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党委召开广播大会，为林彪、“四人邦”在思茅地区的追随者制造的所谓墨江、江城、澜沧、普洱“反革命大屠杀”、“八十三个杀人名单”、“裴多菲式俱乐等政治假案平反，还宣布了为在“捅马蜂窝”严重政治事件中，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受审查、受迫害的各级革委会成员、“三支两军”人员、干部、群众平反，为原地委付书记申玉卿、原军分区政委熊明发等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党委负责同志张文英、张登祥、卫三常、陈登举、高黎明、周德纯以及地委在家的常委出席了大会。全区地、县、公社机关干部、职工和边防团、人武部指战员共五万多人参加了平反大会平 。
  反大会主会场设在思茅红旗广场。大会由地委常委杨宏勋同志主持。地委付书记张登祥同志宣布平反结论和决定。地委书记张文英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我区是深受林彪、“四人邦”之害的“重灾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邦”竭力扇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攻武卫”等反动口号，制造武斗。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九年初，林彪、“四人邦”在思茅的追随者为篡党夺权的需要，采取造谣诬蔑和栽赃陷害等卑鄙手法，大搞“划线站队”，“捕马蜂窝”，制造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其中流毒广、形响大的政治冤案假案有：所谓“墨江六•二八反革命事件”、“江城七一反革命事件”、“滥治七•二六反革命事件”、“普洱八・一、九•五反革命事件”、“思茅八十三个杀人黑名单”等。当时林彪、“四人邦”在我区的跟随者及其邦派势力蓄忌制造的这些政治假案，残酷打击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并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又连续不断地横加迫害，使许多干部、群众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林彪、“四人邦”在我区的追随者及其邦派势力对全区军民欠下了累累血债，犯下了滔天罪行。
  张登祥同志代表地委和军分区党委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墨江等四个县的所谓“农民进城”的“反革命大屠杀事件”和思茅城镇“八十三个杀人黑名单”、“裴多菲式俱乐部”等政治假案是林彪“四人邦”在我省的代理人和思茅的追随者及其邦派势力制造的。张登祥同志在宣布的决定中，澄清了上述政治假案的真相。四个县的所谓“反革命事件”，时间地点虽然不同，他们捏造的内容和采取的手法却大同小异，都是借一些县城少数人发生的违反法制行为和农村藩队、评审四类分子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凑合捏造为“反革命大屠杀事件”，并列为所谓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组成部分。林彪、“四人邦”在思茅及其这四个县的追随者在其泡制的材料中，将墨江所谓的“六•二八”事件,诬称为“早巳待命进城的武装民兵两千多人，拿着名单对号抓人”，将江城“七·一一”七、八个农民围观县城的一次批斗大会，诬称为“挑动农民进城，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将普洱 “八.一”“九•五”少数人违反法制的行为诬为“农民进城的反革命屠杀事件”；将澜沧“七•二六”一些基层干职工和社员群众制止少数人大搞打砸抢和要求“复课闹革命”中少数人的一些违反法制行为，诬称为“走资派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之后，挑动农民镇压革命派”等等，纯属捏造，予以公开彻底平反。所谓思茅“裴多菲式俱乐部"，“搞反革命夺权”，根本没有这个组织，纯属政治陷害。所谓“八十二个杀人名单”和“工九团进城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事实是，工九团部分人员为了办理退役手续而到思茅军管会反映退役等情况，与"杀人”名单毫无关系；思茅城郊南屏公社民兵从未动员和准备进城“杀人”，而且根本没有这张“名单”，纯属迫害干部的政治假案。地委在平反决定中指出，上述政治冤案假案完全是林彪、"四人邦”在我区的追随者及其邦派势力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打击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而制造的，应予以公开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并要求各级党委按照省委有关文件规定落实政策，做好善后工作。
  这些冤案假案在我区危害大，影响深，后果极为严重。仅墨江、江城、澜沧、普洱四县所谓“反革命大屠杀"政治假案，被立案审查三千多人，被关押的四百四十三人，迫害致死一百七十六人，被打伤致残九百四十人，一千多人被踢出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受株连的地方、军队干部群众五万八千多人，使他们在政治上受打击，肉体上受摧残，精神上受折磨，工作上受排挤，严重挫伤了这些同志的革命积极性。对于林彪、“四人邦”的这些滔天罪行，我区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忿慨，多年来强烈要求澄清和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可是，林彪、“四人邦”在思茅的追随者及其邦派势力却百般阻挠，疯狂干扰破坏，使党的政策长期得不到彻底贯彻落实。粉碎“四人邦”以后，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各县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对林彪、“四人邦”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进行了深入调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使正义得到伸张，沉冤得到昭雪。
  在平反大会上，墨江县委常委汪大学、思茅军分区付参谋长石秀华、普洱县思茅镇党委付书记马文亮等同志作了批判发言；地区计委付主任平富昌、墨江林业局付局长王希圣、地区卫生局付局长王凤林、普洱县委书记杨逢春和江城县委书记李丰作了书面发言。他们表示坚决拥护地委、军分区党委的平反结论，坚决贯彻执行。他们联系实际，深揭狠批林彪、“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忿怒揭发批判林彪、“四人邦”在我区的追随者执行“划线站队”，制造冤案假案，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的滔天罪行。
  大会发言后，地委书记张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地委、军分区党委公开为林彪“四人邦”在思茅的追随者及其邦派势力在我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八十三个杀人名单”等政治假案平反，充分反映了全区各族人民和驻军指战员多年来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充分体现了华主席、党中央对全区各族军民的亲切关怀。这个大会是声讨和批判林彪、“四人邦”反革命罪行的大会，是把揭批林彪、“四人邦”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动员大会，也是全区军民团结战斗，抓纲治国，大干快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誓师大会。
  张文英同志说，两年来，我区广大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以揭批“四人邦”为纲，在斗争中落实党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全区较大的冤、假、错案三百零二起，百分之九十五点七已得到平反，林彪、“四人邦”强加在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经统统推倒，多年沉冤得到昭雪。
  张文英同志指出，当前全区形势大好。参与“四人邦”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已土崩瓦解，各条战线出现了喜人的局面。长期遭受林彪、“四人邦”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今年获得了大增产。
  全区粮食总产可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十月底为止，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七,有二十九个企业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全年计划；财政收入已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商业销售、外贸收购、交通运轨都比去年同期有很大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我区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团结战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要夺取揭批“四人邦”斗争的全胜，还要作巨大的努力。找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乘胜前进，继续发展我区的大好形势。
  张文英同志在讲话中说，“划线站队”、“政治边防”是林彪路线在我区影响最深、流毒最广、危害最大的问题。林彪、“四人邦”全盘否定我区建国后十七年的边疆建设的巨大成绩。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思茅地委和各级党委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和政治帽子应统统推倒。所以在揭批“四人邦”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紧密联系揭批林彪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彻底为林彪、“四人邦”迫害的广大群众的沉冤昭雪，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干部队伍团结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在落实党的政策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抓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凡是搞错了的案件，做错了的结论，不论是谁定的，谁说的，都要勇于否定。全部错了全部纠正，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当然，处理正确的要坚持。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矛头指向干部和群众，要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四人邦”和朱黄刘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对一小撮反攻倒算、行凶杀人的地富反坏分子；对那些搞夹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对那些靠“划线站队”起家，以后又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作恶多端的邦派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和批判他们的罪行，按照党的政策和法律程序严肃处理。对于在“划线站队”中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要坚持“惩前弊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思想教育，总结经验教训，一般地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也不要揪住不放，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改了就好。大家要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邦”身上，团结向前看，顾大局，共同对敌。
  张文英同志号召全区各族军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党中央、华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做出新贡献。
  （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