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刘志丹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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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正宁史话》 图书
唯一号: 290720020220000732
颗粒名称: 谢子长、刘志丹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分类号: D26
页数: 7
页码: 58-64
摘要: 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开展的革命活动,是陇东地区自1930年“太白夺枪”武装闹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也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了短短的5个月,但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打击了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1935年8月新正县革命政权的建立,为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重新恢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 谢子长 刘志丹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

内容

谢子长、刘志丹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来到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地区,收编和改造当地的农民武装,开展 “兵运 ”,组织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1931年9月,创建了陕甘边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由师储杰、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和与之联合的商贩队)会合,驻庆阳新堡、城壕川(今均属华池县辖)一带。1931年12月下旬,这支部队从驻地出发,沿子午岭西侧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达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改编仪式,部队被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又作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约刘志丹像谢子长像
  700人,下辖2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为了在政治上号召群众,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附近的锦章村,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计360余人(改编前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师储杰率一部出走,刘志丹赴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有党支部,任命有政治工作人员。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把实行游击战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1932年3月19日,在正宁县寺村塬(今正宁县五顷塬乡、湫头乡、永和镇辖区,俗称南塬),游击队以抗粮抗捐为目的,在农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的配合下,攻打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城。由于带队向导失误,部队迷路误时未按约定时间攻城,以及城内内应暴露。加之山河城城防坚固,游击队攻城一日,未能取胜。
  攻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圪垯,召开队委会,分析敌我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到正宁县寺村塬开展游击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三嘉乡锦章村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旧址 ——湫头乡新庄子西洼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发动群众,将其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广泛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即“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抵位于正宁县城以南、南北均为大沟的寺村塬,分驻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适应群众自发的抗粮抗捐热潮,游击队在谢子长、李杰夫的领导下,于3月下旬派出骑兵,到各村张贴标语传单,发动群众,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在苟仁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将寺村塬原有的三个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上五社民团团头杜兴邦任总指挥,中五社、北五社民团团头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永和镇于家庄村反动豪绅赵元亨(外号赵大人、黑头虫)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得功。以村为单位先后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等村成立了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湫头镇新庄子村大豪绅刘西坤及永和镇琴宅豪绅赵秉义家的土地、粮食和牛羊。在广泛号召、动员群众的基础上,3月31日,当地赤卫军和农民一千余人配合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攻城两日,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城仍未攻克。
  战后,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塬休整,继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巡视。他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败的原因是当地民团首领杜兴邦的动机不纯(与当时的县商会会长张赞臣和国民党驻军头目刘明发有矛盾,想破城杀掉此二人)、赤卫军和其他群众性组织中混入了大量富农、游击队的战术有问题等。在其指导下,陕甘游击队相继于4月上旬组织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
  在永和镇苟仁寺(现属湫头乡)召开了寺村塬农民群众大会。会议有2项议程:一、游击队代表作了报告,提出了共产党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 “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二、选举各村农民代表。72个村庄共选出代表72人,其中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中农20余人。接着,在新庄子岳王庙旁边的场里,召集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数十个村庄的农民约千人,召开寺村塬农民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群众习惯上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车家沟村贫农)、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在新庄子村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总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
  农民代表会的决议开始在下八社、于家庄实行。敌人也开始进行“围剿”行动。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攻打栒邑县城。取得大捷后,部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第三支队返回寺村塬。
  其时,杜衡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说游击队负责人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调往外地搞兵运工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5月至7月初,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先后转战陕北、韩城、陇东,于7月10日重返寺村塬。7月12日,陕甘游击队与高鹏飞带领的西华池起义部队会合后,在湫头进行了整编。西华池起义部队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陕甘游击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23日,执行王明 “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一名愚痴)取代李杰夫,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来部队的根本目的是要执行“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进攻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李艮在大批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所谓 “机会主义领导”的同时,强令执行陕西省委“取消游击战”,开展 “阵地战和平原战”的错误指示。当游击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占领五顷塬后,他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的口号,和敌人死拚硬打,并3次强派部队攻打王郎坡寨子,均未成功。还要求在20天内在五顷塬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这次土改显然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策原则,即对 “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地主不得分地;富农只分给一份“劳动的份地”。但正当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驻山河的李贵清部晁团已进占了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土改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而李艮却不顾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一面把队委会及游击队领导成员集中起来开了六七天会议,一面把一些党员和战士派出去发动群众分地。由于面临敌人“围剿”,群众不敢要地,怕红军走后遭敌人报复,况且当时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是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而不是耕地,所以土地硬是分不下去。正当强迫分地的时候,敌人进攻开始了。李艮指示死守,结果在强敌进攻下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8月下旬,为保存力量,游击队被迫撤退转移到保安一带活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
  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开展的革命活动,是陇东地区自1930年“太白夺枪”武装闹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也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了短短的5个月,但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打击了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1935年8月新正县革命政权的建立,为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重新恢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立明)

知识出处

正宁史话

《正宁史话》

出版者:甘肃文化出版社

古人云,东流不作西归水。正宁恰巧相反。境内四条较大的河流,如四郎河、支党河、无日天沟河、嘉峪河,皆潺湲向西;四块较大的塬,如宫河塬、永和塬、三嘉塬、月明塬,都渐次西倾。山河走势和东端的子午岭密不可分,宝藏资源跟自然演化大有渊源。至于地下文物和地面胜迹的相互佐证,历史人物和典籍史册的交替辉映,自在不言之中。这里有中华民族的血脉,千载而下,生生不息;这里有更迭频繁的建置,逐渐臻于成熟和稳定;这里曾有名将能臣甚或帝王的点点事迹,传扬不休(蒙恬、唐玄宗、唐肃宗、于志宁、景清、赵邦清、李自成、巩焴等);这里还有过风卷红旗、血染黄土的人民革命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邓小平、习仲勋、何炳正、赵铁娃等);更有过文士贤才、能工巧匠们的人生咏唱及艺术创造(范锡篆、雷和、赵元贞、王修功、曹汉三、王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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