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邓小平在王录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政部长、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力主调遣重兵开往西安，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阻止内战再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红一军团团部驻宫河镇北头村大地窑，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及政治部驻宫河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农民王度（王振元）家；军团直属部队有警备连（连长曾思玉，解放后曾任武汉邓小平在王录村住过的窑洞军区司令员），工兵连1937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连长黄朝天，解放后曾任军委兵工部副司令员），通信队七分队及电台驻在新城王宪瑞家（距司令部约500多米），炮兵连（连长赵章成）驻宫河寺沟村王四荣家；后勤部驻核桃峪村，随军学校驻南庄村，医院驻东山羊头村；属部第一师师部（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政治部主任罗元发）驻罗川春场，一团驻山河镇，二团驻罗川高家台，十三团驻代家店、五王庄，其中一部驻陕西栒邑麻园村；第二师（师长黄永胜，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肖华（兼），政治部副主任唐亮）驻宁县早胜镇北新城，所辖三团驻宫河镇，四团（骑兵）驻政平，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村。
  教育部队秋毫无犯长期以来，正宁屡遭兵灾匪患的骚扰祸害，人民深受其苦，红一军团前哨部队到达宫河、罗川时，百姓因对红军不了解，人心惶惶，不少青壮年及富户逃离家园，躲在山沟梢林里。时值隆冬天气，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在未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之前，身为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教育部队露天宿营，不进农户，不进庙院，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安排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对红军有了了解，逃离在外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主动腾出地方，打扫卫生，让部队居住。
  当时正宁地瘠民贫，农村房厦极少，绝大多数群众住在地坑院或沟边窑洞里，而且比较分散。为了便于住宿，又不影响群众，部队因地制宜，划整为零，分散驻扎，能住一个班的就住一个班，能住一个排的就住一个排，小户人家一般不住，保持相对集中；一律打麦草地铺，统一居住；军民同用一个灶，群众先做先吃，部队后做后吃，有统一的时间要求，由部队发号施令；部队所用的柴、米、油、盐及蔬菜由专人管理，绝不占住家户的便宜；军民同用一个水缸，由于用水量比较大，通常都是由部队负责挑担；群众的打麦场就是部队的操练场地；部队对老年人十分敬重，对小孩十分疼爱，灶上凡是做下好吃的东西都要给老人、小孩盛上一碗送去；平时借东西有借有还，损坏东西照价赔偿，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特别讲卫生，平时把各家各户院落、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为群众治病；南方籍的战士都会打草鞋、织麻鞋，他们耐心地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住家户。罗川红军驻地一房东喜得男孩，住在这家的红军战士闻讯，纷纷向孩子的曾祖母祝贺 “四世同堂”之喜，并给孩子送去了军用被单、军衣和小洋瓷碗，群众深受感动。红军严明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少妇孺无不交口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邓小平在王录村据梁必业将军回忆（见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384～386页）：
  一军团于1937年1月8日进至东里堡，2月22日，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录）。为了进一步开赴抗日战场作好准备，红军开展了较为集中的军政训练。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在黑板上。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在王家楼（录），我们住一个小院子（王度家），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在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个 “克拉克 ”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五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实为主任）杨尚昆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同志在宫河镇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参会同志留影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已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录）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录）。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小平同志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有两年时间，他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对问题抓得住，放得下。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其他问题放得开。
  一军团政治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干部七八十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破坏部和总务处。其中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当时红一军团还由政治部负责编办报纸，用石印机印刷。印刷车间在距王录村二三里之遥的核桃峪村。邓小平经常徒步到印刷车间去审看报纸校样。4月17日至20日，红二方面军政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任弼时在宫河镇召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及援西军、庆阳步兵学校（中国抗日红军教导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代表党中央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邓小平和刘伯承、李富春、林育英、袁国平等参加了会议，并负责组织干部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发动群众募捐抗日军粮1937年2月，红一军团及属部初到宫河、罗川、山河等地时，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从中作梗，部队粮草供给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政治部所属民运部依靠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募捐抗日军粮。当时的政策是有余粮者多捐，没余粮者不捐，绝不动用群众的口粮。为了抗日救国，群众热情很高，纷纷慷慨解囊，有捐几斗的，也有捐几石或几十石的。在宫河、长乐、罗川等地设有收粮专库，由部队派人过秤、管理，地方地下党组织或抗日救国会派员积极协助。凡是捐粮的群众，部队都打给收条。民主人士、原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会长张振襄（赞臣）自愿捐献抗日军粮25石。在他的带动下，宫河富户王立轩，山河一带富户王培兰、刘运昌、刘耀奎、张成祥、李胜义、王天笔、杨俊才等给红军募集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粮。红军撤离后，大部分群众担心国民党政府搜查支持红军的凭据，将捐粮收据烧毁，也有丢失了的。2月29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和时任国民党正宁县县长的朱门共同出据向长乐珍庄村穆平辉先生借粮26石。借据内容为：穆平辉先生：本军此次驻扎正宁一带，整理训练，需要粮食，在本军军费未解到以前，决向先生借粮二十六石，将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抗日胜利之礼。
  人民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正宁县县长朱门
  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朱门向穆平辉出具的借据此据一直由穆平辉先生保存。时隔40多年后，其子穆长青拿出借据，要求地方政府兑现借粮款。经逐级上报研究，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于1994年12月6日给穆家付借粮款80680.6元（小麦26石，折合6500公斤，每公斤时价1.40元，共折价9100元。在折价粮款的基础上，按当时行银行储蓄存款8年期利率17.1％计付利息，46年共付息71580.60元，本息总计80680.6元）。此事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维护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声誉，深得民心，被广泛传颂。
  建立地方抗日救国会和党的地下组织红一军团刚到正宁，邓小平就和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商谈，向朱门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讲解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转达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关于同意红军接防的电报，宣传抗日政策，陈述利害，和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红一军团政治部所属民运部组织群众演讲会，张贴“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及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释放爱国 “七君子”等内容的标语，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儿童教唱抗日歌曲。当时流行最广泛的一首歌曲是：“打东洋，上战场，前方打，后方帮，男女老幼一齐上。往战壕，送子弹，抬担架，救护忙，抗击日寇保家乡！ ”全县各乡村普遍建立抗日救国会，正宁县抗日救国会是在红一师政委邓华主持下于罗川成立的。主任彭天禄，副主任邱立山，委员焦永治、王福林、王凤翔、史得财；宫河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王龙月，副主任刘天有，委员周忠议、王俊、王贤、周德。各联保、保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长乐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曹西山，副主任刘万盈，委员杨廷茂、杨生兰、樊致通；山河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冯树勋（共产党员，是由关中特委委派的），副主任朱门、王秀刚，委员张振襄、马孟乾、杨胜仁。
  根据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的指示，各级抗日救国会还开展了禁止买卖和吸食大烟活动，成立戒烟所，采取有力措施，强迫烟民戒烟。在妇女群众中，提倡放足，破除陈规陋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随军学校组织宣传队，走村串户宣讲戒烟和放足的好处，尤其是女战士通过具体事例，现身说法，对倡导和带动妇女放足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在组建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在驻地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先后在周家、上冯坳、牛家沟圈、康家、燕家、东里、西里、东山羊头、南北堡子、岳家堡子等村庄发展了周富选、周忠汉、周德、牛新科、董虎山、樊振贤等40多名中共党员。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受部队党组织领导。1937年四五月间，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周富选任支部书记。不久，纪纲支部成立，樊振贤任支部书记。从此，宫河国统区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两个支部最初受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领导，红一军团撤离后，归属中共新宁县县委（地下）领导。这批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星星之火，渐渐形成燎原之势。1939年前季，中共宫河区委成立，周忠汉任区委书记，周儒任副书记。到1942年，中共宫河区委（地下）下辖东里、康家、牛家沟圈、燕家、梁家、周家、北极、高丽坊、相公镇、早胜北新城、中村11个支部。
  盛况空前的军事体育运动会1937年5月初，红一军团及属部在宫河镇北头村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军事体育运动会，主会场设在新城西边一片开阔地里，占地约二十多亩。事前，战士们在司令部通往主会场的路上，用松柏树枝及鲜花搭了三道彩门，横额用红纸写着“朱德门”三个大字，大门两边贴有对联和彩色标语。会场北边重新修筑了一个大土台，既当观礼台又作舞台。会场四周用白灰画了警戒线，部队及前来参观的群众各有自己的方位。凡是有通道的地方，两边栽有一排排水缸。运动会开幕的这天，天蒙蒙亮，家家户户就开始烧开水，然后由参加运动会组织工作的男人们负责把水送到主会场，倒进水缸并加上木盖子。这些水缸都是各家各户主动支援的。由于天热人多，饮水量大，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前来送水的人络绎不绝。5月1日，天气晴朗，碧空如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运动会隆重开幕。朱德总司令专程由洛川前来出席了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红一军团及属部第一师、第二师的各位首长。会场人山人海，声势浩大，气氛热烈，军号激越，催人奋进。比赛项目有列队、刺杀、投弹、木马、平台、单双杠、长跑、跳高、跳远、体操、篮球、马术等。尤其是骑兵的马术表演特别引人注月，由不同毛色马匹组成的马术队，按照号令，时而组成黑色方队，时而组成红色方队，时而组成白色方队，时而组成黑、红、白相间方队，战马很听指挥，步调一致，队列整齐，井然有序。越障碍、跨沟壕、钻火圈、救伤员等精彩表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喝彩和阵阵掌声。七天后，举行了运动会闭幕式，朱总司令和红一军团首长左权、聂荣臻、孙毅、邓小平等向成绩优胜者颁发了奖状，并作了重要讲话。
  运动会期间，部队文工队于晚间演出了精彩的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文艺节目。特别是《流亡三部曲》、活报剧《请放下你的鞭子》《劝丈夫》等感人至深。时年9岁、现年77岁的宫河村五组老人王忠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演出的一个小节目：两个日本兵到东北一村庄奸杀抢掠，村民满腔愤怒，但假意热情招待，在饭菜中放入了砒霜，最后毒死了两个日本兵，全村青年人都结伙参加了抗联。这些文艺节目对于唤起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动员作用。
  这一盛况空前的军事体育运动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年的孩童、如今健在的高龄老人，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赞叹不已。
  同仇敌忾共同抗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撤离正宁、宁县，开往陕西三原参加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作战。第一师在罗川城举行了抗日誓师动员大会，部队和当地群众有数千人参加。师长杨成武作了重要讲话，他慷慨陈词，声音洪亮，论理透彻，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激情空前高涨。会场上“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在山谷里引起久久回响。邱立山代表正宁人民在会上表示了抗日决心，并把一面绣有“抗日先锋”大字的锦旗赠送红一师。
  部队撤离宫河的前一天，军民共同会餐。许多群众拿出自家的猪肉、鸡蛋、粉条、黄酒等食品慰劳红军将士，依依不舍地话别；抗日救国会动员妇女群众为部队捐赠了军鞋。
  部队开拔的当天，群众主动送行。青壮年们为了尽一分抗日的心意，或肩挑或畜驮为部队运送辎重物资，一直送到陕西省栒邑县土桥镇，被再三谢绝。送行人员返回时，部队给每人发了5元钱的补助费。邓小平使用过的衣架、脸盆、脸盆架在部队驻防期间，因受红军的宣传教育，不少热血青年主动参军，立志报国。宫河的王钟、张世昌、张茂子，罗川的代彦禄、王凤翔，周家的王克攻、杨振华、王万年，西坡的曾德财等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他们参加过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和日寇作过殊死的斗争。他们当中有的人冲锋陷阵，捐躯于沙场；有的人视死如归，就义于刑场；有的身经百战，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张世昌和张茂子系同胞兄弟，同时参军。弟张茂子阵亡于“百团大战”，兄负伤致残，复员回乡。王钟于1946年6月奉命由延安返回原籍开展工作不久，不幸被国民党镇公所抓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身份及党的机密。后被押解至宁县县城秘密活埋，时年29岁。七七事变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同志接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在王录村住了将近五个月，他精干练达，平易近人，生活十分简朴，宣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群众很爱听。宫河抗日救国会主任王龙月是王录村人，家距政治部很近，又因工作关系，曾多次聆听过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诲，彼此很熟悉。据王龙月的儿子王浩文回忆：当年邓小平曾挥毫为他父亲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出言须防开口错”，下联是“交人只要到头真”，被当做珍品长期保存，可惜毁于解放前夕的一次战火之中。当年，邓小平住在农民王度家用过的木脸盆架子、挂衣服架子，解放后王度捐献给国家，现保存于庆阳市博物馆。
  （王长明王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