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在揭批"四人邦”的第三战役中，联系批判林彪伙同“四人邦"推行“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是揭批“四人邦”联系批判林彪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林彪伙同“四人邦”在我省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同时，以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出现，抛出了一个所谓“我们的边防是搞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而且要“边防的一切工作必须纳入政治边防建设的轨辺”等等。这个反动方针一出笼，立即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反对。但是林彪、“四人邦”及其在我省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利用他们窃取的部分权力，大造舆论，从内地组织了庞大的工作队进驻边疆村寨，“下大力"强制推行，严重地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他们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诬蔑边疆民族工作是“黑线专政”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边疆工作如何估计，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林彪、“四人邦”为了推行“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首先是从拋出边疆工作“黑线专政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边疆民族工作开始的。
  建国后十七年的边疆工作中，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解放后，我们思茅地区的边疆工作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慎重稳进”方针和省委关于“团结、生产、进步”的指示，开展了民族工作，依靠和发动群众，团结、教育、改造民族上层人物，取得了清匪反霸的胜利，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从一九五三年起，边疆四个县先后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平等团结，当家做主的权利。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民族跨越了一个和几个社会历史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驻守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了 “三队”作用，加强了军民联防，在保卫和建设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可是，林彪、“四人邦”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不顾客观事实，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挥午“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大肆攻击党的民族政策是“右倾”、“投降”，胡说“边防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边防部队历来都没有打过一次好仗”，进而给边疆工作扣上“和平边疆”、“礼巩边防”、“修正主义边防”三顶大幌子，为推行其“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乱边疆，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
  借口批判“边疆特殊"、“民族落后”，否定民族特点，破坏民族政策
  马列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的消亡，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才是民族的消亡。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同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同内地又有一定的差别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发各族人民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各民族间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而各民族间的差别性逐步缩小。但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由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两条辺路斗争的存在和各种历史原因，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性还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把民族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对待民族问题，又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注意各民族的特点。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买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民族政策，诸如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遵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诚心诚意地积极邦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都是马列毛义泽东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它既坚持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又充分注意各民族的特点，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各族人民加强革命团结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林彪、“四人邦”却借口批判“边疆特殊”、“民族落后”，否认民族特点，破坏党的民族政策。胡说“民族问题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甚至明目张胆地攻击“民族政策早巳过时”，“再提民族特点就要犯错误”等，竭力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民族问题，他们取消党的民族工作，砍掉民族工作队。
  党和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必要扶持及其规定的具体政策措施也被取消，民族补助经费被挪去搞“政治边防”的开支。他们还恶毒攻击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国”、是“人为地制造分裂”，是“地方民族主义”；辱骂少数民族干部“水平低”、“落后”、"保守”、“不革命”，大搞“三罢”、“四斗”、“搬石头”，进行排斥打击。仅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就有二百一十五个少数民族基层干部被迫回家。而那些靠“划线站队”，靠打、砸、抢起家的人物，却被安插到各级领导班子，搞乱了边疆各级党组织。他们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统统诬蔑为“四旧”、“陋习”、“迷信”，强令改革；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被取消；少数民族歌午被禁止演唱；民族特需商品被砍掉，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也要强迫改革；而一些少数民族忌讳的东西却要强制推行，如要回族养猪，要拉祜族吃狗肉等，严重地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林彪、“四人邦”的倒行逆施，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汉族主义的继续，是苏修新沙皇实行民族压迫，强制同化的反动政策的翻版，充分表明了林彪、“四人邦”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苏修的别动队，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是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打着“清队”的幌子，搅乱阶阶阵线，破坏边疆的稳定
  边疆民族地区情况特殊，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加之需要积极地、稳妥地解决民主改革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因此，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才能进一步分清阶级阵线，保持边疆稳定，巩固祖国边防。
  林彪、“四人邦”出于搞乱边疆，篡党夺权，卖国投修的需要，打着“清队”的幌子，乱划阶级，乱定成分。他们谎谬地提出划分阶级“既看生活水平，又看政治态度”、“既看解放前三年，又看解放后三年，再看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甚至把合作化以后“房子大、生活好、耕牛农具齐全”也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先批斗，后定阶级或边划边批，没收财产。据西盟、孟连两县统计，劳动人民中被错定为地富的就有七百四十六户，澜沧县十三个公社中有二千二百九十一户农民被没收财产，价值达四十八万七千八百三十六元。他们鼓吹“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并叫吐“不要怕边防跑人，坏人跑了是归队，好人跑了会回来”等，扇动乱批乱斗，制造假案、冤案、错案，搞所谓“拔钉子”，大搞逼、供、伩、捆、绑、吊、打、罚跪、剪头发等，还美其名曰“群众专政”。孟连南雅公社一个贫农出身的公社干部，被诬陷为地霸有血债，而被判刑二十年，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砕后，才平反恢复名誉。澜沧、江城、西盟、孟连四个边疆县被打伤至残的就有二百三十九人，非正常死亡达七百一十八人，而且造成了部分边民外迁。林彪、“四人邦”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边疆的稳定，犯下了滔天罪行。
  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
  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单纯地抓生产，搞建设，不问政治，不抓革命，就不能保证生产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排除生产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障碍，不能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生产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但是，如果只抓革命，空谈政治，不抓生产，不把政治工作贯穿到经济工作中去，政治就失去了统帅的意义，革命就成了空谈，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被削弱，集体经济就会被瓦解。因此，必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边疆建设中也应坚持这一条。
  林彪、“四人邦”推行“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割裂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统一。谁讲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就被他们扣上“折衷主义”的幌子，谁大干社会主义，抓好集体生产，就被他们诬蔑为“唯生产力论”，横加指责。他们把那套“天天读”、“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政治工分”等形式主义的东西，作为“政治边防”的主要内容强加给广大干部群众。他们鼓吹的这一套，实质上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既破坏革命，又破坏生产。
  林彪、“四人邦”唯心论形而上学猖獗，还表现在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提出什么“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形“左”实右的口号，破坏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在“政治边防”中，他们大搞迁寨并队，任意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和规模，搞一平二调；随便没收社员房前屋后的另星果木、竹棚、鱼塘、自留地，搞所谓“割厶有制尾巴”，生产上搞强迫命令，瞎指挥，提出”枪毙旱谷、火烧小红米、打倒老苦养”等谎谬口号，强迫群众把已栽下的秧苗犁翻重栽；在劳动计酬上竭力推行所谓“政治工分”，大搞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的政策，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边疆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总之，林彪、“四人邦”推行的“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严重破坏了边疆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政治边防”不是什么边防建设的总方针，而是搞乱边疆的总祸根。在揭批“四人邦”的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部署，揭批“四人邦”联系揭批林彪路线，彻底批判“政治边防"的反动方针，肃清流毒，拨乱反正，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有关民族边疆工作的指示，使边疆民族地区农业、畜牧业、工业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