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曾经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我区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跟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正在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中走向大治。
  思茅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直接插手和他们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捣乱破坏，使革命和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春雷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边疆各族人民心情振奋。从无量山到阿佤山，从南卡江到阿墨江，到处燃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千里边疆变成了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七个月以来，特别是传达贯彻华主席、党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重要指示以来，我区运动发展迅猛，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我区培植的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阵脚已被打乱，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的那几个人阴谋改组地委、篡党夺权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已成了过街老鼠，入人喊打。形势一片大好。
  我区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的少数几个人结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由来已久。在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他们凭借“划线站队”这根精神支柱，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代表”、"文化大革命的功臣”，窃踞了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权。在批林批孔中，他们利用手中的那部分权力，一方面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复辟势力”；另一方面，打着“培养新生力量”的幌子，用党票、官票、钞票收买网罗党羽，发展帮派势力，培植帮派骨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们又与“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黑干将及其在云南的余党挂勾搭线，密切联系，拉帮结伙，抱成一团，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从属于“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对我区各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这个帮派的几个核心人物就秘密集会，派出他们的“军师“到昆明“四人帮”余党那里领取黑旨意，这个"军师”回来后召开了一系列的黑会，经过密谋策划，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一九七六年五月县书会以前，他们通过几个文痞墨客在思茅大街上抛出了一批批反动大标语、大字报，妄图搞乱形势，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党的各级组织，以达到他们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
  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经毛主席、党中央审查批准的一九七五年省委重要文件，把这个文件诬蔑为“修正主义、折中主义的文件”，把贯彻执行这个文件说成是“全盘接受”、"全面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把调离那些在批林批孔中拉山头、搞宗派，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办学习班，攻击为“打击新生力量”、“整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把县委整风说成是“整顿为纲”、“反派性为纲”，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我区出现的大好形势。
  他们颠倒敌我关系，严重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打着学习理论问题的旗号，大肆贩卖什么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黑货，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攻击为“请隐士”、“举逸民”，把我区一些领导班子诬蔑为“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提出“夺权是当务之急”的反动口号，甚至叫嚷“抓走资派要从本单位抓起”，在我区掀起了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的妖风恶浪。
  他们打着为“受迫害”的人“平反”的旗号，诬蔑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拘留混进一些领导班子中的坏人，是“打击新生力量”，“镇压造反派”，是“抓了他们的人”。他们纠集帮派势力，轮番围斗地委和公安机关领导同志，强迫地委释放坏人。这些坏人出来后，大摆宴席，招待帮派同伙，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继续进行犯罪活动，充当这个帮派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他们对抗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把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诬蔑为“三项指示为纲工作队”，把参加工作队说成是“受迫害”，竭力煽动工作队回机关造反，胡说什么“早回来的是造反派，晚回来的是动摇派，不回来的是顽固派，顶住不下去的是正确派”。他们内外勾结，上下配合，硬是把我区蓬勃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打下去。
  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罪恶目的，是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改组思茅地委和一些县及地直部、委、办、局的领导班子。他们的罪恶活动在去年五月县书会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会前，他们秘密集会，分析了地委班子，提出了分裂地委的反革命策略，确定了攻击目标。他们其中的一个核心人物还带着同伙以了解几个干部不到职的情况为幌子，窜到了一些县，搞串连，开黑会，搜集整理黑材料，组织帮派队伍。她在县上说：“XXX真象个还乡团长，是回来杀回马枪的”，煽动同伙起来抓“还乡团”，揪“走资派”。他们采用上下串通，内外夹攻的策略，纠集澜沧县的帮派势力到思茅与地直单位的帮派势力配合，对地委搞突然袭击，要挟地委限五分钟答复召开县书会议。会议开始后，他们为了扩大帮派势力，控制会议领导权，又策划改组了会议工作班子，以“受迫害”被“刮风”为借口，把那些根本不合条件的人拉入会内，有的塞进了工作班子。他们还搞了个帮派成员“开会时坐前边，开大会不开小会，争取发言，控制会议”的方案。后来，他们发觉光是帮派成员发言代表性实在有限，就又提出大会发言时“地直让县上的，新的让老的，男的让女的”，把这个方案加以补充。会议期间，他们又把那个在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重要文件时免职调到昆明学习但还摇控指挥思茅帮派活动的核心人物请回思茅。这个不寻常的人物带着“四人帮”余党的黑旨意，伙同帮兄弟大闹县书会，极力贩卖秦臻的反动文章《云南问题宣言》，诬蔑思茅地委是“还乡团执政”，胡说“靠这些人领导行吗?”公开提出“夺权是当务之急”，並策划强迫地委把会议搬上昆明去开，企图要挟省委改组思茅地委。后遭到省委和参加会议多数同志的抵制，阴谋破产。在会上他们以帮代党，以帮压党，凌驾于地委之上，由他们的军师炮制了一个篡党夺权的黑纲领，明目张胆地提出了“在右倾翻案风中刮出刮进的干部一律无效；提拔的干部是非法的一律无效；处理的干部一律无效；抓起来的和释放的人一律无效”的反动口号。为了把他们这个反党黑纲领塞进会议纪要，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指使那个独霸一方的所谓“司令”煽动停工停产，欺骗和蒙蔽一些人层层包围会议，强制地委召开常委会，用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不准外出等卑鄙手段围斗地委领导同志，用武力强迫地委签发按他们的旨意写成的会议“纪要”，导演了一出在思茅“武力夺权”的反革命丑戏。
  为了建立他们的“帮天下”，这个帮派的几个核心人物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积极拼凑他们的“组阁”班子，妄图趁地委常委上昆开会之机，要挟省委，一举实现他们改组地委的罪恶目的。他们策划要拉上一些人搞会内外结合，把常委会变成县书会的继续，不达目的就不回来。后来，由于省委作出这次会议不开了的决定，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就又炮制了给省委的题为《关于撤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XXX、XXX，XXX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地委常委班子的强烈要求》的黑报告，公开抛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方案。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了改组地直一些部、委、办、局的领导班子。这个帮派千方百计通过一个在清华读书的学生和“四人帮”派来的“记者”直接与“四人帮”的黑干将，黑联络点挂勾搭线，写黑信，告黑状，送黑材料，接上通天线。
  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还继续进行秘密活动，搞地下黑串联，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转移和销毁黑材料，企图稳住阵脚，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甚至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顽抗到底。
  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这个资产阶级帮派，是直接受“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和那个隐居在昆明的核心人物指挥的。他们在思茅苦心经营多年，网罗了一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阶级异已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劳改释放犯、社会渣滓作为帮派的基本骨干队伍。他们给这些人戴上各种红帽子，封为“先进分子”“造反派”"正确路线代表”，对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在本单位入不了的搞“飞过海”入党，不是干部的突击提干，塞进各级领导班子，控制要害部门。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拉山头、搞宗派，而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黑帮，是一支深入到我们党内进行反党活动的别动队。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和骨干有明确的分工，有老板娘，有军师，有司令，有情报联络员，有管舆论的文人，有基地，有地下印刷厂，有联络点。
  揭批“四人帮”的革命烈火，剥开了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内幕，在他们那几个核心人物中，有的原来就是既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又有其它重大问题的“双料”货。那两个号称“林司令”、“宋司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原来一个是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孝子贤孙，一个是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严重右派反动言论的坏家伙。而在那些跳得很凶的分子中，有相当一些人本人和家庭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正因为这个帮派体系的基本队伍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们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特别仇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特别急切，反革命的手法特别阴险、毒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危害特别大。
  今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这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摧毁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取得斗争的全胜，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们一定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清形势，乘胜前进，为夺取全面胜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