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一、序言笔者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助手，在任期间，曾参与策划了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的编辑①工作，又在《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I)刊行时②，为敦煌出土密教绘画图像做了比定工作,主要对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带盛行的密教美术进行了研究。笔者与敦煌密教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在《敦煌密教与美木》③一书中。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已由刘永增先生译成中文发表于《敦煌研究》④，不仅在中国，而且使可以阅读中文的海外研究者也了解到笔者研究的一个侧面。
  不过在此之后,随着藏学以及敦煌研究的进展,对本书中的几点内容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和订正⑤。
  ①《スタイン搜集チベット语文献解题目录》第9~12分册，东洋文库チベット研究委员会，1985—1988 年。
  ②(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I),讲谈社，1994年。
  ③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术》,法藏馆,2000年。
  ④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寂静四十二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出土莲华部八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同③，第三、六章的中文译文。而且据说刘永增先生还将在《敦煌研究》再刊登一篇。
  ⑤ 《敦煌密教及美术》第二章中，所举出的关于安西（现瓜州）榆林窟第25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敦煌研究院的沙武田先生发表了右侧已失壁画的复原研究。以西藏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拙作中介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昌都摩崖佛和青海省贝勒沟大日如来堂像以外，对很可能为吐蕃时期造像的几件作品进行比定。而且， 在东千佛洞又发现有第四章所举出的不空绢索五尊的新的作例。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特別是在拉萨的西藏博物馆藏古写本中，发现了古代吐蕃王国的经录《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n than ma),并于2003年与《声明要领二卷》(sGra sbyor barn po gnis pa)同时刊行，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众所周知，作为吐蕃的经录，过去已知有《邓噶目录》。但是《邓噶目录》中除初期密教系的陀罗尼经典类和《大日经》《恶趣清净怛特罗》等经典以外,并未收入后期的密教经典。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吐蕃时期还未出现《初会金刚顶经》以及后期密教经典。
  但是，在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与密教绘画中，发现了基于《初会金刚顶经》系的瑜伽怛特罗、《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rnõyoga)等成立较早的后期密教系原典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术作品。
  对此,《旁塘目录》中收有《邓噶目录》未收录的密教经典及其注疏，进而言之，其中还收录了西藏撰述的密教文献，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吐蕃时期在西藏传播的密教的实际形态。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笔者在《敦煌密教及美术》一书中言及的在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的几个文本，在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未见收录，相反却见于《旁塘目录》。
  就此，本稿就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作如下考察。
  二、迄今为止的《旁塘目录》研究如上所述，《旁塘目录》的写本至今未曾被知晓，由于布敦在《西藏大藏经目录》中引用过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邓噶目录》和《旁塘目录》的成立先后，一直就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旁塘目录》的刊行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关注。川越英真先生将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旁塘目录》转写成罗马文字,同时出版了加以文献编号及详细注记的校订本①《dKar chag "Phang thang ma》。川越先生还就其内容加以考察后发表了论文②本稿中在言及《旁塘目录》所收文本时，使用川越先生附加的KP号码。
  川越先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邓噶目录》所收多达70部典籍在《旁塘目录》中都未见收录，而且，关于《大宝积经》的配列，《邓噶目录》与现行的《西藏大藏经》几乎一致。相对于此，《旁塘目录》的《大宝积经》部类中却①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東北インド•チべッ卜研究会,2005年。
  ②川越英真（〈パンタン目録〉の研究》,（日本西蔵学会会報〉第51号，2005年。仅见有9部经典,其他经典散见于其他部类中。
  这些都暗示了《旁塘目录》的成立早于《邓噶目录》，如前述，关于密教 《旁塘目录》包含了《邓噶目录》中未收录的很多文本，川越先生也保留了对两者成立先后关系的最终结论。
  另外，山口瑞凤博士把布敦（1290—1364年）的《西藏大藏经目录》中抄写的“中观难语吟味，’dBu mal dka' dpyad b s ad pa dan bcas pa(NS. 2933)①“中道的勒令及解说” dBu ma’i bkas bcad b s ad pa dan bcas pa (KP.827)的作者 btsari po dPal dun brtan (《旁塘目录》中为 dBa" dun brtan)与赞普达玛Dar ma Uì dum brtan (达玛乌冬赞)看作是同一人,也就是说，将《旁塘目录》的成立定为在赞普达玛被暗杀的公元842年之后②。这样的话，同目录序言中所记成立年代为“王于戌年居旁塘宫时”， 是在赞普达玛被暗杀之后，亦即欧松王(842—905年)统治包括旁塘宫在内的雅砻地区之时。但是，若考虑到序言中所记作为编者的sKa ba dpal brtsegs (噶瓦拝则)为中心的活动年代，则有些失之太晚。
  三、《旁塘目录》所收入的受关注的文献下面，对《旁塘目录》中敦煌出土的密教文献与密教美术的关联加以考察。
  拙作《敦煌密教及美术》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介绍了基于《初会金刚顶经》“金刚界品”的《圣真实摄成就法》和基于“降三世品”的《金刚眸迦罗成就法》，同时，在卷末的“资料篇”中收录了转写的罗马字文本。
  然而，此次刊行的《旁塘目录》中收有《金刚咛迦罗成就法》dpal rdo ije hüm gi sgrub thabs (KP.911)的仪轨。此外，S.519的末尾记《金刚呼迦罗成就法》的标题为rdo rje dpal hüm zes pa"i bsgrab pa bsdus pa。但是在 S.417的卷首所示的梵文题目中，bsgrub pa bsdus pa的原语为sa du upai ka,即sãdhanopãyikã已得到了确认。sädhanopäyikä在钦定译语制定以后的藏文佛典中通常译为sgrub pal thabs或sgrub thabs。因此，敦煌出土的 《金刚晬迦罗成就法》与KP.911为同一写本，或者此文本很可能是以钦定译语为基础改订以前的旧译。
  笔者又从《金刚吽迦罗成就法》的内容中推定，吐蕃时期的西藏，不仅① 布敦《西藏大藏经目录》中收录的文献NS号码；西冈祖秀《プ卜仏教史》 目录部索引Ⅰ～Ⅲ，（東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紀要》第4~6号，1980—1983年。
  ② 山□瑞凤《夕•ルマ王の7王「破仏」(虚構》，《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第18号，1995年。有《初会金刚顶经》“降三世品”,而且其释怛特罗《降三世轨》①也已被知晓。《旁塘目录》中收录的《降三世轨》(KР.887)及其注疏(KР.888)②就证明了这一点。
  Р.292中有《初会金刚顶经》的“金刚界品”,S.367中也有该经“遍调伏品”一百零八名赞中的摘录。从这些事实中笔者推定，吐蕃时期在现行的仁钦桑布译本之前，既已有《初会金刚顶经》的藏文译本(至少包含“降三世品”“遍调伏品”）,《旁塘目录》的发现使这一事实得以确认。而且《旁塘目录》(KR884)中记载有“含续但特罗” rgyud phyi ma danbcas pa、“九卷” barn po dgu pa,与不空的汉译本不同，说明完整的四大品藏文译本在吐蕃时期已经成立。
  又，拙稿《敦煌密教及美术》的第二章中,论及了过去认为是“阿弥陀八大菩萨”的大英博物馆藏Stein painting50,应为胎藏大日八大菩萨。敦煌出土数件称为《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rNam par snan mdzad "khor dan bcas pa la bstod pa的藏文赞，其中除毗卢遮那佛以外，还包括了八大菩萨和维摩、宝吉祥二菩萨以及降三世明王赞。
  由于敦煌诸窟、榆林窟以及吐蕃时期的西藏遗存有数例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像都与该文献相关，这也引起了欧美研究者的关注。
  此外，在布敦的《西藏大藏经目录》中，记有作为赤松德赞御制的佛典 “圣I批卢遮那和释迦八大菩萨赞” ’Phags pa rnam par snan mdzad dan/ sa kya thub pa dan/byan chub sems dpa^ brgyad la bstod pa(KP.670)为题的文献。因此，根据《旁塘目录》的刊发，说明了布敦的这些记述也参照了《旁塘目录》。
  除此之外,《旁塘目录》中还记载有著者不明的另一赞文“圣婆伽梵毗卢遮那佛及眷属八大菩萨各自的赞及其真言” Thagsjja sans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 par snan mdzad Ichor sems dpa^ brgyad danbcas pa la so sor bstod pa dan gzuns snags danbcas pa(KP.419),敦煌出土的《伴有眷属舭卢遮那赞》很有可能即是后者。
  ① 关于《降三世轨〉（北115),参照〈インドにおける曼荼羅の成立と発展 》第四章注 13,春秋社,2010年。
  ② 推定为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收录Muditakosa的注释(北3332 ),《旁塘目录》中未见有著者名。但是，《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的尊格构成，与赞普赤松德赞建立的桑耶寺乌策殿（中峰）1层、2层尊像的安置状况十分相似,可以说强烈地暗示了此赞文为赞普赤松德赞所做①。
  敦煌也有出土其他的八大菩萨赞Вуай chub sems dpa" chen po brgyad la mnon par bstod pa的断片（No.360 VI)，后者很可能为此文献。
  四、《旁塘目录》成立年代的推定如上述，关于《旁塘目录》和《邓噶目录》的成立先后，过去一直有争议。川越先生指出的几点启示我们，《旁塘目录》成立早于《邓噶目录》，但是如上述,就密教而言其状况完全相反，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就此，笔者注意到川越先生将《旁塘目录》的27-1~27-9(据川越先生分类)认为是后世附加的见解气如此看来,《金刚眸迦罗成就法》《初会金刚顶经》的全译等,本稿中所举的密教文献之大半,都包含在《旁塘目录》 成立后的增补部分之中。再则,由于山口瑞凤博士视为存在问题的NS.2933（KR.827)也包含在增补部分中。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将《旁塘目录》主体的成立推到赞普达玛以后。
  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两目录中收人的全部文献进行详细的探讨, 现阶段最为妥当的结论是，其成立时间的顺序为《旁塘目录《邓噶目录》→《旁塘目录》增补部分。
  五、结论以上,本文对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有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
  结论是,从拙作《敦煌密教及美术》中讨论的文本以及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和密教绘画的存在，确认了被推想为吐蕃时期已为人们所知晓的藏文译本，或者说与之相类似的内容、题名的文本即已存在。
  但是,这些不存于《邓噶目录》,而在《旁塘目录》中存有记载的文本， 很明显仅限于《大日经》《初会金刚顶经》系的密教经典中。《秘密集会》《摄① 关于吐蕃时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见田中公明《チベットにおける胎葴大日如来と胎蔵曼荼羅の伝承と作例について》,《聖なるものの形と場》，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2003年。
  ②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Ag thang ma》,東北インド•チべット研究会,2005年。相应瑜伽》（Samêiyoga)等较早时期成立的后期密教经典，在敦煌，尽管藏文译写本、断片有所发现却未见收录。这说明了《旁塘目录》遵守了色纳勒王发布的对后期密教经典翻译的禁止令①。即《敦煌密教及美术》言及的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中，《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mayoga)乃至《秘密藏续》（ gsaAba'i зйтро)等,现在.西藏佛教中发展为宁玛派的古密教文本，应该考虑是在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以前就已经传播、翻译了。
  这一事实，不仅阐明了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密教，对研究印度后期密教的成立和历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翻译：阮莉）①关于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令，见石川美惠《A Criticai Edition of Ле sGra sbyor barn po gnyis pa》第4页，东洋文库，1990年;石川美惠《ニ卷本訳語釈-和訳と注解》 第7页，东洋文库，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