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夏代尚无文字，商代虽有文字，但对于土地贡赋制度尚无具体记载。甲骨文中的田字，一般即刻作 “田”字，就是将土地划分为若干规整的小方块（井田），这样划分土地自然是为了便于定期分配与再分配。这表明当时仍实行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制度。公社农民（当时的平民阶层）没有土地所有权，而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属于以商王为代表的国家。
  商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一是靠王室的农牧场和手工作坊的收入；一是靠各诸侯、方国、臣僚的纳贡。《诗经 ·商颂 ·殷武》言：“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帝王世纪 ·殷商第三》也说：“及夏桀无道..诸侯咸叛桀归汤，同日职贡者五百国。”说明不迟于成汤时，居于今陕北、甘肃、青海到四川西北地区的氏羌族与散居各地的部落、方国，就与商族政权建立朝贡关系。商的势力范围有内服与外服之分。外服的 “侯、甸、男、卫邦伯”是服从商朝领导的诸方国或部落首领。内服与外服的贡纳差别很大。外服向商朝贡献畜牧等，主要是表示对商的亲善，一般没有规定数量与期限。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服，贡献基本上都是以族为单位进行的。贡纳品的种类有奴隶、畜牧产品、野兽、谷物、手工业品、玉、贝、龟、骨等等。
  西周的贡纳逐渐形成等级制度。《国语 ·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周穆王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氏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说明一方面贡按公、侯、伯、子、男加以区分，级别高的，其贡纳相对重些；一方面按 “服”区远近排列，时间间隔渐远渐疏。所贡物品，多为各地土特产。
  西周的贡纳制度反映的是周王室和王畿内的卿大夫与外服的诸侯、方国统治者的关系。当然，畿内的卿大夫与外服的诸侯、方国的贡纳，最终也是由农、牧、手工业劳动者来承担。商周 “井田 ”农民的负担，《孟子 ·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胯胯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里孟子与龙子所说的 “贡”法，据学者研究，不可能是夏后氏的 “贡”法，而是战国诸侯的 “贡”法。孟子所说的 “助”法，也不仅行之于殷商，因为孟子所说的 “井田制”中的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实际上就是借民力而耕的 “助”法。其比例就是九分之一，与“野”的 “九一而助”正好相同，但孟子又说，他所说的 “井田制 ”有别于 “野”，“野”是“九一而助”，“国”是“什一使自赋 ”。可见，两者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关于“井田 ”农民的负担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可以参考，所以人们只能暂且认为：周代的负担，“国”与“野”有别。“国人 ”的负担大体上是十分之一，“野人”的负担稍重，大体上是九分之一。负担的形式，大体上应是力役。
  除了以力役助耕“公田 ”外，当时“国”（或称“乡”、“郊”）与“野”（或称“遂”、“鄙”）的成丁农民还要承担兵役与其他力役。《周礼 ·地官 ·小司徒》载：“小司徒之职掌..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关于服役年龄与免役规定。《周礼 ·地官 ·乡大夫》记：“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也说明 “野人 ”的负担比 “国人 ”的负担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原先借民力以治公田的 “助法 ”无法再进行下去。为适应新的情况，各国先后对其赋税制度（包括田税和军赋）进行了改革。晋惠公六年（前645）的“作爰田 ”与“作州兵 ”就含有军赋改革的内容。在此之前，管仲在齐国也实行 “相地而衰征 ”，就是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按等差征收，即按土地好坏而取粟。二年一取税。若按每年征收计，上年税率为15％，中年税率为10％，下年税率为5％。上中下年平均，为10％。所征者似为田税，但《管子》却称之为军赋。说明经管仲改革后，齐国军赋改为按地征收，所征的实物为 “粟”。
  鲁国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 ”，于鲁成公二年（前590）“作丘甲 ”。前者属田税范畴，按《春秋谷梁传》与《春秋公羊传》的说法就是“去公田而履亩”，“履亩而税 ”，即不论是原先的公田，还是私田，都一律征收田税。后者则是军赋改革。《周礼 ·地官 ·小司徒》规定：“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服虔引《司马法》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以此看来，“作丘甲 ”就是按“丘”提供马、牛等军需品。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又对军赋制度作进一步改革，称“用田赋”，即将军赋的征敛进一步落实到田亩。
  郑国于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完成与鲁国 “作丘甲 ”内容相近的军赋改革。楚国于楚康王十二年（前548）实行田税和军赋的改革，车马、士卒、兵器等征敛，落实到田亩。秦国于秦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租禾”，田税就成为秦国的一项正税。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同时，“初为赋”，实行军赋改革。改革中商鞅曾下令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说明秦国的军赋按户征收，也称作“户赋”。《孟子 ·尽心》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荀子 ·王霸》也主张 “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 ”。说明战国时期已逐步建立赋、税、力役的 “三征”结构。战国时期创立的这一赋役制度体系为后世长期沿用。
  秦统一全国后的田租仍然是 “訾粟而税 ”，即采取比例税率，税率不低于什五税一。此外还有刍（饲料）、稿（禾杆）附加税。刍、稿税为定额税，按《秦律 ·田律》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藁二石。”这种按收获农作物的比例收税的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实际执行中，常常是给各县乡里的田土定出一个相对固定的税额，然后予以征收。秦代有人头税，但名称未见于史籍。还有“户赋”，即按户征收的赋。秦代力役分为徭与戍两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董仲舒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有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即秦人除 “月为更卒 ”外，集中服二岁役（为正一岁，屯戍一岁）。
  汉初，“轻田租，什五而税一”。至文帝二年（前178），“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此后，三十税一便成为西汉定制。东汉初，因刘秀控制的地盘尚窄，税源有限，而军费的开支又很大，所以一度改为什税一。至建武六年（30），刘秀的治理区域大为扩大，又实行精兵简政，使军国开支大为简省，故又恢复为三十税一，并再次成为定制。汉代的田租有附加税 ——刍稿税。汉代对田租还有临时性的 “灾免”规定，“灾免”的办法因时而异。东汉 “灾免 ”田租时，也常兼及刍与稿。汉代的人头税有算赋和口赋。《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四年（前203）“八月，初为算赋 ”。如淳注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明确解释了算赋的征税对象、税率及其军费性质。算赋的征税对象，视政策需要，也进行调整。西汉惠帝六年（前189）就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赋的数额也会调整，如文帝时，曾将算赋改为一算40钱，汉武帝时又恢复为一算120钱，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又改为一算90钱，成帝建始二年（前31）改为一算80钱。汉武帝以前，7岁～14岁，每人纳口钱20钱，作为皇室财政收入。武帝时，将“口赋 ”起征年龄降为3岁，另加3钱归国库，作为军费的补充收入。至元帝时才恢复旧制。东汉仍其旧日，至东汉末，又改为 “产子一岁，即出口钱”。汉代也有 “户赋 ”，即按户征收的赋。汉代力役为 “更赋 ”，亲自服更卒之役为 “践更”，当“践更 ”之时而脱之为 “过更 ”。《史记 ·游侠传》载更卒之役为 “一月一更”。更卒还可以以钱代役，也可以因灾或其他原因减免。
  三国曹魏时期，建安元年（196），曹操 “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 ”，并推向全国，“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 ”。屯田的劳动力包括招募流民与徙民。民屯采用租佃制：“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屯田民的负担远比郡县的编户齐民重。建安九年（204）九月，曹操颁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 ”。即将秦汉以来的税钱（口赋、算赋、户赋等）与横调、横敛赋等一起并为 “户出绢二匹、绵二斤 ，”但未包括 “役”。这种按户税绵绢，到西晋时被称之“户调”；与田租合称，谓之 “租调 ”。曹操征收田租，将田租的附加 ——刍税、稿税都并入田租，对一般民户亦较有利。曹魏时期的 “役”除徭役、戍役、工役外，还出现一种吏役，即以 “吏”的身份给官府或官吏服役。咸熙元年（264），实际掌权的司马昭下令“罢屯田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翌年，司马炎正式代魏，重申 “罢农官为郡县”，民屯即行废止，原先的屯民即为国家佃农，就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但军屯继续存在。
  西晋平吴后不久，即实行 “占田课田制 ”，规定吏民占田的最高限额，但并未实授土地。所谓 “课田 ”，既是课耕，又是课税。即要求丁男之户垦田五十亩，即使没种五十亩，也按五十亩课租调。对于士庶官吏，则没有课田规定。对于品官，还可以依官品高低“荫”其亲属，并“荫”一定数量的衣食客与佃客。占田课田制虽然对官、民的占田作了限制，但实际作用似乎不大，只是对于民户的垦田，又一定的促进作用。与占田制相联系的是户调制和田租。“户调之式为：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田租为：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八升）；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
  北魏初期，大体沿袭魏晋的田租与 “赀调”制度，不久租调额提高。《魏书》一一零卷《食货志》载太和八年（484）租调额为：“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斤、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而出。”太和九年（485）颁地令，太和十年（486）立三长（邻长、里长、党长）、改定租调后，基本确定一夫一妇为纳租调的基准单位，民户的租调负担大为减轻。北齐、北周实行的租调制大体同与北魏，但租调分为 “垦租”和“义租 ”两项，前者属中央财政，后者属地方财政。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力役都很繁重。西魏、北周的力役有制度化的规定，先是“六丁兵”，即每年服役二月，后改为 “八丁兵 ”，每年服役45天，最后再改为“十二丁兵”，每年服役一月。
  隋代租调制厘革北朝之制。隋文帝于开皇初年颁布的租调制，其基本计税单位为 “丁男一床 ，”指18岁～59岁的夫妇2人，他们每年要缴租粟3石，以及1匹绢或1端布，而单丁（未婚的丁男丁女）、仆隶（成丁的男女奴婢）减半。后来，文帝通过提高成丁年龄，减少调绢的数量，使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开皇十年（590）六月，文帝下令：“人年五十，免役输庸。”即年满50者，可以缴纳一定的纺织品以代替亲身赴役。隋炀帝时，徭役调发频繁而苛重，使得 “丁男不供，役及妇人 ”，造成 “耕稼失时，田畴多荒 ”，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国虽富但民赤贫，终于引发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朝的统治。
  唐朝前期，制定《赋役令》，规定租庸调的征收项目、品种与数量。主要内容是：“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岁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由于 “役”可以输 “庸”而免，故“役”又可称“庸”，所以唐《赋役令》也被称为 “租庸调法 ”。“租庸调法”较之隋代的租调制，明显的变化是按丁男计征，租额减为二石，并把输庸代役制度化。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废止 “租庸调法 ”实行 “两税法 ”。主要内容为：1.先估算国家支出，然后定税额，以量出，定入；2.不分主、，客，以现有户入户籍，据以征税；3.以田亩和资产作为纳税标准；4.定居户分夏、秋两季征收；5.“两税”以钱计算，田税以垦田数计算；6.保留丁额，租庸调和一切杂役全部取消。“两税法”把以丁为本改为以资产为本，把田、户、口税并为两税征收，不分主客、贵贱，不按贫富等级征税，是为中国田赋制度上的一次大变革，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唐时，农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纳钱，秋税输米，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土、贡等。宁州（含今真宁县）每年常供有龙须席卷10领及五色覆鞍毡、芫青、子亭长、庵闾、假苏、荆芥等。五代十国时期，农业税的正式税目仍然是两税，以田亩税为主，且两税的附加税及杂税明显增多，力役加重。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 “两税法 ”。宁州（含今真宁县）每年常供为庵闾10斤、荆芥10斤，席10领、砚10枚。
  辽代实行 “两税法 ”。公田 “不输赋税”，而私田赋税的征收，依据两个标准，一是户丁和土地，二是官品、门第高下。
  元代的赋税制度北方与南方不同：“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北方的赋税主要有税粮和科差，税粮又分丁税和地税。北方地区的农民一般纳丁税而不纳地税。需要纳地税的只是工匠、僧道和军站户。元太宗八年（1236），定科征之法，税粮为每丁二石，驱口（奴婢）五斗。至元十七年（1280），每丁税额提高到三石，驱口（奴婢）提高到一石。科差又分丝料和包银两种，丝料税额为 “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每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 ”称为 “二五户丝”。世祖中统元年（1260），又把丝料税额由原有 “二五户丝”制下的每户，纳丝11两2钱，提高到每户纳丝1斤6两4钱。包银是以银子的形式缴纳的科差。宪宗二年（1252）税额为每户6两，宪宗五年（1255）减为4两。包银是北方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的科差，因为不少民户没有银子，需要出卖布匹换得银子上缴，以致 “十倍其费 ”。明朝初期，确定赋役籍，赋分地赋和力役。赋以田土为主，地域为经，居户为纬，业主归其本区据以核定和管理土地。籍是登记土地、丁口的户籍簿，以户为主，以田为律，田归户主，据此管理户口和赋役。形成一套较完整、系统、严密的户籍制度。明初的赋税制度在编造黄册和鱼鳞图册的基础上，实行“两税法”。田赋分为 “夏税”和“秋粮”两种，“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 ”。洪武时，夏税缴纳米麦、钱钞、绢，秋粮缴纳米、钱钞、绢，“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又允许天下税粮根据各地生产的实际情况，“以银、钞、钱、绢”以及其他物产代输。用米麦缴纳的称为“本色 ”用丝、绢、银、钞及其他物产折纳者，谓之 “折色 ”。明代的徭役分为里甲、杂泛、均徭3种。，里甲役是以里甲为单位承担的徭役，为正役。里甲正役之外，其余皆称“杂泛 ”，又分经常性的和非经常性的两种。“均徭 ”就是把 “杂泛 ”中的经常性差役固定化后列出的一类差役，如各级衙门及儒学、仓库中设的库子、斗级、皂隶、门子、马夫、轿夫、铺兵、弓兵、馆夫等，由各甲轮流当役，稍后可折合为银，用银抵差。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开始实行“一条鞭法 ”，即总括一州县的赋役和土贡方物，悉归一条，按地亩改征银两。其特点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缴纳，手续简化；州县所需力役，从所收税中出钱雇募；地方贡物和上缴国库的费用，均并 “一条鞭法 ”内征收。“一条鞭法”变过去的田有赋、人有役为赋役合一，变人丁服务役为按亩征税，变对人税为对物税，变实物缴纳为货币缴纳，是逐渐走向近代税制的开始。据资料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真宁县年征田赋粮10312.94石（其中：夏地191445亩，粮4088.66石；秋地218252亩，粮6224.28石），草9667束，征收力差182名。年征收罚差准银4504两，年征收银差折银630.45两。年征收实物：农桑绢43.19匹、冬花150斤、绵羯羊21只、大尾羊1只。年征收商税课程折银8.46两、站价粮折银2031.2两。
  清初，仍沿袭明代“一条鞭法”，除地赋按夏税、秋税分季征收外，还征收丁银。年龄在16岁～60岁的丁民，按贫富分上中下三等计征。清廷鉴于明末赋税之重导致政权丧亡的教训，于顺治三年（1646）对明末的田赋附加及杂税一律废除，并详定《赋役全书》，颁布各省。清康熙《宁州志 ·贡赋》载：真宁县每亩科银二分四厘。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成书的《正宁县志 ·田赋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朝廷推行“摊丁入亩，赋役合一”制，规定“无论绅衿富户一例的输将”“每粮银壹两，均载丁银壹钱陆分捌厘七毫肆丝肆忽陆微柒纤肆尘玖渺壹漠”，正宁县实，征均载丁银873.45两。“摊丁入亩”的实施，使延续多年的人头税从此不再单独征收，农民不再需要用隐瞒人口的办法逃避丁银。至乾隆年间（1736—1796），县内每亩地科银约为5分6毫。据清《正宁县志》载，正宁县时有川、塬、坡地178722.5亩，每亩征本色粮2357合，计征本色粮235.557石，每亩科折色粮2.118升，计征折色粮4027.63石（折银4736.55两）；征银248.73两；人丁分中下二等六则，计征均载粮873.45两，遇闰加银62.27两。清后期（1840—1911），田赋虽仍为正贡，但加征名目日益繁多苛重。咸丰四年（1845），每亩赋银1两，加征津贴银，田赋本色、折色并收，浮取较本色更重。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县内民田每亩科银0.02钱～1504钱不等，粮约至8升不等；屯田每亩科银0.0012～0.006钱不等，粮5升～6升不等；草价1分～9分2厘不等；地丁连闰银11两；摊丁银1593钱有奇，遇闰每银1两加征银1748钱。同年，正宁县田赋负担情况是：实征粮4369石，耗羡银77399两，额外杂赋征粮74749石。钱，民国初年，田赋仍沿清制。民国六年（1917），甘肃巡按使张广建擅加田赋，正银每亩增加库平银一两七钱五分。后在各界要求改革旧制的呼吁下，经多次革新，田赋发生变化：一是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把历来作为中央收入的田赋首次划归地方，建立地方税，由省、市地方政府征收和管理。二是整理田赋，限制附加。北洋政府将多种征收名目统一并归为地丁、漕粮、租课、附加4大类。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27—1934），国民政府曾先后5次通令不得增加附加，并规定田赋附加正税与附加总额不得超过现行地价的1％，附加税更不得超过正税。三是实行田赋征收和征借。民国二十七年（1938）实行粮食征购；民国三十年（1941）田赋改征实物；民国三十二年（1943）又实行粮食借征。征借在抗日战争期间属非常措施，但抗战胜利后却一直实行并推及全，国。四是改革田赋征收制度。民国二十三年（1934）5月规定征收款分立，后田赋征收一直沿袭执行。民国时期，经过整旧建新，使封建税制逐渐演变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税制。但种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负担更加沉重。民国四年（1915）后，县内地丁除保留清末的地粮和丁赋外，其实地丁附加税（地丁、耗羡随地丁带征并解的杂款及自治捐、警学捐等），都并入地丁正项征收。同时增加的地方附加税如羊捐、磨课、农具税、槽头税、屠税等等，名目与日俱增。时每征银1两，征收库平银1两7钱，又按地丁银每两附收经费2分，共1两7钱5分；粮米每石正杂共征1斗5升；草束向有大、小之分，大草每束18斤，小草每束7斤，统按7斤征收，以当地价格收银。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宁县田赋正税率每亩0.128钱～0.235钱不等，并以1两折银币1.5元计征；粮石每丁，银1两，加征粮1.5斗～1.8斗（四成折洋，六成折粮）。并随地丁银1两，加征地丁耗羡银1.5钱，加征地丁余银5.5钱，加征经费银0.5钱；正钱1币，纳经费粮5斤，附加耗羡1.5斗，附加盈余5.5斗；地丁盐课，每丁银1两征银0.6钱～1钱不等；保安附加随丁银1两附征0.5元～5.2元；教育补助随地丁正项每两附加0.2元。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适应战时财政经济需要，田赋改征实物，将旧额粮石原征3～4成折色恢复原额，一律改征本色实物。地丁、草束折价合并征收后，地丁及其附加一律改征实物。其标准为：以每元合折小1.6斗。从此，地丁、粮石和草束统一于田赋之内，旧称不复存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起，全省办理土地呈报，调整赋额。民国三十三年（1944）起，正宁县执行甘肃省重新厘定的田赋科则《三等九则》，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解放。民国三十八年（1949）《正宁县纪纲乡应交亩税花名册》反映：第十三甲二户刘崇德1.5亩地交0.13元，第十三甲四户刘宗兴12.92亩地交1.36元，第十三甲五户刘明德78.96亩地交11.23元。附：1.民国十八年正宁县田赋征收表（银粮征收规则）（表6—1，见本章末）庆阳专署田赋科则表（表6—2）注：田赋科则系按每亩平均实物小麦收益的5％为赋率计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