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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的封建军阀势力，经过四十年的分合变化，到一九四九年前后，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势均力敌，并且不断地扩充实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达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仅有八十一军，人数约万余人，驻在宁夏中宁县一带，势力单薄，政治上比较消极， 只要能给子孙们保持现有的地位就行了。
  过去西北诸马，勾心斗角，各有矛盾，但遇到共同利害，则协力合作，一致对外，这是西北回族世袭军阀的特点。一九四九年，三马联合，阻止解放军西进，就是明显的例子。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其堂兄马鸿宾统治宁夏十七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措施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 鲁、豫各省招募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拔的。解放前夕，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国民兵等共计约八万多人。其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省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宁夏回族占了一半。一般人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指的是他用人的标准。他的行政干部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如财政厅长兼军需处长赵文府等，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样旧部或培养的，如原宁夏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屌民政厅长海涛等，我也是其中之一人。但他在财经企业方面，却另立系统， 不在甘、马、回、河圈圈内用人，如财政厅长赵文府是北京人， 宁夏省银行行长李云祥是河北省人。所有宁夏军政各费的收支，以及各项企业和土特产的收购经营，都离不了这二人的手。 其他无论何人，概不放心。特别对赵文府在有关克扣、剥削和搜刮方面所出的主意，言听计从。所以一般人称赵为“招财童子”， 他也封赵为古之“宭子”。
  在这两个财经系统中的工作人员，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没有甘、马、回、河中的人。马鸿逵为什么对财经系统用人，这样严格区分呢？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这个集团，总有散伙的一天，那时候，财经人员远走高飞，各回本籍，而甘、马、回、河的人， 有些是不能离开他的，如他的财产底细，被这些人知道了，有时搔到他的痛处，对他有所不利。但事有凑巧，一九四六年，赵文府派他的妻子，携带他历年搜刮的财产，到北京去买房子预备作富家翁，结果走到包头时，忽然脑充血死了。次年，赵文府在宁夏又因脑充血而死去。李云祥于马鸿逵离宁前秘密请假批准，返回原籍。听说解放后不久，也因脑充血死了。这二人之死，对马鸿逵的财经底细，造成了永远揭不破的秘密。
  由于他的兵是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亲自教导提拔的，高干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安富尊荣， 得心应手，为所欲为，并且妄想把他的封建势力世世代代绵延下去。但由于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彻底粉碎了这个世袭军阀的王朝，宁夏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走上了幸福大道。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鸿逵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在西北的势力已经动摇，于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向蒋介石不止一次的上条陈、 写报告，要求扩军二十万“保卫大西北”，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拥兵自卫，作政治资本。但蒋介石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 交国防部核办”，没有具体措施。马鸿逵见此计不售，于是这年底平津局势危急时，提出“皮祆热了自己脱”的主张，意思是自己的事，自己来下手办，就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京和谈之际，跑到兰州，遍访甘肃省军、政、党团、绅学各界，鼓动风潮， 攻击甘肃政治，意在使甘肃省主席郭寄桥不安于位。结果由于在马步芳军事势力压制下，郭寄峤于五月间自动离甘。
  一九四八年夏，马鸿逵在出席伪国民代表大会后来到兰州， 以调解马步青、马步芳兄弟的感情为借口，到青海与马步芳勾结，商议宁、青两家合作，阻击解放军西进，达成协议。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甘审进军，马鸿逵急忙跑到甘青交界处的享堂镇和马步芳会晤；商妥合力拒共，分掌军政大权——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并决定二人互相推荐，先由马鸿逵推荐马步芳。在此以前，蒋介石本想于二人中择一担任长官，但又恐各不相下，反致纠纷。及接到马鸿逵的荐电，即交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提出行政院会议，任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
  马步芳就职后，马鸿逵以甘肃省主席自居，全面策划，积极反共。当两家军队集结于平凉时，马鸿逵去讲话发奖，鼓励士气。 在他回兰时，电话召集他的儿子马敦静和苏连元、马如龙（省保安副司令）、海涛（民政厅长）、马光天（参谋处长）、程福刚(军法处长、立法委员）和我到中宁“旅园”（马鸿宾的住地） 会晤。马鸿逵在说明宁、青两军在平凉的部署后指出：“马步芳野心大、无远见，恐不能维持局面”，“甘肃军事设备薄弱，打起仗来不堪一击”。他还说要到“中央”去，要求大力支援。马鸿宾听了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 接受和平，就可保安全。”马鸿逵表示，马步芳对他很尊重，既然拥人家上了台，就该帮助到底。我们几人认为他资格老，经验丰富，见过些风雨世面，从历史上看，与其不能和马步芳合作到底，不如自己单干，还可应付一切。马鸿逵说：“我两件事不如马步芳：第一是我对共产党下不了毒手（指的是他对从三边俘虏来的红军释放了，马步芳对从西路军俘虏的红军杀害了），第二是人家做的是国际生意，用的是黄金‘外交’，我没有那么多的钱，比不过人家，但是以后就是人家在我的头上屙屎拉尿，也能擦掉。”马鸿逵不接受大家的意见，临上车时，马鸿宾还对他叮咛：“不要上重庆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家法是‘保境安民’。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马鸿逵回到兰州，专等甘肃主席的发表。有一个晚上，马步芳派他的亲信马绍武来说：“长官叫我来征求同意，甘肃主席职务请副长官担任。”马鸿逵听了大哗，认为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还再来问什么，便很气愤地说：“叫他自己兼上好了。不然， 在张鸿汀（张维，甘肃地方大绅）、水楚琴（水梓）二人中择一个看看大门就行了。”马步芳听了，将计就计，即给阎锡山发电说：“甘肃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但马副长官坚辞不就，可否由职暂行兼任”等语。马鸿逵得到从广州传来这个消息，盛怒之下，一面下令在陇东的宁夏部队撤回宁夏，一面趁马步芳返回青海之际，飞广州告状。阎锡山即发表他为甘肃主席。他说这“要受城下之盟”，坚辞不干。阎锡山亲下手令，切责立即返兰就职。同时，马步芳也到了广州，邀请马全钦同来调解。马步芳甜言蜜语，承认错误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听“老爸爸” (马家对亲属中长辈，惯称“老爸爸”）的话。二人商妥同机返兰。次晨临行时，马鸿逵变更了同机返兰的原议，以先回宁夏筹划发兵保卫兰州为名，单独回到宁夏。当时是八月二十左右，解放军已经包围兰州，旦夕可下。马步芳派他的秘书长马骥来宁催兵，马鸿逵答复：“兵发在途，不日到兰。”暗地里却命令部队迟迟行进。马骥回去后，还每日几次电话催问，直到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宁夏部队还未到达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