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州图书馆

景洪市（原车里县）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
  一、车里县解放初期的建政工作
  景洪市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部，在1927年之前不设县，由普洱道和车里宣慰使司直接管辖。1927年普洱道尹徐为光将殖边总办管辖的八区改设七县一行政区，其中第一区改为车里县，为景洪设立县制之始。从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间，民国云南省政府先后委任过13任车里县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的直接参战，于1950年2月底解放车里县全境，结束长达22年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随后，按照中共宁洱地委和车佛南党总支的指示，及时开展建立新生人民政权的工作。3月初，中共宁洱地委指定余松主持车里县工作，负责筹备建立新的县人民政权。
  3月27日，车里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经中共宁洱地委事先任命，余松任县长，召存信、杨相才任副县长。县临时人民政府内设秘书科、民政人事科、文教科、财经科、工商建设科、公安局、税务局、粮库、医务科等工作机构。工作地点在原来的车里县衙门内。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国民党时期的景洪、勘龙、橄榄坝（勐罕）、勘养、务本五个乡改称区，设区人民政府。区科级干部均由宁洱地委任命。
  1950年5月，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借鉴车佛南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团结民族上层的成功经验，车里县吸收一批进步的中小头人和有一定傣文、汉语基础的民族上层子弟到各级政府机关工作，并任命各区的土司、总叭等有声望的民族上层爱国人士为各区的区长或副区长。对于区以下相当于行政村一级的"火西”政权则仍维持现状，由原来土司任命的"召火西”继续领导。
  1951年1月，车里县临时人民政府改为车里县人民政府，召存信任县长，杨相才任副县长。
  在成立新生人民政府的同时成立党
  车里县衙门，1950年车里解放后新成立的县人民政府曾在这里办公的组织。1950年4月，成立中共车里县工作委员会，宁洱地委任命余松为县工委代理书记。1951年1月改任工委书记。1952年7月任命李德云为县工委副书记。车里县工委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四个工作机构。在区一级成立景洪、勐龙、勐罕、勐养四个区工委。1952年底，全县共有中共党员30人，其中女党员3人。
  中共车里县工委、车里县人民政府及下级组织的成立，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全县各项工作的领导，避免了因新老政权交替而出现的混乱，建立和巩固了新的革命秩序，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后的建政工作
  在中央和省委的关怀下，西双版纳一解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便被列入议事日程。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于1953年1月23日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随后于当年5月召开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届二次会议作出决定：撤销辖区内的县一级建制，成立12个比区大、比县小的"版纳"一级人民政府。其中车里县撤销后，原所辖的务本区划归勐海，其余四个区人民政府撤销，改设景洪、勐龙、勐养、勐旺四个版纳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于1954年9月11日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批准，于是开始紧张的新一轮建政工作。而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复下来之前，各版纳政府的筹建工作就已经开始。
  经过紧张的筹备，1953年6月16日至22日，召开版纳勐旺首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2人。大会选举产生版纳勐旺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又称版纳长），宣告版纳勘旺傣族本族联合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版纳长：刀应福（傣族）；副版纳长：曹中益（基诺族），张汉臣（基诺族），李发宪，召忠才（傣族）。其辖区由当年初从思茅县划出的普文、勐旺、象明、景董等区组成。版纳勐旺自治区人民政府原设于勐旺城子，1956年迁至普文。
  1953年6月22日至27日，召开版纳景洪首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3人。在开会之前经过反复协商确定人选的基础上，大会选举产生版纳景洪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常委、委员，宣告景洪区、勘罕（橄榄坝）区人民政府的撤销和版纳景洪人民政府的成立。主席：刀栋刚（傣族）；副主席：召仁（傣族），刀应达（帕弄稿，傣族），刀昌民（帕弄帕散，傣族），车兰（哈尼族），郑希贤（傣族），叭弄伴（傣族）。版纳景洪政府设在宣慰街。会议结束时还召开隆重的庆祝版纳景洪成立大会，开展就职宣誓、拴线、丢包、泼水、放高升、”赞哈”演唱、大象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还让当选的版纳景洪政府有关领导骑上大象以表示尊敬和祝贺。
  1953年11月21日至25日，召开版纳勐养首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69人，列席21人，特邀4人，来宾10人。大会选举产生版纳勐养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常委、委员，宣告勐养区和景讷区人民政府的撤销和版纳勐养人民政府的成立。其辖区由勐养、基诺诺克（基诺山）和原六顺县的景讷区组成。主席：刀定国（傣族）；副主席：刀治国（傣族），陈子恒，布腊兹 （基诺族），扎西蹄（傣族）。
  1955年10月6日至11日，召开版纳勐龙首届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4人。大会选举产生版纳勐龙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告勐龙区人民政府的撤销和版纳勐龙人民政府的成立。主席：刀荣安（傣族）；副主席：刀向民 （傣族），刀建光（傣族），阿当（哈尼族）。
  在派出民族工作队进行较长时间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之后，于1957年2月成立基诺诺克生产文化站。主任何贵（基诺族，未到职）；副主任马登轩（主持工作），曼卡老四（基诺族），褚有本（傈僳族），老叭白腊腰（基诺族），杰木拉 （基诺族），白腊腰（基诺族）。基诺诺克生产文化站虽称为 "生产文化站"，实际行使的是一级人民政府的职权。
  1954年7月20日，正式改"车里"名称为"允景洪"。
  为加强党对各个版纳建政工作的领导，中共西双版纳傣
  1953年6月，版纳景洪人民政府成立时少先队员为当选政府委员戴大红花（刀永明提供）
  1953年，成立"火西"行政村人民政府（张超平提供）族自治区边疆工作委员会（简称区边工委）及时建立各版纳工作委员会，任命相应的干部。
  1953年1月，中共版纳勐旺傣族本族联合自治区工委成立，书记先后为钱学宽，王建才（未到职）；副书记先后为李发宪，陈子祥（1953年11月至1954年10月主持工作），董好义，白学敏（傣族）。
  1953年5月，中共版纳景洪工委成立，第一书记余松；第二书记郑希贤（傣族）；书记常福才；副书记先后为常福才，刘着清，赵大海。
  1953年5月，中共版纳勐养工委成立，书记缺，副书记先后为陈子恒（主持工作），何贵（基诺族），罕定成（傣族），马登轩，石文忠。
  1953年11月，中共版纳勐龙工委成立，第一书记斐云昌；第二书记先后为张凯，赵大海；第三书记彭开玉（哈尼族）；书记先后为李明寿（彝族，代理），李志儒（兼）；副书记先后为李哲（兼），王彪（兼），彭开玉。
  1957年2月，中共基诺诺克生产文化站党组成立，书记何贵，副书记马登轩。
  1953年，景洪城区机关开始公开建立党、团组织，取消隐蔽活动时期的一些特殊规定，党建工作出现新的气象。1954年，全县有党员59人，其中女党员6人，少数民族党员25人。
  三、土地改革后的基层建政工作
  西双版纳包括车里县解放后，其基层政权"火西"（相当于行政村）在数年之中一直维持现状，直到后来土地改革结束后才得以解决。
  和内地一解放就进行土地改革不同，西双版纳包括车里县到1955年才进行土地改革，而且采取的是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形式，叫做和平协商土改，即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土地所有者（土司头人）进行协商而进行土地改革，从而消灭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车里县从1955年12月开始，到1956年11月结束，历时一年，原车里县辖区的四个版纳坝区的35个乡、346个村寨11005户57640人先后全部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共没收领主、地主422.53万斤粮食年产量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农民所欠领主、地主的债务18378元。
  在土地改革的后期，建立乡（"火西”）人民政权的工作被列入议事日程。各乡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在乡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既有积极工作、群众信任的原来的"召火西"，也有不少在解放后特别是在土改中成长起来的贫苦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从而使乡人民政府更具有威信和战斗力。
  土地改革后乡（小乡）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景洪 （车里）县解放后建政工作的彻底完成。
  四、恢复设县
  西双版纳解放后不设县、只设版纳的历史从1953年一直延续到1958年。1957年7月，国务院第64次会议通过关于把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直辖的12版纳划为5个县版纳（景洪、勘海、勐遮、勐腊、易武）的决定。按照国务院的决定，版纳景洪、版纳勐龙、版纳勐养、版纳勐旺4个版纳及基诺诺克生产文化站于1958年1月正式合并为县一级的“版纳景洪"。云南省委、思茅地委任命县、区和县直属机构的领导人员，周凯为版纳景洪县第一书记，郑希贤（傣族）为版纳景洪县县长。
  1960年9月22日，国务院直秘曾字16号文件批复将"版纳景洪”（县级）改称"景洪县”。随后，景洪县在经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于1993年12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并于1994年2月28日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
  （李云昌）
  1953年，成立“火西”行政村人民政府1961年泼水节
  当旋转的日月星辰托举出明天，又挥手把今天变成昨天，变成记忆，昨天的记忆便只会愈去愈远。但有的记忆，不管走了多远，都能迅速召回。比如48年前的那个春天，我在西双版纳度过的泼水节，便始终与我的生命同行。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军后便长期战斗在西双版纳。从那时到现在，我和傣族群众欢度泼水节的次数，真是难以记清。但唯有1961年过的泼水节，却是久久难忘，铭刻于心。那时我在昆明军区文化部任《部队文艺丛书》编辑。领导要我们去组织、采写、编辑出版一本反映边防部队在中缅边境警卫勘界作战的报告文学集。此前，我边防部队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对长期盘踞在缅泰边境和金三角地区的蒋军残部进行了突击式的扫荡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撤回国后，紧接着又投入到保卫中缅两国总理即将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举行会晤的特殊任务。
  这得从不算久远的历史说起。1956年12月16日在德宏州首府芒市，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共同参加了中缅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并在芒市宾馆亲手种下两棵缅桂花树，寄语“胞波情谊"开出新花。相隔4年后，1960年1月两国总理在缅甸首都仰光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境条约批准书》。缅甸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两国总理商定一年后即1961年在西双版纳景洪的泼水节期间再度举行友好会谈，以进一步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61年4月中旬，恰值傣历1323年新年，也就是传统的泼水节。在这个喜庆祥和的节日，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努总理相约到景洪会晤并与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联欢。但盘踞金三角和泰缅边境地区的蒋军仍有较强的残存兵力，很有可能在泼水节期间对我边境实施袭击骚扰和派遣敌特进行破坏、暗杀活动。因此泼水节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复杂而繁重。4月13日下午，夕阳把澜沧江波浪镀上一层金红的光芒。中缅两国总理乘轮渡过江登上码头后，傣族小卜哨献了鲜花；老佛爷依照傣族宗教习俗在他俩的手腕上拴红线；这时江边沙滩上燃放12声冲天巨响，象征着西双版纳对两位总理莅临景洪的崇高而热烈的欢迎。在接受了姑娘们点洒圣水的仪式后，夹道列队欢迎的群众发出一阵阵"水！水！水!"的欢呼声……
  第二天上午，两国总理来到热带作物研究所，在一棵棵橡胶树、油棕树、槟榔树、椰子树围绕的草场上举行了会晤。在友好的对话中，不时从林中传来鸟儿的啼鸣，那“糯乐多、糯乐多"的歌唱，引得主客都发出了笑声。会谈结束后，周总理会见了蔡希陶等植物学家和研究所职工，表达了他从思茅到景洪途中看到公路两边森林被严重砍伐和刀耕火种的现象而产生的忧虑，特别提出要保护好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下午，两国总理来到澜沧江边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在傣族赞哈吟唱民间歌谣声中，观赏了江上的龙舟比赛，江边的放高升比赛，还有傣族、基诺族、布朗族、哈尼人群众性的歌舞表演。然后周总理步出观礼台彩棚，为龙舟赛冠军勐罕队颁奖，把一只高贵的银碗作为奖杯授予龙舟领队波素高…… 此时，澜沧江两岸的各民族群众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象脚鼓、勐锣四处响起，一支支高升带着呼啸冲向蓝天。
  我们身临其境，与景洪各民族群众共享了欢乐，受到极大的鼓舞，但我们总向往着与周总理能有近距离亲近的机会。这个愿望由负责带领我们此行的军区文化部文艺科长赵玉山向军区保卫部同志反映后，得到了理解与关注。4月15日是傣历新年正式泼水的日子。这天早晨，周恩来总理陪同吴努总理来到曼听寨佛寺举行泼水前的宗教礼仪活动现场，比如为寺庙里的金佛玉佛洗浴，献花，敬蜡条、香烛等。周总理在寺里会见了宗教界人士后，走出庙门，向聚集在寺内外的群众大声地说道："乡亲们，祝你们泼水节快乐!"周总理穿着一身傣族服饰，头上扎着水红色绸巾，完全像一个慈祥的傣族老波涛（波涛，大爹之意）。他笑容满面地端着银碗，用
  周恩来总理在西双版纳
  周恩来总理与傣族妇女合影凤凰树的一枝绿叶蘸了蘸水，向周围的人群轻轻地泼洒着雨点般的水珠。群众也以同样方式用枝叶蘸水向周总理洒水祝福！就在这时，吴努总理从寺门走了出来。周恩来总理兴致正高，眼疾手快地从身边一位傣族干部的手里接过一盆水，向吴努总理泼去。吴努总理哈哈大笑着，在水花中连声喊道：“胞波，胞波……"（意思是：同胞兄弟！）吴努总理也深知泼水的礼仪，便顺手接过一盆水，向周恩来总理泼去。顿时，大盆大盆的激情泼水，取代了小碗小碗的斯文洒水，曼听佛寺门前变成了水花飞扬、欢呼荡漾的海洋……
  由于得到军区保卫部同志的支持，我们被安排在佛寺门口的就近位置，才感受到如此热情、热烈的氛围。当我看到周总理身边始终有穿着军服、戴着中将军衔的咱们军区的司令员秦基伟和军区保卫部政保队长刘雨田陪同时，便鼓起了勇气，产生了一个念头。因为在军区政治部的办公大楼里，我们文化部与保卫部的办公室是连在一起的，我与刘雨田也相互熟识。我大胆地挤过人群，向浑身水淋淋的周总理走去。刹那间我还看见刘雨田用眼神给了我示意。我快步走近了周总理，但我手上没端水盆，便举起右手向周总理行了个军礼，这是我当兵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礼仪。我当时的愿望是想与周总理握个手吧。谁知此时此刻的泼水节高潮中，已经不时兴握手了。只见周总理伸手要了一盆水，迅即向我和我身旁的人群泼了过来……
  周总理亲手泼向我们的亮晶晶的水花，还洋溢出缅桂花的香味；那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飞舞起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周总理就像是披挂着彩虹的菩提树！
  不久，我们编辑的《战斗集》由军区政治部出版。48年后的今天，这本血红色封面的报告文学集，依然放在我书柜的显要位置。书中还有我采写的《竹楼歼匪记》、《勇往直前》、《炊事班的故事》等三篇文章，记载着当年的那场特殊的战争。每当我看到这本书，便会想起在中缅勘界作战中牺牲了的英烈，便会想起当年友爱相处、如今已是天各一方的战友们；当然也会想起由战争赢来的和平岁月，想起在西双版纳景洪度过的泼水节，眼前便会感到有一团团水花在阳光中灿烂开放，那是穿着傣家人服饰的周总理泼出的吉祥的水，幸福的水，在远去的记忆中永存于心灵里的水。
  （张昆华）
  摘自《人民日报》（2009年8月19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