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内容
金鼓齐鸣，在打仗
金鼓，就是铜制的锣和大鼓。在《周礼•地官•鼓人》中记有：“掌教六鼓四金之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吕氏春秋•慎势》说：“有金鼓，所以一耳。”古时军队作战，实行擂鼓进攻和鸣金收兵的办法，也常用金鼓齐鸣来壮声势助军威。毛主席借用“金鼓齐鸣”这句话，是形容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和以后的“三查三整”运动等，都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进行的。
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
这个党员名叫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解放前，他家三代要饭，三代给地主作长工,他祖父、母亲都是在要饭中病饿而死，两个小妹妹也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他本人要了十二年饭，扛了十多年长工，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
解放后，他积极斗争恶霸地主。后来入了党，分了地，结了婚，当了区级干部。但是，他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了方向，认为自己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革命就到头了。他订了一个个人发家计划，私人开荒和与人合伙搞作坊，并已向人放了高利贷。一九五三年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四年他反对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黄冈县委及时对刘介梅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抓住这个典型，召开了干部扩大会，举办了刘介梅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不但使参观的人受到了阶级教育，也使刘介梅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表示要赶上来，跟党走，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革命战士。
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
这里说的两篇社论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评论指出，《文汇报》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使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但这篇文章对《文汇报》的错误没有讲透，批评的不彻底，同年七月一日又发表了毛主席亲自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不但对《文汇报》的错误作了透彻的批判，而且给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
林则徐
林则徐（一七八五至一八五〇）福建候官（今福州）人。一八三八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曾厉行禁止吸食鸦片。一八三九年被清朝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输入。他到广东后，从英国和美国商船上查出大批鸦片，当众烧毁。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竟为此派兵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林则徐率领中国军队抗击英国侵略军。广州的人民群众也自动组织起“平英团”，奋勇打击侵略者。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在一八四二年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向英国赔款及割让香港给英国，还规定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林则徐也被清朝政府撤了职，并罚去新疆充军。
（以上各条見《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个也没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讲到：“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十二国宣言
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当时参加签署这个《宣言》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乌尼亚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十二个国家的党代表团，所以简称“十二国宣言”。
宣言声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但后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这个宣言。
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法国为了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一直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一九五四年，中、苏、美、英、法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谋求通过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在法国承认越南等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定。其中，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条款中规定，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以南为法兰西联邦部队集结地区，在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为非军事区。会议通过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认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界线，不能把它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协定的达成，结束了法国对越南等国的贡略战争。
（以上各条見《党内团結的辩証方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至一九七〇）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一九二五年，她首次到达广州，报道和支持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热烈赞扬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她两次来到中国，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一九四六年八月,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同她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称颂毛主席的这一论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一九五八年，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下来。此后，她又满怀激情地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一九七〇年三月，她在北京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献了花圈：“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斯特朗的主要著作有《战斗的西班牙》、《斯大林时代》、《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书，编有《中国通讯》，发行世界各地。
（見《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金鼓，就是铜制的锣和大鼓。在《周礼•地官•鼓人》中记有：“掌教六鼓四金之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吕氏春秋•慎势》说：“有金鼓，所以一耳。”古时军队作战，实行擂鼓进攻和鸣金收兵的办法，也常用金鼓齐鸣来壮声势助军威。毛主席借用“金鼓齐鸣”这句话，是形容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和以后的“三查三整”运动等，都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进行的。
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
这个党员名叫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解放前，他家三代要饭，三代给地主作长工,他祖父、母亲都是在要饭中病饿而死，两个小妹妹也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他本人要了十二年饭，扛了十多年长工，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
解放后，他积极斗争恶霸地主。后来入了党，分了地，结了婚，当了区级干部。但是，他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了方向，认为自己翻了身，政治上有了地位，革命就到头了。他订了一个个人发家计划，私人开荒和与人合伙搞作坊，并已向人放了高利贷。一九五三年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四年他反对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黄冈县委及时对刘介梅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抓住这个典型，召开了干部扩大会，举办了刘介梅家庭生活今昔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不但使参观的人受到了阶级教育，也使刘介梅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表示要赶上来，跟党走，做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革命战士。
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
这里说的两篇社论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评论指出，《文汇报》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的文章和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使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但这篇文章对《文汇报》的错误没有讲透，批评的不彻底，同年七月一日又发表了毛主席亲自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不但对《文汇报》的错误作了透彻的批判，而且给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
林则徐
林则徐（一七八五至一八五〇）福建候官（今福州）人。一八三八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曾厉行禁止吸食鸦片。一八三九年被清朝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输入。他到广东后，从英国和美国商船上查出大批鸦片，当众烧毁。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竟为此派兵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林则徐率领中国军队抗击英国侵略军。广州的人民群众也自动组织起“平英团”，奋勇打击侵略者。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却在一八四二年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向英国赔款及割让香港给英国，还规定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林则徐也被清朝政府撤了职，并罚去新疆充军。
（以上各条見《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个也没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讲到：“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十二国宣言
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当时参加签署这个《宣言》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乌尼亚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十二个国家的党代表团，所以简称“十二国宣言”。
宣言声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但后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这个宣言。
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法国为了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一直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一九五四年，中、苏、美、英、法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谋求通过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在法国承认越南等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定。其中，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条款中规定，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为越南人民军集结地区，以南为法兰西联邦部队集结地区，在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不超过五公里的距离划定为非军事区。会议通过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确认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界线，不能把它解释为政治的或领土的边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协定的达成，结束了法国对越南等国的贡略战争。
（以上各条見《党内团結的辩証方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至一九七〇）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一九二五年，她首次到达广州，报道和支持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七年，她深入湖南农村，热烈赞扬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她两次来到中国，热情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一九四六年八月,斯特朗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同她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称颂毛主席的这一论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一九五八年，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下来。此后，她又满怀激情地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积极支持中国人民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一九七〇年三月，她在北京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献了花圈：“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斯特朗的主要著作有《战斗的西班牙》、《斯大林时代》、《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书，编有《中国通讯》，发行世界各地。
（見《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