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内容
名人辈出
燕国公于志宁于志宁，字仲谧，原籍陕西高陵。祖父为北周太师，封燕国公；父宣道，隋为内史舍人。隋大业末，于志宁调任山东寇氏县令。其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权垂危。于是，志宁弃官率领族人潜迁至今正宁县永和镇于家庄村一带定居。并在此深挖地道，修建地下营寨，屯军备战，操练兵马，坐观天下大势，待机举事。隋大业十四年（618年）十一月，李渊入关，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于志宁率众投唐，拜谒高祖于长春宫，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不久，李渊次子李世民出任渭北道元帅，命于志宁担任了元帅府记室一职，与殷开山一道参赞军事，随军征战，平息了薛举之乱，收降其子薛仁杲。在征战中，还结识了尚在囚中的贤良之士褚亮。褚亮后因于志宁的保荐，效力于李世民，战功显赫。战罢归朝，于志宁因功受封为天策府中郎、文学馆学士，为唐初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常与太宗李世民切磋经书，商谈治国之道。贞观三年（629年），拜为中书侍郎。一次，太宗在内殿宴请贵臣，不见于志宁来赴宴，问何故，司徒奏道：“陛下诏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志宁为四品，故而未来。”太宗方才醒悟，于是就加封于志宁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是时，群臣请太宗将十六国时的西凉武昭王李暠立为始祖，于志宁以李暠并非因袭王业为由，陈述理由，表示反对，太宗深是其言。有一次，太宗欲诏封功臣世袭刺史，于志宁认为这种做法后患无穷，非长久之计，太宗从其言。志宁后为太子师。皇太子承乾屡有不轨行为，志宁多次规劝，教其从善，并向太宗直奏其行。太宗甚为高兴，赐黄金1斤、绢500匹。志宁母亲去世后，他准备回家奔丧，上表辞官，皇上劝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亲守丧固然重要，但为国教诲太子更为迫切，请你三思而行。”志宁只得奉旨行事，未因私情而偏公务。
太子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建造曲室，数日不来受教，志宁规谏说：“东宫本是隋代营建，豪华至极，怎能又营修彩饰呢？何况参与修建的工匠多是犯法囚徒，往来出入宫门，多不安全。又闻宫中鼓乐之声不断，狎昵妓女并留宿于宫中，传到外面影响多不好！我多次教诲，你为何不想一想？ ”太子不但不听劝告，而且还任用了许多宦官，一同作乐。志宁又劝谏说：“宦官多是奸佞之辈，仗势欺人，混乱宫廷，假传旨意为祸福，你不想想伊戾败宋、易牙乱齐、赵高亡秦、张让倾汉的惨痛教训吗？今殿下前后左右尽用佞人，轻视有品格的贵士。品命失序，纲纪不立，连行路之人都觉得奇怪。”太子不悦，又私引突厥头人，一起戏游。志宁无法管教，上书太宗。太子闻知后大怒，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去刺杀志宁。二人入其宅，见志宁忧心如焚，积劳过度，面容憔悴，不忍下手而离去。太子事败。太宗知情后，废太子承乾为庶民，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宫臣皆因牵连而获罪。而于志宁免于罪，加封为光禄大夫、燕国公，监修国史。太宗去世后，皇太子李治于公元650年即位，年号永徽，庙号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封志宁为尚书仆射兼太子少师。四年（653年），凤翔降陨石，高宗问其吉凶，志宁解释说，这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高宗才释去了心中的疑惑。不久，封志宁为太傅。显庆四年（659年），志宁因年老体弱，请求免去尚书仆射之职，诏准其奏。但又拜他为太子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当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志宁态度暖昧。武后憎恶于志宁不趋附自己，免去其职，贬出京城，降为荣州刺史。在此期间，于氏族人恐有灭门之罪，离开于家庄，避居在于潜川、于家嘴等偏远地带。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于志宁转华州刺史，旋即年老告退，死于老家，时年78岁。朝廷赠幽州都督，谥曰定。上元三年（676年），又追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于志宁知识渊博，秉性刚直，曾为朝廷撰令律，修礼典，编史志，并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54篇，其他文集20卷。于志宁之子立政为太仆寺少卿，孙辈无人入官。曾孙于休烈进士及第，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散骑常侍、太常卿、工部尚书等职，封爵东海郡公，赠尚书右仆射；其二子于益、于肃，相继为翰林学士。于肃有四子：于球、于珪、于环、于琮，以于琮最为显贵。黄巢攻陷长安后，欲起用于琮为相。于琮不从，被义军杀死。今永和镇于家庄村有于志宁在高宗永徽五年（654年）所建玉皇庙遗址和纪记事碑一通。明代庄里迁来赵、高两姓，曾改于家庄为“双庄”，但因此庄系燕国公故里，名声远扬，迄今仍沿用因于志宁居住而得名的“于家庄”村名。
（张志英）明“忠烈 ”公景清景清，据说本是耿姓，讹传为景，系明代真宁县辛庄里寨子村（今山河镇寨子村）人。自小家贫如洗，但却聪颖好学，文思敏捷，读书过目成诵。就读国子监时，因家贫买不起书，经常向人借书读。有一次，他向一位姓巩的同学借书，但这位同学不肯借他。景清多次恳求，对方以 “家传秘书”为由，答应只能借读一晚，第二天凌晨就要归还。第二天，这位同学催他还书，他谎称书是自己的，并非借阅。为此双方争论不休。后来去找先生打“官司 ”，景清抢先说此书是他家的“家传秘书”，已经传了几辈人，他可熟背如流。先生让景清当面背书，景清不慌不忙，口齿清晰，声情并茂，通篇背诵，只字不遗。先生再让那位姓巩的同学背书，但其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张口结舌。见此情景，先生把书判给了景清，把那位同学严厉地批评了一通。谁知景清当即把书还给了那位同学，并以实言相告：“以子过珍秘，聊特相戏尔！ ”先生惊叹景清少年才华不凡，日后必成大器。由于景清酷爱读书，经常废寝忘食，每至饭时，家人几叫不归，因此，当时村子里人都戏称他为 “吃书娃”。至今，在景清的故里寨子村还留有“景公讲书台 ”和景公读过书的窑洞“景爷窑”的遗迹。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景清高中榜眼（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旋改御史。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他，命署为左佥都御史。有一次，因“奏疏字误，怀印更改 ”，被给事中弹劾进了监狱，时隔不久就被释，奉诏去川、陕一带巡察私茶，后升为金华知府。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任北平参议。驻北平的燕王朱棣与其过从甚密，言谈之中，因言论明晰，受到赏识。建文二年（1400年），晋升为御史大夫。此间，惠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对，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景清表面追随燕王，暗地里联络齐泰、练子宁、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起誓结盟，谋划讨伐叛逆，力保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过长江，攻陷应天（南京）城，惠帝朱允炆被火烧死，朝臣死者甚多。齐泰、练子宁、方孝孺等人同殉国难，惟有景清幸免。朱棣登基，即明成祖，改元永乐。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复命景清为御史大夫。
景清复任御史大夫后，不但受命不辞，还委蛇朝右。当时有人暗地里讥笑他，说景清“言不顾行，贪生怕死”，但景清丝毫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仍以伪装面貌出现，委曲求全，等待机会，图谋刺杀明成祖，为故主报仇雪耻。有一天，景清上朝，面见明成祖，因步履反常引起了怀疑，加之事先钦天监急奏“异星告变，光芒甚赤，急犯帝座”，因此明成祖早有提防。朝毕，景清奋扑上前，将要犯驾，明成祖命左右拿下搜身，果然发现景清外披朝服，内着绯衣，腰藏短剑。明成祖责问他要干什么。景清见谋刺败露，慨然喝斥：“吾为故主报仇耳，可惜不能成事！ ”并且破口大骂：“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尔背叛太祖遗命，真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明成祖听言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打掉了景清的牙齿，割去了景清的舌头。景清以血口喷龙颜、龙案、龙袍。成祖命令以 “磔刑”处死景清，将其肢体分裂，并剥了皮，在腹中装进茅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接着又实行惨无人道的“瓜蔓抄”，下令“诛景清：《题正宁县境》灭九族”，并“转相攀染”，凡景姓的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还杀了景清的老师、亲戚、朋友、学生，直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景清的外甥刘固、刘国随舅舅在京，闻知舅舅遇难，明知自己在劫难逃，极度悲愤，自刎而死。这次非人的 “瓜蔓抄”共株连了数百人，其状惨不忍睹，被称为“天下奇冤”。景清的故居也被付之一炬，村庄成了瓦砾遍地、满目疮痍的废墟。真宁县官见此惨状，暗示景姓人隐姓埋名，流亡异地，逃一条活命。经县官这么一提醒，据说景姓人在高处一站就姓高，在石头上一坐便姓石，才幸存下几户人。据考证，今寨子村的高姓及石姓人家确系景族人的后裔。
明宣德年间（1426—1435），宣宗朱瞻基诏天下编纂实录。根据建文帝是合法皇帝而明成祖朱棣是纂权谋位的事实，下令为方孝孺、练子宁平反昭雪，称其为大明忠臣。真宁县教谕王正考证景清的忠烈事迹，上疏奏请皇上祭祀景清。朝廷下诏追封，谥号“忠烈”。并在各地儒学为方孝孺、景清建祠纪念。《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所言“方、景诸公的祠甚是巍峨”中的 “景公”，指的就是景清。在景清故里真宁县城罗川修建“景公祠”、“榜眼坊”、“景爷庙”。在山河城东建有“明都御史景清墓”，真宁人称“景爷坟”。明清两代拜谒景清的人很多，有本地为官者，亦有慕名而来的远方官吏和文人墨客，写了不少祭奠景清的诗词，有的因年久已失传，有的在史志书中还有记载。
景清善属文，多已散佚，今天能够见到的有《乞旌母褚氏贞节疏》《褚太安人旌节建坊赠诗》《题正宁县境》等3篇（首）。（文正廉）
一代廉吏赵邦清赵邦清，字仲一，号乾所，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十三日，系明真宁县安兴里于家庄（今永和镇于家庄）人。父亲赵应魁，庄稼汉出身，曾靠务农发家，后因子封为奉政大夫。母亲高氏，秉性严毅，治家勤苦。赵邦清幼时，母亲促其读书，不分寒暑，每日伴守直至深夜二更。邦清稍有懈怠，母亲即严厉批评。邦清若困倦酣睡，母亲经常拖手扶背，推邦清至灯前，让其继续读书。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赵邦清进入学堂，先后在三水县和真宁县湫头兴教寺闭户读书7年，人戏称“闭户先生”。在此期间，“邦清连应乡试未第”因父亲辞世辍学务农二年。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及第，次年（1593年）出任山东滕县知县，时年36岁。
赴山东滕县任前，其母高氏再三告诫邦清，为官要清正廉洁，莫贪莫占，为民造福。其妻“随之任，衣服饮食惟甘淡薄，毫无官家色相，每遇邦清退食，叮咛勿贪财害民 ”。每遇节日，将宅中所剩菜果分给狱囚，狱囚很受感动。
赵邦清在滕县任县官之前，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差徭繁重，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由于连续遭了两年饥荒，老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饥民将树皮、草根吃光，有的人甚至吃起了观音土，因中毒浮肿身亡。当时，饿殍遍野，人犬相食，十室九空，卖儿鬻女、流亡异地逃命的人比比皆是。为把百姓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赵邦清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村去寨，遍访灾民，发现了滕县“土地不分等，以丁载粮，豪绅大户霸占土地，地多且沃，隐瞒丁亩，偷漏赋税。农民丁稠地少，地瘠税重，破产流亡”的弊端，于是发布公告，令“自名其田，户度之，无寄隐而后可”。他亲临田野，丈量土地，均平赋税，惩治富豪，使县内 “耕各有田，地各有主，赋各有头”，百姓无不拍手叫好。为了应急，赵邦清还办起了数十处粥场施舍灾民，救活人命7万余，收回流亡户74户，赎回灾民被卖的妻子、儿女，还从邻邑求借粮食，赈济灾民。他做官不但分文不贪，还从历年节存中挤出不少银两，购买了上千头耕牛和大批种子，分给贫穷人家，并帮助他们修复家具。他传授北方的传统农耕技术和种植方法。平常他不住县衙，多在田间，和灾民同吃同住，教民稼穑。滕县虽说土地平展肥沃，但农耕水平相当落后，大片土地未垦或者垦后种植几年后即弃置荒芜，邦清深感痛惜，决心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源，解救灾民，为民造福。他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费尽口舌动员有识之士和县衙官员捐资，向农民收买草根，价钱从1个钱2斤，增至5个钱1斤。县民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挖草根赚钱。不到几年，滕县百姓开荒3000余顷，官府收买的草根在县衙外堆起了两个大垛，状若小山。直至清乾隆十三年（1718年）才付之一炬。焚烧草根之日，浓烟滚滚，烈焰腾天，几十里之外清晰可见，一个月以后火才熄灭，场面十分壮观，百姓争相观看。赵邦清借收草根之名，收开垦荒田、促农业发展、救济灾民之效，百姓无不怀念其大恩大德。
为了治理滕县，赵邦清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方略，以发展地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他让滕县百姓发展畜牧，养牛养羊养猪，增加经济收入。动员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坡，在道路两旁栽植槐树、柳树，在地埂庭院广种桑树、枣树，在官舍和公共场所种植花木，并制定了严厉的管护制度，凡损坏树木花草的，哪怕是达官显贵、公子少爷，一经查实立刻命令衙役围捕，罚其赔偿10倍以上才肯罢休。他还注重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并亲临现场，风餐露宿，勘察设计，昼夜指挥，曾多次晕倒在工地上，终于修成了长达80里的漕运工程和10多条灌渠，平整了数千顷土地。他还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开办矿业，挖掘煤井几十眼。为了活跃商贸，他在县邑设立钱庄，兴办商号。他很重视教育事业，兴办学校，选拔人才。任职仅5年，便使一个贫穷不堪、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滕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库中积金3000两，余谷6万石，官道杨柳数万株，田原桑枣垣树表列，鱼塘连片，宾合有序，学士诵歌，商贸井然。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赵邦清治滕政绩卓著，擢邦清为吏部验封司主事。滕县的老百姓舍不得赵邦清离去，苦苦挽留，邦清实难立即动身赴任。万历皇帝又第二次下诏，督促其立即到任，否则，治邦清的罪。赵邦清无奈，只得启程赴京。滕县百姓闻讯，扶老携幼，聚集了几千人，洒泪为邦清送别，并派人带上粮秣、盘缠护送赵邦清进京谒见皇帝。赵邦清感动至极，热泪盈眶。以后滕县百姓为纪念这位好官、清官，为他修建了生人祠，“黄童白叟，罗而拜之”。就连毗邻的沛县也因为得益于邦清，在夏镇为他修建了生人祠，“制度壮丽，尤佳于滕”。当时，滕县传唱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赵邦清，赵邦清，为官一任一邦清，清正清廉清滕县，百姓为他塑清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邦清又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他为官清正，执法如山，不畏权势，嫉恶如仇，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清清 ”碑“坚持清白 ”碑贪官污吏都惧怕他，“六部大老不敢嘱一言”。他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刚两月，原兵部尚书张学颜的儿子张承祚疏请赐官，邦清坚决不从，吏部正堂三番催促，赵邦清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赵邦清愤慨于吏部出现的腐败现象，弹劾了吏部尚书李戴及文选郎中邓光祚。验部郎中侯执躬等人收受了贿赂，亦被邦清参劾罢官。在他的参劾下，贪赃枉法的文运司新都吏王■被充军，旧都吏王炫被问刑，验封司都吏谢天成被革职为民。刑部王理怕邦清弹劾自己，暗地里给邦清送了1000两白银，邦清不但拒收，还将白银抬到御殿面君，使王理受到制裁。邦清虽在京为官，但时刻都不忘故土，他念及桑梓地瘠民穷，差役繁重，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外出逃生，便上疏裁革真宁不属宁州辖，直属于府；裁革雕翎巡检1名、工兵36名，实行1府5县一条鞭法。这样，每年可节省白银7000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赵邦清仕途十年，政绩辉煌，誉满天下，但因常常得罪朝中奸佞而屡遭诽谤和陷害。顺天府推官郝道行对赵邦清大为不满，耿耿于怀。他捏造说邦清骂了当朝权相沈蛟门。于是赵邦清又遭受沈蛟门诬陷，万历三十年（1602年），邦清被贬官三级。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因南北党事之争，被削职回乡。赵邦清被罢黜归里时，京师朝臣挥泪送别。山东兖州府滕县人、闵乡县潼关仓副使陈炫赠诗曰：“世道倾颓难已复，奸佞盈朝丈夫无；海内惟有赵仲一，独木难支谁与扶。”赵邦清回乡后，清贫度日，家徒四壁，债务累累，居茅屋，着布衣，头戴草帽，躬耕于田，奉养老母，历尽艰难，自号“草帽山人”。长安人、河南怀庆府知府梁隆吉题诗曰：“放逐回来卧草庐，美人怀抱近如何？尤时贾谊空垂泪，去国虞卿且著书。鸟雀人情从冷暖，农桑事业有耕锄。青蝇白壁休相讶，诗酒留连金可聚。”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举人李复初，平时与赵邦清交往甚深，情同手足，他千里迢迢来真宁看望赵邦清，和赵邦清同住茅舍，经常秉烛夜谈到雄鸡报晓。时值严冬，滴水成冰，赵邦清被褥衣着单薄。其夫人衣服更为单薄，向邦清索要一件衣服御寒，邦清“默默然无一应”。过了几天，赵邦清从柜子里取出了三件官服，官服颜色已褪，让夫人改做一下御寒。李复初见之，百感交集，叹曰：“有臣心若水，犹疑门庭若市，邦清之苦心，谁则知之！ ”随即吟诗道：“无人不道北地苦，公复与世相暌违；袱被而来袱被往，夫人自是泣寒衣；清臣维风臣节扬，处世大洁众所忌；汉臣贤妇数王章，贫时羞向牛衣泣。”出家人荏雅田仰慕邦清的人品与才识，赋颂曰：“摆脱尘世卧林丘，江湖时有庙廊忧；了心了心真了心，回头回头早回头；降雪玄霜清淡淡，琼楼玉宇岁悠悠；有人问君家何处，笑倚蓬瀛看海筹。”有一次，因债主上门逼债，邦清无力归还，遭受了债主的辱骂，受辱后中气，左肋下突然生了一个大肿块，块大如茄，疼痛难忍，几乎命丧黄泉，多亏了陕西泾阳人王福源治疗，才保住了性命。
赵邦清遭贬之事，使朝野震惊，民怨沸腾，士庶都纷纷为他鸣冤叫屈，连出家人如贤也慨叹曰：“朝堂是非混嚷，何日是休？邦清一清如水，百折不回。愿邦清高推上卿，为特国家幸庆，即吾教衰落，亦有赖其回春耳。”并吟诗曰：“义气三秦颂，才名四海生；官情薄如纸，斯道直如往。滕邑甘棠在，铨遭德望悬；何时重应昭，朝野盼目穿。”但由于奸臣当道，邦清还是未得平反昭雪。直至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明王朝才给赵邦清平反昭雪。赵邦清复出后，出任为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陕西泾阳人陈应征见赵邦清复出，心情激动难捺，特赋诗云：“卧龙不日起罗川，大汗云霓望有年。盖世甘霖苏枯槁，而今莫把眼来穿。”当时，四川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奢寅反叛作乱。天启二年（1662年）七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也犯上作乱，四十八马头与安邦俊、鲁连、安若山、陈其遇及安銮、陈万典等也蜂起和之，所到各处，围城掘墓，甚嚣尘上，朝廷派兵几次征讨难以平定。于是，朝廷下诏让赵邦清率兵前去征讨。赵邦清奉诏后，先派人与贼党了相、喻文富接头，对他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戴罪立功，协助朝廷平息叛乱，这两人对邦清口服心服。此时作为奢寅臂膀的安銮也有些心动，因考虑妻、子尚在军营，不敢轻易发兵。邦清督官兵抵达大河口，把奢寅打了个大败。安銮见奢寅败下阵来，就和邦清秘密相约，商量投降事宜。邦清派副总兵侯良柱领兵，佯装挟取安銮的妻子，并派罗安良进陶公滩以牵制叛贼。邦清率亲兵700人，同安銮部乘深夜直入叛贼巢穴，叛贼仓皇弃寨，狼狈逃窜。
赵邦清出生在西北黄土高原，奉诏去贵州平叛，由于贵州森林茂密，湿热蒸郁，邦清不服水土，偶染瘴岚（疟疾），治疗无效，卒于贵州水西山林的军旅途中，时年64岁。
赵氏祠堂赵邦清一生著述颇多，有《鹤唳草》《瞑眩录》《梦遇仙记》《神柏记》等，多已散佚。流传下来原来能够见到的有《梦遇仙记》《神柏记》。近年，正宁县政协文史宣传委员会张志英从赵氏家谱中又发现了《游艺海纳集》，已整理出版。
据清折遇兰纂修的《正宁县志》载，赵邦清与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交往至深，情同手足。赵邦清在滕县任县令期间，汤显祖以朝廷“上计”（考核组）成员的身份两次赴滕考察赵邦清的政绩。赵邦清政绩之卓著、滕县变化之大，令汤显祖惊叹不已，“褒其为伯才”，认为赵邦清当委以重任，极力向朝廷举荐，同时还写了《过河间题留示赵仲一》诗，诗云：“九河已成陆，卑栖犹问津。道心能似此，沧海亦生尘。”不久，赵邦清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汤显祖认为 “赵君第可用御史..在其中（吏部）非其处也”。赵邦清后被罢官归里，汤显祖与其常有书信来往，对邦清屡屡慰勉激励，以诗文唱和。并为赵邦清的《鹤唳草》《实政录》《乡行录》《梦遇仙记》等多篇著述作序。赵邦清母亲82岁寿辰，汤显祖为之撰序，书写《寿歌》一首。赵邦清曾约汤显祖相会晤面，但终未实现。但汤显祖曾慰勉赵邦清的歌行体诗《歌书答赵乾所先生》却留给后世，其诗曰：“景清白血流真宁，邦清吾友如其清。欲留关尹言道德，稍知公子近刑名。风尘两度相携手，笑语悲欢一壶酒。长安贵人相见知，乡里小儿亦何有。翩翩世故不可穷，睨柱碎璧成英雄。空闻越客诅秦客，未葬滕公得赵公。有母闲居差不恶，无家古寺堪留客。虽知世人眼难青，何得此中头皆白。我今与子一诙谐，为民光景正须来。去官只有耕田手，处世都无避债台。温公袖中谁书写，坐我不羁置林下。一番西笑秦无人，龙泉太阿知我者。”赵邦清与“公安派”文学领袖袁宏道亦为至交，经常相聚吟诗作赋，质证所学。袁宏道曾以《过滕县赠滕尹赵年兄乾所》为题赋诗，盛赞赵邦清的政绩：“乘月过滕里，踏沙度薛城。山云封去马，野葛翳行旌。官舍栽花遍，民家种柳成。停车问父老，之子有能声。”在明真宁县县治古城罗川（今正宁县罗川乡）街道正中，东、西罗川石坊耸立有3座气势宏伟的大石牌坊，依次是恩宠坊、天官坊、清官坊。恩宠坊高9.7米，宽8.35米；天官坊、清官坊均高8.4米，宽约8.23米，共16层。据史料记载，天官坊、清官坊分别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和十二月，是朝廷为表彰清臣赵邦清所建。恩宠坊则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是赵邦清为感念生母刘氏、养母高氏教养之恩建立的，又一说是乡里为赵邦清的母亲建立的。这3座石牌坊都刻有文字，雕作精细，造型优美，布局严谨，刀法细腻，工艺水平很高。从明至今越数百年，其雄姿仍然不减，至今完整无损，傲然耸立，向世人诉说着一代廉吏赵邦清那感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故事。
（文正廉）晚明参政巩焴巩焴，字成我，号育炉，明真宁县堡巷村（今正宁县永和镇堡巷村）人。明神宗万历
二十一年（1591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富裕。其父巩国祯，以子赠礼部祠祭司主事，封承德郎。
巩焴自幼聪慧，勤奋好学，5岁时就开始读书。对《四书》《五经》能通篇背诵，记忆力惊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及第，名列第六，是年八月任河南林县知县。
巩焴初任河南林县知县时，正是乱世之年。当时林县盗贼猖獗，残害百姓，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巩焴一到任，就利用险要地势立关隘设兵防，严加防范，对盗贼和豪强以沉重打击，林县百姓从此才得到安宁。林县百姓每年除正赋之外，还要交不少巧立名目的苛税，这些苛税没有充入国库，却中饱了地方豪强、官绅的私囊。百姓披星戴月、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有时还不够交赋税，一家人的生活无法保证，只得吃糠咽菜。巩焴了解查实情况后，首先废除了有加无已的“三饷加派”，一下子减轻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符合民愿，深得民心。林县处地偏僻，文化教育不兴，人才匮乏，巩焴为此心急如焚。他亲自任教课读，辅导莘莘学子，当年就有人中榜登科。巩焴当县令爱民如子，体恤百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政声远扬，百姓有口皆碑。在他离任之时，林县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夹道远送。后又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对这位造福一方的好官的崇高敬意和永久怀念。
崇祯六年（1633年），巩焴调任河南安阳知县。当时，虽说明廷政令“除强暴，佑善良，灭火耗，恤行户，勤农桑，清户口 ”，但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极其混乱，朝廷的政令也成了一句空话。安阳城内缙绅权贵子弟倚仗权势，为非作歹，百姓恨之入骨。巩焴就任安阳知县后，不畏强暴，不惧邪恶，一身正气，除暴安良。他不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减轻了赋役和徭役，还重视发展农牧业。为保一方平安，他动员老百姓捐款筑城，操练乡勇，打击豪强，从不懈怠。该县的水治、丰乐两镇，历来是盗匪猖獗之地，盗匪杀人劫舍，无所不为，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自巩焴到任后，由于防范严密，凡有来犯者必遭擒获，使盗匪闻风丧胆，狼狈逃匿，两镇从此才得以安宁。安阳文化教育落后，巩焴大开科试，选拔人才，振兴文教事业，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当时人称河南有“三廉公”，巩焴为“第一廉公”。安阳人为感其大恩大德，又给他建了生祠。以后，他升为礼部祠祭祀主事，继迁本部郎中。
崇祯十二年（1639年），巩焴调任河南分巡道兼右参议，整饬彰、卫、怀3府。建有军功，以军功赐金12两、竹丝4表。当时，该地连年饥馑，哀鸿遍野，惨不忍睹。饥民无奈，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暴政。巩焴亲临河南三郡，想方设法，多处求援，捐款赈济，救民出水火。崇祯皇帝闻其政绩卓著，非常高兴，诏令升为参政。但由于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内忧外患相继滋生，时局动荡，明王朝大势已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政十分艰难。巩焴深感独木难支，恨无回天之力，故而心灰意冷，执意离职回乡。由于他任职期间将自己的俸银捐献赈济，离任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盘缠也没有。后来得到属吏们的资助才得以成行。崇祯十三年（1640年），巩焴离职，先侨寓西安，次年才回到原籍真宁县罗川。
崇祯五年（1642年），由于京都河南籍官员的极力推荐，巩焴又被起用，诏任河南巡抚，他未赴任。次年十月，又补授河南省学政、布政司参政，但他居住西安，还未来得及赴任，李自成的起义军就包围了西安。西安城陷之后，巩焴连夜逃出，隐藏于南山之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造《甲申历》，设六政府。他遍访贤士，众人都推荐巩焴是文武全才之士。早在李自成初攻真宁时，就听说巩焴是好官，于是，就任命巩焴为礼政府尚书。巩焴避隐未仕。三月，李自成率义军攻破京城，崇祯皇帝进入昭仁殿砍杀女儿昭仁公主，皇后周氏即在坤宁宫自杀，崇祯仓惶逃到景山（即煤山）上吊自杀。皇太子被俘，妃嫔们四处逃散，皇宫乱成一团。就在这混乱之中，巩焴与一怀有身孕的妃子相遇，他把仅有的一丝恢复大明政权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妃子身上。当时，李自成斩杀李岩，起义军内讧四起，互相攻杀。巩焴护卫这一孕妃潜隐陕西三水县（今旬邑县）的官家洞，期望其生一男孩，便可保孤立帝，恢复明朝。谁知事与愿违，后来清兵入关建立清朝政权，巩焴所挈妃子又生了一女孩。巩焴一看复明丝毫无望，于是只得隐居官家洞，以诗书培育子孙和求学之士，并以诗文会友。四方之名士，如宁夏刘芳名、华国翰等人，常以诗文和巩焴唱和赠答。巩焴还批注《四书》，编修《真宁县志》，但因无力刊印，憾未传世。巩焴著述得以传世的仅三篇，即《泰山庙记》《重修文庙记》（见之于清折遇兰纂《正宁县志·艺文巩焴：《募修正宁万寿寺序》志》）《募修正宁万寿寺序》（见之于清赵本植纂《庆阳府志·艺文志》）。
巩焴隐居官家洞，发誓再不做官。清顺治十八年（1663年），清兵包围了官家洞，巩焴坚守不出，死不降清。官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有磐石盖顶，下有绝壁断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将不可近身，刀枪不能奏效，清兵连攻数日也没攻下。于是清军首领命令士兵进山砍柴围洞，堆积起来的柴高达几十丈，把官家洞周围堆了个严严实实。至五月十四日，清军将一个大狸猫用蜡裹身，然后用火点燃狸猫尾巴，狸猫沿柴堆乱窜，霎时官家洞成烈焰弥天，浓烟滚滚，焦土刺鼻，洞崖的石块也被烧得爆裂。巩焴在这场大火中不幸被熏烧而死，终年69岁。烧死巩焴之后，清军又搜杀巩焴家族之人。因此事发生在三水县，清军认为巩焴是三水县人，于是就在三水县滥杀无辜，遇难者达几百人。“三水没巩家”的话就是由此而来的。
后人为纪念巩焴，在正宁县古县城罗川（今罗川乡政府所在地）立有“学宪坊”。由于年深久远，此坊已毁。据传，巩焴在京为官巩焴手植的龙爪槐时，曾带回三棵“龙爪槐”，一棵植在永和烟村，一棵植在家乡永和堡巷，另一棵植在湫头乡双佛堂村。烟村、堡巷村的槐树已毁坏无存，唯有双佛堂村的龙爪槐至今仍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枝干虬曲，盘若卧龙，“鳞甲 ”片片，熠熠闪光，气势非凡。当地童叟都知此树的由来，问及树龄，皆曰三四百年矣。
（文正廉）清太子专师范锡篆范锡篆，生卒年月不详，字金章，清代正宁县永绥里（今永和镇丰集村）人。幼时聪颖好学，品学兼优。雍正二年（1724年）中举，
八年（1730年）赴京赶考，途中宿于淳化县口镇，丢失所骑毛驴，于是广贴寻驴启事。其文曰：本人姓范兮锡篆，家住正宁兮小县。上京应试兮赶站，用膳口镇兮小店。丢失毛驴兮不见，白嘴白眼兮好看。非黑非麻兮青蛋，非草非叫兮老骟。有缰有辔兮麻辫，有鞍有镫兮无鞯。四处寻找兮问遍，一连数日兮不见。有人送信兮一串，有人送驴兮串半。
他由于寻驴误了考期，但因寻驴启事写得妙趣横生，被御史大夫谢保发现，荐于京师，考列明通榜（雍正五年，朝廷命各省督抚学政甄别淘汰一部分衰老的学官，并从当年的会试落卷中取文理明顺的举人补授，录取者列榜公布，即为明通榜。以后相沿成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方罢），任国子监学正。范锡篆在国子监任教期间，尽职尽责，成绩卓著。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皇帝颁发敕命，授范锡篆为文林郎、国子监助教加一级，赞颂其“学通儒行，身范士林”，并封锡篆之妻为孺人。
皇太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稍长时入国子监就学，乾隆曾延师数名为子课读，但颙琰调皮贪玩，不服管束，有数位老师先后被辞退。范锡篆被聘为太子师后，认为今日之学生为将来之皇帝，道德水准关乎国家兴亡和百姓疾苦，所以坚持师道，严教不怠，竟对颙琰进行罚跪。乾隆皇帝发现后训斥道：“吾儿受教是君，不受教也是一国之主。何必如此处罚！”范锡篆并不慑于皇帝的威势，义正辞严地回答：“受吾教为尧舜明君，不受吾教为桀纣昏君！ ”乾隆闻言肃然，不但未再责怪，反而更加器重锡篆，令其留教，成为太子专师。
锡篆除在国子监导读颙琰外，还领其走出深宫，深入民间，体察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皇帝和太子敬佩范锡篆的师德和教导，特在朝廷设宴谢师。席间，菜内有一杂物，范锡篆随便用筷子拨出，不料皇帝下令杀了两个厨师，用人头以惩不恭，这使得锡篆痛悔不已。为酬答师劳，皇帝还当宴授予范锡篆为宛平县县令，锡篆坚辞不受，谢职归里。
锡篆成行之日，皇帝和太子亲自派人护送，并赐给宫中信物宫灯。范锡篆为了不干扰地方和乡民，将宫灯置于箱中。一日旅居邠县，起初被安置在上等房间，后来一位新任县官住宿，就将范锡篆一行挤在了一个草窑里。锡篆不以为意，随从下人忿忿不平，待锡篆熟睡之后，将宫灯悬挂在草窑之外。县官一见宫灯，知锡篆非同常人，便跪倒在草窑外捧银赎罪，被锡篆婉言谢绝。为使县官免遭横祸，锡篆即刻收起宫灯，带领随从，连夜离开了邠县城。
范锡篆居家时，常为人承写诉状。有时同一案官司，原告、被告的状词均出自他的手笔。锡篆处事有一条原则，即和为贵，免事为上策，凡事力求公平合理，尽量使当事人免得罪，免受罪。所以，虽然原告、被告状词都有理有据，言词确切，但结果都是为了和解官司。有一年冬天，有一家的羊吃了邻居的麦苗，麦主为原告，状词是：
一九一阳生，阳气往上升，羊蹄如铁钉，吃叶又刨根。前蹄子刨，后蹄子蹬，十几亩麦子蹬了个光光净。
羊主为被告，他给写的辩词是：
三九寒气盛，地冻如铁硬，镢头斧头挖不下，羊蹄子劲有多大？羊嘴是蘖蘖，只吃干叶叶。
县官看了两方的状词，未判输赢，只调解了事。还有一次，一辆胶车在耀县坡头压死了一条狗，狗的主人告到县衙，要求赔偿。赶车人找范锡篆写的辩词是：耀州坡头，坡滑路陡，胶车下来，如同雷吼，明明死狗赖活狗，活狗为何不逃走？！由于状词辩解得力，也打了一场没输没赢的官司。范锡篆在老家去世后，嘉庆皇帝亲笔题写了碑文，以示纪念。范锡篆上京赶考寻驴的趣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陇东著名剧作家曹应辰（宁县人）创作成秦腔小戏《驴背缘》，剧情是：霍家母女开一酒食小店为生，那日霍母回娘家，只留女儿碧玉姑娘料理店事。书生范锡篆骑毛驴上京赶考，路经小店歇息。碧玉打水备饭，热情款待，并与范生互通家境、年龄。碧玉年方17，范生时年
18，都是严父先逝，老母在堂。交谈中两人不觉情投意合，暗生爱恋。范生只顾吃饭、说话，全忘了门外赶考所骑的毛驴，待想起时驴已走失。碧玉慌张起来，锡篆唱道：“一头驴儿算甚事，大姐不必着心急，寻驴告示写一张，你代我贴在外墙壁。”随即草书一寻驴启事。这时，州官带小役私访经过小店，看到了一张文笔活泼、别具一格的诗体寻驴启事（与前略有不同）：上京赶考兮站店，道经乾州兮吃饭。
三杯村醪兮疲倦，酒醒望驴兮不见。
非草非叫兮老骟，有鞍无镫兮烂缠。
问我氏兮姓范，问我名兮锡篆。
家住正宁兮西塬，非州非府兮小县。
有人报信兮半串，有人送驴兮串半。
州官称赞启事“雅俗随意，才气十分”，断定此人“今科必中无疑”。碧玉请州官进店与范生相见，并将事由一一道出。此刻霍母回得家来，责怪女儿独自招揽客人，并为自家贫寒、无力赔偿毛驴而犯难。范生却说：“老妈妈不必胆怕，就是驴找不着，我徒步回家又何妨！ ”州官见范生品正貌端，仪表堂堂，便有举荐其“扶摇直上”之意；又与霍母商议，欲将碧玉许配范生为婚。这正遂了二人心愿。
小戏《驴背缘》构思奇巧，真实生动，颇具喜剧特色。一经搬上舞台，即引起轰动，久演不衰，从而使范锡篆在民间的影响越传越广。（王立明）竹枝词人雷和雷和，字介庵，清真宁县永绥里湫子沟（今正宁县永和镇湫子沟）人。幼时好读书，颇有文名。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选拔为贡生，曾任陕西省麟游县的教谕。著有《介庵诗集》，现已佚。从清庆阳知府赵本植纂修的《庆阳府志》收录的诗稿来看，其尤擅长撰写竹枝词。
竹枝词为词调名，又称巴渝辞，本出于乐府竹枝词，单调，有14字、28字两体。最早起源于四川巴渝（今重庆）一带的民歌，经唐代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顾况等的吸收改造，日益完善。它语言通俗，风格独特，韵律优美，音调轻快，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
在陇东能把竹枝词写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仅为雷和一人。真宁竹枝词是雷和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表现手法上生动活泼，真实形象，寓情寓理，直白晓畅，如泣如诉，和真宁的民歌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他把民间口头传咏的文学形式，升华到了文学艺术美的角度来供人欣赏，这对发展陇东民间文学艺术、革除浮华不实的文风而言，确实是一种贡献。最能代表雷和创作水平的要算《竹枝词十首》，至今读来仍琅琅上口：
一城的的小于丸，聚得风寒并水寒。鸡犬无闻白昼静，通衢直作冷墟看。
个鸡犬无闻、行人稀少、静谧的小城跃然纸上。接着作者选取富有代表意义的官衙、百姓住家、名胜景物来叙述：二邑中莫道止官衙，败瓦颓墙也百家。四体都能遮一半，街头只少唱莲花。三也无拳石也无林，辜负佳名说抚琴。可是爨余焦已甚，抛来穷邑作山岑。
四两余才看一沟平，自昔争传罗水名。螺蚌不曾分一族，家家担得水泥羹。
继而作者描述了民间贫苦的饮食习惯及简陋的器物。儿童遇到一尾大蟹都感到惊奇，从侧面可以看出孤寡的民情和窘迫的生活条件：
五悬蟹秦中久讶奇，到来此地更堪疑。
细鳞巨口诚何物，一尾狂惊满县儿。六说甚谷前雨后香，无闻不特未曾尝。
纵然长夏次消渴，至味从来是水浆。七瓦盆木豆昔曾闻，此际开宴器尽文。试看白红萄二种，黑瓯罗列已缤纷。
八相延食案竟何如，春去才尝韭与蔬。岂是闻韶人海县，一豚屠卖过旬余。
说完县城居民的吃住后，作者又写到穿衣：
九莫言花翠与绫绸，一尺红绵也索休。任是朱颜偕白发，四时相看白缠头。
十土窟三冬火作衣，红虫爱日似人非。儿童裸赤都犹可，少女怜无一寸袆。
作者用近似民谣的白描手法，反映了清康熙年间真宁人民真实的生活面貌，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后来更多的诗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雷和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在创作手法上也不断创新，不断接近生活。从《七歌》现存的三首来看，他打破了诗歌的常规戒律，在每首诗第七句中加了 “呜呼”、“兮”三个字，使全诗韵律跌宕起伏，感情更加凄切感人：
一寒威侵衾寐难假，明灭双眸面高瓦。侧耳四壁悄无声，疑在空山与荒野。痴童晨出动忘归，甑虚水竭尘如洒。呜呼一歌兮歌已哀，啼鸦切切近檐来。
二有妹乱离岐乡甸，十八年中才再面。别来又复七易春，闻汝哭余伏床荐。瘦骨偃蹇幼多疴，寂寞无儿鬓早霰。鸣呼三歌兮歌三发三，梦魂南北徒飞越。
坟头蓬蒿几许强，腰镳柄短道路长。耶娘那识秦川水，夜夜天涯共一床。幽咽不语逐晓去，侧听天风振白杨。呜呼四歌兮歌四奏，繁云为我暗春昼。
综观雷和的诗词，都蕴含着民歌 “含思宛转 ”的特点，无佶屈聱牙之感，真不愧是陇东竹枝词第一人。（张志英）雷智远抨弹卜世藩民国2年（1913年），清末翰林、湖南澧陵人卜世藩出任正宁县知事。卜世藩上任伊始，自以为博学多才，无人可比，所以目空一切。有一天，他约集罗川缙绅、贤达游览城垣。当行至东岳文庙时，他目不转睛，静观楹联，先不管其文理如何，单以字体欠佳而滥发议论，大放厥词：“正宁无人，实乃愚昧僻乡也！ ”其他随行人员只顾随声附和，倒没介意，唯罗川贡生雷智远顿感不是滋味，马上不辞而别。当晚，他笔走龙蛇，一气书成“黑告示”一张，誊抄两份，分别贴于官衙三堂墙壁和城门洞口显眼处。翌晨，兵丁看见，不胜惊讶，急忙禀报卜氏，请示处治办法。卜氏不假思索，迅即派人揭来亲睹。看后，非但未予责备，反而心悦诚服，连连称赞道：“奇人怪才，绝非等闲之辈也！”顺手交予书班妥为保存，列作铭句鉴赏。日后，卜氏备酒相邀，雷智远却敬而远之，未给县太爷留一点情面。
这封“黑告示”的内容是：提笔直书一点偏，相作少小还要添。
圣驾卧床臣远去，眇目斜视体不端。
山节潭府为魁首，与蔡为邻宜比肩。
侧视好似一杆秤，无钩无索独有权。
状似男阳当面看，可怜左边少睾丸。
总是严嵩留苗裔，难怪下车发谗言。
上苍造字有千万，尔何袭旧名世藩。
听你赴过鹿鸣宴，忍着诗文受摧残。
鹤立鸡群自矜诩，岂知天上更有天。
人人都有翰院志，不过命运多乖舛。
旱魃兵燹屡数次，但有空灰望生烟。
培栽文风仁声颂，蹂躏圣教臭名传。
你与吕政堪为伍，仿佛坑儒纸一间。
一非严师训弟子，二非编修考魁元。
腐雏黄口且莫论，衰朽白发脱残年。
乡曲儇子当观风，求荣反辱情难甘。
秦州优贡周训导，飞笔操觚涂抹完。
御史有个景忠烈，天官赵氏在乡贤。
残土虽然无佳士，岂容南蛮鰃舌言。
纵有诗文仰北斗，矮子中间显大汉。
见了上宪如蠖曲，底压纹银一千三。
獐头鼠目作桶袋，狐假虎威来坐官。
甘肃不屑咸飏去，守株待兔整多年。
有个师爷贵姓杜，性情温和可仰瞻。
鹅仗鸷翼当勤谕，迅马游缰任撒欢。
要知我的名和姓，出去东门面朝南。
两个木鬼门前站，一大一小一清泉。
心中不服出硃票，和我一同见议员。
作者采用拆字、象形、指代等手法，巧妙地把“卜”之姓字相作 “少”、“小”二字还要添笔画，象形为斜视的有权（秤锤）的秤杆，以及认作“卧”字去掉“臣”字。把其“世藩”之名，指比为明代大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把“世”字象形为“远去” “斜视”之“臣”字，把 “藩”字拆解为 “节”字之“头”（艹），“潭”字之偏旁“氵”，及百家姓中 “蔡”字的一部分和与 “蔡”相连的 “田”字组成的合体字。全文嬉笑怒骂，指斥卜世藩目中无人，自恃高明，是“矮子中间显大汉”；见了上司点头哈腰，如同屈曲的蠖虫；满口的诗书礼仪，箱中却压着纹银1300两；自以为为官一方，不可一世，其实是别人不愿来此任职，而卜世藩却为这一职位守株待兔苦苦等了好几年。可谓辛辣尖刻，义正辞严，痛快淋漓。
（王维贤曹清珂王立明）新正
三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新正县马生福、蔡登霄、张治平3人先后或选或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一个县出了3名显赫人物，新正县一时声名大振。时人称马生福、蔡登霄、张治平为新正 “三杰”。
马生福马生福（？ —1960），回族，新正县二区（湫头）九乡（龙嘴子）人。身材高大魁梧，留着长髯。他富有口才，语言风趣幽默，极有感染力。平日里，乐于助人，善排解乡邻纠纷，在回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因对《古兰经》颇有研究，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在本村清真寺开学任阿訇。以后便长期在关中一带的回民中传经诵教，渐有名气。1932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五顷塬、西渠、孟家河等山后村庄宣传革命，开展群众工作。马生福接受了教育，开始倾向革命。同年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成立时，龙嘴子村的回民群众也选代表参加了会议，和汉民一样行使同等的政治权利。此事使马生福思想上受到很深触动，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和回民的希望。从此每逢礼拜集合，他不仅传经诵教，也借机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回族青年积极参加革命。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王世平、王世英等19名青年组织起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回民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马生福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参与革命活动，为民族统一战线做工作。1934年4月，平子游击队与耀县游击队配合，在南邑胡同伏击进犯苏区的马鸿逵部一骑兵连，击毙击伤敌兵7名，俘虏16名。为了瓦解敌人，教育感化上兵，马生福和蔡登霄受党组织委托出面联系，将死者拉回龙嘴子清真寺，按照伊斯兰教仪式予以安葬，并将俘虏全部负责送往国民党山河镇敌团部驻地，以当地伊斯兰教阿訇的身份说明情况，并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这一举动当即在马部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就有士兵携枪向红军游击队投诚。他还以阿訇的身份设计掩护了被敌包围于龙嘴子清真寺的中共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解放后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和回民游击队队长马全德，使他们安全脱险。
马生福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协会，马生福被选为会长。同年11月，他与林伯渠、李鼎铭等18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政府委员（任期5年）。同时，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任期5年）。1941年，他领弟子王长河、王明芳、马玉和（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3人到延安清真寺开学。1945年，因大骨节病复发恶化，行走困难，请假回家，从事地方工作。1957年被任命为平凉地区民委委员。1960年六七月间，因食用苦杏仁为佐料制作的面条中毒，不治而逝，终年约80岁。
蔡登霄蔡登霄（？ —1950），回族，原籍平凉县。民国18年（1929年）陕甘大旱，田禾颗粒未收，造成饥馑。因生活所迫，他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在陕甘边区漂泊度日，后定居于正宁县五顷塬龙嘴子村，靠开荒地维持生计。
蔡登霄的父亲原是平凉清真寺的阿訇，为人忠厚，办事热心，在回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到正宁定居后，仍以阿訇身份为回民们传经，开展宗教活动，吸引了一批伊斯兰教信徒聚居于此。蔡登霄自幼随父亲诵经，深受其影响，也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20岁时父亲逝世，他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并以顽强的毅力开荒生产过日子，使全家的生活境况逐渐改善。因为他在劳动之余喜欢帮助他人，所以村上乡亲邻里之间大小事情都喜欢找他合计。由于他威信高，又能诵经，不久便接任阿訇。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五顷塬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主动接近革命队伍，接受宣传教育，并向广大回族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他支持王世英、王世平等回族青年组建了回民游击队，配合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开展民族统战工作。1934年，他与阿訇马生福一起受党组织委托，妥善解决了对国民党驻军马鸿逵部骑兵营作战死伤人员和俘虏的处置问题，动摇了马部军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鸿逵部未再骚扰，其中一个班后来还倒戈起义。同年，他还和马生福巧施妙计，将被敌军围困在清真寺内的中共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回民游击队队长马全德安全转移，保护了革命干部。1941年，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派人来关中指导成立关中分区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蔡登霄以其声望和功绩当选为会长。1946年，被新正县第三届参议会选为常驻议员，与林伯渠、李鼎铭等19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候补参议员。1948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至解放。1950年，病逝于平凉。
张治平张治平（1872—1945），新正县三区（长舌头区）三乡（后掌乡）雷庄村（今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雷庄村）人。
张治平从医一生，医道高明，医德高尚，在当地颇孚众望。他经历了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统治耳闻目睹，极为痛恨。家乡周围接连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他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28年，由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组织发动了“栒邑暴动”，处决了国民党栒邑县县长和看守所所长，建立了栒邑县苏维埃政权。虽然这次暴动后来惨遭国民党血腥镇压，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但是这次暴动为陕甘边地区的人民树立了革命斗争的光辉榜样。在张治平进步思想的熏染下，他的两个在校读书的孙子张化民、张化济都积极参与了 “栒邑暴动”。1932年，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移驻栒邑县的职田镇、后掌等地开展活动。他们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真理，并打土豪、开仓库，赈济贫苦农民。张治平耳闻目睹时世变化，看到贫苦农民真正从心底里热烈拥护红军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在思想上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黑暗的旧世道，因而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暗下决心，今后既要治病济世，还要以高明的医术和在方圆几十里享有的威望，为共产党效力。1934年11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关中分区前身）在中部县小石崖成立，后掌、阳坡头一带先后发展组织起10多支小股游击队。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配土地活动。是年，还在雷庄村第一次组织了秋收竞赛。有一天，雷庄村20多人在井坳收荞麦，国民党部队何高团的一个营长带领部队来“清剿”。敌军刚一踏进雷庄，就被游击队组织的秋收小组赶跑了。第
二大，恼羞成怒的敌军又聚集更多的兵力来到雷庄，包围了秋收的群众，捕走了贫农团长、赤卫军连长和群众11人。为了救护被捕的干部群众，张治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身前往国民党驻军及有关方面交涉。经过他的巧言周旋，被捕的干部群众全被放回。后掌、阳坡头一带是中共陕甘边南区新正县管辖的区域，国民党对这一地域极为重视，称为“赤匪活动区域”，不断进行骚扰，常以清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名，乱捕滥抓。处此凶险恶劣的环境，张治平舍生忘死，为掩护革命干部，保护群众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利用自身特长，为30余名党的各级干部诊治过疾病。
张治平的革命行动对其家庭成员有很大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光他一家参加革命的就有5人，真正成为光荣之家、革命之家。他的侄儿张清益就是受他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陕甘宁边区闻名的 “义仓英雄”、“特等劳动英雄”、“模范合作社主任”的。他的孙子张化民也担任了新正县保安科科长。
张治平为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他和蒋南翔、肖军、周扬等38人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特聘为参议员。同年11月6日至21日，他在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在延安参加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两次会议上，受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1945年12月5日，张治平在雷庄病逝，享年73岁。新正县各界在雷庄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500余人前往致祭。新正县政府敬送题有“革命医师”四字的挽匾以示悼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及习仲勋等领导送了挽联，关中分区副专员杨玉亭代表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关中地委、专署主祭。悼词高度评价了张治平的一生，称 “张先生爱民爱党，值得每个边区人民学习”。
（王立明）留美博士赵元贞赵元贞（1879—1974），系赵邦清第16世后裔，字正卿，永和镇于家庄人。出生10个月即丧父，生母艰苦抚养至6岁，难以为继，遂送养他人。5年后养父去世，全凭养母抚养成人。
赵元贞7岁入私塾读书，17岁中秀才，25岁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读书。求学时，为抗议日本教师殴打学生，带头签名呈文，组织罢课。后于1908年以成绩第一名被校方选送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他除苦修地质专业外，努力钻研英文，经赵元贞先生像常去译学馆向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请教，备受器重。期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带头联络留京同学，到甘肃籍议员、京官和同乡处登门劝募，为兰州女师捐款300元法币，尽数买了风琴、教具寄到该校。倡导组织陕甘学生会，任副会长。1913年夏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学期，后转柯州高尔登大学（现称科罗拉多大学）采矿系修业6年，获采矿工程师学位。继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冶金系进修1年，获冶金工程师学位。1920年，又入匹兹堡大学矿冶系金图门研究班深造，毕业时撰《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获冶金学博士学位。
赵元贞在美留学9年间，时刻没有忘记家乡和祖国。美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出棉花新品种“国王长毫棉”，他设法购买了两磅棉籽，由到家乡，经在陕西省苏家沟试种，增产效果明显。老家村学经费困难，元贞就把数年节余的100多美元学费汇回捐助。1918年，元贞得知甘肃地震的惨状后，十分惦念，除在当地华侨所办的中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募捐外，还联络中美学生举办赈灾义演，将售票所得100多美金汇至北京救济通讯社，转甘肃省救灾。1921年11月，在美、英、比、中、法、意、日、荷等9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元贞与留美学生及居美侨胞三次致电，抗议《九国公约》瓜分中国的行径。1922年10月，元贞回国前，师友们以中国穷苦、无用武之地为由，欲留之于美。他坚定地回答：“不行！我要回去。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土，9年以来我一直怀念着她！正因她穷，才需要我们这些学得了知识的人去振兴。我过去在京师大学堂，许多老师都是留学生，蔡元培先生也是留学生，我们应该学成而归，把知识贡献给祖国。”师友们听了无不惊叹敬佩，不再强留。1922年11月，元贞回国后到老家探亲。有一天到于家庄沟故地重游，见泉池里飘着一层油花，便推测那里有石油。又到附近大树底下捡了几片树叶，仔细观察了一阵叶纹后，惊喜不已：“啊，有石油！咱们这一带有石油！ ”他还在正宁的其他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断定家乡地下有煤炭，整个陇东有石油。20世纪70年代长庆油田的开发，1984年146煤田地质勘探队在正宁的钻探，均证明了他的推断是正确的。1922年秋末，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林锡光联名电邀，元贞受请回陇，初任省教育厅长。当时各校“学潮”正殷，普遍停课，他认真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狠抓新学制的建立，催令各校即速照常上课。并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务专门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四处奔走，各方求援，几经周折，修建了可容50人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各一座；选购了一套完整的无机化学药品、仪器；制作了 “火分析”用的坩锅及闷炉。元贞还亲自出面聘请任课教师，并自任结晶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教学。督军陆洪涛借口 “学潮”，不同意举办专门学校，只命名其为工兵养成所，后改为矿工养成所。经元贞力争，方改名为矿师养成所，学制三年。随即招收一班旧制中学毕业生入学。开课不久，元贞奉命率勘察队调查甘肃矿产。对此，他异常高兴，自备工具、仪器、化学药品，携带帐篷和灶具乘骑出发。这赵元贞先生手迹次调查历时半年，从青海到甘肃，经河西至陇东，长途跋涉两省大部分地区，行程数千里。沿途多为高山峡谷，荒无人烟，元贞等人翻山越岭，备尝艰辛。每到一地，他都认真调查，仔细询问当地农牧民的所见所闻。凡发现一处固定矿苗，即鉴定采样，作以记载。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两省最早的《矿藏分布图》，揭示了大通县景阳岭、皋《志中月刊》封面兰县孔家湾和大通河、黄河兰州以西段的白金矿，碾伯县（今为乐都县）中西沟的铅矿，贵德县都归岔儿的银矿，皋兰、永登的锰矿，靖远、白银的铜矿，水埠河的石膏矿，会宁县祖砺河的芒硝矿，碾伯县拦天门的大理石矿，连城区水磨沟的石灰石等矿的分布情况。元贞还通过实地查勘，提出窑街可设水泥厂，阿干镇煤矿可用新法采煤，刘家峡可建水电厂，享堂峡可建小型水电厂，平凉可建毛纺厂等重要建议，极富创见，是开发两省矿产资源和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可惜当时和以后的民国历届省政府均未采纳，只有在解放后才得以付诸实施。1924年，赵元贞任甘肃矿务调查局督办，兼任矿师养成所所长，全力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当时，养成所设备充足，师资优良，教学秩序井然，学生统一着中山装，朝气蓬勃，勤奋上进，颇得社会好评。后来，陆洪涛突然辞职离陇，元贞遂被调出。而学生毕业后无人安置，自行流散，矿师养成所遂以凄寥结局。1925年，元贞调任甘肃省实业厅（后称建设厅）厅长，管理全省农、工、商、矿、林、牧、交通。一到任，他就创办了《实业月刊》，后改为《建设月刊》；举办了甘肃实业物品展览会和农林讲习所，建立了五泉山、徐家湾、庙滩子等处苗圃和兰州市所辖各县苗圃；测修了黄河北短堤水库；设立了兰州气象测候所；统一了全省尺、斗、秤等度量衡器的标准。1930年，省长缺职，全省政务暂由省政府八大委员主持，元贞为八大委员之一。是年，复任教育厅厅长，兼任省禁烟委员会常委、禁烟技术训练班主任，省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秘书长和国大代表。1931年，元贞毅然离开官场，放弃政务，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教授化学、物理、地质、土壤、英文等课程。1939年，应兰州“八社”聘请，创办志果中学。次年8月，任该校校长。由于“八社”筹款困难，他慷慨解囊，将自家广武门附近的52间房屋捐出济急，后又把雁滩北面100多亩沙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使学校在危难之中得到巩固。他坚持开门办学，延聘名师任教。有时个别教师偶有疾恙告假，他亲自补课，绝不让学生荒疏学业。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国文等课，他皆胜任。特别是他承担全校“英文典故大全”一课，以英语讲授英语提问，对学生提高很快。他爱生如子，有教无类，对官僚豪门子女，绝不特殊照顾，褒贬奖惩一视同仁；对后进学生循循善诱，启迪觉悟，做到“严而不苛，罚而不虐，爱而不溺，怜而不戚，训而不斥，责而不詈”。因而凡志果中学毕业者，皆品学兼优。同时，他主持创办了校刊《志中月刊》。20世纪40年代后期，元贞第二次率勘探队对宁夏省银川、中卫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普查，最后绘成《宁夏区矿产分布图》。
由148块石碑组成的《肃本淳化阁帖》，在晚清左宗棠督甘时就存放在志果中学文庙内。抗战时期，因日机轰炸兰州而埋藏地下。在元贞出差宁夏时，被“全陇希社”一些人挖出，移至丰黎义仓。一时间，有不少单位争其保存权。元贞回到兰州后，据理向当局力争，将石碑追回志果中学，安装在尊经阁深檐下，使这一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传世。
建国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元贞继续担任校长。1950年，元贞被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他以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精心指导全省教育工作，特别对筹划和发展中等教育做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他仍坚持到第二中学授课，完善学校教学设施，关心和解决师生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深受师生爱戴。同时，元贞还担任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省政协常委。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元贞受到冲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询问元贞博士近况。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下，甘肃省为元贞落实政策，恢复工资待遇和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晚年，他仍兢兢业业，尽职尽心，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地实践党的政治协商制度，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
元贞酷爱读书，他的书橱里不但有理工科书籍，而且有全套的《四库备旨》。偶有空闲，即埋首案头，不但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他常说：“要多读书，多学习，多工作，多考虑事业，少考虑做官。”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期间，他自奉清廉，两袖清风，生活非常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很少吃肉，食止果腹，衣能御寒便自足，喜欢运动，习惯步行，不爱坐车，不讲排场。20年代做的一套呢制服竟一直穿到去世。1974年4月5日，元贞在兰州病逝，享年95岁。
（王立明）针灸名医曹汉三曹汉三，字力金，宫河镇南庄沟北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祖父辈都是普通庄稼汉，由于勤劳耕耘，精心理财，到清末民初，家境始比较富裕。兄弟六人，汉三排行第三，大哥、二哥从事农业生产，曹汉三及弟弟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次进入村私塾就读。曹汉三自幼为人憨厚，勤于攻读，很受老师赏识。那时私塾仅教读《四书》《五经》，枯燥无味，他偷闲阅读了一些医学典籍，逐渐被其吸引，从而喜爱上了医学，特别是对针灸很有兴趣。1915年辍学后，在家自学针灸，初有成效。1916年，在家庭的支持下，他自筹资金在宫河镇办起一间药房，兼营少量日用杂货。从此，他潜心钻研医学，开始为民众针灸治病。
民国20年（1931年），他被地方绅士推举为宫河镇民团团长，后又兼任兵站站长。当时，与宫河一沟之隔的宁县早胜镇驻有国民党平凉镇守使张兆钾部一个营，由早胜、宫河地区的百姓承担部队的供给。农民本身收入微薄，而地方杂差外费又多如牛毛，加上官兵侵扰乡里，任意敲诈勒索，致使民不聊生。兵站处在军队和百姓之间，应接不暇，左右为难。这时，民团又和驻军为防务问题而发生冲突。在对抗不敢、乞求不愿的情况下，曹汉三果断放弃民团团长、兵站站长之职，和二哥曹钜投奔西安。1932年秋，曹汉三在西安市五味什字创办私人针灸诊所，专事行医。1936年，加入“九三学社”。在西安，他苦研中医，攻读《金鉴内科学》，技艺精进，对针灸理论和实践颇有研究，在西安市医疗界崭露头角。1939年，二哥去世后，汉三独立行医，将针灸所改为汉三针灸所，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怜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解囊相助，其高尚医德广为人们称颂。期间，汉三除悬壶应诊外，还与西安市名医、全国著名针灸学家黄维翰（黄竹斋）编著出版《针灸歌赋读本》及《针灸穴位考读》，出版后引起全国针灸学同仁的好评和关注，社会影响很大，成为学习针灸学的必读教材之一。
曹汉三对针灸学精益求精，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许多人治好了久治不愈之顽症，以医术、医德扬名于三秦。1944年，西安街上一癫狂病患者满街乱跑，疯狂打入，行人惶恐不安，惊动了当局，西安市政府命令警察署严加管束。几名警察将其合力缚住，拉到汉三诊所，只扎了三针就止住癫狂，逐渐恢复神志；再经几次针灸治疗，病体痊愈。由此西安一带竞传曹汉三为神医，登门求医者越来越多。1950年，他曾先后为习仲勋、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针灸治病。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汉三针灸所与西安市益民诊疗所合并，成立西安市益民联合诊疗所，曹汉三为主治医生。1956年，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成立，曹汉三任临床研究室主任，继任针灸研究室主任。同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分院针灸研究所成立，曹汉三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等职。在此期间，汉三的针灸术已誉满三秦，驰名全国。1956年，华东军区、青海省军区的某领导人瘫痪多年，久治不愈，经汉三针灸半年后，病情好转，一年后能下床行走。汉三精通针脉，针法巧妙，疗效显著，先后治疗各类病患者5.8万多人次，被西安市列为四大名医之一，被全国列为九大名医之一。1960年，驻西安的三十九军军长胡伟（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为第九届、第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得喉头痉挛症，久治无效，经曹汉三针灸治愈。胡非常感激，曾赠送面粉8袋。1967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召曹汉三到北京为自己治病，后又将其介绍给周总理治病。总理病情好转后，希望曹汉三留京，不论在哪个医院或中医研究院工作都可，但曹汉三以家和子女均在西安、自己年龄已大为由婉辞。当时，慕名而来看病的人很多，一时难以离开。第二年春，西安市的造反派以所谓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向北京强索曹汉三回西安，因总理出面说情而未被追回。在此情况下，总理派人护送曹汉三到四川峨嵋山休养暂避。到四川不久，曹汉三因思念家属，曾通信几次，被造反派得知，即派红卫兵专案人员到峨嵋山休养所将曹汉三揪回。几次批斗后，曹汉三被关入牛棚。1971年释放后在家闲居。1975年恢复工作，又继续在针灸研究所上班。这时，曹汉三年事已高，加上精神上屡受折磨，身患疾病，时而抱病上班，时而在家休息。1978年8月7日，曹汉三病故于家，享年82岁。
曹汉三一生精于针灸，除以针灸为患者治病业绩显著外，还为祖国医学事业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他的六弟曹鏖，字洁山，跟随学医，后来回到原籍宫河镇开设药房，行医几十年；三子曹荣国，陕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现为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四子曹荣章，江苏省医学院毕业，任直属医院主治医师；侄子曹蔚春，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后到陕西省三原行医，解放后回到家乡，在榆林子镇开设中药房行医；侄子曹登域，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后到陕西省三原县行医，解放后回到家乡宫河镇行医；侄子曹莹玺，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现为正宁县第三中学校医。
曹汉三一生著述颇丰。《针灸经穴图考》8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十二经循行主病经穴次序部位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省分院针灸研究所编印出版；论文20余篇入选《现代医案选》。此外，还有《针灸治疗方面的法则问题》《辩证法原则在针灸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针灸讲义》《曹汉三医案》等行世，后二书还曾作为大专院校教材广为使用。
（王立明王秉德）书法名家王希圣王希圣（1898—1973），字新三，汉族，宫河镇宫河村人。家境殷实，却无纨绔习气。早年苦攻经书，兼学书法。1922年毕业于宁县龙川高等小学。毕业后先在大户曹家及本村私塾任先生，后又任早胜小学、宫河小学教员。1945年辞离教坛，回乡务农，不辍读书习字，直到病逝。其所书门牌、匾额、碑文、字帖、字画，誉满桑梓。受其严格庭训和悉心教导，其子侄辈王宪斌、王宪文、王宪瑞，其孙辈王蔚林，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各有擅长，均为县书协会员。他们都用自己的书法之技，为当地教育、社会奉献良多，影响深广。
教书育人与处世1936年春天，王希圣应聘早胜小学任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每天除了备课、讲课、批改作业之外，把业余时间全用在读帖、背帖、临帖上，每有长进愈加锲而不舍。当时的老校长徐蓬山、教员王寿山都写得一手好赵字，后任校长曹芝川擅长欧书，相互之间经常启发切磋，使王希圣大受裨益。1937年，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肖华有一个阶段曾在早胜驻军，他常到学校和教员们谈书论教，特别对该校的书艺、书风赞赏有加。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对当时正值多事之秋、世事动荡却置身穷乡僻壤眼界狭窄的谦谦教书先生王希圣书法作品们，无疑是非同寻常的冲击。王希圣每当回忆起这段教书经历，常称得益匪浅。王希圣一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以书为友，淡泊虚怀，衣着简朴，不沾烟酒。教书育人，既有长者之风，又有严师之德。他对子侄和学生所写的每方大楷，都是字字点评，笔笔剖析，既启其书法兴趣，又教其写字要领，还经常为书法悟性较好的学生缮写帖本。乡亲父老尊称他为“大先生”，但他一贯平易近人，乐善好施，从不摆先生架子，即便贫苦农民索字，他也欣然命笔。乡里遇到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吊贺庆典，求他写字，他都乐意从命，向来不索润笔。1945年，虽然辞教在家，可是在宁县南区、正宁西部的机关门牌、交际匾幛、农户门楣、庙宇楹联、家庭壁挂、墙头标语中，到处都有他的墨迹。
王希圣常常教导子侄说：“字如其人。用笔之法在于心，心正则笔正，学书先要学做人。”他常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为戒。即使到了晚年，他一贯坚持的做人的责任心和原则性仍未丝毫懈怠。他希望自己的书法后继有人，自己的子辈处世要有凛凛正气。晚年时，虽然已经目力不济、言语迟钝，但他强打精神，精心书写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壮心看舞剑，幽意在鸣琴”两副堂联，其寄寓殊深。
书法实践及理论幼年的王希圣，家里不缺笔墨纸砚，但他也曾削竹为笔，调泥为墨，以地当纸，画沙练腕，闲时书空，苦练书艺。不厌其烦地临习了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碑》、行书《千字文》，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颜家庙碑》，柳公权的楷书《玄秘塔碑》，文徵明的行书《滕王阁序》，米芾的行书《蜀素帖》《天马赋》等著名碑帖。心追手摹，心领神会，很早就养成了笔道沉实、一丝不苟、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的良好习惯。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希圣在书法上师传统，法名家，潜习历代碑帖，博采名家之长，入帖出帖，融会贯通，厚积薄发，力求创意。
到成年时，他的字笔势苍劲，浑厚沉雄，险绝正平，浑然天成，给人一种“笔落生新意，临池收百家”之感，形成了跌宕多姿、欹侧多变的书风。被时人称为一大书家，在宁县、正宁都很有名气。
在练字习书的漫长实践中，王希圣多留心、善思悟、博学问、重创新，这些殊为难得，一些书法理论，不乏真知灼见，在教育学生、启迪后学方面，可谓教益良多。一是初学写字，须从影写开始，欧体入手，欧字的间架和笔力，是初学者应备的基本功。这是打基础阶段，从写字的坐、站姿势，执笔运腕方法，用笔运气技巧，到点、横、竖、撇、捺、钩、折等基本笔画，或“每写一笔画，都需三折带过”或“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无垂不缩，无径不收”，或“要克服笔画平滑呆板、轻佻浮薄、张扬外露”的毛病，都是经验之谈。二是临帖摹写，先教对临，再教背临。他说，写字不能随心所欲，信手涂鸦，必须从临摹和阅读碑帖入手，在临帖中逐渐掌握著名碑帖的基本特点（笔画、用笔、结构、章法）。通过临摹，反复体味，仔细分析，得其要领，力求精熟，储之脑中，烂熟于心，这样才能手随心到，字随意成，运用自如，一挥而就。临帖要“选定一家，定立门庭；回顾一家，走遍各家；融会各家，自成一家”，要“博研众体，广泛涉猎”，“用古人规矩，开自己生面”，力求达到“入帖出帖”，磨炼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他不断教导后人：“临帖既不可放荡，又不可拘泥，‘拘则乏趣，荡则逾矩’，凡书法都应从高处取法，实处着手，虚处着眼，百味俱纳而归平淡，法自然而师造化。”三是学书必备一定的精神气度。他说：“写字和种庄稼一样，多一份辛苦就多一份收获”，“没有笔秃千管、墨磨万锭的精神，要写出好字是万万不能的 ”，“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如果怕吃苦和缺乏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兴趣来时，涂上几笔，否则就搁置不顾，或者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半途而废，是很难把字写好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过：‘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寄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这些应该都是王希圣难能可贵的学书体会和理论总结。
（张芹鹤）平子游击队的创始人何炳正何炳正（1910—1935），乳名宝成，榆林子镇文乐村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弟兄5人，炳正排行第四。其父何虎臣青年时期身体雄健，气力超群，曾考取武秀才，并加入过哥老会。虎臣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乐为人办事，在当地颇有声望。炳正受父亲影响，自小喜拳弄棒，性情刚烈，胆量过人，加之经常出门在外闯荡，所以见多识广，有勇有谋。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耀县等地打土豪，其后又到了合水。刘志丹从拓儿塬下到固城川小堡子赵凤鸣家里。赵凤鸣也是哥老会会员，还是何虎臣交往多年的老友。刘志丹与赵凤鸣熟识，早就把赵凤鸣作为统战对象来争取，常向赵进行革命宣传，赵对红军游击队也有过不少帮助。这次刘志丹到赵家来，适逢何虎臣也在。何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大名和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帮穷人的事，经赵凤鸣介绍相识后，何向刘志丹诉说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和地方民团欺压百姓的种种情况。刘教导他，国民党的腐败已成不治之症，不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老百姓就永无出头之日；共产党就是为劳苦百姓打天下的；红军游击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不起来不行了，像你这样家大业大尚受气，更何况穷苦人家呢？再不能坐以待毙，要团结起来斗争才有生路。刘志丹的一席话说得何虎臣心里亮堂了许多。他因自己不识几个字，便请刘志丹给儿子何炳正写了一封信，为其指明出路。
炳正读了刘志丹的信，激动得彻夜未眠。他想不能冒失蛮干，应该组织起来投奔红军，找共产党。心里有了主张后，他便把家里的刀矛磨得闪闪发亮，并联系周围十多名要好伙伴，在他家的疙拉沟水围台习枪练棒，待机行事。1933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夜晚，何炳正正与伙伴商议如何去习仵夺枪时，有人告知本村李维祥家来了5名蛮横的团丁，正在吃肉喝酒。何炳正闻讯后，带领20多名青年，从水围台上塬来到李家。他们在暗里探清情况后，派两人把定大门，炳正带其他人一拥而进。团丁们吃罢饭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见炳正等进来，吓得丢掉烟枪，欲摸枪反抗，但炳正等抢先一步，夺枪在手，稍经搏斗，5名团丁便成了刀下鬼。搏斗中炳正左臂受伤，便放弃了去习仵夺枪的计划，摸黑返回水围台。“暴动”发生后，正宁县民团惊恐万状，查封了何家，大肆搜捕何家的人。何炳正带领暴动的伙伴，还有他十二三岁的侄儿何满福，扛起夺来的5枝枪，先后在平子塬和合水县固城川一带活动，边打土豪边打听刘志丹游击队的下落。他自己还亲自到赵凤鸣处询问刘志丹的消息。为了隐身方便，何炳正还在赵凤鸣处加入了哥老会。一月后，终于找到了刘志丹和游击队。刘志丹对何炳正及其同伴的革命行动大加称赞，鼓励他们加强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提高军政素质，发展队伍，锻炼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并给何炳正等赠送了部分枪支弹药。在跟随刘志丹队伍共同活动的日子里，刘志丹不断给何炳正讲革命道理，使他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不久，何炳正加入了共产党，他带领的暴动队伍也正式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刘志丹让其担任队长，派张策（一说殷云山）担任指导员，让他们把队伍带回去打游击。因他们经常活动在平子（时属正宁县）一带，故命名其为 “平子游击队”，下辖两个分队，有40余人。
平子游击队成立后，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惶惶不可终日，凶相有所收敛，贫苦百姓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和榜样。在何炳正领导的平子游击队的影响和支持下，1934年11月初，平子镇半坡村青年农民刘永培（建国后任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领导了半坡暴动，拉起了又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平子游击队除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外，还多次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建立了不少功勋。
经过战斗洗礼，平子游击队茁壮成长为一支有100多人、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1934年春，被改编为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是三路指挥部的主力支队之一。后来又从其中抽调骨干，相继组建了新正县第八支队、新正县武工队。1934年秋，四支队发展到200多人。当年冬季，抽调100余人正式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为三连，何炳正担任连长。1935年春，
四支队又抽调大部分人员参加组建了红一团，为一连。
在党的培养下，经过战斗生活的艰苦磨炼，何炳正从一个开始指挥一支40余人的小小游击队长，成长为指挥100余人的红军正规连队负责人。他作战指挥灵活，随机应变，机智勇敢，攻坚夺险，身先士卒，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立了不少战功，深受领导的称赞和部属的爱戴。在他的引导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德禄同志（后担任新宁县县长）就是经他介绍入党而从事革命工作的。还有他的两个侄子何满福、何满科及表兄刘三成，在他的教导下参加革命，后相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35年元月，何炳正带领的一连在豹子川遭国民党马家军冶成章部包围。激战中，他的左腿中弹，血流如注，但他镇定自若，强忍伤痛，指挥部队突围，后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5岁。
（王立明）传奇英雄赵铁娃赵铁娃是革命战争年代正宁县的一位很有影响的英雄人物。他18岁就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年代机智勇敢，多谋善战，为扩大红色根据地、巩固新生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是陕甘边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赵铁娃又名赵赵铁娃像德荣，1913年9月5日出生于三嘉乡锦章村。他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好打抱不平。他的性格犹如他的名字，倔强刚烈。加之作战勇敢，铁娃更是名副其实，久而久之，人们甚至将其大名赵德荣都忘了，亲切地称其为 “铁娃同志”。1932年2月，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部队在这里驻扎三十多天，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赵铁娃和赵宏钧、梁秉德、焦富德等十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陕甘游击队。后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赵铁娃在该部当战士。1934年5月，红二十六军在高风坡与国民党军队马弘章部发生激战，伤亡惨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赵铁娃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三嘉塬组建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嘉塬东靠子午岭，南临红崖子河（简称红河），河的南岸是陕西省栒邑县的辖地。这个地区是陕甘两省栒（邑）正（宁）两县的交界处，紧靠子午岭，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赵铁娃回乡后，经过秘密串联，很快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隶属于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建制为三路游击队八支队，赵铁娃先后任支队长、指导员。
1937年初，关中第四游击大队成立后，他又任大队长。1938年后，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蚕食边区，保卫抗日根据地，赵铁娃奉命调任新正县一区游击队队长，后又任警一旅四团二连连长。
革命战争年代，赵铁娃带领游击队以子午岭为依托，出没于红河两岸，征战在正宁、栒邑、淳化、邠县等地，他们或昼伏夜出，偷袭敌营；或化装入城，撒标语，打黑枪，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佯装溃败，诱敌深入，一举歼之，闹得敌人束手无策，防不胜防。1935年冬，东北军“围剿”陕甘苏区，大兵压境，新正县首当其冲。为了掩护关中特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赵铁娃奉命带领游击队配合红二营扰乱敌人，阻滞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当时，永和镇的湫池沟和东庄村各驻扎着敌人一个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由红二营突然袭击，歼灭东庄驻敌。是夜，赵铁娃带领百余名游击队员经过长途跋涉，按约定时间，悄悄潜伏在湫池沟周围。因该村房厦地方极少，敌人大都驻扎在地坑院或架板庄子的窑洞里。游击队利用人熟、地形熟的有利条件，采取分割包围战术，把敌人一块一块地控制起来。东庄战斗打响后，湫池沟驻敌火力无法施展，全被游击队封锁，成了瓮中之鳌。在一阵阵手榴弹爆炸声中，敌人纷纷倒下，夺路而逃却从沟崖上跌下摔死的也不少。由于赵铁娃游击队的有力配合，红二营全歼东北军一个正规营，取得了东庄战斗的重大胜利。1936年冬，关中特委决定整编地方游击队，成立关中独立营。经过整编，赵铁娃游击队仅剩下十几个人了，虽然人少了，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英勇无畏，枪法精准，极富战斗力，仍机智灵活地活动于红河两岸。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已停止了向陕甘苏区的进攻，但地方上的一些国民党恶顽势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红军游击队誓不两立。永和镇镇长姚秉辉，就是最典型的恶中之恶。他经常派出密探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企图一举歼之。还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块大洋买赵铁娃的人头。一天，永和镇逢集，在赵铁娃的精心安排下，游击队员化装成各式各样的赶集人，潜入城内，执行各自的任务。中午时分，酗酗带醉的姚秉辉由两个卫兵护卫着逛街，在一个柿子摊上，吃了柿子不仅不付钱，还开口骂人，动手打人。那个卖柿子的人也毫不示弱，立即出拳还击。姚秉辉拔出手枪正要对准那人开火，不料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右手腕。原来，站在姚秉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气宇轩昂的赵铁娃。那个卖柿子的也不是别人，却是胆略过人的游击队员刘富奎。姚秉辉和那两个卫兵很快被赵铁娃、刘富奎等五花大绑起来，押出城去。1946年8月，根据上级命令，赵铁娃带领游击队途经栒邑、淳化，赴关中接应南下归来、回师延安的王震将军，因南下部队出终南山后向西行军，没有接应上；返回时，为了躲开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翻山越岭，穿林过梢寻找小路而行。一天深夜，游击队来到淳化县西川，由于路径不熟，误入敌人防区。那里是个峡谷地带，东西两面不是起伏山岭就是悬崖峭壁，沿河床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在一块咽喉地带，两侧均设有碉堡，构成交叉火力。赵铁娃虽然没有读过兵书，但多年的战斗经验使他懂得“兵不厌诈”这个道理。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用“大兵压境”喊话诈吓的办法解决面前的难题。
他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折来树枝以壮军势，又把四挺机枪分成两个战斗组，各对准一个碉堡。然后，他开始向敌人喊话：“我是关中游击大队长赵铁娃，迎接王震将军归来，今晚路过此地，请把路让开。
若同意的话，先把碉堡内的灯吹灭，再用手电在空中绕三圈；若不同意，你们就等着坐‘土飞机’。给你们五分钟的考虑时间。”一连喊了三遍。喊罢，他又声音十分洪亮地命令：“刘连长，让迫击炮瞄准目标，做好战斗准备！”关于王震将军挥师北上的消息，敌人已早有所闻，两个碉堡上大约驻着两个排的兵力。听到赵铁娃的喊话，两个带班的伸出头来，向外察看一番，见黑压压一长串，认准是王震的主力部队，自知不是对手，便按赵铁娃的吩咐，很快一一照办。
一百多人的游击队稍时便顺利地穿过了敌人的防线。
赵铁娃的英雄事迹在正宁、栒邑一带广为流传，不胜枚举。
赵铁娃与电影《红河激浪》的演职人员合影（后排左五为赵铁娃）1958年冬，甘肃省歌剧团团长刘万仁和程士荣、吴乙等人依据赵铁娃的英雄事迹，合作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红河激浪》。1963年秋，《红河激浪》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作为建国以来取材于正宁老区的第一部革命战斗故事片，陆续在全国上映。
《红河激浪》的故事情节虽然取材于赵铁娃的战斗经历，但它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绝不局限于赵铁娃个人，而是当年正宁老区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整体形象，是一曲人民革命战争必然胜利的赞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数以千计的正宁优秀儿女，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驰骋疆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业绩。该片通过艺术手法，把他们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搬上银幕，使其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以教育后人，激励后人，使后辈深知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从而立志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电影《红河激浪》逼真地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当年经历的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这是革命英雄人物赵铁娃等应得的历史回报，也是正宁人民的自豪和骄傲。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红河激浪》被打成“大毒草”，赵铁娃因此而受到株连，于1966年7月
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张俊彪、曹焕荣过正宁、走旬邑，跋山涉水，重踏当年红军游击队战斗之路，深入一户户老红军老革命家中采访，于1982年2月编写出版了全面记述、歌颂赵铁娃战斗历程和英雄事迹的传记文学《红河丹心》，又一次为革命英雄立传，为火红岁月讴歌。
（曹焕荣王长明）“义仓模范”张清益张清益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关中分区新正县长舌头区（三区）雷庄乡（一乡）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岁时，父亲去世，为了养家糊口，张清益被寄居在堂兄家里，过着出卖劳动力的雇工生活。张清益14岁时，堂兄想把他已许聘给人的妹妹悔婚再卖，名义上说是为了给清益娶上媳妇，但被他拒绝。此后，清益就离开了堂兄家。1933年，张清益的家乡雷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改。他除祖上遗留的7亩地外，又分配了30亩，这样就打下了他翻身的基础。他从一个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雇工变为一个拥有自己土地、自主支配生活的主人，所以从心底里有着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感激和忠诚之心，积极参加并努力完成党和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各项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就被全乡群众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在工作中，他一贯忠实、积极、勇敢，始终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工作。经过了严酷斗争的锻炼，于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胡宗南部队“围剿”关中苏区的时候，张清益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红军、游击队暂时退到了山里，进行游击活动。这时，一些人动摇、逃跑了，但张清益坚定不移，坚守工作岗位。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为了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他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保立学校，聘请一位自己的同志当教员，自己担任学校管理员。他常常偷偷地冒着危险在夜里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送饭送粮食。有一次，村里来了四个地下党的同志，不料突然闯来十几个 “白狗子”。眼看在白天这几个同志不能逃脱，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张清益立即安排掩藏，并巧借言词支走了 “白军”，终于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张清益采取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半年以后，家乡又被红军收复了，他担任了支部书记，以后又历任区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文化委员等职务。由于他在各个岗位上尽心负责，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乡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来评断；乡政府工作有了困难，也都来请示他。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许多人总是送给他不少礼物，于是群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革命老先生”。但群众对他越是尊重和爱戴，张清益越是显出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表率作用。
张清益自己是苦出身，民国18年（1929年）大饥荒，他亲眼看见许多穷人饿死的饿死，流浪的流浪。从那时起他就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好年头积蓄一些粮食以防备灾荒呢？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人民多开荒、多生产。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堂兄，堂兄对他说，这种积蓄粮食防备饥荒的储蓄，就叫做“义仓”。到了春季布置开荒的时候，他就急着想创办义仓，便跑到新正县委去请示。县委书记史梓铭积极赞扬并鼓励他办好这件事。回来后，他信心十足，首先召集了党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做通了反对者的思想，随后召集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了创办义仓的决议。当即决定全村开义仓田20亩，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规定全年出义仓工5天。到了3月，全村32个劳动力一齐出工，开垦了25亩义仓田，全部种了糜子。全年开荒、锄草、收打花了200多个工，共收得4石义仓粮。
张清益对义仓的生产和管理，有一套很切合实际的办法：当开荒耕种的时候，他在乡上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所收粮食全归义仓所有；秋收后即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管理义仓粮食。具体管理办法有五项：
一、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借出。
二、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秋收后不借出。
三、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1升；不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3升。移难民借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甚至可以不加利息予以优待。
四、半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俟年头转好交还。
五、不务正业、吃烟耍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
张清益为了动员群众多办义仓，还到各处去演讲。他曾到长舌头集市上对群众这样宣讲说：“开义田积义粮，是为了防备荒年，救济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在边区里有吃有穿，但如果有了长余粮食，岂不更好吗？大家不要怕没有多的粮食，常言‘羊毛虽小，积众成毡’，如果各村都有义仓，那不就有很多的粮食吗？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雷庄乡当年就建立了5处义仓，开了65亩义田，共收了12石5斗义粮；在长舌头区就建立了23处义仓，开了400多亩荒田，收获了更多的粮食。
张清益首创义仓的行动，引起新正县委和关中地委的高度重视，于是总结其经验，在关中分区所属各县大力推广，从而掀起了办义仓的群众运动，对缓解困难、安排群众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至1944年6月，关中分区所属新宁、新正、赤水、淳耀、中心区4县1区共开垦义田71523亩，是计划数2434亩的3.715倍，建义仓153处；其中新正县开义田2176.5亩，是计划数1040亩的2.05倍，建义仓56处，占全分区义仓数的36.6％。由于张清益的突出贡献，1943年11月，被关中分区评选为劳动英雄，奖励耕牛1头。同年11月26日，张清益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获得奖金边币8万元，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1944年12月22日，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1月，他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获“特等劳模”称号，获奖边币8万元。1944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张清益创办义仓》一文，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1945年6月12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上，由议员任绍亭、杨正甲、白文焕、高崇珊提出议案并经会议通过，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于是，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倡并创建的义仓，在边区23县中得以普遍建立。从此，张清益的名字便永远写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史册之中。
（王立明）全国政协委员郭廷藩郭廷藩，1905年11月出生于湫头乡塘子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后毕业于县国民小学。他生性豪爽，有胆有识，爱结交朋友，好抱打不平。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子午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领导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犹如一声春雷，冲击了郭廷藩的心灵，使他萌发了革命的思想。1932年春，张仲良领导的第三路游击队在子午岭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主动向游击队靠拢，积极为游击队开展活动提供方便，被吸收进游击队。4月，被发展为正宁地区首批地下共产党员。次年10月，中共正宁支部成立时，他任支部统战委员兼农会会长。入党后，郭廷藩以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为党工作。当时，国民党正宁县民团中队长徐文德部驻防刘家店子，多次和游击队发生冲突，成为游击队活动的严重障碍。郭廷藩利用过去和徐有“金兰之交”的特殊关系，独闯敌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郭廷藩晚年像利害，使徐部在游击队的活动中保持中立。宜君县民团沙秉彦部驻防马栏，约有100余人，不仅武器装备好，而且战斗力很强，对于游击队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威胁很大。郭廷藩、高学智、郭金奎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该部，既做沙秉彦的工作，又做下层士兵的工作，终于把这个民团争取了过来。郭廷藩还想方设法和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张赞臣拉上统战关系，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在张的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刺探敌情，搜集情报，使其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5月，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设立新正办事处，郭廷藩同志任办事处主任。此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地下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仅几个月时间，就在沿子午岭山区一带建立起12个党支部，并相继组建了湫头、三嘉、阳坡头3个区党委和区政权。8月，中共新正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郭廷藩任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他又受党组织派遣，赴淳耀县开辟新区。1936年初，国民党东北军“围剿”陕甘苏区，新正县全境失守，敌我斗争异常残酷。为了坚持斗争，巩固苏区根据地，郭廷藩奉命重返正宁，先后任新正县独立二营政委、新宁县委书记等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击地主恶霸的 “反水”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时期，郭廷藩先后担任新正县委书记、新正工委组织部长、新正县委统战部长、新正县保安大队长、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新正县县长等职。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他身兼数职，事繁任重，但从不怕艰难困苦，积极领导军民开展民主建政和大生产运动，使全县的政权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他还广泛宣传抗日政策，积极组织抗日兵源和粮秣供应，大力支援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郭廷藩任新正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职务。1947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马继援部举兵“合围 ”关中地区，进犯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首当其冲。国民党军残害百姓，烧杀抢掠，使新正县村无宁日，十室九空，县党政机关被迫转移。为了尽快收复失地，2月中旬，郭廷藩奉命带领宣传部长张效良、保安科副科长姚振合秘密返回新正。他们昼伏夜出，偷越封锁线，深入敌后，串联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发动地方武装力量，先后组织起10个游击支队和马栏游击大队。游击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扰乱敌人，捕捉战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围城攻寨，设伏袭击，截击敌人运输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了不少胜仗，终于在是年底收复全部失地，重建革命政权。解放战争后期，郭廷藩调离新正，随军作战，曾任中共陕西省路东工委书记兼路东纵队政委、黄龙二十二团政委、三原军分区副政委、三原专区专员。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挥刀纵马，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毫不畏惧。
郭廷藩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战士，具有很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1953年，他任陕西省宝鸡专区专员时，已是年近半百，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使他患上了胃溃疡，虽然做过胃切除手术，但健康状况仍然不佳。但当组织调他赴青海工作时，他以革命大局和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在青海安心扎根，忘我工作，整整奋斗了30个春秋。先后任青海黄南自治州州委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委员等职。十年动乱期间，郭廷藩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林彪、“四人帮”在青海的代理人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1977年12月恢复工作后，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在青海工作的30年中，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各族干部群众，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维护和严明党的纪律，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郭廷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功高不自恃，权大不谋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1985年5月离休后，他主动放弃组织给予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返回故里定居，其本意在于不忘记生他养他的正宁山山水水，不忘记浴血奋战的故乡热土，不忘记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乡亲。返乡后，他曾多次带领县上同志到深山老林里寻找烈士遗骨，先后把4名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县烈士陵园。还给30多名烈士遗属和流落在乡的老红军写了证明材料，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
郭廷藩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在垂暮之年，依然发挥着光和热。为了不失时机地抢救珍贵的党史资料，他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出席地、县召开的座谈会，主动提供线索，还亲自撰写革命回忆录，帮助县上编写县志、组织史。在毗邻的淳化、旬邑、彬县、宁县，至今还留有他的墨迹和回忆录音。一位和他有过交往的同志曾用“戎马倥偬陕甘边，勤政青海三十年。耄翁更知时光贵，只争朝夕写史篇”的诗句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他还经常奔走乡里，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宣传党的政策，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谋献策，为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纠葛。在返乡后的8年间，由他出面调解的民事纠纷就达300多起。此外，他还受聘担任家乡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郭廷藩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他是一位高级干部，按理医药费实支实报，但他处处为国家着想，处处为国家节约。有病请医生开过处方后，他总要问一问价钱再取药，从不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尽量少花国家的钱。他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给学校，用于购买图书。对自己的子女、亲属，他更是严格要求。每当子女回家探望他，他总是叮咛再三：“我这里不用操心，你们是国家干部，要把干部当好，把子女教育好，不要忘本，不要特殊。”1993年9月28日，郭廷藩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故里，享年88岁。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奋战斗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郭廷藩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未开追悼会，但前来吊唁的人却络绎不绝，有干部职工，更多的是附近村庄的老百姓。1993年11月2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解晓平撰写的《岁晏花凋树不凋，一生肝胆为人民》的长篇通讯，讴歌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王长明王立明）放羊娃出身的司令员郭振海郭振海，汉族，生于1916年，放羊娃出身，湫头乡塘子村人。郭振海青年时期就投身于革命阵营。1932年4月加入赤卫军，参加了配合陕甘游击队攻打山河城的革命行动。是年7月，参加红二十六军。1933年初，随军南下渭华，因部队在终南山作战中被打散，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当地出卖苦力维持生活。冬季，化装返回家乡。重新归队后，历任红三军团战士、班长，参加了陕甘边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1936年4月，在鄜县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战士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郭振海率部和朝鲜军民依依惜别（1956年）掩护红军主力西渡的重大任务，荣立战功，受到嘉奖。是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郭振海任关中军分区栒邑辎重营二连排长，10月，任郝县独立营连长。1940年1月，赴延安军政研究班学习，于翌年3月结业。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部参谋，赤水、淳耀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参加了关中分区消除匪患、反“摩擦”的多次战斗和部队的大生产、大练兵运动。1943年，郭振海被评为工作模范，荣获物质奖励和奖章。1945年，郭振海率部参加了爷台山战役，抗击敌人三昼夜直至全线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郭振海先后任警一旅三团三营副营长、二营营长、关中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渭北纵队参谋长、关中军分区二十一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子午岭战斗、宜川瓦子街战斗和东府、西府战役。1947年3月，在保卫延安战斗中，郭振海率领的主攻营取得歼敌机械化部队500多人的辉煌战果。是年，在九岘西洼战斗中，他又率全营勇敢阻击敌人，坚持了三个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受到嘉奖。1949年10月，郭振海任陕西省渭南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次年，被选调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取得了优异成绩。毕业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于1952年奉命赴朝作战。朝鲜战争停战后，他在部队驻地组织开展了军训活动，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李志民的嘉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56年，郭振海回国，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第32师师长，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后因病长期在陕西临潼疗养院休养，1978年离职。1979年5月17日因病逝世，终年63岁。
（文正廉）屡立战功的代彦禄代彦禄，汉族，1918年出生于罗川代店村。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炮兵队长、连长、副营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团长、团长、高炮106师副师长、独立师副师长、空军第三基地副主任、空军第11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军职）等职。
在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1936年11月，随红15军团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山西汾阳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全国解放后，代彦禄带领部队艰苦创业，为加强部队建设、增强部队战斗力辛勤操劳，忘我工作。1960年，他带领干部、战士来到西北高原，组建了第三训练基地。在空军第11军工作期间，为空军高射炮兵和地空导弹特种部队的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出谋划策。1981年10月1日，代彦禄因病逝世于西安，终年63岁。
（文正廉）英勇果敢的指挥员高平，汉族，永和镇于家庄村人。1916高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26军42师骑兵团、红15军团骑兵团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和崂山战役，曾5次光荣负伤。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一军团骑兵连任连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蒙汉支队副连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教导队长、连长、副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二团参谋长。率部在绥远省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驻防期间，积极发动群众，联合蒙汉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挑起的“摩擦”事件。
抗战胜利前夕，党组织选派高平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毕业后，高平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伊盟支队参谋长、蒙汉支队副支队长、三边分区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伊盟支队副司令员、伊盟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当时，绥远黄河南地区斗争错综复杂，形势异常严峻，民族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开展工作困难重重，随时都有付出生命的危险。但高平不辱使命，不畏艰难，不顾个人安危，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蒙古族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和封建王公统治的斗争。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土匪摧残人民，高平以英勇果敢的精神，指挥军队打了许多胜仗。在他主持伊盟军事工作期间，剿匪、肃反、改造旧军队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好评。
建国后，高平担任“绥远（内蒙古）、宁夏、陕西联防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主持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剿匪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此期间，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组织上派他去中央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高平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年，他于中央军事学院指挥系毕业，调任63军188师师长。后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直至1981年离休。1985年10月6日，高平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中央军委追认他为副兵团级干部，《人民日报》刊发了讣告。（文正廉）陶艺大家王修功在台湾省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7号，居住着一位从事陶瓷艺术的艺术家，他叫王修功。他的故乡就是正宁县。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陶艺大家，而且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仁人志士。1992年以来，他曾两度来到大陆，在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观光，饱览了祖国的名山胜水、文物古迹，回乡看望了乡亲父老。王修功先生感念亲人养育之恩，为奖掖家乡子弟，助升大学深造，培养地方人才，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在庆阳地区设立“王修功怀恩奖学金”，每年出资1.1万元。他对家乡建设事业、人民生活非常关心，撰写了《返乡归来》一文，择要刊于《甘肃日报》，对家乡的经济发展坦诚陈述了看法。又以《光辉的甘肃 ——中国古艺术的圣地》为题著文发表于台湾《艺术贵族》，全面介绍了甘肃的文物古迹、艺术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王修功于1930年出生于山河镇。曾求学肄业于国立杭州艺专。1949年为谋生计，王修功像辗转到达台湾。在台曾任广告设计师、中学教师、艺专兼任讲师等。从1957年起转业从陶，曾任台湾“中国陶器公司”、“中华艺术陶瓷公司”设计师、厂长。与艺专校友创办“龙门陶艺公司 ”并任厂长。1971年与楚戈、张光宾等筹办了在台湾举行的“第一届当代名画家陶瓷展 ”。1981年至1986年，在台北“春之艺廊”先后举行“王修功陶瓷展”5次。1989年至1993年间，应台湾“大地艺术中心”、“国立历史博物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等单位的邀请，举行了第六、第七、第八次陶瓷个人展。1972年至1982年间，应邀参加中外陶艺联展。陶作曾获纽约圣若望大学艺术奖章及奖状。1984年，参加台北市美术馆举办的 “现代陶艺推广展”，获特优奖。从1986年起，每档以2至5件陶作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作经常性展出。1988年至今，应聘担任台北市美展及台北县美展、历史博物馆陶艺双年展历届评委，台北县第五届美展筹备委员，台北市美馆审议委员，台湾省美术馆、高雄市美术馆典藏委员。艺术评论文章先后发表于台湾《自由青年》《中国男人》《艺术家》《雄狮美术》等刊物。陶瓷作品先后被台湾《时报周刊》《艺坛》、《典藏》《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及大陆《甘肃日报》《甘肃画报》等报刊以及台视、中视、华视等电视台，中广等广播电台及香港电视台、各大报或新闻或专题报道。1990年，王修功陶艺作品他的陶瓷代表作汇集成书，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印行，书名《王修功陶瓷集》。1992年，选为中华民国陶艺协会常务监事。1997年，其生平事迹被录入大型丛书《东方之子·人物志书》。
王修功是台湾颇有名气的陶瓷艺术家。陶瓷在传统观念上属于工艺的范畴，他却提出了 “陶瓷艺术”的理念。几十年来，他经过试炼改造，结合绘画艺术与陶瓷创作实践，认为现代陶瓷艺术是以现代艺术理念与陶瓷科技相结合的新生代，犹如水墨画之墨与宣纸，油画之专用颜料、笔与画布等。陶瓷的土与釉，再通过火，都是藉以表达陶瓷艺术的多媒体。王修功还认为，由于社会的变迁，陶艺在欧美早已脱离工艺使用层面，而迈向一种纯艺术的里程；另一方面，它已成为艺术上一种特殊的表现媒体。虽然它们以传统的陶器出现，但经过多次再改造，并着上了新装，终以另一种风貌展陈，而不是其他艺术的附庸，可与兄弟艺术分庭抗礼。王修功以此理念，在台湾原本是荒芜的陶瓷“土地”上深耕，已是硕果累累，其突出表现是：用高温釉下彩，丰富陶瓷的层面；改进唐宋三彩釉的吸水和易碎性，使三彩釉色有实用的效果。通过这些改良的办法，把陶瓷从“工艺”的层面提升到“艺术”的层面，赋予中国陶瓷艺术新的生命，推动了传统并展现了时代风貌，从传统中创出了一条新路。由于他的顽强拼搏，在国际陶瓷艺术大展舞台上，台湾陶艺家占有了一席之地。楚戈先生在《艺术陶瓷的拓荒者》一文中说：“王修功在台湾艺术陶瓷界启蒙时代的贡献，约有下列数点：（1）高温釉下彩，开创了水墨效果的瓷画装饰，至今仍然是台湾艺术家最爱使用的一种技法。（2）高温多彩釉的拓展，丰富了陶瓷的层面。（3）改进了唐宋三彩釉的吸水和易碎性，使三彩釉色有实用的可能。”台湾黄祖荫先生评论说，综览王修功的陶瓷艺术作品，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所谓俨然是作品的庄严性，它不是器用化的，它拥有自身独立的艺术性格，超越了实用而迈向理想化的领域；所谓温然，是作品的感性，它不是思考的，它带给人们共有的美感，这美感除造型之外，它的釉彩具有人们所喜悦的特有的魅力。王修功集设计、研究、创作、生产、经销于一体，40年来兢兢业业于火土生涯，素贫贱行乎贫贱，不忮不求，乐在其中，他认为一王修功等著述、编选的《王家年报》个真诚的艺术从事者，若汲第七期封面汲于名利的追逐，甚至一味营筑权位的荣耀，小则误人误己，大则祸国殃民。他在《漫话艺术与权位》一文中写道：“大凡一个在艺术上具有杰出创作才能的人，一旦位居权要，上至帝王卿相，次及有关艺术机构的主管，不是官场的得意，而影响及至摧折了他的创作灵性，就是执着于其艺术兴趣的发挥，而怠忽了他所任职务的事功，即使其艺术创作于不辍，而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其艺术的成就所能比抵。得失之间，鱼与熊掌，很少能够兼得。”并列举南唐李后主、宋徽宗赵佶、北宋人物画大家李公麟、清代郑板桥等人的事例以证实其观点。王修功淡泊名利，正直做人，不推销自己，而着力举荐他人，使旁观者都觉得遗憾，但他却十分坦然。他说在多元社会的今天，除了升官发财外，人生的价值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层面，艺术的天地尤其广阔。按说王修功先生的陶艺出名多年，该有不少心爱的作品留在身边，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要保留什么，或舍不得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是随缘而来，就让它随缘而去。这就是一个陶艺大家最可贵、最值得人们称道的精神品质。王修功到了晚年，仍不辍笔耕。他创办了《王家年报》，每期出版后除赠送亲友外，都邮赠家乡的党政机关领导。在《王家年报》上，他抨击陈水扁的 “台独 ”政策，大声疾呼两岸统一，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政治良知和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情结。（曹焕荣王长生）
燕国公于志宁于志宁，字仲谧，原籍陕西高陵。祖父为北周太师，封燕国公；父宣道，隋为内史舍人。隋大业末，于志宁调任山东寇氏县令。其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权垂危。于是，志宁弃官率领族人潜迁至今正宁县永和镇于家庄村一带定居。并在此深挖地道，修建地下营寨，屯军备战，操练兵马，坐观天下大势，待机举事。隋大业十四年（618年）十一月，李渊入关，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于志宁率众投唐，拜谒高祖于长春宫，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不久，李渊次子李世民出任渭北道元帅，命于志宁担任了元帅府记室一职，与殷开山一道参赞军事，随军征战，平息了薛举之乱，收降其子薛仁杲。在征战中，还结识了尚在囚中的贤良之士褚亮。褚亮后因于志宁的保荐，效力于李世民，战功显赫。战罢归朝，于志宁因功受封为天策府中郎、文学馆学士，为唐初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常与太宗李世民切磋经书，商谈治国之道。贞观三年（629年），拜为中书侍郎。一次，太宗在内殿宴请贵臣，不见于志宁来赴宴，问何故，司徒奏道：“陛下诏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志宁为四品，故而未来。”太宗方才醒悟，于是就加封于志宁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是时，群臣请太宗将十六国时的西凉武昭王李暠立为始祖，于志宁以李暠并非因袭王业为由，陈述理由，表示反对，太宗深是其言。有一次，太宗欲诏封功臣世袭刺史，于志宁认为这种做法后患无穷，非长久之计，太宗从其言。志宁后为太子师。皇太子承乾屡有不轨行为，志宁多次规劝，教其从善，并向太宗直奏其行。太宗甚为高兴，赐黄金1斤、绢500匹。志宁母亲去世后，他准备回家奔丧，上表辞官，皇上劝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亲守丧固然重要，但为国教诲太子更为迫切，请你三思而行。”志宁只得奉旨行事，未因私情而偏公务。
太子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建造曲室，数日不来受教，志宁规谏说：“东宫本是隋代营建，豪华至极，怎能又营修彩饰呢？何况参与修建的工匠多是犯法囚徒，往来出入宫门，多不安全。又闻宫中鼓乐之声不断，狎昵妓女并留宿于宫中，传到外面影响多不好！我多次教诲，你为何不想一想？ ”太子不但不听劝告，而且还任用了许多宦官，一同作乐。志宁又劝谏说：“宦官多是奸佞之辈，仗势欺人，混乱宫廷，假传旨意为祸福，你不想想伊戾败宋、易牙乱齐、赵高亡秦、张让倾汉的惨痛教训吗？今殿下前后左右尽用佞人，轻视有品格的贵士。品命失序，纲纪不立，连行路之人都觉得奇怪。”太子不悦，又私引突厥头人，一起戏游。志宁无法管教，上书太宗。太子闻知后大怒，遣张师政、纥干承基去刺杀志宁。二人入其宅，见志宁忧心如焚，积劳过度，面容憔悴，不忍下手而离去。太子事败。太宗知情后，废太子承乾为庶民，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宫臣皆因牵连而获罪。而于志宁免于罪，加封为光禄大夫、燕国公，监修国史。太宗去世后，皇太子李治于公元650年即位，年号永徽，庙号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封志宁为尚书仆射兼太子少师。四年（653年），凤翔降陨石，高宗问其吉凶，志宁解释说，这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高宗才释去了心中的疑惑。不久，封志宁为太傅。显庆四年（659年），志宁因年老体弱，请求免去尚书仆射之职，诏准其奏。但又拜他为太子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当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志宁态度暖昧。武后憎恶于志宁不趋附自己，免去其职，贬出京城，降为荣州刺史。在此期间，于氏族人恐有灭门之罪，离开于家庄，避居在于潜川、于家嘴等偏远地带。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于志宁转华州刺史，旋即年老告退，死于老家，时年78岁。朝廷赠幽州都督，谥曰定。上元三年（676年），又追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师。
于志宁知识渊博，秉性刚直，曾为朝廷撰令律，修礼典，编史志，并与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图54篇，其他文集20卷。于志宁之子立政为太仆寺少卿，孙辈无人入官。曾孙于休烈进士及第，曾任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散骑常侍、太常卿、工部尚书等职，封爵东海郡公，赠尚书右仆射；其二子于益、于肃，相继为翰林学士。于肃有四子：于球、于珪、于环、于琮，以于琮最为显贵。黄巢攻陷长安后，欲起用于琮为相。于琮不从，被义军杀死。今永和镇于家庄村有于志宁在高宗永徽五年（654年）所建玉皇庙遗址和纪记事碑一通。明代庄里迁来赵、高两姓，曾改于家庄为“双庄”，但因此庄系燕国公故里，名声远扬，迄今仍沿用因于志宁居住而得名的“于家庄”村名。
（张志英）明“忠烈 ”公景清景清，据说本是耿姓，讹传为景，系明代真宁县辛庄里寨子村（今山河镇寨子村）人。自小家贫如洗，但却聪颖好学，文思敏捷，读书过目成诵。就读国子监时，因家贫买不起书，经常向人借书读。有一次，他向一位姓巩的同学借书，但这位同学不肯借他。景清多次恳求，对方以 “家传秘书”为由，答应只能借读一晚，第二天凌晨就要归还。第二天，这位同学催他还书，他谎称书是自己的，并非借阅。为此双方争论不休。后来去找先生打“官司 ”，景清抢先说此书是他家的“家传秘书”，已经传了几辈人，他可熟背如流。先生让景清当面背书，景清不慌不忙，口齿清晰，声情并茂，通篇背诵，只字不遗。先生再让那位姓巩的同学背书，但其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张口结舌。见此情景，先生把书判给了景清，把那位同学严厉地批评了一通。谁知景清当即把书还给了那位同学，并以实言相告：“以子过珍秘，聊特相戏尔！ ”先生惊叹景清少年才华不凡，日后必成大器。由于景清酷爱读书，经常废寝忘食，每至饭时，家人几叫不归，因此，当时村子里人都戏称他为 “吃书娃”。至今，在景清的故里寨子村还留有“景公讲书台 ”和景公读过书的窑洞“景爷窑”的遗迹。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景清高中榜眼（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旋改御史。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了他，命署为左佥都御史。有一次，因“奏疏字误，怀印更改 ”，被给事中弹劾进了监狱，时隔不久就被释，奉诏去川、陕一带巡察私茶，后升为金华知府。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任北平参议。驻北平的燕王朱棣与其过从甚密，言谈之中，因言论明晰，受到赏识。建文二年（1400年），晋升为御史大夫。此间，惠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对，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号称“靖难”。景清表面追随燕王，暗地里联络齐泰、练子宁、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起誓结盟，谋划讨伐叛逆，力保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过长江，攻陷应天（南京）城，惠帝朱允炆被火烧死，朝臣死者甚多。齐泰、练子宁、方孝孺等人同殉国难，惟有景清幸免。朱棣登基，即明成祖，改元永乐。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复命景清为御史大夫。
景清复任御史大夫后，不但受命不辞，还委蛇朝右。当时有人暗地里讥笑他，说景清“言不顾行，贪生怕死”，但景清丝毫不在乎别人的议论，仍以伪装面貌出现，委曲求全，等待机会，图谋刺杀明成祖，为故主报仇雪耻。有一天，景清上朝，面见明成祖，因步履反常引起了怀疑，加之事先钦天监急奏“异星告变，光芒甚赤，急犯帝座”，因此明成祖早有提防。朝毕，景清奋扑上前，将要犯驾，明成祖命左右拿下搜身，果然发现景清外披朝服，内着绯衣，腰藏短剑。明成祖责问他要干什么。景清见谋刺败露，慨然喝斥：“吾为故主报仇耳，可惜不能成事！ ”并且破口大骂：“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尔背叛太祖遗命，真乃奸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明成祖听言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打掉了景清的牙齿，割去了景清的舌头。景清以血口喷龙颜、龙案、龙袍。成祖命令以 “磔刑”处死景清，将其肢体分裂，并剥了皮，在腹中装进茅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接着又实行惨无人道的“瓜蔓抄”，下令“诛景清：《题正宁县境》灭九族”，并“转相攀染”，凡景姓的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还杀了景清的老师、亲戚、朋友、学生，直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景清的外甥刘固、刘国随舅舅在京，闻知舅舅遇难，明知自己在劫难逃，极度悲愤，自刎而死。这次非人的 “瓜蔓抄”共株连了数百人，其状惨不忍睹，被称为“天下奇冤”。景清的故居也被付之一炬，村庄成了瓦砾遍地、满目疮痍的废墟。真宁县官见此惨状，暗示景姓人隐姓埋名，流亡异地，逃一条活命。经县官这么一提醒，据说景姓人在高处一站就姓高，在石头上一坐便姓石，才幸存下几户人。据考证，今寨子村的高姓及石姓人家确系景族人的后裔。
明宣德年间（1426—1435），宣宗朱瞻基诏天下编纂实录。根据建文帝是合法皇帝而明成祖朱棣是纂权谋位的事实，下令为方孝孺、练子宁平反昭雪，称其为大明忠臣。真宁县教谕王正考证景清的忠烈事迹，上疏奏请皇上祭祀景清。朝廷下诏追封，谥号“忠烈”。并在各地儒学为方孝孺、景清建祠纪念。《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所言“方、景诸公的祠甚是巍峨”中的 “景公”，指的就是景清。在景清故里真宁县城罗川修建“景公祠”、“榜眼坊”、“景爷庙”。在山河城东建有“明都御史景清墓”，真宁人称“景爷坟”。明清两代拜谒景清的人很多，有本地为官者，亦有慕名而来的远方官吏和文人墨客，写了不少祭奠景清的诗词，有的因年久已失传，有的在史志书中还有记载。
景清善属文，多已散佚，今天能够见到的有《乞旌母褚氏贞节疏》《褚太安人旌节建坊赠诗》《题正宁县境》等3篇（首）。（文正廉）
一代廉吏赵邦清赵邦清，字仲一，号乾所，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十三日，系明真宁县安兴里于家庄（今永和镇于家庄）人。父亲赵应魁，庄稼汉出身，曾靠务农发家，后因子封为奉政大夫。母亲高氏，秉性严毅，治家勤苦。赵邦清幼时，母亲促其读书，不分寒暑，每日伴守直至深夜二更。邦清稍有懈怠，母亲即严厉批评。邦清若困倦酣睡，母亲经常拖手扶背，推邦清至灯前，让其继续读书。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赵邦清进入学堂，先后在三水县和真宁县湫头兴教寺闭户读书7年，人戏称“闭户先生”。在此期间，“邦清连应乡试未第”因父亲辞世辍学务农二年。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及第，次年（1593年）出任山东滕县知县，时年36岁。
赴山东滕县任前，其母高氏再三告诫邦清，为官要清正廉洁，莫贪莫占，为民造福。其妻“随之任，衣服饮食惟甘淡薄，毫无官家色相，每遇邦清退食，叮咛勿贪财害民 ”。每遇节日，将宅中所剩菜果分给狱囚，狱囚很受感动。
赵邦清在滕县任县官之前，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差徭繁重，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由于连续遭了两年饥荒，老百姓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饥民将树皮、草根吃光，有的人甚至吃起了观音土，因中毒浮肿身亡。当时，饿殍遍野，人犬相食，十室九空，卖儿鬻女、流亡异地逃命的人比比皆是。为把百姓从危难中解救出来，赵邦清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走村去寨，遍访灾民，发现了滕县“土地不分等，以丁载粮，豪绅大户霸占土地，地多且沃，隐瞒丁亩，偷漏赋税。农民丁稠地少，地瘠税重，破产流亡”的弊端，于是发布公告，令“自名其田，户度之，无寄隐而后可”。他亲临田野，丈量土地，均平赋税，惩治富豪，使县内 “耕各有田，地各有主，赋各有头”，百姓无不拍手叫好。为了应急，赵邦清还办起了数十处粥场施舍灾民，救活人命7万余，收回流亡户74户，赎回灾民被卖的妻子、儿女，还从邻邑求借粮食，赈济灾民。他做官不但分文不贪，还从历年节存中挤出不少银两，购买了上千头耕牛和大批种子，分给贫穷人家，并帮助他们修复家具。他传授北方的传统农耕技术和种植方法。平常他不住县衙，多在田间，和灾民同吃同住，教民稼穑。滕县虽说土地平展肥沃，但农耕水平相当落后，大片土地未垦或者垦后种植几年后即弃置荒芜，邦清深感痛惜，决心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源，解救灾民，为民造福。他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并拿出自己的俸银，费尽口舌动员有识之士和县衙官员捐资，向农民收买草根，价钱从1个钱2斤，增至5个钱1斤。县民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挖草根赚钱。不到几年，滕县百姓开荒3000余顷，官府收买的草根在县衙外堆起了两个大垛，状若小山。直至清乾隆十三年（1718年）才付之一炬。焚烧草根之日，浓烟滚滚，烈焰腾天，几十里之外清晰可见，一个月以后火才熄灭，场面十分壮观，百姓争相观看。赵邦清借收草根之名，收开垦荒田、促农业发展、救济灾民之效，百姓无不怀念其大恩大德。
为了治理滕县，赵邦清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方略，以发展地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他让滕县百姓发展畜牧，养牛养羊养猪，增加经济收入。动员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坡，在道路两旁栽植槐树、柳树，在地埂庭院广种桑树、枣树，在官舍和公共场所种植花木，并制定了严厉的管护制度，凡损坏树木花草的，哪怕是达官显贵、公子少爷，一经查实立刻命令衙役围捕，罚其赔偿10倍以上才肯罢休。他还注重兴修水利、改土造田，并亲临现场，风餐露宿，勘察设计，昼夜指挥，曾多次晕倒在工地上，终于修成了长达80里的漕运工程和10多条灌渠，平整了数千顷土地。他还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开办矿业，挖掘煤井几十眼。为了活跃商贸，他在县邑设立钱庄，兴办商号。他很重视教育事业，兴办学校，选拔人才。任职仅5年，便使一个贫穷不堪、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滕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库中积金3000两，余谷6万石，官道杨柳数万株，田原桑枣垣树表列，鱼塘连片，宾合有序，学士诵歌，商贸井然。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赵邦清治滕政绩卓著，擢邦清为吏部验封司主事。滕县的老百姓舍不得赵邦清离去，苦苦挽留，邦清实难立即动身赴任。万历皇帝又第二次下诏，督促其立即到任，否则，治邦清的罪。赵邦清无奈，只得启程赴京。滕县百姓闻讯，扶老携幼，聚集了几千人，洒泪为邦清送别，并派人带上粮秣、盘缠护送赵邦清进京谒见皇帝。赵邦清感动至极，热泪盈眶。以后滕县百姓为纪念这位好官、清官，为他修建了生人祠，“黄童白叟，罗而拜之”。就连毗邻的沛县也因为得益于邦清，在夏镇为他修建了生人祠，“制度壮丽，尤佳于滕”。当时，滕县传唱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赵邦清，赵邦清，为官一任一邦清，清正清廉清滕县，百姓为他塑清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邦清又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他为官清正，执法如山，不畏权势，嫉恶如仇，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清清 ”碑“坚持清白 ”碑贪官污吏都惧怕他，“六部大老不敢嘱一言”。他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刚两月，原兵部尚书张学颜的儿子张承祚疏请赐官，邦清坚决不从，吏部正堂三番催促，赵邦清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赵邦清愤慨于吏部出现的腐败现象，弹劾了吏部尚书李戴及文选郎中邓光祚。验部郎中侯执躬等人收受了贿赂，亦被邦清参劾罢官。在他的参劾下，贪赃枉法的文运司新都吏王■被充军，旧都吏王炫被问刑，验封司都吏谢天成被革职为民。刑部王理怕邦清弹劾自己，暗地里给邦清送了1000两白银，邦清不但拒收，还将白银抬到御殿面君，使王理受到制裁。邦清虽在京为官，但时刻都不忘故土，他念及桑梓地瘠民穷，差役繁重，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外出逃生，便上疏裁革真宁不属宁州辖，直属于府；裁革雕翎巡检1名、工兵36名，实行1府5县一条鞭法。这样，每年可节省白银7000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赵邦清仕途十年，政绩辉煌，誉满天下，但因常常得罪朝中奸佞而屡遭诽谤和陷害。顺天府推官郝道行对赵邦清大为不满，耿耿于怀。他捏造说邦清骂了当朝权相沈蛟门。于是赵邦清又遭受沈蛟门诬陷，万历三十年（1602年），邦清被贬官三级。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因南北党事之争，被削职回乡。赵邦清被罢黜归里时，京师朝臣挥泪送别。山东兖州府滕县人、闵乡县潼关仓副使陈炫赠诗曰：“世道倾颓难已复，奸佞盈朝丈夫无；海内惟有赵仲一，独木难支谁与扶。”赵邦清回乡后，清贫度日，家徒四壁，债务累累，居茅屋，着布衣，头戴草帽，躬耕于田，奉养老母，历尽艰难，自号“草帽山人”。长安人、河南怀庆府知府梁隆吉题诗曰：“放逐回来卧草庐，美人怀抱近如何？尤时贾谊空垂泪，去国虞卿且著书。鸟雀人情从冷暖，农桑事业有耕锄。青蝇白壁休相讶，诗酒留连金可聚。”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举人李复初，平时与赵邦清交往甚深，情同手足，他千里迢迢来真宁看望赵邦清，和赵邦清同住茅舍，经常秉烛夜谈到雄鸡报晓。时值严冬，滴水成冰，赵邦清被褥衣着单薄。其夫人衣服更为单薄，向邦清索要一件衣服御寒，邦清“默默然无一应”。过了几天，赵邦清从柜子里取出了三件官服，官服颜色已褪，让夫人改做一下御寒。李复初见之，百感交集，叹曰：“有臣心若水，犹疑门庭若市，邦清之苦心，谁则知之！ ”随即吟诗道：“无人不道北地苦，公复与世相暌违；袱被而来袱被往，夫人自是泣寒衣；清臣维风臣节扬，处世大洁众所忌；汉臣贤妇数王章，贫时羞向牛衣泣。”出家人荏雅田仰慕邦清的人品与才识，赋颂曰：“摆脱尘世卧林丘，江湖时有庙廊忧；了心了心真了心，回头回头早回头；降雪玄霜清淡淡，琼楼玉宇岁悠悠；有人问君家何处，笑倚蓬瀛看海筹。”有一次，因债主上门逼债，邦清无力归还，遭受了债主的辱骂，受辱后中气，左肋下突然生了一个大肿块，块大如茄，疼痛难忍，几乎命丧黄泉，多亏了陕西泾阳人王福源治疗，才保住了性命。
赵邦清遭贬之事，使朝野震惊，民怨沸腾，士庶都纷纷为他鸣冤叫屈，连出家人如贤也慨叹曰：“朝堂是非混嚷，何日是休？邦清一清如水，百折不回。愿邦清高推上卿，为特国家幸庆，即吾教衰落，亦有赖其回春耳。”并吟诗曰：“义气三秦颂，才名四海生；官情薄如纸，斯道直如往。滕邑甘棠在，铨遭德望悬；何时重应昭，朝野盼目穿。”但由于奸臣当道，邦清还是未得平反昭雪。直至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明王朝才给赵邦清平反昭雪。赵邦清复出后，出任为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陕西泾阳人陈应征见赵邦清复出，心情激动难捺，特赋诗云：“卧龙不日起罗川，大汗云霓望有年。盖世甘霖苏枯槁，而今莫把眼来穿。”当时，四川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奢寅反叛作乱。天启二年（1662年）七月，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也犯上作乱，四十八马头与安邦俊、鲁连、安若山、陈其遇及安銮、陈万典等也蜂起和之，所到各处，围城掘墓，甚嚣尘上，朝廷派兵几次征讨难以平定。于是，朝廷下诏让赵邦清率兵前去征讨。赵邦清奉诏后，先派人与贼党了相、喻文富接头，对他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戴罪立功，协助朝廷平息叛乱，这两人对邦清口服心服。此时作为奢寅臂膀的安銮也有些心动，因考虑妻、子尚在军营，不敢轻易发兵。邦清督官兵抵达大河口，把奢寅打了个大败。安銮见奢寅败下阵来，就和邦清秘密相约，商量投降事宜。邦清派副总兵侯良柱领兵，佯装挟取安銮的妻子，并派罗安良进陶公滩以牵制叛贼。邦清率亲兵700人，同安銮部乘深夜直入叛贼巢穴，叛贼仓皇弃寨，狼狈逃窜。
赵邦清出生在西北黄土高原，奉诏去贵州平叛，由于贵州森林茂密，湿热蒸郁，邦清不服水土，偶染瘴岚（疟疾），治疗无效，卒于贵州水西山林的军旅途中，时年64岁。
赵氏祠堂赵邦清一生著述颇多，有《鹤唳草》《瞑眩录》《梦遇仙记》《神柏记》等，多已散佚。流传下来原来能够见到的有《梦遇仙记》《神柏记》。近年，正宁县政协文史宣传委员会张志英从赵氏家谱中又发现了《游艺海纳集》，已整理出版。
据清折遇兰纂修的《正宁县志》载，赵邦清与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交往至深，情同手足。赵邦清在滕县任县令期间，汤显祖以朝廷“上计”（考核组）成员的身份两次赴滕考察赵邦清的政绩。赵邦清政绩之卓著、滕县变化之大，令汤显祖惊叹不已，“褒其为伯才”，认为赵邦清当委以重任，极力向朝廷举荐，同时还写了《过河间题留示赵仲一》诗，诗云：“九河已成陆，卑栖犹问津。道心能似此，沧海亦生尘。”不久，赵邦清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汤显祖认为 “赵君第可用御史..在其中（吏部）非其处也”。赵邦清后被罢官归里，汤显祖与其常有书信来往，对邦清屡屡慰勉激励，以诗文唱和。并为赵邦清的《鹤唳草》《实政录》《乡行录》《梦遇仙记》等多篇著述作序。赵邦清母亲82岁寿辰，汤显祖为之撰序，书写《寿歌》一首。赵邦清曾约汤显祖相会晤面，但终未实现。但汤显祖曾慰勉赵邦清的歌行体诗《歌书答赵乾所先生》却留给后世，其诗曰：“景清白血流真宁，邦清吾友如其清。欲留关尹言道德，稍知公子近刑名。风尘两度相携手，笑语悲欢一壶酒。长安贵人相见知，乡里小儿亦何有。翩翩世故不可穷，睨柱碎璧成英雄。空闻越客诅秦客，未葬滕公得赵公。有母闲居差不恶，无家古寺堪留客。虽知世人眼难青，何得此中头皆白。我今与子一诙谐，为民光景正须来。去官只有耕田手，处世都无避债台。温公袖中谁书写，坐我不羁置林下。一番西笑秦无人，龙泉太阿知我者。”赵邦清与“公安派”文学领袖袁宏道亦为至交，经常相聚吟诗作赋，质证所学。袁宏道曾以《过滕县赠滕尹赵年兄乾所》为题赋诗，盛赞赵邦清的政绩：“乘月过滕里，踏沙度薛城。山云封去马，野葛翳行旌。官舍栽花遍，民家种柳成。停车问父老，之子有能声。”在明真宁县县治古城罗川（今正宁县罗川乡）街道正中，东、西罗川石坊耸立有3座气势宏伟的大石牌坊，依次是恩宠坊、天官坊、清官坊。恩宠坊高9.7米，宽8.35米；天官坊、清官坊均高8.4米，宽约8.23米，共16层。据史料记载，天官坊、清官坊分别建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和十二月，是朝廷为表彰清臣赵邦清所建。恩宠坊则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是赵邦清为感念生母刘氏、养母高氏教养之恩建立的，又一说是乡里为赵邦清的母亲建立的。这3座石牌坊都刻有文字，雕作精细，造型优美，布局严谨，刀法细腻，工艺水平很高。从明至今越数百年，其雄姿仍然不减，至今完整无损，傲然耸立，向世人诉说着一代廉吏赵邦清那感天地、泣鬼神的动人故事。
（文正廉）晚明参政巩焴巩焴，字成我，号育炉，明真宁县堡巷村（今正宁县永和镇堡巷村）人。明神宗万历
二十一年（1591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庭富裕。其父巩国祯，以子赠礼部祠祭司主事，封承德郎。
巩焴自幼聪慧，勤奋好学，5岁时就开始读书。对《四书》《五经》能通篇背诵，记忆力惊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及第，名列第六，是年八月任河南林县知县。
巩焴初任河南林县知县时，正是乱世之年。当时林县盗贼猖獗，残害百姓，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巩焴一到任，就利用险要地势立关隘设兵防，严加防范，对盗贼和豪强以沉重打击，林县百姓从此才得到安宁。林县百姓每年除正赋之外，还要交不少巧立名目的苛税，这些苛税没有充入国库，却中饱了地方豪强、官绅的私囊。百姓披星戴月、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有时还不够交赋税，一家人的生活无法保证，只得吃糠咽菜。巩焴了解查实情况后，首先废除了有加无已的“三饷加派”，一下子减轻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符合民愿，深得民心。林县处地偏僻，文化教育不兴，人才匮乏，巩焴为此心急如焚。他亲自任教课读，辅导莘莘学子，当年就有人中榜登科。巩焴当县令爱民如子，体恤百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政声远扬，百姓有口皆碑。在他离任之时，林县的男女老少依依不舍，夹道远送。后又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对这位造福一方的好官的崇高敬意和永久怀念。
崇祯六年（1633年），巩焴调任河南安阳知县。当时，虽说明廷政令“除强暴，佑善良，灭火耗，恤行户，勤农桑，清户口 ”，但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极其混乱，朝廷的政令也成了一句空话。安阳城内缙绅权贵子弟倚仗权势，为非作歹，百姓恨之入骨。巩焴就任安阳知县后，不畏强暴，不惧邪恶，一身正气，除暴安良。他不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减轻了赋役和徭役，还重视发展农牧业。为保一方平安，他动员老百姓捐款筑城，操练乡勇，打击豪强，从不懈怠。该县的水治、丰乐两镇，历来是盗匪猖獗之地，盗匪杀人劫舍，无所不为，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自巩焴到任后，由于防范严密，凡有来犯者必遭擒获，使盗匪闻风丧胆，狼狈逃匿，两镇从此才得以安宁。安阳文化教育落后，巩焴大开科试，选拔人才，振兴文教事业，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当时人称河南有“三廉公”，巩焴为“第一廉公”。安阳人为感其大恩大德，又给他建了生祠。以后，他升为礼部祠祭祀主事，继迁本部郎中。
崇祯十二年（1639年），巩焴调任河南分巡道兼右参议，整饬彰、卫、怀3府。建有军功，以军功赐金12两、竹丝4表。当时，该地连年饥馑，哀鸿遍野，惨不忍睹。饥民无奈，纷纷揭竿而起，反对暴政。巩焴亲临河南三郡，想方设法，多处求援，捐款赈济，救民出水火。崇祯皇帝闻其政绩卓著，非常高兴，诏令升为参政。但由于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内忧外患相继滋生，时局动荡，明王朝大势已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政十分艰难。巩焴深感独木难支，恨无回天之力，故而心灰意冷，执意离职回乡。由于他任职期间将自己的俸银捐献赈济，离任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回家的盘缠也没有。后来得到属吏们的资助才得以成行。崇祯十三年（1640年），巩焴离职，先侨寓西安，次年才回到原籍真宁县罗川。
崇祯五年（1642年），由于京都河南籍官员的极力推荐，巩焴又被起用，诏任河南巡抚，他未赴任。次年十月，又补授河南省学政、布政司参政，但他居住西安，还未来得及赴任，李自成的起义军就包围了西安。西安城陷之后，巩焴连夜逃出，隐藏于南山之下。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改名自晟，造《甲申历》，设六政府。他遍访贤士，众人都推荐巩焴是文武全才之士。早在李自成初攻真宁时，就听说巩焴是好官，于是，就任命巩焴为礼政府尚书。巩焴避隐未仕。三月，李自成率义军攻破京城，崇祯皇帝进入昭仁殿砍杀女儿昭仁公主，皇后周氏即在坤宁宫自杀，崇祯仓惶逃到景山（即煤山）上吊自杀。皇太子被俘，妃嫔们四处逃散，皇宫乱成一团。就在这混乱之中，巩焴与一怀有身孕的妃子相遇，他把仅有的一丝恢复大明政权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妃子身上。当时，李自成斩杀李岩，起义军内讧四起，互相攻杀。巩焴护卫这一孕妃潜隐陕西三水县（今旬邑县）的官家洞，期望其生一男孩，便可保孤立帝，恢复明朝。谁知事与愿违，后来清兵入关建立清朝政权，巩焴所挈妃子又生了一女孩。巩焴一看复明丝毫无望，于是只得隐居官家洞，以诗书培育子孙和求学之士，并以诗文会友。四方之名士，如宁夏刘芳名、华国翰等人，常以诗文和巩焴唱和赠答。巩焴还批注《四书》，编修《真宁县志》，但因无力刊印，憾未传世。巩焴著述得以传世的仅三篇，即《泰山庙记》《重修文庙记》（见之于清折遇兰纂《正宁县志·艺文巩焴：《募修正宁万寿寺序》志》）《募修正宁万寿寺序》（见之于清赵本植纂《庆阳府志·艺文志》）。
巩焴隐居官家洞，发誓再不做官。清顺治十八年（1663年），清兵包围了官家洞，巩焴坚守不出，死不降清。官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有磐石盖顶，下有绝壁断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将不可近身，刀枪不能奏效，清兵连攻数日也没攻下。于是清军首领命令士兵进山砍柴围洞，堆积起来的柴高达几十丈，把官家洞周围堆了个严严实实。至五月十四日，清军将一个大狸猫用蜡裹身，然后用火点燃狸猫尾巴，狸猫沿柴堆乱窜，霎时官家洞成烈焰弥天，浓烟滚滚，焦土刺鼻，洞崖的石块也被烧得爆裂。巩焴在这场大火中不幸被熏烧而死，终年69岁。烧死巩焴之后，清军又搜杀巩焴家族之人。因此事发生在三水县，清军认为巩焴是三水县人，于是就在三水县滥杀无辜，遇难者达几百人。“三水没巩家”的话就是由此而来的。
后人为纪念巩焴，在正宁县古县城罗川（今罗川乡政府所在地）立有“学宪坊”。由于年深久远，此坊已毁。据传，巩焴在京为官巩焴手植的龙爪槐时，曾带回三棵“龙爪槐”，一棵植在永和烟村，一棵植在家乡永和堡巷，另一棵植在湫头乡双佛堂村。烟村、堡巷村的槐树已毁坏无存，唯有双佛堂村的龙爪槐至今仍枝繁叶茂，树冠如盖，枝干虬曲，盘若卧龙，“鳞甲 ”片片，熠熠闪光，气势非凡。当地童叟都知此树的由来，问及树龄，皆曰三四百年矣。
（文正廉）清太子专师范锡篆范锡篆，生卒年月不详，字金章，清代正宁县永绥里（今永和镇丰集村）人。幼时聪颖好学，品学兼优。雍正二年（1724年）中举，
八年（1730年）赴京赶考，途中宿于淳化县口镇，丢失所骑毛驴，于是广贴寻驴启事。其文曰：本人姓范兮锡篆，家住正宁兮小县。上京应试兮赶站，用膳口镇兮小店。丢失毛驴兮不见，白嘴白眼兮好看。非黑非麻兮青蛋，非草非叫兮老骟。有缰有辔兮麻辫，有鞍有镫兮无鞯。四处寻找兮问遍，一连数日兮不见。有人送信兮一串，有人送驴兮串半。
他由于寻驴误了考期，但因寻驴启事写得妙趣横生，被御史大夫谢保发现，荐于京师，考列明通榜（雍正五年，朝廷命各省督抚学政甄别淘汰一部分衰老的学官，并从当年的会试落卷中取文理明顺的举人补授，录取者列榜公布，即为明通榜。以后相沿成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方罢），任国子监学正。范锡篆在国子监任教期间，尽职尽责，成绩卓著。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皇帝颁发敕命，授范锡篆为文林郎、国子监助教加一级，赞颂其“学通儒行，身范士林”，并封锡篆之妻为孺人。
皇太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稍长时入国子监就学，乾隆曾延师数名为子课读，但颙琰调皮贪玩，不服管束，有数位老师先后被辞退。范锡篆被聘为太子师后，认为今日之学生为将来之皇帝，道德水准关乎国家兴亡和百姓疾苦，所以坚持师道，严教不怠，竟对颙琰进行罚跪。乾隆皇帝发现后训斥道：“吾儿受教是君，不受教也是一国之主。何必如此处罚！”范锡篆并不慑于皇帝的威势，义正辞严地回答：“受吾教为尧舜明君，不受吾教为桀纣昏君！ ”乾隆闻言肃然，不但未再责怪，反而更加器重锡篆，令其留教，成为太子专师。
锡篆除在国子监导读颙琰外，还领其走出深宫，深入民间，体察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皇帝和太子敬佩范锡篆的师德和教导，特在朝廷设宴谢师。席间，菜内有一杂物，范锡篆随便用筷子拨出，不料皇帝下令杀了两个厨师，用人头以惩不恭，这使得锡篆痛悔不已。为酬答师劳，皇帝还当宴授予范锡篆为宛平县县令，锡篆坚辞不受，谢职归里。
锡篆成行之日，皇帝和太子亲自派人护送，并赐给宫中信物宫灯。范锡篆为了不干扰地方和乡民，将宫灯置于箱中。一日旅居邠县，起初被安置在上等房间，后来一位新任县官住宿，就将范锡篆一行挤在了一个草窑里。锡篆不以为意，随从下人忿忿不平，待锡篆熟睡之后，将宫灯悬挂在草窑之外。县官一见宫灯，知锡篆非同常人，便跪倒在草窑外捧银赎罪，被锡篆婉言谢绝。为使县官免遭横祸，锡篆即刻收起宫灯，带领随从，连夜离开了邠县城。
范锡篆居家时，常为人承写诉状。有时同一案官司，原告、被告的状词均出自他的手笔。锡篆处事有一条原则，即和为贵，免事为上策，凡事力求公平合理，尽量使当事人免得罪，免受罪。所以，虽然原告、被告状词都有理有据，言词确切，但结果都是为了和解官司。有一年冬天，有一家的羊吃了邻居的麦苗，麦主为原告，状词是：
一九一阳生，阳气往上升，羊蹄如铁钉，吃叶又刨根。前蹄子刨，后蹄子蹬，十几亩麦子蹬了个光光净。
羊主为被告，他给写的辩词是：
三九寒气盛，地冻如铁硬，镢头斧头挖不下，羊蹄子劲有多大？羊嘴是蘖蘖，只吃干叶叶。
县官看了两方的状词，未判输赢，只调解了事。还有一次，一辆胶车在耀县坡头压死了一条狗，狗的主人告到县衙，要求赔偿。赶车人找范锡篆写的辩词是：耀州坡头，坡滑路陡，胶车下来，如同雷吼，明明死狗赖活狗，活狗为何不逃走？！由于状词辩解得力，也打了一场没输没赢的官司。范锡篆在老家去世后，嘉庆皇帝亲笔题写了碑文，以示纪念。范锡篆上京赶考寻驴的趣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陇东著名剧作家曹应辰（宁县人）创作成秦腔小戏《驴背缘》，剧情是：霍家母女开一酒食小店为生，那日霍母回娘家，只留女儿碧玉姑娘料理店事。书生范锡篆骑毛驴上京赶考，路经小店歇息。碧玉打水备饭，热情款待，并与范生互通家境、年龄。碧玉年方17，范生时年
18，都是严父先逝，老母在堂。交谈中两人不觉情投意合，暗生爱恋。范生只顾吃饭、说话，全忘了门外赶考所骑的毛驴，待想起时驴已走失。碧玉慌张起来，锡篆唱道：“一头驴儿算甚事，大姐不必着心急，寻驴告示写一张，你代我贴在外墙壁。”随即草书一寻驴启事。这时，州官带小役私访经过小店，看到了一张文笔活泼、别具一格的诗体寻驴启事（与前略有不同）：上京赶考兮站店，道经乾州兮吃饭。
三杯村醪兮疲倦，酒醒望驴兮不见。
非草非叫兮老骟，有鞍无镫兮烂缠。
问我氏兮姓范，问我名兮锡篆。
家住正宁兮西塬，非州非府兮小县。
有人报信兮半串，有人送驴兮串半。
州官称赞启事“雅俗随意，才气十分”，断定此人“今科必中无疑”。碧玉请州官进店与范生相见，并将事由一一道出。此刻霍母回得家来，责怪女儿独自招揽客人，并为自家贫寒、无力赔偿毛驴而犯难。范生却说：“老妈妈不必胆怕，就是驴找不着，我徒步回家又何妨！ ”州官见范生品正貌端，仪表堂堂，便有举荐其“扶摇直上”之意；又与霍母商议，欲将碧玉许配范生为婚。这正遂了二人心愿。
小戏《驴背缘》构思奇巧，真实生动，颇具喜剧特色。一经搬上舞台，即引起轰动，久演不衰，从而使范锡篆在民间的影响越传越广。（王立明）竹枝词人雷和雷和，字介庵，清真宁县永绥里湫子沟（今正宁县永和镇湫子沟）人。幼时好读书，颇有文名。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选拔为贡生，曾任陕西省麟游县的教谕。著有《介庵诗集》，现已佚。从清庆阳知府赵本植纂修的《庆阳府志》收录的诗稿来看，其尤擅长撰写竹枝词。
竹枝词为词调名，又称巴渝辞，本出于乐府竹枝词，单调，有14字、28字两体。最早起源于四川巴渝（今重庆）一带的民歌，经唐代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顾况等的吸收改造，日益完善。它语言通俗，风格独特，韵律优美，音调轻快，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味。
在陇东能把竹枝词写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仅为雷和一人。真宁竹枝词是雷和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在表现手法上生动活泼，真实形象，寓情寓理，直白晓畅，如泣如诉，和真宁的民歌结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他把民间口头传咏的文学形式，升华到了文学艺术美的角度来供人欣赏，这对发展陇东民间文学艺术、革除浮华不实的文风而言，确实是一种贡献。最能代表雷和创作水平的要算《竹枝词十首》，至今读来仍琅琅上口：
一城的的小于丸，聚得风寒并水寒。鸡犬无闻白昼静，通衢直作冷墟看。
个鸡犬无闻、行人稀少、静谧的小城跃然纸上。接着作者选取富有代表意义的官衙、百姓住家、名胜景物来叙述：二邑中莫道止官衙，败瓦颓墙也百家。四体都能遮一半，街头只少唱莲花。三也无拳石也无林，辜负佳名说抚琴。可是爨余焦已甚，抛来穷邑作山岑。
四两余才看一沟平，自昔争传罗水名。螺蚌不曾分一族，家家担得水泥羹。
继而作者描述了民间贫苦的饮食习惯及简陋的器物。儿童遇到一尾大蟹都感到惊奇，从侧面可以看出孤寡的民情和窘迫的生活条件：
五悬蟹秦中久讶奇，到来此地更堪疑。
细鳞巨口诚何物，一尾狂惊满县儿。六说甚谷前雨后香，无闻不特未曾尝。
纵然长夏次消渴，至味从来是水浆。七瓦盆木豆昔曾闻，此际开宴器尽文。试看白红萄二种，黑瓯罗列已缤纷。
八相延食案竟何如，春去才尝韭与蔬。岂是闻韶人海县，一豚屠卖过旬余。
说完县城居民的吃住后，作者又写到穿衣：
九莫言花翠与绫绸，一尺红绵也索休。任是朱颜偕白发，四时相看白缠头。
十土窟三冬火作衣，红虫爱日似人非。儿童裸赤都犹可，少女怜无一寸袆。
作者用近似民谣的白描手法，反映了清康熙年间真宁人民真实的生活面貌，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为后来更多的诗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雷和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在创作手法上也不断创新，不断接近生活。从《七歌》现存的三首来看，他打破了诗歌的常规戒律，在每首诗第七句中加了 “呜呼”、“兮”三个字，使全诗韵律跌宕起伏，感情更加凄切感人：
一寒威侵衾寐难假，明灭双眸面高瓦。侧耳四壁悄无声，疑在空山与荒野。痴童晨出动忘归，甑虚水竭尘如洒。呜呼一歌兮歌已哀，啼鸦切切近檐来。
二有妹乱离岐乡甸，十八年中才再面。别来又复七易春，闻汝哭余伏床荐。瘦骨偃蹇幼多疴，寂寞无儿鬓早霰。鸣呼三歌兮歌三发三，梦魂南北徒飞越。
坟头蓬蒿几许强，腰镳柄短道路长。耶娘那识秦川水，夜夜天涯共一床。幽咽不语逐晓去，侧听天风振白杨。呜呼四歌兮歌四奏，繁云为我暗春昼。
综观雷和的诗词，都蕴含着民歌 “含思宛转 ”的特点，无佶屈聱牙之感，真不愧是陇东竹枝词第一人。（张志英）雷智远抨弹卜世藩民国2年（1913年），清末翰林、湖南澧陵人卜世藩出任正宁县知事。卜世藩上任伊始，自以为博学多才，无人可比，所以目空一切。有一天，他约集罗川缙绅、贤达游览城垣。当行至东岳文庙时，他目不转睛，静观楹联，先不管其文理如何，单以字体欠佳而滥发议论，大放厥词：“正宁无人，实乃愚昧僻乡也！ ”其他随行人员只顾随声附和，倒没介意，唯罗川贡生雷智远顿感不是滋味，马上不辞而别。当晚，他笔走龙蛇，一气书成“黑告示”一张，誊抄两份，分别贴于官衙三堂墙壁和城门洞口显眼处。翌晨，兵丁看见，不胜惊讶，急忙禀报卜氏，请示处治办法。卜氏不假思索，迅即派人揭来亲睹。看后，非但未予责备，反而心悦诚服，连连称赞道：“奇人怪才，绝非等闲之辈也！”顺手交予书班妥为保存，列作铭句鉴赏。日后，卜氏备酒相邀，雷智远却敬而远之，未给县太爷留一点情面。
这封“黑告示”的内容是：提笔直书一点偏，相作少小还要添。
圣驾卧床臣远去，眇目斜视体不端。
山节潭府为魁首，与蔡为邻宜比肩。
侧视好似一杆秤，无钩无索独有权。
状似男阳当面看，可怜左边少睾丸。
总是严嵩留苗裔，难怪下车发谗言。
上苍造字有千万，尔何袭旧名世藩。
听你赴过鹿鸣宴，忍着诗文受摧残。
鹤立鸡群自矜诩，岂知天上更有天。
人人都有翰院志，不过命运多乖舛。
旱魃兵燹屡数次，但有空灰望生烟。
培栽文风仁声颂，蹂躏圣教臭名传。
你与吕政堪为伍，仿佛坑儒纸一间。
一非严师训弟子，二非编修考魁元。
腐雏黄口且莫论，衰朽白发脱残年。
乡曲儇子当观风，求荣反辱情难甘。
秦州优贡周训导，飞笔操觚涂抹完。
御史有个景忠烈，天官赵氏在乡贤。
残土虽然无佳士，岂容南蛮鰃舌言。
纵有诗文仰北斗，矮子中间显大汉。
见了上宪如蠖曲，底压纹银一千三。
獐头鼠目作桶袋，狐假虎威来坐官。
甘肃不屑咸飏去，守株待兔整多年。
有个师爷贵姓杜，性情温和可仰瞻。
鹅仗鸷翼当勤谕，迅马游缰任撒欢。
要知我的名和姓，出去东门面朝南。
两个木鬼门前站，一大一小一清泉。
心中不服出硃票，和我一同见议员。
作者采用拆字、象形、指代等手法，巧妙地把“卜”之姓字相作 “少”、“小”二字还要添笔画，象形为斜视的有权（秤锤）的秤杆，以及认作“卧”字去掉“臣”字。把其“世藩”之名，指比为明代大奸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把“世”字象形为“远去” “斜视”之“臣”字，把 “藩”字拆解为 “节”字之“头”（艹），“潭”字之偏旁“氵”，及百家姓中 “蔡”字的一部分和与 “蔡”相连的 “田”字组成的合体字。全文嬉笑怒骂，指斥卜世藩目中无人，自恃高明，是“矮子中间显大汉”；见了上司点头哈腰，如同屈曲的蠖虫；满口的诗书礼仪，箱中却压着纹银1300两；自以为为官一方，不可一世，其实是别人不愿来此任职，而卜世藩却为这一职位守株待兔苦苦等了好几年。可谓辛辣尖刻，义正辞严，痛快淋漓。
（王维贤曹清珂王立明）新正
三杰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新正县马生福、蔡登霄、张治平3人先后或选或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一个县出了3名显赫人物，新正县一时声名大振。时人称马生福、蔡登霄、张治平为新正 “三杰”。
马生福马生福（？ —1960），回族，新正县二区（湫头）九乡（龙嘴子）人。身材高大魁梧，留着长髯。他富有口才，语言风趣幽默，极有感染力。平日里，乐于助人，善排解乡邻纠纷，在回民中享有较高威望。因对《古兰经》颇有研究，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即在本村清真寺开学任阿訇。以后便长期在关中一带的回民中传经诵教，渐有名气。1932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五顷塬、西渠、孟家河等山后村庄宣传革命，开展群众工作。马生福接受了教育，开始倾向革命。同年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寺村塬成立时，龙嘴子村的回民群众也选代表参加了会议，和汉民一样行使同等的政治权利。此事使马生福思想上受到很深触动，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和回民的希望。从此每逢礼拜集合，他不仅传经诵教，也借机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教育回族青年积极参加革命。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王世平、王世英等19名青年组织起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回民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马生福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参与革命活动，为民族统一战线做工作。1934年4月，平子游击队与耀县游击队配合，在南邑胡同伏击进犯苏区的马鸿逵部一骑兵连，击毙击伤敌兵7名，俘虏16名。为了瓦解敌人，教育感化上兵，马生福和蔡登霄受党组织委托出面联系，将死者拉回龙嘴子清真寺，按照伊斯兰教仪式予以安葬，并将俘虏全部负责送往国民党山河镇敌团部驻地，以当地伊斯兰教阿訇的身份说明情况，并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这一举动当即在马部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就有士兵携枪向红军游击队投诚。他还以阿訇的身份设计掩护了被敌包围于龙嘴子清真寺的中共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解放后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和回民游击队队长马全德，使他们安全脱险。
马生福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协会，马生福被选为会长。同年11月，他与林伯渠、李鼎铭等18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政府委员（任期5年）。同时，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任期5年）。1941年，他领弟子王长河、王明芳、马玉和（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3人到延安清真寺开学。1945年，因大骨节病复发恶化，行走困难，请假回家，从事地方工作。1957年被任命为平凉地区民委委员。1960年六七月间，因食用苦杏仁为佐料制作的面条中毒，不治而逝，终年约80岁。
蔡登霄蔡登霄（？ —1950），回族，原籍平凉县。民国18年（1929年）陕甘大旱，田禾颗粒未收，造成饥馑。因生活所迫，他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在陕甘边区漂泊度日，后定居于正宁县五顷塬龙嘴子村，靠开荒地维持生计。
蔡登霄的父亲原是平凉清真寺的阿訇，为人忠厚，办事热心，在回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到正宁定居后，仍以阿訇身份为回民们传经，开展宗教活动，吸引了一批伊斯兰教信徒聚居于此。蔡登霄自幼随父亲诵经，深受其影响，也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20岁时父亲逝世，他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并以顽强的毅力开荒生产过日子，使全家的生活境况逐渐改善。因为他在劳动之余喜欢帮助他人，所以村上乡亲邻里之间大小事情都喜欢找他合计。由于他威信高，又能诵经，不久便接任阿訇。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五顷塬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主动接近革命队伍，接受宣传教育，并向广大回族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他支持王世英、王世平等回族青年组建了回民游击队，配合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并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开展民族统战工作。1934年，他与阿訇马生福一起受党组织委托，妥善解决了对国民党驻军马鸿逵部骑兵营作战死伤人员和俘虏的处置问题，动摇了马部军心。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鸿逵部未再骚扰，其中一个班后来还倒戈起义。同年，他还和马生福巧施妙计，将被敌军围困在清真寺内的中共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回民游击队队长马全德安全转移，保护了革命干部。1941年，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派人来关中指导成立关中分区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蔡登霄以其声望和功绩当选为会长。1946年，被新正县第三届参议会选为常驻议员，与林伯渠、李鼎铭等19人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候补参议员。1948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至解放。1950年，病逝于平凉。
张治平张治平（1872—1945），新正县三区（长舌头区）三乡（后掌乡）雷庄村（今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雷庄村）人。
张治平从医一生，医道高明，医德高尚，在当地颇孚众望。他经历了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统治耳闻目睹，极为痛恨。家乡周围接连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他的思想逐渐倾向革命。1928年，由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组织发动了“栒邑暴动”，处决了国民党栒邑县县长和看守所所长，建立了栒邑县苏维埃政权。虽然这次暴动后来惨遭国民党血腥镇压，吕佑乾、许才升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但是这次暴动为陕甘边地区的人民树立了革命斗争的光辉榜样。在张治平进步思想的熏染下，他的两个在校读书的孙子张化民、张化济都积极参与了 “栒邑暴动”。1932年，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移驻栒邑县的职田镇、后掌等地开展活动。他们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真理，并打土豪、开仓库，赈济贫苦农民。张治平耳闻目睹时世变化，看到贫苦农民真正从心底里热烈拥护红军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在思想上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黑暗的旧世道，因而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暗下决心，今后既要治病济世，还要以高明的医术和在方圆几十里享有的威望，为共产党效力。1934年11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关中分区前身）在中部县小石崖成立，后掌、阳坡头一带先后发展组织起10多支小股游击队。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配土地活动。是年，还在雷庄村第一次组织了秋收竞赛。有一天，雷庄村20多人在井坳收荞麦，国民党部队何高团的一个营长带领部队来“清剿”。敌军刚一踏进雷庄，就被游击队组织的秋收小组赶跑了。第
二大，恼羞成怒的敌军又聚集更多的兵力来到雷庄，包围了秋收的群众，捕走了贫农团长、赤卫军连长和群众11人。为了救护被捕的干部群众，张治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身前往国民党驻军及有关方面交涉。经过他的巧言周旋，被捕的干部群众全被放回。后掌、阳坡头一带是中共陕甘边南区新正县管辖的区域，国民党对这一地域极为重视，称为“赤匪活动区域”，不断进行骚扰，常以清查共产党嫌疑分子为名，乱捕滥抓。处此凶险恶劣的环境，张治平舍生忘死，为掩护革命干部，保护群众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利用自身特长，为30余名党的各级干部诊治过疾病。
张治平的革命行动对其家庭成员有很大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光他一家参加革命的就有5人，真正成为光荣之家、革命之家。他的侄儿张清益就是受他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陕甘宁边区闻名的 “义仓英雄”、“特等劳动英雄”、“模范合作社主任”的。他的孙子张化民也担任了新正县保安科科长。
张治平为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他和蒋南翔、肖军、周扬等38人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特聘为参议员。同年11月6日至21日，他在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在延安参加了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在两次会议上，受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1945年12月5日，张治平在雷庄病逝，享年73岁。新正县各界在雷庄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500余人前往致祭。新正县政府敬送题有“革命医师”四字的挽匾以示悼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及习仲勋等领导送了挽联，关中分区副专员杨玉亭代表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关中地委、专署主祭。悼词高度评价了张治平的一生，称 “张先生爱民爱党，值得每个边区人民学习”。
（王立明）留美博士赵元贞赵元贞（1879—1974），系赵邦清第16世后裔，字正卿，永和镇于家庄人。出生10个月即丧父，生母艰苦抚养至6岁，难以为继，遂送养他人。5年后养父去世，全凭养母抚养成人。
赵元贞7岁入私塾读书，17岁中秀才，25岁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读书。求学时，为抗议日本教师殴打学生，带头签名呈文，组织罢课。后于1908年以成绩第一名被校方选送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他除苦修地质专业外，努力钻研英文，经赵元贞先生像常去译学馆向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请教，备受器重。期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带头联络留京同学，到甘肃籍议员、京官和同乡处登门劝募，为兰州女师捐款300元法币，尽数买了风琴、教具寄到该校。倡导组织陕甘学生会，任副会长。1913年夏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学期，后转柯州高尔登大学（现称科罗拉多大学）采矿系修业6年，获采矿工程师学位。继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冶金系进修1年，获冶金工程师学位。1920年，又入匹兹堡大学矿冶系金图门研究班深造，毕业时撰《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获冶金学博士学位。
赵元贞在美留学9年间，时刻没有忘记家乡和祖国。美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出棉花新品种“国王长毫棉”，他设法购买了两磅棉籽，由到家乡，经在陕西省苏家沟试种，增产效果明显。老家村学经费困难，元贞就把数年节余的100多美元学费汇回捐助。1918年，元贞得知甘肃地震的惨状后，十分惦念，除在当地华侨所办的中文报纸上撰文呼吁募捐外，还联络中美学生举办赈灾义演，将售票所得100多美金汇至北京救济通讯社，转甘肃省救灾。1921年11月，在美、英、比、中、法、意、日、荷等9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元贞与留美学生及居美侨胞三次致电，抗议《九国公约》瓜分中国的行径。1922年10月，元贞回国前，师友们以中国穷苦、无用武之地为由，欲留之于美。他坚定地回答：“不行！我要回去。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土，9年以来我一直怀念着她！正因她穷，才需要我们这些学得了知识的人去振兴。我过去在京师大学堂，许多老师都是留学生，蔡元培先生也是留学生，我们应该学成而归，把知识贡献给祖国。”师友们听了无不惊叹敬佩，不再强留。1922年11月，元贞回国后到老家探亲。有一天到于家庄沟故地重游，见泉池里飘着一层油花，便推测那里有石油。又到附近大树底下捡了几片树叶，仔细观察了一阵叶纹后，惊喜不已：“啊，有石油！咱们这一带有石油！ ”他还在正宁的其他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断定家乡地下有煤炭，整个陇东有石油。20世纪70年代长庆油田的开发，1984年146煤田地质勘探队在正宁的钻探，均证明了他的推断是正确的。1922年秋末，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林锡光联名电邀，元贞受请回陇，初任省教育厅长。当时各校“学潮”正殷，普遍停课，他认真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狠抓新学制的建立，催令各校即速照常上课。并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务专门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四处奔走，各方求援，几经周折，修建了可容50人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各一座；选购了一套完整的无机化学药品、仪器；制作了 “火分析”用的坩锅及闷炉。元贞还亲自出面聘请任课教师，并自任结晶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教学。督军陆洪涛借口 “学潮”，不同意举办专门学校，只命名其为工兵养成所，后改为矿工养成所。经元贞力争，方改名为矿师养成所，学制三年。随即招收一班旧制中学毕业生入学。开课不久，元贞奉命率勘察队调查甘肃矿产。对此，他异常高兴，自备工具、仪器、化学药品，携带帐篷和灶具乘骑出发。这赵元贞先生手迹次调查历时半年，从青海到甘肃，经河西至陇东，长途跋涉两省大部分地区，行程数千里。沿途多为高山峡谷，荒无人烟，元贞等人翻山越岭，备尝艰辛。每到一地，他都认真调查，仔细询问当地农牧民的所见所闻。凡发现一处固定矿苗，即鉴定采样，作以记载。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两省最早的《矿藏分布图》，揭示了大通县景阳岭、皋《志中月刊》封面兰县孔家湾和大通河、黄河兰州以西段的白金矿，碾伯县（今为乐都县）中西沟的铅矿，贵德县都归岔儿的银矿，皋兰、永登的锰矿，靖远、白银的铜矿，水埠河的石膏矿，会宁县祖砺河的芒硝矿，碾伯县拦天门的大理石矿，连城区水磨沟的石灰石等矿的分布情况。元贞还通过实地查勘，提出窑街可设水泥厂，阿干镇煤矿可用新法采煤，刘家峡可建水电厂，享堂峡可建小型水电厂，平凉可建毛纺厂等重要建议，极富创见，是开发两省矿产资源和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可惜当时和以后的民国历届省政府均未采纳，只有在解放后才得以付诸实施。1924年，赵元贞任甘肃矿务调查局督办，兼任矿师养成所所长，全力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当时，养成所设备充足，师资优良，教学秩序井然，学生统一着中山装，朝气蓬勃，勤奋上进，颇得社会好评。后来，陆洪涛突然辞职离陇，元贞遂被调出。而学生毕业后无人安置，自行流散，矿师养成所遂以凄寥结局。1925年，元贞调任甘肃省实业厅（后称建设厅）厅长，管理全省农、工、商、矿、林、牧、交通。一到任，他就创办了《实业月刊》，后改为《建设月刊》；举办了甘肃实业物品展览会和农林讲习所，建立了五泉山、徐家湾、庙滩子等处苗圃和兰州市所辖各县苗圃；测修了黄河北短堤水库；设立了兰州气象测候所；统一了全省尺、斗、秤等度量衡器的标准。1930年，省长缺职，全省政务暂由省政府八大委员主持，元贞为八大委员之一。是年，复任教育厅厅长，兼任省禁烟委员会常委、禁烟技术训练班主任，省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秘书长和国大代表。1931年，元贞毅然离开官场，放弃政务，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教授化学、物理、地质、土壤、英文等课程。1939年，应兰州“八社”聘请，创办志果中学。次年8月，任该校校长。由于“八社”筹款困难，他慷慨解囊，将自家广武门附近的52间房屋捐出济急，后又把雁滩北面100多亩沙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使学校在危难之中得到巩固。他坚持开门办学，延聘名师任教。有时个别教师偶有疾恙告假，他亲自补课，绝不让学生荒疏学业。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国文等课，他皆胜任。特别是他承担全校“英文典故大全”一课，以英语讲授英语提问，对学生提高很快。他爱生如子，有教无类，对官僚豪门子女，绝不特殊照顾，褒贬奖惩一视同仁；对后进学生循循善诱，启迪觉悟，做到“严而不苛，罚而不虐，爱而不溺，怜而不戚，训而不斥，责而不詈”。因而凡志果中学毕业者，皆品学兼优。同时，他主持创办了校刊《志中月刊》。20世纪40年代后期，元贞第二次率勘探队对宁夏省银川、中卫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普查，最后绘成《宁夏区矿产分布图》。
由148块石碑组成的《肃本淳化阁帖》，在晚清左宗棠督甘时就存放在志果中学文庙内。抗战时期，因日机轰炸兰州而埋藏地下。在元贞出差宁夏时，被“全陇希社”一些人挖出，移至丰黎义仓。一时间，有不少单位争其保存权。元贞回到兰州后，据理向当局力争，将石碑追回志果中学，安装在尊经阁深檐下，使这一珍贵文物得以保存传世。
建国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元贞继续担任校长。1950年，元贞被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他以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精心指导全省教育工作，特别对筹划和发展中等教育做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他仍坚持到第二中学授课，完善学校教学设施，关心和解决师生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深受师生爱戴。同时，元贞还担任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省政协常委。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元贞受到冲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询问元贞博士近况。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下，甘肃省为元贞落实政策，恢复工资待遇和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晚年，他仍兢兢业业，尽职尽心，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地实践党的政治协商制度，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
元贞酷爱读书，他的书橱里不但有理工科书籍，而且有全套的《四库备旨》。偶有空闲，即埋首案头，不但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他常说：“要多读书，多学习，多工作，多考虑事业，少考虑做官。”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期间，他自奉清廉，两袖清风，生活非常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很少吃肉，食止果腹，衣能御寒便自足，喜欢运动，习惯步行，不爱坐车，不讲排场。20年代做的一套呢制服竟一直穿到去世。1974年4月5日，元贞在兰州病逝，享年95岁。
（王立明）针灸名医曹汉三曹汉三，字力金，宫河镇南庄沟北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祖父辈都是普通庄稼汉，由于勤劳耕耘，精心理财，到清末民初，家境始比较富裕。兄弟六人，汉三排行第三，大哥、二哥从事农业生产，曹汉三及弟弟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次进入村私塾就读。曹汉三自幼为人憨厚，勤于攻读，很受老师赏识。那时私塾仅教读《四书》《五经》，枯燥无味，他偷闲阅读了一些医学典籍，逐渐被其吸引，从而喜爱上了医学，特别是对针灸很有兴趣。1915年辍学后，在家自学针灸，初有成效。1916年，在家庭的支持下，他自筹资金在宫河镇办起一间药房，兼营少量日用杂货。从此，他潜心钻研医学，开始为民众针灸治病。
民国20年（1931年），他被地方绅士推举为宫河镇民团团长，后又兼任兵站站长。当时，与宫河一沟之隔的宁县早胜镇驻有国民党平凉镇守使张兆钾部一个营，由早胜、宫河地区的百姓承担部队的供给。农民本身收入微薄，而地方杂差外费又多如牛毛，加上官兵侵扰乡里，任意敲诈勒索，致使民不聊生。兵站处在军队和百姓之间，应接不暇，左右为难。这时，民团又和驻军为防务问题而发生冲突。在对抗不敢、乞求不愿的情况下，曹汉三果断放弃民团团长、兵站站长之职，和二哥曹钜投奔西安。1932年秋，曹汉三在西安市五味什字创办私人针灸诊所，专事行医。1936年，加入“九三学社”。在西安，他苦研中医，攻读《金鉴内科学》，技艺精进，对针灸理论和实践颇有研究，在西安市医疗界崭露头角。1939年，二哥去世后，汉三独立行医，将针灸所改为汉三针灸所，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他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怜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解囊相助，其高尚医德广为人们称颂。期间，汉三除悬壶应诊外，还与西安市名医、全国著名针灸学家黄维翰（黄竹斋）编著出版《针灸歌赋读本》及《针灸穴位考读》，出版后引起全国针灸学同仁的好评和关注，社会影响很大，成为学习针灸学的必读教材之一。
曹汉三对针灸学精益求精，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许多人治好了久治不愈之顽症，以医术、医德扬名于三秦。1944年，西安街上一癫狂病患者满街乱跑，疯狂打入，行人惶恐不安，惊动了当局，西安市政府命令警察署严加管束。几名警察将其合力缚住，拉到汉三诊所，只扎了三针就止住癫狂，逐渐恢复神志；再经几次针灸治疗，病体痊愈。由此西安一带竞传曹汉三为神医，登门求医者越来越多。1950年，他曾先后为习仲勋、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针灸治病。1955年，实行公私合营，汉三针灸所与西安市益民诊疗所合并，成立西安市益民联合诊疗所，曹汉三为主治医生。1956年，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成立，曹汉三任临床研究室主任，继任针灸研究室主任。同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分院针灸研究所成立，曹汉三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等职。在此期间，汉三的针灸术已誉满三秦，驰名全国。1956年，华东军区、青海省军区的某领导人瘫痪多年，久治不愈，经汉三针灸半年后，病情好转，一年后能下床行走。汉三精通针脉，针法巧妙，疗效显著，先后治疗各类病患者5.8万多人次，被西安市列为四大名医之一，被全国列为九大名医之一。1960年，驻西安的三十九军军长胡伟（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为第九届、第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得喉头痉挛症，久治无效，经曹汉三针灸治愈。胡非常感激，曾赠送面粉8袋。1967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召曹汉三到北京为自己治病，后又将其介绍给周总理治病。总理病情好转后，希望曹汉三留京，不论在哪个医院或中医研究院工作都可，但曹汉三以家和子女均在西安、自己年龄已大为由婉辞。当时，慕名而来看病的人很多，一时难以离开。第二年春，西安市的造反派以所谓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为名向北京强索曹汉三回西安，因总理出面说情而未被追回。在此情况下，总理派人护送曹汉三到四川峨嵋山休养暂避。到四川不久，曹汉三因思念家属，曾通信几次，被造反派得知，即派红卫兵专案人员到峨嵋山休养所将曹汉三揪回。几次批斗后，曹汉三被关入牛棚。1971年释放后在家闲居。1975年恢复工作，又继续在针灸研究所上班。这时，曹汉三年事已高，加上精神上屡受折磨，身患疾病，时而抱病上班，时而在家休息。1978年8月7日，曹汉三病故于家，享年82岁。
曹汉三一生精于针灸，除以针灸为患者治病业绩显著外，还为祖国医学事业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他的六弟曹鏖，字洁山，跟随学医，后来回到原籍宫河镇开设药房，行医几十年；三子曹荣国，陕西省中医学院毕业，现为陕西省中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四子曹荣章，江苏省医学院毕业，任直属医院主治医师；侄子曹蔚春，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后到陕西省三原行医，解放后回到家乡，在榆林子镇开设中药房行医；侄子曹登域，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后到陕西省三原县行医，解放后回到家乡宫河镇行医；侄子曹莹玺，随曹汉三在西安学医，现为正宁县第三中学校医。
曹汉三一生著述颇丰。《针灸经穴图考》8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十二经循行主病经穴次序部位歌》，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省分院针灸研究所编印出版；论文20余篇入选《现代医案选》。此外，还有《针灸治疗方面的法则问题》《辩证法原则在针灸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针灸讲义》《曹汉三医案》等行世，后二书还曾作为大专院校教材广为使用。
（王立明王秉德）书法名家王希圣王希圣（1898—1973），字新三，汉族，宫河镇宫河村人。家境殷实，却无纨绔习气。早年苦攻经书，兼学书法。1922年毕业于宁县龙川高等小学。毕业后先在大户曹家及本村私塾任先生，后又任早胜小学、宫河小学教员。1945年辞离教坛，回乡务农，不辍读书习字，直到病逝。其所书门牌、匾额、碑文、字帖、字画，誉满桑梓。受其严格庭训和悉心教导，其子侄辈王宪斌、王宪文、王宪瑞，其孙辈王蔚林，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各有擅长，均为县书协会员。他们都用自己的书法之技，为当地教育、社会奉献良多，影响深广。
教书育人与处世1936年春天，王希圣应聘早胜小学任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每天除了备课、讲课、批改作业之外，把业余时间全用在读帖、背帖、临帖上，每有长进愈加锲而不舍。当时的老校长徐蓬山、教员王寿山都写得一手好赵字，后任校长曹芝川擅长欧书，相互之间经常启发切磋，使王希圣大受裨益。1937年，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肖华有一个阶段曾在早胜驻军，他常到学校和教员们谈书论教，特别对该校的书艺、书风赞赏有加。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对当时正值多事之秋、世事动荡却置身穷乡僻壤眼界狭窄的谦谦教书先生王希圣书法作品们，无疑是非同寻常的冲击。王希圣每当回忆起这段教书经历，常称得益匪浅。王希圣一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以书为友，淡泊虚怀，衣着简朴，不沾烟酒。教书育人，既有长者之风，又有严师之德。他对子侄和学生所写的每方大楷，都是字字点评，笔笔剖析，既启其书法兴趣，又教其写字要领，还经常为书法悟性较好的学生缮写帖本。乡亲父老尊称他为“大先生”，但他一贯平易近人，乐善好施，从不摆先生架子，即便贫苦农民索字，他也欣然命笔。乡里遇到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吊贺庆典，求他写字，他都乐意从命，向来不索润笔。1945年，虽然辞教在家，可是在宁县南区、正宁西部的机关门牌、交际匾幛、农户门楣、庙宇楹联、家庭壁挂、墙头标语中，到处都有他的墨迹。
王希圣常常教导子侄说：“字如其人。用笔之法在于心，心正则笔正，学书先要学做人。”他常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为戒。即使到了晚年，他一贯坚持的做人的责任心和原则性仍未丝毫懈怠。他希望自己的书法后继有人，自己的子辈处世要有凛凛正气。晚年时，虽然已经目力不济、言语迟钝，但他强打精神，精心书写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壮心看舞剑，幽意在鸣琴”两副堂联，其寄寓殊深。
书法实践及理论幼年的王希圣，家里不缺笔墨纸砚，但他也曾削竹为笔，调泥为墨，以地当纸，画沙练腕，闲时书空，苦练书艺。不厌其烦地临习了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碑》、行书《千字文》，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颜家庙碑》，柳公权的楷书《玄秘塔碑》，文徵明的行书《滕王阁序》，米芾的行书《蜀素帖》《天马赋》等著名碑帖。心追手摹，心领神会，很早就养成了笔道沉实、一丝不苟、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的良好习惯。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希圣在书法上师传统，法名家，潜习历代碑帖，博采名家之长，入帖出帖，融会贯通，厚积薄发，力求创意。
到成年时，他的字笔势苍劲，浑厚沉雄，险绝正平，浑然天成，给人一种“笔落生新意，临池收百家”之感，形成了跌宕多姿、欹侧多变的书风。被时人称为一大书家，在宁县、正宁都很有名气。
在练字习书的漫长实践中，王希圣多留心、善思悟、博学问、重创新，这些殊为难得，一些书法理论，不乏真知灼见，在教育学生、启迪后学方面，可谓教益良多。一是初学写字，须从影写开始，欧体入手，欧字的间架和笔力，是初学者应备的基本功。这是打基础阶段，从写字的坐、站姿势，执笔运腕方法，用笔运气技巧，到点、横、竖、撇、捺、钩、折等基本笔画，或“每写一笔画，都需三折带过”或“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无垂不缩，无径不收”，或“要克服笔画平滑呆板、轻佻浮薄、张扬外露”的毛病，都是经验之谈。二是临帖摹写，先教对临，再教背临。他说，写字不能随心所欲，信手涂鸦，必须从临摹和阅读碑帖入手，在临帖中逐渐掌握著名碑帖的基本特点（笔画、用笔、结构、章法）。通过临摹，反复体味，仔细分析，得其要领，力求精熟，储之脑中，烂熟于心，这样才能手随心到，字随意成，运用自如，一挥而就。临帖要“选定一家，定立门庭；回顾一家，走遍各家；融会各家，自成一家”，要“博研众体，广泛涉猎”，“用古人规矩，开自己生面”，力求达到“入帖出帖”，磨炼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他不断教导后人：“临帖既不可放荡，又不可拘泥，‘拘则乏趣，荡则逾矩’，凡书法都应从高处取法，实处着手，虚处着眼，百味俱纳而归平淡，法自然而师造化。”三是学书必备一定的精神气度。他说：“写字和种庄稼一样，多一份辛苦就多一份收获”，“没有笔秃千管、墨磨万锭的精神，要写出好字是万万不能的 ”，“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如果怕吃苦和缺乏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兴趣来时，涂上几笔，否则就搁置不顾，或者遇到困难和挫折就半途而废，是很难把字写好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过：‘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寄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这些应该都是王希圣难能可贵的学书体会和理论总结。
（张芹鹤）平子游击队的创始人何炳正何炳正（1910—1935），乳名宝成，榆林子镇文乐村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弟兄5人，炳正排行第四。其父何虎臣青年时期身体雄健，气力超群，曾考取武秀才，并加入过哥老会。虎臣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乐为人办事，在当地颇有声望。炳正受父亲影响，自小喜拳弄棒，性情刚烈，胆量过人，加之经常出门在外闯荡，所以见多识广，有勇有谋。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耀县等地打土豪，其后又到了合水。刘志丹从拓儿塬下到固城川小堡子赵凤鸣家里。赵凤鸣也是哥老会会员，还是何虎臣交往多年的老友。刘志丹与赵凤鸣熟识，早就把赵凤鸣作为统战对象来争取，常向赵进行革命宣传，赵对红军游击队也有过不少帮助。这次刘志丹到赵家来，适逢何虎臣也在。何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大名和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帮穷人的事，经赵凤鸣介绍相识后，何向刘志丹诉说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和地方民团欺压百姓的种种情况。刘教导他，国民党的腐败已成不治之症，不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老百姓就永无出头之日；共产党就是为劳苦百姓打天下的；红军游击队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不起来不行了，像你这样家大业大尚受气，更何况穷苦人家呢？再不能坐以待毙，要团结起来斗争才有生路。刘志丹的一席话说得何虎臣心里亮堂了许多。他因自己不识几个字，便请刘志丹给儿子何炳正写了一封信，为其指明出路。
炳正读了刘志丹的信，激动得彻夜未眠。他想不能冒失蛮干，应该组织起来投奔红军，找共产党。心里有了主张后，他便把家里的刀矛磨得闪闪发亮，并联系周围十多名要好伙伴，在他家的疙拉沟水围台习枪练棒，待机行事。1933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夜晚，何炳正正与伙伴商议如何去习仵夺枪时，有人告知本村李维祥家来了5名蛮横的团丁，正在吃肉喝酒。何炳正闻讯后，带领20多名青年，从水围台上塬来到李家。他们在暗里探清情况后，派两人把定大门，炳正带其他人一拥而进。团丁们吃罢饭正躺在炕上抽大烟，见炳正等进来，吓得丢掉烟枪，欲摸枪反抗，但炳正等抢先一步，夺枪在手，稍经搏斗，5名团丁便成了刀下鬼。搏斗中炳正左臂受伤，便放弃了去习仵夺枪的计划，摸黑返回水围台。“暴动”发生后，正宁县民团惊恐万状，查封了何家，大肆搜捕何家的人。何炳正带领暴动的伙伴，还有他十二三岁的侄儿何满福，扛起夺来的5枝枪，先后在平子塬和合水县固城川一带活动，边打土豪边打听刘志丹游击队的下落。他自己还亲自到赵凤鸣处询问刘志丹的消息。为了隐身方便，何炳正还在赵凤鸣处加入了哥老会。一月后，终于找到了刘志丹和游击队。刘志丹对何炳正及其同伴的革命行动大加称赞，鼓励他们加强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提高军政素质，发展队伍，锻炼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并给何炳正等赠送了部分枪支弹药。在跟随刘志丹队伍共同活动的日子里，刘志丹不断给何炳正讲革命道理，使他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不久，何炳正加入了共产党，他带领的暴动队伍也正式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刘志丹让其担任队长，派张策（一说殷云山）担任指导员，让他们把队伍带回去打游击。因他们经常活动在平子（时属正宁县）一带，故命名其为 “平子游击队”，下辖两个分队，有40余人。
平子游击队成立后，一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惶惶不可终日，凶相有所收敛，贫苦百姓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和榜样。在何炳正领导的平子游击队的影响和支持下，1934年11月初，平子镇半坡村青年农民刘永培（建国后任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领导了半坡暴动，拉起了又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平子游击队除发展地方武装力量、消灭地方反动势力外，还多次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建立了不少功勋。
经过战斗洗礼，平子游击队茁壮成长为一支有100多人、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1934年春，被改编为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是三路指挥部的主力支队之一。后来又从其中抽调骨干，相继组建了新正县第八支队、新正县武工队。1934年秋，四支队发展到200多人。当年冬季，抽调100余人正式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为三连，何炳正担任连长。1935年春，
四支队又抽调大部分人员参加组建了红一团，为一连。
在党的培养下，经过战斗生活的艰苦磨炼，何炳正从一个开始指挥一支40余人的小小游击队长，成长为指挥100余人的红军正规连队负责人。他作战指挥灵活，随机应变，机智勇敢，攻坚夺险，身先士卒，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立了不少战功，深受领导的称赞和部属的爱戴。在他的引导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德禄同志（后担任新宁县县长）就是经他介绍入党而从事革命工作的。还有他的两个侄子何满福、何满科及表兄刘三成，在他的教导下参加革命，后相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35年元月，何炳正带领的一连在豹子川遭国民党马家军冶成章部包围。激战中，他的左腿中弹，血流如注，但他镇定自若，强忍伤痛，指挥部队突围，后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5岁。
（王立明）传奇英雄赵铁娃赵铁娃是革命战争年代正宁县的一位很有影响的英雄人物。他18岁就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年代机智勇敢，多谋善战，为扩大红色根据地、巩固新生政权立下汗马功劳，是陕甘边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赵铁娃又名赵赵铁娃像德荣，1913年9月5日出生于三嘉乡锦章村。他从小就喜欢使枪弄棒，好打抱不平。他的性格犹如他的名字，倔强刚烈。加之作战勇敢，铁娃更是名副其实，久而久之，人们甚至将其大名赵德荣都忘了，亲切地称其为 “铁娃同志”。1932年2月，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部队在这里驻扎三十多天，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因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赵铁娃和赵宏钧、梁秉德、焦富德等十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陕甘游击队。后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赵铁娃在该部当战士。1934年5月，红二十六军在高风坡与国民党军队马弘章部发生激战，伤亡惨重。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赵铁娃受党的派遣，回到家乡三嘉塬组建地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三嘉塬东靠子午岭，南临红崖子河（简称红河），河的南岸是陕西省栒邑县的辖地。这个地区是陕甘两省栒（邑）正（宁）两县的交界处，紧靠子午岭，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赵铁娃回乡后，经过秘密串联，很快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隶属于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建制为三路游击队八支队，赵铁娃先后任支队长、指导员。
1937年初，关中第四游击大队成立后，他又任大队长。1938年后，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蚕食边区，保卫抗日根据地，赵铁娃奉命调任新正县一区游击队队长，后又任警一旅四团二连连长。
革命战争年代，赵铁娃带领游击队以子午岭为依托，出没于红河两岸，征战在正宁、栒邑、淳化、邠县等地，他们或昼伏夜出，偷袭敌营；或化装入城，撒标语，打黑枪，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或集中兵力围点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佯装溃败，诱敌深入，一举歼之，闹得敌人束手无策，防不胜防。1935年冬，东北军“围剿”陕甘苏区，大兵压境，新正县首当其冲。为了掩护关中特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安全转移，赵铁娃奉命带领游击队配合红二营扰乱敌人，阻滞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当时，永和镇的湫池沟和东庄村各驻扎着敌人一个营，是敌人的先头部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上级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由红二营突然袭击，歼灭东庄驻敌。是夜，赵铁娃带领百余名游击队员经过长途跋涉，按约定时间，悄悄潜伏在湫池沟周围。因该村房厦地方极少，敌人大都驻扎在地坑院或架板庄子的窑洞里。游击队利用人熟、地形熟的有利条件，采取分割包围战术，把敌人一块一块地控制起来。东庄战斗打响后，湫池沟驻敌火力无法施展，全被游击队封锁，成了瓮中之鳌。在一阵阵手榴弹爆炸声中，敌人纷纷倒下，夺路而逃却从沟崖上跌下摔死的也不少。由于赵铁娃游击队的有力配合，红二营全歼东北军一个正规营，取得了东庄战斗的重大胜利。1936年冬，关中特委决定整编地方游击队，成立关中独立营。经过整编，赵铁娃游击队仅剩下十几个人了，虽然人少了，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游击队员，英勇无畏，枪法精准，极富战斗力，仍机智灵活地活动于红河两岸。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已停止了向陕甘苏区的进攻，但地方上的一些国民党恶顽势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红军游击队誓不两立。永和镇镇长姚秉辉，就是最典型的恶中之恶。他经常派出密探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企图一举歼之。还四处张贴布告，悬赏1000块大洋买赵铁娃的人头。一天，永和镇逢集，在赵铁娃的精心安排下，游击队员化装成各式各样的赶集人，潜入城内，执行各自的任务。中午时分，酗酗带醉的姚秉辉由两个卫兵护卫着逛街，在一个柿子摊上，吃了柿子不仅不付钱，还开口骂人，动手打人。那个卖柿子的人也毫不示弱，立即出拳还击。姚秉辉拔出手枪正要对准那人开火，不料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右手腕。原来，站在姚秉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气宇轩昂的赵铁娃。那个卖柿子的也不是别人，却是胆略过人的游击队员刘富奎。姚秉辉和那两个卫兵很快被赵铁娃、刘富奎等五花大绑起来，押出城去。1946年8月，根据上级命令，赵铁娃带领游击队途经栒邑、淳化，赴关中接应南下归来、回师延安的王震将军，因南下部队出终南山后向西行军，没有接应上；返回时，为了躲开敌人的封锁线，游击队翻山越岭，穿林过梢寻找小路而行。一天深夜，游击队来到淳化县西川，由于路径不熟，误入敌人防区。那里是个峡谷地带，东西两面不是起伏山岭就是悬崖峭壁，沿河床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在一块咽喉地带，两侧均设有碉堡，构成交叉火力。赵铁娃虽然没有读过兵书，但多年的战斗经验使他懂得“兵不厌诈”这个道理。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用“大兵压境”喊话诈吓的办法解决面前的难题。
他命令部队拉开距离，折来树枝以壮军势，又把四挺机枪分成两个战斗组，各对准一个碉堡。然后，他开始向敌人喊话：“我是关中游击大队长赵铁娃，迎接王震将军归来，今晚路过此地，请把路让开。
若同意的话，先把碉堡内的灯吹灭，再用手电在空中绕三圈；若不同意，你们就等着坐‘土飞机’。给你们五分钟的考虑时间。”一连喊了三遍。喊罢，他又声音十分洪亮地命令：“刘连长，让迫击炮瞄准目标，做好战斗准备！”关于王震将军挥师北上的消息，敌人已早有所闻，两个碉堡上大约驻着两个排的兵力。听到赵铁娃的喊话，两个带班的伸出头来，向外察看一番，见黑压压一长串，认准是王震的主力部队，自知不是对手，便按赵铁娃的吩咐，很快一一照办。
一百多人的游击队稍时便顺利地穿过了敌人的防线。
赵铁娃的英雄事迹在正宁、栒邑一带广为流传，不胜枚举。
赵铁娃与电影《红河激浪》的演职人员合影（后排左五为赵铁娃）1958年冬，甘肃省歌剧团团长刘万仁和程士荣、吴乙等人依据赵铁娃的英雄事迹，合作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红河激浪》。1963年秋，《红河激浪》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作为建国以来取材于正宁老区的第一部革命战斗故事片，陆续在全国上映。
《红河激浪》的故事情节虽然取材于赵铁娃的战斗经历，但它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绝不局限于赵铁娃个人，而是当年正宁老区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整体形象，是一曲人民革命战争必然胜利的赞歌。在革命战争年代，数以千计的正宁优秀儿女，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驰骋疆场，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业绩。该片通过艺术手法，把他们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业绩搬上银幕，使其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以教育后人，激励后人，使后辈深知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从而立志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电影《红河激浪》逼真地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当年经历的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这是革命英雄人物赵铁娃等应得的历史回报，也是正宁人民的自豪和骄傲。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红河激浪》被打成“大毒草”，赵铁娃因此而受到株连，于1966年7月
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张俊彪、曹焕荣过正宁、走旬邑，跋山涉水，重踏当年红军游击队战斗之路，深入一户户老红军老革命家中采访，于1982年2月编写出版了全面记述、歌颂赵铁娃战斗历程和英雄事迹的传记文学《红河丹心》，又一次为革命英雄立传，为火红岁月讴歌。
（曹焕荣王长明）“义仓模范”张清益张清益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关中分区新正县长舌头区（三区）雷庄乡（一乡）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岁时，父亲去世，为了养家糊口，张清益被寄居在堂兄家里，过着出卖劳动力的雇工生活。张清益14岁时，堂兄想把他已许聘给人的妹妹悔婚再卖，名义上说是为了给清益娶上媳妇，但被他拒绝。此后，清益就离开了堂兄家。1933年，张清益的家乡雷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改。他除祖上遗留的7亩地外，又分配了30亩，这样就打下了他翻身的基础。他从一个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雇工变为一个拥有自己土地、自主支配生活的主人，所以从心底里有着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感激和忠诚之心，积极参加并努力完成党和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各项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就被全乡群众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在工作中，他一贯忠实、积极、勇敢，始终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工作。经过了严酷斗争的锻炼，于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胡宗南部队“围剿”关中苏区的时候，张清益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红军、游击队暂时退到了山里，进行游击活动。这时，一些人动摇、逃跑了，但张清益坚定不移，坚守工作岗位。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为了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他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保立学校，聘请一位自己的同志当教员，自己担任学校管理员。他常常偷偷地冒着危险在夜里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送饭送粮食。有一次，村里来了四个地下党的同志，不料突然闯来十几个 “白狗子”。眼看在白天这几个同志不能逃脱，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张清益立即安排掩藏，并巧借言词支走了 “白军”，终于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
张清益采取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半年以后，家乡又被红军收复了，他担任了支部书记，以后又历任区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文化委员等职务。由于他在各个岗位上尽心负责，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乡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来评断；乡政府工作有了困难，也都来请示他。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许多人总是送给他不少礼物，于是群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革命老先生”。但群众对他越是尊重和爱戴，张清益越是显出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表率作用。
张清益自己是苦出身，民国18年（1929年）大饥荒，他亲眼看见许多穷人饿死的饿死，流浪的流浪。从那时起他就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好年头积蓄一些粮食以防备灾荒呢？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人民多开荒、多生产。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堂兄，堂兄对他说，这种积蓄粮食防备饥荒的储蓄，就叫做“义仓”。到了春季布置开荒的时候，他就急着想创办义仓，便跑到新正县委去请示。县委书记史梓铭积极赞扬并鼓励他办好这件事。回来后，他信心十足，首先召集了党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做通了反对者的思想，随后召集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了创办义仓的决议。当即决定全村开义仓田20亩，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规定全年出义仓工5天。到了3月，全村32个劳动力一齐出工，开垦了25亩义仓田，全部种了糜子。全年开荒、锄草、收打花了200多个工，共收得4石义仓粮。
张清益对义仓的生产和管理，有一套很切合实际的办法：当开荒耕种的时候，他在乡上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所收粮食全归义仓所有；秋收后即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管理义仓粮食。具体管理办法有五项：
一、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借出。
二、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秋收后不借出。
三、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1升；不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3升。移难民借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甚至可以不加利息予以优待。
四、半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俟年头转好交还。
五、不务正业、吃烟耍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
张清益为了动员群众多办义仓，还到各处去演讲。他曾到长舌头集市上对群众这样宣讲说：“开义田积义粮，是为了防备荒年，救济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在边区里有吃有穿，但如果有了长余粮食，岂不更好吗？大家不要怕没有多的粮食，常言‘羊毛虽小，积众成毡’，如果各村都有义仓，那不就有很多的粮食吗？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雷庄乡当年就建立了5处义仓，开了65亩义田，共收了12石5斗义粮；在长舌头区就建立了23处义仓，开了400多亩荒田，收获了更多的粮食。
张清益首创义仓的行动，引起新正县委和关中地委的高度重视，于是总结其经验，在关中分区所属各县大力推广，从而掀起了办义仓的群众运动，对缓解困难、安排群众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至1944年6月，关中分区所属新宁、新正、赤水、淳耀、中心区4县1区共开垦义田71523亩，是计划数2434亩的3.715倍，建义仓153处；其中新正县开义田2176.5亩，是计划数1040亩的2.05倍，建义仓56处，占全分区义仓数的36.6％。由于张清益的突出贡献，1943年11月，被关中分区评选为劳动英雄，奖励耕牛1头。同年11月26日，张清益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获得奖金边币8万元，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1944年12月22日，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1月，他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获“特等劳模”称号，获奖边币8万元。1944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张清益创办义仓》一文，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1945年6月12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上，由议员任绍亭、杨正甲、白文焕、高崇珊提出议案并经会议通过，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于是，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倡并创建的义仓，在边区23县中得以普遍建立。从此，张清益的名字便永远写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史册之中。
（王立明）全国政协委员郭廷藩郭廷藩，1905年11月出生于湫头乡塘子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后毕业于县国民小学。他生性豪爽，有胆有识，爱结交朋友，好抱打不平。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子午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领导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犹如一声春雷，冲击了郭廷藩的心灵，使他萌发了革命的思想。1932年春，张仲良领导的第三路游击队在子午岭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主动向游击队靠拢，积极为游击队开展活动提供方便，被吸收进游击队。4月，被发展为正宁地区首批地下共产党员。次年10月，中共正宁支部成立时，他任支部统战委员兼农会会长。入党后，郭廷藩以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为党工作。当时，国民党正宁县民团中队长徐文德部驻防刘家店子，多次和游击队发生冲突，成为游击队活动的严重障碍。郭廷藩利用过去和徐有“金兰之交”的特殊关系，独闯敌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郭廷藩晚年像利害，使徐部在游击队的活动中保持中立。宜君县民团沙秉彦部驻防马栏，约有100余人，不仅武器装备好，而且战斗力很强，对于游击队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威胁很大。郭廷藩、高学智、郭金奎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该部，既做沙秉彦的工作，又做下层士兵的工作，终于把这个民团争取了过来。郭廷藩还想方设法和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长张赞臣拉上统战关系，以其合法身份为掩护，在张的家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刺探敌情，搜集情报，使其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5月，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革命政权，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设立新正办事处，郭廷藩同志任办事处主任。此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夜以继日地走村串户，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地下党员，壮大党的组织。仅几个月时间，就在沿子午岭山区一带建立起12个党支部，并相继组建了湫头、三嘉、阳坡头3个区党委和区政权。8月，中共新正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郭廷藩任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他又受党组织派遣，赴淳耀县开辟新区。1936年初，国民党东北军“围剿”陕甘苏区，新正县全境失守，敌我斗争异常残酷。为了坚持斗争，巩固苏区根据地，郭廷藩奉命重返正宁，先后任新正县独立二营政委、新宁县委书记等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击地主恶霸的 “反水”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时期，郭廷藩先后担任新正县委书记、新正工委组织部长、新正县委统战部长、新正县保安大队长、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新正县县长等职。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他身兼数职，事繁任重，但从不怕艰难困苦，积极领导军民开展民主建政和大生产运动，使全县的政权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他还广泛宣传抗日政策，积极组织抗日兵源和粮秣供应，大力支援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郭廷藩任新正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职务。1947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马继援部举兵“合围 ”关中地区，进犯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首当其冲。国民党军残害百姓，烧杀抢掠，使新正县村无宁日，十室九空，县党政机关被迫转移。为了尽快收复失地，2月中旬，郭廷藩奉命带领宣传部长张效良、保安科副科长姚振合秘密返回新正。他们昼伏夜出，偷越封锁线，深入敌后，串联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发动地方武装力量，先后组织起10个游击支队和马栏游击大队。游击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扰乱敌人，捕捉战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围城攻寨，设伏袭击，截击敌人运输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了不少胜仗，终于在是年底收复全部失地，重建革命政权。解放战争后期，郭廷藩调离新正，随军作战，曾任中共陕西省路东工委书记兼路东纵队政委、黄龙二十二团政委、三原军分区副政委、三原专区专员。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以人民解放事业为己任，挥刀纵马，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毫不畏惧。
郭廷藩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战士，具有很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1953年，他任陕西省宝鸡专区专员时，已是年近半百，漫长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使他患上了胃溃疡，虽然做过胃切除手术，但健康状况仍然不佳。但当组织调他赴青海工作时，他以革命大局和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坚决服从党的安排，在青海安心扎根，忘我工作，整整奋斗了30个春秋。先后任青海黄南自治州州委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省委委员等职。十年动乱期间，郭廷藩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与林彪、“四人帮”在青海的代理人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1977年12月恢复工作后，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委员。在青海工作的30年中，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各族干部群众，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维护和严明党的纪律，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爱戴。
郭廷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始终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本色。他功高不自恃，权大不谋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1985年5月离休后，他主动放弃组织给予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返回故里定居，其本意在于不忘记生他养他的正宁山山水水，不忘记浴血奋战的故乡热土，不忘记曾经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乡亲。返乡后，他曾多次带领县上同志到深山老林里寻找烈士遗骨，先后把4名烈士的遗骨重新安葬在县烈士陵园。还给30多名烈士遗属和流落在乡的老红军写了证明材料，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
郭廷藩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在垂暮之年，依然发挥着光和热。为了不失时机地抢救珍贵的党史资料，他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出席地、县召开的座谈会，主动提供线索，还亲自撰写革命回忆录，帮助县上编写县志、组织史。在毗邻的淳化、旬邑、彬县、宁县，至今还留有他的墨迹和回忆录音。一位和他有过交往的同志曾用“戎马倥偬陕甘边，勤政青海三十年。耄翁更知时光贵，只争朝夕写史篇”的诗句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他还经常奔走乡里，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宣传党的政策，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谋献策，为群众排忧解难，调解纠葛。在返乡后的8年间，由他出面调解的民事纠纷就达300多起。此外，他还受聘担任家乡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郭廷藩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他是一位高级干部，按理医药费实支实报，但他处处为国家着想，处处为国家节约。有病请医生开过处方后，他总要问一问价钱再取药，从不购买价格昂贵的药品，尽量少花国家的钱。他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给学校，用于购买图书。对自己的子女、亲属，他更是严格要求。每当子女回家探望他，他总是叮咛再三：“我这里不用操心，你们是国家干部，要把干部当好，把子女教育好，不要忘本，不要特殊。”1993年9月28日，郭廷藩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故里，享年88岁。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勤奋战斗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郭廷藩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未开追悼会，但前来吊唁的人却络绎不绝，有干部职工，更多的是附近村庄的老百姓。1993年11月2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解晓平撰写的《岁晏花凋树不凋，一生肝胆为人民》的长篇通讯，讴歌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
（王长明王立明）放羊娃出身的司令员郭振海郭振海，汉族，生于1916年，放羊娃出身，湫头乡塘子村人。郭振海青年时期就投身于革命阵营。1932年4月加入赤卫军，参加了配合陕甘游击队攻打山河城的革命行动。是年7月，参加红二十六军。1933年初，随军南下渭华，因部队在终南山作战中被打散，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当地出卖苦力维持生活。冬季，化装返回家乡。重新归队后，历任红三军团战士、班长，参加了陕甘边区的多次反“围剿”战斗。1936年4月，在鄜县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战士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郭振海率部和朝鲜军民依依惜别（1956年）掩护红军主力西渡的重大任务，荣立战功，受到嘉奖。是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郭振海任关中军分区栒邑辎重营二连排长，10月，任郝县独立营连长。1940年1月，赴延安军政研究班学习，于翌年3月结业。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部参谋，赤水、淳耀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参加了关中分区消除匪患、反“摩擦”的多次战斗和部队的大生产、大练兵运动。1943年，郭振海被评为工作模范，荣获物质奖励和奖章。1945年，郭振海率部参加了爷台山战役，抗击敌人三昼夜直至全线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郭振海先后任警一旅三团三营副营长、二营营长、关中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渭北纵队参谋长、关中军分区二十一团团长等职，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子午岭战斗、宜川瓦子街战斗和东府、西府战役。1947年3月，在保卫延安战斗中，郭振海率领的主攻营取得歼敌机械化部队500多人的辉煌战果。是年，在九岘西洼战斗中，他又率全营勇敢阻击敌人，坚持了三个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受到嘉奖。1949年10月，郭振海任陕西省渭南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次年，被选调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取得了优异成绩。毕业后，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于1952年奉命赴朝作战。朝鲜战争停战后，他在部队驻地组织开展了军训活动，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李志民的嘉奖。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三级自由勋章、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56年，郭振海回国，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第32师师长，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后因病长期在陕西临潼疗养院休养，1978年离职。1979年5月17日因病逝世，终年63岁。
（文正廉）屡立战功的代彦禄代彦禄，汉族，1918年出生于罗川代店村。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炮兵队长、连长、副营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团长、团长、高炮106师副师长、独立师副师长、空军第三基地副主任、空军第11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军职）等职。
在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立战功。1936年11月，随红15军团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和山西汾阳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全国解放后，代彦禄带领部队艰苦创业，为加强部队建设、增强部队战斗力辛勤操劳，忘我工作。1960年，他带领干部、战士来到西北高原，组建了第三训练基地。在空军第11军工作期间，为空军高射炮兵和地空导弹特种部队的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出谋划策。1981年10月1日，代彦禄因病逝世于西安，终年63岁。
（文正廉）英勇果敢的指挥员高平，汉族，永和镇于家庄村人。1916高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26军42师骑兵团、红15军团骑兵团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和崂山战役，曾5次光荣负伤。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红一军团骑兵连任连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陕甘宁边区蒙汉支队副连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教导队长、连长、副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骑兵旅二团参谋长。率部在绥远省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驻防期间，积极发动群众，联合蒙汉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挑起的“摩擦”事件。
抗战胜利前夕，党组织选派高平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毕业后，高平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伊盟支队参谋长、蒙汉支队副支队长、三边分区东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伊盟支队副司令员、伊盟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当时，绥远黄河南地区斗争错综复杂，形势异常严峻，民族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开展工作困难重重，随时都有付出生命的危险。但高平不辱使命，不畏艰难，不顾个人安危，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蒙古族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和封建王公统治的斗争。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土匪摧残人民，高平以英勇果敢的精神，指挥军队打了许多胜仗。在他主持伊盟军事工作期间，剿匪、肃反、改造旧军队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好评。
建国后，高平担任“绥远（内蒙古）、宁夏、陕西联防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主持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剿匪和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此期间，为了把他培养成为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组织上派他去中央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高平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年，他于中央军事学院指挥系毕业，调任63军188师师长。后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直至1981年离休。1985年10月6日，高平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中央军委追认他为副兵团级干部，《人民日报》刊发了讣告。（文正廉）陶艺大家王修功在台湾省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7号，居住着一位从事陶瓷艺术的艺术家，他叫王修功。他的故乡就是正宁县。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陶艺大家，而且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仁人志士。1992年以来，他曾两度来到大陆，在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观光，饱览了祖国的名山胜水、文物古迹，回乡看望了乡亲父老。王修功先生感念亲人养育之恩，为奖掖家乡子弟，助升大学深造，培养地方人才，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在庆阳地区设立“王修功怀恩奖学金”，每年出资1.1万元。他对家乡建设事业、人民生活非常关心，撰写了《返乡归来》一文，择要刊于《甘肃日报》，对家乡的经济发展坦诚陈述了看法。又以《光辉的甘肃 ——中国古艺术的圣地》为题著文发表于台湾《艺术贵族》，全面介绍了甘肃的文物古迹、艺术成就及其历史意义。
王修功于1930年出生于山河镇。曾求学肄业于国立杭州艺专。1949年为谋生计，王修功像辗转到达台湾。在台曾任广告设计师、中学教师、艺专兼任讲师等。从1957年起转业从陶，曾任台湾“中国陶器公司”、“中华艺术陶瓷公司”设计师、厂长。与艺专校友创办“龙门陶艺公司 ”并任厂长。1971年与楚戈、张光宾等筹办了在台湾举行的“第一届当代名画家陶瓷展 ”。1981年至1986年，在台北“春之艺廊”先后举行“王修功陶瓷展”5次。1989年至1993年间，应台湾“大地艺术中心”、“国立历史博物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等单位的邀请，举行了第六、第七、第八次陶瓷个人展。1972年至1982年间，应邀参加中外陶艺联展。陶作曾获纽约圣若望大学艺术奖章及奖状。1984年，参加台北市美术馆举办的 “现代陶艺推广展”，获特优奖。从1986年起，每档以2至5件陶作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作经常性展出。1988年至今，应聘担任台北市美展及台北县美展、历史博物馆陶艺双年展历届评委，台北县第五届美展筹备委员，台北市美馆审议委员，台湾省美术馆、高雄市美术馆典藏委员。艺术评论文章先后发表于台湾《自由青年》《中国男人》《艺术家》《雄狮美术》等刊物。陶瓷作品先后被台湾《时报周刊》《艺坛》、《典藏》《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及大陆《甘肃日报》《甘肃画报》等报刊以及台视、中视、华视等电视台，中广等广播电台及香港电视台、各大报或新闻或专题报道。1990年，王修功陶艺作品他的陶瓷代表作汇集成书，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印行，书名《王修功陶瓷集》。1992年，选为中华民国陶艺协会常务监事。1997年，其生平事迹被录入大型丛书《东方之子·人物志书》。
王修功是台湾颇有名气的陶瓷艺术家。陶瓷在传统观念上属于工艺的范畴，他却提出了 “陶瓷艺术”的理念。几十年来，他经过试炼改造，结合绘画艺术与陶瓷创作实践，认为现代陶瓷艺术是以现代艺术理念与陶瓷科技相结合的新生代，犹如水墨画之墨与宣纸，油画之专用颜料、笔与画布等。陶瓷的土与釉，再通过火，都是藉以表达陶瓷艺术的多媒体。王修功还认为，由于社会的变迁，陶艺在欧美早已脱离工艺使用层面，而迈向一种纯艺术的里程；另一方面，它已成为艺术上一种特殊的表现媒体。虽然它们以传统的陶器出现，但经过多次再改造，并着上了新装，终以另一种风貌展陈，而不是其他艺术的附庸，可与兄弟艺术分庭抗礼。王修功以此理念，在台湾原本是荒芜的陶瓷“土地”上深耕，已是硕果累累，其突出表现是：用高温釉下彩，丰富陶瓷的层面；改进唐宋三彩釉的吸水和易碎性，使三彩釉色有实用的效果。通过这些改良的办法，把陶瓷从“工艺”的层面提升到“艺术”的层面，赋予中国陶瓷艺术新的生命，推动了传统并展现了时代风貌，从传统中创出了一条新路。由于他的顽强拼搏，在国际陶瓷艺术大展舞台上，台湾陶艺家占有了一席之地。楚戈先生在《艺术陶瓷的拓荒者》一文中说：“王修功在台湾艺术陶瓷界启蒙时代的贡献，约有下列数点：（1）高温釉下彩，开创了水墨效果的瓷画装饰，至今仍然是台湾艺术家最爱使用的一种技法。（2）高温多彩釉的拓展，丰富了陶瓷的层面。（3）改进了唐宋三彩釉的吸水和易碎性，使三彩釉色有实用的可能。”台湾黄祖荫先生评论说，综览王修功的陶瓷艺术作品，望之俨然，即之温然。所谓俨然是作品的庄严性，它不是器用化的，它拥有自身独立的艺术性格，超越了实用而迈向理想化的领域；所谓温然，是作品的感性，它不是思考的，它带给人们共有的美感，这美感除造型之外，它的釉彩具有人们所喜悦的特有的魅力。王修功集设计、研究、创作、生产、经销于一体，40年来兢兢业业于火土生涯，素贫贱行乎贫贱，不忮不求，乐在其中，他认为一王修功等著述、编选的《王家年报》个真诚的艺术从事者，若汲第七期封面汲于名利的追逐，甚至一味营筑权位的荣耀，小则误人误己，大则祸国殃民。他在《漫话艺术与权位》一文中写道：“大凡一个在艺术上具有杰出创作才能的人，一旦位居权要，上至帝王卿相，次及有关艺术机构的主管，不是官场的得意，而影响及至摧折了他的创作灵性，就是执着于其艺术兴趣的发挥，而怠忽了他所任职务的事功，即使其艺术创作于不辍，而所付出的代价，远非其艺术的成就所能比抵。得失之间，鱼与熊掌，很少能够兼得。”并列举南唐李后主、宋徽宗赵佶、北宋人物画大家李公麟、清代郑板桥等人的事例以证实其观点。王修功淡泊名利，正直做人，不推销自己，而着力举荐他人，使旁观者都觉得遗憾，但他却十分坦然。他说在多元社会的今天，除了升官发财外，人生的价值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层面，艺术的天地尤其广阔。按说王修功先生的陶艺出名多年，该有不少心爱的作品留在身边，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要保留什么，或舍不得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是随缘而来，就让它随缘而去。这就是一个陶艺大家最可贵、最值得人们称道的精神品质。王修功到了晚年，仍不辍笔耕。他创办了《王家年报》，每期出版后除赠送亲友外，都邮赠家乡的党政机关领导。在《王家年报》上，他抨击陈水扁的 “台独 ”政策，大声疾呼两岸统一，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政治良知和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情结。（曹焕荣王长生）
知识出处
《正宁史话》
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
古人云，东流不作西归水。正宁恰巧相反。境内四条较大的河流，如四郎河、支党河、无日天沟河、嘉峪河，皆潺湲向西；四块较大的塬，如宫河塬、永和塬、三嘉塬、月明塬，都渐次西倾。山河走势和东端的子午岭密不可分，宝藏资源跟自然演化大有渊源。至于地下文物和地面胜迹的相互佐证，历史人物和典籍史册的交替辉映，自在不言之中。这里有中华民族的血脉，千载而下，生生不息；这里有更迭频繁的建置，逐渐臻于成熟和稳定；这里曾有名将能臣甚或帝王的点点事迹，传扬不休（蒙恬、唐玄宗、唐肃宗、于志宁、景清、赵邦清、李自成、巩焴等）；这里还有过风卷红旗、血染黄土的人民革命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邓小平、习仲勋、何炳正、赵铁娃等）；更有过文士贤才、能工巧匠们的人生咏唱及艺术创造（范锡篆、雷和、赵元贞、王修功、曹汉三、王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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