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新正县与国统区正宁县划界斗争纪事郭廷藩口述王长明整理新正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红军游击队早期开辟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地处新宁县与赤水县之间，东靠子令，西邻邠县，南北贯通，交通方便，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政治中心。在军事上也处于要冲地位，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门户。
  新正县和国民党统治的正宁县地域犬牙交错。国民党军队在交界的边沿地区挖战壕，筑碉堡，设关卡，进行军事威胁。新正县军民为了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敌人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在彼此接壤地段长期形成 “扯锯”状态。
  1936年“西安事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总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前提下，向国民党作了许多让步。为了加强团结，缓和矛盾，保持革命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1937年1月，奉关中特委指示，新正县与国统区正宁县划分临时行政区域界线。
  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廷藩，以前曾长期在新正县工作过，对这里情况熟悉，关中特委决定调他回新正县担任划界谈判首席代表，并派特委统战部长杨载泉协助工作。国民党正宁县方面由县长朱门为首席代表，成员有县教育科长巩保初等人。为了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双方都邀请有评判员。我方评判人是当时驻防罗川的红一师政委邓华，正宁方面的评判人是国民党平凉党部书记。谈判地址设在正宁县府所在地山河镇。
  谈判对手朱门是我党的叛徒，思想反动，老奸巨猾，且在正宁经营多年，很懂得斗争策略，所以，我方预见此次划界谈判将是一场激烈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为了充分做好谈判的准备工作，事前邓华、杨载泉、郭廷藩对谈判的原则、斗争策略及应注意的事项在一起进行了认真研究。商定谈判总的原则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维护党的统一战线；在斗争策略上，坚持原则性，掌握灵活性，既坚持斗争，又作必要的让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新正县通过统战对象、开明人士、正宁县商会会长张赞臣先生将谈判事项及日期告知朱门。
  郭廷藩和杨载泉第一次赴山河镇谈判时，朱门带领县政府公务人员和自卫队在东城门口列队夹道欢迎，虚张声势，摆出一副确有会谈诚意的姿态。然而在谈判桌上，他以没有接到上司命令为借口，拒绝谈判。当时郭廷藩对朱门说：“我们可以先协商，你也可以请示你的上司。”但朱门迟迟不肯表态，谈判处于僵局。为了使国民党方面不至于把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名加给我方，谈判只得暂时休会。
  会后，郭廷藩、杨载泉将谈判情况向邓华作了汇报，并请示下一步谈判方案。邓华指示对朱门要采取政治攻势，宣传团结抗战的重大意义，并要他明确表示对抗日的态度；必要时可以讽刺挖苦，使其理屈词穷，无理反驳；但要切记不能训斥，以免扩大事态。
  在第二轮谈判中，狡猾的朱门避席不出，暗地出谋划策，让教育科长巩保初出面谈判。巩保初一开口便重弹朱门的老调，说：“在未接到上司命令之前，我们没有理由擅自划界。如果你们要硬划的话，那我们只好卷起行李回平凉交差。”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威胁手段，完全在我方预料之中。郭廷藩当即胸有成竹地批驳说：“目前国共两党已实现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我们同友区划清地界，是为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维护国共两党合作，顾全大局，以利抗日，这就是最充分不过的划界理由。你们口头上拥护联合抗日，但实际上却借故生非，制造矛盾，动不动就要卷起行李走，难道这就是你们抗日的诚意吗？”巩保初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只好对我们说：“这样大的事，我一人无法作主，还得请示县长。”说着便离席而去。
  过了一阵，朱门和巩保初一起来到谈判会场，他边向郭廷藩、杨载泉点头，边说：“失陪了，失陪了。”郭廷藩说：“朱县长是公务缠身的大忙人，我们可以谅解。刚才的谈判情况，想必巩科长已告诉了你，看来还得县长老爷亲自出马。”朱门受到讥讽，显得分尴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非常难为情地说：“巩科长向我简单地谈了刚才的会谈情况。关于划界，我们可以商榷。但是，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你们的游击队还包围着我们的一个镇公所，又缴了我们一个乡公所的十几枝枪，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郭廷藩当即回答说：“我们马上调查。若有此事，立即解除包围，如数交还你们的枪支。”
  会后，经了解，朱门所反映的确是事实。原来长乐游击队队长王玉因不明国共合作的情况，带领游击队包围了柑柏树镇公所，还有一支游击队缴了另一个乡公所的10多支步枪。新正县政府随即命令游击队解除包围，退还所缴获的枪支，立即撤回根据地。
  由于朱门答应同意谈判，于是郭廷藩、杨载泉又去找邓华，研究下一步的谈判策略和部署。邓华指示：“既然朱门同意协商划界，你们马上向他要来3张正宁县的地图，先根据我方的意见，在地图上划个界线，拿到会上谈判。我们划的界线朱门肯定不会答应，必然还要讨价还价，到时我再出面谈判。”
  当时，我方的主导思想是，凡是我们建立了乡政权的区域，都应划归新正县。具体界限是：西南从上南坡头起经西沟、半川、西王阁，东北接连东西五畔、杨畔、巩畔，西边包括五区长乐。
  在第三轮谈判时，朱门看了我方划了线的地图后，极力反对，说什么你们这样划，我们只留下山河镇一个孤城了，我们是不会同意的。郭廷藩说：“你们本来就是一座孤城。我们划的这些地区，都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政权的地方，如果划给你们，那里的群众是不会答应的。”双方争执不下，邓华出面调解。他从抗日大局出发，要我方作必要的让步。提出可以把西王阁、西五畔划给对方。即使这样，朱门还不满意，硬要把五区长乐划给他们。郭廷藩坚持不肯让出。后经邓华调解，又把五区长乐划给对方。邓华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摩擦，团结抗日。
  划界大局基本已定，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贪得无厌的朱门突然召集5个镇的镇长，向我方发难。坚持要把双佛堂以西的地区划给他们。永和镇镇长赵璠抢先发言：“照你们的划法，我们永和镇成了一个有头无身的残入了。”郭廷藩当即反击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个残人，只要你能承认这一点就行了。正宁的土地是属于正宁人民的，应当由正宁人民做主，不能由你们说了算。”赵璠一时无言答对，急得搔头抓腮。其他几个镇长见状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
  地域界限确定下来后，我方提出在山河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划界情况，对方也表示同意。开会这天，东西五畔、杨畔、巩畔、山河城关及附近数千名群众在山河镇会馆庙参加了划界宣布大会。按照议程，第一项由朱门讲话。邓华事前曾告诫他，主题只讲划界，不要涉及其他问题。但朱门在讲话中却大放厥词，说什么这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一手倡导的等等。第二项由郭廷藩宣布划界情况。他刚一讲完，台下顿时沸腾起来，被划为国统区的群众振臂高呼，“我们不愿受国民党的统治”，声浪一阵高似一阵。朱门多次出面制止，也无济于事。第三项由邓华讲话。他慷慨陈词，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朱门的无稽之谈。群众的注意力无不被他的讲话所吸引，他的讲活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这次划界，虽然将新正县的部分地区划归了正宁县。但是，由于我方做得有理、有利、有节，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和支持，促进了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赢得了暂时的和平，为创建新正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注：选自《正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抗日战争时期新正县的移难民安置工作
  王立明
  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或由于家乡遭受灾荒，或不堪忍受原居住地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或向往边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日益富足的生活，纷纷前来边区谋生。这个时期以1942～1944年最为集中。难民中，农民约占93％左右，其余多为手工业工人和小商小贩。他们刚进人边区时大多一贫如洗，只有个别难民有牲畜和农具。
  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安置救济边区外的移难民，增加边区劳动力，促进边区经济发展，1940年3月，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3年1月又颁布了《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
  当时的新正县地广人稀，肥沃的荒地很多，待人开垦，而且还有许多旧窑洞无人整修居住。如马栏区的5个乡，一区一乡和九乡，二区五乡，三区二乡和七乡。这些地方有很好的泉水，既能饮用又可灌溉。虽然地处山沟里，但过去新正县在这些地方安置的很多移难民，大多数的生活已经安定而且得到改善，有的已发展成为富裕的农民。这就为安置新移难民创造了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1943年，关中分区划新正县为移民区，并在新正县的马栏设立了移难民接待站，接待站对进入新正县的移难民进行登记，发给难民证书和前往移民区必需的口粮路费，并指示沿途各乡为难民提供住宿、茶水方便，动员牲口驮运老弱妇幼。
  但当时在新正县，相当一部分群众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对安置移难民工作认识不足。有人说安置移难民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公家安置移难民顶个啥，河南人性子强，不可靠，他们乞讨两天就走了”。其结果是一方面对此项工作不积极，另一方面，影响及于老百姓，在民间存在着“排客”的风气。为此，新正县委召开了干部会议，清算了党员干部在安置移难民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并用正反两方面的实际事例进行教育，使干部树立了安置好移难民有利于边区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思想。然后以自然村或乡为单位，召开奖励劳动英雄、处罚“二流子”的会议，派县区干部在会上宣传安置移难民的好处，并传达边区政府对移难民优待的条例。很多群众为此改变了对移难民的看法。二区专门派干部在刘家店设立了一个接待站，招待难民伙食、茶水，劝他们到二区安置下来。干部群众不仅积极等待移难民的到来，而且积极利用关系设法向外争取移难民。如二区的李可辉，一区的张长德、王海青等群众先后争取了移难民70户，介绍给其他乡安置的也有20多户。
  为了妥善安置好移难民的生产生活，使他们安居乐业，新正县采取了以下五条措施：
  一、坚决执行边区政府对移难民的各项优待条件。凡移难民开垦的公共荒田，其土地所有权归属个人，由县政府颁发土地证，三年内免收公粮；开垦的私荒，三年内免纳地租。由此调动了移难民的开荒积极性。截止1943年4月底，移难民春季一次性开荒竟达6，904.3亩，平均每户难民开荒8亩，每人开荒约2.6亩。
  二、帮助移难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移难民多为春季到来，初来乍到新正县，一无住处，二无粮食，三无农具。为解决居住困难，县、区、乡各级干部群众帮助移难民寻找合适的窑洞，并提前修好。1943年5月，新正县腾出和修理的窑洞有1，000多孔。为解决吃饭、籽种困难，县政府一方面动用县仓库存粮予以救济，又发动群众借粮救济，使每个必须借粮吃的移难民都达到了2斗3升4合强。1943年4月份，新正县仓库曾供出赈济细粮300石。同时，民间也劝解借粮375石（其中荞麦糜谷150石）。为了解决移难民生产农具缺少的困难，除发动老户借农具外，县政府还给移难民提供农具贷款方便。截止1943年4月底，新正县共发放移难民农具贷款778，327元，平均每户贷款600余元。
  三、组织移难民劳动力实行生产自救。县、区、乡各级积极创造劳动条件，利用劳动互助方式，增强移难民的劳动热情，提高其劳动效能。如在锄草期间，政府帮助移难民中的男子赶麦场打短工，介绍年老体弱的难民为老户做零活等，发动移难民妇女在原上拣粪、拾麦穗、采野菜、挖药材和参加纺织合作社的生产等，增加了移难民的家庭收入。
  四、建立移难民新村。在移难民散居一乡但有百户以上的地方，或原来无人居住因安置移难民而变为新村庄的地方，都由政府把移难民组织起来，选拔其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基层干部。如马栏区在移难民中选出张金玉担任村主任，另外选了5个小村长和1个自卫军班长。这些积极分子由于和移难民差不多都是同乡，生活习惯相同，所以在巩固移难民安居乐业上起了很大作用。
  五、加强对移难民的教育工作。移难民中较多部分来自河南省，在家乡的土地种有麦子，有的想秋种后去收割，有的家属没有一同来边区，所以一些人不想在边区作长期打算。为此，新正县委、县政府派县干部经常向移难民宣传边区的各项优待条例，介绍边区外面的环境和生活情况。许多动摇的人看到国民党封锁边区的碉堡那边老百姓啼饥号寒的现实，想着在全国少有的边区的安定生活，便安下心来，想回去收麦子的也不去了。
  由于计划周密，措施得力，工作细致，新正县安置移难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1946年1月关中分区救济支会统计，新正县1940至1944年共安置移难民1，198户、4，081人，分别是陕西省518户、1，720口人，河南省314户、1，069口人，山东省49户、163口人，四川省1户、2口人，甘肃省293户、1，084口人，湖北省21户、38口人，河北省2户、5口人。
  广大移难民在新正县得到救济和安置，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有不少农户经过生产自救，步入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如新正县二区移民何富全被安置到一乡土壕村，4年间他一人开荒70亩，1943年打各种粮食32石5斗，除交纳救国公粮及支付全年费用外，足够全家7口人一年半的吃用。家里还有马1匹、大牛4头、小牛1头，各种农具用具样样齐全。何富全被人称为 “移民英雄”。
  注：选自《正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留美博士赵元贞王立明
  赵元贞（1879—1974），字正卿，正宁县永和镇于家庄人。出生10个月即丧父，生母艰苦抚养至6岁，难以为继，遂送养他人。5年后养父去世，全凭养母抚养成人。
  赵元贞7岁人私塾读书，17岁中秀才。25岁（1904年）考入甘肃文科高等学堂读书，为抗议日本教师殴打学生事，带头签名呈文，组织罢课。后于1908年以成绩第一名被校方选送北京，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读书。他除苦修地质专业外，努力钻研英文，经常去译学馆向蔡元培等著名学者请教，倍受器重。期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带头联络留京同学，到甘肃籍议员、京官和同乡处登门劝募，为兰州女师捐款300元法币，尽数买了风琴、教具寄到该校。倡导组织陕甘学生会，任副会长。1913年夏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而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入加利佛尼亚大学学习一学期，后转柯州高尔登大学（现称科罗拉多大学）采矿系修业6年，获采矿工程师学位。继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冶金系进修1年，获冶金工程师学位。1920年，又入匹兹堡大学矿冶系金图门研究班深造，毕业时撰写《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获冶金学博士学位。
  赵元贞在美留学9年间，时刻没有忘记家乡和祖国。美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出棉花新品种“国王长毫棉”他设法购买两磅棉籽，邮到家乡，经在陕西省苏家沟试种，增产效果明显。老家村学经，费困难，元贞就把数年节余的100多美元学费汇回捐助。1918年，元贞得知甘肃地震惨状后，十分惦念，除在当地华侨所办中文报纸撰文呼吁募捐外，还联络中美学生举办赈灾义演，售票得100多美金，汇北京救济通讯社转甘肃省救灾。1921年11月，在美、英、比、中、法、意、日、荷等9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元贞与留美学生及居美中国侨胞三次致电，抗议《九国公约》瓜分中国的行径。1922年10月，元贞回国前，师友们以中国穷苦、无用武之地为由，欲留之于美。他坚定地回答：“不行！我要回去。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故土，9年以来我一直怀念着她！正因她穷，才需要我们这些学得了知识的人去振兴。我过去在京师大学堂，许多老师都是留学生，蔡元培先生也是留学生，我们应该学成而归，把知识贡献给祖国。”师友们听了无不惊叹，不再强留。
  1922年11月，元贞回国后到老家探亲。有一天到于家庄沟故地重游，见泉池里飘着一层油花，便推测那里有石油。又到附近大树底下捡了几片树叶，仔细观察了一阵叶纹后，高兴地惊呼起来：“啊，有石油！咱们这一带有石油！”还在正宁的其他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断定家乡地下有煤炭，整个陇东有石油。20世纪70年代初长庆油田的开发，1984年146煤田地质勘探队在正宁的钻探，证明了他的科学推断是正确的。
  1932年秋末，甘肃督军陆洪涛、省长林锡光联名电邀，元贞受请回陇，初任省教育厅长。当时各校“学潮”正殷，普遍停课，他认真办理教育行政事务，狠抓新学制的建立，催令各校即速照常上课。并创办《甘肃教育月刊》，筹办矿务专门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四处奔走，各方求援，几经周折，修建了可容50人的教室及实验室、宿舍各一座；选购了一套完整的无机化学药品、仪器；制作了“火分析”用的坩锅及闷炉。还出面聘请任课教师，并亲自承担结晶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教学任务。督军陆洪涛借口 “学潮，”不同意举办专门学校，只命名其为工兵养成所，后改为矿工养成所，经元贞力争，方改名矿师养成所，学制为三年。随即招收一班旧制中学毕业生入学。开课不久，元贞奉命率勘查队调查甘肃矿产。对此，他异常高兴，自备工具、仪器、化学药品，携带帐篷和灶具乘骑出发。这次调查历时半年，从青海到甘肃，经河西至陇东，长途跋涉两省大部分地区，行程数千里。沿途多为高山峡谷，荒无人烟，元贞等人翻山越岭，栉风沐雨，野宿自炊，备尝艰辛。每到一地，调查十分认真，仔细询问当地农牧民的所见所闻。凡发现一处固定矿苗，即鉴定采样，作以记载。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两省最早的《矿藏分布图》，揭示了大通县景阳岭、皋兰县孔家湾和大通河、黄河兰州以西段的白金矿，碾伯县（青海省辖县，今改名为乐都县）中西沟的铅矿，贵德县都归岔儿的银矿，皋兰、永登的锰矿，靖远、白银的铜矿，水埠河的石膏矿，会宁县祖砺河的芒硝矿，碾伯县拦天门的大理石矿，连城区水磨沟的石灰石等矿的分布情况。元贞还通过实地查勘，提出窑街可设水泥厂，阿干镇煤矿可用新法采煤，刘家峡可建水电厂，享堂峡可建小型水电厂，平凉可建毛纺厂等重要建议，极富创见，是开发两省矿产资源和加快经济建设的重要依据。可惜当时和以后的民国历届省政府均未采纳，只有在解放后才得以付诸实施。
  1924年，赵元贞任甘肃矿务调查局督办，兼任矿师养成所所长，全力组织和实施教学工作。当时，养成所设备充足，师资优良，教学秩序井然，学生统一着中山装，朝气蓬勃，勤奋上进，颇得社会好评。后来，陆洪涛突然辞职离陇，元贞遂被调出。而学生毕业后无人安置，自行流散，矿师养成所遂以凄寥结局。1925年，元贞调任甘肃省实业厅（后称建设厅）厅长，管理全省农、工、商、矿、林、牧、交通。一到任，创办了《实业月刊》，后改为《建设月刊》；举办了甘肃实业物品展览会和农林讲习所，建立了五泉山、徐家湾、庙滩子等处苗圃和兰州市所辖各县的苗圃；测修了黄河北短堤水库；设立了兰州气象测候所；统一了全省尺、斗、秤等度量衡器的标准。1930年，省长缺职，全省政务暂由省政府八大委员主持，元贞为八大委员之一。是年，复任教育厅厅长，兼任省禁烟委员会常委、禁烟技术训练班主任，省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秘书长和国大代表。
  1931年，元贞毅然离开官场，放弃政务，以主要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教授化学、物理、地质、土壤、英文等课程。1939年，应兰州“八社”聘请，创办志果中学。次年8月，任校长。由于“八社”筹款困难，他慷慨解囊，将自家广武门附近的52间房屋捐出济急，后又把雁滩北面100多亩沙地献出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使学校在危难之中得到巩固。他坚持开门办学，延聘名师任教，有时个别教师偶有疾恙告假，他亲自补课，绝不让学生荒疏学业。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国文等课，他皆胜任。特别是他承担全校 “英文典故大全 ”一课，以英语讲授英语提问，对学生提高很快。他爱生如子，有教无类，对官僚豪门子女，绝不特殊照顾，褒贬奖惩一视同仁；对后进学生循循善诱，启迪觉悟，做到“严而不苛，罚而不虐，爱而不溺，怜而不戚，训而不斥，责而不詈”。因而凡志果中学毕业者，皆品学兼优。
  40年代后期，元贞第二次率勘探队对宁夏省银川、中卫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普查，最后绘成《宁夏区矿产分布图》。
  建国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市第二中学，元贞继任校长。1950年，元贞被甘肃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他以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精心指导全省教育工作，特别对筹划和发展中等教育做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他仍坚持到第二中学授课，完善学校教学设施，关心和解决师生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深受师生爱戴。同时，元贞还担任甘肃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任省政协常委。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元贞受到冲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询问元贞博士近况。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下，甘肃省为元贞落实政策，恢复工资待遇和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晚年，他仍兢兢业业，尽职尽心，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地实践党的政治协商制度，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
  元贞酷爱读书，他的书橱里不但有理工科书籍，而且有全套的《四库备旨》。偶有空闭，即埋首案头。他不但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他常说：“要多读书，多学习，多工作，多考虑事业，少考虑做官。”他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期间，自奉清廉，两袖清风，生活非常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很少吃肉，食不果腹，衣能御寒便自足，喜欢运动，习惯步行，不爱坐车，不讲排场。20年代做的一套呢制服竟一直穿到去世。1974年，元贞在兰州病逝，享年96岁。
  注：选自王立明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正宁史话》一书
  义仓英雄张清益
  王立明
  张清益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关中分区新正县长舌头区（三区）雷庄乡（一乡）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时，父亲丢下一大堆外债，留下他和年仅8岁的妹妹及母亲，弃世而去。为了养家糊口，张清益被寄居在堂兄家里，过着出卖劳动力的雇工生活。14岁时，其堂兄想把他的已许聘给人的妹妹悔婚再卖，名义上说是为了给清益娶上媳妇，但被清益坚决拒绝。从此，清益就和堂兄闹翻而离开了其家。当时他家的光景更加难以维持，清益就一面挑卖一些青果之类的东西急解燃眉，一面到附近的尚家塔开荒种地。
  1933年，张清益的家乡雷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改，他除祖上遗留的7亩地外，又分配了30亩。这样就打下了他翻身的基础。他从一个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雇工一变而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土地、自主支配生活的主人，所以从心底里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抱着无限感激和忠诚之心，积极参加并努力完成党和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各项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就被全乡群众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在工作中，他一贯忠实、积极、勇敢，即便是在蒋介石胡宗南部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多次对边区进行“围剿”时，他也从不动摇、消极，始终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工作。经过了严酷斗争的实际锻炼，193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胡宗南部队“围剿”关中苏区的时候，张清益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红军、游击队暂时退到了山里，进行游击活动。一些人动摇、逃跑了，但张清益坚定不移，坚守工作岗位。“白军 ”多次诘问他“游击队在哪里？有没有共产党？”而他始终灵活应对，没有说出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
  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为了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工作，他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保立学校，聘请一位同志当教员，自己担任学校管理员。他常常偷偷地冒着危险在夜里给山里的红军游击队送饭送粮食。有一次，村里来了4个地下党的同志搞工作，不料突然闯来十几个“白狗子”。眼看在白天这几个同志不能逃脱，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张清益立即张罗安排掩藏，并巧言支走了“白军”，终于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滑稽的是敌人临走时竟还对清益说：“现在红军一个都没有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张清益采取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半年以后，家乡又被红军收复了，他担任了支部书记，以后又历任区苏维埃主席、土地委员、文化委员等职务。由于他在各个岗位上尽心负责，所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他所在乡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来评断，乡政府工作有了困难，也都来请示他。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许多人总是送给他不少礼物，于是群众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革命老先生”。但群众对他越是尊重和爱戴，张清益越是显出一个党员的表率作用。1941年征收公粮的时候，他出外到别的村征粮去了，因为他家种的麦子都冻死了，本村人存心让他少出，就只给他分配了5斗公粮。他回来后找到有关负责人说：“我和张延荣的地亩种得一样多，为什么人家6斗，我出5斗呢？”大家说明了原因，他坚决不听，自动又加了2斗。这时全村还有1石公粮没有分配下去，由于他的模范行动，感动得大家都自动地加了一些，1石公粮不几天就缴齐了。
  张清益自己是苦出身，亲身遭受过许多痛苦。民国18年（1929年）大饥荒，他亲眼看见许多穷人饿死的饿死，流浪的流浪。从那时起他就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好年头积蓄一些粮食以防备灾荒呢?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人民多开荒，多生产。这时，他琢磨防备年荒的事在过去国民党豪绅地主当道的时候很难办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是完全可以办得到了。可是他还不知道这就叫作“义仓”。后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堂兄，堂兄对他说，这种积蓄粮食防备年荒的储蓄，就叫作“义仓 ”。从此，他才知道了这个名词。到了春季布置开荒的时候，他就急着想创办义仓，就跑到新正县委去请示。县委书记史梓铭积极赞扬并鼓励他办好这件事。回来后，他信心十足，首先召集了党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做通了反对者的思想，随后召集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了创办义仓的决议。当即决定全村开义仓田20亩，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规定全年出义仓工5天。到了3月，全村32个劳动力一齐出工，就开垦了25亩义仓田，全部种了糜子；全年开荒、锄草、收打，总计花了200多个工，共收得4石义仓粮。
  张清益对义仓的生产和管理，有一套很切合实际的办法：当开荒耕种的时候，他在乡上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所收粮食全归义仓所有；秋收后即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管理义仓粮食。具体管理办法有5项：
  （一）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借出。
  （二）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际，秋收后不借出。
  （三）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1升；不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3升。移难民借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甚至可以不加利息予以优待。
  （四）半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俟年头转好交还。
  （五）不务正业、吃烟耍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
  张清益为了动员群众多办义仓，还到各处去演讲。他曾到长舌头集市上对群众这样宣讲说：“开义田积义粮，是为了防备荒年，救济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在边区里有吃有穿，但如果有了长余粮食，岂不更好吗？大家不要怕没有多的粮食，常言‘羊毛虽小，积众成毡’如果各村都有义仓，那不就有很多的粮食吗？”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张清益所在的雷庄乡，当年就建立了5处义仓，开了65亩义田，共收了12石5斗义粮；在长舌头区就建立了23处义仓，开了400多亩荒田，收获了更多的粮食。张清益首创义仓的行动，引起新正县委和关中地委的高度重视，于是总结其经验，在全关中分区所属各县大力推广，从而掀起了群众性办义仓的运动，对缓解困难、安排群众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至1944年6月，关中分区所属新宁、新正、赤水、淳耀、中心区四县一区共开垦义田71，523亩，是计划数2，434亩的3.715倍，建义仓153处；其中新正县开义田2，176.5亩，是计划数1，040亩的2.05倍，建义仓56处，占全分区义仓数的36.6％。由于张清益的突出贡献，1943年11月，关中分区评选其为劳动英雄，奖励耕牛1头。同年11月26日，张清益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获得奖金8万元（边币），并受到毛泽东、高岗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1944年12月22日，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1月，他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获“特等劳模”称号，获奖8万元（边币）。1944年1月14日，《解放日报》以“张清益创办义仓”为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1945年6月12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上，由议员任绍亭、杨正甲、白文焕、高崇珊提出议案并经会议通过，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于是，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倡并创建的义仓，在边区23县中得以普遍建立起来。从此，张清益的名字便永远镌刻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史册之中。
  注：选自王立明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正宁史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