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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充分反映了边疆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在伟大的战略转移中，运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总结建以来我区农业生产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正确认识边疆建设的客观规律，加速发展边疆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结二十九年来农业生产“三上两下”的经验教训，解决好民族问题我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全区有哈尼、彝、拉祜、傣、佤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许多民族跨境而居。解放前，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民族之间隔阂较深，生产、生活方式比较落后。针对这些特点，解放初期，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慎重稳进"和“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争取团结民族上层，开展对敌斗争，先后建立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接着，又在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在“直接过渡”地区开展反封适特权剥削的斗争。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的发展。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连续八年增产，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八，每年平均增产一点零七成。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张春桥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刮“五风”。在这股极左思潮影响下,当时边疆地区大反所谓“三论”（即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在互助组、合作社都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大办人民公社，严重破坏了边疆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年全区粮食就减产五千多万斤。后来连续四年减产，到一九六一年，粮食总产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一九六二年以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了“五风”，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情况的经济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比一九六一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七，每人占有粮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付、渔都得到全面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邦”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云南大搞“划线站队”，疯狂推行“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他们批判所谓的“边疆特殊论”和“民族落后论”，否认边疆特点，取消民族政策，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十一年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增加了七千万斤,而人口却增长四十万，使原来每年调出几千万斤粮食的思茅地区，变成了不调进粮食就过不了日子。
粉砕“四人邦”以来，由于贯彻了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方针，拨乱反正，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民族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边防对敌斗争政策，边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一九七八年实现了季季增产，全面增产，粮食总产量突破了十一年的徘徊，比一九七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超过历史最高年百分之十三点九，每人平均增产粮食一百一十二斤，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也有较大发展。
回顾二十九年来我区农业生产“三上两下”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边疆工作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初期，我区少数民族还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随着边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以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已经大大增多，都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但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仍不平衡，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仍有很大差异。这些特点和差异，必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这就告诉我们，在坚持走社会主义辺路这个总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照顾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情况，从实际情况岀发,釆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各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充分发挥各民族的聪明和才智，加速发展边疆农业生产。我区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也充分说明，当着我们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时候，边疆就安定团结，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就高，农业生产就迅猛发展；当着我们否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照顾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不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的时候，边疆就不稳定，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就遭到压抑，农业生产就仃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
处理好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建国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处理好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要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解放以后，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干部，并有一批优秀的骨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与各族人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他们最能反映各族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最了解本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最能把客观经济规律运用于本地区。
他们曾为边疆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边疆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力量。二十九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边疆民族地区胜利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农业生产比解放前有了很大发展，关键就是培养和依靠了大批本地民族干部，作为我们联系边疆各族人民的桥梁。而林彪、“四人邦”一伙极端仇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残酷迫害打击扎根边疆多年、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外来干部的同时，狂批乱斗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粉砕“四人邦”后，给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公开平反，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感到高兴，出现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齐心大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实践充分说明，在边疆民族地区,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保持民族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才能保持边疆局势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我们要继续清算林彪、“四人邦”的罪行，对遭受林彪、“四人邦”迫害的民族干部，要抓紧做好平反、昭雪工作，充分发挥员有民族干部的作用。
还要大力培养和提拔大批新的民族干部，抓紧培训本地少数民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二、必須认真执行党在边疆的农村經济政策。
二十九年我区农业生产“两下”的一个教训，是在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响下，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顾生产力的水平和经济条件，不考虑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不听取各族干部群众的意见，只凭少数领导人的主观想象办事，天天搞“阶级斗争”，一股劲地反“右倾”，不仃顿地搞政治运动，经常撇开生产力的发展去搞什么生产关系的 “革命”，随意改变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刚刚办起了少数互助组、合作社，就要搞“人民公社化”，强迫搬家并寨，搞穷富拉平；“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実，就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在还存在两种公有制的情况下，就取消社会主义的商品性生产；在集体经济还不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就没收自留地，取消家庭付业，关闭集市贸易。再加上在粮食征购上搞“政策服从任务”，反“瞒产”，高征购，购过头粮等错误做法，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极大地破坏了民族团结，破坏了边疆稳定，破坏了生产力。执行极左的政策，必然走向它的反面。一哄而起，必然一哄而散，使生产关系倒退下来，有的地方以至于散社单干。资本主义也就趁虚而入，边疆的社会主义阵地受到严重削弱，搞得有的群众连吃饭也成了问题。而在我们纠正这些错误，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采取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后，被动局面就迅速扭转。例如，一九六二年,我们实事求是地调整了一些规模过大、群众有意见的生产队，仃办了公共食堂，恢复了评工记分，纠正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的方针，鼓励社队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对某些农付产品实行奖售政策；纠正了“割私有制尾巴”的错误，允许社员种自留地，鼓励社员积极开展家庭付业，开放集市贸易。实行这些政策，干部高兴，群众满意，革命热情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区连续四年增产，粮食每年平均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九，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发已得更快。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邦"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推行"政治并队，政治工分，政治分配”，他们把合理的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来批，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址"来铲，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辺路”来堵，把社员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付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把党在边疆农村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统统冲掉了，使生产力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粉碎“四人邦”后，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规定，逐步落实了党的现行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逐步克服了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加强了经营管理，并在边沿一线公社贯彻落实了省委关于口粮标准规定，干部群众被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去年，在粮食获得较大增产的同时，林、牧、渔也有很大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边疆，没有农村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也就没有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就没有边疆局势的稳定，就没冇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在边疆民族地区，应当采取比内地更宽一些的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都应积极试行和推广，并保持相对稳定。
三、必須因地制宜指导生产。解放以后，我区农业生产之所以两次大幅度下降，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生产上搞"一刀切”、瞎指挥，不听取群众意见，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指导生产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同志作为反对“新事物”来批，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抵制瞎指挥的干部群众作为"反对党的领导”来整。这就压制了正确意见，违背了自然规律，办了许多蠢事。突出的是：在发展粮食生产方针上，没有坚持“高产多收与多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在计划安排上，种植面积和作物品种卡得过死，不尊重社队自主权；在推广增产措施上，没有经过试验、示范,就强迫群众接受，大面积推广。一九五八年错误提出“高产作物上台，低产作物下台”的口号，造成全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三十三万二千多亩，粮食总产下降五千四百万斤。文化大革命中又错误地提出“压缩面积上纲要”的口号，致使一九七一年全区粮食面积减少二十九万七千多亩，粮食产量下降六千九百多万斤。
这些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要加速发展边疆农业生产,必须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在粮食生产上根据我区田少地多，旱地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作物品种较多，单产不高等情况,必须处理好水稻与旱粮、高产作物与低产作物、高产多收与多种多收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抓好水稻，又不能忽视旱粮；既要抓好高产作物，又不能忽视低产作物；既要抓好高产多收，又不能忽视多种多收；既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提高复种指数,实行科学种田，把提高单产作为主攻方面，同时在生产条件还没有基本改变、科学种田水平还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又不能盲目压缩种植面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总产量。只要能够达到增产的目的和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计划，至于什么地方种植什么作物和品种,应当由社队因地制宜，合理安排，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只准种什么，不准种什么。对于增产措施和外地先进经验，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经过试验、示范，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夺取一切工作胜利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边疆民族工作不可违背的基本尻则。只有正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保持边疆的安定团结，才能按客观经济规律高速度地发展边疆的农业生产，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粉碎“四人邦”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不断肃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和形响，拨乱反正，逐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是差距仍然很大，我们一定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边疆民族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加速边疆农业生产的发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一任务而努力奋斗。
（原载三月三日《云南日报》）
总结二十九年来农业生产“三上两下”的经验教训，解决好民族问题我区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全区有哈尼、彝、拉祜、傣、佤等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许多民族跨境而居。解放前，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民族之间隔阂较深，生产、生活方式比较落后。针对这些特点，解放初期，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慎重稳进"和“团结、生产、进步”的方针，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争取团结民族上层，开展对敌斗争，先后建立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接着，又在傣族、拉祜族、彝族等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了土地改革，在“直接过渡”地区开展反封适特权剥削的斗争。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的发展。从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连续八年增产，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点八，每年平均增产一点零七成。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张春桥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刮“五风”。在这股极左思潮影响下,当时边疆地区大反所谓“三论”（即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在互助组、合作社都没有巩固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大办人民公社，严重破坏了边疆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年全区粮食就减产五千多万斤。后来连续四年减产，到一九六一年，粮食总产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一九六二年以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了“五风”，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情况的经济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比一九六一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七，每人占有粮食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付、渔都得到全面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邦”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云南大搞“划线站队”，疯狂推行“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他们批判所谓的“边疆特殊论”和“民族落后论”，否认边疆特点，取消民族政策，造成民族关系紧张，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十一年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增加了七千万斤,而人口却增长四十万，使原来每年调出几千万斤粮食的思茅地区，变成了不调进粮食就过不了日子。
粉砕“四人邦”以来，由于贯彻了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方针，拨乱反正，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民族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边防对敌斗争政策，边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一九七八年实现了季季增产，全面增产，粮食总产量突破了十一年的徘徊，比一九七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超过历史最高年百分之十三点九，每人平均增产粮食一百一十二斤，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也有较大发展。
回顾二十九年来我区农业生产“三上两下”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边疆工作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民族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初期，我区少数民族还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随着边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以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已经大大增多，都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但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仍不平衡，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仍有很大差异。这些特点和差异，必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 这就告诉我们，在坚持走社会主义辺路这个总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照顾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情况，从实际情况岀发,釆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各民族团结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充分发挥各民族的聪明和才智，加速发展边疆农业生产。我区解放以后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也充分说明，当着我们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时候，边疆就安定团结，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就高，农业生产就迅猛发展；当着我们否认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照顾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不从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出发的时候，边疆就不稳定，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就遭到压抑，农业生产就仃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
处理好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建国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处理好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实际出发，加速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要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必须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解放以后，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干部，并有一批优秀的骨干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与各族人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他们最能反映各族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最了解本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际，最能把客观经济规律运用于本地区。
他们曾为边疆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边疆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力量。二十九年的实践证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边疆民族地区胜利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农业生产比解放前有了很大发展，关键就是培养和依靠了大批本地民族干部，作为我们联系边疆各族人民的桥梁。而林彪、“四人邦”一伙极端仇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残酷迫害打击扎根边疆多年、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亲密关系的外来干部的同时，狂批乱斗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粉砕“四人邦”后，给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公开平反，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感到高兴，出现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齐心大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实践充分说明，在边疆民族地区,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保持民族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才能保持边疆局势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我们要继续清算林彪、“四人邦”的罪行，对遭受林彪、“四人邦”迫害的民族干部，要抓紧做好平反、昭雪工作，充分发挥员有民族干部的作用。
还要大力培养和提拔大批新的民族干部，抓紧培训本地少数民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二、必須认真执行党在边疆的农村經济政策。
二十九年我区农业生产“两下”的一个教训，是在林彪、"四人邦”"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响下，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顾生产力的水平和经济条件，不考虑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不听取各族干部群众的意见，只凭少数领导人的主观想象办事，天天搞“阶级斗争”，一股劲地反“右倾”，不仃顿地搞政治运动，经常撇开生产力的发展去搞什么生产关系的 “革命”，随意改变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刚刚办起了少数互助组、合作社，就要搞“人民公社化”，强迫搬家并寨，搞穷富拉平；“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実，就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在还存在两种公有制的情况下，就取消社会主义的商品性生产；在集体经济还不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就没收自留地，取消家庭付业，关闭集市贸易。再加上在粮食征购上搞“政策服从任务”，反“瞒产”，高征购，购过头粮等错误做法，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极大地破坏了民族团结，破坏了边疆稳定，破坏了生产力。执行极左的政策，必然走向它的反面。一哄而起，必然一哄而散，使生产关系倒退下来，有的地方以至于散社单干。资本主义也就趁虚而入，边疆的社会主义阵地受到严重削弱，搞得有的群众连吃饭也成了问题。而在我们纠正这些错误，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采取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后，被动局面就迅速扭转。例如，一九六二年,我们实事求是地调整了一些规模过大、群众有意见的生产队，仃办了公共食堂，恢复了评工记分，纠正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的方针，鼓励社队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对某些农付产品实行奖售政策；纠正了“割私有制尾巴”的错误，允许社员种自留地，鼓励社员积极开展家庭付业，开放集市贸易。实行这些政策，干部高兴，群众满意，革命热情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区连续四年增产，粮食每年平均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九，经济作物和畜牧业发已得更快。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邦"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推行"政治并队，政治工分，政治分配”，他们把合理的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来批，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址"来铲，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辺路”来堵，把社员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付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把党在边疆农村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统统冲掉了，使生产力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粉碎“四人邦”后，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规定，逐步落实了党的现行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逐步克服了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加强了经营管理，并在边沿一线公社贯彻落实了省委关于口粮标准规定，干部群众被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去年，在粮食获得较大增产的同时，林、牧、渔也有很大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边疆，没有农村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也就没有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就没有边疆局势的稳定，就没冇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在边疆民族地区，应当采取比内地更宽一些的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都应积极试行和推广，并保持相对稳定。
三、必須因地制宜指导生产。解放以后，我区农业生产之所以两次大幅度下降，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生产上搞"一刀切”、瞎指挥，不听取群众意见，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指导生产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同志作为反对“新事物”来批，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抵制瞎指挥的干部群众作为"反对党的领导”来整。这就压制了正确意见，违背了自然规律，办了许多蠢事。突出的是：在发展粮食生产方针上，没有坚持“高产多收与多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在计划安排上，种植面积和作物品种卡得过死，不尊重社队自主权；在推广增产措施上，没有经过试验、示范,就强迫群众接受，大面积推广。一九五八年错误提出“高产作物上台，低产作物下台”的口号，造成全区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三十三万二千多亩，粮食总产下降五千四百万斤。文化大革命中又错误地提出“压缩面积上纲要”的口号，致使一九七一年全区粮食面积减少二十九万七千多亩，粮食产量下降六千九百多万斤。
这些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要加速发展边疆农业生产,必须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在粮食生产上根据我区田少地多，旱地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作物品种较多，单产不高等情况,必须处理好水稻与旱粮、高产作物与低产作物、高产多收与多种多收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要抓好水稻，又不能忽视旱粮；既要抓好高产作物，又不能忽视低产作物；既要抓好高产多收，又不能忽视多种多收；既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提高复种指数,实行科学种田，把提高单产作为主攻方面，同时在生产条件还没有基本改变、科学种田水平还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又不能盲目压缩种植面积。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总产量。只要能够达到增产的目的和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计划，至于什么地方种植什么作物和品种,应当由社队因地制宜，合理安排，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只准种什么，不准种什么。对于增产措施和外地先进经验，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同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经过试验、示范，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夺取一切工作胜利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边疆民族工作不可违背的基本尻则。只有正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保持边疆的安定团结，才能按客观经济规律高速度地发展边疆的农业生产，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粉碎“四人邦”以来，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我们正在不断肃清林彪、“四人邦”的流毒和形响，拨乱反正，逐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是差距仍然很大，我们一定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边疆民族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加速边疆农业生产的发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一任务而努力奋斗。
（原载三月三日《云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