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谢子长、刘志丹与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创建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来到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地区，收编和改造当地的农民武装，开展 “兵运 ”，组织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1931年9月，创建了陕甘边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由师储杰、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和与之联合的商贩队）会合，驻庆阳新堡、城壕川（今均属华池县辖）一带。1931年12月下旬，这支部队从驻地出发，沿子午岭西侧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达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在这里，隆重举行了改编仪式，部队被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又作杨仲远）任参谋长。全军约刘志丹像谢子长像
  700人，下辖2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为了在政治上号召群众，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附近的锦章村，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计360余人（改编前发生了“三嘉塬缴枪事件”，师储杰率一部出走，刘志丹赴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有党支部，任命有政治工作人员。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把实行游击战争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1932年3月19日，在正宁县寺村塬（今正宁县五顷塬乡、湫头乡、永和镇辖区，俗称南塬），游击队以抗粮抗捐为目的，在农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的配合下，攻打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城。由于带队向导失误，部队迷路误时未按约定时间攻城，以及城内内应暴露。加之山河城城防坚固，游击队攻城一日，未能取胜。
  攻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圪垯，召开队委会，分析敌我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决定：到正宁县寺村塬开展游击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三嘉乡锦章村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旧址 ——湫头乡新庄子西洼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发动群众，将其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广泛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即“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抵位于正宁县城以南、南北均为大沟的寺村塬，分驻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适应群众自发的抗粮抗捐热潮，游击队在谢子长、李杰夫的领导下，于3月下旬派出骑兵，到各村张贴标语传单，发动群众，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在苟仁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将寺村塬原有的三个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上五社民团团头杜兴邦任总指挥，中五社、北五社民团团头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永和镇于家庄村反动豪绅赵元亨（外号赵大人、黑头虫）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得功。以村为单位先后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等村成立了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湫头镇新庄子村大豪绅刘西坤及永和镇琴宅豪绅赵秉义家的土地、粮食和牛羊。在广泛号召、动员群众的基础上，3月31日，当地赤卫军和农民一千余人配合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攻城两日，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城仍未攻克。
  战后，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塬休整，继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巡视。他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败的原因是当地民团首领杜兴邦的动机不纯（与当时的县商会会长张赞臣和国民党驻军头目刘明发有矛盾，想破城杀掉此二人）、赤卫军和其他群众性组织中混入了大量富农、游击队的战术有问题等。在其指导下，陕甘游击队相继于4月上旬组织召开了两次群众大会。
  在永和镇苟仁寺（现属湫头乡）召开了寺村塬农民群众大会。会议有2项议程：一、游击队代表作了报告，提出了共产党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 “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二、选举各村农民代表。72个村庄共选出代表72人，其中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中农20余人。接着，在新庄子岳王庙旁边的场里，召集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数十个村庄的农民约千人，召开寺村塬农民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塬，群众习惯上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车家沟村贫农）、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在新庄子村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总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
  农民代表会的决议开始在下八社、于家庄实行。敌人也开始进行“围剿”行动。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攻打栒邑县城。取得大捷后，部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五支队南下三原，第三支队返回寺村塬。
  其时，杜衡批评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说游击队负责人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调往外地搞兵运工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5月至7月初，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先后转战陕北、韩城、陇东，于7月10日重返寺村塬。7月12日，陕甘游击队与高鹏飞带领的西华池起义部队会合后，在湫头进行了整编。西华池起义部队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陕甘游击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23日，执行王明 “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一名愚痴）取代李杰夫，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来部队的根本目的是要执行“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当时正值国民党军队进攻寺村塬革命根据地，李艮在大批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所谓 “机会主义领导”的同时，强令执行陕西省委“取消游击战”，开展 “阵地战和平原战”的错误指示。当游击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占领五顷塬后，他提出“死守五顷塬，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的口号，和敌人死拚硬打，并3次强派部队攻打王郎坡寨子，均未成功。还要求在20天内在五顷塬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这次土改显然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策原则，即对 “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地主不得分地；富农只分给一份“劳动的份地”。但正当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驻山河的李贵清部晁团已进占了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土改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而李艮却不顾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一面把队委会及游击队领导成员集中起来开了六七天会议，一面把一些党员和战士派出去发动群众分地。由于面临敌人“围剿”，群众不敢要地，怕红军走后遭敌人报复，况且当时群众所迫切需要的是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而不是耕地，所以土地硬是分不下去。正当强迫分地的时候，敌人进攻开始了。李艮指示死守，结果在强敌进攻下游击队遭到严重损失。8月下旬，为保存力量，游击队被迫撤退转移到保安一带活动。寺村塬革命根据地随即全部丧失。
  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开展的革命活动，是陇东地区自1930年“太白夺枪”武装闹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次。在这次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也是甘肃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它虽然在时间上只存在了短短的5个月，但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它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打击了地主豪绅，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为1935年8月新正县革命政权的建立，为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重新恢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王立明）威震陕甘边区的新正县回民游击支队五顷塬乡的西渠、龙嘴子地处子午岭山麓，森林茂密，崖高谷深，层峦叠嶂，是回民聚居之地。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原陕甘边苏区关中分区新正县一区（湫头）所辖的一乡和九乡，一乡设在三道湾，九乡设在龙嘴子。两乡共有回民120余户、300多口人，除二三户富裕户之外，其余都是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逃荒到此地落户的佃农，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尽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备尝艰苦，极易接受革命宣传和教育，极需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自从新正县开展革命活动以来，无论是军队的党组织，还是地方党组织，都非常重视民族工作，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回族群众中积极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建立自治政权，创建武装，兴办教育，改善群众生活和生产条件，从而提高了回族群众的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1933年，张仲良和杜宛受中共渭南地下党组织派遣，来到正宁县南塬。他们以子午岭为依托，首先在五顷塬、西渠、孟河、龙嘴子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正宁县第一个党小组，并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筹备建立基层革命政权。由于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年秋，在张仲良、杜宛等的指导下，组建了以王世平、王世英、马成贵、魏文山、南会民、孙长青、杨山七、马彦秀、魏德富、马彦杰、李长元、王长贵、王东浩、马德云、魏文举、杨学森、马根成、马盛富、老苑等19名回族农民为基础的回民游击支队（下简称 “回民支队 ”）。王世平任队长，王世英任指导员，下辖3个班，一班长马彦秀，二班长孙长青，三班长王长贵。这是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支回民游击支队。
  回民支队创建初期，在红军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1934年春，张仲良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转战于子午岭周围，回民支队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在五顷塬、孟家河、龙嘴子、洞子沟一带没收了地主赵老八、郭进发、郭全儿、赵秉义出租的土地198亩，分给何正兴等10多户佃农，初步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缺地的问题。1934年7月，回民支队又协助第三路游击队，建立了五顷塬苏维埃政府，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这是正宁县最早成立的乡级革命政权。同年秋，回民支队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改编为第十六支队，王世平任支队队长，王世英任指导员。下辖3个班，全队发展到20多人，有步枪10多枝，经常配合其他支队行动，是第三路游击队中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在中部县小石崖召开中共陕甘边南区代表大会时，回民支队奉命担任大会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1935年4月，回民支队正在五顷塬开会，交通员王长寿送来情报说，马步芳的骑兵连在栒邑县杨胡同被红军击溃后，残部正向正宁境内逃窜。回民支队立即奔赴庙梁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当场抓获7人，俘虏了敌连长冯德忠，缴获步枪6枝，轻机枪1挺，子弹500余发，手榴弹20多枚。这年9月18日，回民支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1936年初，国民党纠集11个师的兵力，分3路全面围剿关中苏区。地处关中分区前沿的新正县，首当其冲，正面受敌。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到外线作战，只留下回民支队保卫地方。此时，敌军一部闯入龙嘴子村，抢掠粮食70余石，杀耕畜30多头、羊70多只。回民支队面对强敌，沉着勇敢，毫不退缩，依靠群众，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忽进忽退、忽明忽暗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干扰敌人，使敌人难以立足，很快撤离了。有一天，东北军一部窜进五顷塬，仗着人多、装备齐全，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杀害无辜白姓。回民支队闻讯赶来，突然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丢枪弃弹，抛下抢劫之物狼狈逃走。以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再也不敢轻易入侵五顷塬。1937年2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需要，根据关中特委的指示，新正、新宁县所有的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400人，下属3个中队。回民支队同时被改编，回民支队指导员王世英曾任大队队长。回民支队在关中分区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驻守地区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顽军，打击顽军破坏活动。到了1939年，国民党政府军经常制造“摩擦”，回民支队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在同国民党顽军进行边界反“摩擦”和反“蚕食”的战斗中，一次次打败了来犯顽军，保卫了边区政权和群众安全。1941年，为了加强地方军事力量，保卫抗日根据地大后方，3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边区政府派出干部在龙嘴子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关中分会，将回民支队改编为关中回民支队。全队120多人，马全德任队长，芦文秀任指导员（芦文秀后叛变，由郑毅担任；郑毅调离后，由马全普担任），隶属关中分区司令部和新正县双重领导，装备由分区供给。从此，回民支队有了正式建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新正县的主要武装力量。驻地在一区二乡（西头），担任一区二乡和八乡（石家湾子）的警戒。
  关中回民支队刚建立，就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战斗考验。当时，居住在国民党正宁县城的地下党员屈则声报告：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计划占领新正县一区八乡张家坪的寺庙作营房。闻此消息，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立即部署回民支队一边阻击顽军，一边动员当地群众，在一天之内就把张家坪的寺庙全部拆除了，使顽军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此时的回民支队一面深入顽区，扰乱顽军后方，分化瓦解顽军的营垒，剪除首恶分子；一面学习文化知识，加强军事训练。回民支队队员既提高了文化素质，又熟练了军事技术。回民支队很快成长为一支能够模范地执行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和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坚强而精干的有生力量。正因为回民支队具备了优良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战斗力，所以从1941年秋开始，接替警一旅三团三营驻守湫头镇，担负起守卫新正一区大门巩家斜的重任。在这段时间里，回民支队不仅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而且是一支精干的工作队。根据新正县委的指示，回民支队经常协助区、乡干部完成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在保卫新正一区政权和对敌斗争中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工作失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组织的嘉奖。1942年4月，新正县整编各路游击队，成立保安大队，下辖3个中队，回民支队被编为第三中队。马全德任队长，马全普任副队长。1944年4月，新正县保安大队进行了整编，回民支队被编为第一中队。马全德任队长，马全普任指导员。1946年8月，回民支队根据关中分区司令部的命令，为迎接王震大军过境扫除障碍。当时，位于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交界处的解家川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自卫队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塞，它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敌军派了装备精良的30多名士兵把守。回民支队接受攻打解家川的任务后，周详地侦察了敌情，经过认真分析，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10名回民支队的战士扮作“慰问”敌人的群众，混进敌碉堡，在内摆宴设酒，行令猜拳，分散麻痹敌人。时至中午时分，路上行人稀少，碉堡内发出暗号，外面预先埋伏好的回民支队迅速出击，里应外合，俘虏了全部顽军，烧毁了碉堡，拆除了障碍。这次行动一枪未发，俘虏顽军30余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枝、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20多箱及许多军用文件。1946年，胡宗南四十八旅的一四二团、一四三团和一个炮兵团，约万余人，侵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而新正县仅有地方武装两个连，加上回民支队及各乡民兵，不足800人。虽然如此，但由于回民支队及时传递情报和英勇抗击敌人，为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使敌人一举破坏关中地委和新正县委的计划落了空。回民支队完成掩护任务撤出湫头后，被敌人四面包围。他们英勇顽强，牵制着敌人在深山梢林里辗转了10多天。后在支队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冲出重围，与在一乡的干部和县委副书记习仲恺及一区区委书记杜宗佑等取得联系，回到了临时驻新宁县一区一乡的新正县县政府驻地。是年11月初，新正县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回民支队编为独立营八连。全连120多人，下设3个排，一排、二排全是回族战士，三排是回汉族混编，马全德、马全普分别任连长和指导员。11月12日，回民支队奉命出击驻扎永和镇的胡宗南部一个营，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城堡，毙敌18人，俘虏30余人，击伤19人，缴获步枪28枝、机枪1挺、六〇炮1门、子弹1000余发。1947年3月，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兵团约2000余人向关中方向移动，企图偷袭关中分区司令部。马全德、马全普率领回民支队，把敌人死死牵制在雕翎关。回民支队主动出击，连连获胜。在垭岘伏击战中，毙敌3人，俘虏11人，缴获长短枪14枝。7月，回民支队在皮坊店击溃为山河自卫队运送武器的陕西省保安第六团，打死打伤2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枝，机枪3挺，子弹万余发，而回民支队战士无一伤亡，由此回民支队声威大震。8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属部警一旅、警三旅、骑兵师在九岘西洼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二师马继援部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警三旅南下休整，途中将120多名伤病员交给新正县，安置在龙嘴子、西渠、孟家河一带休养。回民支队日夜警戒巡逻，保卫安全。敌军两次包围搜查，都一无所获。9月，回民支队配合西府纵队、渭北纵队攻打县香庙镇敌保安团，攻破敌碉堡两座，毙敌10余人，俘虏100余人，打伤20余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1948年2月，新正县独立营八连划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二十团二营六连，马全德任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马全普任二营副教导员兼六连指导员。六连下辖3个排、200多人，有步枪200多枝、机枪6挺。经过长期实战锻炼，回民支队又逐步变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独立作战的主力部队。同年冬，回民支队配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淳耀县一带活动，在铁王打了敌人一个伏击，痛歼敌1个骑兵连，缴获长短枪40余枝、八二炮9门。
  1949年1月17日，马全德、马全普率领回民支队配合警一旅三团，接应国民党栒邑县长兼保安大队长郝登阁起义部队，途经张洪镇时，遭驻灵台的马继援八十二师骑兵团的突然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回民支队奋勇冲击，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除13人突出重围外，马全德、马全普和其他战士壮烈牺牲。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回民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十多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两百余人的正规军，参加战斗百余次，涌现出了王世平、马全德、马全普等数十名优秀指战员。回汉族战士们并肩战斗，用鲜血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创下了不朽的业绩。为了纪念这支回民支队，“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专门记载了这支回民支队武装斗争的光辉业绩。
  （张志英）国共谈判划县界1936年“西安事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总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前提下，向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为了加强团结，缓和矛盾，保持革命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1937年1月，奉关中特委指示，新正县与国统区正宁县划分临时行政区域界线。
  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廷藩，以前曾长期在新正县工作过，对这里情况熟悉，关中特委决定调他回新正县担任划界谈判首席代表，并派特委统战部长杨载泉协助工作。国民党正宁县方面由县长朱门为首席代表，成员有县教育科长巩保初等人。为了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双方都邀请有评判员。新正方面的评判人是当时驻防罗川的红一师政委邓华，正宁方面的评判人是国民党平凉党部书记（姓名不详）。谈判地址设在正宁县府所在地山河镇。
  为了充分做好谈判的准备工作，事前邓华、杨载泉、郭廷藩对谈判的原则、斗争策略及应注意的事项，在一起进行了认真研究。商定谈判总的原则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维护党的统一战线；在斗争策略上，坚持原则性，掌握灵活性，既坚持斗争，又作必要的让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新正县通过统战对象、开明人士、正宁县商会会长张赞臣先生将谈判事项及日期告知朱门。
  郭廷藩和杨载泉第一次赴山河镇谈判时，朱门带领县政府公务人员和自卫队在东城门口列队夹道欢迎，虚张声势，摆出一副确有会谈诚意的姿态。然而在谈判桌上，他以没有接到上司命令为借口，拒绝谈判，谈判处于僵局。为了使国民党方面不至于把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名加给我方，谈判只得暂时休会。
  会后，郭廷藩、杨载泉将谈判情况向邓华作了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谈判方案。邓华指示对朱门要采取政治攻势，宣传团结抗战的重大意义，并要他明确表示对抗日的态度；必要时可以讽刺挖苦，使其理屈词穷，无理反驳；但要切记不能训斥，以免扩大事态。
  在第二轮谈判中，狡猾的朱门避席不出，暗地出谋划策，让教育科长巩保初出面谈判。巩保初一开口便重弹朱门的老调，说：“在未接到上司命令之前，我们没有理由擅自划界。如果你们要硬划的话，那我们只好卷起行李回平凉交差。”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威胁手段，完全在我方预料之中。郭廷藩当即胸有成竹地批驳说：“目前国共两党已实现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我们同友区划清地界，是为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维护国共两党合作，顾全大局，以利抗日，这就是最充分不过的划界理由。你们口头上拥护联合抗日，但实际上却借故生非，制造矛盾，动不动就要卷起行李走，难道这就是你们抗日的诚意吗？”巩保初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只好说：“这样大的事，我一人无法做主，还得请示县长。”说着便离席而去。
  过了一阵，朱门和巩保初一起来到谈判会场，他边向郭廷藩、杨载泉点头，边说：“失陪了，失陪了。”郭廷藩说：“朱县长是公务缠身的大忙人，我们可以谅解。刚才的谈判情况，想必巩科长已告诉了你，看来还得县长老爷亲自出马。”朱门受到讥讽，显得十分尴尬，非常难为情地说：“巩科长向我简单地谈了刚才的会谈情况。关于划界，我们可以商榷。但是，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你们的游击队还包围着我们的一个镇公所，又缴了我们一个乡公所的十几枝枪，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郭廷藩当即回答说：“我们马上调查。若有此事，立即解除包围，如数交还你们的枪支。”会后，经过了解，朱门所反映的情况确是事实。原来长乐游击队队长王玉因不明国共合作的情况，带领游击队包围了柑柏树镇公所，还有一支游击队缴了另一个乡公所的十多枝步枪。新正县政府随即命令游击队解除包围，退还所缴获的枪支，立即撤回根据地。
  由于朱门答应同意谈判，于是郭廷藩、杨载泉又去找邓华，研究下一步的谈判策略和部署。邓华指示：“既然朱门同意协商划界，你们马上向他要来三张正宁县的地图，先根据我方的意见，在地图上划个界线，拿到会上谈判。我们划的界线朱门肯定不会答应，必然还要讨价还价，到时我再出面谈判。”当时，我方的主导思想是，凡是我们建立了乡政权的区域，都应划归新正县。具体界线是：西南从上南坡头起经西沟、半川、西王阁，东北接连东西五畔、杨畔、巩畔，西边包括五区长乐。
  在第三轮谈判时，朱门看了我方划了线的地图后，极力反对，说什么你们这样划，我们只留下山河镇一个孤城了，我们是不会同意的。郭廷藩说：“你们本来就是一座孤城。我们划的这些地区，都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如果划给你们，那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双方争执不下，邓华出面调解。他从抗日大局出发，要我方作必要的让步。提出可以把西王阁、西五畔划给对方。即使这样，朱门还不满意，硬要把五区长乐划给他们。郭廷藩坚持不肯让出。后经邓华调解，又把五区长乐划给对方。邓华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摩擦，团结抗日。
  划界大局基本已定，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朱门突然召集五个镇的镇长，向我方发难，坚持要把双佛堂以西的地区划给他们。永和镇镇长赵璠抢先发言：“照你们的划法，我们永和镇成了一个有头无身的残人了。”郭廷藩当即反击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个残人，只要你能承认这一点就行了。正宁的土地是属于正宁人民的，应当由正宁人民做主，不能由你们说了算。”赵璠一时无言答对。其他几个镇长见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地域界限确定下来后，我方提出在山河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划界情况，对方也表示同意。
  开会这天，东西五畔、杨畔、巩畔、山河城关及附近数千名群众在山河镇会馆庙参加了划界宣布大会。按照议程，第一项由朱门讲话。邓华事前曾告诫他，主题只讲划界，不要涉及其他问题。但朱门在讲话中却大放厥词，说什么这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一手倡导的等等。第二项由郭廷藩宣布划界情况。他刚一讲完，台下顿时沸腾起来，被划为国统区的群众振臂高呼：“我们不愿受国民党的统治！”朱门多次出面制止，也无济于事。第三项由邓华讲话。他慷慨陈词，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朱门的无稽之谈。他的讲活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这次划界，虽然将新正县的部分地区划归了正宁县，但是，由于我方做得有理、有利、有节，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和支持，促进了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赢得了暂时的和平，为创建新正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文正廉王长明袁永民）邓小平在王录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政部长、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力主调遣重兵开往西安，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阻止内战再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红一军团团部驻宫河镇北头村大地窑，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及政治部驻宫河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农民王度（王振元）家；军团直属部队有警备连（连长曾思玉，解放后曾任武汉邓小平在王录村住过的窑洞军区司令员），工兵连1937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连长黄朝天，解放后曾任军委兵工部副司令员），通信队七分队及电台驻在新城王宪瑞家（距司令部约500多米），炮兵连（连长赵章成）驻宫河寺沟村王四荣家；后勤部驻核桃峪村，随军学校驻南庄村，医院驻东山羊头村；属部第一师师部（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政治部主任罗元发）驻罗川春场，一团驻山河镇，二团驻罗川高家台，十三团驻代家店、五王庄，其中一部驻陕西栒邑麻园村；第二师（师长黄永胜，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肖华（兼），政治部副主任唐亮）驻宁县早胜镇北新城，所辖三团驻宫河镇，四团（骑兵）驻政平，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村。
  教育部队秋毫无犯长期以来，正宁屡遭兵灾匪患的骚扰祸害，人民深受其苦，红一军团前哨部队到达宫河、罗川时，百姓因对红军不了解，人心惶惶，不少青壮年及富户逃离家园，躲在山沟梢林里。时值隆冬天气，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在未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之前，身为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教育部队露天宿营，不进农户，不进庙院，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安排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对红军有了了解，逃离在外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主动腾出地方，打扫卫生，让部队居住。
  当时正宁地瘠民贫，农村房厦极少，绝大多数群众住在地坑院或沟边窑洞里，而且比较分散。为了便于住宿，又不影响群众，部队因地制宜，划整为零，分散驻扎，能住一个班的就住一个班，能住一个排的就住一个排，小户人家一般不住，保持相对集中；一律打麦草地铺，统一居住；军民同用一个灶，群众先做先吃，部队后做后吃，有统一的时间要求，由部队发号施令；部队所用的柴、米、油、盐及蔬菜由专人管理，绝不占住家户的便宜；军民同用一个水缸，由于用水量比较大，通常都是由部队负责挑担；群众的打麦场就是部队的操练场地；部队对老年人十分敬重，对小孩十分疼爱，灶上凡是做下好吃的东西都要给老人、小孩盛上一碗送去；平时借东西有借有还，损坏东西照价赔偿，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特别讲卫生，平时把各家各户院落、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为群众治病；南方籍的战士都会打草鞋、织麻鞋，他们耐心地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住家户。罗川红军驻地一房东喜得男孩，住在这家的红军战士闻讯，纷纷向孩子的曾祖母祝贺 “四世同堂”之喜，并给孩子送去了军用被单、军衣和小洋瓷碗，群众深受感动。红军严明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少妇孺无不交口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邓小平在王录村据梁必业将军回忆（见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384～386页）：
  一军团于1937年1月8日进至东里堡，2月22日，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录）。为了进一步开赴抗日战场作好准备，红军开展了较为集中的军政训练。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在黑板上。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在王家楼（录），我们住一个小院子（王度家），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在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个 “克拉克 ”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五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实为主任）杨尚昆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同志在宫河镇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参会同志留影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已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录）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录）。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小平同志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有两年时间，他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对问题抓得住，放得下。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其他问题放得开。
  一军团政治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干部七八十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破坏部和总务处。其中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当时红一军团还由政治部负责编办报纸，用石印机印刷。印刷车间在距王录村二三里之遥的核桃峪村。邓小平经常徒步到印刷车间去审看报纸校样。4月17日至20日，红二方面军政委、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任弼时在宫河镇召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及援西军、庆阳步兵学校（中国抗日红军教导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代表党中央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邓小平和刘伯承、李富春、林育英、袁国平等参加了会议，并负责组织干部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发动群众募捐抗日军粮1937年2月，红一军团及属部初到宫河、罗川、山河等地时，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从中作梗，部队粮草供给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政治部所属民运部依靠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募捐抗日军粮。当时的政策是有余粮者多捐，没余粮者不捐，绝不动用群众的口粮。为了抗日救国，群众热情很高，纷纷慷慨解囊，有捐几斗的，也有捐几石或几十石的。在宫河、长乐、罗川等地设有收粮专库，由部队派人过秤、管理，地方地下党组织或抗日救国会派员积极协助。凡是捐粮的群众，部队都打给收条。民主人士、原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会长张振襄（赞臣）自愿捐献抗日军粮25石。在他的带动下，宫河富户王立轩，山河一带富户王培兰、刘运昌、刘耀奎、张成祥、李胜义、王天笔、杨俊才等给红军募集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粮。红军撤离后，大部分群众担心国民党政府搜查支持红军的凭据，将捐粮收据烧毁，也有丢失了的。2月29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和时任国民党正宁县县长的朱门共同出据向长乐珍庄村穆平辉先生借粮26石。借据内容为：穆平辉先生：本军此次驻扎正宁一带，整理训练，需要粮食，在本军军费未解到以前，决向先生借粮二十六石，将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抗日胜利之礼。
  人民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正宁县县长朱门
  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朱门向穆平辉出具的借据此据一直由穆平辉先生保存。时隔40多年后，其子穆长青拿出借据，要求地方政府兑现借粮款。经逐级上报研究，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于1994年12月6日给穆家付借粮款80680.6元（小麦26石，折合6500公斤，每公斤时价1.40元，共折价9100元。在折价粮款的基础上，按当时行银行储蓄存款8年期利率17.1％计付利息，46年共付息71580.60元，本息总计80680.6元）。此事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维护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声誉，深得民心，被广泛传颂。
  建立地方抗日救国会和党的地下组织红一军团刚到正宁，邓小平就和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商谈，向朱门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讲解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转达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关于同意红军接防的电报，宣传抗日政策，陈述利害，和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红一军团政治部所属民运部组织群众演讲会，张贴“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及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释放爱国 “七君子”等内容的标语，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儿童教唱抗日歌曲。当时流行最广泛的一首歌曲是：“打东洋，上战场，前方打，后方帮，男女老幼一齐上。往战壕，送子弹，抬担架，救护忙，抗击日寇保家乡！ ”全县各乡村普遍建立抗日救国会，正宁县抗日救国会是在红一师政委邓华主持下于罗川成立的。主任彭天禄，副主任邱立山，委员焦永治、王福林、王凤翔、史得财；宫河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王龙月，副主任刘天有，委员周忠议、王俊、王贤、周德。各联保、保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长乐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曹西山，副主任刘万盈，委员杨廷茂、杨生兰、樊致通；山河地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冯树勋（共产党员，是由关中特委委派的），副主任朱门、王秀刚，委员张振襄、马孟乾、杨胜仁。
  根据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的指示，各级抗日救国会还开展了禁止买卖和吸食大烟活动，成立戒烟所，采取有力措施，强迫烟民戒烟。在妇女群众中，提倡放足，破除陈规陋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随军学校组织宣传队，走村串户宣讲戒烟和放足的好处，尤其是女战士通过具体事例，现身说法，对倡导和带动妇女放足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在组建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在驻地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先后在周家、上冯坳、牛家沟圈、康家、燕家、东里、西里、东山羊头、南北堡子、岳家堡子等村庄发展了周富选、周忠汉、周德、牛新科、董虎山、樊振贤等40多名中共党员。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受部队党组织领导。1937年四五月间，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周富选任支部书记。不久，纪纲支部成立，樊振贤任支部书记。从此，宫河国统区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两个支部最初受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领导，红一军团撤离后，归属中共新宁县县委（地下）领导。这批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星星之火，渐渐形成燎原之势。1939年前季，中共宫河区委成立，周忠汉任区委书记，周儒任副书记。到1942年，中共宫河区委（地下）下辖东里、康家、牛家沟圈、燕家、梁家、周家、北极、高丽坊、相公镇、早胜北新城、中村11个支部。
  盛况空前的军事体育运动会1937年5月初，红一军团及属部在宫河镇北头村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军事体育运动会，主会场设在新城西边一片开阔地里，占地约二十多亩。事前，战士们在司令部通往主会场的路上，用松柏树枝及鲜花搭了三道彩门，横额用红纸写着“朱德门”三个大字，大门两边贴有对联和彩色标语。会场北边重新修筑了一个大土台，既当观礼台又作舞台。会场四周用白灰画了警戒线，部队及前来参观的群众各有自己的方位。凡是有通道的地方，两边栽有一排排水缸。运动会开幕的这天，天蒙蒙亮，家家户户就开始烧开水，然后由参加运动会组织工作的男人们负责把水送到主会场，倒进水缸并加上木盖子。这些水缸都是各家各户主动支援的。由于天热人多，饮水量大，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前来送水的人络绎不绝。5月1日，天气晴朗，碧空如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运动会隆重开幕。朱德总司令专程由洛川前来出席了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红一军团及属部第一师、第二师的各位首长。会场人山人海，声势浩大，气氛热烈，军号激越，催人奋进。比赛项目有列队、刺杀、投弹、木马、平台、单双杠、长跑、跳高、跳远、体操、篮球、马术等。尤其是骑兵的马术表演特别引人注月，由不同毛色马匹组成的马术队，按照号令，时而组成黑色方队，时而组成红色方队，时而组成白色方队，时而组成黑、红、白相间方队，战马很听指挥，步调一致，队列整齐，井然有序。越障碍、跨沟壕、钻火圈、救伤员等精彩表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喝彩和阵阵掌声。七天后，举行了运动会闭幕式，朱总司令和红一军团首长左权、聂荣臻、孙毅、邓小平等向成绩优胜者颁发了奖状，并作了重要讲话。
  运动会期间，部队文工队于晚间演出了精彩的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文艺节目。特别是《流亡三部曲》、活报剧《请放下你的鞭子》《劝丈夫》等感人至深。时年9岁、现年77岁的宫河村五组老人王忠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演出的一个小节目：两个日本兵到东北一村庄奸杀抢掠，村民满腔愤怒，但假意热情招待，在饭菜中放入了砒霜，最后毒死了两个日本兵，全村青年人都结伙参加了抗联。这些文艺节目对于唤起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动员作用。
  这一盛况空前的军事体育运动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年的孩童、如今健在的高龄老人，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记忆犹新，津津乐道，赞叹不已。
  同仇敌忾共同抗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撤离正宁、宁县，开往陕西三原参加改编，奔赴抗日前线作战。第一师在罗川城举行了抗日誓师动员大会，部队和当地群众有数千人参加。师长杨成武作了重要讲话，他慷慨陈词，声音洪亮，论理透彻，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激情空前高涨。会场上“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在山谷里引起久久回响。邱立山代表正宁人民在会上表示了抗日决心，并把一面绣有“抗日先锋”大字的锦旗赠送红一师。
  部队撤离宫河的前一天，军民共同会餐。许多群众拿出自家的猪肉、鸡蛋、粉条、黄酒等食品慰劳红军将士，依依不舍地话别；抗日救国会动员妇女群众为部队捐赠了军鞋。
  部队开拔的当天，群众主动送行。青壮年们为了尽一分抗日的心意，或肩挑或畜驮为部队运送辎重物资，一直送到陕西省栒邑县土桥镇，被再三谢绝。送行人员返回时，部队给每人发了5元钱的补助费。邓小平使用过的衣架、脸盆、脸盆架在部队驻防期间，因受红军的宣传教育，不少热血青年主动参军，立志报国。宫河的王钟、张世昌、张茂子，罗川的代彦禄、王凤翔，周家的王克攻、杨振华、王万年，西坡的曾德财等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他们参加过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和日寇作过殊死的斗争。他们当中有的人冲锋陷阵，捐躯于沙场；有的人视死如归，就义于刑场；有的身经百战，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张世昌和张茂子系同胞兄弟，同时参军。弟张茂子阵亡于“百团大战”，兄负伤致残，复员回乡。王钟于1946年6月奉命由延安返回原籍开展工作不久，不幸被国民党镇公所抓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身份及党的机密。后被押解至宁县县城秘密活埋，时年29岁。七七事变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同志接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在王录村住了将近五个月，他精干练达，平易近人，生活十分简朴，宣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群众很爱听。宫河抗日救国会主任王龙月是王录村人，家距政治部很近，又因工作关系，曾多次聆听过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诲，彼此很熟悉。据王龙月的儿子王浩文回忆：当年邓小平曾挥毫为他父亲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出言须防开口错”，下联是“交人只要到头真”，被当做珍品长期保存，可惜毁于解放前夕的一次战火之中。当年，邓小平住在农民王度家用过的木脸盆架子、挂衣服架子，解放后王度捐献给国家，现保存于庆阳市博物馆。
  （王长明王立明）陕北公学办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为了加快培养政治理论干部，中共中央于9月份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当时从全国各地涌来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延安的陕公、抗大（抗日军政大学）校舍都不够分配，于是在1938年春，陕公在新正县湫坡头区（四区）看花宫乡（一乡）办了一个分校。
  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是同郭沫若同志创办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一位健将，也是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位理论家，还是经历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的斗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是一位从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党的优秀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教育长是邵式平，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方志敏一道创建赣东北苏区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政治部主任是周纯全，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学校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校务处（下设管理科、会计财务科）、教务处（下设教研室、图书室）。校党委书记是申力生。校党委下辖有学生区队党的总支以及学生分队党的支部。
  在陕公就读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大后方来的，有一部分是从南洋来的，也有少数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按分队、区队组织起来，设有37、38、39、41，共4个分队。同时，学校又把学生按全校为营、区队为连、分队为排的形式组织起来，学习军事知识，搞军事演习，防特除奸。当时的38队为女生队，有120多人，以四川、广东、广西人居多，张琳（成仿吾夫人）、陈怡任队长。
  陕公办学分为普通班和较长期的高级研究班。普通班学习期限一般三个月为一期，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限则一年为一期。学习的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知识。上午上课，上课都是上大课，没有课本，没有讲义，一般是教师讲，学生听记。下午讨论、自习、阅读、作笔记。政治课教师有李凡夫（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何干之、陈维实、李惟一、温纪泽、李达等。军事教员是一名长征干部。公学的业余生活丰富多采，经常举办球类比赛、军事演习；每周定期举办的文娱晚会，参加的人不下千人。此外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的何家山开过荒地。
  学校的生活待遇很艰苦。除麦面、蔬菜、粮油由公家供应外，每人还按月发给少量生活补贴。标准是：学员1元，干部1元5角，教员5元（当时每斗麦价值8角钱）。
  陕公新正分校自1938年春开办，至1939年6月搬离，培养出上千名学员。这些学员有的上了前方，像1938年毕业的，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有些回到大后方，做了地方工作。女学员大部分上了医科大学。他们有的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年青的生命，大多数在解放后则成为党在各条战线的中坚和骨干。
  （王立明）鲁迅师范与新正鲁迅师范于1937年春创建于陕北延长城内，是一所培训小学教员及初等教育行政工作人员的学校。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将鲁迅师范迁至关中分区新正县。4月1日，鲁迅师范教职员工10余人、学生130多人连同教学设备一起迁至新正县长舌头区（三区）马家堡乡（八乡），校长为林迪生。学校下设教务、训育、总务3个处。
  学校初到新正，什么设备都没有，房子是借老百姓的或利用旧庙宇，寝室也兼作教室。学校买了500个圆凳子，使每个师生都有凳子坐。还在社会上募捐了100多本书。同时，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打了13孔窑洞，缓解了校舍困难。4月3日，鲁师举行编级考试。考后，130多名学生编为3个班：2个班为师范班，住昌盛堡；1个班为预备班，住在马家堡。这些学生，70％来自边区各县和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
  学校所设的课目有国文（每周6小时，选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各种文章）、算术（每周4小时，复习高小算术，学习珠算）、中国历史（每周3小时，主要讲习中国近代史）、中国地理（每周3小时，主要讲习抗战急用的地理知识）、社会科学（每周4小时，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等23部分）、政治（每周3小时）、游击战（每周2小时，主要有平原、山地游击战术等）、军事（每周2小时）、自然常识（每周2小时）等。教员授课多是讲提纲，学习偏重于集体学习，教员讲过的东西，各小组分开讨论，教员也参加讨论。
  学生编划为班，班设班主任，直接领导全班的学习生活。同时每班设正副班长2人，正班长管理学习，副班长管理生活。每班还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均有组长。另外，全校按军事编制成立排、连、营建置。学校还成立了学生俱乐部，由训育处负责，内设3个股，即地方群众股、伙食卫生股、文化娱乐股。主要任务是培养、发扬学生的民主作风与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因为鲁师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友区，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所以训育处通过俱乐部训练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召开校务、教务、训育、总务各处的会议，都安排各班的学生代表参加讨论。伙食方面则完全交由学生管理。地方群众工作也强调学生多参与，目的就是既要让群众正确认识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才能。学校把全校学生分成若干队，每队指定一定的乡村，放手让他们去发动群众。教职员工也分配到各队里去，每星期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都下乡去搞宣传。同时也搞优抚工作，帮助老百姓收割粮食，给小学教员教唱歌曲。
  鲁师在新正办学时期，正是和平环境时期，学生努力学习，教职工积极工作，寒暑假都没有放假，足足上了11个月课。鲁师师范班原来规定上6个月课才毕业，但因种种原因，有些只上了3个月甚至1个月就毕业了。师范一、二班于1938年8月毕业，三、四班于1939年2月毕业。1938年4月，为解决边区各县小学教员缺乏的问题，鲁师专门从师范班中选了28名文化基础较好的学生，办了一期为时1月的强化培训班。该班学生5月底毕业后就分配到关中下属各县及庆阳等县工作。1939年3月，鲁迅师范搬到赵庄，校址校舍都比马家堡时强多了。陕公送给鲁师许多书籍，连同过去捐募的图书共有1500余册。班级也增多了，有师范四、六、七3个班，还设有预备班。同时还开办了一个培养县、区级教育行政干部的高级师范班。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从3月份起也开始了劳动生产，共开垦荒地600亩，种了200亩糜子。1939年5月，驻栒邑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挑起了摩擦事件——“栒邑事件”，为了确保鲁师师生的安全和学校的正常办学，学校将女生以及年幼的学生搬往新正三区（长舌头区）一乡（雷庄乡）办学。7月份，随着局势的好转，鲁师根据边区教育厅指示，又移往安塞，与边区中学合并为延安师范。
  鲁师在新正县办学计16个月，毕业了5个班（含1个速成班）的学生，培养了300多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才，为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立明）关中师范在新正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在新正县第三区马家堡（今旬邑县职田镇马家堡，时属关中分区新正县）正式成立。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王佰勋任党支部书记，刘瑞芬任副校长。3月30日，关中分区在马家堡召开 “讨汪（汪精卫）大会”，关中师范全体师生也参加了大会。习仲勋在会上向群众作了揭露批判汪精卫投日叛国的工作报告。会毕，在关中剧团公演秦腔《三岔口》之际，驻职田镇的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竟从驻地的围墙上向马家堡会场开枪射击，致使戏剧停演。所幸的是，参加会议的干部、师范师生及群众均安然无恙，但预备三师部队不断运动，有侵犯边区的迹象。分区党委领导当即决定，所在地区党政机关和关中师范立即迁移。当天夜里，关中师范全体师生奉命迁到离新正县马家堡约20里的三嘉原索罗村。该村是个只有10多户、100多口人的小村，忽然迁来一所100多人的学校，吃饭、住宿都有很大困难。但在当地干部及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下，群众两三家合住一院，腾出院落和窑洞让关中师范的师生居住，有的教师还和群众住在牲口窑里。当时，师范设有附小，高年级的20多名学生也随师范迁到索罗村，而低年级学生都是马家堡村的娃娃，未来得及搬迁。高年级学生到三嘉塬并入南庄子初小，并将校名改为关中师范附属小学。
  索罗村各方面条件都比马家堡差。没有房屋，用窑洞做教室，没有桌椅，大树底下成了最好的课堂，借用群众门板作黑板，每个学生制作一块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三嘉塬没有驻扎边区部队，学校虽然在后方，但离职田镇国民党驻军比较近，师生的安全仍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学校师生在村口修了碉堡楼，学生日夜轮流放哨，夜间教职员工轮流查哨值班。
  学校的课程参考边区教育厅颁发的《边区师范学校章程》，开设了国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等。依当时战争形势的要求，还增设了军事课，请当地有军事经验的干部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游击战争及一般军事知识，讲怎样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工作。再就是补充课、课外报告，由学校生活指导处根据学校师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来拟定项目，由校内教师兼任或请地、县领导讲授。补充课规定安排在每周六的上午，下午为全校的 “救亡日 ”，主要为学生会的活动。当时学校教师少，每个教师除教课外，还得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工作很辛苦。教导主任刘耿兼代政治，李达教历史、自然并兼总务主任，石大康（黄兢）教国文、音乐并兼一个班的班主任，贺三多教数学兼学校保卫工作，刘瑞芬副校长除负责学校全盘工作兼讲教学法、时事报告而外，还兼做群众工作。除国文外，其他课程都是教员自编教学提纲，经教导会议讨论通过后，教员在课堂上讲，学生记笔记。每周最少还有两次学习讨论会。
  根据关中分区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提出 “巩固教学，保卫关中”的口号。所谓“巩固教学”，就是使干部师生精诚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认识，把学校办好；所谓“保卫关中”，就是学校积极配合当地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的武装斗争。因此，学校成立了一个宣传教育委员会，主任由副校长刘瑞芬兼任，下设三个股，创作诗歌小调，编办宣传墙报，演出小戏，每周组织宣传队去关中分区所在地 ——长舌头集市搞一次宣传活动。并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开荒种地。因无劳动工具，就和群众 “换工 ”：学校师生为群众的小麦锄草，群众用牲口为学校开垦荒地。先后开荒150亩，种植蔬菜60亩、糜谷90亩，进一步密切了学校和群众的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抢占了马家堡，还不时步步紧逼边区。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来校作了时事报告，并传达了分区党委为了学校师生的安全，准备让关中师范迁移的决定，初步决定先迁移到新宁县，再不行，可北迁至南梁老家。
  不久之后，由于形势危急，学校奉令于1940年5月24日开始往新宁县傅家山迁移。同年8月中旬，又由傅家山迁回新正县三区后掌村。11月24日晚，师生又急行军迁到陕甘交界的蜈蚣洞。关中师范成立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竟然四次迁移校址，反映出战争年代的特殊形势给关中师范带来了极大的磨难。迁址马栏后，关中师范更名为马栏师范，培养了大批战争急需人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秉德）董虎山与80里地下红线1934年2月，董虎山被谢子长派到正宁县宫河一带去搞党的地下工作。董虎山从小就是给地主拉长工的。因为是拉长工出身，所以他这次出去搞地下工作，仍然按组织上的意图装扮成打短工的样儿，从保安县来到了宫河一带。
  到这个地方不久，董虎山就选定最穷最苦的寺底村落了脚，给人铡草、锄地、修庄基。特别是由于他有一手盘锅灶的巧手艺，因而寻他帮忙的人特别多，这就给他创造了广泛联系群众的良好条件。寺底村距宫河镇很近，他一方面替别人做工，一方面打探敌人的活动情况，还联系、串通苦大董虎山像仇深的贫苦农民开展对敌斗争。宫河虽是个小集镇，但它当时地处甘肃省宁县、正宁和陕西省长武、邠县的交界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敌人在这里活动的派系也很多。这里的农民大部分是当地富户的佃农，每年粮食一打下来，几乎全部交了租子还了债，劳累了一年没吃穿，他们对地主老财怀有刻骨的仇恨。谢子长、刘志丹同志曾带领红军到这里活动过几次，给这一带的贫苦农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董虎山利用干活闲谈的机会，给一些穷哥儿们宣讲为什么穷的根源，讲苏区革命给穷人带来的好光景等革命道理，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遵照党的指示，董虎山把了解到的敌情、民情、社情和地理环境默默地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借外出做工的机会，到苏区向谢子长和党组织汇报。根据上级指示，董虎山首先在宫河发展党员。按照当时的原则，发展党员必须一个一个单独地秘密发展，差不多都是深夜里在野外进行入党宣誓的，规定上至父母，下至妻子儿女，都不能让知道。就这样，到了1937年，董虎山已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他自己也成了家，扎了根，敌人也不大怀疑他了，群众也更加接近他了。上级党组织决定在这里成立宫河党支部，指定董虎山担任支部书记，继续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到了1942年，在西至陕西长武县相公镇，南至邠县北极镇，北到宁县早胜镇，东到正宁山河镇的广大区域，建立了11个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到了1945年，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200多人，遍布宫河镇到山河镇沿线的各村落，在这一条80里长的敌占区，建立起了一条地下革命红线。
  那时候，地下党员每三人编为一组，一般十天左右开一次小组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政策，讨论形势，研究如何开展地下工作，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白天，党员们照常干自己的营生，从表面上也看不出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同。一到晚上，就开会布置任务。有的出去贴宣传标语，有的毁掉白天给敌人修的工事，有的割断敌人的电话线..80里长的平原上到处都燃起了革命的火把，使广大劳苦群众辨明了革命的方向，鼓足了革命的信心。革命的力量在不断积聚壮大，敌人在这一带的势力不断遭到打击。
  地下党组织在宫河塬建立了一条牢固可靠的地下情报输送线，并巧妙地派人装扮成担盐的、贩簸箕的，把情报迅速地送出去。董虎山在送情报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查，在扁担背上钻个眼，把情报装进去，再把外面钉好，经过多少岗哨，敌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一直送到西华池，把情报交给上级党组织。以后，宁县的早胜、春荣、良平和陕西邠县等地下党组织搜集的情报，也都由董虎山负责转送，从没有发生过意外。
  地下党组织还经常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兵等活动，千方百计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不断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1946年冬天，国民党宁县政府派来了一个逼款的尚队长，带着一枝手枪，领着两个拿长枪的警察。他们来到宫河，要求每户交二三十块银元，限五天内交齐。不到三天，就捆绑吊打了五十多个群众，激起了民愤。地下党分析研究了形势，董虎山和吕济仓、周维青等，带领三十多个群众，拿着镢头、铁锨，于当天晚上干掉了这三个国民党警察。
  第二天一早，宫河周围的村子一片轰动，墙上、树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落款为八路军某师某团。国民党军政人员听到这些传闻，个个胆战心惊，很长一个时期，再也没有人敢催粮要款了。宫河塬的革命斗争在董虎山等的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
  地下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利用各种关系，在80里地下红线上选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当 “保长”，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以配合地下工作。宫河一带选派了张宗义当保长，这下工作就好开展得多了。甘肃工委的负责同志可以安全来往，并且把80里地下红线当做半解放区。在董虎山的积极活动下，地下红线越来越红，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
  地下党力量的迅速壮大以及几起影响很大的革命行动的开展，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国民党自卫队、便衣队到处搜查地下党的活动情况。1947年农历二月间的一个晚上，董虎山到合水向甘肃工委统战部汇报工作回来不久，国民党派军包围了他家的庄子，将他抓到了宫河镇。
  国民党一个连长几次审问董虎山的姓名、年龄和经历，接着又逼问地下党的名单、编制、活动，问谁是“头子”。不管敌人怎样灌辣椒水、“坐飞机”，董虎山始终装成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民，只说：“不知道！ ”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把董虎山押送到永乐镇胡宗南军第四十八旅。在那里，敌人同样施用了许多酷刑，但董虎山咬紧牙关，未吐露半点地下党的情况。敌人无奈，又把他先后押解到陕西的耀县、潼关、宜川，最后到了西安。见威逼不成，敌人又采取利诱的办法，说只要董虎山交出地下党的名单，可以把他全家搬进西安，每人给100块银元。董虎山毫不动摇，敌人只得把他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敌人日夜用刑，董虎山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疼痛难忍，身上化脓，伤痂退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一直坚信革命必定成功，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秘密。不久，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他被保释出狱。80里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战斗着，直到1949年正宁全境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创造幸福自由的新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留下了一段革命佳话，传颂至今。
  （张志英）习仲勋署理新正县新正县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是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领导人民群众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划甘肃省正宁县与陕西省栒邑县、邠县接壤的地区各一部分设置新正县，并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新正县委员会和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统治的正宁县并存。新正县时辖湫头（辖9乡）、三嘉（辖5乡）、阳坡头（辖6乡）、湫坡头（辖5乡）、长乐（辖7乡）、底庙（辖5乡）6个区。1935年9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更名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11月又更名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6年1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更名为新正县苏维埃政府，隶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管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五顷塬乡南邑村辖。同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关中特委及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贾拓夫任特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关中特区的党政机关驻新正县南邑村（今正宁县五顷塬乡南邑村）。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关中分区党代会上，选举习仲勋同志为分区党委书记；新正县在阳坡头召开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新正县各级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民主政府，改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别为县长、区长、乡长。1938年7月，关中分区党委撤销了新正县委，新正县委原辖的5个区（长乐区1937年已为国民党正宁县所辖）直属关中分区党委领导，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专署各科代行县政府各科职权。
  习仲勋兼任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习仲勋同志在担任关中特区、关中分区主要领导职务及兼任新正县县长期间，革命意志坚定，处事智勇双全，工作雷厉风行，作风朴实无华，深受群众爱戴。1939年后，驻新正县边境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奉行蒋介石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有意制造摩擦，挑起事端，蚕食新正地区。为反击顽军的蚕食，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抗日战争时期新正县行政区域图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习仲勋采取积极果断的措施，组织和扩大新正县地方武装，整顿抗日自卫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新正县边境合理布兵，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顽军，对来犯的顽军以迎头痛击。同时发动群众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送消息，打击顽军破坏活动。还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揭露顽军破坏抗日的阴谋和反动本质。从而制止了顽军的蚕食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权。
  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族聚居的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激化了民族矛盾。习仲勋主持、领导新正县革命活动以后，各级党、政、军组织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回汉一律平等，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领导回民群众参加革命活动，使回汉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民族解放事业共同奋斗。1941年3月下旬，陕甘边区抗日救国会派共产党员、回民干部金浪白、郑毅、芦文秀（后叛变）到新正县西渠、龙嘴子指导成立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大会在胡家湾举行，习仲勋亲临会议并讲了话。对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积极投身革命，为抗日工作多做有益贡献。会议选举思想进步的阿訇蔡登霄为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会长。会议期间，为了助兴，习仲勋调关中分区剧团前来演出祝贺，演出的剧目有秦腔《血泪仇》《石达开》等。这次演出很成功，连一些长期受封建思想和宗教信仰束缚的回族妇女，也翻山越岭前来看戏。
  有一段时间，龙嘴子回民居住区流行病严重，染疾群众日多。习仲勋同志亲自安排，从延安光华药厂买药请医生，及时进行治疗和预防，使患者陆续恢复了健康。回民群众非常感激。群众称习仲勋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爱少数民族兄弟的典范。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抗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设立各级参议会，吸收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青年时期的习仲勋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从1939年到1946年，新正县共召开了3届7次参议会，习仲勋是这一制度的热心支持者和积极推行者。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新正县各级“三三制”选举大纲》，出席了1941年7月25日在新正县阳坡头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并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941年，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保障部队供给，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同志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实行以 “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垦荒开办农场，每年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新正县三区阳坡头村36户村民的典型调查来看，其中原有15户贫农、3户雇农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的生活水平。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共有股金21万元边币，其中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共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区三分之一人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除此外，群众自愿卖给政府余粮8000石，群众购买用于边区建设的公债券7.72万元，超额0.12万元。全县有624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155人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出动长期和临时担架120副、大车867辆、驮畜3654头（匹），用来转运伤员和运送军用物资。新正县发挥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便于农业生产的优势，安置贫困移难民136户365人。习仲勋还十分重视农民扫盲和农民文化工作。当年新正县办起夜校63处，学员1769人；办起妇女半日班19处、识字组27个，参加学习的妇女655人。
  习仲勋在领导新正县革命活动中，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新正县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深知民间疾苦、同情贫苦农民的德高望重的名医。习仲勋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有了交往，以后通过不断地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他在行医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款，掩护革命干部，暗中长期和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以后张治平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儿张清益、孙子张化民先后参加革命。张清益曾荣获“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45年12月5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及西北局书记高岗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
  习仲勋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热爱祖国、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关心民瘼、联系群众的高风亮节，在正宁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群众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张志英）“三三制”与民主建政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的“三三制”政策。同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即《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 “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1941年四五月间，新正县全面进行乡选，具体地贯彻落实“三三制”政策。“三三制”选举的程序是：以村或居民小组（多为20户为1个居民小组）为单位，由选民酝酿提出乡参议员候选人；以乡为单位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乡长和县、乡参议员；县召开参议员会议选举正、副议长，县长和县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及边区参议会议员。当时，新正县有4个区、22个乡、16468人，共选出乡参议员405名、县参议员39名。乡参议员中，有共产党员161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242人；有女参议员10人。县参议员中，有正式议员31名，候补8名；男37名，女2名；共产党员18名，占46％，无党派人士21名。县政务委员11名，共产党员7名，占63％，无党派人士4人。全县22个乡长，共产党员13名，无党派人士9名。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44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2人。共产党员均超过三分之一，不符合“三三制”原则。因此，在1942年进行了补选。此时，全县有乡议员400人，其中共产党员108人，无党派人士292人；有县议员41人，其中共产党员13人，无党派人士26人，国民党员2人。县政府委员11人，其中共产党员3人，无党派人士7人，国民党员1人。共产党员的比例基本变为三分之一。至1944年，由于人事变更，全县重新聘请议员，补充缺额。共有县议员43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31人；有回民5人，女议员3人。“三三制”的选举方法有五种：一是举手表决。首先通过酝酿提出候选人，再由选民或议员举手表决。在乡、村选举中多采用此法。二是投豆。将写有候选人名字的字条贴在碗上，由选举人将豆投在自己同意当选的人的碗内，谁得豆最多谁当选；乡级选举，特别是选乡长时比较慎重，多采用这种方法。三是烧孔。由选举人持香在被选举人名下穿孔，谁孔多谁当选。四是票选。县参议会选举，一般都采用投票的形式。五是聘请。有的乡长或议员被罢免，因工作调动自然减员，或者上级物色的人选落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临时聘请的办法予以补充。
  新正县早在1939年1月就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在当时，只有县上才有参议会，乡一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在参议会实行 “三三制”民主选举是1941年才开始的，至1946年，共召开5次参议会。其具体情况是：1941年四五月间进行乡选，约在6月间召开第一届第二次参议会。
  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在全县乡选的基础上，于1941年7月25日至29日召开。到会议员27人，候补议员3人，其中女议员2人，回族议员2人。并聘请10位公正绅士参加，内有2人系清末秀才。会上，关中分区专员兼新正县县长习仲勋报告了新正县的政府工作，并选举了县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会成员。
  会议通过提案21件，计有：加强役政，改善兵役制度；调整劳资关系，确保雇主利益；加强回汉团结，帮助回民区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加强学校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普遍推行新文字，以扫除文盲；成立国医研究会，加强卫生保健工作；保护森林，严禁砍伐；禁止贩卖、吸食鸦片；反对顽军进攻边区，保卫新正安全；加强群众武装，开展锄奸保卫工作；加强青年工作；彻底解决土地纠纷；进一步巩固军民团结；拥护边币，平抑物价；发动人民大量运盐，帮助友区渡过盐荒；更进一步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加强优待抗属工作；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救济灾难民，保障物质生活安全与加强卫生工作；加强经济建设；统一抗战动员合理负担，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负担等。
  会议通过决议五项：一、通过工作总结和指示；二、巩固边区内外各抗日党派各阶层的团结；三、彻底实施民主政治，巩固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四、加强各种抗战动员；五、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于1942年5月26日至6月2日举行，改选了常驻议员、政府委员。通过选举，纠正了上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人数过多的问题。通过提案16件，计有：保卫边区，扩大武装；执行兵役制度；彻底实行“三三制”；救济难民，反对排客；改善民习，巩固社会秩序；执行婚姻法令，加强社会教育；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资；注意保管公粮公草等。1942年9月4日至6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三次参议会，到会议员19人。主要讨论了征粮与乡选问题。
  第二届第四次参议会于1944年8月27日至30日召开。会议通过提案24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13件，文化建设6件，军事提案3件，民主团结2件。1946年1月7日，新正县召开第三届参议会。到会议员30人，邀请劳模及专署、县政府、驻军、乡干部20余人列席会议。
  自第三届参议会以后，战争日益吃紧，特别是1946年12月30日（古历腊八），胡宗南以3个旅之兵力“合围 ”关中之后，新正县参议会不复存在，“三三制”也随之消失。
  （王立明）唱红全国的《绣金匾》脍炙人口的《绣金匾》是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新正县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奇葩，在中国民歌艺术殿堂里绽放着璀璨的光芒。起先创作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他祖籍陕西商南，生于1916年。1918年因灾全家出外逃荒，其父携带全家沿门乞讨度日，受尽磨难。1923年在陕西鄜县（今为富县）羊圈沟居住下来。庭有给人放牛羊，伙食自理，每日仅得一小串麻钱。13岁后开始种庄稼、务农活，冬天闲时上山打柴，挑到县城去卖，以维持生计。18岁上患“出水病”后又得“柳拐子”病。恰在此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与兄长分手，离开，了生活12年的羊圈沟，独身流浪，靠给别人拉长工、打短工谋生。在此期间，曾被国民党部队拉壮丁关押了3天，后伺机逃脱。直至1936年，汪庭有流落至新正县马栏区三乡 ——杨家店子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干活认真，不计报酬，逐渐成为方圆一带小有名气的巧木匠。汪庭有没有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当地的民间秧歌。当年当放羊娃的时候，他深受同伴们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在马栏期间，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新气象，给汪庭有的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地搜取和提炼，于是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他便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在编歌的过程中，由于不识字，有时刚把第一节编好，编第二节时，往往又把前面的忘了。为此，他想了个法子，每节编好后，教给村里孩子唱，当他忘了时，村里孩子记住了，这样就克服了不识字的困难，编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在当时的马栏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唱他编的歌。像《表顽固》，这是一首长歌，分12个月来唱，每个月8句，详细地叙述了友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受顽固分子蹂躏的痛苦，唱起来很动情。1944年，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会上，他以 “珍珠倒卷帘调”唱给中央领导和与会同志听，得到了一致夸奖，并获得“甲等艺术英雄”称号，受到表彰奖励。当时，著名作家、诗人艾青撰文《汪庭有和他的歌》（《解放日报》1944年11月8日第4版），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接着他还编了一首《防汉奸》，也很有名。他编的歌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后来传唱了几十年的《绣金匾》。《绣金匾》最早叫《十绣金匾》，歌词是：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八路军大生产；四绣军生产，比民忙大半，夜晚间守警戒，白天务种田。
  五月五端阳，金匾绣得亮，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
  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得圆，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得长，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
  冬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极富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达爱情的信物，汪庭有觉得给政府、领袖、部队送荷包不合适，因此借用其调改名为《绣金匾》，来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红遍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 “十绣”被精炼为 “三绣”：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后，歌中又增加了歌颂周总理的内容，前四段保持原貌，将原版的 “第三绣”改为：“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经歌唱家郭兰英在中央电视台一演唱，再度热起来，响彻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革命民歌，寄托了亿万中国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眷恋和缅怀之情。
  汪庭有是解放区培养的农民歌手，可以说，没有汪庭有，就没有这首艺术生命之树长青的优秀民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从事音乐创作、演唱的文化人，大都不知道《绣金匾》是一首陇东民歌，诞生于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作者叫汪庭有。现在出版的凡收录《绣金匾》的歌曲集，多数注明 “陕北民歌”，不见词曲作者汪庭有的名字。我们想，应该到了为《绣金匾》词曲作者正名的时候了！（张志英）接生新法的推广20世纪40年代初的新正县乃至陇东地区，孕妇生产仍沿袭着上辈流传的在炕上跪下生的旧式方法。接生婆往往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太婆（人们习称老娘婆），不讲究卫生，接生时不剪指甲不洗手。剪婴儿的脐带，用的是不消毒的剪子，甚至随便用瓦碴、碗茬或桃黍（高粱）秸秆割断，用旧棉花一包了事。产妇产后在炕上铺些土或灰，要整整坐三天三夜才敢睡下；产妇产后要喝三天米汤，以后才给饭吃，家里即便有新鲜蔬菜、鸡蛋、鸡肉等有营养的东西，都不能吃，怕产妇吃了肚痛拉痢，只给吃烤干的馍馍或烙馍；产妇在产后的休养，至多30天，便照常劳动；产妇“坐月子”，窑里门窗更比平时关得紧严，一点也不透空气。这些旧有的不科学、不卫生的接生方法和对产妇的待遇，给大人小孩都带来了严重的疾病和灾难。有几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陇东地区16个助产学员的统计结果表明，104个产妇生产了104个小孩，活了49个，死了55个，婴儿死亡率为53％；新正县三区（长舌头）一乡阳坡头，1944年二三月间，有7个产妇分娩，所生7个婴儿，因接生不卫生，得“四六风”等疾病死了4个；三区一乡雷庄张维恭兄弟4人，先后娶了5个媳妇，因生小孩得病死了4个，兄弟4人中3个就一直打着光棍。
  鉴于此，陕甘宁边区政府着力推广新法接生，举办了接生学校，为边区政府各分区、各县输送了一些接生人才。1944年4月，新正县南岭张老汉的媳妇难产，经过驻军卫生部王部长抢救，母子均平安，这件事引起了不少干部群众和卫生人员的注意，认识到了新法接生的重要性。但农村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家长怕妇女接受新法接生后变成 “公家人”，还有的怕妇女见了世面，有可能和丈夫闹离婚，就不愿妇女报名参训；再加之农村的许多老接生婆对新法接生的看法还比较顽固，所以在新正县大面积推行新法接生首先面临的是学员难招的困难。
  新正县第一个“接生训练班”是1944年5月间在长舌头区雷庄乡，由“义仓英雄”、新正县合作社主任张清益创办的。当时新正县政府刚提出办助产训练班，干什么工作都不愿落在人后的张清益就考虑先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班。县长郭廷藩见他有这个想法，就鼓励他试办，并派西安接生学校毕业、从事卫生工作的李静同志去当教员。
  张清益从县上回来后，走东家进西家，出这村入那村，以本村张维恭兄弟4人娶了5个媳妇生孩子死了4个媳妇，和阳坡头7个婴儿死了4个的事实，动员妇女受训。经张清益动员后，自愿接受训练的有5个妇女，其中3个是50岁以上的，2个为29岁。动员到了学员，办训练班就有了基础。新正县委、县政府对办这个班很重视。县政府借给了3斗麦，雷庄乡政府供给了柴禾，乡合作社供给了油盐、火柴、纸笔，运输队负责驮水。县委书记史梓铭的妻子能写会算，担任管理员，负责搞服务工作。
  训练班安排在漆树沟中借用的两孔窑里。李静第一天当教员，领着自己两个又白又胖的孩子，无形中扩大了新法接生的宣传效果，所以第二天，班上就增加了2个妇女，第三天又增加了4个。
  班上一共有11名妇女在受训。
  授课内容分接生方法、育儿知识、妇女卫生三大块。授课方法也很灵活，先是教员讲，后启发学员发问，再由教员解答。讲课时教员用学员们知道的身边的实际事例打比方，用通俗的话语讲解，并开展不拘形式的讨论。教员和学员生活在一起，做饭一齐动手，饭后抓紧时间共同温习上午的授课内容。
  接生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一、产妇改直生（跪生）为斜斜子（睡下）生；二、接生剪脐带用的剪子、线、布片等物，都要开水煮过，收拾干净，不能用脏东西。三、接生时先剪掉自己的指甲，洗手，最好用烧酒把手擦过。四、产妇坐土最不卫生，最好用洗干净的布片、棉花做成垫子，或者买些麻纸，蒸晒后垫在身下，筛过、炒过的“灰”也可以。脏了就换。五、给小孩用温水洗澡，常换衣服。六、产房门窗关紧，不通空气，又睡热炕，最容易使大人娃娃得病。应该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室内要清洁，要消灭苍蝇。七、产妇坐月子要多吃些面条、鸡蛋、鸡肉汤等富有营养的东西，不能只喝米汤。
  训练班前后办了14天，一共上了10天课，最后进行了一次测验，由学员将所学的东西简单讲一遍。经测验，全部合格毕业。通过培训，学员们弄懂了婴儿死亡率高的原因以及产妇为什么易得病、老办法接生和当地坐产习惯的毛病、如何科学育婴、如何讲究卫生等新知识和新办法。
  受训的妇女毕业后，到处宣传讲解，使许多妇女掌握了新法接生知识。从此，产妇临产改成睡生坐灰笼，产前产后注意吃好饭菜，不光喝米汤了。小孩不到10岁不用新布、新棉花做衣服的旧习惯也改变了。妇女讲究卫生的习惯和新的接生方法，由此在新正县普及开来。群众都说，办接生训练班是新正县政府给老百姓最大的功德。
  新正县成功举办新法接生训练班的经验被关中分区予以总结，分区于同年6月8日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助产训练班，毕业学员36人。1944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第4版发表了《张清益办接生训练班》一文，报道了新正县的经验。1944年11月11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个成功的例子：关中分区的助产训练班》和《一个失败的典型：陇东分区的助产训练班》两篇文章，表扬了关中分区，批评了陇东分区。从中也反映出新正县在推广新法接生工作方面的示范作用和显著成效。
  （王立明）易帜起义与解放民国24年（1935年）八月，中国共产正宁党领导的新正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从此，正宁县正式分为红、白两区，其中共产党治理的地区称新正县，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仍叫正宁县。正宁县东北面的西坡、月明及西北面和宁县、合水县毗邻相连的一带为共产党管辖的新宁县，与新正县同归关中分区专员公署领导。由于这样的特殊位置，国民党统治的正宁县，很早就处于解放区三面包围之中。国共关系恶化后，正宁这块地方在军事地位上就显得尤为重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强化“反共”职能，精心培植了一支地方反共武装一正宁县自卫队。自卫队主要由叛徒、土匪、兵痞组成，其前身叫正宁游击队，1947年改编为正宁县自卫队。1947年一1948年，国民党为适应反共形势的需要，对正宁县自卫队进行过一次扩编。全县设总队部，总队部下设2个大队和1个骑兵分队。每个大队下设3个分队，每个分队下设3个班。这样，正宁县自卫队计有2个大队、6个中队、19个分队（含骑兵分队）、57个班、620名官兵。分别驻扎在山河、湫头、永和、罗川、永正、平子6个乡镇。1949年春，又对驻防进行了调整：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六中队驻山河；四中队驻永和；五中队一部分驻山河，部分驻月明和西坡。当时，国民党县级自卫队称谓为“×县民众自卫队总队”，下设“常备自卫队”和“民众自卫队”两部分。正宁县自卫队总队长由县长马守礼兼任。马守礼，回民，生于1913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平王村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任科员、视察员，后在西固县当县长，1948年改任国民党正宁县长。在他未到正宁任职之前，第一副总队长职务一直由县议长先子灵担任。先子灵小名叫先庆祥，字世杰，生于1908年10月17日，出身地主家庭，榆林子镇文乐村人。此人行武出身，为人阴险歹毒，无恶不作，曾残杀共产党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农民群众数十人。第二副总队长由魏子杰担任；第三副总队长先由张佐汉担任，后换石璠担任，石离任后由雷同春担任。总部副官由赵文璧担任，军需由杨景唐担任，书记官由阎登俊担任。第一大队队长由陈睦文担任，副大队长由阎清选担任。第二大队队长由肖恩多担任，副大队长由王德宽（绰号“王大牙”）担任。这些人多是先子灵的心腹至交。他们有的参加过共产党，后叛变投敌；有的当过土匪当过兵，也懂点军事常识。但大都染有恶习，奸淫妇女，贪酒贪色，爱抽大烟，见钱眼红，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被群众称为“四鬼兵”（烟鬼、酒鬼、色鬼、财鬼）。
  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被马步芳称做“小八二师”，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曾多次受到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的称赞，并扶持有加。自卫队每天都在不停地操练，隔日还举行乡县检阅，俨然与正规军一般。1948年，正宁县自卫队有轻机枪12挺，步枪544枝，迫击炮1门，手枪20余把，战马36匹，军用电台1部，子弹、手榴弹、枪榴弹、地雷和炮弹不计其数。西府战役以后，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为表彰正宁县自卫队在甘柏树与关中分区二十一团作战的“功劳”，给正宁县自卫队补充新连珠枪100枝，从武器装备上进行了充实，更加助长了这一反动地方武装反共的嚣张气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其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当；国民党节节败退，如屋倾山崩，惶惶不可终日。5月，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西渡黄河，进入陕西，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全西北。此时，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是坐以待毙，还是易帜起义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已成了马守礼、先子灵、雷鸿轩（国民党正宁县党部书记）这些正宁“要人”所要考虑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在这三人中，先子灵掌有实权，但先子灵举棋不定，也在观察风向，未作任何表态。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急令正宁县政府征集骡马2000千匹，上解白洋3万元，把所有仓粮运往平凉，不能运走的予以变价处理。驻邠县的马继援八十二军，命马守礼要急征驮畜600余头，火速送往泾川。马守礼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督促办理，但因此激化了以马守礼为代表的外来势力与以先子灵为首的地方势力的矛盾。当时，山河镇地方豪绅也人心惶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纷纷要求县政府寻求万全之策，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对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几位“要人”的复杂心态，我关中军分区、新正县委和陇东分区了如指掌，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我方就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派人秘密潜入县城贴标语、发传单、寻内线、暗串联，广辟途径，多方设法，促使自卫队早早起义。中共合水县委书记兼中共宁县工委书记刘永培和先子灵是老乡关系，又是老亲戚，他以个人名义给先子灵、雷鸿轩等人写信策勉起义。信的内容是：先子灵世杰兄转雷鸿轩先生：人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淮海、辽沈两战役消灭了蒋军大半，人民的铁掌压在蒋介石的干头上，蒋家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朝不虑夕了。你等在正宁反共前哨是有重大罪恶的，如不临崖勒马，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奉劝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人民是不会亏负你们的。
  这封信既肯定了国民党必将失败的命运，又为他们指明了一条生路，对先子灵、雷鸿轩震动很大。
  我方所做的多方面工作，在国民党正宁县党政军头目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先子灵、雷鸿轩、肖恩多等人于5月22日密谋了一个通宵，最后决定率众起义。当时就作出六条决定：一、分工魏子杰注意军情，管好军队，雷鸿轩起草《举义书》和《告全县同胞书》；二、23日晚在先子灵家中秘密召开部分大、中队长会议，宣布起义事宜，统一认识，协调行动；三、24日上午在北大操场召开大会，公开宣布起义，不愿起义者可随其便，破坏起义者军法从处；四、对马守礼及其亲信（均为回族人），立即解除武装，限制自由，但不加害人身；五、和省府、专署、马家军继续保持联系，但不主动报告起义，如果询问起义之事，只说是对付共产党的权宜之计，并非真起义；六、对电台、电话严加保管，除先子灵外，任何人不许向外通话和发报。5月23日晚，按照决定，先子灵召集自卫队骨干分子开会，先向各位作了不少解释，晓以利害，以国民党惨败的事实说服大家起义。然后宣布起义计划，参会者均举手拥护。在这次会上，还研究决定了举行起义的具体事宜。
  当日后半夜，约在天亮之前，周致祥奉命带自卫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马守礼住的院子团团包围，解除了马守礼及其亲信的武装，扣押了马守礼。5月24日清晨，国民党正宁县党、政、军人员，自卫队员，工商界人士，学校师生来到北大操场。8时正式开会，由雷鸿轩主持，先子灵、张鹤年讲话，宣布起义，要求赞成的人举手，台上台下的人都举手表示赞同。由雷鸿轩宣读了《告全县同胞书》：正宁蕞尔小县邑，位于子午岭西麓，历遭兵燹匪患，地瘠民贫，农村破产，十室九空。加之赋税差摇繁重，民不聊生。正在嗷嗷待哺之际，八二军急令征兵两千名，骡马两千匹，派军费白洋三万元，限期一周。欲征不得，请免无效，马县长派人
  四处催逼，闹得鸡犬不宁。五万人口之县，曷能肩此重负？千钧一发，求救无灵，形势所逼，经各界人士商榷，决定武装起义，投向共产党，挽救颓势于万一。为此，奉告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致响应，揭竿而起，毁家纾难，死里求生，做好一切准备，应付危局。顺者存，逆者亡，言出法随，事关县民安危，宣布全县戒严，谅能鉴戒尔。一、解除马守礼武装，连同随行人员一律限制自由，派兵监护；二、电台、电话由本会掌管使用；三、开监释放政治犯及民刑囚犯；四、断绝邠、长、栒邑、宁县交通，事竟之日恢复之；五、如有反起义之徒，交军法处置，绝不宽容。
  《告全县同胞书》宣读完后，雷鸿轩还讲了话，带头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拥护倒戈起义！”先子灵命令自卫队断绝宁、栒、邠、长交通，各机关单位负责人到中学开会，商量研究了有关事宜，并集体拟定了一封信，派人送三原分区和关中分区。全文为：敬启者：我正宁五万民众在抗战八年中，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实现世界和平，洒热血，掷头颅，不惜牺牲获得最后胜利，正待复元建国休养生息；孰料政治协商破裂，内战复起，继之北平和谈，又无结果，直使人民陷入火坑。国民党及政府昏庸无能，贪婪成性，人民不堪其压迫和榨取，在其淫威之下，未敢妄动，今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北，同仁等以时机已至，谨率全县机关、团体、县立中学、八个中心小学、七十个国民学校员生及自卫队官兵八百余人同五万民众高举义旗，响应西北解放军，解放正宁。除分函各解放区政府外，特派××前来接洽，请即派员莅临洽商一切处理办法，是所切盼。此上，合水县委刘永培先生。正宁县各界首长暨地方绅士：先子灵、雷鸿轩、张鹤年、赵璠、张登峰、张赞臣、张鸿儒、王俊章、王前策、蒙学贤、段警
  三、高维元、魏子杰、卫宣文、张连清、张秉玉、杜丈治、肖恩多、张笑通、周致祥、侯得财、田得玉、赵立顺、孙琏瑚、文生华、王玉禄、彭翼、巩树杰、师维范、李自明、赵廷、江孔殷。
  此信发给中共合水县委书记兼中共宁县工委书记刘永培，还发给新宁县县长罗金财，他们都及时复了信。
  正宁县自卫队起义在全省尚属首例，其意义十分重大。当三原分区和陇东分区、新正县委获悉正宁县自卫队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致信，表扬他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鼓励其要言行一致，不使起义功亏一篑。并立即派人和自卫队取得了联系，先后派王秉祥、马思义、师源、王立成、刘永培、郭洪春、杜宗佑、王学璋、张西岷等人和自卫队先后在山河、湫头谈判多次，协商起义事宜。5月5日，工作组进驻山河城，应县自卫队邀请，张西岷给自卫队全体人员讲了话，并再次具体协商接收未尽事宜，然后开始交接。这次接收的武器和物资有：六〇炮1门、轻机枪11挺、步枪501枝、六〇炮弹38箱又42发、八二炮弹135箱零7发、枪榴弹13箱，炸弹24箱、电台1部、电话机4部、粮食1223石3斗、花料16石6斗5升。6月1日，宣布起义的正宁县自卫队发生哗变，中队长王德宽、周致祥、侯得才、武全钟等煽动部属200余人叛变，流窜到榆林子、平子一带，企图死灰复燃。甘肃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乘机在平子镇恢复了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委任朱礼斋为县长。后来朱回了平凉，由张鸿儒代理县长，维持残局。6月28日，攻进山河镇，并据守20余日。7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取得扶风、郿县大捷后，又连续攻下了邠县、泾川等地。正宁县自卫队闻讯，放弃山河，仓惶逃往宁县的高仓，被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击溃。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50多名，俘虏197名，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93枝、掷弹筒1具、子弹1500余发、发报机1台、战马11匹。首恶分子王德宽、周致祥、武金钟等被捕归案。1949年7月27日，正宁县获得新生，全境解放。8月8日，新正县委、县政府进驻山河办公。10日，发布公告，要求原国民党正宁县所有敌特人员迅速来山河镇报到、登记，时间不得超过10日。公告发布第二天，来报到、登记的人就有23人。以后陆续有人前来登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共有各类敌特人员949人，国民党员841人，三青团员480人，中统系25人，军统系11人，保密小组620人，单线关系8人，军务组5人，会报室6人。在限期内来山河报到、登记的有496人，其中有县长2人、秘书5人、科长3人、书记5人、参议员2人、主任干事25人、保长42人、保干事36人、乡队副3人、特务教员3人、合作主席3人、区分部书记21人、国民党员327人、三青团分队长15人。有176人填写了 “敌特人员悔过登记表”。对国民党各类敌特人员，按照党的政策，根据这些人的罪恶大小、认罪态度如何，分别作了妥善处理。对无血债、无民愤、认罪态度好且年轻有文化的送干校学习改造，让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学习后分配工作的有23人。此时，新正县已更名正宁县，王立成担任县长，主持县政府工作，后罗文蔚任县委书记，主持县委工作。陇东地委通知罗文蔚、李明玉、张西岷、王立成、王学章5同志为中共正宁县委委员，组成新的领导班子。由于新组建的中共正宁县委正确贯彻了党的政策，慎重、稳妥地处理了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使新生的革命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
  （文正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