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于会泳政治思想一贯反动，历史上就是一个投降派。一九四七年，他在危急的时刻，贪生怕死，暗中给蒋匪军写好投降信，藏到自己的包袱里。信中写道：“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全国解放后，于会泳的反动立场并未得到改造，在肃反运动中，他给被审查的对象通风报信；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猖狂向党进攻，在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中，他都因有右倾反动言论，多次受到重点批判。
  就是这么一个反动家伙，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看到张春桥得势了，立刻投靠张春桥。后来，又无耻吹捧江青，他在呈给江靑的“诗词”中，把江青比做“北斗星”、“长明灯”，并且公开无耻地说：“全国只有一个中心，是江青。”由于他的阿谀献媚有术，终于博得主子欢心。
  "四人帮”一手隐瞒他的反动历史，把他这个原是一个普通的音乐教员突击提升为国务院文化组付组长、文化部长、中央委员，成为“四人帮”推行文艺专制主义，破坏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打击革命文艺的文坛恶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