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一九二九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统治下的“满洲”（现东北三省），革命处于低潮。这年六月，党中央决定调刘少奇同志到满洲省委担任书记。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同志到达沈阳。在他的领导下，党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发展。
  刘少奇同志亲自组织和指导了沈阳、哈尔滨等地工人的罢工斗争，特别是十一月九日哈尔滨全市的反日大示威和这次示威之后的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十分惊慌。在少奇同志领导下，满洲省委开始注意开展农民运动，使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有了一定发展。
  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成绩卓越，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那个“顾问”等一伙，在一九六八年的所谓《审查报告》中，竟伪造事实，诬陷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进行了“大叛卖”，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因而被释放。
  他们还进一步诬陷，由于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同志被捕前后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的一次工潮中，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酝酿罢工的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少奇同志和孟用潜同志（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当天到达这个厂去，在厂门口受到资本家组织的厂卫队的怀疑而被扣押，后来工厂方面把他们三人移交给了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继而解送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在敌人审判时，刘少奇同志坚不吐实，孟用潜同志表现也是好的，那个党支部书记也没有暴露党内情况。奉天法院检察处在没有掌握任何“煽动工潮”证据的情况下，对刘少奇、孟用潜同志判处为: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刘少奇同志、孟用潜同志被捕和释放后，党组织完全没有受到破坏。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少、孟（新华社编者注：即刘少奇）被捕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及所属组织工作的一些同志也证明，刘少奇同志和孟用潜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当时在满洲党、团省委工作的王鹤寿、赵毅敏等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害。这个历史事实，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所共知的。
  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刘少奇同志当时被捕后根本不存在什么投敌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的问题。但是，林彪、江青等一伙蓄意陷害，采取了移花接木的阴谋手段，把根本不相干的事安在刘少奇同志头上，给他栽上“投敌叛变”、“大叛卖”的罪名。
  原来，满洲党、团省委确曾遭到大破坏。但这发生在第二年，即一九三〇年四月，与刘少奇同志毫不相干。党的历史档案和敌伪党档案、敌伪报纸《盛京时报》，对满洲省委这次遭到破坏一事，都有明确记载。
  刘少奇同志当年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险恶的东北，领导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〇年三月由党中央调回上海，随即被派往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在短时间内对东北党的工作所作出的贡献，同他在长期斗争中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其他贡献一样，都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