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思茅地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周繼松同志说，地委内那个被称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人，采取隐蔽的两面派手法，内外配合，大搞篡党夺权活动，妄图改组地委，一举夺权，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一，所谓的“斗”。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大讲“要斗”，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头目黄兆琪也大讲“局面是斗出来的”。那个“革命领导干部”也合拍地说：“你们在外边干，我在常委会上还不是斗。”思茅帮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张协丰心领神会，对帮伙说：“他是个好干部，但不宜多出头露面”，“你们要支持他”。这说明那个所谓“革命领导干部”在思茅帮派势力中居于怎样的一个角色了。事实上，他不仅在地委内部“斗”，而且还指挥帮派斗了。就在五月县书会议期间，他和张协丰在一次密谈中，在斗争策略上互相交了底。张说，对宣传部、组织部那二个人的“方针”是“团结起来，共同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支持他们”。这个“革命领导干部”一面赞扬张说的这个“方针”是“对的”，一面又策动说：“解决这个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团结”，“工作做好了，后期矛盾不会大”，“搞不好后期矛盾会突出”。他们的所谓“做好工作”、“团结起来”，就是建立他们的帮派势力；所谓的“大方向”就是执行反革命的政治纲领。
  第二是所谓的“对上不对下”。那个“革命领导干部”曾对帮伙说：“上次他们整我们，这次也就对上不对下。”在去年，到景谷的地委工作队中，有人提出“地委派工作队是阴谋”，参加工作队是“受迫害”，要挟地委撤工作队。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却煽动说：“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我可以帮你们带回去”。在去年五月县书会议上，他对林管局的那个反革命分子说：“注意了没有，县书会议，县委书记不发言，这是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做做工作”。接着，帮伙们确实按他的意图，指定专人，采取各种手法，威逼一些领导同志向“四人帮”一边“转弯”。可见他们的“对上不对下”就是要把矛头对准地委和各级党委，对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
  第三，妄图改组地委，一举夺权。去年七月，朱克家来思茅征求对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十号文件的意见。省委决定地委一、二把手参加，而朱克家私自决定要那位“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并对他说：“你参加会议是我点的”。可见朱克家对他是何等的器重。他也向朱克家告黑状说：“思茅的问题要靠省委来解决，靠现在这个地委是无法解决了”，“地委实际上巳经不起作用”，“问题主要是在地委几个领导身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思茅就没有办法”，他的所谓解决思茅地委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改组地委，要夺地委的领导权。以后他又在昆明与帮伙策划了改组地委的方案，拼凑了黑帮底。班底里的骨干又亲自到省委组织部“推举'他当地委一把手，因为他是当时思茅帮伙们认为的地委六个正副书记中唯一的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事实说明，那个被称为 “革命领导干部”的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积极鼓吹者和推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