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图书馆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省革委会 “五 ·一九 ”电话会议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 “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称 “大刮12级红色台风 ”。“文革 ”前段受到冲击的各种人，又被重新清理。据统计，至7月10日，在县、社机关有 “走资派 ”8人；“叛徒 ”原有12人，新揭发3人；“特务 ”原有1人，新揭发4人；“历史反革命 ”原有19人，新揭发18人；“现行反革命 ”1人；其他原有1人，新揭发11人；“破坏五类分子”9人，小计87人。在大队、生产队居民中有 “破坏五类分子 ”13人，“叛徒 ”原有73人，新揭发57人；“特务 ”新揭发8人；“历史反革命 ”原有13人，新揭发116人；其他原有39人，新揭发263人；各类首犯及赌头142人；“走资派 ”2人，小计726人（逃跑1人，自杀7人）。全县共计813人。对这些所谓 “专政对象 ”实行挂黑牌、戴手拷、戴高帽游街、捆绑打骂、搞 “喷气式 ”和逼、供、讯。9月，县革命委员会向学校、医院、商业单位派去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展 “斗、批、改”，并参与这些单位的日常工作。至9月底，经过斗争，共挖出 “叛徒 ”、“特务 ”、“反革命分子 ”等各类 “阶级敌人 ”1813人，揪斗 “没有改造好 ”的 “五类分子 ”265人，“依法惩处 ”24人。当时，县二中揪出李定远、祝天岐等8名教师和何世斌等4名学生，施以拳打、脚踢、绳捆等折磨。至10月，周家公社在继上年挖出各种 “阶级敌人 ”239人（其中 “敌伪县长 ”1人，一贯道、瑶池道、天主教等 “反动 ”会道门中小道道首33人）的基础上，新挖出 “阶级敌人 ”214人；先后举办4期 “敌伪人员 ”学习班，予以批判斗争。至11月，湫头公社西沟大队通过搜查获取证据，新挖出 “叛徒 ”、“特务 ”和其他 “反革命分子 ”42人。至1969年3月，宫河公社王录大队揪出各种 “阶级敌人 ”64人，其中 “叛徒 ”3人，“特务 ”1人，“敌特情报员 ”2人，“历史反革命 ”3人，“坏分子 ”8人，地主分子1人，“土匪 ”3人，“现行反革命 ”43人。还挖出 “新治改正军 ”、“仁义军 ”反革命组织的知情者和嫌疑对象32人。至7月，全县清理出 “阶级敌人 ”和其他应清理对象2625人，其中新挖出2289人：“叛徒”418人，“特务 ”312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4人，“历史反革命 ”1186人，“现行反革命 ”128人，其他各种流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惯犯241人。1968年秋至翌年2月底，县革委会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 “大扫除 ”，组织清查组进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少数农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逼金要银，甚至逼死人命。全县共挖出各种 “阶级敌人 ”3000多人，清查出白银2585两、银圆15005个、黄金23两、大烟50两，各种 “反动证件 ”1120多份、各种弹药326发（颗）。1969年1月，开始 “解放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群众专政的干部及群众。同月，全县进行 “民主革命补课 ”，清理农村阶级成份，至翌年1月结束，共补定地主、富农497户，新戴地主、富农 “帽子 ”23人，从贫农、下中农中分出中农7186户。8月、11月，全县分两批进行落实政策工作，但都不彻底，直至1978年后才全部纠正。“三诉三查 ”运动1970年2月11日，县革委会、人武部发出《关于开展 “三诉三查 ”（即 “诉旧社会阶级压迫、剥削的苦，诉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诉苏联修正主义反华、侵华的罪行；查政权观念，查战备观念，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教育运动的安排意见》，安排开展以 “三诉三查 ”为中心的农村、机关战备教育运动。3至4月，全县先后分两期开展 “三诉三查 ”教育运动。第一期在永正、永和、周家3个公社的44个大队、351个生产队和10个县直单位进行。第二期在宫河、罗川、三嘉、榆林子4个公社、24个大队和8个县直单位进行。“一打三反 ”运动1970年3月13日，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在全县开展 “一打三反 ”（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重点是抓 “九类人 ”（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和 “两类人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至4月24日，全县共揭发出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718人，其中 “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189人，“阴谋暴乱”的59人，杀人行凶的20人，反攻倒算的94人，纵火放毒的2人，破坏社会治安的354人，拘留、逮捕119人，戴 “五类分子 ”帽子管制和监督生产的45人。揭发出有经济问题1871人，其中贪污盗窃1473人，“落实 ”现金和实物折价118740元，投机倒把398人，“落实”牟取暴利60614元。追回款物折价112215元。至9月15日，“落实 ”2094人的问题，其中政治问题325人、经济问题1669人，共 “落实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金额199241元，追回160397元，占80％。此间，酿成许多冤、假、错案。其中最大的冤案是1970年4月、9月分两次宣判的 “加工倒卖木梳坯投机倒把集团案 ”。该案内成员王厚先、张庆义、岳银海、刘青云、沙继连5人被判处死刑，胡文奎、杜金举、孟献军、马长庚、匡广元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20年徒刑、15年徒刑、5年徒刑。有6人被开除公职。此案牵连313人。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1966年2月上旬，全县大量组织发行、赠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要求干部、职工人手1册。并规定学习日，制订学习制度，要求坚持学习，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8月20日，召开全县首次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表彰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先进个人24人。196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队进驻正宁。5月10日至16日，县革委会举行首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 “3·24”决定和省革委会常委会议精神，作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并号召全县开展 “三忠于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 ”（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上顶峰。5月底，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誓师动员大会。会后，县革委会用宣传车把1.45万册《毛主席语录》送发到社、队，全县贫下中农户均1册。8月，县革委会在永正公社召开 “三忠于 ”现场会，县直机关、学校及社队代表300多人参加会议。此后，全县到处涂、绣 “忠”字，粘、剪、刻、画、塑毛泽东像，机关、学校及社队均设 “树忠室 ”，社队自发地向毛泽东像 “早请示 ”、“晚汇报 ”，以示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从9月2日起，县革委会抽调48人，组成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下分5个组，先后分2次进驻一中、二中、山河完小、商业系统、县医院，宣传毛泽东思想。至10月底，全县共设 “树忠室 ”762处、“请示台 ”2400个，修建毛泽东像碑、“忠”字碑1569座，书写墙头标语1.01万条，向毛泽东献 “忠”字礼品7.23万件。10月25日至11月4日，县委召开全县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会代表173人。大会树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集体4个、先进个人7人，评出出席庆阳地区代表会代表48人、甘肃省代表会代表7人，并向毛泽东发致敬电。至年底，全县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6821期，发行《毛泽东选集》66781册、《毛主席语录》和汇编本134058册、毛泽东政治活动像213769张、单张《毛主席语录》105898张、毛泽东像章（光焰无际）1800枚。图书、画张总发行数为52.1万张册，为1965年的20多倍。此阶段，全县各路岔均设有 “毛主席语录检查站 ”，行人路过，需背诵一段 “语录 ”方准通行。在商店买货也要背诵1段 “语录 ”每写1篇文章或发言讲话，开头都要引用毛泽东语录。县革委会在县商业局（今县邮政局，隔壁）、县东方红广场（今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用水泥各塑巨型毛泽东像1座。至1969年2月底，1年中全县共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5071期，参学470279人（次）评选出积极分子173人，树立先进集体和个人典型11个。1966年至1970年9月，共发行，《毛泽东选集》（4卷）26697套，占全县总户数的110％，赠送《毛主席论农业》1.74万册。1970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赠送本县贫下中农《毛主席语录》1120册。7月15日，庆阳地区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农村普及《毛泽东选集》的通知，正宁县社队每户购发《毛泽东选集》1部。11月，全县开展学习毛泽东5篇哲学著作的活动；至月底，全县发行毛泽东著作26万册（部），每人平均2册（部），达到户户有《毛选》，家家有《语录》。1969年1月，兰州军区、省革委会举办第9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域104人参加。7月，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交流会。会后有6名代表出席全省首届积极分子代表会，其中永正公社社员焦存花（女）当年在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当年全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4800期，参学52.1万人（次）。并普遍开展评选 “四好 ”（政治思想好、完成任务好、执行政策好、纪律作风好）、“五好 ”（思想好、工作好、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运动，评出 “四好 ”单位164个，“五好 ”职工、社员、学生1832人。1971年6月，召开全县第二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 “四好 ”单位、“五好 ”个人代表大会，评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048人，“四好 ”大队21个，“五好 ”社员10441人。次年9月11日，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称中共正宁县委党校。
  农业学大寨1964年，毛泽东发出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号召。次年秋，中共正宁县委提出 “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 ”的口号，动员农民群众向大寨学习，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967年5月起，全县农村批判 “工分挂帅 ”，推行大寨经营管理经验 ——“标兵工分制 ”，取代原来实行的按劳分配、评工记分办法。次年5月15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动员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掀起生产新高潮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坚决响应 “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至11月，全县71个生产大队、448个生产队（占70％）推行 “标兵工分制 ”。1969年，全县贯彻农业 “八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宪法 ”和以粮为纲方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当年共修水平梯田4252亩、塬面条田9918亩、平田整地7954亩，修补地埂407条，打坝43座、淤地440亩，建修大型水利工程1处、干渠3条，增加灌溉面积4353亩，植树造林10555亩，育苗1410万株。
  粮食总产达到4850万千克，平均亩产117千克，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925万千克，超额完成6.65万千克。1970年11月2日，全县召开 “农业学大寨 ”广播誓师大会。提出奋斗目标为：“三年建成大寨县，粮食产量翻一番，总产达到1.7亿斤 ”，战斗口号为：“高举红旗狠抓纲，拼死拼活干一场，三年建成大寨县，五年过河（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加到250千克，称为 “过黄河 ”或 “过河 ”）奔长江，继续革命永向前，彻底埋葬帝修反。”至11月底，全县投入劳力2.6万人，修水平梯田840亩、塬面条田1200亩，新修和整修水地3900亩，新修地边埂1800条，长16万米，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47万亩，开小型水利工程13处，浇地500亩。全县生猪总数达到4.36万头，积肥22.7万车。1970年冬至次年春，全县抽出60％～70％的劳力，新修塬面条田2.4万亩、山地水平梯田1950亩，平田整地3300亩，兴修水利工程16处，增加灌溉面积2200多亩，打坝29座，淤地450亩，旱塬打机井1眼，正施工2眼。197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0.805亿千克，亩产207.5千克，首次上 “纲要 ”（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加到200千克，分别称为 “上纲 ”或 “上纲要 ”）。1977年1月，全县召开5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 “农业学大寨 ”会议精神，重新讨论制定农业发展规划。随后，县上抽调大批干部蹲点包队大办农业。
  农业学大寨中，全县各级党政部门在发动和组织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县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付出辛勤的劳动，使全县的土地面貌有较大变化，植树造林有新的进展，粮食产量除去虚报部分后仍有较大增长，社员分配收入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有较大增加。1973年10月6日，甘肃省委、省革委会确立正宁县为粮食亩产上《纲要》县，授予永正、罗川公社 “农业学大寨 ”先进集体；1975年10月，正宁县被全国 “农业学大寨 ”会议授予 “大寨式县 ”。
  由于全国性极 “左 ”路线的影响，县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1.学大寨所谓 “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 ”的经验，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正宁县执行原中共甘肃省委提出的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 ”的错误指示，组织民兵小分队，举办劳教学习班，查抄少数社员的家，对社员群众的一些生活小事进行批判，并说什么 “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反对学大寨就是反革命 ”，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酿成一些冤、假、错案。2.学大寨所谓 “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的经验，不断地 “割资本主义尾巴 ”。把社员经营自留地视为与集体争时间、争劳力、争肥料、争畜力，进行干涉。个别社队曾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代耕。又以划分林权为由，折价收购一些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不准社员饲养大家畜。限制集市贸易，农忙时驱赶赶集的社员，很少给农村匠作人员以营业的出路，实际上割掉的不是 “资本主义尾巴 ”，而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堵的也不是 “资本主义的路 ”，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3.学大寨劳动管理的经验，破坏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批判 “工分挂帅 ”，丢掉定额管理，定额计酬。一些生产队还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社员把 “大寨工 ”称为 “大概工 ”，平均主义成风，按劳分配成为空话，致使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不高。许多生产队 “上地一条龙，下地一窝蜂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样工 ”，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上有 “瞎指挥 ”，搞秸秆还田、农田基建是对的，但由于提的任务大，时间要求紧，致使有的社队虚报数字，搞形式。为了完成一劳一亩农田基建硬任务，成熟的庄稼还没有收完就要求大批劳力上农田基建，致使快到手的庄稼在场里地里霉变损坏，有的未成熟提前收割，使群众燃料供给困难。不分前塬山后，不管气候条件，盲目推广杂交高粱品种，并搞围墙化，麦草沤肥也不符合实际，浪费人力物力，没有多大收益。4.机械地搬用大寨大灾之年 “三不减 ”（不减贡献、不减集体提留、不减口粮）的经验，出现过浮夸风。有些年份在粮食产量上一级压一级，要高不要低，逼得一些社队虚报产量。在一些地方征购 “过头粮 ”，给社员生活造成困难。如1974至1976年，特别是1976年，在受灾比上年减产的情况下，交售粮食同上年一样，购过头粮，几乎挖空所有集体储备，不少社员腾空了家庭储备。从1969年到1976年，正宁县曾先后组织县、社、队干部约500多人（次）去大寨现场 “取经 ”。同时提出 “各行各业学大寨 ”，把大寨一些 “左 ”的东西带到全县各行各业。县委和县革委会也曾提出过一些 “左 ”的口号。如1971年提出 “学大寨赶昔阳，加快步伐向前闯，决战 ‘七三 ’粮超纲，加番贡献爱国粮 ”；1975年提出 “亩增百斤，亩产过河 ”。这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宁县停止使用 “农业学大寨 ”的口号，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新组织、部署农业生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及 “五七 ”干校的成立1968年7月上旬，全县中、小学校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组、教改组、后勤组，废除教导处、总务处，撤销教研室，取消班级和班主任制，师生按班、排、连、营编制。10月19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的通知》。全县各中学开始复课，并将学制改为初、高中各2年；将数学、物理课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学并入农业基础课，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艺术课，体育改为军体课。同月，县革委会根据毛泽东 “在农村则应有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的指示，在全县312所小学和8所农业中学成立 “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 ”，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此后，学校教学活动流于形式，以学文件、搞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11月，县革委会将全县小学下放到大队一级去办，实行大队管理，小学教师回大队任教，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生产队劳动分配。即工资发70％，另30％由生产队评工记分。1971年1月，小学教师方恢复原工资、吃商品粮待遇，由县上统一调配。1973年1月，全县批判极 “左”思潮，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不重视文化课的错误倾向。并调整学校布局，普及小学教育，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8月，《人民日报》发表辽宁张铁生反对高考制度的文章后，全国开展 “反对教育战线资产阶级路线回潮 ”，全县中小学刚刚整顿恢复的秩序又被打乱，升学考试制度被废除。次年5月，全县开展揭发批判所谓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的各种表现，学校发动学生掀起 “反潮流 ”运动，打击了一批敢于从严治校的校长和忠于职守的教师。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 “五七 ”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中，传达毛泽东关于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的指示。县革委会组织部分干部在三嘉公社参加社队劳动，后于1969年2月6日成立罗川 “五七 ”干校和宫河分校，组织部分干部参加社队劳动，并开始分期分批选送干部到庆阳地区 “五七 ”干校学习、劳动锻炼。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7日，县域将部分城镇居民转为农村户口（后陆续恢复），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城镇人口遣送安置办公室，组织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次年，县上规定插队知青每人每年补助480元，每月供应口粮22.5千克。1972年，安置知青347人，其中本地194人、兰州市73人、外省80人。次年10月3日，成立全县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1973年10月到1978年12月底，全县先后在山河、西坡、湫头、永和、永正、榆林子6个公社18个大队38个生产队，建知青点45处，共安置知青826人（含县域知青），其中兰州知青501人。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也参加科学实验，承担科研课题。1975年5月14日的《甘肃日报》以《泥土中扎根，风浪中成长》为题长篇报道县回乡知青郭治塬的事迹。7月10日，省委、省革委会授予山河公社王阁四队知青点 “全省下乡知青先进集体 ”、授予郭治塬 “全省回乡知青先进人物 ”。1968至1975年底，全县上山下乡、回乡知青中有288人入党，1361人入团，415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2402人担任理论学习辅导员、社请教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农业技术员等工作。知青在下乡劳动两三年后，劳动积极者，经群众评议、社队推荐，以招工、招干、上大学、参军等形式返回城镇。1974年8月，招收10名知青参加工作。1975、1976、1977三年中招工、参军和外迁知青242人。1978年，发证留城35人，安置县域知青5人，两次招工、参军、上大学和外迁123人。同年底农村实有知青147人，分布在西坡、山河、永正、榆林子和永和5个公社的17个知青点及友好沟集体知青农场。次年2月，县知青办、知青点相继撤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也有个别外地知青在正宁结婚生子，成为正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