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图书馆 内容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究竟是什么人?“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长期以来，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了所有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吹嘘他们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而且有一部“出身清白”、“一贯革命”的光荣历史。现在，真相大白了。六个多月来，党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査。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巳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还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 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加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分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立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
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釆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盖起来。
"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巳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耍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应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皮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像荫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在文花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
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主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消息）
早在三十年代初，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张春桥，在济南上中学时，就充当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使六名革命青年受迫害，其中一名牺牲在狱中。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秋，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 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接着又采取隐瞒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欺骗党组织的手法，钻进了共产党。
地主家庭出身的江青也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她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她加入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她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不久自首叛变，从狗洞里爬了出来。接着她也结识了崔万秋，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崔万秋曾在反动报刊上对她进行肉麻吹捧。江青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积极参加了“购机祝寿”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向蒋介石献媚。一九三七年，她与另一个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隐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这个叛徒出面做了，假证明，钻入党内。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九三四年叛党出狱的，以后就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姚文元小时就深受徐恩曾和他的老婆叛徒费侠的喜爱,、当了徐恩曾这个大特务头子的干儿子。以后始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徐恩曾夫妇逃到台湾。一九四八年上海解放前夕，姚文元隐瞒了他父亲的叛徒、特务身分和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隐瞒了自己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解放后，姚蓬子坚持反动立场，反共反人民，于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姚文元竭立包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利用窃取的权力，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勾结王洪文、张春桥千方百计包庇姚蓬子，使他得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长期以来，姚文元一直同姚蓬子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一九六九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外的全部家产。“四人帮”的党羽所大肆鼓吹的所谓“姚文元道路”，就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参过军，当过工人，但他在部队和工厂时就表现不好，作风不正。他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在上海时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流氓习气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在上海拉了一帮“小兄弟”，搞特务活动，结帮营私。特别是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疯狂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利用窃取的职权，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产，生活腐朽糜烂。
王洪文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正在走的走资派。
这就是号称“左派”、“激进派”的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
“四人帮”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越是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越是要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来，釆取“从内里蛀空”的战术。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掩盖起来。
"四人帮”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在“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口号不过是他们搞反革命的一种策略，一种伪装。几个月来对他们篡党夺权和祸国殃民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巳经把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撕得粉碎，暴露了他们的反革命狰狞嘴脸。现在，揭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过去，对于他们为什么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对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样刻骨仇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不择手段地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全面内战，等等，这一切难以常情加以解释的问题，就更加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反革命营垒中的人物，是以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为任务的。什么“左派”、“激进派”！他们是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派，是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
“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大造舆论，欺世盗名，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主耍成员陈伯达等人，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搅乱阶级阵线，混淆两类矛盾，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以便他们浑水摸鱼，乱中夺权。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他们是窃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扒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四人帮”自称“站在先进分子一边”，“依靠造反派”。他们所谓的“先进分子”和“造反派”是些什么人？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把这些人封为“反潮流”的“先进分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对于这些人，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没有当官的，突击提干。他们绝不是那种一般地拉山头，搞宗派，而是建立了一个反革命黑帮。他们有他们的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的黑手插进了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机关，他们还搞“第二武装”。总之，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他们在八亿人民中只是极其孤立的一小撮，但能量很大，不可低估，其流毒之广，为祸之烈，影响之深，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恶历史的揭发材料，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应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他们既要皮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像荫蔽得十分彻底，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在文花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们秘密转移、大量销毁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
他们还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查抄知情人的家，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逮捕知情人，长期关押、残酷迫害，直到杀人灭口。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大量的人证物证还是找出来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四人帮”那些毁灭罪证的伎俩，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无比正确，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的意义重大深远，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尽管主张江姚“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我们要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全部揭发，把“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批臭，把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查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查清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人和事，绝不能手软，坚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通过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促进生产，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和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纲治国，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消息）
