西抓一批青壮年农民，组建一个团的反革命武装。
  使敌难以预料的是，我陇东工委、宫河区委及其3个游击队，互通情报，联合抗御，已组成一个坚强的地下长城。就在马匪欲达宫河的前两天，陇东工委早胜地下党组织已派人向宫河区委报告了敌行动计划。当时，宫河游击队根据已掌握的可靠情报，及时和董虎山、程润联系，并经周儒、黄正兴、孙兆甲等人商议，制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先发制敌的办法，定叫马匪有兴而来，扫兴而归。
  在马匪行动的先一天晚饭后，宫河游击队开始行动。董虎山区游击队埋伏在宫河以东，切断山河一带驻敌后援之路；北极程润区游击队摸黑赶到南庄城周围，监视敌人，以便掌握情况；宫河游击队化整为零隐蔽在西水沟畔、唐坳、沟北一带，对南庄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孙兆甲、黄正兴、李义分别穿插在游击队之中，仔细侦察着敌情，相互联系掌握着行动的良机。
  夜，死一般的寂静，大地湿漉漉的，暗淡无光的月色被云雾吞没，旷野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约莫12点左右了，全体游击队员仍然潜伏在指定地点严阵以待。
  突然，“叭！叭！”清脆的信号枪打晌了。于是20多名游击队员英勇奋起，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忽南忽北，诱惑敌人，造成错觉。这时，城内驻敌一听见枪声四起，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恐万状，狼狈地吹着集合哨子。顿时，人的狂喊声，马的嘶鸣声，搅成了一片，整个南庄城乱成了一锅粥。敌人虽然人多，装备充足，但人地两牛，情况不明，加之深更半夜，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死死地压住城门，龟缩一团，伺机逃命。
  第二天凌晨，天刚麻麻亮，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马匪就派密探，往佐城一带察看退路，早饭也未顾上吃，便仓惶逃命，直奔老巢宁县城。
  这次赶走马匪，使宫河地区的百姓免遭一场空前浩劫，群众高兴地为游击队员送茶送水，盛情款待。从此游击队威名四扬，斗志更加旺盛了。
  开展反霸除奸1946年冬天，伪宁县县政府派了一个姓尚的带着两个警察，来到宫河逼款子。这次摊派的款子数量大、时间紧，一般农户要交23块白元，而且限5天必须交齐，如期如数交不上者，要押到宁县县城坐牢。他们刚来3天，就捆绑吊打了50多个群众，宫河原上不断传来被打群众的悲惨哀嚎。群众对这3个家伙恨得咬牙切齿，地下党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干掉这3个“黑狗 ”。
  一天夜里，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董虎山和党员吕济仓、周维清等同志，带领30多个群众，肩扛着镢头、铁锨，带着地下党员们卖牛卖驴、卖柴卖草凑起来的几十块白元，来到这3个坏蛋的住地，只见窗口还有灯光，里面不断传出猜拳行令的作乐声和打人逼款的惨叫声。这时几个党员就很快冲了进去，抓起扔在炕头上的手枪和立在地上的步枪，大喊：“不许动！”接着围在外边的二三十名群众一拥而进，大家一起动手把这3个家伙绑了起来，拉到后院，群众一见就气炸肝胆，三五下就将姓尚的这狗王八砸死在地，其他两个伪警察被连夜押到红区游击队。
  第二天一早，宫河镇和周围的村子里一片轰动，墙上、树上贴满了红绿标语，标语的落款处都写的是八路军某师、某团。群众眉开眼笑，奔走相告，都说：“昨晚八路军大队人马路过宫河，把大路都涌满了，数也数不清。”敌伪人员听到这些情况，个个胆战心惊，很长一个时期，那些自卫队长、伪乡镇长、伪保长的爪牙，再也不敢下来抓兵要款了。1947年7月，党员周清孝、孙兆甲带领周家游击队，在一天晚上配合部队一举捣毁了一贯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北极保公所，毙敌1人，缴获步枪12枝。1948年7月，宫河、周家、北极3支游击队抽调9名队员，由北极游击队副队长刘寿有带领，智取了恒家坳敌碉堡，俘敌2人，缴获长枪3枝，短枪1枝，马刀2把，手榴弹10多枚，子弹100余发，其余守敌溃逃，拔掉了人民头上的一颗钉子。
  同年8月，宁县伪县政府配合住在宫河南庄的镇公所，向宫河地区群众要粮要款。当晚，周家支部派人用5杆枪在南庄打了一阵，吓得敌人连夜逃跑。1948年10月，敌人派了一班马匪军、一班自卫队，驻扎在南庄城里，扬言要镇守宫河原，并向每一个保要5个兵。宫河地下党组织立即商定，派党员刘志明等同志，当晚带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3枝长短枪，分别到敌人驻地周围的王禄、纪村等村庄张贴标语、打枪、放纸炮，致使各村庄一片紧张，敌人被吓得慌了手脚，第二天就夹着尾巴逃回宁县县城。
  伪保长叫曹 ××，催粮派款十分苛刻，而且他和敌自卫队长、便衣队混得很熟，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很大障碍。当时地下党组织决定要除掉他。董虎山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后，认为这个人还可以设法争取利用。于是经过十几天的详细侦察，在4月一个灰蒙蒙的夜晚，10多个人悄悄地埋伏在一个沟圈路旁。这是曹 ××从家里去宫河镇的必经之路，当他哼哼唧唧走过来的时候，地下党员和几个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曹一见人多势众，长枪、短枪对着他的胸口，吓得连喊：“饶命！饶命！”地下党员向他讲明我们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并向他讲解了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要他早日醒悟，暗地里为我们做些工作，立功赎罪，他满口答应。此后，曹老实多了，每次从县城开会回来，都向地下党组织汇报敌情，汇报敌军的动向，为开展地下斗争提供了方便。
  宫河地下党组织在除奸反霸中还歼灭了当地一些土匪恶霸。1949年3月，地痞吴 ××、雷 ××依仗宫河镇公所的权势，任意向群众要粮要款，宫河地下党组织根据群众意见，派周家游击队侦察清吴 ××、雷 ××的行迹，趁一天黑夜在乔坡村将两人抓获处决。另外，游击队还处决了伪宫河镇长王 ××、苟 ××及梁家的土匪头子王 × ×。为民除了害，深得群众称赞。
  为革命赤胆忠心宫河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到解放前夕，已发展党员150多名，仅周儒家就有两名地下党员。这些同志为革命赤胆忠心，宁死不屈，勇往直前。
  不少地下党员白天下地干活，赶脚跟集，也为敌人支差服役，和一般老百姓一样。一到晚上，他们有的开会，有的出去贴标语，有的去毁掉白天给敌人修的工事，割断敌人的电话线。
  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活动，经常搜集敌人的情况，并巧妙地派人装扮成揎盐的、贩簸箕的，把情报迅速地送出去。如在扁担背夹上钻个眼，把情报装进去，再把外面钉好，经过多少岗哨，一点也引不起敌人的注意，一直把情报交给上级党组织。周家支部的周儒，每隔一段时间挑上担子去西华池汇报工作，回来时担上盐。
  宫河地区的地下党员为革命忠心耿耿，对上级分配的工作任务都能够兢兢业业按时完成。周儒家当时只有40多亩地，可是为了给早胜党员提供食宿费用，一次就卖了10多亩地。
  不少党员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保护同志，保护组织，宁肯自己遭受酷刑，也不招供出卖组织。1947年古历2月间的一个深夜，正值董虎山去合水向中共甘肃工委统战部汇报工作回来不久，敌人突然派军队包围了他家的庄子，破门而人，不间青红皂白把董虎山五花大绑押到了宫河镇公所。
  一个敌连长几次审问其姓名、年龄和经历，要他供出地下党员的名单、编制及活动情况，问谁是 “头子 ”等等。在这个关键时刻，董虎山灵活机智，装成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民模样，不论敌人问到什么情况，他的回答只有3个字 “不知道 ”。于是敌人对他施以 “坐飞机 ”、“下竹签 ”、灌辣椒水等酷刑，但他坚韧不拔，宁死不屈，敌人始终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情况。后来他被押送到永乐镇胡宗南匪军的四十八旅。在那里，敌人又用了许多酷刑，要董虎山保全自己，暴露 “共军 ”情况。但他认为如果这样，地下党组织就会被破坏，多少人头就要落地，他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种庄稼的农民。敌军无奈，又将他随军押到陕西的耀县、潼关、宜川，最后押到西安。在西安劳教营，敌人采取利诱的办法，说只要董虎山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可以把全家搬进西安，每人给100块白元等等，这些都遭到了董虎山的拒绝和痛骂。敌人无计可施，又把他关进监牢，关押两年，直至1949年才保释回家。解放后，董虎山出任宁夏海原县县长。
  新正县与国统区正宁县划界斗争记事郭廷藩口述王长明整理新正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红军游击队早期开辟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地处新宁县与赤水县之间，东靠子午岭，西邻彬县，南北贯通，交通方便，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政治中心。在军事上也处于要冲地位，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门户。
  新正县和国民党统治的正宁县地域犬牙交错。国民党军队在交界的边沿地区挖战壕、筑碉堡、设关卡，进行军事威胁。新正县军民为了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在彼此接壤地段长期形成扯锯状态。1936年“西安事变 ”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坚持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策略总原则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的自卫原则前提下，向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为了加强团结，缓和矛盾，保持革命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1937年1月，奉关中特委指示，新正县与国统区正宁县划分临时行政区域界线。
  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廷藩，以前曾长期在新正县工作过，对这里情况熟悉，关中特委决定调他回新正县担任划界谈判首席代表，并派特委统战部长杨载泉协助工作。国民党正宁县方面由县长朱门为首席代表，成员有县教育科长巩保初等人。为了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双方都邀请有评判员。我方评判人是当时驻防罗川的红一师政治部主任邓华，正宁方面的评判人是国民党乎凉党部书记。谈判地址设在正宁县府所在地山河镇。
  谈判对手朱门是我党的叛徒，思想反动，老奸巨猾，且在正宁经营多年，很懂得斗争策略，可见此次划界谈判，是一场激烈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为了充分做好谈判的准备工作，事前邓华、杨载泉、郭廷藩对谈判的原则、斗争策略及应注意事项一起认真进行了研究。商定谈判总的原则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维护党的统一战线；在斗争策略上，坚持原则性，掌握灵活性，既坚持斗争，又做必要的让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新正县通过统战对象、开明人士、正宁县商务会会长张赞臣先生将谈判事项及日期告知朱门。
  郭廷藩和杨载泉第一次赴山河镇谈判时，朱门带领县政府公务人员和自卫队在东城门口列队夹道欢迎，虚张声势，摆出一副确有会谈诚意的姿态。然而在谈判桌上，他以没有接到上司命令为借口，拒绝谈判。当时郭廷藩对朱门说：“我们可以先协商，你也可以请示你的上司。”但朱门迟迟不肯表态，谈判处于僵局。为了使国民党方面不至于把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名加给我方，谈判只得暂时休会。
  会后，郭廷藩、杨载泉将谈判情况向邓华作了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谈判方案。邓华指示对朱门要采取政治攻势，宣传团结抗战的重大意义，并要他明确表示对抗日的态度；必要时可以讽刺挖苦，使其理屈词穷，无理反驳；但要切记不能训斥，以免扩大事态。
  在第二轮谈判中，狡猾的朱门避席不出，暗地出谋划策，让教育科长巩保初出面谈判。巩保初一开口便重弹朱门的老调，说：“在未接到上司命令之前，我们没有理由擅自划界。如果你们要硬划的话，那我们只好卷起行李回平凉交差。”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威胁手段，完全在我方预料之中。郭廷藩当即胸有成竹地批驳说：“目前国共两党已实现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我们同友区划清地界，是为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维护国共两党合作，顾全大局，以利抗日，这就是最充分不过的划界理由。你们口头上拥护联合抗日，但实际上却借故生非，制造矛盾，动不动就要卷起行李走，难道这就是你们抗日的诚意吗？”巩保初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只好对我们说：“这样大的事，我一人无法做主，还得请示县长。”说着便离席而去。
  过了一阵，朱门和巩保初一起来到谈判会场，他边向郭廷藩、杨载泉点头，边说：“失陪了，失陪了。”郭廷藩说：“朱县长是公务缠身的大忙人，我们可以谅解。刚才的谈判情况，想必巩科长已告诉了你，看来还得县长老爷亲自出马。”朱门受讥，显得十分尴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非常难为情地说：“巩科长向我简单地谈了刚才会谈情况。
  关于划界，我们可以商榷。但是，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你们的游击队还包围着我们的一个镇公所，又缴了我们一个乡公所的十几枝枪，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郭廷藩当即回答说：“我们马上调查。若有此事，立即解除包围，如数交还你们的枪支。”会后，经过了解，朱门所反映的情况确是事实。原来长乐游击队队长王玉因不明国共合作的情况，带领游击队包围了柑柏树镇公所，还有一支游击队缴了另一个乡公所的10多枝步枪。新正县政府随即命令游击队解除包围，退还所缴获的枪支，立即撤回根据地。
  由于朱门答应同意谈判，于是郭廷藩、杨载泉又去找邓华，研究了下一步的谈判策略和部署。邓华指示：“既然朱门同意协商划界，你们马上向他要来3张正宁县的地图，先根据我方的意见，在地图上划个界线，拿到会上谈判。我们划的界线朱门肯定不会答应，必然还要讨价还价，到时我再出面谈判。”当时，我方的主导思想是，凡是我们建立了乡政权的区域，都应划归新正县。具体界限是：西南从上南坡头起经西沟、半川、西王阁，东北接连东西五畔、杨畔、巩畔，西边包括五区长乐。
  在第三轮谈判时，朱门看了我方划了线的地图后，极力反对，说什么你们这样划，我们只留下山河镇一个孤城了，我们是不会同意的。郭廷藩说：“你们本来就是一座孤城。我们划的这些地区，都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如果划给你们，那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双方争执不下，邓华出面调解，他从抗日大局出发，要我方作必要的让步。提出可以把西王阁、西五畔划给对方。即使这样，朱门还不满意，硬要把五区长乐划给他们。郭廷藩坚持不肯让出。后经邓华调解，又把五区长乐划给对方。邓华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摩擦，团结抗日。
  划界大局基本已定，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贪得无厌的朱门突然召集5个镇的镇长，向我方发难。坚持要把双佛堂以西的地区划给他们。永和镇镇长赵璠抢先发言：“照你们的划法，我们永和镇成了一个有头无身的残人了。”郭廷藩当即反击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个残人，只要你能承认这一点就行了。正宁的土地是属于正宁人民的，应当由正宁人民做主，不能由你们说了算。”赵璠一时无言答对，急得搔头抓腮。其他几个镇长见状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
  地域界限确定下来后，我方提出在山河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划界情况，对方也表示同意。
  开会这天，东西五畔、杨畔、巩畔、山河城关及附近数千名群众在山河镇会馆庙参加了划界宣布大会。按照议程，第一项由朱门讲话。邓华事前曾告诫他，主题只讲划界，不要涉及其他问题。但朱门在讲话中却大放厥词，说什么这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一手倡导的等等。第二项由郭廷藩宣布划界情况。他刚一讲完，台下顿时沸腾起来，被划为国统区的群众振臂高呼，“我们不愿受国民党的统治”声浪一阵高似一阵。朱门多次出面制止，也无济于事。第，三项由邓华讲话。他慷慨陈词，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朱门的无稽之谈。群众的注意力无不被他的讲话所吸引，他的讲话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这次划界，虽然将新正县的部分地区划归了正宁县。但是，由于我方做得有理、有利、有节，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和支持，促成了联合抗日的局面，赢得了暂时的和平，使我们能够致力于新正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新正县 “三三制 ”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佚名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 ”。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 “三三制 ”，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1941年四五月间，新正县全面进行乡选，具体地贯彻落实 “三兰制 ”政策。“三三制 ”选举的程序是：以村或居民小组为单位，由选民酝酿提出乡参议员候选人；以乡为单位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乡长和县、乡参议员；县召开参议员会议选举正、副议长，县长和县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及边区参议会议员。当时，新正县有4个区，22个乡，16468人，共选出乡参议员405名，县参议员39名，其中正式31名，候补8名；男37名，女2名；共产党员18名，占46％；县政务委员11名，共产党员7名，占63％，均超过三分之一，不符合 “三三制 ”原则。因此，在1942年5月二届二次县参议会上进行了补选，退出共产党议员3名，补选非党人士5名，使共产党议员的比例变为36％，接近三分之一。“三三制 ”的选举方法有5种。一是举手表决，首先通过酝酿提出候选人，再由选民或议员举手表决。在乡、村选举中多采用此法。二是投豆，将候选人的名字贴在碗上，由选举人将豆投在自己同意当选的人的碗内，谁得豆多谁当选；乡级选举，特别是选乡长吋比较慎重，多采用这种方法。三是烧孔，由选举人持香在被选举人名下穿孔，谁孔多谁当选。四是票选，县参议会选举，一般都采用投票的形式。五是聘请，有的乡长或议员被罢免，因工作调动自然减员，或者上级物色的人选落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临时聘请的办法予以补充。
  新正县早在1939年1月就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在参议会实行 “三三制 ”民主选举是1941年才开始的，至1946年，共召开参议会5次。其具体情况是：1941年四五月间进行乡选，约在6月间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参议会。
  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在全县乡选的基础上，于1941年7月25日至29日召开。到会议员27人，候补议员3人，其中女议员2人，回族议员2人。并聘请10位公正绅士参加，内有2人系清末秀才。会议选举了县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会。
  会议通过提案21件，计有：加强兵役制度；调整劳资关系，确保雇主利益；加强回汉团结，帮助回民区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加强学校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普遍推行新文字以扫除文盲；成立国医研究会，加强卫生保健工作；保护森林，严禁砍伐；禁止贩卖、吸食鸦片；反对顽军进攻边区，保卫新正安全；加强群众武装，开展锄奸保卫工作；加强青年工作；彻底解决土地纠纷；进一步巩固军民团结；拥护边币，平抑物价；发动人民大量运盐，帮助友区度过盐荒；更进一步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加強优抚工作；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救济难民，保障物质生活；加強经济建设；统一抗战动员，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负担等。
  会议通过决议5项：一、通过工作总结和指示；二、巩固边区内外各抗日党派各阶层的团结；三、彻底实施民主政治，巩固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四、加强各种抗战动员；五、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于1942年5月29日至6月2日举行，通过选举，纠正了上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人数过多的问题。通过提案16件，计有：保卫边区，扩大武装；执行兵役制度；彻底实行 “三三制 ”；救济难民，反对排客；改善民习，巩固社会秩序；执行婚姻法令，加強社会教育；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资；注意保管公粮公草等。1942年9月4日至6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参议会，到会议员19人。
  第二届第四次参议会，于1944年8月27日至30日召开。会议通过提案24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13件，文化建设6件，军事提案3件，民主团结2件。
  1946年1月7日，新正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到会议员30人，邀请劳模及专署、县政府、驻军、乡干部20余人列席会议。
  自第三届参议会以后，战争日益吃紧，特别是1946年12月30日（古历腊八），胡宗南以3个旅之兵力 “合围 ”关中之后，新正县参议会不复存在，“三三制 ”也随之消失。
  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宁分团始末雷鸿轩三民主义青年团是 “复兴社 ”的化身，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省设支团干事会，县设分团干事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季，庆阳第三行政区团干事长张孝友来正宁，吸收山河完小校长张鹤年（山河镇人）、县保安队分队长雷同春（罗川人）2人加入三青团。民国二十八年张鹤年介绍其侄张登高、张登峰，女婿彭民权（均系山河人）及张吉亭（松树村人）4人为三青团员。民国二十九年庆阳区团介绍张益谦（宁县和盛镇人）来正宁成立了三青团正宁分队，自任分队长。又发展正宁县政府教育科长巩保初入团，并在各乡镇完全小学中开始发展三青团员。到民国三十一年筹备设立正宁分团，由张鹤年任县分团筹备会主任。至民国三十二年在全县发展小学教师60余人，组成7个分队，选出代表举行代表会议，选举张鹤年、张登高、张登峰，彭民权、巩保初为干事，推选张鹤年为干事长，指定张登峰为书记，张吉亭为监事，雇用荔朴选（永正人）、蔺自峰为文书，正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宁分团干事会。创办了《正宁青年周刊》油印刊物。民国三十六年，推行团员甄审后，省支团干事会一次给正宁派征新团员600名，限期一周报省发证。张登峰找了户口册，把26岁左右的男青年统一填了入团申请书，上报省支团干事会，发来空白团员证，交县分团干事会代为填发。适逢彭德怀部队于镇原县屯子战役后，路过正宁，省支团干事会急电指示，将团员证随同文卷全部焚毁。据说当时三青团员共计676名，国民党、三青团合并消息传出，省支团干事会密令扩编干事6人，监事2人，按国民党中央规定，转团干事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监事为监察委员，区队并入区党部，分队并入区分部，三青团员为国民党员。正式合并时，共有10个区队（按乡镇）48个分队（按保），676名团员。县分团干事会撤销，向县党部交代团员名册及部分文卷、少量桌椅。省支团干事会圈定书记张登峰为县党部副书记长，县党部以无省党部指示为借口，拒不接受，经县长张廷书仲裁无效而搁置起来。不久，国民党中央宣布 “还政于民 ”，停发党务经费，人员寄编行政职务，张登峰寄编县合作金库经理。三青团就此停止活动。
  胡宗南部队在正宁路超云口述杨宪法整理正宁地处陕甘宁边区西南门户，40年代国共 “摩擦 ”时期，国民党派重兵驻守，给正宁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党胡宗南部预备三师第七团驻山河镇。二十九年，七团走了，来了李焕民团，抓夫拉丁，修筑工事。西至平子南亩原，北沿九龙河南原畔到山河、嘉峪川、西五畔，南到苜蓿岭、车家沟、东城、西城、湫池沟至支党河陈家川，修起一道碉堡封锁线。不到1公里修1座碉堡，中间是堡楼，周围是交通沟，深1丈5尺，宽2丈余，沟边挡着树梢，所有树头被砍伐，不少民房被拆毁。每座碉堡住1个班，1个保供给几个碉堡的磨面、柴草、马料和用水等粮秣差役。每天捉鸡拉狗，要肉要蛋，说是催要，实际是抢掠，有物抢物，无物抓人，鞭打绳拴，不少无辜群众被随意关押，迫使家属出钱赎人。每年秋收后都要修碉堡，对服役民工，动辄棍棒加身。在险要关隘通衢设有关卡，盘查行人，搜刮财物，民无宁日。
  三十三年秋季，胡宗南预备三师十团驻山河镇，抓丁拉夫，抢掠财物更甚于前。在城周围修碉堡，在民房顶上筑掩体，城郊10华里以内的树头全被砍光，上千亩大秋作物被践踏殆尽。
  三十五年腊月初八，胡宗南部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十二旅三五团、三六七团和一二三旅三六九团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新正县，见人抓去抬担架，见畜拉去驮枪弹，百姓将腊八饭做熟都顾不上吃，全部逃避山沟，谓之 “跑贼”。天亮时，胡部攻破边区第一道防线，占领了新正县的三嘉、马栏、湫头和新宁县的西坡、月明等地。从此，整个正宁县被蹂躏在胡宗南部队的铁蹄之下。胡部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群众称其为 “常刁 ”、“一扫光”。当时，有娃娃哭闹，常用 “胡宗南来了 ”吓唬，哭声即止，足见其作孽之深，为害之烈。1947年3月，西华池战役打响，胡宗南部队才离开正宁。8年时间，据统计，仅新正党政机关仓库损失粮食、油籽251石，食油2310斤，生产、生活、办公用具1560余件，大家畜和猪46头。群众损失粮食、油籽2743石，食油、食盐10090余斤，主要生产、生活用具10252件，大家畜787头，羊416只，猪490口，鸡4029只，银元386枚，白银17两，银镯11对，法币50437000余元，烧毁麦垛和草垛不计其数，数十名老妇、幼女遭到强奸。许多群众不堪忍受胡部残害，纷纷弃家外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逃往外地的群众达678户。这在正宁现代历史上是一场触目惊心的兵灾。
  西坡起义路超云口述杨宪法整理1946年，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进攻，古历腊月初八攻破边区第一道防线，边区防线后移，国民党即在湫头建立镇公所，在三嘉、月明建立乡公所；自卫队在湫头驻一个中队，在细咀子、月、明各驻一个分队，以強化其统治。月明乡公所驻地在西坡，李良汉任乡长，我任副乡长。
  西坡是老边区，国民党为了收买人心，曾规定免征赋税3年。因此，当时没有什么摊派，乡上的任务主要是编查户口、禁烟、禁赌、禁缠脚。这里是国民党月明乡公所所在地，又是共产党新宁县一区二乡之辖地，实际是红、白两家共管，群众思红，拥护共产党，国民党基层政权处境艰难，其乡镇人员时有掉头危险。李良汉1947年腊月初到职，我是22日去的。为了能够站得住脚，我们和西坡群众买了一口猪，同当地头面人物一起饮宴、拈香，共结拜27弟兄，其中绝大多数是红军家属。按年龄大小排，李良汉为老大，我为二十五。
  通过拈香结拜，缓和了群众情绪，国共双方的工作人员相遇后谁也不理谁。有时候，一个群众会，这家开罢那家开，各布置各的任务。同时，我们将保甲长全部换为红军家属，如张守智是关中分区统战部长，其兄张守德任第二保（西新庄）保长；张木是新宁一区二乡乡长，其兄张术任二保副保长。这样以来，红军家属放心，边区人民安宁，我们也站住了脚。
  因国共同居一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工作作风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一保副保长王登太，本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我们的结拜弟兄，他经常将边区的书报送给我们，进行宣传教育，并一再动员去边区。1949年5月25日晨，王登太说：“新宁县长罗金财叫你们到边区来，请决策。”早饭后我叫王维福（退伍红军、甲长）、梁朝栋（县参议员）、王登太3人到新宁去联系。他们走到月明，遇到罗金财派来接头的新宁县保安科长曹文财、一区区委书记张治德、二乡乡长张木3人，双方共同返回西坡。晚上，新宁来人要我们在西坡庄里洽谈，我和李良汉商量，认为还是乡公所保险，待乡公所职员和士兵睡定后，我们把门给栓了，在我和李良汉住的窑里进行了会谈。新宁来的人还带来了烟、酒、糖、茶，我们边饮边谈，决定倒戈，走向边区。26日黎明，叫了六七个骡子驮东西。李良汉将士兵带上原，按商定的策略讲了话。他说：“红军已将西坡包围了，现在我们要跟红军走，不准乱跑，谁跑就打死谁。”在路上，为了虚张声势和掩人耳目，士兵一直放空枪，从西坡一直打到瓦窑沟圈北咀。早饭前后到了韩家坳，新宁4个支队、民兵、学生、群众，手持绿红旗子，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先接士兵和职员，最后接我和李良汉。见到了新宁县长罗金财，在韩家坳住了3天，移住九岘西洼，杀猪宰羊迸行慰劳。
  当时起义人员中，有乡公所正、副乡长、职员7名，乡兵9名，县自卫队1个班10名士兵，共计26名。带去枪支27枝（李良汉有1枝私枪），子弹520余发，手榴弹39个，地雷100余枚，电话机1部。
  在九岘西洼进行整编，将乡兵和自卫队1个班编为新宁五支队，决定由我任队长，我以不谙兵事告辞，推荐额外队副兼班长姚焕玉（纪村北堡子人）任队长。户籍干事杨基堂（南住人）、事务员巩东昌（堡巷人）以及雷恒印（石坡头人）、姜治玉（后庄子人）等去宁县干校学习，培养为千部。李良汉、我和库如金（山羊头人）跟随新宁县政府工作。宁县解放后，新宁县政府进驻宁县城。李良汉、库如全因年龄大回了家，派我到平子区上去工作，我请了3天假回家探亲，适逢家庭分居，我就不辞而退。
  新宁县政府驻金村傅家庄时，参加正宁起义的县自卫队大部哗变，组织上叫我和李良汉通过关系将哗变部队拉过来，我说我们去是有危险的，没有去。所以，西坡起义和正宁起义是两码事，不是一回事。
  附件：新宁县长罗金财等给关中分区的信杨书记、陈司令、杨专员：我县一区二乡西坡村伪乡公所全体人员于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举行起义，现住我一区四乡地带。据统计：乡公所正、副乡长李良汉等人员七名、士兵九名、伪自卫队三中队三分队一个班士兵十名，共合人员二十六名，枪二十七枝，各种子弹五百二十余发，炸弹三十九个。
  再者山河伪政府人员全体动摇，已将伪县长马守礼进行拘留，同时将米桥、平子等地伪镇公所的自卫队枪支全部下了，山河开饭馆的回族全部扣押。现数次来信督促我们很快接收。同时，他们很恐慌，在山河以西地带积极修工事，准备对付马家。
  我们已派专人前去山河商谈接收事宜，这些情况我们向新正写信告诉了。究竟由新正接收还是新宁接收，如何去接收，现已过来的人员如何处理，立即请示为盼。
  罗金财杨生辰五月二十六日（抄自庆阳地区档案馆新正县委档案）正宁自卫队从积极反共到率先起义前后马守礼整理者按：1949年冬某日，家姐（玉芳）、家兄（登青）和我一起在我们租居的秦安县 “协胜马 ”家的小阁楼上指着糊墙纸做识字比赛，正玩得高兴，家兄忽然从一张《陇南日报》中发现有篇题为《正宁县自卫队为什么哗变》的述评文章。因该文说正宁县自卫队 “哗变 ”系县长马守礼与议长先子灵 “内讧 ”所致，马守礼即我们的父亲，故当即推我大着胆子去向刚从十九兵团请假回来的父亲寻根问底。前些年翻检父亲在 “文革 ”前写的史料遗稿时，又见到他有专门述及此事的文字。后来，我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上看见雷鸿轩先生撰写的《忆正宁县武装起义》一文，使连同先父遗稿一并邮给家姐、家兄传阅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正宁县自卫队 ”当时在全陇率先脱离国民党政权，投向共产党领导一事本身固属大势使然，但其意义匪小。《甘肃省五十年大事记》（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未见其事，为一大疏漏，雷老所记与先父所述在一些重要情节方面颇多出入，固有可以理解之原因，但作为史料，首应翔实，因此对雷老文章应作补正。为纪念正宁起义40周年和促进祖国统一，现特以先父遗作《正宁县伪自卫队起义前后》及其当年面述为主，兼取其《关于1948年陇东战役的资料》及其《自传》有关部分，撮成此篇，除供史志工作者研究参考外，尚祈有关人士特别是当年红区方面的知情人士进一步补正。本篇题名，系整理者拟加。1949年初夏，正当青、宁两马会师陇东急于攻占咸阳、西安，以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甘之际，被蒋、马长期倚为反共前锋的正宁县自卫队突然发生倒戈易帜之变，其时我适任正宁县长，亦因此机缘而从惶惶不已中得到解脱。兹就正宁自卫队起义背景及概况忆述于后，供汇正史料者参考。但时日已远，谬漏在所难免，还望知情者指正。
  正宁位居陇东至极，突入陕西关中，全境原辖山河、罗川、永正、平子、永和、湫头、月明7个乡镇。相传县府原置罗川，民国十五六年甘局混乱中因其地形不利防守，遂改迁山河镇。抗日战争初期，经国共双方协议，将湫头、月明两乡全部和永和乡大部划属共产党治理，其余部分由国民党统治，从此正式分为红白两区，其中共产党治区称新正县，国民党治区仍称正宁县。正宁西北一带，为宁县、合水划属共产党管辖的新宁县，与新正县同归关中分区专员公署领导，正宁东北为老红区。即国民党统治的正宁县，很早就处于红区三面包围之中。由于居此特殊政治地理位置，故国共关系恶化后，正宁县既是共产党频繁游击之目标，又是国民党坚守不舍之前哨。
  为了強化反共职能，正宁县除常有正规军驻防外，国民党还在该县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地方武装，及我赴任时，该县已拥有常备自卫中队4个，约400余人，分驻县城以外各乡镇；县府置地山河镇由马继援部杨修戎骑兵团约一千五六百人马驻守；县城由壕沟铁丝网围护，筑有坚固工事，弹药地雷甚多，防务设施十分严密，并配有军用电台。
  国民党地方自卫队当时之统一建制为：全县称 “××县民众自卫总队 ”，下设 “常备自卫队 ”和“民众自卫队 ”两部分，由县长兼任总队长，由军事科长或另选专人任副总队长；乡镇为 “自卫大队 ”，由乡镇长兼任大队长，另设专人任乡镇大队副；保为 “自卫中队 ”，由保长兼任中队长，另设专人任保队副；县内所有壮丁，都造册编入自卫队内。“正宁县民众自卫总队 ”副总队长职务，在我去正宁前、后一贯由县议长先子灵担任。先子灵系当地强豪，有很深反共资历和丰富指挥经验；其心腹骨于王得宽（绰号王大牙）、侯得财、何兴才、周致祥（绰号周刀子）数人，皆战争拉锯过程中叛变甚至多次叛变之共方游击队长；其多年所练自卫队之编制规模和反共能量，在陇东皆列前茅。因此他本人亦久为该县执牛耳人物。故郭寄峤接任甘肃主席后，对该县自卫队倍为赏识，扶植有加，我到任时，但见全县所有壮丁每天入队操练不息，隔日还举行乡县检阅，俨然与正规军一般。
  我去正宁前为西固县长，由于选举 “国大 ”代表吋地方势力从中作难，使省上指定的三青团候选人遭到失败，影响了党团双方原来达成的政治分赃协议，团方寇永吉不问皂白，仅凭民族成见猜测，以为是我受党方马继周指使破坏的结果，竟至布置西固三青团干事长王玺按其需要罗织控词，并利用省参议员身份向省参议会对我提出控告；而郭寄峤又仅仅听信寇永吉一面之词，所以我调正宁前郭寄峤原曾有过将我撤职的拟案。只是因王玺在控词中矛头直指党方，引出了张维等党方议员反击，郭寄峤才又决定将我改放正宁的。其实，我任西固县长前曾在省府秘书处工作10年，一直是丁宜中属下，丁曾连任朱绍良、谷正伦、郭寄峤3个人的秘书长，我之在宦途得以晋进，全仗丁宜中扶持，与党团双方都少深切关系，与马继周更少瓜葛。因之我从西固到兰州得悉以上内幕后，心中甚觉不平，兼之久闻正宁常有战事，便借口不谙武备，坚请回原任所或另就它处。而郭寄峤却非让我去正宁不可。其理由是：“正宁是边防地区驻有马继援军队，你是回民，去那里便于和他们相处。”辞之再三，郭惟以 “你先干着，短期内一定另调 ”相推。张维、骆力学、马继周及幕后指挥王玺控告我的寇永吉也一齐劝我从命，勿负厚望。由此可见，我之离开西固虽由党团摩擦而起，但后来改放正宁而它处莫属，则又寓郭寄峤反共之老谋深算。1948年3月下旬前后，即我到正宁一个多月时，郭寄峤亲赴平凉，召集平凉、庆阳两专区专员、县长、保安团长行政会议，专门布置反共军事活动。会后，我请假直接从平凉回张家川省亲。到家刚两日，清水县政府派骑送来省府电报。谓陇东防务吃紧，着我即返任所。待我急趋平凉见到专员周祥初，始知西北人民解放军继宜川大捷又发起 “泾渭河谷战役 ”（疑即《毛泽东选集》注释所云 “西府、陇东战役 ”），已越过彬县、长武、灵台，直指宝鸡；驻正宁之杨修戎团已调去陕西作战。同时获悉先子灵正在平凉打探消息。初遇这等大战事，又听说杨团调走，我十分惶恐，即以郭寄峤所诺求周转请辞职。周也认为 “前途难说”但也又劝我道：“正宁眼下还没有啥事，你还是回去再说。，不然，难免要受处分。”我只好找到先子灵，同返正宁。回到正宁约四五天，省府电告：“共军将回窜陕北老区，有经过陇东趋势；裴昌会、马继援各兵团将几路围剿。该县务必配合作战，与县城共存亡，不得擅离职守。”当时传说解放军有10万之众，而正宁全县男女老幼充其量仅三四万人，自卫队快武器只有步枪一种。我想 “与县城共存亡 ”云云谈何容易。于是急电省府，请求弃城回避。省府复令：“仰仍遵照前电办理，不得擅离职守，违则军法从处。”越两日，炮声不时从宁县方向传来，证实解放军果真取道陇东。郭寄峤和庆阳专员孙宗廉再次发来 “与县城共存亡 ”电令。翌晨，枪声愈响愈近，探报战场已越过宁县。我急命各乡镇公所人员和所有自卫队员火速到县城集中，召集自卫中队以上和乡镇长及县府科长以上人员共商对策，并邀请乡老绅商列席讨论。可是经我再三強调“刻不容缓，宜速定方略 ”仍无一人发言，大家只是用眼睛瞅我和先子灵，而先子灵，竟也一言不发。我揣摸王德宽、侯德财、何兴才、周致祥等人因系共方游击队叛徒，战降两条于他们都前途可畏，自然难于启齿；其他人不说话可能是随声附和惯了；先子灵不献策则既可能因对我缺少了解，有所顾虑，亦可能是想和我一较高低；遂急忙开诚相告：“我完全根据大家的意思办，你们认为咋好就咋办。”听了此话，大家又一齐将目光集中到先子灵脸上，他终于开言道：“咱们不打也不降。如果他们真要打咱们，咱们就当俘虏。”稍停，他又说：“依我看，人家是弄大事的，不会把我们这点武装放在眼里，可能不打。但是咱们必须做好准备，以免临阵失措。”我即让他划分防地，指挥各中队上城把守，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下午五六点钟，宁县方向的炮声逐渐沉寂，只见大队解放军浪潮般的涌来。但解放军进至距正宁县城五六里处分南北两路绕道而过。整整过了一夜才过完，迄未攻城，亦未发一枪一弹。据后来传说，解放军发动此役，其目的确系消灭胡宗南主力，不是为了攻占地盘，故于完成玫克宝鸡任务后，复返陕北。
  但在解放军过完后各乡自卫队返还途中，乡丁们不意于城西五六里处的柑柏村与马栏开来策应解放军行动的关中警备团（团长张某）相遇。警备团首先向自卫队开枪，城内自卫队闻声立即赴援。双方互射长达四五小时，最后以警备团方面主动撤走告结束。在互射过程中，自卫队死一人，伤六七人；警备团亦有伤亡（因伤亡者被随军抬走，数字不详）。
  这次解放军过境和柑柏村枪战，使我真正体会到正宁自卫队确非一般乌合之众可比，先子灵其人确非等闲之辈，正宁县长一职非我所能胜任。事后不久，国民党国防部派陈明仁为 “慰劳团 ”团长来陇东慰问胡宗南、马继援部队；郭寄峤为与胡、马争 “功”，也派出一个以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某为团长的 “慰劳团 ”，率庆阳专署保安副司令陈某及记者多人，来陇东凡解放军经过之处为其觅集宣传资本。但正如前述，柑柏村发生的双方枪战，事出偶然，又陇东除正宁县于此期间有过枪战外，其它各县无不过多受了一次马继援的征敛徭役之苦。因此，“慰问团”只好到处布置假战场，拍摄假现场，并给我指定了如何指挥自卫队、如何组织民众、如何配合 “国军 ”作战之类的撰稿题目。为求早日调离这个危险地方，我除应拍若干假战片外，指使雷鸿轩炮制了一篇自吹自擂的长篇文章，尽量投其所好。记者们后来编写的《陇东自卫战》中，以《请看正宁子弟兵》为题，将正宁自卫队吹得天花乱坠，登在《西北日报》上；有一位记者在其杜撰的《泾水低诉》小册子里，竟至说我是河州人和军官出身等等，反而给马继援授以逢人大骂 “郭牛皮 ”的把柄。但这出宣传闹剧给正宁县自卫队刺激不小，上下个个莫不沾沾自喜。而我却事与愿违，本想早离正宁，反被绑缚更牢，只得继续作俑。
  宣传高潮过去后，杨修戎团仍不见来，我愈想愈觉后怕，遂接连向省府和马继援发出速派正规军前来正宁的请求。马继援以正宁位置过于突出，三面受红区包围，此刻弃守已无关大局，也没有守的价值和他的军队再不能分散为由，坚持不发一兵一卒，只着我等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弃。郭寄峤的复电只云 “加强地方自守，积极备战 ”。先子灵和雷鸿轩本来就一致主张加強自卫队，反对我向郭、马要兵的。他们说：“我们和红军作战已有10多年经验，红军正规军不会专为夺取这个小地盘作战；至于游击队，他们知道占领不住，也不会来争夺，只能对我们采取相持战略。万一有解放军到来，我们再退不迟。”所以在接到郭寄峤复电后，他们2人即正式提出整顿地方武装措施，并立即着手实施起来。
  在先子灵、雷鸿轩积极主持下，常备自卫队除由原先的4个中队扩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外，另还增添1个骑兵分队，共计人600多员，马30余匹。先子灵仍任副总队长，另以魏子杰为总队副；肖恩多、陈睦文分任第一、第二大队长，张笑通、王德宽、侯得财、何兴才、周致祥、孙琏瑚等分任6个中队长。这数人中，陈睦文是随我由西固到正宁的原西固县督练员，余皆正宁自卫队老骨干分子。整编就绪，报呈省府，郭寄峤非常满意，马上补充水连珠步枪100枝，先子灵又亲自去西安购买轻机枪4挺。正宁自卫队自此力量更強，操练益勤。1948年秋，蒋政权在全国衰溃之势已成为正宁公于、地方人士中广为私议的主要话题，人心惶惶，但先子灵等少数人却一再提出要出击寻战。某日，先子灵找我道：“我把队伍带出去转一下，今晚可能不回来，城防事务我已安排魏总队副负责，请你也多操些心。”待我跟出送行时，但见要出发的自卫队早已集合起来，整装待发，我明知此举后果严重，可又不便禁止，只好 “勉励 ”几句，任其行动。第二天报来消息说，先子灵在底庙解决游击队一部分，俘虏30多人（枪），其中有区长1人，队长2人。此事很受郭寄峤嘉勉，自卫队更加趾高气扬。
  在我任上，正宁县府文职公杂人员中的张家川乡亲不少，底庙事件前，有同邑马镇邦者（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青海省委历任要职）曾来正宁，以寻找工作为掩护，暗中动员他们给我传话，劝我转变政治立场。我当时既对时局尚存幻想，又害怕被先子灵、雷鸿轩察觉，未与其见面。但他的策反活动，在部分乡亲中已产生强烈影响。故底庙事件后，乡亲们对我莫不抱怨，其中苏洁荣甚至面责我：“如此放纵先子灵是不识时务。”但未几，又是苏洁荣告诉我，先子灵准备要倒戈，托他来探我的态度。我认为其中有诈，又虑及远在秦安寄居的妻子儿女会受牵连，嘱其勿予理睬。此后不久，陇东被正式宣布为 “接战区 ”，苏洁荣有意与我侧妻发生口角，竟自走了。
  苏洁荣是我的嫡亲舅表，在正宁县府专司审讯，他的上列言行，使我真正感到了燃眉之急，所以在他走后，我马上采取了一面向省府为先子灵大表特表其能，一面恳请省府另派懂军事人员接替我的职务，以图促成由先子灵尽快取代的脱身之计。但一直到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离兰赴北平和谈，总不见答复，我于是又托词 “有要事面陈”，电准去兰，面请郭寄峤以先子灵易我。
  听了我的陈述，郭寄峤在弹完 “正宁自卫队很強大，只要你善于运用，没有大的困难 ”，“共产党的正规军是打歼灭战的，不会去打你们 ”，“游击队不足怕 ”之类官腔老调后，告诉我：“先子灵的事，他们地方派别间有意见，待后再说。”让我先回正宁等候。原来，底庙事件后，先子灵自己已先我去过平凉，亲自向马继援活动过县长职务，并已得到马继援面许和转动，其积极制造底庙事件，很难说不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孰不知寇永吉却在力荐巩保初接我职务；郭寄峤因在甘多得寇氏襄助，加之对马继援心怀醋意，已内定由巩换我，只是怕先子灵不服生出意外，故此暂且拖着，而这又是我和先子灵都未曾料到的内幕。及侦悉以上秘密，在我则认为不管由谁接替，反正指日可待，故亦不胜窃喜。
  但我考虑：我去兰州前的表荐和上兰州的意图，先子灵本人完全清楚；若不将此行曲折告彼，他难免不认为我口是心非或用力不足。所以，返回正宁后，我即向他婉转透露了寇、郭意向；并诚心以 “现在的问题是下场问题，不是升官问题 ”之类的话，对其作了规劝。先子灵听后说：“我现在也不希望当县长，大局成了这个样子，做得官高，惹得祸多，现在的问题是我和共产党结仇太深，我弟已经被人家杀了，将来我也不得好死。”我深信他的这些话至少有一半出自肺腑，所虑极是。不过他在表情上，仍明显露出对我不满的样子。
  可是我本人的调职要求，从北平和谈宣告破裂等到解放军攻克太原，又等到听说郭寄峤即将离甘，迟迟不见兑现。至此，我再也不能不为地方和个人安危另作打算，但我无论作何举动，又都躲不脱地方势力的眼睛和手掌，徒为空想而已。愁肠百转之间，忽而思及此时的先子灵肯定亦有所谋，决定以 “走为上 ”为题，直接向其一作试探，万没想到，我最疑惧的先子灵不但亦有走意，而且已下了脱离国民党的决心。我说：“眼看解放军要进军西北，正宁首当其冲，我看早走为上 ..”先子灵答：“往哪里跑？跑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下场！傅作义就是咱们的样子。”我赞同道：“现在也就只有这条路了。地方实权在你手中，你早做准备，我届时跟随就是。”他嘱我：“就这个主意，等机会吧。”在这次密谈中，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对雷鸿轩存有戒心。原因是雷鸿轩曾多次代理县长职务，又一直是县党部书记长。论反共资历，他比我深，论上司信任，他比先重，岂料后来的事实证明，雷鸿轩明察大势所趋，心怀倒戈之念更为早矣。5月中旬，青、宁两马部队会师陇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我们正在虚与周旋，马继援方面通知先子灵去西峰镇参加联防会议。先子灵从西峰镇返县后，一反常例，避而不与我见面，但觉气氛十分阴森，我料定有异，怀疑他此去可能向马继援告了密。为防不测，我急嘱马芝芳（骑兵分队副，我的姑表弟）赶快设法去马栏试与共方联系，请求解救。
  等到第二天，即1949年农历4月27日的拂晓，护兵突然跑来向假寐着的我报告：“县政府门口有自卫队站岗，不让人出入。”我一面穿衣一面忙命他快将机枪架起，嘱其不得我的口令勿先开枪，然后坐到门口，等候事变。少顷，只见周致祥率第五中队全体进入院内，他指挥部下对准我的门口架起轻机枪后，即执枪向我接近。我想彼等一夜未曾动手，大约不是为给马继援捕叛，而此举很可能属于倒戈，所以及周刚近身，我便先声试探他：“这是我和先议长商量好的事，是他把心变了。我和你平日无仇，能否 ..”周答道：“你的安全没问题。昨晚先议长召集各队长开会，在会上他说他耍反了。大家提出和你一同反，他坚决不要你参加，我们又提出了你的安全问题，他已经答应了。”我告诉周：“既是这样，县政府的几枝枪在院里架着哩，弹药在窖里放着哩，你们接管去。”从此，我即被软禁起来，凡我的回民亲友同乡，大自科长，小至厨师，亦悉被同时投入大狱。
  事变过了两天，先子灵、雷鸿轩仍然不与我照面。我通过卫兵向先子灵要求与绅士张老会长（振襄）一谈，得到允准。我向张备述了其中原委，请其从中斡旋，张说：“先议长对你别无用意，无非是他自感和共产党结仇太大，想独揽功劳，所以不让你出头。”他还告诉我：“听说马栏分区（即关中分区）已经来了通知，强调最重要的事是保护好你的安全，将来还要用你呢。还听人说，红区认为自卫队的几百枝枪还不如你值钱哩，你就放心等着。”又过了两天，果然有关中分区副司令张某亲来正宁，将我接去解放区。当初另被收监的其他人，也悉由关中分区全部接走。他们当中有：康彩云（我的侧妻，回族，河州人）、马玉堂（县府庶务主任，我的亲戚，回族，张家川人）、马跃林（县府财政科长，我的亲戚，回族，秦安人）、李建民（县税务局职员，回族，张家川人）、马文海（县府厨师，回族，张家川人）、杨秉杰（县府收发员，回族，张家川人）、马发荣（我的护兵，回族，张家川人）、王德林（我的护兵，回族，张家川人）、马芝芳（自卫总队骑兵分队副，我的表弟，回族，张家川人）。其时关中分区已由马栏迁到三原。到三原后我才得知，西安已于正宁自卫队起义前被解放，先子灵正是因为在西峰镇听到西安已经解放的消息，并窥悉马步芳已作溃逃印度打算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起义的。
  我在三原公安处学习月余后，由关中分区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随军工作，任回民工作委员会回民干部训练班队长。解放兰州时，被调到前线，受命安慰社会上层人士并动员组织赴宁劝降团，接着出使银川参与和谈，直至促成马淳靖八十一军和平起义和宁夏和平解放，又改任回民工作组长。和我同时进入解放区的回民乡亲，经短期培训学习后，包括我的侧妻康彩云在内，也都先后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内中只有马发荣、王德林两人，因其本人坚决要求还乡，被资遣返籍。马芝芳自事变头一天傍晚和我分手后，我们再未能接触。我到三原后，只听说他因系武装入员，被另外安置在游击大队学习，只学习一个礼拜就分配到六十二军上前线去了。此后再无音讯。故关于他当时是否得去马栏，又是如何亦遭监禁等情，我迄今未能得知。但从关中分区对我们10余人于接走前特嘱保护，于接走后有优待使用的情况来分析，又难否定他或许曾向红区已通声气。特记在此，以待落实。
  从以上回顾中不难看出，我和先子灵2人尽管由于民族乡籍方面的隔阂和对共产党欠帐多少的不同，因而在正宁自卫队起义前相互间不无猜忌。但尚未发展到争权夺利引起 “内讧 ”的地步。正宁自卫队的起义，实乃大势所趋，仁智所向。如果要考究它之所以在甘肃早发的原因，其中与正宁的政治军事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先子灵在发动正宁起义时，既没有及时和红军联系，又受 “保存实力 ”旧意识或其他思想作祟，没有采取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以致起义后长期滞留正宁，出现了自卫队大部又复叛乱的结局。最后，仅有先子灵、雷鸿轩、魏子杰等少数人很不顺利地进入解放区，反而比我晚了很长时间。（此稿由马守礼先生次子、政协新疆六届委员马登川整理提供，原稿中正宁县自卫队起义日期记作“农历4月26日或23日”，此处谨从雷鸿轩先生所述改定。）正宁武装起义经过郭根合整理起因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连连获捷。5月20日，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挥师西进。盘踞在陕甘宁边区西南门户的胡宗南、马步芳部向宝鸡、平凉一线撤退，企图控制西兰公路和陇海线，作垂死挣扎。此时，正宁县国民党政权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军警人员眼见大势已去，人心浮动，惊恐不安。5月17日甘肃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急令正宁县政府 “全县立即坚，壁清野，派款白洋三万元，兵、马各两千，限期一周把正宁搞成真空地带，抵制共军西进 ”。正宁县县长马守礼接电后，即召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雷鸿轩、自卫队副总队长先子灵开会。雷、先2人认为，正宁地寡民贫，人口不过5万，所令难以执行。马守礼说，军令如山，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敢非议。雷鸿轩、先子灵2人见状言道，此事关系甚大，须开紧急会议商量。消息传出，各界哗然，一时人心惶惶。雷鸿轩、先子灵、赵璠（中学校长）、张赞臣（商务会会长）等人同去向马守礼请愿，遭马拒绝。地方势力和以马守礼为首的外来势力的矛盾激化。加之，正宁的地主豪绅为保其生命财产，也要求县政府寻求万全之计。
  此时，关中军分区、新正县委和陇东分区掌握有利时机，向他们发起了政治攻势。陇东分区司令员刘永培致函先子灵 ——世杰（先子灵字）兄转雷鸿轩先生：人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淮海、辽沈两战役消灭了蒋军大半，人民的铁掌压在蒋介石的于头上，蒋家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朝不虑夕了。你等在正宁反共前哨是有重大罪恶的，如不临崖勒马，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奉劝你们作好一切准备，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人民是不会亏负你们的，并附书两本。先子灵让雷鸿轩看后，雷思想震动较大。同时新正县委也指示山河城内地下党员阎春风等人在城内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大造舆论；并授意声望颇高的开明人士张赞臣在上层军政人员中进行策反活动。关中分区保安处和新正县委还通过外勤力量、正宁县自卫队第二大队长肖恩多，甘肃省参议员、原正宁县三青团干事长张鹤年等人，暗中活动，促使起义。
  雷鸿轩、先子灵商量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拋开马守礼，召开各机关、团体会议，公推先子灵为代表，去西峰找国民党军马继援部马英请愿；一是打听八二师动向，二是麻痹马军。先子灵去西峰后，发现马军正在准备西撤，便急返正宁，于5月23日晚约雷鸿轩、肖恩多密会。肖恩多进门后问道：“啥事嘛？”雷鸿轩说：“咱们要变脸了，明天起义，把马县长扣起来，部队要你和魏子杰（自卫队总队副）掌握起来，我俩召开大会。”肖答：“好，我去安置，天一亮就集合到北大操场，弄马县长叫总队副去办。”雷鸿轩说：“宣传电文我连夜写出印好，天亮即来，老会长（张赞臣）、蒙学贤、赵璠、张鸿儒我叫，其他人赵文壁去叫。”雷鸿轩拟好电文后，经先子灵签字，并决定派王保玉给关中分区送电文，刘永培的外甥（中学学生）给陇东分区送电文。半夜，雷鸿轩又找先子灵建议，捕押军统特务张登峰、中统特务段警三。先认为现在大权在握，没有必要。5月24日清晨，先子灵等人召集正宁县党、政人员及自卫队全体官兵和中学教职员工，在北操场举行起义大会。会上，先子灵首先讲话，宣布起义，并要求赞成的人举手，场上人员全部举手赞成，接着雷鸿轩宣读起义宣言：正宁蕞尔小县邑，位于子午岭西麓，历遭兵燹匪患，地瘠民贫，农村破产，十室九空。加之赋税差徭繁重，民不聊生。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八二军急令征兵两千名，骡马两千匹，派军费白洋三万元，限期一周。欲征不得，请免无效，马县长派人四处催逼，闹得鸡犬不宁。五万人口之县，曷能肩此重负，千钧一发，求救无灵，形势所逼，经各界人士商榷，决定武装起义，投向共产党，挽救颓势于万一。为此，奉告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致响应，揭竿而起，毁家纾难，死里求生，作好一切准备，应付危局，顺者存，逆者亡，言出法随，事关县民安危，宣布全县戒严，谅能鉴戒尔。一、解除马守礼武装，连同随行人员一律限制自由，派兵监护；二、电台、电话由本会掌管使用；三、开监释放政治犯及民刑囚犯；四、断绝彬长、旬邑、宁县交通，事竟之日恢复之；五、如有反起义之徒，交军法处置，绝不宽容。
  宣言完毕后，赵璠、张鹤年讲了话，先子灵即令自卫队断绝宁、旬、彬、长交通，各机关单位负责人一律到中学开会。各机关单位负责人到中学后，商量研究了有关事宜，并集体拟定了信函，派人送至陇东及关中分区。内容为：敬启者：我正宁五万民众在抗战八年中，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实现世界和平，洒热血，掷头颅，不惜牺牲获得最后胜利，正待复元建国休养生息，孰料政治协商破裂，内战复起，继之北平和谈，又无结果，直使人民陷入火坑。国民党及政府昏庸无能，贪婪成性，人民不堪其压迫和榨取，在其淫威之下，未敢妄动，今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北，同仁等以时机已至，谨率全县机关、团体、县立中学、八个中心小学、七十个国民学校员生及自卫队官兵八百余人同五万民众高举义旗，响应西北解放军，解放正宁。除分函各解放区政府外，特派 ×××前来接洽，请即派员莅临洽商一切处理办法，是所切盼。此上，合水县委刘永培先生。
  正宁县各界首长暨地方绅士：先子灵、雷鸿轩、张鹤年、赵璠、张登峰、张赞臣、张鸿儒、王俊章、王前策、蒙学贤、段警三、高维元、魏子杰、卫宣文、张连清、张秉玉、杜文治、肖恩多、张笑通、周致祥、侯得财、田得玉、赵立顺、孙琏瑚、文生华、王玉禄、彭翼、巩树杰、师维范、李自明、赵廷、江孔殷。
  古历4月29日（5月26日）晚，陇东分区司令刘永培接到了此函。
  谈判新正县接到信函后，经请求关中地委同意，随即组织工作组进驻湫头，与起义方面开始谈判接收事宜。工作组主要成员有新正县委的统战部长杜宗佑、保安科长王学璋和宣传部长张西珉，正宁派出的洽谈代表是张鹤年、张登峰2人。在新正县的湫头开始正式谈判。谈判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谈判中，新正代表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把抗拒起义的国民党县长马守礼及其卫队（约30多人）在古历4月底以前送交关中分区；二是把电台、电台工作人员及正宁报社人员同时交关中分区；三是切断通往西峰和兰州的长途电话线。谈判中，张鹤年多次往返正宁与湫头，10多天，一直未谈妥。起义一方先要新正代表答付，如何对待他们，才能谈判提出的条件。经过交待政策和一再联系，起义者答应了新正提出的3个条件。并商定派150名自卫队解送马守礼及电台和电台、报社工作人员赴湫头。
  接应的这一天，为了防止万一，新正县作了慎重的防御，把民兵布置在湫头城上，做好应变准备。中午，山河方面派骑兵向湫头报信：押送马守礼一行的自卫队共200多人，已从山河出发。新正县委命其住在距湫头约2里路的蒲岔沟待命，只许马守礼夫妇进城，其随行人员暂住西城门外。马守礼夫妇到湫头后，非常害怕，直述自己是华北大学毕业，是回族中的优秀人才。新正县委有关人员给他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安排他吃了饭后，就派人送到了三原（关中分区暂住地）。对200多名自卫队人员，杀羊招待后，张西珉向他们讲了话，安排他们返回了山河镇。
  第二阶段谈判于古历5月2日（5月29日）在湫头进行，初三结束。新正县参加的人员中有三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源、新正县委副书记习仲恺、县长王立成等人；山河方面的有先子灵、雷鸿轩、肖恩多、张鹤年、赵璠等人。谈判的主要内容是接收事项。新正县提出了3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参加起义的自卫队（约1200多人）的改编问题；二是参加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问题；三是清理金库和档案。起义者同时提出成立正宁独立旅，成立正宁县联合政府等要求。谈判结果，起义方面放弃了他们的要求，接受了新正县提出的条件。
  第二阶段谈判后，新正县委重新组织了工作组，进驻山河城，与对方具体协商接管事项。新的工作组由杜宗佑、王学璋、王益海、张西珉及两名保卫人员组成，由张西珉和王学璋负责。
  古历5月5日（6月1日），工作组进驻山河城，住在张鹤年家。下午，应对方要求，张西珉给自卫队全体人员讲了话。晚上开始与对方正式协商，张西珉、王学璋代表新正县，对方先子灵、雷鸿轩、张鹤年、赵璠、魏子杰、高维元等10多人参加了协商会。新正首席发言人为张西珉，起义方面首席发言人是高维元。张西珉首先提出了实施湫头达成协议的3条意见：一是自卫队有组织地开进老区湫头，听候改编；二是开始进行对党、政、军人员的登记工作；三是开始清理档案和金库。对方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3条意见：一是自卫队要在山河以西打游击，抵抗马家军（即国民党马继援部）；二是成立正宁县联合政府，县长以至科长要由正宁起义人员担任，副职均由共产党派任；三是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清理档案、金库。这样以来，又基本重复了湫头谈判的内容，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谈判中，起义一方代表魏子杰等人心神不定，出出进迸，还不时地制造混乱，甚至竟以有人造谣为名，提出要杀几个人，张西珉、王学璋断然拒绝。
  争论到晚上两点多钟，双方还是各执己见。后来协商，由工作组回去请示新正县委。此时山河城内已是一片混乱，满街都是自卫队人员，放冷枪，扔手榴弹。张西珉、王学璋2人由自卫队总队部到了肖恩多的大队部，始知自卫队已分化，肖部3个中队全部叛逃，只剩下随从十几人，张西珉托肖派人去联系另外几位同志，才知道谈判中，自卫队人员持枪几次去张鹤年家找工作组，因张鹤年托他的女人把工作组的几名成员趁黑送上房脊，才未被发现。新正工作组返回向县委请示时，同时安排张鹤年、肖恩多连夜去了湫头。
  接收当晚4点多钟，工作组在西坡找到了新正县政府，向师源和王立成汇报了谈判情况。师、王当即决定带新正独立营和县机关干部去山河城，对山河实行军事和政治围攻。古历5月6日（6月2日）天亮时到了山河，知道正宁国民党军政人员已全部撤离山河城，向西溃逃了。师源即命独立营追击。到中午12点左右，雷鸿轩、先子灵、魏子杰、高维元、赵王等一部分官员返城，自卫队全部跑到榆林子和平子两地。第三天，先子灵、雷鸿轩、魏子杰3人被送往三原学习。
  陇东分区接到正宁起义方面的信函后，即由陇东地委书记王秉祥和马思义所率的骑兵团赶到新宁县，和县委书记何聚财、县长兼游击队大队长罗金财研究了对策。罗金财先一步到了国民党占领区西坡（距山河约10华里），写信派人送至山河城。先子灵派王德宽（外号王大牙）等2人骑马率约两个班的人员来到西坡和新宁县长罗金财进行了初步商谈。王德宽要罗去山河，罗因未受命没有去。后来陇东骑兵团及王立成等人也到了西坡，罗金财派人和新正县取得了联系。在山河方面派人将马守礼及电台送到了新正县湫头的当天，关中地委派郭洪春也来到了山河，郭洪舂在北操场给起义人员及自卫队讲了话。这时自卫队内部已有分化的苗头出现。在王秉祥、马思义、刘永培、罗金财等人到山河时，自卫队肖恩多部已弃枪瓦解，周致祥（外号周刀子）率部逃到了榆林子，王德宽部被新宁县带走了两个班人员后，力量也大大削弱，骑兵分队也已瓦解，大部分马匹被士兵拉走了。雷鸿轩、先子灵等人也已离开山河。王立成让王德宽去榆林子招回叛逃的自卫队，谁知一去竟不复返，加入了叛军。
  由此，陇东分区决定骑兵团攻打榆林子，遭敌反扑，进攻失利，撤离正宁。
  此后，由关中分区、陇东分区及新宁、新正县的王秉祥、刘永培、马思义、师源、王立成、罗金财、郭洪春、王学璋等人在山河镇进行了接收事宜。
  共计接收物资有：
  六0炮1门、轻机枪11挺、步枪501枝、六0炮弹38箱零42发、八二炮弹153箱零7发、枪榴弹13箱、炸弹24箱、电台1部、电话机4部、五门总机1部、粮食1221石5斗、花料16石6斗5升。6月1日，原正宁县自卫队中队长王德宽（叛徒）、周致祥、侯德财、武金钟等人煽动部属200余人哗变，流窜至榆林子、平子等地。甘肃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乘机在平子镇恢复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委任朱礼斋为县长，维持残局，后来朱回平凉，张鸿儒为代理县长。6月28日叛军攻进山河镇，山河镇重新落入国民党之手。7月中旬，，西北野战军获得扶（风）眉（县）大捷后，又连克彬县、泾川等地。山河叛军闻风，即放弃山河镇向宁县方向逃窜，在宁县高仓附近被解放军十九兵团击溃，打死打伤敌人50多名，俘虏197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93枝、掷弹筒1具、子弹1500余发、发报机1台、战马11匹。王德宽、周致祥、武金钟等首恶分子被捕归案。7月27日正宁全境解放。（文中有关资料由张西珉、罗金财、雷鸿，轩提供，并摘抄了地、县档案馆有关资料。）罗川小学一百岁王谋道杨宪法罗川小学历史悠久，是正宁县最古老的一所学校。其前身系儒学，始建于元至正（1342—1350年）初年。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郭钧重建，正统间知县王正，嘉靖间知县马存仁、张国政相继修葺，成化间同知李普增修。
  清顺治十六年，知县王士麟重修；康熙五十八年，知县俞作霖再修；雍正三年，知县肖天华继葺；乾隆二十五年，知县诸为霖、训导朱征庸又修。校址一直在文庙后院，即今第二中学后院。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建学堂，在原儒学的基础上设高等小学堂一所，有教习1人，学生12人。
  民国元年（1912年），改原高等小学堂为县立第一完全小学。校长是永和湫池沟雷致通，教员是罗川舂场张志莪、路谦，均系贡生。当时，学生剃光头，上早操，学生家长误认为是给当兵打基础，不愿让孩子上学；加之人们生活困难，入学人数很少，仅10多名学生。为了鼓励青少年入学读书，学校每月给每个学生发麻钱1至2串，以资助其就学。
  民国六年前后，校长是永和朱村李培兰，贡生。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常识）。学制3年，春季招生，冬季毕业，时称 “满年满岁 ”。学生不分年级，只分甲、乙、丙3班，学满3年即毕业。
  民国八年，当时规定教育经费由地丁粮附加及理讼罚金供给，但官方中饱私囊，学校经费维艰。时湫池沟丁酉（1897年）科岁贡雷致远任劝学所所长，与县长陈清虎当面对质，陈敷衍塞责，推诿不管。为解决办、学经费，雷致远则亲自调查全县绝户田产，历时3月，查南登记绝户田地8000亩，充为学田，佃户租课入库为教育经费，专款专用。这样以来，学生入学率有所提高，时罗川小学有学生约50名，校长是永和湫池沟雷沛，教员增至5人。
  民国十年左右，校长是永正南住杨维乔。当年毕业学生18名。民国二十年毕业学生7名，有王万邦、樊三多、先秉刚、罗天章、王万奎、李自省、张秉忍。当时设置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公民（政治课）、音乐、体育、美术。学制为秋季招生，夏季毕业。每年端午、中秋为教师节，学生及家长设宴招待教师。
  民国二十六年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部驻罗川春场，初次在学校发展少年先锋队队员。
  民国三十二年，国民政府提倡打神拆庙，建立中山国民小学。时罗川小学更名为 “正宁县罗川实验中心小学校”。学制为四、二分段制，即初小4年，高小2年。全校有一、二、三、四、五、六6个年级，学生约百名，课程设置同前。
  民国三十五年，罗川小学举办供销社、缝纫部。国民党罗川镇公所户籍干事张儒，叫缝纫部的段师给他缝一条腰带。段未缝，张就叫段师背诵 “保甲公约 ”，背不下去，就打手板子，将段师的手打肿。学生义愤填膺，纷纷扛起 “童子军棍 ”和扁担去打镇公所。镇公所的军政人员顽抗，用柳棍将8名学生打成重伤，校长张秉忍无拯援学生之力，气得嚎啕大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川小学由城东原来的文庙搬迁到城西城隍庙，更名为 “正宁县罗川完全小学校 ”。学制6年，为四、二分段制，即初小4年，高小2年，秋季招生，夏季毕业，由县教育科直辖。1967年改为 “正宁县罗川五年制小学 ”，学制5年，三、二分段，初小3年，高小2年。于1969年确定为地、县双重领导的重点小学。1968年至1969年，小学下放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教师发70％的工资，口粮由生产队供给；30％的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红，以作为教师工资补贴。
  学校课程设置分3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6月，高小设政治、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唱歌、图画、手工、班会；初小设政治、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图画。1966年7月至1979年6月，高小、初小均设政治、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术6门课。1979年7月至今，高小设思想品德、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美术、劳动、周会；初小设思想品德、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周会、劳动、自然（三年级设）。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罗川小学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50年代全校设6个班，约有学生150名，每年毕业约25名，教师10名左右；60年代设7个班，约有学生160名，年毕业50多名，教师12名以上；70年代设8个班，约有学生230名，年毕业五六十人，教师28人左右；80年代设10个班，约有学生300人，年毕业五六十人，教师30人左右。
  为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罗川小学一直坚持 “勤工俭学 ”。1959年至1961年，学校办起养殖场，养兔70多只，鸡100只左右，种地1亩。1968年至1983年，学校办小农场一处，种地3亩，养猪20多口，兔120多只。1983年至今，采取种、挖、采、拾等措施，发动学生挖药材，采树籽，拾废纸、杂物，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为办学积累增补一定数量的资金。
  罗川小学在原来老庙宇的基础上，经过40年的更新和扩建，旧房危房绝迹，现有土木、砖木结构房屋10幢66间，教学、住宿用房基本解决。有桌凳350套，图书650册，教学仪器267台（件）。总共固定资产价值16.5万元。
  学校政治建设也在不断发展。从1951年起学校就成立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大队部，班级设中队，下有分队，约70％的学生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1967年至1977年称 “红小兵 ”1978年少先队恢复。1953年建立团支部至今。1970年建立，党小组，1985年成立党支部。教师中共有党员13人。罗川小学历史悠久，学制稳定，课程设置齐全，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历年初中升学率和总分，均为二中考区第一；个人名次除1981年外，每年一、二、三名均为罗川小学毕业学生。1985年达到国家体育卫生验收标准暂行规定。1987年评为全县4所重点小学先进单位。1989年，评为全县教育系统先进单位。

附：历任校长名录民国时期：雷致通，永和湫池沟人，贡生，民国元年任。李培兰，永和朱村人，贡生，约民国三年任。雷沛，永和湫池沟人，兰州师范毕业，约民国五年 任。杨维乔，永正南住人，平凉师范毕业，民国十年至十 六年任。任殿选，榆林子人，平凉中学毕业，民国十六年任。姚长民，宫河纪村人，平凉师范毕业，民国十九年任。张仁山，罗川五王庄人，平凉中学毕业，约民国二十 年任。郭登奎，罗川枣林子人，平凉中学毕业，约民国二十三年任。王保玺，永和南头人，平凉师范毕业，民国二十五年 任。张百忍，罗川人，民国二十七年任。张秉忍，罗川人，平凉中学毕业，民国三十一年任，三 十七年二次任职。赵思勤，永和琴宅人，西安市高中毕业，民国三十五年任。 建国后：何文壁，罗川人，19 4 9年后季任。周明礼，周家人，19 50年任。王宪斌，宫河人，19 5 1年任。张连清，山河人，19 5 3年任。王秉文，宫河南庄人，19 54年任。郭孝廉，旬邑张洪人，1957年任。黃德玺，永和汉子村人，19 62年任。郭生德，旬邑底庙产场人，196 4年任。位忠林，罗川人，19 6 8年任。何文宪，罗川代家店人，19 8 3年任。李文学，永正东龙头人，19 8 8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