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内容
作者馬子华同志在三十五年前到了思茅、西双版納一帶。他把这一段耳聞目睹的經历以散文形式在当时的《正义报》副刊連載，后来又合刊出版了《滇南散記》。《散記》真实地記录了当时在三座大山統抬、压迫下的云南边疆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果我們看看欣欣向荣的今日边城思茅，再看看《滇南散記》中《蕪城賦》里那座十室九空的荒城，該是多么鮮明的对照！現将《蕪城賦》和馬子华同志新近为本报写的《撫今思昔話边城》一文同时发表，以饗讀者。我們期待着作者重游滇南和續写滇南散記的願望早日实現。
距今三十五年以前，我利用了一个“合法”而得到保障的机会，进入了西双版纳及其周围的地区。这时，这一带地区是罪恶的渊薮，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杀人的屠场，是荒芜的边疆。它给我留下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象，也丰富了我的知识，进一步改造了我的世界观。
那时，思茅这个荒凉的边城，我居住了将近五天的时间。
这年年底，回到昆明。我遏止不住自己的激情，就把此次旅行所得，写成散文和短篇故事的形式，遂日在《正义报》附刊予以发表。到了末了，《云南丛书》社要求我给他们印行单行本，我接受了这个要求，命名《滇南散记》。发行以后，顿时轰动了云南文艺界，更重要的是，轰动了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蒋管区和云南封建统治之下，这本小书稍稍能说几句良心话，一定程度反映了边疆现实。同时，可怜的边疆人民，从来去到边地的人都是吸血鬼，只有仇视和咒骂他们的，只有剥削和敲诈他们的，只有上报“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我竟然敢于写出 《滇南散记》这本书，反应了实际情况，说了几句良心话，这本书就得到边民的称许，就在云南享有一点荣誉。
其实我是衷心有愧的。这本书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而题材的取舍，必然是避重就轻，文辞的写作，必然是力图隐晦。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勾当，边民水深火热的生活，都不能表现于万一。今日思之，十分内疚，我应该谴责自己的软弱无骨了。
正为上述原因，自从解放以后，我就把《滇南散记》连同我出版了的文艺作品十余种,全部视若敞履，弃置不顾，全部否定。我自己也不重视或保存。三十多年来，累经家宅迁徙，社会剧变，这些不成话的东西，也就绝迹人间了。
自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了十八年。近年回到云南,经常见到一些同志，或是接到将近百多封来信，都向我索阅《滇南散记》。我真难以应命，但却使我十分感动，几番下泪。这充分说明一个文艺领域中的真理；只要你能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而写作，说人民的心里话，则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和你的作品的。
后来我进行广为征求的工作，居然有一天，接到云县署名马光志同志的来信。他说他从死了的父亲的遗书中，发现了一本《滇南散记》,愿意赠送给我。我回信甚为感谢，十分欣喜。
我在一九五七年，曾和中央视察团来到迤南全区。从个旧进入边区，先到了思茅，那时解放不久，但思茅已经没有一点旧社会的影子，宽敞大街，两廊是高大的建筑物，穿着各民族服装的老少，笑迷迷的街上走着。我忽然想起当年，凡遇到“官”一般气派的人来到这地区时，街上的人就觉得奇怪，就不禁颤栗耽心，又不知是那一位大人来“刮地皮”、“发横财”来了，简直看作一条老虎。可是今天，那么多的人过路，竟然没有人躲开或侧目而视，这不是边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么?单说，从前我来到思茅，简直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岂不听人说：“要走思茅坝，先把婆娘嫁！ ”烟瘴所至，十室九空。
可是那次听一位卫生局长的报告：解后三年，发病率减低到千分之五；环境卫生得到彻底执行，思茅城郊，已经肃清了荒野蔓草了。
这一次我们又到了允景洪,那变化更加显著了，我简直记不清楚从前的样子，去年九月以前，红河自治州文联的同志，来昆明找到我，希望我去看看他们州属的五个县以后，再进入西双版纳去看看，回来后为他们写一本《续滇南散记》。我本来答应了，后来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加之我在云南大学任教，开学在即，所以此行未果。但是，我总要有一天要达到写《续滇南散记》的愿望的。
距今三十五年以前，我利用了一个“合法”而得到保障的机会，进入了西双版纳及其周围的地区。这时，这一带地区是罪恶的渊薮，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杀人的屠场，是荒芜的边疆。它给我留下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象，也丰富了我的知识，进一步改造了我的世界观。
那时，思茅这个荒凉的边城，我居住了将近五天的时间。
这年年底，回到昆明。我遏止不住自己的激情，就把此次旅行所得，写成散文和短篇故事的形式，遂日在《正义报》附刊予以发表。到了末了，《云南丛书》社要求我给他们印行单行本，我接受了这个要求，命名《滇南散记》。发行以后，顿时轰动了云南文艺界，更重要的是，轰动了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蒋管区和云南封建统治之下，这本小书稍稍能说几句良心话，一定程度反映了边疆现实。同时，可怜的边疆人民，从来去到边地的人都是吸血鬼，只有仇视和咒骂他们的，只有剥削和敲诈他们的，只有上报“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我竟然敢于写出 《滇南散记》这本书，反应了实际情况，说了几句良心话，这本书就得到边民的称许，就在云南享有一点荣誉。
其实我是衷心有愧的。这本书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而题材的取舍，必然是避重就轻，文辞的写作，必然是力图隐晦。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勾当，边民水深火热的生活，都不能表现于万一。今日思之，十分内疚，我应该谴责自己的软弱无骨了。
正为上述原因，自从解放以后，我就把《滇南散记》连同我出版了的文艺作品十余种,全部视若敞履，弃置不顾，全部否定。我自己也不重视或保存。三十多年来，累经家宅迁徙，社会剧变，这些不成话的东西，也就绝迹人间了。
自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了十八年。近年回到云南,经常见到一些同志，或是接到将近百多封来信，都向我索阅《滇南散记》。我真难以应命，但却使我十分感动，几番下泪。这充分说明一个文艺领域中的真理；只要你能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而写作，说人民的心里话，则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和你的作品的。
后来我进行广为征求的工作，居然有一天，接到云县署名马光志同志的来信。他说他从死了的父亲的遗书中，发现了一本《滇南散记》,愿意赠送给我。我回信甚为感谢，十分欣喜。
我在一九五七年，曾和中央视察团来到迤南全区。从个旧进入边区，先到了思茅，那时解放不久，但思茅已经没有一点旧社会的影子，宽敞大街，两廊是高大的建筑物，穿着各民族服装的老少，笑迷迷的街上走着。我忽然想起当年，凡遇到“官”一般气派的人来到这地区时，街上的人就觉得奇怪，就不禁颤栗耽心，又不知是那一位大人来“刮地皮”、“发横财”来了，简直看作一条老虎。可是今天，那么多的人过路，竟然没有人躲开或侧目而视，这不是边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么?单说，从前我来到思茅，简直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岂不听人说：“要走思茅坝，先把婆娘嫁！ ”烟瘴所至，十室九空。
可是那次听一位卫生局长的报告：解后三年，发病率减低到千分之五；环境卫生得到彻底执行，思茅城郊，已经肃清了荒野蔓草了。
这一次我们又到了允景洪,那变化更加显著了，我简直记不清楚从前的样子，去年九月以前，红河自治州文联的同志，来昆明找到我，希望我去看看他们州属的五个县以后，再进入西双版纳去看看，回来后为他们写一本《续滇南散记》。我本来答应了，后来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加之我在云南大学任教，开学在即，所以此行未果。但是，我总要有一天要达到写《续滇南散记》的愿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