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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三年七月，他因为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犯有压制群众、压制民主等错误，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保留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一九五六年七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以“犯有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罪名，解除了拉科西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把他排除出党中央政治局。
  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作战期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竟出动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夭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当即予以击退。于是日本纠集英、美等八国于三月十六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无理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这个事件当时称为“大沽口事件”。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几千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干涉中国内政。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所在地，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时，执政府首脑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一百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这一夭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当时的《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它只有听取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报告及询问、建议之权，它的决议案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和依附于国民党的人，还有少数共产党入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参政会每次开会时，中国共产党都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参政员，利用这个讲坛，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错误路线，批评国民党压抑民众救亡运动和实行法西斯独裁的行为。
  所以，国民党很怕开参政会。
  诚惶诚恐，是形容恐惧不安的样子，这是封建时代奏章中的套话。诚，是实在的意思。见三国时代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 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要夺郑庄公的权，大臣祭（音寨）仲劝郑庄公早些下手搞掉共叔段，以除后患。这时郑庄公对祭仲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意思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迟早必然要自取灭亡，你就等着看他的下场吧。后来共叔段果然被赶跑了。毛主席引用这句话说明反动分子越是胡闹，干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坏事越多，迟早必然要自取灭亡。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九三六年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以后，斯大林就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称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而且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界限正在消除。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在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把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说成是苏联社会的发展动力。就是说，在苏联，在社会主义社会，巳经没有矛盾，而只有“一致”了。直到一九五二年，即他逝世前的一年，斯大林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並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又说：“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柯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以苏联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九一三年，俄国粮食产量是八千零十万吨，十月革命后，一九三O年，粮食产量曾一度上升到八千三百多万吨。到农业集体化处于高潮时期的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每年粮食产量又下降到六千九百万吨左右。在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以后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粮食产量虽略有提高，但是，平均每年粮食产量仍只有七千二百多万吨（以上各条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乘机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窃夺了革命成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他被迫下台后，封建军阀张勋又于一九一七年扶植废帝溥仪复辟，但只有十二天就垮台了。此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封建割据和纷争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先后夺取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实行反动统治。
  牛鬼蛇神指“牛头之鬼，蛇身之神”，本来是古代神话传说中虚构的拟人形象。唐朝诗人杜牧在诗《李贺序》中形容李贺的诗说：“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杜牧是用牛鬼蛇神来形容李贺的诗的离奇变幻的。后来人们用牛鬼蛇神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全面总结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肯定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指出：“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从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算起，到现在还只有九十二年。在这九十二年中，虽然有许多迂回曲折，但是整个运动的进展是十分迅速的。”“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这篇文章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反共反斯大林的逆流，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以上各条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后来提前实行了。根据一九五一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应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西藏地方政府应当团结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鉴于西藏上层人士的思想情况，允许西藏的改革可以放慢，以便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继续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企图分裂祖国，维护其反动的农奴制统治，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纠集叛匪，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向我驻拉萨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驻拉萨人民解放军在藏族广大爱国僧俗人民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随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失败，在西藏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同年在全区实行了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得以从极端落后、反动、残酷、野蛮的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以后，西藏又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语见《老子道德经》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福祸是互为原因的，灾祸会引出幸福，幸福会引出灾祸。这两句话是包含着辩证法因素的。毛主席借用这句话来说明，矛盾着的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联合国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当时派出了一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同志参加的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会议，董必武同志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当时参加签字的共五十一个国家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是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但是美帝国主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到处伸手，极力扶植各国的反动派，控制和霸占了很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这样，美帝国主义不仅恣意践踏和破坏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在联合国中以威胁利诱手段，控制多数国家，操纵投票机器来强行通过其反动提案，使其侵略行为合法化，这就使得许多国际重大原则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使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遭受欺侮和压迫。
  比如关于我国代表权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和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长期遭到了剥夺,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匪帮，则长期窃踞着中国的席位。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随着我国国际威望的日益提高，美国政府敌视、孤立和封锁我国的政策陷于破产。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终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合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充分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这也充分反映了一两个超级大国想要继续操纵和垄断联合国是越来越困难了。 （以上各条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